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群众性自治制度

第一篇：基层群众性自治制度

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政策思考(2008-07-13 11:41:45)

转载

标签：

杂谈

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政策思考

一、事件回顾

中国历史上一直有乡村自治的传统，家族是传统乡村自治的核心组织。为了维持以家族为核心的乡村自治，族田、族产、宗祠、家谱等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中国共产党成为农村各种组织的领导核心，在城市基层也设立了居民委员会，参政不再是少数富有阶层的专利，广大基层群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民主权利。1978年，我们党在总结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时指出，要在基层政权和基层社会生活中逐步实现人民的直接民主。1980年前后，广西宜山等地农村出现了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村民委员会，负责调解邻里纠纷，维护社会治安，发展生产，效果很好。这些不同于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和生产大队的新兴组织引起了中央有关领导人的注意，1982年宪法充分肯定了村委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地位。到了1987年，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要发展基层社会生活的群众自治。经过20多年的发展，以村民自治、居民自治为主要形式的基层群众自治实践日渐成熟。

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就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是“基层群众自治制度”首次写入党代会报告，正式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列，被纳入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范畴。

二、相关评论

评论一，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当代中国自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认为，当代中国有三种形式的自治制度：一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自决权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解决中华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和政治制度。二是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自治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解决国家统一问题的基本政策和政治制度。三是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基层民主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的产物，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解决基层群众民主参与问题的政治制度和基本政策。

评论二，基层群众自治是基层民主的主要实现形式。基层群众自治就是城乡基层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据国家法律和党的政策，按照平等、选举、公开、监督、多数人决定、法治等原则，按照一定程序，民主选举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领导人，对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进行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制度、规范和实践活动，表现为基层群众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以及对干部的民主监督，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其目的就是要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有利于扩大、巩固地方政府、基层组织的权力来源与群众基础，改善地方政府、人大机关和群众自治体系之间的关系，在基层社会形成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从而有利于建立良好的基层社会政治生态。评论三，当前中国城乡基层群众自治成就和问题并存。当前中国基层群众自治在城市和乡村采取不同的形式进行，即农村的村民自治和城市的居民自治。随着基层群众自治工作的开展，各地城乡基层自治活动出现了各种实践创新，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如村委会成员的“海选”，村民代表会议的设立；城市居民委员会的直选，等等。然而，城乡基层群众自治实践也存在许多问题。例如，村委会和村党支部之间的矛盾形成的“两委”关系问题，乡—村之间的矛盾冲突问题等等。更加严重的是，在许多乡村地区，农村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供给不足，乡村发展陷入停滞，农业发展缓慢，农民负担沉重，农村社会失序等“三农问题”亟待解决。城市居民自治工作也不容乐观，在多数城市的社区建设中，居民自治还没有很好地实行，社区建设在很多城区某种程度上还是一种政绩工程，城市基层自治组织行政化色彩浓重，难以实现基层民主的目标。

三、政策献言

1、完善基层群众自治的相关法律制度。目前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发展还存在很多问题，原因之一就是相关的法律制度不完善。以农村村民自治为例，1987年通过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经历了长达十年的试行期，直到1998年，修订后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才正式颁布实施。之后，村民自治制度在全国的推广力度加大，进展也更加明显。然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还存在条文原则化、缺乏可操作性等问题，例如对村委会直接选举中贿选的界定、关于乡—村关系的规定还不够细化，等等。城市居民自治的相关法律也存在滞后的现象，1954年通过的《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长期沿用，直到1989年才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自1990年1月1日起施行，这一法律的具体条文规定也存在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类似的问题，影响到基层民主自治的顺利推行，应该尽快加以完善。现在，实行基层民主已经写入了党的十七大报告，写入了党章，在此基础上，还应该适时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写入宪法，用国家根本大法来保障公民在基层行使群众自治的权利，使基层群众自治获得宪法和法律的制度支持。

2、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从目前的实践来看，基层群众自治主要集中在村民自治、居民自治、企事业民主三个领域。为此，还需要扩大基层群众自治的范围，我们建议扩大新兴社会组织的自主权、自治权和基层群众参与权。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大量新的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群众自发组织应运而生，在基层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比如城市中的业主委员会，农村中的专业性行业协会和经济合作组织等等。根据十七大精神，应该鼓励人们积极参与这些组织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活动。另外，一些地方尝试实行学校校长、医院院长直选，效果不错，这些新出现的基层群众自治形式值得推广。

