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困境与对策

第一篇：当前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困境与对策

当前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困境与对策

——基于全国和上海的数据

2015-06-17 基金项目：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农村劳动力流动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研究”(编号：12BJY032)，本文作者为该基金项目的主要参与人，非项目主持人。

2014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该方案逐步规范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秩序，对不合理的偏高、过高收入进行调整。近期，国务院又转发了《公务员基本工资的调整》、《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工资的调整》和《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待遇的调整》三个实施方案。这是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领域的两项重大突破，标志着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迈入新征程。

一、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的出台可谓“十年磨一剑”。早在2004年，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起草工作就开始启动，2010年初和2011年12月，国家发改委两次将方案上报国务院，但均未通过。最后又推迟到2013年2月3日，国务院批转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的通知》。2013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指出：“贯彻落实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制定出台合理提高劳动报酬、加强国有企业收入分配调控、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等重点配套方案和实施细则。”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方案迟迟未能出台的原因究竟为何？一方面，由于利益关系的固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势必会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这导致利益集团特别是一些垄断行业利益关系的掣肘，而垄断行业掌握更多的话语权，因此，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举步维艰。另一方面，由于领导层特别是决策层没有找到解决收入分配的有力抓手，因此，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推进不顺。

我们可以从三次分配的角度来分析为何缺少有力抓手。(一)在初次分配领域，政府缺乏调节收入分配的强有力手段

首先，我国现在的税收收入大部分来源于非国有制企业，城镇就业人口也大部分在非国有制单位(2013年全国税收收入中有33%来自于国有制企业，全国城镇就业人口中仅有18.4%在国有单位)，在这样的所有制格局下，政府很难调节初次分配领域的收入分配。其次，我国生产要素市场的不完善不仅导致生产要素配置的低效率，更带来了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就生产三要素来讲，劳动力市场存在城乡分割，导致城乡就业者之间的不合理收入差距；资本市场中存在国有资本的垄断和对民营资本的排斥，导致垄断行业不合理的高收入；土地市场特别是农村土地市场的不完善导致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很低，进而导致农村居民收入处于不合理的低水平。再次，初次分配领域还未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由于我国工资谈判机制尚未形成，导致工资收入正常增长难以实现。主要原因是缺少工资谈判机制所需要的制度环境，特别是工会制度缺陷，即参与谈判的工人代表能够真正代表工人的利益(现有的工会制度还不能做到这一点)。最后，一些阻碍收入公平分配的制度和政策还存在，例如户籍制度和养老制度等。

(二)在再分配领域，政府的再分配政策作用有限

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说明：一是税收，包括个人所得税很难起到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我国现行的个税制度采取“分别征收、各个清缴”的征管方式，这造成了收入来源单一的工薪阶层缴税较多，而收入来源多元化的高收入阶层缴税较少的问题。此外，对个税的所有纳税人实行“一刀切”，个税不仅没有缩小收入差距，反而起到了“逆向调节”的作用。据计算，我国高收入者的收入占总收入一半以上，但其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仅占20%，这就预示着80%的个人所得税还是来自中、低工薪阶层承担。二是我国税收结构的不合理。直接税比重过低而间接税比重过高(直接税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导致收入差距扩大。三是社会保障不完善，且存在不同的保障水平。公务员、事业单位与企业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的差异，城乡居民之间的社会保障水平的差距，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

(三)在第三次分配领域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有限

第三次分配领域即所谓的慈善公益事业，由于我国慈善公益事业起步晚、发展缓慢，且存在管理混乱、相关法律法规政策不健全、缺乏监督等问题，很难起到缩小收入差距、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作用。

二、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面临的困境

我国当前收入分配领域存在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面临的困境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普通劳动者、普通居民收入占比下降的问题 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GDP中，政府、企业和居民(或普通劳动者)所占比重的均衡，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对于迈入中等收入阶段的中国，劳动者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不断上升，才能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逐步形成“橄榄型”的收入分配格局。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我国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999年的52%左右下降到2007年的40%左右。劳动占比的下降意味着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所获得的收入相对下降。虽然从2007年到2010年劳动占比有所上升，但总体上与1999年相比还是下降了7%。国有经济比重下降和垄断势力增加是导致劳动占比下降原因之一，但工资变化对劳动占比影响不大。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变以及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有所减少，因而劳动作为生产要素之一参与分配的贡献率下降。此外，国有经济比重下降导致按劳分配比重的下降，垄断势力的增加导致普通劳动者参与公平收入分配的权利和机会减少甚至为零。

