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制垄断行业收入分配行为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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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规制垄断行业收入分配行为的对策

规制垄断行业收入分配行为的对策

[摘要]近年来,行业间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已成为我国各方关注的焦点,特别是垄断性行业的收入水平远高于一般行业的现状更是焦点中的焦点。垄断行业收入水平过高、内部分配不规范等问题已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严重扰乱了我国的收入分配秩序,也限制了垄断企业经营效率的快速提高。行政垄断、所有者缺位、政府监管不力是导致垄断行业收入分配问题的三个主要原因。因而,解决垄断行业收入分配问题也应从这三方面入手。但在较长时期内,想通过破除行政垄断、解决“所有者缺位”问题这两个途径来解决垄断行业收入分配问题是不可行的,改革政府监管才是解决垄断行业收入分配问题的现实选择。

(中经评论·北京)近年来,行业间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已成为我国各方关注的焦点,特别是垄断性行业的收入水平远高于一般行业的现状更是焦点中的焦点。垄断行业收入水平过高、内部分配不规范等问题已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严重扰乱了我国的收入分配秩序,也限制了垄断企业经营效率的快速提高。因此,研究如何规制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问题有重大意义。

一、改革政府监管的可行性问题

(一)有效破除行政垄断短期内不可行

由于我国当前的行政垄断在很大程度上与所有制垄断相联系,消除行政垄断意味着国有资本要放弃对相关领域的控制,而交通、通信、金融、石油、石化等行业均为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我国不能因为要解决收入分配问题,而放弃对这些领域的控制。2006年底,国资委发布《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首次明确了国有经济控制的主要领域为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七大行业。而收入分配问题成为社会焦点的垄断行业基本上都是《意见》中明确认定的国有资本要重点控制的行业。因此,较长时期内,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些行业的行政垄断问题是不现实的,要想通过消除行政垄断来解决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问题是不可行的。

(二)“所有者缺位”问题短期内很难有效解决

“所有者缺位”是我国国有企业存在的普遍问题,多年来,关于这方面的改革探索有许多,但一直没有彻底解决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问题的有效办法。因此,“所有者缺位”问题在短时期内也无法有效解决。

行政垄断问题、“所有者缺位”问题短期无法解决,那么,要想解决垄断行业收入分配问题只能从监管方面人手。通过政府监管改革来解决垄断行业收入分配问题的基本思路应是:放松管制与强化管制相结合,同时还要加强立法配合。

二、放松对某些自然垄断行业的某些业务领域的管制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放松管制和激励性规制理论开始在西方理论界兴起,在实践中,美国、日本、英国等国也开始对电信、运输、金融、能源等产业实行放松规制的政策,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这种管制改革措施值得我们借鉴。我国当前不可能完全将这些垄断行业由限制进入改为自由进入,也不可能完全取消价格规制,但可以适度引入竞争,适度放松价格管制。具体来讲,对垄断行业实际放松管制,可根据垄断行业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

(一)科学界定自然垄断的边界,放开非自然垄断业务

电信、电力、煤气、自来水等都是自然垄断行业,但这不等于这些行业的所有业务都有自然垄断性质。在特定的自然垄断产业,总是既有自然垄断业务,又有非自然垄断业务。对垄断性业务只能由一家或极少数几家企业经营,以获得规模经济,应由政府管制;对非自然垄断业务,则应实行多家企业竞争经营,以取得竞争活力,政府应放松管制。在我国当前自然垄断行业的经营体制中,自然垄断业务和非自然垄断业务仍被捆绑在一起,由国有垄断企业垄断经营,长期的行政垄断局面导致缺乏竞争,结果这类企业普遍存在运营效率低下问题。另外,由于缺乏竞争压力,这些行业的国有垄断企业可获得高额、稳定的垄断利润,而高额、稳定的垄断利润是这些行业工资水平、福利水平长期处于高位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行业的企业在内部分配过程中,也不讲求分配效率。因此,要想改变这类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问题,可适度引入竞争。通过分离自然垄断行业的自然垄断性业务与非自然垄断性业务,自然垄断性业务仍实行国有企业垄断性经营,强化管制,而非垄断性业务则实行竞争性经营,放松乃至完全解除管制,引入竞争。一旦引入竞争,从事这些业务的企业迫于竞争压力,自然会自发强化成本约束,自发提高企业内部的分配效率,这些领域的高收入、高福利、内部分配无效率等问题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了。

(二)实施产权变革

产权变革实际上是放松管制、提高垄断行业效率的一种重要途径。产权变革在本质上就是将非国有产权

主动引入国有企业,以提高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同时,对垄断性国有企业而言,增强非国有产权在国有垄断企业产权结构中的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会缓解相关企业过去国有产权一股独大时的高工资与高福利问题。对国有垄断企业实施产权变革可以采取以下多种方式:一是允许非公有资本平等地进入竞争性业务,或不受限制地参与垄断性业务的经营权竞争,使参与这些领域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在产权性质上实现多样化;二是出售国有资产,对现有的国有垄断企业进行存量部分的股份化改造,使其成为产权多元化的现代公司制企业。采用这类产权变革方式后,必然会增加相关行业的竞争压力,而竞争一旦形成,这些企业的收入分配问题自然也迎刃而解。

三、强化管制

放松管制途径只适用于少数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垄断行业与它们的某些业务领域,而要想在行政垄断一时无法破除、“所有者缺位”问题短时期内无法有效解决的情况下,较有效地解决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问题,还需要依靠强化政府管制途径。强化政府管制可从价格、工资、成本等多方面来实现。

