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尔西复兴埃及的举措及其面临的挑战（定稿）

第一篇：穆尔西复兴埃及的举措及其面临的挑战（定稿）

穆尔西复兴埃及的举措及其面临的挑战

唐继赞

2013-3-29 10:23:24来源： 《当代世界》(京)2012年10期

【英文标题】President Morsy's Measures for Egypt Rejuvenation and Challenges Faced

【作者简介】唐继赞，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埃及首位非军人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6月30日上任以来，努力开创执政新格局，内政外交频频出手，对内大刀阔斧清洗军队，更迭政府官员；对外积极开展独立自主的“平衡外交”，努力寻求外援发展经济。埃及新总统志在复兴埃及的雄心值得称道，但其面临的挑战也不免令人担忧。

大刀阔斧改变政权格局

有着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背景的穆尔西，以清洗军队作为改变政权格局的切入口，以图扫清前进路上的最大障碍。穆尔西在埃及军方重新洗牌的大手笔，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震惊，从而也一举改变了外界对他的最初印象，一夜之间从“软弱总统”变成了“强势总统”。事件背后隐含的穆兄会同军方的权力斗争，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

以穆尔西为代表的埃及穆兄会同以坦塔维为首的军方之间的权力之争，早在总统大选期间就已显现。就在穆尔西即将当选的时候，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利用手中的权力，突然发布补充宪法声明，把未来总统的所有权力统统剥夺，只留下一个“总统名义”，赤裸裸地向穆尔西发起挑战。但是，曾为穆兄会领导人的穆尔西引而不发，表现得若无其事。在宣誓就职之后，穆尔西行使总统权力，下令恢复被军方解散的、以穆兄会等宗教势力为主体的埃及人民议会，以此试探军方的反应。仅仅四天后，总统令被军方操纵的埃及最高宪法法院否决。穆尔西又忍了。两次退让，让穆尔西给人们留下了“软弱总统”的印象。

穆尔西终于等来了机会。8月5日，一伙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袭击了埃及北西奈半岛的一处检查站，导致16名守军士兵阵亡。事件发生后，民众对军方的软弱无力十分不满。穆尔西利用“西奈袭击事件”断然更换了军方最高层：解除

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国防部部长、陆军元帅坦塔维的职务，任命军情局长塞西为武装部队总司令兼国防部部长；解除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南的职务，任命第三军团司令苏卜希接替他的工作；解除海军司令马米什、防空军司令塞义夫和空军司令哈菲兹的职务。与清洗军队同步进行的，还有对政府人员的多次调整：任命4名总统助理、17名总统顾问委员会成员；任命国家行政监督总机构领导人，以加强对各部委的管控力度；宣布70多名现役将军提前退休；任命10名新省长，包括开罗、亚历山大和北西奈等省省长。在人士调整中，穆尔西安排了部分穆兄会成员。与此同时，穆尔西还下令取消埃及军方6月17日发布的补充宪法声明，代之以新的宪法声明，以此收回被剥夺的总统立法权。

穆尔西此时对军队开刀，除了难得的契机，还抓住了几个有利因素。第一，对武装部队大洗牌顺应“民意”。埃及政权更迭，已经过去了一年半的时间，但一直令埃及民众不满的是埃及大权依然掌握在穆巴拉克留下的旧军队手中。大批民众多次在开罗解放广场示威，强烈要求军方尽快“还政于民”。穆尔西此举，显然会得到民众的支持。第二，穆尔西利用了武装部队元老派和少壮派之间的对立情绪。现年76岁的坦塔维和64岁的阿南，长期把持军队的高位，早已引起下级军官的强烈不满。1954年出生的塞西和1955年出生的苏卜希，均属武装部队有影响的少壮派。第三，穆尔西借力打力，其洗牌之举，完全在武装部队内部进行。新任武装部队的一、二把手不仅都在军中服役多年，而且都是原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成员，这次人事变动对军方整体影响不大。而且，通过这一动作，穆尔西在军方树立了自己的权威，甚至可以安插自己的人。

穆尔西大胆释兵权的举动，在埃及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不过，最令人意外的是，此举并未引起军方的强烈反弹。相反，在一天的沉默之后，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13日发表了一份题为“将埃及装在心中”的声明，称总统穆尔西撤换军方高级领导的决定属正常行为。声明说，自2011年爆发大规模示威活动以来，暂时管理埃及的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一直在认真践行保卫国家的使命，现在是将这一使命传递下去的时候了。与此同时，美国也未作出强烈反应，只是呼吁埃及军方和政府团结合作以维护政局稳定。白宫新闻发言人卡尼13日说：“我们此前就期望穆尔西在任命新的国防班子时能与军方沟通„„对埃及来说，军方和政府能密切合作以应对埃及面临的经济和安全挑战，是非常重要的。”卡尼还表示，美国会继续与埃及政府和军方领导人合作，共同促进两国利益。

此外，穆尔西还对官方媒体进行了改革，加大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管制力度。根据他的指示，埃及协商会议对国家媒体进行了人事改组，新任命的50人中多数是伊斯兰主义者或伊斯兰主义的支持者，并解除了穆巴拉克政权禁止女性戴穆斯林头巾出镜的禁令。9月2日，埃及国家电视台女主播纳比勒首次戴上头巾播报新闻，引起了观众的广泛注意。埃及新闻部部长萨拉赫在接受采访时说，还有多位女主持人将戴头巾出镜。

独立自主推行“平衡外交”

首访沙特。上任12天，穆尔西便出访沙特。此举显然有政治和经济利益的现实考量。一方面穆尔西希望消除阿拉伯世界对有穆兄会背景的埃及新政府的担忧；同时希望海湾国家给予经济援助，帮埃及渡过经济难关。

继访非洲。7月15日，穆尔西又赴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参加第19届非洲联盟首脑会议并发表讲话，以显示埃及同所有非洲国家的良好关系。

出访中国。8月28日至30日，穆尔西毅然访问北京，中国成为埃及新总统阿拉伯和非洲域外的首个出访国。穆尔西对这次正式访问十分重视，带了八名部长，其意图除了争取经济援助，还包括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签署了八项协议，并对当前国际问题达成了广泛共识。为了不刺激美国和西方，在宣布出访中国的同时，埃及政府还宣布9月23日穆尔西将访问华盛顿，之后又宣布将于近期出访欧盟及部分欧洲国家。以此显示埃及新政府有别于过去，将推行独立自主的“平衡外交”。

顺访伊朗。在穆尔西的系列出访动作和计划中，最引外界关注的莫过于对伊朗的访问。8月30日，穆尔西参加了在德黑兰召开的不结盟运动峰会，并顺访伊朗。此访虽未涉及建立大使馆问题，但是，作为埃伊断交30多年来首访伊朗的埃及国家元首，穆尔西此举显然有意缓和两国关系。穆尔西的访问，必定会对地区稳定以及伊斯兰世界和中东外交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叙利亚问题。9月5日，穆尔西出席在开罗举行的阿盟外长理事会第138次例会开幕式时称，应在阿拉伯国家框架内解决叙利亚问题，并呼吁国际社会维护叙利亚领土完整、国家稳定和独立，确保叙民众安全。此前，穆尔西还曾倡议由

沙特、埃及、伊朗和土耳其组成“四方联络小组”共同讨论解决叙利亚危机。

更换大使。穆尔西除了频频出访，还“出人意料”地更换了多达30余名驻外大使。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驻以色列新任大使的任命。以色列驻埃及前大使表示，此次任命表明埃及新政府重视以埃关系，非常鼓舞人心。外界普遍认为，这是穆尔西上台之后重视埃以关系的一个积极信号。

有分析注意到，穆尔西排除外界干扰，国际上推行独立自主的“平衡外交”政策：地区内与沙特等海湾石油大国接近，与伊朗和解，针对叙利亚危机积极发声。这一切充分显示，埃及正在努力重返中东“第一集团”。

寻求外援改善经济状况

埃及政权更迭以来，政局的持续动荡和社会**给埃及经济造成重创，导致经济急剧减速，外来游客剧减，外国投资萎缩，财政赤字飙升，外汇储备锐减。目前，埃及的经济增速从**前夕的5.1％锐减至2011年的1.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埃及2012年的经济增速将进一步下滑至1.5％。外汇储备已从2011年年初的360亿美元减少至144亿美元，减幅高达60％。本财政年度预算赤字将达225亿美元左右，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为发展经济，穆尔西确立了广泛争取外援的政策。

首先，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寻求贷款。穆尔西8月22日会见了到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商讨了该组织向埃及提供援助的问题。拉加德在会见后发表的声明中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望向埃及提供48亿美元的贷款援助，以支持埃及经济复苏。与此同时，埃及新政府也从世界银行争取到了重要援助，首笔2亿美元的贷款协议已于8月14日签署。据最新报道，未来几年内世界银行向埃及提供的发展项目贷款总额可望高达38亿美元。

其次，加快落实阿拉伯国家向埃及提供资金援助的计划。2011年卡塔尔曾承诺向埃及提供100亿美元资金援助，但因埃及局势动荡不定2011年到位的金额仅有5亿美元。埃及新政府成立后，这一援助计划立即开始实施，卡塔尔政府很快宣布将在埃及中央银行存款20亿美元以支持埃及恢复经济，其中5亿美元存款已经到位；沙特2011年也曾承诺向埃及提供37.5亿美元援助，但同样因埃

