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历史线索与目标取向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历史线索与目标取向
王赞新
改革开放来，特别是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讲话以来，我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收入分配体制及其运行体系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回顾我国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线索，展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取向，对于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充分发挥收入分配体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保障和促进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起点：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收入分配体制及其运行体系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之初，我国模仿苏联模式，构建了与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相适应的收入分配体制及其运行体系。这一体制及其体系的基本要点可概括为：在分配方式上，以按劳分配作为消费品分配的唯一方式；在分配主体上，国家也就是各级政府成为执行社会产品分配的唯一主体；在分配层次上，排斥市场，实行集中化、计划化的分配模式；在分配原则上，坚持生产资料占有和按劳分配上的公平原则进而演化为平均主义。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这种收入分配体制及其运行体系暴露出明显的弊端和不适应性，我国开始走上了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道路。
主线：不断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呼应的收入分配体制及其运行体系靠拢和逼近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对我国经济社会产生全面而深刻的影响，这一影响传递到收入分领域，就是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突破和创新。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突破和创新在实践中接受检验，不断发展，推动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论的历史进程。
由一元化分配方式向多元化分配方式逐步演进。自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到改革开放之前，我们主要仿效苏联，实行单一的按劳分配方式。上世纪80年代，针对实践中出现的多种分配形式，国家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为补充”作为深化分配体制改革的方向。党的十五大首次提出“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过去被看作剥削收入的生产要素收益终于取得了合法性。这既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的逻辑结果。十六大进一步明确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标准是这些生产要素的贡献，并把这些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作为原则确立下来。党的十七大在十六大的基础上与时俱进，把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收入分配从原则上升为制度，提出要“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从按劳分配过渡到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并确立按生产要素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这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实践中的具体化和深化，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在收入分配领域的重大突破，是我国收入分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重大成果。
由单一化分配主体向多样化分配主体深刻变革。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由于政企不分，劳动力市场不存在，国家成为收入分配的唯一实施主体。1984年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后，企业有了加强劳动组织和管理的动力，以利益机制激励职工努力工作，这样，企业逐步成为收入分配的实施主体。1992年开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建立了劳动力市场和其它生产要素市场，并允许各种生产要素自动流动。于是，劳动报酬数额不再完全由企业首先规定，应聘者既有权根据企业的报酬水平选择去留，也有权主动提出自己的报酬数量要求，还可通过双方协商或谈判达成一致的报酬数量，劳动者个人在一定条件下也成为按劳分配实施的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实施演化为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的政府、企业和劳动者多元化主体。多元化分配主体参与收分配，不仅使得收入分配有了更为现实可靠的群众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人民主人翁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由单层化分配层次向多层化分配层次深入发展。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商品关系和市场交易被禁止，不存在任何市场化的分配机制，这一时期的收入分配是完全由政府计划直接控制的计划化、集中化分配体系。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国家逐步下放初次分配权限，市场不仅是资源配臵的基本手段,也是进行收入分配的基本工具，所取得的进展和成绩是显著的。然而，到上世纪末，在初次分配作用日益显著的同时，再分配环节对个人收入宏观调节的有效性逐步降低，政府二次分配作用出现了弱化的趋势，同时，第三次分配的发展也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发挥极其有限。在这种背景下，加强政府再分配功能，建立健全收入分配层次，成为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发展创新的重点。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更是明确提出了逐步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原则和政策。在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再调节的同时，我国慈善事业和非政府组织也逐步朝民间化、系统化、制度化、专业化方向发展，第三次分配在收入分配体系中的调节与再分配功能逐步显现。应该说，在这一时期，我国在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多层次化收入分配体系中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由非均衡的分配原则向均衡协调的分配原则调整优化。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是分配理论回避不了的一个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之前,由于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搞得不是很清楚，在消费资料的分配问题上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平均主义倾向，并导致“大锅饭”问题的出现。为了解决“大锅饭”问题，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上世纪80年代，随着 “分配不公”现象的出现，十三大提出了“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强调“兼顾效率和公平”。