(一)加强对垄断行业的产品或服务价格管制

处于垄断地位的国有垄断企业能将高工资、高福利所产生的成本通过高定价途径转嫁给消费者。这一结果与我国政府实施价格规制时所采用的价格规制模型不当有关。价格规制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投资回报率管制。这一模式的基本思想是通过限制价格使被管制企业只能得到公平的投资回报率。二是价格上限管制模式。这一模型一方面使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压力不断增加,消费者从中受益,对信息收集的要求相对较低,监测成本也较低;另一方面也使价格水平规制政策的操作难度加大,如果一个价格控制期太短,被管制企业可能致力于寻租活动而不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在我国现行的垄断行业价格规制实践中,政府基本上采用的就是投资回报率管制模式。但由于信息不对称,政府往往只能默认企业的实际成本,从而使产品价格的制定以企业个别成本为基础,有明显的成本加成性质。这种价格形成机制不但缺乏对企业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的激励,也为企业提高员工收入转嫁成本提供了可能。因此,我国应尽快用价格上限规制等高强度激励规制模式代替日前普遍使用的投资回报率模式。这

既有利于解决目前规制机构面临的价格规制失效问题,也有利于规范垄断行业收入。

(二)加强对垄断行业的审计监督

这一措施主要是为了防止垄断企业将国有利润转移为工资、福利等个人收入。垄断行业经营的资产多属国有资产,为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防止垄断行业将高工资和高福利的成本转移给政府或社会,政府审计部门应加强对国有资产运营的审计监督。在具体实施审计监督时,不仅要对企业利润等主要经济指标的真实性进行审计,还要对垄断行业员工特别是经营者获得的各种货币性、实物性的隐性收入进行重点审计,对违规违法的要加大惩罚力度。同时,应提高垄断行业资产管理的透明度和社会公众监督力度,使垄断行业利润、亏损和员工收入等信息透明化。

(三)加强对垄断行业工资水平的直接管制

一是要完善工资指导线制度。该制度能有效指导和规范垄断行业的整体收入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垄断行业与其他行业之间严重的同工不同酬问题。完善工资指导线制度,除发布传统的地区性工资增长指导标准外,更重要的是发布行业工资增长指导标准,引导企业合理确定工资水平和增长幅度,严控其工资快速增长。二是要建立工资双重控制制度。该制度就是改变过去单纯控制工资总额为既控制工资水平也控制工资总额的制度,也就是根据垄断企业员工的工资收入水平套算其工资总额,并对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进行控制。三是要加强对垄断行业高管薪酬的监控。垄断行业高管高薪酬也是垄断行业高收入的一个重要表现。近年来,垄断国企高管的高年薪已远远脱离了中国的国情。因此,政府必须加强对垄断国企高管薪酬的监控。在确定垄断企业高管薪酬时,要注意不能比照国外相关企业高管的薪金水平,确定垄断企业高管薪酬水平时,要充分考虑我国当前的国情,我们不能过分追求高薪酬的激励效应,而忽视了其带给社会的严重的负效应。

四、加强立法

政府加强垄断行业收入分配领域的监管力度还必须尽快健全市场经济法律制度,要强调依法监管。市场经济也是法制经济,政府在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领域的监管过程中,再也不能走过去过分强调人治的老路,而应适应市场经济运行的需要,走法治之路。当前,我国在垄断行业收入分配方面的相关立法存在许多问题。为解决垄断行业收入分配问题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在立法方面应做以下工作:

(一)完善《反垄断法》

从长远角度出发,我国要修改《反垄断法》,去除对垄断行业进行保护的条款,解除行政垄断壁垒,为这些行业的自由竞争提供法律保障。当然,由于政府产业战略的需要,短期内这可能很难做到;从短期看,在不违背政府产业战略实施的情况下,可通过修改《反垄断法》中的相关条款来规范垄断行业的行为。如,明晰对垄断行业进行反垄断规制的独立机构;明晰垄断行业范围;界定垄断业务与非垄断业务。

(二)完善垄断行业部门立法

西方发达国家针对自然垄断的改革,首先就是立法,先立规矩再操作,这些经验也值得我们借鉴。如,英国于上世纪80年代初相继制定了《电信法》、《电力法》和《自来水法》等。这些部门立法不但确立了自然垄断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有效的竞争机制,促使企业提高效率,增进社会福利,而且还明确了政府规制机构的权限和规制程序等,使政府规制机构的运作有法可依。我国在实施垄断行业的监管改革过程中,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注重事前进行部门立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垄断行业的改革沿着市场机制的轨道向前发展,避免走上人治的老路。

(经济纵横,华中师范大学,潘胜文)

第二篇: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现状及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我国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现状及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一.中国的垄断现状

人们对垄断的认识由来已久,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中,较早对垄断作出定义的有欧文费雪,他把垄断定义为竞争的缺乏,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商品和要素的价格都具有一个自然的平均水平,而垄断者使市场存货经常不足,从而使有效需求永远不能得到充分供给“这样,他们就能以大大超过自然价格的市价出卖他们的商品,而他们的报酬,无论是工资或是利润,都大大超过其自然率。由此可见,垄断是一种与自由竞争相对的概念,形容企业对市场的独占状态,从而可以对市场进行排他性的控制以及凭借其资源,技术或政策优势限制市场竞争行为,垄断市场供给与市场价格,并从中获取高额利润的状态和行为”现代经济学家根据垄断形成原因的不同,将垄断分为自然垄断,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三种类型“。

经济垄断是指企业通过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而形成几家企业共同控制市场的一种状态。以中国的饮料行业为例,在目前的碳酸饮料市场,基本上是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二者竞争的格局,而在茶饮料市场上,“康师傅”一家的份额就已接近50%,再加上“统一”,两者的份额在一、二线城市基本上占据了 80%,其他品牌则市场份额很小。

自然垄断是由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原因而形成。我国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对电信、电力、航空、石油、邮政等传统自然垄断行业进行了市场化的改革,但从整体上来看,中国的自然垄断市场开放并不充分。而且,中国目前虽然对一些垄断行业进行了拆分重组,并且引入了一些民营资本,但在这些市场上并没有形成有效的竞争。最为明显的要数我国的石油行业。

行政垄断大体上有三种具体的表现形态,即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导致了垄断的行为;地方政府分割地域市场形成了区域性的垄断市场结构的行为;以及包括自然垄断行业在内的特定行业的主管部门及其经营者滥用其法定的优势地位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行政垄断渗透在许多行业。中国行政垄断表现最充分的行业是烟草行业及食盐行业,这两个行业均是国家专营,按计划统购统销,行政因素最强。银行业也是行政垄断因素比较明显的行业,而在石油行业,行政垄断也十分显著。行政垄断是我国经济转型不完善的产物,也是阻碍经济发展的更为根本性的问题,更应成为中国反垄断的主要任务。

