第一篇：中国居民社会收入分配不均与对策研究报告
中国有关“居民社会收入分配不均与对策”问题的研究报告
研究意义：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甚至已影响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居民收入分配经历了从平均主义到收入差距过大这样一个变化过程,即从平均主义大锅饭到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适当拉大居民的收入差距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但是,如果贫富差距过大,超出了合理区间和居民的承受能力,不但会破坏社会再生产所需的正常比例关系,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影响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而且还会动摇社会主义信念,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贫富差距问题不仅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还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防止贫富悬殊,是我们必须要重视的一大历史课题。
研究背景：现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经很大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而且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呈现上升趋势。总体上说,目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处于可以接受的空间,尚未达到两极分化的程度,但负面影响日显突出,需要高度重视。本文针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现状,分析差距扩大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造成城乡居民收入不断扩大的原因主要包括城乡二元结构、城乡收入来源差距大、税收制度、传统发展模式的制约、不公平的教育制度五个方面。本文针对这些原因制定了解决对策,主要包括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就业制度、逐步实行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大农村教育经费投入、改革户籍制度，促进城乡人口流动、转变个人所得税调节重点、创新工作方法，给予农业更多支持。缩小收入差距有利于市场经济顺利发展也利于社会稳定,更利于和谐社会的发展。因此客观实践要求我们必须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研究内容: 城乡收入、收入分配 收入差距 改革
研究方法：图书馆文献检索、网络资料搜集、期刊杂志
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主要原因
1.城乡二元结构
由于历史原因，至今尚未完全消除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是当今中国以城乡差距为内核的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本原因。城乡二元结构置城乡于地位不平等的两极世界。二元结构主要是由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造成的，包括：户籍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而这些制度的城乡差异将中国城市与乡村、城市居民与乡村居民置于截然不同的境地，而且在市场竞争新环境中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不可避免地导致利益失衡。〔1〕
2.城乡收入来源差异大
居民收入来源可分为劳动收入与非劳动收入。居民收入来源于多种途径，居民拥有的劳动能力、资产、社会关系等的差异往往会带来收入差异。〔2〕城镇居民在收入来源方面比农村居民有更多的途径，城镇居民出了劳动收入外，还有其他一些非劳动收入，例如购买股票、债券、黄金、出租房屋、经营店铺等；而农村居民一般来说大多数都只是从事单一的生产劳动获得劳动收入，或者仅靠进城打工出卖劳动力，获得收入的途径非常有限。〔3〕
3.税收制度
我国实行的是个人所得税税制，目前税制不规范导致了个人所得税难以发挥调节社会贫富差距的作用。首先，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低，只能使得中低收入阶层收入更低，而对高收入阶层影响很小，这导致了税收调节的低效应，城乡居民之间承担的税负不均。〔4〕此外，我国税收管理薄弱，依法治税水平不高，对逃税漏税缺乏打击力度，使得税收在调节居民收入不均方面没有发挥到应有的效果。
4.传统发展模式的制约
重工业和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历史原因。长期以来，特别是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实行的是牺牲农村发展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农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实行不平等价格交换，从而使农业剩余减少。同时，政府投资方主要面向城镇工业和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而对农业水利、道路、科技等基础设施投入不足，使农业发展活力不足。〔5〕这种“重工业，轻农业；重城镇，轻农村”的发展模式对农业和农民进行层层盘剥，逐步拉大了工业和农业，城镇和农村的收入差距。
5.不公平的教育制度
教育被视为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权利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我国目前的教育产业化改革，使教育淡化了公益性，没有顾忌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反，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剥夺了农民子弟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机会，城市偏向的教育制度使城乡收入差距具有延续性和持久性。“教育贫困”及在弱势群体中的代际延续已经成为当前城乡收入分配不公、收入差距在较长时期内持续存在的主要原因。(6)
二． 解决的途径
1.发挥税收杠杆的调节作用，缩小贫富差距
当前可将国内居民的收入进一步划分为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实现较高的累进所得税费。适时开征适量的财产税、遗产税和赠与税，预防不久将来就会出现的“财产分配的不平等引起收入分配的更大不平等”。可以考虑开征必要的银行存款超额税、提高奢侈服务与高档商品的消费税率，同时大力减免农民等贫困阶层的税现。通过对富人征收重税和对穷人减免税的方法，实现缩小贫富差距的目的。（7）