及局势不明迟迟未能落实。目前，埃及政府正积极联络与阿拉伯国家谈判，落实承诺的资金援助。

再次，向美国等西方国家求援。据埃及中东社报道，美国政府承诺将向埃及政府提供5亿美元援助以支持埃及的财政预算，并向西奈半岛的发展项目提供5000万美元资金支持。此前，美国务卿希拉里访问埃及时曾承诺，免除埃及10亿美元的债务。

不过，有分析认为，目前的外援大多是“远水”，很难解“近渴”。当然，如果大量外部资金能够及时到位，预计将对埃及经济恢复起到重要支持作用，从而为埃及经济恢复元气进而逐步依靠自身力量恢复增速创造条件。

前进之路面临诸多挑战

截至目前，穆尔西调整内部格局的动作，特别是清洗旧军队的举措，尚未引发埃及军方的反弹和外部干预，埃及总体局势相对平静。不过，事情远未结束，穆尔西的前进之路面临诸多挑战。

首先，穆尔西和军方权力之争仍在进行之中。随着双方博弈的深入，军方的反弹也许不可避免。从1952年埃及民族民主革命成功之后，武装部队就一直是埃及权力的主角，纳赛尔、萨达特和穆巴拉克三任总统都来自军方，武装部队早已成为埃及的特权阶层，军方直接参与的经济活动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5％(一说40％)。武装部队的势力在政治和经济事务中，可谓盘根错节。一旦穆尔西对旧体制的改革触犯武装部队的根本利益，军方定会予以反制。

其次，改善民生不是易事。穆尔西面临的是一个经济发展几乎陷于停滞、物价高企、失业率居高不下、民生凋敝、百姓怨声载道的困难局面。如果埃及经济持续低迷无法逆转，人民改善生活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很可能将引起民众的不满。届时，穆尔西和穆兄会该如何面对军方和民众将是十分棘手的问题。

第三，合理分权也是穆尔西面临的一大难题。穆尔西能否处理好穆兄会与世俗政党和民主派的分权问题，也直接考验着穆尔西和穆兄会的执政能力。如果处理不好，各派对穆兄会“一党独大”的指控很可能就会接踵而来，甚至可能重现

广场示威的局面，从而引发国家重陷混乱，进而威胁到穆兄会的执政地位。

第四，美国的态度将是穆尔西执政的潜在威胁。对于美国来说，其最关心的还是美自身在北非的利益和以色列的安全。当初美国催逼穆巴拉克辞职并把国家权力交给武装部队，主要也是考虑到亲美的埃及军方能够保护美国的利益并维护埃以正常关系。如果埃及军方被一路式微而导致美国利益无法得到保障，抑或埃以和平协议受到冲击的话，美国很可能会通过停止财政援助或其他手段进行干预。

正在雄心勃勃推进埃及复兴计划的穆尔西，能否力克挑战，在较短的时间内引领埃及走出低迷，继而重返中东“第一集团”，前景依然扑朔迷离，让我们拭目以待。

第二篇：儒学在近现代面临的挑战与复兴之路

儒学在近现代面临的挑战与复兴之路

牟钟鉴

一，儒学面临的新挑战空前严峻

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外来文化的大规模进入：一次是印度佛教的进入，另一次是近现代西方文化的全面进入。佛教的进入並未使中国佛教化，却成功实现了佛教中国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佛教的儒学化、道学化。而西方文化的进入，情形有很大的不同，不仅未能顺利实现西方文化的中国化，却一度使中国文化西方化或边缘化，差一点中断了文化的血脉。而其中儒学的命运最为悲惨，作为中华文化主干的儒学在一段时间内被中国主流社会所否定所抛弃，几乎失掉了存身之所。这种差异的发生既有社会历史条件变迁的原因，也有文化自身发展起伏的缘故。

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至隋唐逐步中国化。其时中华帝国出现汉唐盛世，国强民富，经济发达，政治安定，文化繁荣，在世界上是一流大国，对周边国家有很大的辐射力和吸引力。与此同时作为汉唐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的儒学也地位牢固，为外国所敬慕。儒学本身正处在上升兴旺时期，对于统一国家的治理、社会道德的维持、文化教育的发展，发挥了主导、促进的作用，中国人充满了自信心。虽然其间有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动荡以及儒学自身弊端的产生（如烦琐化、形式化），但不足以抵销其辉煌，正宗地位並未动摇。中国人依托博厚的中华文化，迎接佛教的进入，少数人有担忧甚至反佛，主流社会则积极接纳，一大批精英认真取经、译经、研经、释经，致力于儒、道、佛的融合，唐代执政者则确立三教并奖的文化政策，把佛教有效纳入社会调控和道德教化体系。中国並未因佛教的进入而改变其儒道互补的文化底色，却因吸收佛教而增大了文化的丰富性，儒学在佛教的激励下也在推陈出新，至宋代形成新儒家形态。

近现代中国的情形很糟。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国力日衰。清帝国后期，制度僵化，政治腐败，闭关自守，经济落后，民生凋敝，而统治者不思改革，民族危机与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理学与礼教则由于丧失仁爱精神和过度政治化，成为统治者禁锢人心、扼杀生机的工具，有识者斥之为“以理杀人”（戴震语），整个社会呈现“万马齐喑”（龚自珍诗）的局面。鲁迅批判“礼教吃人”也是针对后期僵死的无仁之礼，没有人性的关怀，只有偏面的等级服从，其余毒长期流传不绝。与此相反，西方工业文明蓬勃发展，工商经济创造出自然经济不可比拟的巨大生产力，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物质生活条件；它所创建的民主与法治社会管理模式及自由、平等、人权、理性等价值理念，使人的自由度和创造力获得很大的解放，由于这些优越性，西方文化以不可阻挡之势席捲全球，引领世界潮流数百年。当它大规模进入中国之时，在中国人面前全方位显示了它的先进性，也突显了中国社会和中华文化的陈旧落后，使得一批中国的精英猛然惊醒，在感受西方列强侵略欺凌的切肤之痛的同时，不得不承认，要使中国由落后变先进，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向西方文化学习，实现“以夷制夷”的强国目标。他们也由此反省中华文化的不足，包括儒学的弊端，甚至出现矫枉过正的“全盘西化”的论调，出现为了救中华必须毁灭中华文化的偏激主义。从社会进化论的观点看中西文化差异，是人类文明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即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差异。从文化相对论的观点看中西文化差异，是知性为主的文化与德性为主的文化的差异，是贵斗哲学为主的文化与贵和哲学为主的文化的差异。西方讲实力强国，中国讲礼让为国。表现在对外关系上，如孙中山所说：“东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讲霸道是主张功利强权。讲仁义道德，是用正义公理来感化人；讲功利强权，是用洋枪大炮来压迫人。”（《大亚洲主义》）西方近现代文化具有刚健进取的特点，能量释放迅猛，对中国的冲击力很大。中华文化则具有柔和保守的特点，底蕴深厚但能量不会短期爆发，在西方文化咄咄逼人之势面前，只能采取守势，节节后退。

由此可见，儒学面临的挑战是空前严峻的，完全不同于佛教进入时的态势，可以说是一场生死考验。诚如贺麟所说：“西洋文化之输入，给儒家思想一个试验，一个生死存亡的大试验，大关头。假如儒家思想能够把握，吸收，融会，转化西洋文化，以充实自身，发展自身，则儒家思想便生存，复活，而有新的开展。如不能经过此试验，渡过此关头，就会死亡，消灭，沉沦，永不能翻身。”（《儒家思想的开展》）在这场文化考验面前，弘毅之士不乏其人，也有一些人丧失了民族文化自信心，並预言儒学将退出历史舞台。

二，西方文化对儒学冲击的两重性

1、儒学作为中华主流文化传承两千多年，为了适应宗法等级社会与多民族国家不同时期的发展，它自身作过多次调整，不断有新学派产生。但它在农业文明和家族社会土壤里扎根太深，积淀起深厚的传统，它如何在一个对于古老的中国而言是全新的时代里继续生存，要做哪些大的改革，才能适应商品经济和公民社会的需要，单靠儒家开明派运用传统资源是很难完成这一艰巨历史任务的。西方文化的介入是儒学起死回生的外部关键因素。它把儒学逼到不革新就灭亡的关头，促使儒学界不能不作深刻反省，在西方民主自由观的参照下，检讨在帝制政治扭曲中“三纲”说之陈腐与危害，破除等级观念与封建家长制，改变闭塞守旧心理，从儒学中拯救其仁学所展现的博爱、平等、兼通等合理內核及五常之德所包含的东方普遍伦理，以便于儒学与现代社会相銜接；同时吸收西方文化的营养，创建儒学新的理论形态。康有为、谭嗣同、孙中山是儒学革新的代表，是具有国际视野的当代儒学改革的先驱思想家。谭嗣同兼学中西，究心西洋政治、科学、历史、宗教，看重耶稣教，向往工商繁荣；对于儒学，则扬孟子而贬荀学，又推崇佛家与庄、墨之学，以开阔的视野观照儒学及其现实形态，故能看透礼教弊端，选取仁学精华。他集中攻击专制主义和三纲说，认为其残害百姓，毫无人理，故要冲决君主、伦常之网罗，争取人性之解放。他运用西方平等自由的理念提倡孔子的仁学，首标“仁”之新义：“仁以通为第一义”，把仁学引入现代文明的境界。“通之象为平等”，有四义：一曰“中外通”，“破闭关绝市”，通学、通政、通教、通商；二曰“上下通”；三曰“男女通”，皆用以破“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四曰“人我通”，破己与他的畛域。他认为打破闭塞，通商惠工、富国富民乃“相仁之道”。谭嗣同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早的先驱思想家，他的贡献不仅在揭露为专制政治扭曲化的儒学的腐朽危害，而且活用西方先进思想重新发现儒家仁学的核心价值，将其提升，並与中国走出中世纪、迈向现代社会的变革联系起来，从而同时避免了国粹派的保守顽愚和西化派的民族虚无主义。