199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又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并且在当时作为一个颇有新意的提法而被人们普遍接受。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重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2002年11月，十六大在重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同时，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一直持续到2005年11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召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提法才淡出，由“更加注重公平”取代；到了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提出：“把提高效率同促进公平结合起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在60多年的时间里，收入分配原则经历了从“平均主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兼顾效率和公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更加注重公平”，这样的认识和处理过程。这个过程与分配制度的改革一道调整和校正着分配关系，是我国收入分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一条重要线索。
取向：进一步完善并实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贯通的收入分配体制及其运行体系
在新的历史时期，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将会朝着更为深入和具体的方向发展。遵循着与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协调，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贯通的基本取向，我国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应围绕进一步完善分配方式、分配主体、分配层次、分配原则展开理论与实践探索。
以完善生产要素报酬机制为立足点进一步完善多元化分配方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关系和分配关系更多地体现在生产要素的市场配臵过程中，生产要素报酬机制是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核心。一是要推进土地制度改革以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要以制度创新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推进集体土地征收和流转制度改革，分配好土地非农化和城镇化产生的增值收益，有必要、也有条件大幅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二是要建立国有资产收益全民分享机制。国有土地、资源和国有企业等国有资产在性质上是一种全民性资产，应该成为财产性收入的来源渠道之一。其资产升值、经营利润或股权转让的收入，部分应通过再分配的方式转变为政府公共服务服务和居民可支配收入。构建国有资产收益分享机制，让人民群众分享到国有土地、资源和国企等国有资产的收益，享受到国有资产的升值，得到财产性收入，体验资产升值的财富效应，既是我国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重大课题，也必定会对中国经济战略转型和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起到最重要的作用。
以规范政府收支行为和促进劳资间合理分配为重点进一步完善多元化收入分配主体体系。规范政府自身的收支行为对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至关重要。理顺初次分配关系，完善再分配体系，杜绝与公权力相关的腐败和不合理的收入，都依赖政府自身的改革与体制创新。要通过法律形式约束和规范政府收支行为，使政府及其部门的行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明确哪些行为是允许的，哪些行为是禁止的，以及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堵塞一切随意支配和使用资金的漏洞。同时通过强化监督增加政府收支的透明度，建立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政府收支制度及有效实施机制。促进劳资间合理分配，关键点在于去身份化的同工同酬制度，劳动力市场流动机制以及工会代表劳动方的代表机制，并逐步建立劳资工资协商制度。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的完善阶段，劳动力市场不健全，尤其是在相关的法律法规、协商主体的培育与发展、第三方协调机制的形成、中国特色独立工会制度等方面，迫切需要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只有通过理论与实践创新的突破，才能在实践中真正实现劳资双方的对等协商，切实保护好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形成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以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安全网和促推第三次分配发挥作用为基础进一步完善多层化收入分配层次。社会保障制度是政府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迫切需要重构社会保障的运行体系，将社会保障从目前零散的、分散的制度状态转变为系统的、完整的制度，实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子项目“去身份化”的整合，打破城乡之间、企业之间、行业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不一致，苦乐不均的局面，从而促进城乡统筹的形成，提高社会保障制度互济性和再分配功能。以慈善捐赠为主体的第三次分配不仅是现代公民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需要。它克服并弥补了第一、二次财富分配的不足，发挥着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无法替代的作用，对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我国的慈善事业，其规模、机制和功能还远远滞后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通过慈善立法、慈善组织去行政化、加强慈善监管、打破慈善资源垄断、重塑现代慈善文化等途径，促推“第三次分配”发挥作用。
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准则进一步落实更加注重公平的收入分配原则。更加注重公平，既不是不讲效率，更不是重新回到“平均主义”的道路上去。而是克服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不公平现象，实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解决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使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是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推动建设和谐社会。（作者单位：中共湖南省委党校）
第二篇：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关键词】
提高劳动报酬 公平正义 社会和谐 【背景链接】
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是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今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条件和生活质量明显改善。但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下降、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仍然比较严重。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要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把收入分配提到了非常突出位置，既是对收入分配改革进行了总体部署，也是要解决社会实际存在的突出问题。