2.逐步实行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措施，是统筹城乡社会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我国二元经济特征明显，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地区，农民收入水平比较低，普遍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未在农村建立，因此在构建城乡居民保障制度的时候，应该将公平放在首位，让社会保障制度承担起调节收入水平差异的责任。把“城乡统筹”的思想统领社会保障工作的全局，分清轻重缓急，循序渐进，在社会保障制度管理方法的运用上要因地制宜、灵活多样，把农民工养老、工伤、医疗等保险制度建立起来，建立以县为单位的大病统筹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逐步提高农户覆盖率，采取政府扶持，企业运作的方式，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从而缩小城乡差距。
3.规范政府收入，努力提高两个比重
将非规范的收入规范化，积极推进“费改税”。在我国收费内容非常庞杂，费中有税，税中有费，费大于税，针对我国费税不清的现状，今后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解决：一是要集中清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收费项目，坚决取消不合理的收费；二是对一部分以收费形式出现的、缴费人不直接受益、缴费额较大的收费项目尽可能实行“费改税”；三是把公益型收费与政府收费分开，核心是划清政府与市场应该承担的责任；四是政府只需保留少量的收费项目，对特定对象实行特定服务。（8）
4.具体手段
1，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放开劳动力市场，推动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2，大力发展农村非农业经济，推动农村的城镇化建设
3，规范行业收入差距、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4，打破行业垄断，创造收入分配公平的制度环境
5，调节特殊行业的工资收入,扶持城乡贫困居民
6，扩大就业，增加贫困人口的收入
7，加强贫困阶层的人力资源投资,8，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9，严厉打击非法正常收入
10，促进市场化改革，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直接干预
11，深化政治改革，加强对党政机关活动的监督
12，加强法制法制建设，严查处各种非法活,（9）
总结：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历来是各国政府高度重视的问题，收入分配存在一定差距是合理的，它可以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功能，提高劳动效率，促进社会进步。但如果收入差距过大，超过一定的限定，不仅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而且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分配制度由按需分配改为按劳分配，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改革，很多城市乘着改革的大浪潮吸引了国外的大批投资资金，而国家实行“先富带动后富”的政策，鼓励部分城市地区先发展。今天，虽然中国整体的居民收入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生活质量得到显著的改善，但是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不均的矛盾日益突出，本文对于居民收入差异的形成原因、背景及如何缩小收入差距等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解决了完善分配政策的实际问题，但是真正到实施具体政策时，还要看政府如何集思广益，根据实际情做出正确的抉择。
参考文献：
1、刘洪银.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制度成因与对策.《经济论坛》,2010年第1期.37—39.2、王立成.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总体状况、成因与对策.《人口与经济》,2010年第2期，38—44.3、金江.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研究.《山东经济》,2010年第1期，33—37.4、杨虹.从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看个人所得税改革.《税务研究》,2010年第3期，39—40.5、周小亮.优化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33—39.6、程休哥.对于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现状的思考与探讨.《社会保障》,2010年，125.7、邓莉.我国个人收入差距的现状、问题及对策探析.硕士研究论文，2003年
8、张玉香.我国收入分配实证研究.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9、何莉.居民收入差距与我国经济增长——实证研究与政策建议.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
第二篇：中国收入分配改革研究报告
中国收入分配改革研究报告
从2004年启动调研开始，收入分配改革可谓“八年磨一剑”，终于进入收获季节。据悉，总体方案将在下半年出台，全体国民殷殷期盼，但最后揭晓的是什么结果，人们尚不敢抱太乐观的态度。因为8年来，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即将出台的消息，已经多次出现，无声无息地制订，没见到过一份征求意见稿，又无声无息地退回，也没听说明确的理由。或许这次真能“一劳永逸”，宣告一个旷日持久的难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中国收入分配改革之所以难以成行，是因为经济和政治，历史和现实等因素过于复杂的交织。中国由列强入侵总结出“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从此开始“赶超行动”，而由于把失利的直接原因归之于“中国一盘散沙”，所以，“中国式赶超”坚持以国家为主体，无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点上是完全连贯、无缝衔接的。只要国家行动是有效的，国家从分配格局的得利有助于提高国家行动的效率，那收入分配体制就是天然合理的。坚持多年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首先是国家包括国企的“效率优先”。改革以来，出现过一波又一波利用各种机会和手段而一夜暴富者，其中不少是在国家享用财富盛宴的过程中，分沾了残余而得以成功的。最近有学者分析了中国富豪产生和政治周期的高度关联，其内在机理就在这里面。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现行的收入分配体制因为生产要素配置的失衡，而获得了经济学意义上额外的合法性。