2、西方文化的蓬勃生发的超强势和中华文化背负因袭重担的固陋成鲜明对比。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的成功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使中国文化生态发生质变，西方文化包括欧美文化和后来进入的苏联社会主义思想逐渐成为主流文化，支配了思想界政治界人士；中华传统文化核心儒佛道三家被边缘化，至少在精英文化层面上被视为旧的保守的文化，退出中心舞台。其中儒学被进一步妖魔化，成为封建文化的同义语，成为文化革命的对象，“打倒孔家店”是先进青年中最时兴的口号。引领中国进步潮流的前沿思想家，大都主张以欧美为师，或者以俄为师，决心放弃儒学，扯下孔子这面文化大旗，在文化建设上另起炉灶。这种在社会革命中打倒古典人物、铲除古典文化的现象在人类历史上尚无先例。欧洲近代文艺复兴运动虽然猛烈批判基督教，但集中批判教会与保守神学，並不否定《圣经》，对于古希腊罗马文化则以复兴其思想为己任，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始终被推崇。英国没有人要打倒莎士比亚，俄国没有人要打倒托尔斯泰。即使近代最激进的人物也没有把当时社会的黑暗归咎于古典思想家。独有中国不反思当代人做得如何，动不动把斗争矛头指向孔子，要他为两千多年后的中国的衰落负责，千方百计要把中华民族文化象征人物孔子加以丑化，使之丧失神圣性，不再有凝聚力，这等于丑化了中华文化，剪断了维系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纽带，使中华民族遭遇空前严重的文化危机。胡适提倡全盘西化论，鲁迅把中华文明归结为“吃人”文化，陈独秀认为要提倡民主与科学便要反对孔教和旧伦理。各派代表人物都把矛头指向儒学，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此外，蔡元培在教育改革中废除读经，使新时代学子不再接受经典的熏陶，从而数典忘祖。一批颇有影响力的文化界进步人士提出汉字落后论、汉字取消论，推动汉字拉丁化运动，假如这场运动成功，中华古典文化包括儒学的传承必将因汉字载体的消失而断裂，汉族有可能由此而分崩离析。他们所做的已经超出文化改良的范围，在漂亮的革命口号之下，实际上是在挖掘中华文化的根系，扼杀中华民族文化的生机，虽然他们主观上是为了救中国，恰好在客观上适应了西方帝国奴化中国、推行文化殖民的需要，其害莫大焉。建国以后，未停止过对儒学的讨伐，孔子成为反面教员。“文革”批孔达到极致，中国陷于浩劫，人们才开始觉醒，发现身处文化荒漠之中，已经满目疮痍了。幸亏中华文化在民众中根基深厚，生命力顽强，已溶入中华民族血脉之中，未被文化激进主义摧毁，如凤凰湼槃，浴火重生。若其潜力稍弱，便被冲垮了。中华文化虽然根系不死，但遭到重创，在自觉的层面上被几代人冷落疏远，传统美德气息微弱，道德中国不复存在，人们不懂自己的文化经典而不以为耻，盲目崇洋风气盛行，其负面后果至今还在发生作用，而反传统的传统已形成巨大惯性，有些学人以现代化为理由继续热衷于反传统而不能自拔。

三，西方话语下的儒学研究

现代儒学研究超越传统经学以经解经的训诂之学、义理之学的窠臼而有新的格局，也要归功于西学的传入，它使中国学人转換了新的眼界和使用了新的方法，故而产生了新的学术。但是西学的理论方法亦有其局限性，自觉不自觉表现出欧洲中心论的态度，不理解或曲解儒学。当西方话语笼罩中国、为中国学人采用而又不能中西融会贯通时，儒学重现在人们眼前的形象如同哈哈镜中的人物是可笑的丑陋的。

1、在单线进化论话语下，儒学被认为是比西方近现代思想低一级的过时的学说，中华文化被认为是属于历史不属于现代的文化。早有严复译赫胥黎《天演论》，引进达尔文进化论，把“物竞天择”与社会进化联系起来，产生极大影响。后来胡适大力推崇达尔文与赫胥黎，认为社会的进步要靠生存竞争，赞美“适者生存”的所谓天演公例，而“适与不适”则要用实验主义的方法加以检验，其结论是：中华传统文化导致中国落后，“要肯认错，要大彻大悟地承认我们自己百不如人。”（《请大家来照镜子》），因此必须全盘西化。在宗教文化上，西方宗教学进化论学派认为从原始巫术到多神教再到一神教是宗教进化的规律，因此中国各种多神宗教都比基督教低级，儒学没有脱离巫术色彩，也不高级。影响所及，民国年间的中国学界，一方面看好基督教，另一方面提出各种“宗教取代论”，认为儒、道、佛在未来文化建设中皆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

2、在科学主义话语下，儒学研究从探究生命智慧之学蜕变为属于工具理性的专业性学问，被认为不应发挥教化作用，只可成为纯知识系统。上世纪二十年代有“科学与玄学”之争，张君劢认为科学研究客观规律，人生观则是主观的生活态度。丁文江则认为科学万能，那些不能辨别事实真伪的主观的自以为玄妙的各种人生观，包括儒学，都是应当扫除的玄学。胡适引进美国实验主义，认为科学就能解决人生观问题，他的整理国故，只是要按照西方科学研究模式把国学知识化、工具化，将其纳入西方近现代社会科学专业系列，不再视之为生命的学问，使其丧失养成人格、化民成俗的道德功能。

3、在自由主义话语下，儒学整个地被认为是阻碍民主、反对自由、维护专制的封建礼教。陈独秀倡言：“要拥护那德先生（民主），便不得不反对孔教。”他认为儒者三纲之说是“奴隶道德”，所谓礼教乃是别尊卑、明贵贱制度者，与民主共和绝不相容（《<新青年>罪案答辩书》）。鲁迅认为：“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他的《狂人日记》说，中国历史每页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从字缝里看出，原来满本写的两个字：“吃人”。鲁迅反对儒学中庸之德，认为仁恕、宽容等说法，表面上调和、公允，实际上是姑息坏事、纵恶养奸，因此他主张痛打落水狗，直至临终也不讲宽恕别人的话，他留给亲属的话有“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之言。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河殇》把儒学视作保守的内陆黄色文明的代表，是窒息民族生命的文化，反之代表海洋蓝色文明的西学则是值得中国人向往和学习的。还有人把儒学为主的中华文化的核心归结为专制主义。这是全盘西化论在当代的新说法。

4、在基督信仰话语下，儒学被认为是顺世的俗人伦理，缺乏宗教超越意识，不能为现代化提供动力。最典型的是马克斯·韦伯的观点，认为儒教否定彼岸，没有一神教外在超越的宗教精神，因而也缺少救世宗教用神圣性对世界进行理性的制约的功能。儒学是一种秩序的理性主义，意味着理性地适应世界，不能像新教伦理那样理性地把握世界，后者经由经济理性主义成为资本主义精神。韦伯的结论是：儒教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儒教与道教》）。美国哈佛学派学者列文森著有《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认为儒学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庸”，它能成就社会的长期稳定，但缺乏与现实的张力，因而也没有活力，不能导致真正的社会变革。而中国现代性的社会大变革是在西方文化全面冲击下发生的。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儒教成为历史，不再有新的发展前景，中国传统文化将走进历史博物馆。上述观点在中国学界都颇有影响，甚至成为一种学术潮流，如上世纪八十年代金观涛用以抨击儒学的“超稳定结构”说就来自列文森。

5、在苏联式哲学话语下，儒学被支解，大部分学派成为唯心论。苏联日丹诺夫把哲学史简单化地归结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並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一段时间内它成为金科玉律，成为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指导思想。用这种理论眼光考察儒学史，孔子的天命论和仁学，孟子的尽心知天说和养气说，都是唯心主义；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是神学目的论；程朱理学是客观唯心论；陆王心学是主观唯心论。总之，儒家哲学主脉都属于错误思想路线。只有荀子、张载、王廷相、王夫之等人的哲学才是唯物主义正确思想路线，不过都不彻底，有唯心主义杂质。这样一来，儒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和正功能大部分被否定掉了。更为重要的是，儒学最有价值的人生哲学被日丹诺夫的理论框架给剔除在外。用西方哲学的模式剪裁中国哲学的历史，不仅抹杀了中国哲学的特色，而且降低了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中的地位。即使找到一些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因素，也只能祘是朴素的，发育不成熟的，无法与西方近现代哲学相比。更有甚者，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中将中国人的主客统一的整体性思维称为服从互渗律的“原始思维”，处在很低的水平上。