同样地，在初次分配中，普通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也出现了下降。以上海市为例，根据《上海市统计年鉴》数据，从1990年至2008年的19年间，在上海市生产总值的构成中，政府占比从32.33%上升到33.47%，企业占比从25.84%上升到30.16%，个人占比却从41.83%下降为36.37%。原因主要是随着上海经济中心地位的确立，企业成为上海经济的重心，因而在GDP中的比重有较快上升。

(二)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

从全国层面来说，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3年全国居民基尼系数达到0.473，相对于2002年的0.454，上升幅度达4.4%左右。

同样地，民盟上海市委2011年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本市不同行业工资收入之比，从住房公积金缴交额中计算出来的差异是2.4倍，但在从业人员平均报酬中计算出的差异却高达6.4倍；在同一企业内部，经营者与普通职工收入之比已经扩大到5倍，有10%的企业甚至超过10倍。

城镇居民内部和农村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我们根据全国基尼系数对其进行组内分解得到城镇居民内部基尼系数和农村居民内部基尼系数。计算结果表明，城镇居民内部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15扩大到2010年的0.56，增加了2.73倍；农村居民内部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20扩大到2010年的0.60，增加了2倍。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更多地受到经济体制改革因素的影响。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一方面是由于农户在农业和非农就业机会的差异，以及二者之间劳动报酬率的差异；另一方面是由于地区分割引起的地区收入的差异。

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有所扩大。《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1985-2013年，无论是城乡之间名义收入之比还是剔除通货膨胀影响的城乡之间实际收入之比，都有所上升(虽然2010年之后城乡居民名义收入之比和实际收入之比有均所降低)。原因主要是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和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封闭导致城乡之间就业机会和就业收入有很大差距，另外，城乡之间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差异性也导致城乡差距的扩大。

不同性质单位之间的工资差距也在扩大。以全国为例，1995-2012年国有单位职工平均工资明显要高于集体和其他性质的单位职工平均工资，上海市也同样如此，但上海市国有单位比其他性质单位职工平均工资高出的幅度更大。原因是：相比全国来说，上海市国有企业比重更高，以2012年为例，上海市国有经济产值占上海市GDP比重达44.6%，而全国占的比重为35%左右。

(三)工资性收入增速缓慢的问题

以全国和上海为例，2000-2012年职工平均工资年增长率明显要低于财政收入年增长率。这说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没有占到合理的比重(见图

1、图2)，主要原因是财政收入中国有经济缴税所占的比重相对较小，国有经济的就业占比也相对较小，这使得国家可以调控的、按劳分配的职工工资增速较慢。

图1 2000-2012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与财政收入年均增长率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图2 2000-2012年上海市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与财政收入年均增长率 数据来源：历年《上海统计年鉴》。

三、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要处理好“四对关系”(一)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收入分配要根据中国国情和经济发展情况确定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这是前提。同时还要确定什么是公平，两极分化不是公平，平均主义更不等于公平，公平包括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更是包括了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要能体现共同富裕的总目标。

(二)处理好“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关系

在再分配领域，国家可以通过调节税收、增加转移收入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手段，将既定的收入再分配到居民个人，从而达到促进社会公平的目的。但是，初次分配领域中的公平问题更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因为初次分配奠定了国民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对收入分配是否公平与合理起到关键性作用。初次分配不公平、不合理，即使再分配再有力、再完善，也很难维持收入分配格局的公平与合理。国际上，衡量初次分配公平与否的标准就是劳动者的报酬(即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

(三)处理好“高、中、低收入”的关系 政府要在宏观上对缩小收入差距给予更大的关注，落实好“提低、扩中、调高”的改革方向。对于低收入者，可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对于高收入者，要通过税收调节、打破经营垄断、取缔非法收入等手段来平衡过高收入。要平衡好高、中、低收入的关系，使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从“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这不仅能提高内需水平，促进经济发展，还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四)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基层试验”的关系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一方面要靠中央政府部门的顶层设计，统筹好各方面利益关系，把握好各个环节，另一方面也要靠基层政府部门的试验，总结经验教训，将成功经验加以推广。广东省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收入分配改革既有顶层设计又有地方试验。在顶层设计方面，广东省“企业工资集体协商三年行动计划”已经全面实施，目前，全省工会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建制率达76.5%。另外，广东省人社厅也出台文件规范公务员津贴性收入，实施事业单位绩效工作制。在基层试验方面，中山市明确提出“收入倍增”计划，打造橄榄型社会结构；梅州焦岭在推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改革方面接连破冰，农民财产性收入大幅增加；佛山顺德允许村民公寓增加商业功能为集体经济组织增加固定收益。广东省的成功经验说明，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基层试验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要。