3、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这一机制的建立健全，主要是为了处理和解决党的领导权与基层群众的自治权之间的关系。以村民自治为例，一些当选的村委会主任认为，自己是上千选民选出来的，而农村党支部则是十几个党员选出来的，因此觉得自己的民意基础比支部书记大；另一方面，一些支部书记则认为党的领导应该通过基层党组织领导体现出来，基层自治组织必须接受党支部的领导。这样一来，往往造成村民自治中的两委关系出现紧张，甚至对峙，严重影响到部分农村政治稳定。我们建议，一是通过“两票制”选举农村党支部领导班子成员，增强农村党组织在农村社会中的民意基础；二是实行村委会主任和村党支部书记“一人兼”，通过这种人事安排缓和两委的冲突；三是由村委会和

村党支部召开两委联席会议讨论决定农村重大事项。这些方法已经在一些地方推行，对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4、建立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的运行机制。政府的行政管理权与基层群众的自治权也存在着一定的张力。仍以村民自治为例，一方面按照村委会组织法的规定，村委会是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而乡镇政府是一级政府，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但在历史上，乡镇一直是村的上级领导机关，长期形成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很难通过一纸法令能够改变。某些乡镇领导不适应村民自治的新形势，仍然坚持对村委会自治活动的种种干涉。而一些新当选的村委会主任尤其是不为乡镇领导看好的人上台后，借口村民自治，与乡镇政府行政管理发生冲突。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通过深化乡镇机构改革，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当前最主要的应是明确界定政府行政权与群众自治权的边界，为二者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提供政策支持。

5、建立健全与基层群众自治相适应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胡锦涛同志指出，坚持和完善村民自治、居民自治和企事业民主，发挥社会自治功能，是推进社会主义基层民主的重要内容。为了更好地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各项改革和建设事业的全面发展，必须完善民主权利保障制度。党的十七大报告再次明确强调，要“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从基层群众自治实践来看，当前应该着力发挥民间机构和社会组织在群众利益诉求、利益表达方面的独特地位，增强村委会、居委会、职代会等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进一步增强其社会自治功能。

第二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的结婚证明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免费发布法律咨询请点击：http:///souask

中顾法律网拥有万名专业律师3-5分钟快速解决您的法律问题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的结婚证明

孟琦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的结婚证明可作为双方存在婚姻关系的证据

案情：张某(原告)起诉李某(被告)要求法院依法解除双方婚姻关系，双方1998年结婚时被告去民政部门领取结婚证并由其一直保管，原告口头给予同意，婚后双方感情不合，无法继续共同生活，故原告诉至法院。在立案的过程中，原告无法提供婚姻关系的证明，原因有二：

1、被告拒不拿出结婚证;

2、由于原告住所地民政部门管理混乱，结婚的档案材料丢失，无法提供，同时工作人员流动较大，无人能出具结婚证明。原告唯一能提供的只能是住所地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的双方结婚并共同生活的证明。

分歧：对于本案法院能否依法受理，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原告无法提供婚姻关系的证明，法院不能依法受理;第二种意见认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的证明可以作为依法受理的依据，可启动诉讼程序。

评析：笔者赞成第二种意见。

司法实践中，通过诉讼解除婚姻关系需提供以下证据：

1、起诉状;

2、身份证原件或与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

3、婚姻关系证明;

4、其他证据。其中婚姻关系证明需提供双方结婚证，如果因丢失等原因需提供民政部门提供的结婚证

明，否则，法院的作法是不予立案，当事人常常无法提供的恰恰正是婚姻关系的证明，但他们在在大多数情况下能提供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的结婚关系证明。因此，能否提供婚姻关系证明是近年来婚姻案件立案中受理与否的焦点。

一、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地位和作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于1998年11月4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修订通过并于1998年11月4日公布实施，其中第二条之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第二十三条之规定：村民委员会及其成员应当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办事公道、廉洁奉公，热心为村民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于1989年12月26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并于1990年1月1日起实施，其中第二条之规定：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群众性自治组织。第三条：村民委员会的任务(三)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从这两部法律的的实施及相关法条可以看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对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重视，我国基层性自治组织在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从现实生活中，我们也有切身的体会，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积极作用日益突现，为构建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新农村产生的巨大的作用，全社会都给予其巨大的支持和帮助。

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的婚姻关系证明的效力应当得到认可。

在我国国家机构的设置上，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没有关于婚姻关系管理方面的行政职权，其行为是由基层群众多数人意志的表达，是一种约束本集体组织成员的行为，对外的效力不足。我们在承认这一点的同时也要认识到承认其地位，重视其作用，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文字上，其行为对外效力也应该得到一定的认可，这样才能更有利地发挥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作用。