6、在源自苏联的“极左”政治话语下，儒学成为反动倒退的思想。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指导下的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把苏式阶级斗争学说与法家专制主义相结合，掀起疯狂的反孔批儒运动，吹捧法家是进步的主张革新的，指责儒家是保守的主张倒退的，认为反孔与尊孔是各个历史时期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于两千多年的历史过程，儒家始终是社会进步的阻力，孔子是历代反动派的思想代表，是千古罪人。这场运动把反孔批儒的反传统思潮推向了顶点，也推向了极端，从而为物极必反、结朿极端主义创造了条件。人们已经在承受“文革”造成的痛苦，又从反孔批儒运动中看到四人幇的不良用心和反人性的危害，接触到儒学“仁者爱人”、“和为贵”、“中庸之道”的思想，对儒学产生了亲近、认同之感，新的文化觉醒在逐渐出现。

7、在西方文化话语下，出现了许多讨论儒学性质的话题，难以形成共识。例如儒学是否是哲学，是否是宗教，一直在争论，其背后是西方哲学与宗教的概念在支配讨论，概念理解不同，持论也就不同。从西方发达的宇宙论和知识论看儒学，儒学便不像哲学，只是一种伦理学说而已，只有老子和道家略为接近哲学。从西方基督教的上帝观与救赎论看儒学，儒学便不是宗教；但从有的西方学者提出的“宗教性”（史密斯：《宗教的意义及其终极》）与“终极关怀”（蒂利希：《信仰动力学》）作为衡量宗教的标准，则儒学便可视为宗教。如果儒学是宗教，那么其性能又如何评价？从基督教的超越主义看，“儒学是宗教”便意味着它同样具有超越精神，是一种高层次的思想文化。从苏联的“宗教鸦片基石论”看，“儒学是宗教”便意味着它是麻痹人民斗争意志的工具，是坏的需要否定的学说。出现这种情况，是简单套用西方话语和观点造成的。对于用西方文化的概念套用于东方和中国思想文化，早有人提出异议，並试图加以突破。如欧阳竞无提出“佛学非宗教非哲学”，汤用彤则说“佛学亦宗教亦哲学”，二先生不拒绝使用西方概念，又不受其限制。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儒学非哲学非宗教，有哲学有宗教》，讨论儒学是什么样的学问，指出：在西方话语笼罩之下，当代中国人起初只能通过西方的理念重新解释自己的文化，不得不把本来是包含社会人生多方面内涵、具有综合性思想体系的儒学及佛学、道学纳入“中国哲学史”范围加以说明，结果是削足适履，写出来的书，儒不像儒，佛不像佛，道不像道。西方话语有一部分已成为普世性主流话语，我们应当接纳和使用，使其成为现代汉语文化的组成部分，这是儒学现代转型所必需的。但使用时不能抹杀中国文化的特点，否则将扭曲中华思想包括儒学。

四，儒学复兴有了转机

儒学衰落的命运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新的转机，因为时代条件已经发生巨大变化。

1、中国结朿“文革”，打破自我封闭，实行改革开放，在经济层面引进世界市场机制，在政治层面确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文化层面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与民族复兴融为一体。三十多年的发展，成就巨大，世人瞩目；尤其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比西方国家能够更好地应对危机，继续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又成为美元最大持有国，幇助西方走出危机，令世界震惊。同时中华文化地位上升，孔子恢复正面形象、重新受到尊敬。中国人在走向世界的同时民族自信和文化自觉也在增强。事实证明，经济发展与文化复兴可以同步进行，学习外国与发扬传统能够互相结合，文化激进主义把传统与现代化对立起来是错误的。儒学在中国现代化事业中成为一种文化资源，成为一种精神动力，成为一种生存土壤，成为一种民族纽带，成为一种道德保障，起到了促进作用；而儒学也在现代化进程中被重新解释和筛选，被有效发掘和提炼，被注入新鲜血液而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被纳入现代信息网络而加快了在中国在世界的传播。

2、东亚群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的崛起，和中国港、台地区的快速发展，显示了儒学文化圈的潜力和优势，破除了“韦伯偏见”，用事实证明，儒学不是现代化的阻力而是助力。它的博施济众的社会关怀，己立立人、不欲勿施的人我观，见利思义、取之有道的义利观，重视教育和人格养成的人才观，强调人际和谐与生态和谐的贵和论，都与现代文明相一致，体现出博爱、平等、公平、正义、人本、和平的精神，能够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育、民主与法制不断进步，素质教育发展壮大，为现代化事业提供必要的社会和谐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条件。诚然，东亚的崛起，学习吸收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机制和现代管理经验，积极引进西方雄厚资金和先进科学技术，起了重大作用。但东亚崛起如此之快，发展活力如此充沛，社会特色如此显著，不能不令人把它与东方文化和儒学底色联系起来，各国有识之士，纷纷把眼光投向东方，研究东方的经验，重新评估儒学的当代价值。

3、西方文化出现了真正严重的危机。苏联东欧解体，美国学者福山发表《历史的终结》，充满自信地宣布，西方自由民主社会模式是人类的最后选择，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已经终结。可是不出十年，亚洲金融风暴来临，它是西方经济模式内在弊端在亚洲的一次暴露。2002年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美国在国际上的单边主义所激化的民族宗教矛盾，孳生出暴力恐怖主义，给美国本土的安全带来严重破坏。接着是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造成大批平民死伤，美国在亚洲陷于泥潭不能自拔。人们也在拷问美英等国，在强权横行下，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影子在哪里？从2008年下半年起，一场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席捲全球，不仅使人们对西方经济发展模式及由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提出责难，而且连带西方的文化及价值观也遭到质疑。美国是民主国家么？是民众当家、法律管用还是金融资本集团有超级权威？社会过度消费与借钱过日子能持续发展么？靠美元帝国对世界的盘剥维持一国高消费的美国，已陷于空前庞大的债务危机。近期以来，希腊债务危机正在引起整个欧洲共同体深刻的经济与社会危机，福利国家的神话正在破产。墨西哥湾海底钻井严重漏油事件造成从未有过的海洋生态灾难，地球母亲的血管被野蛮刺穿，出血不止。资本的贪婪不仅危害民生、破坏环境，还造就了日益功利化的社会，使人欲横流，人性堕落。个人主义和放大的自私民族主义及崇信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固然有激励个人和民族奋发向上的功能，同时带来蛮横和残酷，成为社会犯罪和民族压迫的思想基础，威胁社会稳定和世界和平。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表明，在美国长期占思想支配地位的斗争哲学仍然有很大市场，它习惯于用对抗的眼光看待各种文明之间的关系，而要改变这种思维惯性是不容易的。然而，西方文化没有管理好自己的社会，更没有引导好世界的潮流，各种全球性的危机正在加剧，人类前途堪可忧虑，因此世界上对西方主流文化批评的声音不断在增强。

由于西方文化的光环大大消退，越来越多的人们转而向东方文化和儒学中寻找补救的智慧，重新发现了孔子的伟大，重新发现了儒学的价值，孔子在世界上的地位空前提高，2009年秋美国众议院通过决议纪念孔子诞辰2560周年，便是显例。

4、话语的突破已成普遍之势。以前风行多年的话语都不再有当初的气势。单线进化论已被多线进化论和文化相对论所取代，随之而来的是欧洲文化中心论也逐渐过时。世界上不同民族的文明都有自己的发展道路，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不能彼此取代，却可以互相学习。科学是必需的，科学万能却是错误的。科学主义已遭到国际学界强烈批评，在国內的市场也大大缩小了。科学属于工具理性，不能取代体现价值理想的人文，而且要用人文为之导向。儒学是生命的学问，没有真切体认，只用科学理性，不能真正把握。自由主义只讲个体的权利，不讲社会的责任，在群己关系上有极大的片面性，也不符合人类进化的历史；如果整个民族没有自由，个人自由无从说起，所以民主、自由与人权必需包括群体的权益，而这正是儒学的优势所在，它要把“成己”与“成物”结合起来。基督教的话语体现欧洲中心论的偏见，並不都适合东方和中国。没有基督教上帝观的儒学並非等于没有超越意识和人文理想，它的圣贤观是一种内在的超越，虽然不像基督教信仰那样能够激发人的强烈的神圣情感，却能够避免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偏执和对异端的排斥，同时保持着人文关怀，把“极高明”（理想）与“道中庸”（现实）有机结合起来。至于前苏联教科书式的哲学话语，已被中国学界大多数学者视为一种教条，纷纷加以抛弃。这些教条不能展示中国哲学的特色和光彩，却能使中国哲学变得毫无生气，甚至被肢解，因此在总体上不可取。“文革”中反孔批儒的极左政治话语，随着“文革”的结束和被彻底否定而退出历史舞台，人们从“四人帮”身上看到了货真价实的封建糟粕，反衬出儒学的真价值，打破了“反孔进步，尊孔倒退”的流行多年的成见，促使人们重新评价孔子和儒学。人们开始用实事求是的态度，用适合儒学思想特色的语言和方法，来研究儒学，学术的面貌随即改观。