作者： 中共上海市金山区委党校 陈光普 来源： 《北方经济》2015年第4期

第二篇：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关键词】

提高劳动报酬 公平正义 社会和谐 【背景链接】

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是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今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条件和生活质量明显改善。但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下降、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仍然比较严重。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要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把收入分配提到了非常突出位置，既是对收入分配改革进行了总体部署，也是要解决社会实际存在的突出问题。

【标准表述】 [权威观点] 中国要认真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也就是逐步提高两个“比重”，一个是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的比重，第二个是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这两个比重都是更多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我们不仅要把‘蛋糕’做大，还要把‘蛋糕’分好。”

——温家宝 [原因] 导致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城乡收入差距。城乡之间不仅在居民收入水平上差距明显，而且在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条件等方面也存在着较大差距。

二是行业收入差距。导致行业收入差距过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垄断及不公平竞争的存在。

三是地区收入差距。我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收入分配差距较大，而且这一差距还呈现逐年加大的趋势。

[深度分析] 收入分配问题，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利益调节问题，但实际上与一定时期的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往往是紧密相联的。

从社会问题看，收入分配制度合理、科学，不仅可以极大地调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创造性，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还能够减少大量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成为促进社会稳定的安全阀和稳定器。反之，就会诱发、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

从政治问题来看，收入分配的制度安排，不仅体现着政府的政策导向、价值目标等，而且也直接检验着其政治结构、政治过程的合理性。社会的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会导致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群体性事件增加，甚至会直接威胁到政治稳定。

[措施] 如果不尽快采取措施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现状，势必引发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新问题，也会为社会稳定埋下隐患。

第一，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关键在于整顿和规范初次分配秩序。

一方面，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特别是消除行政性垄断。另一方面，强化劳动法令执行，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积极推进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实施。

第二，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积极促进农民增加收入。

一方面，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与努力创造就业岗位结合起来，以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另一方面，积极推进城镇化，逐步减少农村人口，以增加农村人均土地拥有量和农产品需求量，从而增加农民收入。

第三，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收入差距。

贯彻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加强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中西部地区农村富余劳动力到东部沿海地区就业或就近就地转移就业，增加农民收入。中西部地区应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断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第四，完善收入再分配机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将分类所得税转变为综合所得税，并逐步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从农村居民最需要的方面入手，建立健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保障农村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和农村居民的医疗需要。逐步建立面向所有城镇劳动者的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一句话点评】

遏制收入差距拉大趋势，是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的必然要求。

文章来源：商洛人事考试网（shangluo.offcn.com）

第三篇：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正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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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正当时

作者：陈 飞

来源：《时代中国》2007年第02期

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差距的变化会经历由小到大，转而又由大到小的一个过程，这种现象被经济学家库茨捏兹用“倒U型曲线”加以形象概括。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都印证了这一结论。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呈现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特别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这种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甚至有加速的趋势。以国际上通行的衡量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基尼系数来表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基尼系数一直处于上升的态势。

伴随着国有企业职工的下岗及失业，城市贫困问题逐渐引入人们的关注。在计划经济时代，城市贫困问题并不是没有，但远没有现在这么突出。随着改革进程的加速，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城市贫困及由此而来的城市边缘化问题日益突出。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现象的产生与收入分配体系有关，具体而言，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由于职业和技术体系的不完善，导致低收入者和下岗失业者并不能够享受到经济增长而带来的好处。而住房、教育和医疗改革的基本同期进行，更加剧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人们收入所得的不平等，特别是收入增长幅度的不公平以及分享经济增长利益的不匀，很容易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垄断及暴利行业很容易成为中低收入者的批判目标。“仇富”及对社会不满心态在不少中低收入者中普遍存在。要从根本上改革这种现象，就需要对收入分配体系加以改革，建立稳步增长、公平合理及规范透明的收入分配体系并建立与之相配套的社会保障体系。