本案中，被告拒不拿出结婚证并且百般阻挠原告起诉立案，同时民政部门由于机构人员变动加之一些经济落后地区没有实现微机管理，长期以来都是由人工操作，不慎丢失或因其它原因查不到结婚档案后也没有相应的记录，这就导致原告无法提供结婚证明。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法院的做法是：

1、不予受理;

2、要求原告变更诉讼请求;

3、要求原告继续提供婚姻关系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1)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2)有明确的被告;(3)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4)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对符合本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起诉必须受理，无法提供婚姻关系证明对起诉来说达不到第一百零八条第一项的要求，但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角度出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证明在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的审查后应当给予尊重，因此在离婚案件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简单的不予受理不合适。对于变更诉讼请求，一些法院的做法是无法提出婚姻证明的情况下由解除婚姻关系变更为依法分割非法同居生活中的财产，但好多情况下被告在庭审中出据了结婚证，原告只能撤诉或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然后原告只能重新起诉离婚，再开庭审理才有可能解除婚姻关系，维护自己的权利。这种看似顺利终结了离

婚纠纷，但却增加了当事人的讼累，无论是从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增添了不少的负担。对于继续提供婚姻关系证明，但事实是看似合法的要求对原告来说是无法承受之重。首先，被告百搬阻挠，根本无回旋余地;其次，民政部门的档案丢失并无记录，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已无法挽回。难道确立民政部门的责任后再起诉离婚，那样的话原告的切身利益将无法得到及时保护，且两个程序加起来将会使原告在长时间内处于惶惶不可终日，这也违背了法律的初衷。承认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的婚姻关系的证明的效力将使这些问题迎刃而解，首先，不仅减少了原告是讼累，顺利开启诉讼程序，而且对那些恶意的阻挠离婚的行为给予打击;其次，使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作用发挥的更加明显，更加肯定了其地位，对社会各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法院对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给予认可的同时要承担起调查核实的责任。

由于一些地区的经济条件有限，人们的法律知识储备不足，加上一些落后的习俗，比如，请了乡亲们吃喜酒，当地人就认为结婚了，但没有办理结婚登记，可在离婚时，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也开具了结婚证明，在这种情况下，对其效力如何，我们应该保持这样一个态度，即在形式上审查的基础上先行认定给予立案，然后及时进行调查核实，从而减少原告的讼累，真正实现法律立法的主旨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我们也应该承认法院对于调查取证的工作做的不到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之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有关单位不得拒绝。人民法院对有关单位和个人提供的证明文书应当辩别真伪，审查确立其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三条，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有人民法

院负责调查收集的证据包括：

1、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相收集的;

2、人民法院认为需要鉴定、勘验的;即使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证明出现问题，人民法院也应当肩负起调查取证的责任，孰不知自己的举手之劳对当事人来说有时比登天还难，这样才能真正承担起国家赋予法院的事实职责。

农村彩礼问题引发的思考

刘黎明

彩礼风俗在我国可谓由来已久，早在西周时期，以中国先秦时期社会风俗为基础建立了婚姻“六礼”制度，即合法的婚姻必须通过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这六礼完成。其中纳征就是指男方送聘礼给女方家。随着社会制度更替，法律的发展和进步，男方送聘礼在法律制度中已经被废除。但几千年来农村婚姻遗留下来婚嫁彩礼的旧的传统风俗，至今仍未破除。彩礼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存活于乡土社会的土壤之上，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的根源。高额的彩礼与疯涨的婚嫁花费与农村现代化进程是不协调的，已经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生活的改善和社会风气的好转带来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迅猛。然而这期间彩礼的额度却由上百元增加到了上万元甚至几万元，增长的幅度达上百倍还多，远远高出农民收入的增长幅度与物价的上涨幅度，造成农村畸形的繁荣，与社会发展的要求背道而驰。

许多农村家庭省吃俭用、节衣缩食，艰苦奋斗多少年，将所有积蓄用作娶亲彩礼。有的老人为了给儿子张罗婚事，连买种子、农药、化肥的钱都花光了，使不少农民因娶亲致贫，影响了正常的生产投入，限制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不良婚俗蔓延，不利于农村的和谐与稳定。彩礼的存在使得原本纯洁的婚姻关系带上了“铜臭”的气息和买卖的性质，使爱情和婚姻因金钱而异化变味。个别女方还认为彩礼要了是自己的，越多越好。男方家里东借西借、债台高筑，高额的彩礼成为婚姻的“绊脚石”，结不起婚的男青年，往往会迁怒于父母的无能;有的成为婚后产生矛盾的诱因，极易引发家庭不和;还有的则因此走上了犯罪的不归路。还有一些父母，为了给孩子攒钱娶媳妇，干脆让孩子早早辍学，外出打工挣钱。特别是近年来，因彩礼问题引发的纠纷频频见诸报端，已经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类似以上的社会遗留问题在此不多阐述。最后再说一点自己的想法：我想任何一部法律的出台都是社会主义法制进步的体现，婚姻法及其解释也不例外。法律之所以对彩礼问题作出规定，其目的是要告诉大家结婚不要过彩礼而不是鼓励大家多过彩礼，婚姻的基础不是金钱而是爱情，而现在社会上看谁过礼过的多，相互攀比的风气是与法律精神背道而驰的。如果每个人都能现实点，别“死要面子活受罪”，我想社会会更加和谐，纠纷会更减少。