5、儒学研究步入理性时代。激情澎湃的批孔时代已经成为历史，文化激进主义仍有余绪，但不再能左右社会，中国文化研究呈现开放的多元化趋势。儒学是一种综合性極强的思想文化体系，必须多学科、多视角加以研究，才可能揭示其丰富内涵，用一种理论模式就想穷其底蕴、求其定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对于中国人而言，研究儒学不是单纯的学术工作，还是传承民族文化、使之发扬光大的一项神圣事业。在研究途径与方法上日益呈现出多样性特点，其中“返本开新”与“综合创新”正在成为主流学术思潮。“返本开新”是回归本源，接续民族文化的源头活水，然后开拓更新，使创新文化真正生根开花；而弃本开新所开出的新文化往往漂浮时髦，不能持久。“综合创新”是在广泛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基础上加以创造，主要是融合中西文化，建设当代文化，使之具有中国特色。就儒学研究而言，民国与港台新儒家正在走这条路，当前中国大陆学人也在走这条路而具体途徑各有不同。经过大半个世纪的思想与政治批判，传统儒学的精华与糟粕已然大致分得清楚，持全盘肯定论和全盘否定论的人只是极少数。无论是从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需要出发，还是从民族文化重建的需要出发；无论是从中华民族复兴的需要出发，还是从世界文明转型的需要出发，历史上儒学有过的“三纲五常”形态中，“三纲”确已过时，“五常”仍不可弃；从儒学丰富的思想资源里筛选、提练具有符合今日中国社会发展的理念与智慧，寻找、阐扬具有全球意义的普世价值，乃是学者的责任。儒学的继承与创新，关键在于“推陈出新”，在于转化传统，使儒学具有新的体系，新的形态。而在研究儒学的指导思想上，必须做到吸收西学又超越西学，形成概念与话语的中西双向诠释与互补。

五，儒学可以为当代人类提供什么新思想

西方文化为人类提供了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理性等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已为人类大多数所认可。但是，第一，这些普世价值都建立在亇人权益必须得到社会保证的基础上，出发点是个体；第二，它缺乏从社会群体出发协调人群关系的原则，例如民族关系、国家关系相处的文明原则；第三，它重权利而轻义务和责任，因此没有底线道德要求。第四，它的具体实践形态因地因族而异，彼此不能照搬。第五，它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往往出现价值的双重标准，形成自相矛盾。这些普世价值是现代文明所必须的，又不是实现现代文明所充分的，必须加以补充。对于现代文明和现代化要有新的解说，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除了工商业发达、科技进步、民主法制体系健全等项指标以外，一定要增加全球伦理和生态文明的指标。全球伦理用以处理民族之间、国家之间、文化之间的关系，形成最低限度的道德规则，以保证用文明的方式解决矛盾与争端，建设和谐世界，避免对抗与战争，确立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和共同市场正常运行所必需的世界新秩序。生态文明是比工业文明更高的文明形态，它要求：第一，保护自然生态，改变以往工业文明对环境的破坏、对资源的掠夺，避免发生人类毁灭的灾难，使发展与环境相协调；第二，保护文化生态，主要是保护文化的多样性与多样文化之间的和谐，避免文化趋同与文化对抗，使人类的文化有内在的活力。全球伦理与生态文明都是现代化题中应有之义，能够保证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一次人类文明的现代转型，在这次转型中儒学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1、充实普世价值，提供“天人一体”、“天下一家”、“和而不同”等儒学的核心价值，使其成为普世价值的有机组成部分。“天人一体”的思想把自然界与人连为一个整体，视为一大生命，人的作用是“赞天地之化育”，是“补天”，不是征服自然。“天下一家”的思想把人类看作一个大家庭，血肉相连，痛痒相关，休戚与共，要像兄弟一样和谐相处，不应对抗和恶斗，这恰好符合今日地球村的要求。地球村实际上是地球家，地球是人类同居的家园，在全球化过程中人类已是如家庭般的命运共同体，相互依赖远大于彼此分歧。压迫别的民族就等于危害家庭、损害自己，没有胜者。“和而不同”的思想是承认差异、包容多样、互相尊重、和平共处，不迫人从己，不恃强凌弱，不用暴力解决矛盾，而主张和解、妥协，求同存异，交流合作。“和谐”应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其前提是尊重他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抛弃社会达尔文主义，抛弃大民族主义，抛弃救世主代表心态。和则共赢，斗则俱伤。世界要和平发展，只能走“和而不同”这条路。儒学这几条价值理念要大力阐扬，使之成为国际通行话语。

2、儒家的中和之道能够抑制极端主义，促进当代温和主义流行。儒家的中和之道又称中庸之道，主张渐进改良，反对偏激行为；主张协调关系，反对冲突排他。在崇尚斗争的时代，它是不受重视甚至遭到否定的。而在由文明冲突走向文明对话的今天，在世界被各种极端主义（包括霸权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所折磨而纷争不宁的时候，人们呼唤理性的温和主义，认为温和主义作为一种稳健的包容的处世态度，有益于各种信仰和主义的健康化，有益于民族、国家、宗教关系的文明化，是值得提倡的。温和主义的特点，一是合情合理，顺应民心；二是尊重他者，主张和谐。孔子是温和主义的鼻祖，儒学的中和之道铸成中华民族改良渐进、温柔敦厚的品格。在中国，极端主义只能风行一时，不能持久生根，传统使然。由于中和之道影响深远，中国的崛起必然走和平的道路，在国际事务中承担促和、调解的角色。世界上的主义繁盛，宗教众多，它是人类文化良性生态的体现。但是如果生长出极端主义，如同百花苑中出现毒草，会危害百花的正常发育。多样性的文化只要是温和主义，世界和平就有保证。

3、充实社会主义内涵，使之摆脱苏联模式，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儒学的人本思想与贵和思想已经为中国社会主义者所吸收，纳入治国方略之中，形成“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和重发展、重民生、重协调、重统筹兼顾的科学发展观，使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产生出巨大的创造力，得到民众的真心拥护。儒学教育已在体制内外展开，儿童读经活动在各地蓬勃进行，中华传统美德（主要是儒家八德：忠、孝、诚、信、礼、义、廉、耻）教育在民间和大中小学取得丰硕成果。儒商文化受到企业界空前关注，正在推动经济伦理建设。儒学重新全面介入中国社会生活。

4、倡导道德社会、道德人生，抵消自我中心和物质主义，改变功利社会唯利是图、人情淡簿的畸形状态。儒学是伦理型的人学，崇尚道德理想主义，有重德治轻法治的倾向。但是针对今天风气浇漓、道德沦丧的局面，儒家的求仁明德之学，其积极意义是主要的。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必须结合。仁、智、勇是健全人格三要素，而仁德第一，有仁德才有尊严，才能正确发挥才智和勇力。没有道德的社会是野蛮的社会，没有道德的人生是低俗的人生，都不会给人们带来真正的幸福。

六，儒学将在明体达用中复兴

1、儒学逐渐进人世界主流文化，成为国际政治与思想文化交流的重要话语，在文明对话、民族和解、政治谈判中，发挥显著作用。中国人要率先在国际事务中多多使用孔子和儒学的话语，表述和平外交政策与各种主张。精神的孔子正在走向世界，孔子学院遍布世界各地，孔子的思想受到各国人民的欢迎，也比较容易为他们所理解，因此进一步打破语言障碍，将儒家经典译成各国文字，大力推动儒学跨文化普及，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儒学将在促进世界和平中复兴，成为当代文明的一面旗帜。

2、儒学进一步与当代市场经济、民主法制相结合，一方面克服自身竞争意识和法治观念不强的弱点，另一方面弥补自由竞争和唯法主义所造成的不均、忘义、无德的弊病，促进经济伦理发育，提高社会公共关系道德化程度，使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使政治民主化的过程平稳有序。用事实证明，儒学不是现代化的阻力，它是动力和助力。韩国与台湾的经验已经证明儒学和儒商文化在东亚现代化模式中有积极作用，中国大陆的经验还将继续证明，儒学是东亚现代化珍贵的文化资源和思想动力。扩大地说，儒学参与下的市场文化也会为世界经济克服各种危机提供借鉴。

3、儒学在中国与社会主义不断融合，真正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中心区。中国新时期的文化正在建设中，但新的主流文化尚未形成。在经历了风风雨雨、大起大落之后，儒学的不同层次有了变化：政治儒学已经衰落，学术儒学正在复苏，民俗儒学根基深厚，儒学仍然是中国文化的底色。中国新时期的新文化，将会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具有现代性和民族性的文化，其中，社会主义文化、中华传统文化、西方优秀文化形成新的文化三角结构，彼此接近、吸收，使社会主义文化有了民族特色，使中华传统文化有了现代生气，使西方优秀文化有了中国形态，共同组成新文化核心地带。儒学将主要在道德与礼俗文化建设中发挥作用，实现社会风尚根本性好转，中国重新成为礼义之邦。