以“工业化”为核心内容的“赶超行动”，从头就面临资本匮乏的难题。改革开放的最大意义之一是让中国跨过了资本原始积累的初始阶段，而资本愿意进入中国则因为存在着以“超经济的方式”获利的结构性机会。所谓“城乡二元结构”一方面通过压低农业收益，将大量农民驱入城市就业市场，人为加剧资本匮乏条件下的劳动力过剩状态，另一方面依托户籍制度，拒绝给进城的农民以市民待遇，免除了企业的社会保障支出。这两者的共同作用压低了农民工的总体收入，也压低了户籍市民的工资，收入分配体制何以扭曲和何以需要改革，很大程度上都肇因于此。借助于扭曲的分配体制，中国资本[3.88 0.00%]快速积累，甚至出现资本过剩，与此同时，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生育高峰中出生的劳动者逐渐离开就业市场，持续增加的劳动力供应开始掉头，收入分配改革开始有了讨论的空间。2008年后，西方国家陷入金融和债务危机，中国出现产能过剩，国民无论是否适龄的劳动者，其消费者属性不断增强，而在“无消费，则无生产”的现代经济增长模式下，分配出现自动向消费者倾斜的趋势，以避免经济失速。中国社会进入了“没有公平，就无法保证效率”的阶段，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也进入了快车道。
经济要求的自发浮现，并不一定会带来国家行为的自动调整。尽管30多年的发展一再证明，不单一地依赖国家，中国可能发展更快，但国家自身逻辑和由国家逻辑得利的集团，包括庞大的靠财政供养的群体、借权力寻租的部门和依托垄断而获得暴利的机构，都离不开现行的收入分配体制，从其自身利益出发，他们关心的首先不是经济能否转型，分配是否公平，而是会不会“动他们的奶酪”。
由此，国家与国民，政府与企业，国企与民企，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等，在收入分配改革这个公共平台上开始了一场无形但却公开的博弈。历经8年，“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分配改革方案，倘若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不能切实满足国民合理的期盼，那么，这场原本关涉经济利益的温和要求，有可能演化为权力与权利的尖锐对峙。近年来，“仇富”“仇官”的社会心态日趋严重，在这样的背景下，能否准时推出一个能为各方接受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将成为对国家回归其调和不同利益的政治功能的检验。
第三篇：我国收入分配现状的研究报告和对策
我国收入分配现状的研究报告和对策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30年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我国建立起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基本分配制度，逐步做到了经济发展的成果有人民共享。
但是，随着经济飞速发展，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收入分配现状日趋严重。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分配不公平、分配格局不合理等已经影响到和谐社会的发展，如何解决我国收入分配不均成为我们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当前，我国我国收入分配现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区域收入差距显著。我国地域辽阔，每个地区都有各自的地域经济、文化特色。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相比较，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都呈现出显著的差异。特别是西部由于地理环境、气候环境等的制约，经济发展一直比较缓慢。而东部地区依靠其得天独厚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比较迅速。因此社会资源在分配时，东部占据绝大部分份额，区域经济建设不均衡，收入差距显著。
二、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受城乡经济体制改革差异的影响，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要比农村快很多，于是就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拉大。根据国家统计局1月18日公布的数据，2012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565元，农村居民纯收入7917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10:1，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仍保持
“3”倍以上的差距。
三、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偏低。最近几年，从收入法核算的GDP看，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下降了12个百分点。这样导致大部分财富集聚在少数人的手上，大大降低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也带来一定的社会问题。
四、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严重。如垄断行业、含量高的行业和新兴产业等收入高，而一些传统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收入在相对下降。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
那么我们应该采取哪些对策来解决收入分配不平衡的问题呢? 一方面，我们要从分配制度上进行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分配制度。主要是进一步完善政府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和建立政府社会保障与公民商业保险协调机制。一是用法律形式规范社会保障资金的政府、法人、个人三方面来源以及各自的责任与义务；二是提高社会保障统筹层次，统一险种的费基费率，调整统筹内外政策，从来源和发放两个环节建立起独立于企业事业之外的社保机制；三是建立基本养老金、失业保险金、城乡低保对象支付水平与在职职工收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协调增长机制，为不断缩小低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间的分配差距提供制度机制保障；四是建立城乡低费率、广覆盖的医疗保障体系，建立医疗、住房、取暖、就学救助体系，并作为保障内容纳入社