第三篇：基层民主自治制度

我国的民主政治制度不断完善——我国基层

群众自治制度

梁山第一中学 于明磊 2010年7月22日 09:17 我国的民主政治制度不断完善——我国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我国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壮大。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确立为我国民主政治的四项制度之一，把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作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重要内容，这是我们党的一个重大决策，基层群众村民自治是为了更符合当地的政策，村内作为一个社区可以自治一些有利于本社区的规章制度。

我国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具有以下四个主要特点和优势：

第一，我国的基层群众自治能够直接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在自治的内容上，群众自治的事务涉及群众方方面面的切身利益，人民群众能够获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能够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能够保护自己的权利不受侵犯。在行使民主权利的方式上，人民群众在自己生活的社区内，通过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直接参与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管理，使得民主参与具有直接性和有效性。基层群众自治的这一特点和优势有利于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增强民主的广泛性和真实性，使之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学习民主、实践民主的成本低、效益高的大学校，有利于培养具有公民意识的现代公民。

第二，我国的基层群众自治能够坚持正确的方向并稳定有序地发展。我国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建设与实践活动是在党和政府的主导下开展的，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大特点，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大政治优势。坚持党的领导，是基层群众自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有计划、有步骤地稳定有序发展的根本保证。实践证明，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较好地解决了我国人民民主发展问题，使得亿万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民主政治建设健康有序地发展，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

第三，我国的基层群众自治能够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相促进。这种适应和促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工作部署上的适应和促进。我们在推进基层群众自治的过程中，始终以推动和保障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为目标，与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比如，农村村民自治制度是适应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需要而产生的，对化解农村社会矛盾、解决三农问题、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和农民素质，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制度则是适应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和居民生活需要的产物，在解决城市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在实践推进上的适应和促进。基层群众自治实践的许多环节，都是围绕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展开的，既锻炼了群众的议事能力，又维护了群众的经济利益，体现了民主目的性与手段性的统一。

第四，我国的基层群众自治是循序渐进、逐步发展的。长期以来，特别是改革开

放以来，我们将基层群众自治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从做得到的事情做起，从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的事情入手，一步一步推进。通过基层的民主广大人民群众逐步提高了参政议政能力，逐步学会了依法、理性地行使民主权利，这种渐进推进式的发展，避免了不切实际的极端冒进，降低了风险和成本，使国家能够集中精力解决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问题，也使得亿万人民群众在稳定有序的基层民主实践中逐步提高自身素质。实践证明，没有渐进的民主建设，就没有民主制度、民主程序和民主精神的携手并进、和谐发展。

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发展基层民主，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这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是我国的民主政治制度不断完善的很好体现。

依法推进村民自治 论文

关键字：工作 管理 发展 民主 乡镇 自治 农村 村民 村委会 组织法 ●广大村民依法维护自身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

●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逐步向规范化方向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村委会组织法）的颁布，从法律上确定了我国农村广大村民依法实行自治。村民自治历经13年的发展，情况到底如何？最近，笔者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对四川省内4个区县、7个乡镇、12个村、163个农户、30名乡村干部进行了问卷式调查。村民自治的现状

据调查统计，在受访者中，知道村委会组织法的占76.4％；知道乡镇政府对村委会是指导关系的占64.3％；有87.5％的选民重视并积极参加对本村村、组干部的选举；有62.5％的选民知道村民小组长是由小组会推荐；占68.9％的村、组都进行了村务公开或部分公开；有75％的选民知道村民选举委员会是由村民会议或村民小组推选；有64.3％的选民认为村委会选举公正、公平；95％的村每年都要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有93％的村有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有12.5％的人回答他们村宗族观念重，势力也大；有57.1％的人对现行的民主政治制度比较满意。

与此同时，占52.9％的人未专门学习过村委会组织法；有75％的人认为村组务应公开而未公开或部分未公开；有90.3％的人认为乡统筹、村提留费的收缴及使用、宅基地的使用方案及村规民约的制定等等，该提交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而未提交讨论；有60.6％的人