4、儒学在中国大陆的学术层面出现新的学派、新的学说，既能够继承孔子的真精神，汇合历代大儒的深邃洞见，又能体现二十一世纪全球化时代的广阔视野和中华复兴的新境界、新风貌，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准和民族气派，超出民国新儒家的成就，也不同于港台新儒家，为中国学界所看重，並在国际儒学研究领域占有显著的一席之地，与西方汉学、西方哲学、西方宗教进行有效地对话和交流。在儒学理论创新过程中，湧现出一些一流学者，造就有影响力的当代儒学思想家，形成若干儒学研究重镇。

5、儒学落实在社会、学校和家庭教育中，逐渐培养出一大批有历史使命感、有道德操守、有健全人格、有专业技能的仁人志士，呈现出当代儒者刚健中正、温良俭让、知行合一的气象，成为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发挥榜样的作用，並通过他们的实践行为，向世人昭示儒学仁爱通和、至诚不息的精神，以扩大儒学的正面影响。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儒学的复兴要靠儒家式人物具有对社会的感召力和辐射力，这样的人物要尽可能多一些，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都有，能取得普遍的尊敬，他们对儒学的推动远大于书本的作用。儒学必须进入课堂，又走出课堂，走进社会和人生，形成一支老、中、青、少前后相续的人才队伍，把传承和实践儒学的历史责任担当起来，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中流砥柱。

儒学的复兴已经有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和不少实践成果。儒学正在展示它深厚的潜能，並以后工业文明的柔和方式不断放射其启迪今人的智慧之光，提升着人们的精神境界。儒学的复兴是缓慢的，却是富有后续动力的，它不依赖外部的强力推进，主要依靠自身的东方德智魅力和社会的认同，以温和的姿态进入现代生活。但目前它的复兴还处在起步阶段，前面的路还很长，困难仍很多。我们要抓住机遇，奋力开拓，少说空话，多做实事，团结更多的人，长期奋斗下去，路就会越走越宽。儒学将在造福社会过程中重生、成长、壮大，它必有光明的前途。

2010年7月

第三篇：管理会计面临挑战

管理会计面临挑战

引言

2006年，美国管理会计师协会（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ccountants, IMA）组成研究组，对中国12个制造企业的成本计算和成本管理，做了两次“访谈之旅”，历时一个半月。其间，IMA的研究部主任Raef Lawson教授曾在武汉和北京做过此行观感的报告。报告中提到管理会计在美国确有“衰落”的迹象，人们往往认为财务会计比管理会计重要，在学术界中尤其如此。但从企业界的调查结果来看，管理会计对企业管理应该说是越来越重要。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

在两次旅途中我们经常交谈，许多看法是一致的。现把Lawson博士两个报告的提纲和我们交谈的一部分内容整理在一起，草成此文。由于语言阻隔，不可能全部译出请他过目，所以本文虽然代表我们两个人的意见，但错误之处应由笔者杨继良负责。

管理会计衰落的迹象

提到管理会计，大家都会说，这是西方定义的会计学两大学科中的一项，是现代会计学的一项新发展、意义重大等。另一方面，又会立刻想到这门学科目前的处境不佳，学术界中许多过去从事这门学科的人，不少弃之而去，给人以日益衰落的感觉。这种情况并不只存在于美国，在中国也是如此。也许可以说，这是全球性的普遍现象。

管理会计“日益衰落”，当我们把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相对比时，这种感觉尤其明显。

在美国，当提到会计这个学科时，人们联想到的一般只是财务会计，而不是管理会计；提到会计专业考试时，往往指的是注册会计师（CPA）的考试，而不是执证管理会计师（CMA）（Certified management accountant,有译为“注册管理会计师”的，实际上只是通过了IMA组织的考试，由IMA发给证件，并没有向政府“注册”的意思。实际上CPA也同样是“执证”而不是“注册”。美国的CPA协会（AICPA）与IMA同样都是民间机构。中国的情况不完全相同，故称CPA为注册会计师，此处按中国习惯译CPA为“注册会计师”）考试。我们这次访问的中国企业，半数是具相当规模的大型企业。和新参加工作的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交谈，和几所大学会计学院的青年老师和研究生座谈，给我们的印象是，在当前的就业环境下，会计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如果还没有取得CPA资格，第一件事就是要通过CPA考试。有一位刚参加工作的会计硕士说，CPA资格对就业有决定性作用；通过一些外国的会计资格考试，只能帮助取得面试的机会而已。相比之下，成本太高划不来。CPA资格是在会计事务所工作所必需。在美国，在会计事务所就业的会计人员只占5%—10%，其余90%以上的会计人员是在企业内部工作。那么，为什么大家还是会认为只有通过了注册会计师考试，取得执业资格，才算是一个合格的会计师呢？分析其原因，美国和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

首先，是经济环境起了很大的变化，通过证券市场和资本运作来融资越来越成为一种趋势。这一趋势在安然事件（2001年初）以后更加明显。人们把注意力从管理会计转移到财务会计上。

中国的许多企业盼望上市，需要熟知CPA业务的会计人员。政府正努力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形势，推出了一整套会计准则，使企业财务会计在2007年时做到与国际全面接轨。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与财务会计方面的新规定更为关注，也是容易理解的。从报刊发表的文章和报道、从等待就业的学子的观点来看，人们对财务会计的关注超过管理会计，在美国和中国都是如此，这似乎成了一种国际趋势。

但是，从企业的角度来分析，却显出管理会计对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极为重要；在管理会计的方法上亟待充实提高。近年进行的两项大规模调查（一项是IMA与安永会计公司合作的调查，另一项是IBM公司对其全球900家分公司CFO的调查）都得出同样的结论。

IMA与安永会计公司合作的调查

从报刊杂志所登载的文章看，对管理会计态度趋于淡漠的现象最迟应该是在2001年便被注意到了。作为美国管理会计师团体的IMA，深感对于管理会计当前竞争力的问题需要一个有说服力的调查，遂于2002年下半年与“四大”国际会计公司之一的安永合作，做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调查。调查通过网络通讯进行，共发出23034份问卷，回收2000份，约占9％，响应率与类似的调查相似。答卷者所在公司平均职工1750 人，年销售收入 3亿美元，40％属于制造业。答卷者中31％是带有“总(C)”字头衔的，在报告书中称之为“决策者”,其余称为“决策参与者”。36％的答卷来自大企业，具有10亿美元年销售额，相当于《财富》1000强的规模。

报告书开头第一句话是：“管理会计正处在关键时刻(critical juncture)”。竞争和经营条件的不稳定性加剧，促使出现许多管理会计的方法和技术。那么，究竟哪些是在实务中被应用的呢？这次调查的目的就是要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调查结果有6项发现：

1.成本管理是企业战略决策者关键的信息来源。81％的答卷者认为，成本管理对他的企业的总体战略目标至关重要。其原因首先是当前经济滞缓，促使对成本管理和成本透明度的需要增加（75％）。其次，管理会计师更多地被看作是合伙人，56％的答卷者认为管理会计师关心的核心是战略性问题。可见，管理会计师仍然是决策者的战略参与者。

2.决策者和决策参与者都认为，最重要的是：（1）获得可以据以采取行动的成本信息（占答卷者的82%），（2）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占70％以上）。

3.有一些因素使成本的“能见度(visibility)”受到损害，即存在障碍。98％的答卷者认为存在扭曲成本的因素；38％认为有些因素甚至引起重大扭曲。扭曲的原因：30％认为是间接费用的分配，20％认为是共享服务的分配，19％认为是产品的多样化造成的。间接费用分配之所以成为首要问题，是因为从各行业总体来看，经营性的间接费用和销售与一般行政管理费占了营业成本的34% 到42%，这部分成本的分配出了偏差，所以造成比较大的扭曲。

4.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采用新的成本管理方法并不是一件需要优先考虑的事。答卷者不论其所在公司属于什么行业、多大规模，都持这种看法。他们的理由是，企业已经拥有了各种新创的方法和工具，其中最普及（占23%－24％）的是ERP、新的编制预算和编制报表的软件。但一些一度相当普及的软件现在仍然被认为是重要方法的已降低到15%－16％，如作业成本法(ABC)和客户关系管理（CRM）。当一个公司考虑采用新的成本管理工具时，72％的答卷者（来自大企业的）称他们要使用本公司自己开发的电脑系统；其余28％打算采用已经成名的系统或ERP。因此，调查的组织者认为，虽然现行成本制度提供的成本信息不够正确，但企业并不乐意采用新的管理会计技术来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限制条件在于经济现状和内部资源不足。

5.传统的成本会计方法仍被广泛采用。76％的答卷者采用定量技术和传统的成本计算方法（如全部吸收成本法）；其次为编制经营预算占75％、基本上按直接人工分配间接费用的做法占70％。愿意采用比较新的成本管理技术的不多：目标成本法占26%;增值管理占25%;约束论分析占22%。这些新的方法可谓尚在挣扎、谋求采用。

6.一些被认为能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之所以不被采用，其限制因素包括缺少适当的技术、缺少企业内部的支持、缺少领导层的支持。这三者伯仲相当，在作肯定回答的人中占84%－86％。但在做负面回答的人中，认为领导层支持不够的占40％，这是就大企业而言的；在小企业中，缺少技术成了最重大的限制条件。这个问题值得注意，因为近来常有议论，说领导重视是关键所在。