二.垄断行业高收入的形成

1.传统体制惯势导致行政垄断高收入

我国的垄断是由计划经济直接转化而来,带有浓厚的行政垄断色彩,具体体现为中央集权的传统以及经济体系中的政企不分”由于行政垄断是政府直接介入市场,为了保护自身利益,或为了取得更多的收益,政府将从三个方面对市场进行影响“第一是在垄断行业中阻碍其他经济成份进入,限制市场竞争”如民航石油和石化等行业,由于这些行业被视为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因而长期以来都由独家垄断经营,这些行业凭借政府所属部门的垄断权力,阻碍其他企业的进入,限制了该行业的竞争,以获得该行业全部的利润“二是通过制定高价以获得高额利润”由于我国的垄断多为行政性垄断,行政垄断的特点之一便是政企不分,垄断企业通常具有较高的国有成份,当垄断企业获得高额利润时,政府也同样获得高额利润,从而当垄断企业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制定高价时,政府为维护政府利益也会对这种行为进行默许,任由垄断企业将过高的成本转稼到消费者身上“同时,垄断企业还存在着随意增加收费项目或提高收费标准的现象,政府与企业的利益共享使这种不合理收费得不到很好的治理,使得垄断企业一直维持着高额利润”。三是政府的政策倾斜加剧垄断企业收入的增长“由于我国行政垄断行业通常是关系着国计民生,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或起着重要作用的行业,因而政府长期以来一直重视这些行业的发展,并在各个时期给这些行业制定一定的优惠政策,以帮助这些行业更好的发展,因而使得这些垄断企业通常具有其他企业没有的特权”同时,垄断企业的国有成份使得政府也分享到垄断企业的垄断利润,从而政府拥有了更积极地制定倾斜政策的动力“另一方面,由于垄断企业在资源,市场和政策等多方面有着越来越多的优势,使得其他企业更加难以进入该行业,进而形成更高的行业壁垒,垄断企业得以长期维持垄断地位,利用优惠政策获得高额利润”这些利润按一定比例以工资,福利等形式发放给职工,便形成了垄断职工的高收入。2.垄断行业收入分配模式导致高收入

垄断企业职工高于非垄断企业职工的收入,是通过三种途径实现的“首先,垄断企业将获得较高的垄断利润,这些垄断利润在向国家缴纳税费后,会按照一定比例在职工福利基金!职工教育经费,工会经费等方面进行分配”这样,在分配比例稳定的情况下,职工收入的多少便取决于企业税后利润的多少“垄断企业由于在资源,市场和政策等方面拥有很多的优势,能够获得高额垄断利润,因而在分配比例一定的情况下,垄断企业职工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其次,垄断企业给职工的收入分配比例通常较高“在垄断行业中,仅存在一家或少数几家垄断企业”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的垄断行业中的垄断企业通常为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国家是企业的所有人,而企业的管理人则是这些国有企业的管理层,他们同样属于企业的职工”垄断企业取得收益后交由垄断企业的管理层控制!分配“在不存在有效约束的情况下,考虑到自身利益,管理层会倾向于将利润更多地分配给职工”。而竞争性行业并没有这样的优势“尽管竞争性行业的管理层也倾向于多分配利润给职工,但由于竞争性行业没有超额利润,同时还要面临同行业的竞争压力,不得不尽量降低劳务成本(即工资)以求使企业不在竞争中被淘汰”因而提高职工收入分配比例的愿望难以实现“。再次,垄断企业的非工资收入较高”非工资收入是指职工在工资总额以外从本企业内及企业外得到的各种现金和实物“垄断企业在工资之外,还经常利用垄断优势为职工提供垄断福利”如现在国内各大航空公司都会让普通职工每年享受两张甚至两张以上的免费飞机票“即使垄断企业处于亏损状态,由于其生产的产品几乎没有替代品,因而可通过提高价格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垄断福利并未减少”垄断行业的这种非工资福利使得垄断企业职工在正常工资外的收入仍远远大于非垄断企业职工。

三.垄断行业不合理收入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1.垄断使行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我国的垄断形式大多是行政权力介入的行政垄断,因而我国的垄断行业也多为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作为垄断企业,它们或者可以垄断某种稀缺的生产要素,或者可以垄断经营范围,或者可以垄断产品的价格,从而获得各种形式的垄断企业都可以获得的垄断利润”同时,由于它们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及其与政府结合的紧密程度,使得这些垄断企业的生产和经营都受到国家或政策的保护“同竞争性行业相比,它们可以承担较少的风险而获得更多的利润,这使得垄断行业职工收入有了更高的增长幅度。如金融保险业,烟草业,邮电通信业等”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及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收入是其他行业职工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收入的差异,实际收入的差异还将相差更多“在形成现有差距的情况下,即使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职工收入以相同比例的增长速度增长,由于收入的基础不同,绝对收入差距也将进一步扩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我国目前基尼系数已超过0.46,这意味着我国的贫富差距已超过了0.45的红色警界线,收入差距过大给社会带来了很多不稳定的因素,如果差距进一步扩大很有可能导致社会的动荡。2.垄断加剧社会不公平

垄断企业通常能够享受国家在投资,信贷,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从而获得高额的垄断利润,其职工的收入也远高于竞争性待业开的职工收入”垄断行业利用自己掌握的公共权力优先服务于自己,给予职工丰厚的垄断福利,使社会公平难以实现“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使得一个人收入的高低,与他所处的行业有很大关系”如果两个学历,能力,工作经验等各方面条件都相近的人,分别处于不同的行业,他们的收入可能相差很大“这种收入不平衡的情况如果过多,将引起低收入者心理的不平衡和社会的不安定。3.垄断形成寻租与腐败