认为村规民约不起作用；还有46.7％的人不信任他们的村委会；有41.2％的人觉得他们村经济发展慢，村干部待遇也偏低；有63.63％的人认为现行条件不利于他们实行村民自治；有40％的人认为在现行条件下村委会不能履行好职责；有68.3％的人认为现在实际上是以乡镇管理为主。

从以上情况看，目前村委会组织法的宣传贯彻实施已取得了明显实效，广大村民依法维护自身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逐步向规范化方向发展，村民自治在促进农村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村民自治存在的问题

在村民自治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 广大村民自治意识还不够强，对村委会的法定地位缺乏足够的认识。他们中不少人尚不清楚村委会是村民的自治组织。村委会行政化趋势较为明显。一些乡镇干部对村委会组织法一知半解，甚至认为村委会是乡镇的下属机构，这就难免因不知而导致出现一些违法行为了。

村民自治中重民主选举，轻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弱化民主监督的现象还客观存在。一些村民对村委会有意见，重点是对村级事务的决策和管理上的不民主、不透明而不满意，从而导致农村工作矛盾多、困难多，个别地方村民和村委会对立情绪大。村委会与乡镇的关系没有真正理顺。一些地方在村委会选举中，乡镇与村民的意志没有达到统一，多数情况下村委会实际上变成了乡镇的下属机构，他们的主要工作不是进行村务管理，而是要完成乡镇的税费收取任务，村委会的职能发生了错位，难以维护广大村民的根本利益。客观条件的制约影响了村委会履行职责。如经济基础较差，村民文化和道德水平还不够高、传统观念落后等。同时，根据村委会组织法的规定，村委会既要组织经济发展又要维护治安和协助乡镇工作，其职能达11项之多，但其履职手段十分有限，加之村民经济十分脆弱，造成事实上难有作为。

村干部工作量大，待遇偏低。村干部们的工作量一般不亚于乡镇工作人员，可按现在的规定他们的年薪一般仅在3000元以内，且不能完全按时兑现，从而容易诱发一些不廉洁行为。村委会存在信用危机。客观条件使村委会在乡镇和村民之间处于两难选择之中，一些村委会在村民心目中存在信用危机，这样就不可能有健全的村民自治。完善村民自治的途径抓好普法，完善法律法规 在乡村要大力加强以宪法、村委会组织法为重点的普法宣传活动，切实增强广大村民的法制意识、自治意识，让每个人都明白自己在村民自治中的主人翁地位，充分调动他们在管理村级事务、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中的积极性，为村民自治的顺利开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要完善与村民自治相关的法律法规。理顺机制

应对现有经济和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减负于乡，放权于村，还权于民”，给村民自治创造宽松的环境。

减负于乡———目前的财税体制极不适应落后地区乡镇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给乡镇在工作和经济上普遍造成了极其沉重的负担。要通过改革把乡镇负担控制在它所能承受的范围以内，让乡镇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用在抓地方经济发展上，不把税费任务向村级转移。放权于村———主要是乡上要做到该由村委会行使的职权乡镇应不得干预，该由村上使用的资金乡镇不得上收，该由村民会议审议的工作乡镇不得考核。真正让村上有职有责有钱有权，放手工作，并向全体村民负责。

还权于民———村委会更应严格执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决不能把村民自治搞成少数人自治。做到工作中该由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事坚决由集体决定；公开村务，提

高透明度；真正做到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抓好农村两个文明建设

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有赖于农村经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应抓好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特色产业，实现规模化经营。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应以新农村建设为载体，加强文化、道德、法制三大建设力度，认真宣传贯彻好《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使广大村民的素质不断适应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抓点带面，稳步推进

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应进一步加强对村民自治的指导，根据各地条件的差异，作好系统规划；在条件较好的村，每年抓一批村民自治示范点，以点带面，摸索经验，全面推进。要健全落实各项规章制度，把村委会组织法真正落到实处，推进村民自治工作不断向前发展。（完）

第四篇：如何加强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测绘09-2班程波3090508203

请联系实际谈谈如何加强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建设？

我认为在我国，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集中体现主要就是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等组织。所以我们的群众自治制度的重心也应该是如何加强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等组织的民主性和公正性上。

目前我国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在许多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在执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

实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归结为四个方面。

一、居民委员会的任务重而且繁多。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城市居民委员会的任务一般都有50项之多，有的甚至达上百项。特别是在一些大城市中，大多数居民委员会扮演着“上管天文地理，下管鸡毛蒜皮”，“既管公婆打架，又管夫妻离和”，“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角色。一些城市基层政权组织把本来不属于居民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事务都交给居民委员会办理，有的甚至将居民委员会当成其下属机构来对待。所以我们要尽快完善与界定居民委员会的管理职能，将政权组织与群众自治组织严格区分开来。