因此，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在需要较好信息和现实限制之间搭起桥梁。对这个问题有多种说法：

1.采用某一种最佳软件并不是解决管理会计问题的“万灵药”，他们只愿意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采用较好的方法。用户需要更适合自己特殊情况的软件，不只是现成的通用软件。

2.在目前价格昂贵的软件并不一定适用的情况下，传统的制表软件也可以适用于新的计算需要。

3.目前经济状况低迷，在不能明确认定某种建议有清楚的成本节约价值之前，企业领导不会愿意花钱购买新的管理软件。

尽管一般都认为成本扭曲普遍（“是常态而非例外”），各公司仍不愿意改变传统的管理会计方法。在许多情况下，公司已经部分地（暂时地）回复到比较常规的管理会计方法。这说明，决策者必须充分了解企业的关键需要和目前的系统现状，对症下药，不宜盲目求新求变。IBM公司的调查结果

IBM公司2006年在全球范围内对各地分公司任CFO之职的900位高级经理做了一次调查。调查结果表明，从1999年到预计的2009年这10年中，CFO需要在处理日常事务——即料理账务和报表中花费的时间正急剧减少：从1999年的65%减少到2006年的48%，预计2009年将进一步减少到35%；从事控制管理工作所花费的时间从20%提高到26%—27%；而向领导者提供决策所需信息花费的时间已有大幅度的增加，从1999年的15%提高到2006年的27%，预计2009年将进一步提高到40%！详见图1

在同一个调查中，这些CFO还认为，就其所从事的各项工作而言，重要性比较低的是“满足规章制度的要求”（57%），然后依次为“从财务角度加强内部控制”（59%）、“不断改进业务的经营”（61%）、“配合本公司的领导确定发展规划并加以实施”（61%）、和“衡量和监督业绩的完成情况”（69%）。

这个调查的结果表明，企业CFO正处于急剧的“角色转变”过程中。也可以说，企业财会人员整体处于角色转变过程之中。满足规章制度的要求，属于财务会计的内容，仍然是重要、不可缺少的。但加强内部控制、参与实施业绩考核和向领导提供决策所需要的信息，属于管理会计的范围，其在企业财会人员的职责中已压倒了算账、记账的职责。

学术界的困惑和对学生的误导

现在，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美国会计学术界的状况。

美国会计博士近年来匮乏的现象随处可见。与过去相比，近来每年获得会计博士的人数大约只有10年前的一半。2006年夏，美国会计学会年会上，每一位寻求职位的新科会计博士有3—4个现成的空缺等待着他申请。这种短缺现象必然引起这个学科能够开的课程和研究都有所减少。财务会计涉及会计领域以外的课程较少，而管理会计却涉及许多与会计没有直接联系的课程。换句话说，大学的会计系在课程的设置上，侧重于财务会计，其原因与教师缺乏有关。

课程设置也受政府干预的影响。在美国，虽然各大学在组织教学中都享有自主权，但实际上在确定本科生的课程时，还得接受政府部门的意见。例如，州政府的教育部门对大学的资格认证有重大影响。而这些部门都会要求把对外会计（财务会计）所需要的内容包括在课程之中，忽略管理会计方面的内容。其结果是大学本科课程往往以财务会计内容为导向。教授们也把最好、最聪明的学生向财务会计方向引导。有志于以会计为终生职业的学生，也往往相信他们的前程在于当一个注册会计师，不会选择其他方向作为自己的职业生涯。

教师的研究方向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学术界人士中，选定管理会计为其研究方向的往往处境维艰。照说，案例研究是管理会计研究的重要方法。20年多前，卡普兰号召学术界人士走出“象牙塔”，多从事这一类研究。他自己也确实身体力行，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然而，反响并不很热烈，大部分学术界人士仍然只推崇实证研究，常常看低案例研究。这是一种偏见。事实上，由IMA资助所作的一项案例研究，在2006年的AAA年会上获得“卓越会计文献”奖。可见，案例研究是一种很有价值的研究方法。当然从事案例研究是很难的，“成本”很高，学术界人士视为畏途进而贬低它的价值，在美国成了一种普遍现象。

在中国所见

对于从未来过中国的美国人，中国似乎是天文学上的“黑洞”：承认其客观存在，却不知其内容究竟是些什么东西。于是，有各种错误的猜测也是免不了的。我（Raef Lawson）今年两次来中国，访问了12家企业，历时一个半月。从所花费的时间和访谈的范围来看，也许算是美国会计学术界中对中国企业的实际情况了解最多的人。

访谈中，涉及最多的是中国企业成本管理的实际情况。这是一堂很好的课，我（Raef）的意外收获，用一句话来总括，是“想不到有一些在美国认为是了不起的管理会计方面的新创举，在中国早就存在。”虽然还有待完善，有的还只是一个雏形，但不能不说中国企业的努力方向是正确的，而且是很有创见的。下面是对美国提出的一些成本计算和控制方法，与我们在中国企业所见的做法作的比较，见表1。

值得专门一提的是，在中国企业中，内部利润/成本考核制度始于上世纪50年代。然而西方会计学者却往往把他们近年在中国所见说成是在中国推行了西方责任会计方法的结果。2000年在一本“顶尖”会计杂志《管理会计研究Management Accounting Research》上，就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中国企业所做，“是西方管理会计实务（在中国的）一种应用。”类似的说法，屡见不鲜。笔者自己在20年前也有过这样的作为。我们在访谈中，曾经向这些中国企业的总会计师或财会部门负责人询及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实行这些方法的。例如，与西方的“标准成本”几乎相同的“计划成本（有的企业也改称为“标准成本”），他们的回答是“一向如此”，已经经历了几代人了！最有意思的是，美国管理会计界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平衡记分卡制度，提倡多指标评估业绩。然而我们所到的具规模的中国企业都有类似的做法。这些企业不但实施多指标考核，还把这些指标层层分解、落实到最基层，而且有一套中国称为“原始记录”的统计制度来保证其实施；各企业还设有专门的职能机构（通常称为技术部或生产技术部）来管理这些技术经济指标的实现和考核。当被（杨继良）问及难道美国企业里没有这样的制度，以至于平衡记分卡提出多指标考核时，会被看作一种“创见”时，Raef的回答是，多数美国公司热衷于追求近期的利润，往往单纯以利润为目标，这也许是美国经济制度的局限性使然吧。

在对中国企业进行访谈时，我们明显地感觉到会计电算化已经相当普遍。有些大企业采用了整套的SAP管理软件，企业财会人员的工作重点不再是记账、算账了。对成本、资金的控制管理和业绩考核是财会部门的工作重点，这和上文提到的IBM公司的调查结果相同。中国企业看来还是沿用着传统的成本方法，这并不能说他们在管理会计上是落后了，这与上文提到的IMA与安永公司合作对美国大企业的调查结果，也是吻合的。企业的CFO是不是参与了最高管理当局的决策，事关企业的机密，我们不便多问，但从中国政府最近对国有企业总会计师地位的再次确认来看，中国企业管理也是在向这个方向迈进。

因此，从企业实务的角度看，管理会计在中国企业中并没有衰落。

结束语

围绕管理会计呈现衰落迹象的问题还有很多。例如，管理会计和成本会计、财务管理如何分界，是不是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界线？这门学科如何走向全球化？IMA近年着力介绍德国的成本方法，并且提出“与会计保持距离”、奢谈管理理论的方向不完全正确，这些做法是不是有普遍的参考意义？我们有太多的基础性问题，需要把全球对管理会计有兴趣的同行组织起来，共同商讨、共同努力。这是一项真正任重而道远的事业。

第四篇：成本会计面临的挑战

成本会计面临的挑战

摘要:文章阐述了成本会计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详细分析了当前新制造环境对成本会计的冲击、管理理论与方法的创新对成本会计的影响。

关键词:制造环境;管理理论;成本会计

当前,成本会计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成本会计技术手段与方法不断更新;成本会计的应用范围不断拓展。

一、新制造环境对成本会计的冲击

新制造环境充分利用了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表现为自动化和电脑化两个特征。新制造环境具体包括:一是弹性制造系统:指使用机器人及电脑控制的材料处置系统,并结合各种独立的电脑程序控制工具进行生产,它有益于产品制造工序的弹性化。其最大的好处是可以从事产品多样化的生产,解决对产品多样化、精致化的需求。二是电脑辅助设计和制造系统:电脑辅助系统,不但提升了电脑的功能,并且为厂商提供了更为宽广的发展空间,使用电脑辅助系统,可以减少人工成本,节省时间并提高工作效率。三是制造资源规划:指制造业所采用的电脑管理信息系统。目前流行的材料需求规划是其前身。四是电脑整合制造系统:指以电脑为核心,结合上述所有新科技系统,以形成自动化的制造程序,甚至可达到工厂无人化的程度。

企业一旦实行自动化之后;生产力就会大幅度提升,不但成本会降低;质量也会提高。相应地,公司的结构亦必须随之转化,员工的技能和素质也应跟着提高,其经营管理方式也须进行自动化调整。