我国的垄断多是带有浓厚行政色彩的行政垄断,政府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企业的经济活动,同时分享企业的利润”政府拥有的权力使得垄断企业为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采取贿赂等形式促使政府帮助自己建立对某一领域或行业的垄断,即采取所谓的寻租活动。与寻租同时产生的就是腐败“垄断企业进行寻租,使政府及政府官员可以得到经济上或其他各方面好处,从而利用其拥有的权力与垄断企业进行/权钱交易,进而形成腐败”。寻租与腐败的不断蔓延对社会!经济产生了极大的危害,也使得垄断行业得以维持其垄断地位,持续获得垄断利润,难以形成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 四.调节垄断行业过高收入的建议

1.反对行政垄断,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我国 2008 年实行的《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的行为进行了禁止,表明了反行政垄断的决心,但是关于行政垄断的处置问题,反垄断法并没有给出很好的处置方式。反垄断法规定“行政机关和公共组织滥用行政权力,实施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这个规定与 1993 年颁布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是一样的,这种规定同样也像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一样缺乏约束。因为上下级之间往往是利益的共同体,不能进行有效监管。要想保证反垄断法的实施,应该建立独立、权威、统一的反垄断机构。2.将竞争引入自然垄断性行业

对中国的自然垄断行业进行改革,应当科学地划分自然垄断业务和竞争性业务。针对竞争性业务,应当引入竞争,放松进入规制,打破行政垄断;针对自然垄断性业务,则视情况或者允许一家企业独家经营,但要对其进行价格等的管制,或者可能的话,引入几个竞争者,构造一个寡头的市场结构,以使其相互竞争。另外,应当使自然垄断行业的垄断业务和非垄断业务由不同的市场竞争主体来经营,这样才能真正保持市场的竞争性。3.继续完善《反垄断法》

中国的《反垄断法》总的来说仍是一部比较粗线条的法律,缺少细化实施细则;并且目前我国反垄断的执法是由商务部、发改委以及工商局三部门来负责,而依照反垄断法建立的反垄断委员会没有执法权。没有统一的执法机构,容易造成执法范围的重叠与盲角以及责任划分不清。要推进我国的反垄断实践,就要完善《反垄断法》的实施细则及相关制度,要建立独立统一的反垄断执法部门,保证执法;也要建立反垄断案件的公示制度,使反垄断信息透明化,避免政府的 暗箱操作和腐败行为。

第三篇:合理规制收入分配差距的思考

合理规制收入分配差距的思考

[摘要]当前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非常突出,国民收入分配的改革已势在必行。收入分配政策不仅涉及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分配的关系,而且涉及到中央与地方利益分配关系。财税制度是调节国民收入的重要手段。深化收入分配的改革,调整财税分配政策,加快财税法制速度,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对于我国社会的安定团结和长治久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完善;财税法律;合理规制;收入分配

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0.4是警戒线,一旦基尼系数超过O.4,表明财富已过度集中于少数人,该国社会处于可能发生**的“危险”状态。我国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近几年不断上升,实际已超过了O.5,这是非常严重的信号。应当充分认识收入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不公的严重危害。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不仅关系到经济的可持续协调发展,而且关系到和谐社会的构建,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

一、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主要成因

(一)经济改革尚不到位,收入分配不公有所扩大

资源价格改革滞后,形成资源级差收益。资源定价制度不合理,没有正确反映资源的市场供求关系,也没有正常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生态环境成本。一些资源性行业企业以低成本甚至无偿使用矿产、土地、水域等国有资源,侵占了正常经营收益以外的资源收益,形成不合理的级差收益。同时,垄断行业缺乏市场竞争机制,企业依靠垄断获取超额利润。由于多方面原因,有些领域没有引入公平竞争机制,一些垄断行业市场准入门槛过高,一些企业依靠垄断地位获得超额利润,其中有相当部分利润以各种形式转化为企业的工资福利。一些行业市场准入门槛过高,挤压了民营经济的市场空间,固化了行业收入差距拉大的格局。此外,城乡二元结构严重分割,抑制城乡收入同步增长。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长期滞后,根本原因在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所派生的经济社会管理体制尚未打破,由此导致农村生产要素持续流失,对农业的资金技术支持明显不足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

(二)收入分配改革滞后,收入分配政策不配套

首先,收入分配政策导向不明确。到目前为止,我国既没有出台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方案和配套改革方案,又缺乏长远规划和总体统筹考虑,尚未将中央关于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的大政方针细化为可操作的政策措施。已出台的有关政策,多为治标不治本,对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这“两个比重”缺乏量化的目标要求。其次,最低工资保障制度不合理。现在我国不少地区最低工资标准定得偏低,严重侵犯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再次,企业工资协商机制不落实。目前,我国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名存实亡,不仅工资协商制度覆盖面小,而且普遍存在企业履行难的情况。

(三)基本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调节收入分配力度有限

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全面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农村社会保障发展缓慢、体制建设滞后,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社会保障水平比较低。虽然城乡居民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是最低生活保障线和贫困线过低,比世界银行规定的贫困线还要低50%以上,因而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非常有限。

(四)税制结构不合理,难以加大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

直接税比重过低,调节收入分配功能薄弱。1994年实施的税制改革,由于过于注重税收组织财政收入的功能,忽视了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因而强化了税收组织收入的功能,弱化了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在现行税制结构下,偏重于组织收入功能的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间接税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偏高,而所得税和财产税等直接税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偏低。2009年全国间接税、直接税收税分别占全部税收的28.8%和27.7%,而作为目前调节居民收入主要税种的个人所得税收入仅占全部税收的6.3%。这与世界发达国家以直接税为主(约占全部税收收入的70%)、间接税为辅(约占全部税收收入的30%)的税制结构及其发展趋势正好相反。