会保障制度体系；五是政府匹配财力引导商业保险进入弱势群体保障保险领域。建立财险、灾险、医疗保险三类险种与政府合作机制，运用政府和商险双重功能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利益，从机制上避免因灾因病沦为社会底层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调节高收入者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使得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呈现橄榄型。通过公共政策的调整，优化资源配置结构和利益分配机制，缩小贫富差距。根据国际上通常的做法，就是向富人阶层征收高额的累进税来补贴穷人。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该扮演重要的“劫富济贫”角色。从社会学意义上说，中间阶层的壮大，使得对立的贫富两极成为一个连续性的排列，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看到拾级而上的希望，有助于舒缓贫富差距蕴蓄的对立情绪、以及由此衍生的系列社会问题。
第三方面，按社会效益来分配。对于如城市清洁工、农民工、交警等从事“脏、苦、累”的劳动者和在极其恶劣环境下从业的工作者，应该提高他们的工资待遇。他们的工作条件艰苦但十分重要，产生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付出与所得极不相称，国家应该加强宣传力度，提高并确保他们的工资底线。
第四方面，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继续发挥各个地区的优势和积极性，通过健全市场机制、合作机制、互助机制、扶持机制，逐步扭转区域发展差距拉大的趋势，形成东中西相互促进、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第五方面，加大农村改革力度。农业始终处于弱势产业的地位，农民也处在相对弱势的地位，政府应当采取相应的政策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例如，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这样可以增加农村就业机会,减少农村存在的“隐性失业”问题。通过提供各种鼓励政策,提供各种优惠政策来吸引投资,从而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其次，加大农业支持，增加农民收入。国家应逐渐增大对农村的扶持力度，尽最大努力提升新型农业技术含量、提升规模农业的竞争力和农民的实际收入。继续完善当前的各种惠农政策,各级政府应当定期组织农民参加农业知识培训，引导农民进行规模经营，从而进一步增加农民的收入。
通过以上的五点对策，我相信对缓解我国不断加大的收入差距有一定作用，不断缩小收入差距，最终把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建立起真正使全民共享经济成果的分配制度。
第四篇：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初探
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初探
2012-12-07
摘要：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 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了实现包容性和可持续经济增长，中国就必须加强收入分配收入改革，如何尽快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形成符合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要 求的收入分配新体制，也成为当前及未来宏观经济政策必须重点关注的课题。本文从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入手，编撰相关专家学者观点，对对缩小收入分配 差距的途径进行探讨。
一、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按 照经济学基本理论，社会经济的运行过程一般应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这几个环节。简单地说，分配是生产的结果，而且受到生产方式的制约。在市场经济条 件下，市场竞争的组织形式与制度安排对收入分配的形式和结果有着决定性地影响。这表明，对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实际上意味着对市场竞争的组织形式和制度安 排必须进行改革。也只有深刻地认识到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全面性和诱发性，才能真正使此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取得成功。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是一个以 计划经济为主，基本实行平均分配的国度。如果以基尼系数来衡量，上世纪八十年代基本上处在0.3以下的水平。改革开放之后，在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引导下，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扩大。进入21世纪以来，基尼系数开始突破0.4，目前已达0.45以上的水平，跨入收入分配较不平等的国家行列。
1.城乡分割制度是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主因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李长安 城乡差距是导致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第一大因素，根据有关学者的实证研究发现，城乡差距可以解释全部收入分配差距的40%以上。很显然，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是拉大城乡差距的罪魁祸首。即使是已经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也由于身份的不同而受到种种歧视。人保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为2049元，仅为同期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30%左右。
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 保罗·海登斯 城乡收入差距非常大之大，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几乎是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3.5倍，城乡收入差距主要原因包括两方面：一是农村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都极为低下；二是农村投资和资产的回报率通常很低。
2.僵化的土地制度导致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
著名经济学家。现任北京市侨联副主席，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 实 现收入分配改革必须强调土地制度的改革，因为一个国家最基本的两个要素，第一是国土，第二是人民。而土地又是涉及每个人的最普遍的、最基本的财富分配形 式。现在看来，太多的人穷是因为没有房，农民工和外来人口的主要困难就是没有房，很多人富也是因为拥有多套住房和土地。而房子涨价，是因为房子下面的地价 涨了，所以土地问题是一个关键。我们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就是从土地问题上突破的，土地问题突破了，联产承包制取得成功了，大家对改革的信心有了，保守的力量就让位了。如果土地问题没解决，吃饭问题没解决好，80年 代的城市改