面对企业新制造环境的冲击,传统的成本会计技术与方法如不加以改进,将会导致以下后果:首先,产品成本计算不正确。在新制造环境下机器人和电脑辅助系统在某些工作上已取代人工,人工成本比重从传统制造环境下的20%-40%降到了现在的不足5%。但因制造费用的剧增及多样化,其分摊标准若只用人工小时,已难以正确反映各种产品的成本。其次,传统的成本会计,可将实际发生成本与标准成本相比较。而在新制造环境下这一控制系统将产生反功能的行为。如为获得有利的效率差异,可能导致企业片面追求大量生产,造成存货的增加,另外,为获得有利的价格差异,采购部门可能购买低质量的原材料,或进行大量采购,造成质量问题或材料库存积压;为获得有利的原材料数量差异,生产者可能将不良质量产品转入下一工序,使废品损失进一步扩大等。

针对传统成本会计不适应新制造环境的局面,美国的有关会计学者提出了作业成本法(abc法),目前在美、日、西欧等国的企业,尤其是在那些竞争激烈和人工成本很低的高新技术企业,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作业成本法的基础上,又发展了作业基础管理(abm),即利用作业成本信息,帮助管理人员找出不增值且消耗资源的作业。abc法所提供的成本信息;能够促使管理人员重新设计整个价值链上的作业活动,以节省企业资源。

目前我国绝大部分企业仍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尚不具备实行abc法的条件,但是abc法对我国制造费用分配的改革还是很有启发的。

二、管理理论与方法的创新对成本会计的影响

第一,适时制(jit)。适时制就是零部件在生产需要时才购进,或产品有顾客需求时才生产,从而使存货保持在最低水平。在存货水平很低的情况下,会计人员为简化存货计价,可以采用倒推成本法。即当产品完工或销售时,反过来计算在产品、产成品等生产成本的方法。

第五篇：浅谈成本会计面临的挑战

论文摘要：文章阐述了成本会计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详细地分析了当前新制造环境对成本会计的冲击、管理理论与方法的创新对成本会计的影响。

当前，成本会计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成本会计技术手段与方法不断更新；二是成本会计的应用范围不断拓展。文章就影响成本会计发展的趋势及其对策做以下分析。

1新制造环境对成本会计的冲击

新制造环境充分利用了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表现为自动化和电脑化两个特征。新制造环境具体包括：

1.1弹性制造系统：是指使用机器人及电脑控制的材料处置系统，并结合各种独立的电脑程序控制工具进行生产，它有益于产品制造工序的弹性化。其最大的好处是可以从事产品多样化的生产，解决对产品多样化、精致化的需求。

1.2电脑辅助设计和制造系统：电脑辅助系统，不但提升了电脑的功能，并且为厂商提供了更为宽广的发展空间，使用电脑辅助系统，可以减少人工成本，节省时间并提高工作效率。

1.3制造资源规划：是指制造业所采用的电脑管理信息系统。目前流行的材料需求规划是其前身。

1.4电脑整合制造系统：是指以电脑为核心，结合上述所有新科技系统，以形成自动化的制造程序，甚至可达到工厂无人化的程度。

企业一旦实行自动化之后；生产力就会大幅度提升，不但成本会降低；质量也会提高。相应地，公司的结构亦必须随之转化，员工的技能和素质也应跟着提高，其经营管理方式也须进行自动化调整。

面对企业新制造环境的冲击，传统的成本会计技术与方法如不加以改进，将会导致以下后果：

a.产品成本计算不正确。在新制造环境下，机器人和电脑辅助系统在某些工作上已取代人工，人工成本比重从传统制造环境下的20%-40%降到了现在的不足5%.但因制造费用的剧增及多样化，其分摊标准若只用人工小时，已难以正确反映各种产品的成本。

b.传统的成本会计，可将实际发生成本与标准成本相比较。而在新制造环境下，这一控制系统将产生反功能的行为。例如，为获得有利的效率差异，可能导致企业片面追求大量生产，造成存货的增加，另外，为获得有利的价格差异，采购部门可能购买低质量的原材料，或进行大量采购，造成质量问题或材料库存积压；为获得有利的原材料数量差异，生产者可能将不良质量的产品转入下一工序，使废品损失进一步扩大等等。

针对传统成本会计不适应新制造环境的局面，美国的有关会计学者提出了作业成本法（ABC法），目前在美、日、西欧等国的企业，尤其是在那些竞争激烈和人工成本很低的高新技术企业，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作业成本法的基础上，又发展了作业基础管理（ABM），即利用作业成本信息，帮助管理人员找出不增值且消耗资源的作业。ABC法所提供的成本信息；能够促使管理人员重新设计整个价值链上的作业活动，以节省企业资源。

目前我国绝大部分企业仍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尚不具备实行ABC法的条件，但是ABC法对我国制造费用分配的改革还是很有启发的。管理理论与方法的创新对成本会计的影响

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新技术、新工艺不断涌现，新的管理理论与方法层出不穷，对成本会计系统有影响的主要存在以下几种：

2.1适时制（JIT）

适时制就是零部件在生产需要时才购进，或产品有顾客需求时才生产，从而使存货保持在最低水平。在存货水平很低的情况下，会计人员为简化存货计价，可以采用倒推成本法。即当产品完工或销售时，倒过头来计算在产品、产成品等生产成本的方法。在采用JT的企业，从收到原材料到产品制成所耗用的时间将大幅度缩短，而且期末存货量也变得很小，使得传统的分批成本法或分步成本法详细记录各类存货（原材料、在产品及产成品）的必要性受到怀疑。这样，由成本--效益原则，对少量的存货作详尽的追溯，无疑有些得不偿失，而为克服上述问题的种种努力，迫使倒推成本法应运而生。

2.2全面质量管理（TQM）

TQM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企业竞争的战略武器，一种由顾客的需要和期望驱动的、持续改进产品质量的管理哲学。TQM的目标就是公司在生产的各个环节追求产品的“零缺陷”，并最终由顾客来界定质量。TQM促使质量会计得以产生。由于提高质量所产生的收益难以计量，质量会计日前仍然停留在质量成本确认、计量和报告上。质量成本由预防成本、检验成本、内部失败成本、外部失败成本、外部质量保证成本等五大类组成。另外，在TQM情况下，会计人员绩效衡量标准包括了产品的可靠度、服务的及时性等促使管理人员努力提高产品质量的非货币性指标。

2.3 战略管理

所谓战略管理，就是着眼于对企业发展有长期性、根本性影响的问题进行决策和制定政策，以便在市场中取得竞争优势，确保有效完成公司目标。像“以人为本”的人事政策、以“差异化”或“成本领先”的市场定位策略，以及采用全面质量管理的产品质量策略等等。战略管理思想对成本会计系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战略成本管理的提出。战略成本管理就是指企业在生产与竞争者同质产品时，成本要低于竞争对手，使顾客能以较低的代价，取得同样功能的产品。战略成本管理一般包括价值链分析、市场定位和成本动因分析三个方面。

2.4 基准管理和持续改进

管理方法的新趋势就是基准与持续改进的结合，所谓基准，就是以公司外部或内部最优的业绩标准来衡量自身的生产活动；持续改进意味着管理人员不是一次性地确定基准，而是一个持续的、不断改进提高的过程。日本丰田公司是贯彻基准管理与持续改进的典型，基准管理和持续改进被称为“永无终点”的比赛，管理人员和员工不会满足于某一特定工作水平，而是谋求不断的提高。采用该方法的企业发现；以前似乎高不可攀的目标现在竟然达到了。基准管理与持续改进对成本会计系统的影响在于，以同质产品的最低成本作为基准，并认识到降低成本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公司总是可以找出办法使本成本和费用低于上年。

2.5限制理论

根据限制理论，每个公司至少有一个瓶颈制约着它的发展，否则，无论公司定下什么样的目标，都有可能实现。限制理论把企业看成是一系列链状相连的过程，如果薄弱的联结处得到了加强，那么整个链也就得到了加强；反之，如果加强其他联结处，则整个链就不会得到加强。限制理论对成本会计系统的影响是，管理人员和会计人员在有些情况下，不能一味地强调降低成本和费用，要有逆向思维，要在企业链条中的薄弱环节，反过来加大投入量，“为了省钱而花钱”。如果企业待解决的瓶颈是要更新设备，那么，引进新型设备可能导致一笔较大的支出。但是，在今后设备使用期间，因设备利用效率的提高而增加的产出，加上设备维修费用降低的综合效益，可能抵补支出而有余。这样，就总体而言，效益会有所增加，这也是“成本--效益”原则的另一种诠释。

2.6目标管理

目标管理是西方发达国家一种行之有效的企业管理方法，于20世纪80年代传入我国。按目标进行管理，要求十个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应当确定总的奋斗目标，如利润总额、资金利润率等，并据以指导、组织、动员员工为完成企业总目标而努力。围绕这个总目标，企业各部门、各环节乃至每个成员都应当制定自己的奋斗目标，如销售量目标、成本目标、技术目标等，并制定实现目标的措施，以保证总目标的完成。实行目标管理可以提高企业管理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克服盲目性，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目标管理对成本会计系统的影响就是目标成本的制定、分解、控制和分析。我国邯钢集团的“模拟市场核算，实行成本否决”经验中所揖的成本就是目标成本。从目标成本的制定到管理，我国已初步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