个人所得税分项征收,难以加大对收入差距的调节力度。现行个人所得税采取的分类征税模式,对不同类型所得采用不同的适用税率、费用扣除标准,现行税负相关很大,劳动所得税负重于非劳动所得。由于实行分项征收,可以多次扣除费用,易使高收入者、多来源收入者分解收入、隐蔽收入,又不能对高收入者综合征收超额累进税,无法加大对高收入的调节力度,造成低收入者税负较重、高收入者税负相对较轻的现象。加之税收征管存在漏洞,使得工薪阶层负担了个人所得税税额的60%以上,难以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差距的重要作用。

税制结构不健全,缺乏调节力度大的税种。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存在对调节收入分配力度较大的财产税,如房产税、遗产和赠与税等。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在我国遗产和赠与税尚未制定出台,房产税的征收范围又太窄,我国的房产税名义上是以房屋财产为征税对象,但实际上其征收范围仅限于城镇的经营性房屋,即按经营性房屋的计税余值或租金收入为计税依据,向产权所有人征收的一种税。对于拥有多套住宅、豪华别墅的富人,只要其房产不属于经营性住房,包括非出租用房,就不用缴纳房产税,因而没有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由于税制结构不合理,缺乏调节力度大的税种,难以加大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二、完善财政税收法律制度的设想

(一)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完善财政法律法规

现阶段合理调节财政分配,加强财政法制建设的重点应当是:理顺财政分配关系,加强宏观调控职能,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缓解收入分配不公矛盾,促进发展方式转变,加快和谐社会建设,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l.制定《国民收入法》

《收入法》的主要内容应包括:第一,有关组织国民收入的基本原则,比如组织税收收入和非税收收入的基本原则、基本程序和基本比例关系。第二,有关国民收入分配的基本原则,比如各级政府财政支出的基本原则、基本程序和基本比例关系。第三,有关确认各种分配比例关系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和基本程序,包括积累与消费分配比例、中央与地方分配比例、地区间城乡间阶层间分配比例、按劳按资按能分配比例、经济增长与工资增长以及社保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分配比例等等。第四,有关监督政府和部门执法评价机制及违法违规的责任及追责程序。比如改变地方政府考核内容与办法,增加收支的透明度,实行一票否决和追究连带领导与用人责任制,定期公布官员尤其是一把手财产家庭成员收支等事项,使监督具有可操作性和实效性。

2.制定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关系法和财政转移支付法,理顺政府间的分配关系,促进财政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具体设想为:

第一,及时制定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关系法,理顺

和规范财政分配关系。应当重新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尤其是需要确立各级政府预算内独立的收入来源和支出责任,要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加大对基层、贫困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财力支持。第二,抓紧制定财政转移支付法,促进财政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了避免体制分配的负面影响,适时调整体制分配政策,改变体制分配一体化问题,在体制上对县乡经济和欠发达地区经济给予体制优惠,放宽上划比例,适当扩大地方留成比例,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3.制定公共财政法和财政支出管理法,优化公共资源配置,促进发展方式转变,合理调节财政分配,促进财政转变职能,推动发展方式转变,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是调节收入分配、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具体方案为:

第一,及时制定公共财政法。为了合理调节财政分配,促进财政职能和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必须制定公共财政法。第二,及时制定财政监督法。为了严格财政管理监督,严肃财经法规,促进依法理财,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必须制定财政监督法。第三,修改和完善预算法律制度。合理调节预算分配,既是深化收入分配机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又是公平收入分配、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的必要途径。第四,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法律制度。完善财政补贴制度,既是改革财政分配制度,合理调节财政分配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实现公共服务支出均等化,促进各地区、各部门全面协调发展的主要手段。

(二)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1994年3月22日,全国人大通过的《预算法》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的分税制度改革,奠定了现行的财权、税收体制,但由于当时的行政和立法部门对什么是预算制度还所知甚少,因此,《预算法》在其实施之后很快就暴露出诸多问题,如政府随意更改预算、大量预算外收支、预算编制过于粗放、预算不公开、人大审议和预算走过场,以及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严重不匹配等。制定社会保障预算法和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法,促进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完善,切实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三)加快税收法制建设,合理调节税收分配

现阶段合理调节税收分配,加快税收法制建设的重点应当是:促进税制结构调整,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缓解收入分配不公矛盾,促进发展方式转变,加快和谐社会建设。修订个人所得税法,制定物业税法、遗产与赠与税法,加大对收入分配的调节,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合理调节税收分配,核心在于公平收入分配。这既是调整税制结构,加快税收法制建设的主要目标,又是加大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的重要手段。为了合理调节税收分配,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需要重点制定和修改以下税收法律。

1.完善个人所得税税制改革。当前运用税收调节个人收入差距,重点应当是减轻或者免除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加大高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对中等收入人群实行低税率政策。另外,工资薪金与劳务报酬同属于劳务所得,在税收上应同等对待。参照大多数国家的经验,对工薪与其他个人劳务所得应实行统一税率。可以适当增大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程度,尤其是增大高收入者的税负,使高收入者作出更多贡献,减轻较低收入者税收税负,以体现公平与效率原则。同时,建立综合征收与分项征收结合的税制模式。所谓综合和分类相结合个人所得税制,是指对不同所得按分类所得税制模式征税后,然后汇总纳入全年各种所得额,如达到一定程度,再以累进税率征税的一种所得税课征制度。该模式与综合税制和分类税制相比较,坚持按支付能力课税,体现了税收的公平原则。把源泉课征和申报缴纳两种征管方式有机结合起来,既能最大限度地控制税源,也符合宽税基、减税制的指导思想,是国际税制改革的方向。

2.抓紧制定物业税法。物业税是把房产和其他资产合并起来、统一征收的税收。即将现行的房产税、城市房产税和土地出让金等的税收、收费合并集中起来,由企业单位和居民个人的房产保有者缴纳的税收。为了发挥物业税调节财富分配的功能,抑制房价的过快上涨,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必须制定物业税法。

3.完善个人财产税体系,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在我国收入分配的税收调控体系中,财产税是重要的辅助税种。要通过完善财产税体系,更好地发挥财产税对个人财产和收入分配的调控作用。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是完善财产税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健全收入分配税收调控体系的重要举措。应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充分考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和特点,尽快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考虑到目前我国关于财产继承、处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许多公民在遗产处理上缺乏法治意识,又未建立个人收入申报和财产登记制度,这个制度可以缓行。