目前各个城市房价居高不下，而且呈现急剧上涨的态势，导致大多数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们怨声载道。这种情形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居民收入增长幅度太慢，或者说居民收入水平较低，特别足与房价相比。不久前，国家采取了较为严厉的宏观调控措施，日前已经对一些城市的房市形成一定的影响。然而在一定时期内房价也不太可能迅速下跌，甚至于跌到一个很低的水平。实现人们心中普遍存在的居者有其屋的预期，恐怕还需要通过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特别是稳定收入的水平来解决。

按劳分配应当成为新的收入分配体系的一个重要原则。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按劳分配应该成为分配制度的主体。也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体现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性，逐步消除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脑体”倒挂现象。这种现象在八十年代曾经一度盛行，后来趋势逐渐消失。然而，近些年，随着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逐年加剧，这一现象又恢复了。新的“读书无用论”在一些学生及家长心中较为流行。要改变这种趋势，一个重要的途径就在于改革现有的收入分配体系。

第四篇：如何应对收入分配困境

如何应对收入分配困境

又到了发放年终奖的时候了，辛劳了一年的工薪阶层，充满了期盼。据传，腾讯公司派出了高额年终奖，让人眼热不已。是的，“好单位”的员工，如腾讯这样技术性强的企业，还有为数不多的一些国有性质的企业，如央企特别是国有银行以及券商因为去年的信贷猛增，利润滚滚，想来依然会收获一个好年成。但众多的民营企业、也包括缺乏创收能力的事业单位则是寒酸过年，尤其是广大的农民工和农民，他们收获的依然是“零年终奖”。

几家欢喜多家愁的年终奖，折射出来的是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目前中国的收入分配呈现如下几个特征。第一，过去十多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在1990年代，这一数据尚在50%-53%之间，2009年则为43%，这是历史最低点；而大部分OECD国家在过去50年中，这一数据是在65%-80%之间波动。第二，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巨大，北京师范大学李实教授课题组的权威数据显示，城乡居民的名义平均收入差距在3.3倍左右，实际收入差距远高于这一数字。第三，行业之间收入差距巨大，一些垄断部门的员工，比如石油、电信、电力、烟草、金融、保险、民航等行业的职工平均收入，要比其他行业高出3倍之多，这还是平均意义上的，这些部门的一线员用、临时用工的收入其实还是很低的，那么这些部门的正式员工，其收入高到什么程度，很难想象。

李实教授课题组的数据显示：在城市中，高收入阶层占约10%，中产阶层占约40%，低收入阶层占50%左右；但是从全国来看，高收入阶层占15%左右，中间阶层占10%左右，而低收入阶层超过70%。按照中国的扶贫标准，现在中国的贫困人口在4000万人左右；若按照每天2美元的国际标准，中国应该有近1亿穷人；而在贫困线之上附近，达不到平均收入水平的易于陷入贫困的人口约在2亿人。这些现象说明，我国的收入分配确实是严重失衡。

为什么农民工收入低

居民获得收入，主要是两个渠道。第一个渠道是 “一次分配”，这个过程在市场里完成，根据劳动贡献原则进行分配，谁贡献多，谁分配就多。第二个渠道来自“二次分配”，在一次分配时，社会中的弱势者会因竞争力不足而难以获得体面的收入，政府就应该对他们给予一定的救济与帮助。如果收入分配结构出现问题，无非是出在这两个方面。事实上我国目前在这两个环节都存在很大的问题。

国民收入的一次分配由三大部分组成：其一是劳动所得，包括工资收入、奖金收入以及个体经营的收入；其二是资本所得；其三是政府税收。如果劳动所得比例偏低，显然是资本所得和税收比例偏高了。从总体上看，我国居民劳动所得占一次分配的比例很低，但存在结构上的差异，有的企业如高科技企业、垄断性企业的职工收入占比并不低。前者是因为这些企业的员工具有很强的劳动能力，固能够获得高收入，公众不会对这个群体获得高收入而产生不公平感。而后者，则是因为这些企业凭借市场垄断地位获得了巨额利润，这类企业的本来职责是承