革根本搞不起来。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的矛盾，贫富两极分化，可以说有一多半都是土地带来的，现在的社会事件有一半以上也是因为土地纠纷导致 的，贪腐相当大的一块也是跟土地连接在一起的。我们把土地的概念再宽泛一点，包括矿藏可以说都是土地资源。因此，土地已经成为社会经济政治的焦点，未来的 改革必须从土地制度入手。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李长安 由 于现行的土地所有权都归国家和集体所有，农民对自己使用的土地缺乏有效的话语权和定价权，在土地被征用时无法获得应有的土地转让收益，致使大量的土地溢价 流入地方政府与开发商的腰包。有专家曾研究了中国农村土地可转让程度并估计了土地所有权市场化后的潜在收益。根据研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如果土地自由贸 易被允许的话，中国农民的人均真实收入将增加30%。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根据对历年数据的测算也发现，从1952年至2002年，农民向社会无偿贡献的土地收益为51535亿元，其中仅在2002年当年无偿贡献的土地收益为7858亿元计算。可以想像，在当前土地价格暴涨的情况下，农民从土地转让过程中应该获得的收益将更为惊人，而真要把这些收益归还给农民，那么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势必大大缩小。
3.市场竞争体制的缺陷加剧收入分配不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李长安 中 国市场竞争体制中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垄断造成的不公平竞争，在同一个市场经济竞争体系中，垄断企业和非垄断企业根本就不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垄断企业凭 借强大的垄断力量在获取资源和资金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进而攫取高额利润。在内部人的控制下，又存在巨大的高福利、高工资冲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众 多非垄断企业市场竞争激烈、生存环境恶化，致使员工工资福利欠佳。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住房、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杨宜勇 在完全竞争市场中，市场在居民收入初次分配中起基础作用。在完全竞争市场中，市场经济所具有的公平性，决定了居民收入分配过程的公平性。同时，完全竞争市 场在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方面也具有积极作用。然而，垄断的出现使得垄断者具有左右市场交易的市场力量，使市场交易不再具有公平性和平等性，使得居民初次 收入分配过程不公平。我国的垄断主要是政府授予特许权而禁止其他竞争者进入造成的，特别是在电力、电信、铁路、航空、烟草、石油等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 业。国电公司的总资产约占整个电力行业总资产的60%以上；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的总资产约占整个石化行业总资产的近50%；全国的烟草产业则全部归中国烟草总公司管理。垄断企业在利用垄断地位获得巨额利润的同时不断增加本企业职工薪酬，加剧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
二、十八大提出收入分配改革目标：人均收入翻一番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迟福林 实现这个目标，不是贫富差距继续扩大基础上的倍增，而是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即在目前大约23％的基础上，每年提高2个百分点，到2020年努力达到40％以上，由此使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到6亿人左右。从中国的现实看，未来10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重要的基础和支撑在于人口城镇化的发展转型。人口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是中等收入群体快速形成的过程。加快服务业主导的经济转型，将扩大中等收入者的就业机会。同时，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将使一定比例的农民工和农民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新生力量。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董事局主席、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 高尚全 中共十八大报告中将“二〇二〇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比二〇一〇年翻一番”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实现这一目标关键要靠改革。如果抓住机遇，改革有实质性进展，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重大突破，那么未来10年就有可能继续保持7-8%的中速经济增长，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形成‘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如果丧失机遇，就很有可能使得贫富差距继续扩大，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杨宜勇 过去我们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比如说GDP翻一番、翻两番，完成得都很好。然而，现在经济进入了长周期的减速区，未来要实现收入倍增计划的难度越来越大，但是我们党在关键时刻明确提出要实现居民收入倍增计划，这种知难而上的勇气值得充分肯定。同时，在GDP翻一番的同时，居民收入却不能够保证翻一番。“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这次党的十八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了两个同时翻番，在GDP翻一番的同时要保证城乡人均居民收入也翻一番，这两个翻番结合在一起，要求更高了，这是十八大报告的一个突出亮点。