【标准表述】 [权威观点] 中国要认真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也就是逐步提高两个“比重”，一个是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的比重，第二个是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这两个比重都是更多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我们不仅要把‘蛋糕’做大，还要把‘蛋糕’分好。”
——温家宝 [原因] 导致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城乡收入差距。城乡之间不仅在居民收入水平上差距明显，而且在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条件等方面也存在着较大差距。
二是行业收入差距。导致行业收入差距过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垄断及不公平竞争的存在。
三是地区收入差距。我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收入分配差距较大，而且这一差距还呈现逐年加大的趋势。
[深度分析] 收入分配问题，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利益调节问题，但实际上与一定时期的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往往是紧密相联的。
从社会问题看，收入分配制度合理、科学，不仅可以极大地调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创造性，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还能够减少大量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成为促进社会稳定的安全阀和稳定器。反之，就会诱发、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
从政治问题来看，收入分配的制度安排，不仅体现着政府的政策导向、价值目标等，而且也直接检验着其政治结构、政治过程的合理性。社会的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会导致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群体性事件增加，甚至会直接威胁到政治稳定。
[措施] 如果不尽快采取措施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现状，势必引发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新问题，也会为社会稳定埋下隐患。
第一，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关键在于整顿和规范初次分配秩序。
一方面，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特别是消除行政性垄断。另一方面，强化劳动法令执行，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积极推进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实施。
第二，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积极促进农民增加收入。
一方面，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与努力创造就业岗位结合起来，以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另一方面，积极推进城镇化，逐步减少农村人口，以增加农村人均土地拥有量和农产品需求量，从而增加农民收入。
第三，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收入差距。
贯彻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加强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中西部地区农村富余劳动力到东部沿海地区就业或就近就地转移就业，增加农民收入。中西部地区应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断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第四，完善收入再分配机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将分类所得税转变为综合所得税，并逐步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从农村居民最需要的方面入手，建立健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保障农村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和农村居民的医疗需要。逐步建立面向所有城镇劳动者的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一句话点评】
遏制收入差距拉大趋势，是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的必然要求。
文章来源：商洛人事考试网（shangluo.offcn.com）
第三篇：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正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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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正当时
作者：陈 飞
来源：《时代中国》2007年第02期
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差距的变化会经历由小到大，转而又由大到小的一个过程，这种现象被经济学家库茨捏兹用“倒U型曲线”加以形象概括。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都印证了这一结论。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呈现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特别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这种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甚至有加速的趋势。以国际上通行的衡量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基尼系数来表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基尼系数一直处于上升的态势。
伴随着国有企业职工的下岗及失业，城市贫困问题逐渐引入人们的关注。在计划经济时代，城市贫困问题并不是没有，但远没有现在这么突出。随着改革进程的加速，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城市贫困及由此而来的城市边缘化问题日益突出。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现象的产生与收入分配体系有关，具体而言，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由于职业和技术体系的不完善，导致低收入者和下岗失业者并不能够享受到经济增长而带来的好处。而住房、教育和医疗改革的基本同期进行，更加剧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人们收入所得的不平等，特别是收入增长幅度的不公平以及分享经济增长利益的不匀，很容易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垄断及暴利行业很容易成为中低收入者的批判目标。“仇富”及对社会不满心态在不少中低收入者中普遍存在。要从根本上改革这种现象，就需要对收入分配体系加以改革，建立稳步增长、公平合理及规范透明的收入分配体系并建立与之相配套的社会保障体系。