担“社会责任”，但事实上这些企业已成为了被内部人控制的利益集团，故而在分配上向内部人倾斜。

在一次分配中，所得极低的是农民工。农民工收入偏低，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市场化的原因，我国目前劳动力供应仍然相对过剩，普通劳动者劳动能力也不强，故而其收入不可能很高。其二，在供求关系之外，影响劳动者收入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劳资双方的谈判能力。财富在劳资之间的分配是一个零和博弈，劳动者所得提高了资本所得就必然减少。决定分配比例的，是双方的谈判地位。在劳动力过剩时单个劳动者是没有谈判地位的，但要是劳动者能够联合起来和资方进行集体谈判，就有利于形成相对均衡的谈判力量。完善集体谈判制度，组建真正由劳动者控制的工会组织，是提升劳动者谈判地位的唯一途径。

劳动者权利缺失是根本原因

第一，目前我国农民人均耕地面积很少，务农的收入极低，只有把农业人口转移出去，提高人均耕种面积，才可能提高务农的收益。第二，农民工要是能够选择在家休息，需要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但事实上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没有涵盖农民，固农民并没有选择闲暇的机会。第三，找到更好的工作，需要有很强的劳动技能，提高劳动技能的途径是接受培训、教育，而城乡之间的教育水平差距很大，农民的子弟在基础教育阶段就缺乏良好的教育，升学的机会甚小，这是他们不具备高级劳动能力的根本原因。第四，创业之所以可能需要具备的三要素是企业家才能、投资机会、获得创业资金，企业家才能在人群中的分布是均匀的，农民并不缺少企业家才能，他们缺乏的是投资机会和资金。由于诸多行业被垄断，可供民间选择的投资领域相当逼仄，竞争非常激烈，且小本经营的买卖还受到管理部门的种种限制，因此农民的投资机会原本就相当少。更重要的是农民甚少有机会获得创业资金，获得资金两个途径，其一是从金融机构获得融资，其二是转让自己的资产获得资金，现在资金流向的总体趋势是从农村流向城市、从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地区，农民根本没有机会得到借贷。而农民的资产，主要是土地和住宅，现在农居是不能转让给城里人的，农民的土地也不允许自由转让，在这样一个寸土寸金的时代，农民的土地和住宅因不允许转让而毫无商业价值。故而，农民即使是有天才的创意，也无法转化为商业机会。这一方面限制了农民致富的机会，同样也是扼杀了无数可能潜在出现的企业。而这些企业被扼杀，也就是扼杀了潜在的就业机会，如果这些就业机会被创造出来的话，就会影响劳动力市场上的供需结构。

在如此多的限制下，农民除了廉价出让自己的劳动力接受微薄的工资之外，事实上是别无选择。这些因素，说到底是权利的缺失。农民的土地、住宅不能自由转让，农民得不到金融机会，这是农民经济权利的匮乏。晚近以来，世界各国普遍接受了社会权利的观念，政府提供等度的公共服务，被认为是民众应享有的社会权利，我国农民所享有的社会保障、教育机会远落后于其他群体，这是他们社会权利的丧失，由于教育机会的匮乏，他们贫穷的命运是在进入市场之前就注

定了的。在政治权利上，农民工的选举权、自由结社权是残缺的，农民和农民工对国家的各项制度和政策的制定缺少话语权，导致有利于穷人的政策很难出台。

财政应加大公共服务投入

在二次分配领域，政府能有何作为呢？最近有一则消息引起了关注：澳门政府给市民派发了4000元或2400元不等的过年红包。近年来澳门经济向好，十年内累积财政盈余达千亿，政府已经连续4年向全体居民派发现金。

其实类似的行为，大陆也是有的，如春节期间，领导会给贫困群众“送温暖”，派出点几百元的小钱。但这与澳门政府的性质有所不同。澳门政府给市民发红包，秉持的是公共财政理念，这些钱原本就是取之于市民的，应均等化地用之与市民，而领导干部的送温暖，其实是在表达一种关怀吧。这且不去说他了。在调节收入分配上，国家财政对最困难的群体进行救助，是公共财政的基本职能。但这只是非常规性的措施，我国的财政支出最大的问题是公共财政制度还尚未确立，预算信息不完整不透明，支出结构不合理，公共服务支出比例过低，项目投资和行政经费支出比例过高。安排太多的项目支出，这是我国转型过程中政府角色定位造成的，现代政府更重要的责任应是提供公共服务，而我国政府一直更强调发展经济的责任。确立服务型政府的理念，对于改善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状况，极其重要。我不大赞同像澳门政府一样给所有民众发现金，我更希望加强对公共服务的投入，包括教育、社保、医保，以及增加对农民工的培训。其中教育是重中之重，实证研究都表明，基础教育对提高收入水平影响最大，政府应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重点是加强对边远地区和农村的投入。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提高个税的起征点，目前的起征点是2000元，这一起征点太低了是各界的共识，在目前的个税体系之下，个税没真正起到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中低收入群体成了个税缴纳的主体，而事实上高收入阶层享有的公共服务更多，导致出现了“劫贫济富”的效果。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确很难，如改变劳动力的供需关系需要一个过程。但改革公共财政体系并不难，只要政府有决心，马上就可以落实。