(四)建立和完善对公共资源的税收调节制度

经济全面持续协调发展是人民群众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促进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必须转变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有效利用资源,提高经济效益,保护生态环境。为了完善资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节约使用资源,有效保护生态环境,引导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需要制定资源税法、增值税法、环境保护税法。

1.尽快制定资源税法。在全球发展低碳经济的大潮下,推进我国的资源税改革,对于完善资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引导经济结构调整、缓解中西部地区财力紧张都有重要意义。积极推进资源税改革,必须制定资源税法。

2.抓紧制定增值税法。积极推进增值税转型改革,在完善增值税转型试点办法的基础上,及时制定增值税法,由生产型增值税转向消费型增值税,提高企业的有机构成,加快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升级,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制定增值税法。

3.及时制定环境税法。目前国内一些行业、企业的业绩高速增长,但它们的产品生产都与高污染、高耗能有关。为了有效保护生态环境,必须尽快制定环境税法。一要按照“谁污染、谁负责”的原则,及时开征环境税,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二要按照“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机制,鼓励企业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能耗、保护环境上下功夫,促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

(五)修改税收征管法,制定税收基本法。

加快税收法制建设,必须体现科学发展观和统筹兼顾的要求,合理调节税收分配,加强对纳税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为了调整优化税制结构,促进税收依法治税,合理调节税收分配,有效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需要制定税收基本法,及时修改税收征管法。

1.及时修改税收征管法。从立法上最大限度地简化办税程序;要划清税收征管权限,规范征管程序,明确法律责任;要确定纳税人为自主申报的纳税主体,具有与税务机关同等重要的法律地位,增强纳税人应有的权利,促进和谐税收的建设。

2.适时制定税收基本法(或税法通则)。要明确规范税收立法、税收执法、税收司法等方面的基本原则,促进以法治税。要调整确定税制结构,适当增设一些促进环境保护、节约资源和综合利用的税种,扩大资源税的范围。要明确规定税务主管部门的主要职责和权限、规范税收征管的主要原则,理顺税收分配关系。要明确规定纳税人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确定纳税人具有与税务机关同等重要的法律地位,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及时修改与人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税法,如所得税法、增值税法,根据生产成本上升、物价上涨和改善生活的需要等因素,不断提高起征点,适当降低所得税率,降低纳税人的税收负担,既体现税收对民生的倾斜,又维护纳税人的权益,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注:

①《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中第25条“国家依法保护法人和居民的一切合法收入和财产,鼓励城乡居民储蓄和投资,允许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逐步建立个人收入应税申报制度,依法强化征管个人所得税,适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

②《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和价款管理办法》(1999年6月7日财政部国土资源部财综字(1997)第74号)。

参考文献:

[1]周瑞金.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国庆60周年感言[J].炎黄春秋,2009,(12).[2]汪仲启.收入分配改革不能“扬汤止沸”[N].社会科学报,2010―04―22.[3]阮兴文.财税法制与公民权――宪政视角解读[J].社科纵横,2009,(2).[4]吕方.社会缺位:后单位社会隐忧[N].社会科学报,2010―08―26.[5]范毅.中国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J].财贸研究,2008,(6).[6]俞光远.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加快财税法制建设,合理调节收入分配[A].熊伟.中国法学研究会2010年会论文集[c].北京:中国法学研究会,2010.[7]安体富.对调整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分配份额的研究[J].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09,(7).[8]孟庆瑜.分配关系的法律调整――基于经济法的研究视野[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9]谭伟.中国收入差距――增长“奇迹”背后的利益分享[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9.[10]柴今.个人所得税瞄准收入分配不公――评近期加强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征管措施[N].经济日报,2001―08―30.[11]刘剑文.走向财税法制:信念与追求[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责任编辑:陈瑾]

第四篇:收入分配改革

收入分配改革

热点分析

基于个人能力和公平竞争导致的效率和收入差距不是社会争议的焦点,真正引起人们不满或加剧社会分配失衡的根源,在于人们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不平等以及竞争过程中的不平等。这类不平等主要是待改革的体制性因素所致,是分配关系扭曲的重要表现。其中在非收入分配政策和制度方面,政府的“缺位和越位”贯穿始终。

一是劳动力流动中的体制性歧视。劳动力流动的体制性歧视,源于计划经济早期的城乡分割体制。在城乡经济一体化或城市化逐步形成的趋势下,原有体制中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身份性歧视并没有根本改变,农村劳动力在向城市转移过程中,农民的身份在就业、收入分配以及公共品分享方面,仍然受到相当程度的歧视待遇。在市场经济收入增长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条件下,这种歧视必然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成为目前全国总体基尼系数过高的重要体制性原因。

二是缺乏有效的劳资协调机制,中下阶层缺乏表达诉求权。我国在转型经济体制中,虽然按劳分配依然被强调为主体地位,但相应的体制设计还很不完善,甚至有些方面存在严重“缺位”现象。特别是劳动集体谈判的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使得劳动要素在参与分配过程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国有企业工会组织基本作为企业“职能部门”存在,在维护职工利益方面往往受到企业管理层的掣肘;大量的非国有企业还没有工会组织或工会组织徒具形式,劳资矛盾协调机制严重缺位。从一些国有企业早期“砸三铁”到后来的随意裁员,以及“农民工”工资长期被压低的现象中,可以明显感受到这一机制的缺乏。

三是垄断行业对分配关系的扭曲。行政性垄断实际上是从计划经济时期的部分行业归口管理演变而来。在体制转型期比较普遍的现象是,行政性垄断行业往往热衷于“选择性”地参照“市场化”和“国际惯例”,这种选择性集中体现在所谓“市场价格”、赢利和收入水平方面的参照,大部分垄断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普遍高于国际价格。更为重要的是,由行政性垄断带给行业的超额利润大都没有回馈给国家和社会,而是以“做大做强”之类的理由留在了部门和企业,并且部分地转化为这些行业经营者和职工的收入、福利等。这是目前我国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根本原因,也是对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关系的重大扭曲。