中共陕西省委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部 张辉 “十八大”报告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提出，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 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在收入 分配差距激励效率的观念和体制被逐渐认同的过程中，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也开始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三、收入分配改革破题路径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迟福林 为实现2020年形成6亿中等收入群体的目标，建议加快教育结构调整，提高有效的人力资本积累，突出人力资本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中的重要作用；尽快出台农民工市民化的日程表，争取经过3～5年 的努力，初步实现农民工市民化，使一部分农民在真正融入城市后成为中等收入群体；尽快改革征地制度，保障农民征地谈判的主体地位，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 中的分配比例，为一部分农民成为中等收入者创造条件。应尽快提高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以制度公平为重点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公益性为目标推进国 有资本战略性调整，并且加快推进结构性减税。居民收入倍增是向城乡居民倾斜、向劳动者报酬倾斜条件下的倍增。应当确保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同步并略快于GDP增长；加快建立工资谈判协商机制，确保劳动者报酬
与劳动生产率增长同步；确定缩小城乡差距的约束性指标，努力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2011年的3.13：1下降到2020年的2.8：1以 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过程中能否保障中低收入者的权益，已成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因素之
一。这就需要：严格限制经济适用房的受益范围，把住房领 域的公共资源主要用于中低收入者，建立完善以廉租房为重点的住房保障体系，在这个前提下进一步推进住房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推进城乡、不同群体基本公共服务 制度的统一，尤其是医疗保险、养老保障的制度统一；努力缩小财政用于不同社会群体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差距，并建立公开的约束性指标。截至2011年底，我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为85.37万 亿元。国有资本能否适应全社会公益性的需求推进战略性调整，对于调节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作用。迟福林建议，把一部分国有资本从竞争性领域 退出，投入到公共产品领域；提高国有资本的收租分红比例；调节垄断行业过高收入；建立全口径的财政预算体系，尤其是涵盖国有企业的资源使用租金和利润分 红，从制度上确保国有资本的公益性。
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 保罗·海登斯 从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阶段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可能的方向来看，初次分配中改革有几个方向：一个是工资的正帯增长和最低工资标准。二是降低垄断及国有企业对中小 民营企业的挤出效应。三是降低垄断国有企业的薪酬水平，从而缩小收入差距。再分配阶段中，一是改革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不收益分享制度。二是公共资源出讥收益 的全民共享机制。三是收入的税收调节。四是增加财政转秱支付的力度。还有其他配套改革
1、城乡二元体制下的户籍制度改革。
2、减少“三公”消费以及灰色收入部分等。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李长安 第一，要果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的力度，坚决拆除导致城乡分割的藩篱。历史经验证明，放松户口管制、允许农民向城市自由转移，不仅是推动我国经济长期增长、加快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力量，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径。应尽快剥离依附在户籍制度身上的各种福利功能，还原其人口登记和管理的基本特 性，发挥公共财政为公共服务的职能。同时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使户籍制度改革迈上一个新的台阶。第二，加快土地制度改革的步伐。土地制度改革作为中国改革 开放的“突破口”，曾经发挥过具有历史影响的巨大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的土地制度存在着诸多的弊端，尤其是不能保证土地使用者的最终所有权，也就无 法实现他们的处置权和收益权。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农村土地确权活动，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必须深刻地认识到，只有明晰的土地所有权，才能保障农 民自由耕种的权利，也才能加强农民在土地转让中的定价权和话语权，农民才能真正享受到土地转让和土地增值过程中的利益和好处。第三，尽快打破市场垄断格 局，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如果没有一个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那么一个合理的收入分配体制就无法真正建立起来，而让广大人民享受改革开放成果的目标 也就难以实现。垄断企业的改革应重回“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轨道，采取多种措施遏制垄断力量的无序膨胀。有必要强调的是，仅从工资指导线上进行 “限高”的规定，恐怕并不能在真正意义上限得住垄断企业的高工资。关键还在于必须逐步开放市场竞争，充分发挥市场在调节工资上的作用，弱化权力在工资分配 中的主导地位，这才是对垄断企业工资“限高”的治本之策。第四，进一步推进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在收入分配领域，公平的社会保障不仅对再分配具有积极作 用，对初次分配也至关重要。根据专家的测算，如果