二、工作条件差、待遇低。许多地方的居民委员会处于“三无”状态，即无固定的办公用房、无必需的办公设备、无必要的活动经费，严重地影响了居民委员会干部的工作积极性。我认为各级政府应当鼓励与扶持群众自治制度的建设与改进，让群众自治制度真正的办实事、办好事，真正的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没有经济实力，缺乏必要的经济基础，无法实行居民的自治。大多数居民委员会都是靠出租办公场地或者是街道办事处的拨款来勉强维持日常开支。我觉得解决这个问题的主要方式就是加强大家对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认识和了解，让所有人都参与起来才是解决资金问题的主要办法。

四、干部结构不合理。目前居民委员会的干部大多数都是老年人，年轻人由于不愿意做居民委员会日常事务中那些婆婆妈妈的繁琐事情，一旦有年轻人来居民委员会工作，便立刻成了新闻媒体追逐的对象。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应该完善完善基层群众自治的选举制度。

当前在执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具体表现在，村民委员会是农村村民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是，在实际中，有的乡镇政府仍视村民委员会为其当然的下属机构，按照行政管理方式来对待村民委员会，一般都是通过对村民委员会发布各项指令和进行具体的工作指导来领导村民委员会的工作。这个问题主要是农村居民对自己手中的权利认识不够充分，对于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不了解，才会使得村名委员会被当地政府机构所利用。我觉得应该在我国广大农村普及我国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知识，让每一位农民都知道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有权利行使自己的管理权。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目的，是为了让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要真正发展好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就必须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基层民主落实好了，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了，百姓就会心顺气畅，这必将有利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的构建。

第五篇：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发展

毛概期中作业

基 层 民 主 自 治 制 度

专业：戏剧影视文学

班级：1204

姓名：白娟

学号：2012044147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发展

——从提出到现今的发展概况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它是基层自治和民主管理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广泛而深刻的实践。目前中国已经建立了一农村村民委员会、城市居民委员会和企业职工代表大会为主要内容的基层民主自治体系。广大人民在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实行民主自治，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最直接、最广泛的民主实践。扩大基层民主，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是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性工作。

一、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概况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要求就是使基层群众实行四大民主、四个自我和享有四项权利。四大民主就是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四个自我就是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四项权利就是保障基层群众对一切基层事务享有充分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基层群众应该积极参与自治、学习自治、善于自治，不断提高自治能力，实现政府依法行政与基层群众依法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基层群众自治的实践主体是基层人民群众，基层人民群众的关心、支持、参与决定着基层群众自治的成效。因此，要把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紧密围绕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尤其是难点热点问题，首先实行群众自治，通过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共同管理，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积极化解各种矛盾，使基层群众自治，在促进基层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人民生活改善、促进社会和谐中发挥重要作用。

二、我国农村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历史发展

我国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民主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并首先发育于城市。

城市居民委员会这一重要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在一些大城市中产生了。建国之初，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一方面，要肃清一切敌视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反动势力的破坏活动；另一方面，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要实现上述目标，建立有效的基层政权组织形式就显得极其重要。城市居民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

1949年底到1950年初，在一些城市中出现了由群众自己组织起来的防护队、防盗队和居民组等名称不一的群众性自治组织。1950年3月，天津市根据居民居住状况建立了居民委员会。同时期，在湖北省武汉市的部分街道也开始建立了居民代表委员会和居民小组。但是，此时居民委员会的特点是，各地的规模不太一样，职能也不统一，有的居民委员会的领导整日陷入繁忙的工作事务之中，有的居民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则利用手中的权力大搞乱筹款、乱募捐活动等。

为了克服此类不正常的现象，1953年6月8日，彭真同志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专门写了一个报告，即《关于城市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组织和经费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城市街道居民委员会这一组织是需要建立的。

它的性质应当是群众性自治组织，而不是基层政权组织。

它的主要任务应当是把工厂、商店、机关、学校以外的街道居民组织起来，在居民自愿的原则下，办理有关居民的公共福利事务，宣传政府的政策和法令，发动居民响应政府的号召，向基层政权反映居民的意见。居民委员会应当由居民小组通过选举产生，在城市基层政权或者派出机关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但它在组织上并不是基层政权的下属机关，因此，不应交付太多的事情让它办。