四是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的影响。相对于经济市场化进程而言,政府职能转变还仅仅是初步的,集中表现为政府职能的缺位、错位和越位。目前社会反映强烈的教育、医疗、住房以及社会保障等问题,是一些突出的表现。

五是缺乏对资源配置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我国在体制转轨中虽然大幅度减少了行政性资源配置,但在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条件下,行政性资源配置的权力具有了“价格”意义。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利用产品“双轨”价差牟利,到90年代要素市场化中的“寻租”,出现大量权力市场化的现象。近年来,在城市改造拆迁和土地转让、资金信贷以及资本市场“圈钱”等领域,权力市场化的现象依然没有止步的迹象。这是产生灰色甚至黑色收入的根本原因。

对策链接

2009年7月4日,在首届全球智库峰会的全球储蓄与消费分论坛上,国家发改委收入分配司司长张东生指出,下一步国家将考虑从五个方面促进收入分配改革,其根本点在于提高居民收入,特别是农民收入,并做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加强城乡收入制度的再分配环节。

第一,增加劳动力收入。

第二,加强城市化进程,形成有利于国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城乡差距是造成我国居民整体收入差距的最主要的原因,而这与城乡二元结构有关,因此要从根本上提高农民收入,还需要加快城市化进程。

第三,完善有利于提高劳动报酬的薪酬形成机制。工资收入是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据测算,工资收入占居民总收入的比重为65%左右。因此完善最低工资制度、建立健全企业薪酬形成机制非常必要。

第四,健全公民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提高社会保障待遇与分配水平,完善城镇居民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制度,扩大覆盖范围,加大政府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加快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健全城乡的社会救助制度。完善针对低收入群体的助帮机制。

第五,加强城乡收入制度的再分配环节,更多向公共服务和社会领域倾斜。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运转化。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制度。研究推进收入与分配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改革,增加税收再分配环节。

延伸阅读

正确处理收入分配问题

邹东涛

一、理性分析收入差距与贫富矛盾

收入差距的扩大、贫富矛盾的加剧,是近年来的一个突出问题。对这一问题必须冷静思考、分析和处理。

(一)关于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世界上用来分析收入分配差距的基本指标。首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基尼系数发生了巨大变化:1978年为0.18,现在已接近0.5,而基尼系数的国际警戒线是0.35—0.4。这成为媒体炒作最热的问题之一。作为清醒的学者、官员和媒体对此都应该冷静点。首先应当认识到,与改革开放前普遍贫穷条件下的绝对平均主义相比,我国的基尼系数逐步增加,这是改革开放的成就和社会进步的表现;其次,从整体上来说,我国当前的收入差距还不是全局的,“奔腾式”的甚至是“对抗性”的矛盾。其三,对于已经存在的收入分配方面不合理问题,特别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度拉大的严重问题,国家绝不能熟视无睹、听之任之,必须高度关注。其四,面对收入分配方面的问题,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和努力解决,但在舆论上切不可盲目和过度渲染,因为过度渲染无益于解决问题,反而会对现存的问题和矛盾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关注社会弱势群体,但不要搞民粹主义

处理好收入分配关系,协调收入分配的过大差距,实现贫富和谐,关键是要解决好社会弱势阶层的过低收入和贫困状况。同情社会弱势阶层,是社会公众一般的心理趋向,也是中华民族自古具有人文关怀优良传统的表现。但高度关注社会弱势群体要谨防“民粹主义”倾向。民粹主义(Populism,也可译为平民主义)是在19世纪俄国出现的一种影响较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其基本理论包括: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极端强调平民的利益、意见、公决、创制权等。这里在分析收入分配关系中借用“民粹主义”的概念,是指反对收入分配差距、绝对“妖魔化”富人、否定市场竞争、崇尚平均主义等逆市场机制的思潮。

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实现贫富和谐的目标,必须把握好两点:一是收入分配的公正原则,而公正首先来自符合效率原则的初次分配;其次是收入分配的机会均等原则,而机会均等原则首先是市场竞争机会的均等。只有牢牢把握这两个原则,才能确保财富持续充分涌流的源泉永不衰竭。如果国家政策过度向社会弱势阶层倾斜,让“怀弱”极端为“民粹主义”,必然会影响经济效益,减少财富增长,最终不利于解决社会弱势群体问题。

(三)调节收入分配,关注弱势群体,实现贫富和谐,首先是政府的职责

政府必须在这个问题上有大的作为。而政府要有效地调节收入分配,不能“东按葫芦西按瓢,眉毛胡子一把抓”,首要的任务是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制度。我在1999年提出了“制度更是第一生产力”、“人跟着利益走,利益跟着制度走”的观点,一个良好的、有效的制度不仅是推进生产力发展的关键,也是解决财富分配、协调利益关系、促进贫富和谐的关键。这就要全力打造全社会的利益协调机制。这种机制包括利益表达的机制,利益的谈判和博弈机制,利益冲突的解决机制等。从我国现实存在的严峻问题来看,首先要重点解决好以下六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方面是要为解决官民的利益矛盾进行有效的制度化安排。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制度上解决廉政问题,从而在民众思想深处消除“仇官”心理(实际上是“仇腐”心理);二是从制度上解决各级官员的勤政问题,真正为民众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带来看得见的利益。

第二个方面是要为解决城乡利益矛盾进行有效的制度化安排。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制度上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真正取得实效;二是从制度上打破城乡壁垒,促进农村人口平稳有效地向城市转移。

第三个方面是要为解决行业间的利益矛盾进行有效的制度化安排,着力解决行业垄断问题,切实打破行业间的收入分配不公。

第四个方面是为解决劳资的利益矛盾进行有效的制度化安排。这也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逐步提高劳工最低工资保障线和强化对高收入的税收监管,从制度上解决劳资收入悬殊问题,从而在劳工思想深处消除“仇富”心理;二是完善工会制度,加大工会工作的力度,从制度上解决劳资的对话和劳工的利益表达机制;三是鼓励和提倡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努力促进劳资和谐。