社会救助制度覆盖面能够直接惠及10%的人口，则贫富差距的缩小幅度会增大一倍以上；如果国家财政支出中有30%用于社会保障及相关福利，则转移支付的力度会扩张一倍以上；如果社会保障体系健全以后的全口径支出占到GDP 的25%左右，则意味着国民财富有1/4 是 通过这一制度安排来重新分配的，它对于平抑初次分配的差距和弥补不同群体的利益差别将起到重大的作用。第五，推动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堵塞各种灰色收入的 漏洞。权力寻租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存在的痼疾，也是拉大收入分配差距、引发民众强烈不满的根源之一。国内外的经验都证明，公开透明的干部收入制度是防止腐 败、遏制寻租现象泛滥的有效手段。应加快完善干部个人收入和财产的申报制度，构建党纪、国法、舆论监督的体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使经济体制改革与 政治体制改革相互协调和促进，在改革中创造一个“阳光型”的政府管理体制和收入分配体制。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董事局主席、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 高尚全 我国经济社会改革开放以来取得巨大成就，主要是依靠改革开放和市场化改革。但目前内需消费不足、收入分配不公、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滞后等问题，表明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完善仍有很长的路要走，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必须严格约束行政权力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坚持国有经济的正确定位不动 摇，必须使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不断提高，让民众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使其有话语权、有参与权、有监督权、有尊严。未来的改革须坚持打破行政垄断，国家必须下 决心在石油、电力、电信、金融、铁路等行业进一步深化改革，打破垄断，加快构造有效竞争格局；要推进垄断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允许非公有制经济进入垄断行 业参与竞争；要坚持公开、公正原则，保证垄断行业改革规范有序进行；要转变政府职能，弱化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把主要职责放在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 争环境上；要加强立法，提高反垄断法可操作性和执行透明度，通过积极开展反垄断法的实施，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会长 许善达 中国居民收入差距调节，应该重在增量上，重在增量上还应该重点在于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减税也好，要给低收入群体的税降低，给他们增加收入。此外，还是 要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更多的吸引各种发展的资源，改善资源利用的效率。在这样一个过程中，税收政策、工资政策、社保政策都应该更多的向低收入群体倾斜。这 样一个思路是比较符合中国当前的国情的。
第五篇：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高度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必须具有充分发育和完善的市场体制。计划和市场是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而市场方式配置资源要比计划方式配置资源更为有效。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而世界经济的主体是市场经济，我国实施对外开放社会主义市的基本国策，就是要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尽快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就必须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使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紧密接轨。否则，我们就会落后，落后就会挨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长时期的持续、稳定、快速增长，以及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们生活水平持续上新的台阶，充分证明，党的十四大确立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是完全正确的。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我国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逐步形成。这种体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如在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高度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来医治战争的创伤，克服恶性通货膨胀，摆脱贫困状态，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稳定，都起到了显著作用。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规模日益扩大，经济联系日益广泛，经济活动日益频繁，经济结构日益复杂，社会需求日益变化，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社会分工和专业化深入发展，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其表现主要有：一是政企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的过多过死，企业成为国家机关的附属物；二是依靠行政手段管理企业，排斥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三是分配方面“吃大锅饭”，平均主义严重；四是所有制形式和经济方式单一化，一味追求“一大二公”等。这种经济体制使企业缺乏应有的自主权，使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受到严重压抑，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活力，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必须对这种传统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改革才是必由之路。