目前各个城市房价居高不下，而且呈现急剧上涨的态势，导致大多数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们怨声载道。这种情形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居民收入增长幅度太慢，或者说居民收入水平较低，特别足与房价相比。不久前，国家采取了较为严厉的宏观调控措施，日前已经对一些城市的房市形成一定的影响。然而在一定时期内房价也不太可能迅速下跌，甚至于跌到一个很低的水平。实现人们心中普遍存在的居者有其屋的预期，恐怕还需要通过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特别是稳定收入的水平来解决。
按劳分配应当成为新的收入分配体系的一个重要原则。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按劳分配应该成为分配制度的主体。也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体现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性，逐步消除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脑体”倒挂现象。这种现象在八十年代曾经一度盛行，后来趋势逐渐消失。然而，近些年，随着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逐年加剧，这一现象又恢复了。新的“读书无用论”在一些学生及家长心中较为流行。要改变这种趋势，一个重要的途径就在于改革现有的收入分配体系。
第四篇：论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最终版）
文章标题：论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现在，许多人在谈到居民收入差距的时候，普遍认为，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太高了。最近的一项网络调查显示，有69的人认为“加大税收调节力度，强化高收入人群税收监管，改变工薪阶层成为纳税主体的现状”最关键。这表明“调高”成为了当前人们最关注的问题。然而，从宏观意义上讲，中国收入差距之所以如此之大，原
因并非高收入阶层收入太高，而是中低收入水平太低。或者换句话说，并非是富人“太富”，而是一般人“太穷”。所以，解决居民收入差距的关键在于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已经明显偏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需要加快进行
○当前需要解决几个突出问题，主要是：初次分配不太合理，一些部门凭借“行政权利”获得大量额外收益；二次分配缺乏力度与公平；第三次分配格局没有形成○建议加大税收制度改革力度，适时开征遗产税，同时大力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加速建立第三次分配体系
○国资收益权要尽快落到实处，建立国有资本收益收缴制度，推进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实行双重控制
最近政府一系列有关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举措成了一个牵动各界神经的、最引人注目的话题。2006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在7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胡锦涛就收入分配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此后不久，由发改委牵头，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资委、国家税务总局、国土资源部、人事部、卫生部、监察部、司法部和公安部等13个部委协同参与制订的《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意见》(下称《意见》)草稿进入最后的征求意见阶段。
收入分配改革驶入快行道
新一轮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讲就像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不事张扬，但一直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上台之后首先为社会弱势群体办了几件实事：一是对农民“多予少取”，出台减免农业税政策；二是各地陆续提高了(主要针对农民工的)最低工资标准、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并不断扩大城市居民低保范围。然后，政府将视线又转向了中低收入阶层：一是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由800元大幅提升至1600元；二是颁布并实施《公务员法》，让政府公务员人员的工资上涨有法可依。现在，有关部门又开始积极谋划《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意见》。这一连串的动作脉络清晰、节奏分明，充分说明了一点：当前的收入分配改革并不象以往所做的那样，不再是一个技术性的局部调整，而是一个系统性、全方位的大变革。
如果说从改革和社会两个角度我们就可以推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必要性的话，那么从经济的角度我们则可以看到改革的迫切性。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已经明显偏大。
首先，从绝对水平看，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已经排在了世界前列。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城乡居民基尼系数2002年超过警戒线为0.45，2004年达到0.47。
其次，从分布结构看，收入差距广泛存在于社会经济的各主要方面。一是城乡差别。按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1995年36个国家的资料，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三个国家超过了2，中国是其中之一。2004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到了3.53:1。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享有各种补贴、劳保福利和社会保障等隐性收入，以及农民尚需从纯收入中扣除柴草等不可能成为消费基金、“三提五统”和用于再生产的部分，我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差距约为5:1-6:1。社科院一份研究表明，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二是区域差距。从东、中、西、东北四大经济区域发展看，不仅中、西、东北与东部地区人均GDP差距不断扩大，GDP增长率的差距也没有出现明显的缩小，即绝对和相对差距仍在不断扩大之中。三是行业差距。2004年人均收入最高的证券业为50529元，最低的是林业，为6718元，前者是后者的7.52倍。此外，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四是企业差距。即使同为国有控股企业，2003年，宝钢股份负责人薪酬最高的前三名平均值为85.34万，中石化负责人薪酬最高的前三名平均值为28.4万，华能国际负责人薪酬最高的前三名平均值为47.34万。
最后，从发展速度看，我国居民收入由世界上最平均的一个国家之一，变成世界上差距最大的国家只用了二十几年的时间，为国际所罕见。我国城乡居民基尼系数1984年为0.24，1990年
第五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主要目标
一、城乡居民收入实现倍增。到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实际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力争中低收入者收入增长更快一些,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
二、收入分配差距逐步缩小。城乡、区域和居民之间收入差距较大的问题得到有效缓解,扶贫对象大幅减少,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橄榄型”分配结构逐步形成。
三、收入分配秩序明显改善。合法收入得到有力保护,过高收入得到合理调节,隐性收入得到有效规范,非法收入予以坚决取缔。
四、收入分配格局趋于合理。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逐步提高,社会保障和就业等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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