第五个方面是进一步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增加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规模的积累,加速和加大力度在全社会建立普遍的、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制度等。

第六个方面是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捐赠制度,让有钱人广泛地、自觉地参与到构建贫富和谐的工作中来。

通过这一系列与收入分配有关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建设,一方面,使“贫有保底”,从而“贫而不穷”;另一方面,使富者遵守各种社会规则,具有博爱和人文主义思想,长期坚持不懈地履行社会责任,多行善举,关爱社会弱势群体,从而降低、平抑和化解社会矛盾。只要这些做到了,贫富同舟共济,促进社会和谐,不仅是必须做到的,也是能够做到的。

二、关注公平不能向效率开刀

由于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和贫富矛盾的凸现,不少人包括一些经济学家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也提出了质疑,好像收入差距拉大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实行“效率优先”造成的。如果是这样,就得降低效率了。但我们可以冷静地想想:我国的效率是否真的很高了?绝不是。因为迄今为止,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和资金产出率还远低于美国、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而单位GDP增长的资源消耗率则大大高于美国、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

我认为,国家和社会应当关注社会公平,只有公平了才能实现贫富和谐,但关注公平,实现贫富和谐,绝不能向效率开刀。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既是中国的难题,也是世界性难题。我们不能一般地反对收入差距,收入差距是市场机制的重要内容,是激励效率的重要杠杆。而收入差距过大,则会影响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社会不是要消灭收入差距,而是要调节收入差距,取缔非法收入,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平抑社会矛盾。一个社会首先必须保持一定的竞争性差距,以便刺激效率,促进发展。否则,实现平等和贫富和谐必定会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

中国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出现的普遍难题和顽疾是经济效率低下,因而改革伊始我国就正确地提出和实行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但收入差距控制在多大程度既有利于保持经济效益,又不损害社会公平和影响社会稳定,这不仅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也与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关。对于这些,该是什么问题,就在什么范围内解决什么问题。如果因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特别是构建贫富和谐就把矛头指向实行了20多年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那就大错特错了。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发展中和崛起的文明古国,永远不能忽视公平,但一天也不能没有效率。

“平均主义”不利于提高效率,而“收入差距”有利于提高效率,这是所有国家的历史实践都证明了的。比如说,勤劳人效率高,如果勤劳人的回报与懒惰人一样,这也是不公平的,结果会造成人们不愿意勤劳。因此要“奖勤罚懒”,而奖勤罚懒必然造成收入差距。邓小平讲“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就是立足于提高效率。但是,单认清这个问题还不够,我们还要客观地分析“公平”。公平包括“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机会公平有利于激励效率,而结果公平(比如不管工作干的好坏收入都一样),必然会严重影响效率。经济学天生关注效率,社会学天生关注公平,这是学科分工使然。我认为可以用一句话使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达成“共识”:“公平是相对的,社会可以接受的差距就是公平的”。

我国收入差距过大不能归结为“效率优先”,但并不是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完全凝固不变,而是要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实际情况的变化与时俱进。

过去我们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一是因为鼓励效率的市场机制尚未形成,还需要政府在推进效率方面发挥有力作用;二是我国当初平均主义还比较严重,需要打破。而今天的情况则大大变化了。市场作为激励效率的力量已经初步形成了。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需要用更多的精力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和协调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因此,“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客观上将转变为“市场主要管效率,政府主要管公平”。

有的学者提出“初次分配领域效率优先,再分配领域公平优先”。这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在初次分配领域也存在着两个误区:一是资本的主导者可能以强势地位故意压低甚至拖赖打工者工资,这在初次分配领域是难以自发解决的,必须由政府监管和干预;二是初次分配领域的高效率,不一定都带来宏观经济的高效率,可能还会冲击和影响宏观经济效率,这也必须依靠国家干预。因此,“政府主要管公平”,既包括再分配领域的公平和效率,也包括初次分配领域的公平和效率。但对初次分配领域的管理,主要是通过法律手段,而不能干预微观经济领域的生产经营活动。

第五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学界争论如何改革收入分配: 初次分配还是二次分配

收入分配制度如何改革,目前学界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应该把初次分配作为改革重点;另一派认为,着力点应放在二次分配。厉以宁认为,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初次分配是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分配,但在中国,无论城市,还是农村,由于各种原因,至今尚未形成市场经济规律下的分配,初次分配的改革更加迫在眉睫。

在厉以宁看来,导致初次分配与市场经济规律相脱节的原因,既有行业垄断阻碍市场公平竞争环境形成的原因;也有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初次分配的工资级差、工资标准等因素;还有劳动力市场上雇主和受雇者地位不对称的原因,买方强势,卖方弱势。(劳资关系不对称)

此外,从深层次看,中国初次分配的逻辑中,还存在着特殊的二元劳动力结构,即高级劳工市场工资高、福利多、升迁容易;低等劳工市场工资低、福利少,几乎没有升迁机会。在农村,农民在初次分配中的话语权更不乐观。首先,到现在为止,农民还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农民虽然有土地的承包权、使用权,但没有产权,不能用于抵押、转让,土地的流转很大程度上受市场外因素的干扰,农民的土地收入受到多方限制。

其次,虽然农民工可以在城镇和企业中工作,可他们的身份和市民不一样,他们更弱势,雇方和被雇方双方地位不对称的问题十分突出。

第三,农民养了牲畜、家禽,种了农作物,但他们在销售中处于弱势,和他们打交道的大公司明显强势。即便农民组成了专业合作社,跟大型企业比也还处于弱势。

在厉以宁的改革方案中,鉴于我国尚未形成市场经济规律下的初次分配框架,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在初次分配。方案还有一个大胆的设想:人力资本的投入者和物质资本的投入者一样共享利润。传统分配制度中,利润全部归物质资本投资者所有,作为人力资本投入者的职工只能获取工资,不能参与利润分配。上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已提出了利润共享原则,认为人力资本投入者也应共享利润。(劳动者的公社制度,公司制度核心是资本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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