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同意了这个报告。此后，各城市都陆续建立了居民委员会组织，名称也逐渐趋向统一，其性质都属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1954年12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制定并颁布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第一次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居民委员会的性质、地位和作用。这个条例的贯彻和实施，有力地推动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到1956年底，城市居民委员会不但在全国各个城市普遍建立起来，而且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众所周知的原因，1958年以后，城市居民委员会的发展遭受了挫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的组织建设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和发展。1980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重新公布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

1982年，现行宪法在总结我国居民委员会实行群众自治经验的基础上，首次以根本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居民委员会的性质、任务和作用。根据现行宪法的规定，全国各地对城市居民委员会的组织进行了整顿，并建立了符合现行宪法规定的体现城市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精神的城市居民委员会，健全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的组织机构和各项规章制度。

为了充分保障城市居民的自治和各项民主权利，在经过多年调查研究和总结《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实施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1989年12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这标志着我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的组织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全面发展的时期。截至2006年底，全国共有居委会80717个，居民小组123.5万个。

同城市居民委员会相比，村民委员会出现得比较晚。

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过程中，广西壮族自治区罗城县和宜山县的一些村，自发地把农民组织起来，创立了村民委员会这一组织形式。起初这一组织形式并不叫村民委员会，有的叫“村治安领导小组”，有的叫“村管会”。从1981年春天起，开始改称村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建立，使农村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问题迅速地得到了解决。

广西的这一做法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全国许多地方都仿效广西的做法，纷纷建立起村民委员会组织。这一时期的村民委员会组织名称不统一、机构不健全、任务比较单

一、村规民约不完善。最大的缺憾就是村民委员会的民主色彩还不太浓。

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起草宪法修改草案时，总结和吸收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的经验和广大农民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把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一起写进了宪法，并对村民委员会的性质、任务和组织原则都作了具体规定，这是我国制宪史上的一个创举。

现行宪法颁布以后，全国普遍开展了由生产大队改建村民委员会的活动。绝大多数地方以原人民公社为单位成立了乡政府，以生产大队为基础建立了村民委员会，以生产队为基础建立了村民小组。在普遍建立村民委员会的基础上，北京、内蒙古、天津、新疆、河北、西藏等地根据本地实际制定了《村民委员会组织简则》。

1987年11月24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

1998年11月4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次会议通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此后，我国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壮大。截至2006年底，全国共有村委会62.4万个，村民小组453.3万个。经过十几年的实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修改被提到议事日程，2009年12月22日，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草案提交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至此，我国农村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走向成熟。村民自治制度在我国农村的建立与发展，促进了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推动了农村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

三、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存在的问题

众所周知，我国农村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也还有很多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村民自治制度立法不完善。一是宪法对村民自治制度的规定不完善。我国《宪法》第111条对村民自治作了间接性规定,即通过对村民委员会的设立、性质及组成人员进行规定，为村民自治的立法与实践提供了根本大法的保障。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从条文所处的位置来看，村民自治条文与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条文放在宪法的同一章节之中，容易使人产生错觉认为村民委员会是我国的一级基层政权，享有国家的行政管理权，实际上村民委员会属于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不是基层政府机关。二是法律关于村民自治制度的立法不完善。我国法律体系中，只有《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集中地规定了村民自治制度内容，其它法律基本没有涉及，近年来,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不适应村民自治需要，对违反《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我国刑法、行政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较少，使得村民自治中违法的行为得不到及时的惩治，极大地阻碍了村民自治。