“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正确选择，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大胆探索，以更大决心和勇气继续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各项改革，破解发展难题。”在昨日举行的惠州学习论坛·市委中心组学习扩大报告会上，国家行政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教授应邀作《改革发展困境与突破》专题报告。报告会上，汪玉凯以开阔的视野、生动的语言、详实的数据，对改革的精神和重大意义、未来行政改革的重点以及如何走出改革困境等话题进行了详细解读。汪玉凯认为，要从全局理解改革的重大意义，要充分肯定改革开放对中国的战略意义，要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推进经济、政治等各项改革。因此，未来行政改革的重点在于：理顺五种关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及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对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汪玉凯认为要涉及以下7个方面：制订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工资制度，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创造条件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建立公共资源出让收益的全民共享机制；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力度，严格规范国有企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薪酬管理，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促进机会公平；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有效保护合法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7个方面可以说是几乎涉及了收入分配的重点，但令人遗憾的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方案至今没有出来。”汪玉凯说，“收入分配制度能不能启动，以什么方式启动，将是中国整个改革中的重要信号！”汪玉凯表示，近20年里，中国的财富加速向着3个方面集中：从社会和政府角度来看，财富不断地、过多地向政府集中；从“劳和资”角度来看，财富源源不断地向资方集中；从普通行业和垄断行业来看，财富源源不断地向垄断行业集中，劳动者逐步被边缘化。“合理的第一次收入分配应该是这样的，政府和企业拿走不超过GDP的40%，劳动者拿走的不低于60%，意思是说„大头‟应该让劳动者来得，„小头‟由政府和企业得，但是在我国却颠倒了。”汪玉凯说，而看二次收入分配，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就业服务四大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在发达国家都高于50%，而在我国，按照官方公布的数据，2009年中国的教育、医疗、社保、就业服务这四大支出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重是28.8%。“破除既得利益集团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关键。”汪玉凯指出。理顺政府与市场等五种关系“五种关系是指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及各级政府、城市与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政府与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关系。”汪玉凯说，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理顺中央与地方及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更好地调动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要深化土地、户籍、公共服务改革，理顺城市与农村的关系，推动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要推进社会事业、收入分配等改革，理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有效保障社会公平正义；要推进依法行政和社会管理创新，理顺政府与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关系，建设服务、责任、法治、廉洁政府。汪玉凯认为，在推进事业单位改革方面，应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科学划分事业单位类别，分类指导、分业推进、分级组织、分步实施。要深化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和人事、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进政府自身改革，如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等。“当前改革已进入胶着期，政府成为焦点。”汪玉凯表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难以进展、垄断行业改革裹足不前、政府自身改革步履维艰等足以证明当前的改革进入了胶着期。由此导致一系列后果：政府与民争利的整体格局没有大的改变，由公权力肆虐引发的腐败在一定程度上激化官民冲突、劳资冲突和贫富冲突。
未来中国社会风险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而这种风险包括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受外部环境的影响，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放缓与物价上涨的双重压力，使经济滞胀的风险加大，实现稳定增长，保增长、调结构、转方式的既定目标可能受到冲击。”汪玉凯表示，低成本出口战略难以为继，以低端产业主导的经济结构难以为继，资源与环境的传统使用方式难以为继，劳动在收入分配中的占比持续下降的现状难以为继，因此当前转变发展方式就显得尤为紧迫。“走出改革困境，取决于高层的改革决定和措施。”汪玉凯指出，要重新审视和检讨我们已经形成的改革方案，最大限度避免政府与民争利的改革，避免伤害低收入者利益的改革。“这其中包括土地征用和拆迁、收入分配、垄断行业吞吃全民福利、国进民退等等方面。”同时，高层还要树立起改革的决心，勇于在政府和政治的一些关键领域推进改革，消除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扰。
在当前的形势下，可从以下3个方面寻求突破：首先，加强执政党自身的改革。其次，政府自身改革，首先要减少政府对市场的过多干预，限制政府过多干预市场的权力，推进政府结构的优化，从源头上遏制部门利益。要避免“与民争利”的改革，把“与民争利”的改革变成“让利于民”的改革。第三，人大是法定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要加强人大的权力和权威。推进人大代表结构、产生方式、人大运转机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真正提高人大代表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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