第五篇：论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最终版）

文章标题：论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现在，许多人在谈到居民收入差距的时候，普遍认为，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太高了。最近的一项网络调查显示，有69的人认为“加大税收调节力度，强化高收入人群税收监管，改变工薪阶层成为纳税主体的现状”最关键。这表明“调高”成为了当前人们最关注的问题。然而，从宏观意义上讲，中国收入差距之所以如此之大，原

因并非高收入阶层收入太高，而是中低收入水平太低。或者换句话说，并非是富人“太富”，而是一般人“太穷”。所以，解决居民收入差距的关键在于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已经明显偏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需要加快进行

○当前需要解决几个突出问题，主要是：初次分配不太合理，一些部门凭借“行政权利”获得大量额外收益；二次分配缺乏力度与公平；第三次分配格局没有形成○建议加大税收制度改革力度，适时开征遗产税，同时大力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加速建立第三次分配体系

○国资收益权要尽快落到实处，建立国有资本收益收缴制度，推进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实行双重控制

最近政府一系列有关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举措成了一个牵动各界神经的、最引人注目的话题。2006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在7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胡锦涛就收入分配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此后不久，由发改委牵头，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资委、国家税务总局、国土资源部、人事部、卫生部、监察部、司法部和公安部等13个部委协同参与制订的《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意见》(下称《意见》)草稿进入最后的征求意见阶段。

收入分配改革驶入快行道

新一轮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讲就像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不事张扬，但一直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上台之后首先为社会弱势群体办了几件实事：一是对农民“多予少取”，出台减免农业税政策；二是各地陆续提高了(主要针对农民工的)最低工资标准、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并不断扩大城市居民低保范围。然后，政府将视线又转向了中低收入阶层：一是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由800元大幅提升至1600元；二是颁布并实施《公务员法》，让政府公务员人员的工资上涨有法可依。现在，有关部门又开始积极谋划《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意见》。这一连串的动作脉络清晰、节奏分明，充分说明了一点：当前的收入分配改革并不象以往所做的那样，不再是一个技术性的局部调整，而是一个系统性、全方位的大变革。

如果说从改革和社会两个角度我们就可以推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必要性的话，那么从经济的角度我们则可以看到改革的迫切性。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已经明显偏大。

首先，从绝对水平看，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已经排在了世界前列。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城乡居民基尼系数2002年超过警戒线为0.45，2004年达到0.47。

其次，从分布结构看，收入差距广泛存在于社会经济的各主要方面。一是城乡差别。按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1995年36个国家的资料，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三个国家超过了2，中国是其中之一。2004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到了3.53:1。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享有各种补贴、劳保福利和社会保障等隐性收入，以及农民尚需从纯收入中扣除柴草等不可能成为消费基金、“三提五统”和用于再生产的部分，我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差距约为5:1-6:1。社科院一份研究表明，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二是区域差距。从东、中、西、东北四大经济区域发展看，不仅中、西、东北与东部地区人均GDP差距不断扩大，GDP增长率的差距也没有出现明显的缩小，即绝对和相对差距仍在不断扩大之中。三是行业差距。2004年人均收入最高的证券业为50529元，最低的是林业，为6718元，前者是后者的7.52倍。此外，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四是企业差距。即使同为国有控股企业，2003年，宝钢股份负责人薪酬最高的前三名平均值为85.34万，中石化负责人薪酬最高的前三名平均值为28.4万，华能国际负责人薪酬最高的前三名平均值为47.34万。

最后，从发展速度看，我国居民收入由世界上最平均的一个国家之一，变成世界上差距最大的国家只用了二十几年的时间，为国际所罕见。我国城乡居民基尼系数1984年为0.24，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