（二）村民委员会与乡（镇）人民政府、村党支部之间的关系还未理顺。

一是村民委员会与乡（镇）人民政府之间的关系不顺。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第四条的规定，村民委员会不属于国家的行政机关，是群众性自治组织，和乡（镇）人民政府之间不存在上下级的隶属关系。村民委员会是由村民选举产生，直接对村民负责，而不是对乡（镇）人民政府负责，乡（镇）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村民委员会协助乡（镇）人民政府开展工作，可以看出，乡镇人民政府与村民委员会之间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但是，实践中，村民自治大多处于有名无实的状况，有些乡（镇）人民政府仍然以上级机关自居，任意干预村民委员会的工作，村民自治权被束缚在较小的范围内，村民自治呈行政化趋势，表现在民主选举上，乡（镇）人民政府任意干预村民选举，侵犯村民选举权利，一些乡（镇）人民政府任意违法撤换、委派、指定村民委员会成员；在民主决策上，乡（镇）人民政府常常以行政命令取代村民委员会的民主决策，村民委员会成员没有民主决策权；在民主管理上，乡（镇）人民政府任意干预村民委员会内部的社会经济文化事务；在民主监督上，乡（镇）人民政府采取硬性控制或软性支配的方式限制村民委员会的自治权，干涉村民会议的监督权。同时，一些村民委员会成员也没有认识到自己代表的是村民，应对村民负责，而乐于接受乡（镇）人民政府做自己的上级领导，导致二者的关系在实践中多为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从而使得村民委员会在工作上只听命于乡（镇）人民政府的指示，而忽视村民的意愿，甚至与村民的意愿相违背，严重阻碍了村民自治。二是村党支部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不顺。对于两者的关系，现行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规定：“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体现了党在村民自治中对村民委员会的领导核心作用。从理论上看，一方面村党支部是由村党员选举，并由乡镇党委任命的，其权力来源于乡镇党委和党员的授权，旨在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在本村范围内得到贯彻执行；另一方面，村民委员会又是由全体村民投票选举产生的，其权力来源于全体村民的授权；两者之间不应产生冲突。但是实践中，许多地方的 “两委关系”并不顺畅，矛盾重重，或是村党支部包办一切，没有发挥村民委员会的作用，使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流于形式；或是村民委员会成员不接受村党支部的领导，不按照民主决策程序办事；或是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各自为政，村支书和村民委员会主任都想揽权，分庭抗礼，互相对峙；这些导致了村党支部与村民委员会、党支部书记与村民委员会主任之间的矛盾冲突，造成村里的工作难以正常开展，严重阻碍了村民自治。

（三）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民主原则不能落到实处。

村民自治制度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四个民主原则，徒法不足以自行，并不是说有了民主制度，村民自治的四个民主原则就能实现，在我国的村民自治实践中，真正实现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并不容易。在民主选举方面，存在“富农”干政现象，有的富农利用金钱优势拉帮结派、贿赂各级党政干部、操纵选举结果，有些地方甚至形成了独霸一方的恶势力“自治制度”；同时，我国农村千百年来沿袭下来的宗族观念对村民自治也是一大威胁，还存在宗族、姓氏的不同而形成互相对立的派系，使基层民主的推行难于落实。在民主决策方面，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凡是涉及农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相关事项，如村集体的土地承包和租赁、村公益事业经费的筹集等，都要实行民主决策，不能由个人或少数人决定，然而现实中常常是村支两委决定，并没有经过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没有真正体现村民的意志。在民主管理方面，村务公开不按规定落实，或敷衍了事，在公益事业经费、救灾救济款、低保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政策落实情况方面讳莫如深，甚至根本就没有公开。在民主监督方面，村务公开监督小组形同虚设，甚至根本就没有村务公开监督小组，有些地方虽然建立了村务公开监督小组，但是没有真正履行起职责，对于持有不同政见的村民或者村民代表提出的村务批评和建议置之不理，造成村民对村务公开产生怀疑，甚至引起群众上访。

四、党的十八大对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完善

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

基层治理法治化，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按照法律来管理基层事务，即基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活动依照法律管理，公民的所有行为依照法律进行，使基层的一切需要和可以由法律来调控的活动和工作，都纳入规范化、法律化的轨道。基层法治建设，是依法治国在基层的具体实践，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基础性工程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在基层。从现在到2020年这一阶段，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时期，这就要求我们党必须从全局性、基础性、战略性高度出发来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

（一）改革开放以来，基层治理法治化取得显著成效

（二）我国基层治理法治化存在的问题

（三）推进依法治国，必须打牢基础

二、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战斗堡垒作用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增强基层干部法治观念、法治为民意识，提高依法办事能力。这是我们党根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形势，对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出的新要求，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针对性。

（一）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基层治理法治化中的关键作用

（二）增强基层干部法治观念、法治为民的意识

（三）加强基层干部依法办事能力建设

三、加强基层法治机构和法治队伍建设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基层法治机构建设，强化基层法治队伍，建立重心下移、力量下沉的法治工作机制，改善基层基础设施和装备条件，推进法治干部下基层活动。这就明确了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前进方向，提出了基本要求。

（一）加强机构和队伍建设建立重心下移、力量下沉的法治工作机制

（二）建立重心下移、力量下沉的法治工作机制

（三）推进法治干部下基层活动

五、总结

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要在现有制度的基础上进行制度创新。要健全各项民主管理制度，完善各项公开办事制度，建立和完善有利群众自治的机制体制，依照制度保证群众依法行使民主权利。要丰富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扩展民主渠道，从基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扩大人民群众的有序参与，组织和引导人民群众在基层民主自治实践中提高自我管理水平。

基层群众自治是历史的必然和时代的潮流。现代城广大业主和群众，应该在基层群众自治实践中有新突破，有新创造，有新作为，有新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