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改革的核心是土地革命（5篇）

第一篇：中国农村改革的核心是土地革命

香港乐施会的年刊要我以2000字的篇幅介绍一下这20多年来农村改革的情况，这实在是个很难完成的任务，因为这20多年来中国农村改革千头万绪，两万字也说不完，只能勉为其难了。不过，根据我的理解，虽然中国农村改革的实践过程和政策研究非常复杂，但都是围绕着土地而进行的，即中国农村改革的核心是土地革命。

小岗村隶属安徽省凤阳县小溪河镇，是淮河岸边的一个普通小村庄。1978年以前的小岗村，只有20户人家100多人，是远近闻名的三靠村--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每年秋后，家家户户都要背起花鼓去讨饭。1978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小岗村农民们作出了一个大胆决定：包产到户，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就是自己的，这就是后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俗称大包干，农村改革由此拉开序幕。小岗村实行大包干一年就大变样，不仅结束了20多年吃救济粮的历史，而且上缴国家粮食3200多公斤。中共高层的一些明智之士发现，大包干是解放农村生产力的有效手段，对大包干给予积极支持，后经过激烈的党内斗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大包干基本肯定，1979年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对其进行了进一步明确，大包干如星星之火，迅速燃遍了中国农村大地。从1982年开始，中共中央连续五年发布五个一号文件，对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内容的农村政策一步一个脚印地进行充实和规范，从而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赋予农民部分土地产权和生产自主权，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粮、油、棉产量连年增加，甚至翻番，农民生活普遍改善，整个1980年代，中国农村一片欣欣向荣，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农村人口占60%以上，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人均耕地只有1.2亩，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庞大，大量农民要靠外出打工谋生，而农民却没有政府所提供的社会保障，所以，对农民来说，农民所分得的承包地不仅是生产资料，更是他们的生存保障资料，即土地对中国农民具有社会保障功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和劳动力是必须盘活、使其自由流动的两大要素，要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和农村土地的顺畅流转，就必须给土地对中国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寻找一个替代物，正因如此，近年来，中国政府着手进行统筹城乡用工制度、农村养老保险、农村医疗保障等一系列改革实验，虽然步履维艰，但正在奋力前行！

综上所述，我们很容易看出，二十多年来，中国农村改革虽然名目繁多，但几乎无不与土地有关，土地问题既是改革的原因，也是改革的目的，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农村改革实际上是新一轮的土地革命！

第二篇：中国农村改革的核心是土地革命先进性教育

香港乐施会的年刊要我以2000字的篇幅介绍一下这20多年来农村改革的情况，这实在是个很难完成的任务，因为这20多年来中国农村改革千头万绪，两万字也说不完，只能勉为其难了。不过，根据我的理解，虽然中国农村改革的实践过程和政策研究非常复杂，但都是围绕着土地而进行的，即中国农村改革的核心是土地革命。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自古及今，农民占有土地的诉求是强烈而执着的，中国农村改革的发端也即因于此。中国共产党正是通俗易懂地告诉农民，革命就是土改，土改就是分地，才激发起农民的革命热情，从而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农民革命有效结合起来，最终夺取了政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兑现诺言，全国上下分田分地真忙，中国农民曾经一度成为土地的主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农民们真诚地喊出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但好景不长，1952年社会主义改造开始了，中国共产党要带领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农村掀起合作化运动高潮，先是初级社，后是高级社，1953年下半年到1956年初不到三年时间内，全国农村包括土地在内的所有生产资料被集体化了，农民们当家作主了，但他们怎么看土地也不象是自己的了。就在农民们困惑、抵制--浙江、安徽许多地方悄悄分田单干或包产到户，甚至发动反革命**（如陕西某县）的时候，毛主席又于1958年发现人民公社好，于是，全国农民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两三个月时间，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化，彻底一大二公了。至此，中国农民既失去了生产自主权，又失去了产品支配权，农民们此时发现，他们已经不仅是公社的主人，而且也是公社的奴隶，农民生产积极性丧失殆尽。1960年以后，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把农民牢牢地固定在社会主义新农村，人民公社牢不可破，公社好比常青藤，社员就是藤上的瓜，从此以后，中国农民就顺理成章地充当起社会主义大厦的坚实基础了。但是，历史资料已经证明，1958年-1978年的20年间，中国农民的幸福生活犹如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小岗村隶属安徽省凤阳县小溪河镇，是淮河岸边的一个普通小村庄。1978年以前的小岗村，只有20户人家100多人，是远近闻名的三靠村--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每年秋后，家家户户都要背起花鼓去讨饭。1978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小岗村农民们作出了一个大胆决定：包产到户，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就是自己的，这就是后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俗称大包干，农村改革由此拉开序幕。小岗村实行大包干一年就大变样，不仅结束了20多年吃救济粮的历史，而且上缴国家粮食3200多公斤。中共高层的一些明智之士发现，大包干是解放农村生产力的有效手段，对大包干给予积极支持，后经过激烈的党内斗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大包干基本肯定，1979年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对其进行了进一步明确，大包干如星星之火，迅速燃遍了中国农村大地。从1982年开始，中共中央连续五年发布五个一号文件，对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内容的农村政策一步一个脚印地进行充实和规范，从而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赋予农民部分土地产权和生产自主权，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粮、油、棉产量连年增加，甚至翻番，农民生活普遍改善，整个1980年代，中国农村一片欣欣向荣，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进入1990年代，情况发生了逆转。农民收入增长率连年下降，有些年份甚至成了负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农村各种矛盾暴露出来了，农村基层政权向农民乱收费、乱罚款现象层出不穷，农民不堪重负，农村干群关系紧张，许多农民弃田撂荒。为了促进农民增收，减轻农民负担，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中共中央于2000年决定在安徽省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2003年农村税费改革推向全国。农村税费改革就是要把农村的税费制度规范起来，要求农村基层政府以农民土地总产出的8.4%（农业税7%，另加20%的农业税附加）向农民收取税费，除此而外不得以任何理由向农民收钱、收物，同时进行乡镇体制改革，压缩县乡干部编制，加强民主监督，以减少基层政府财政支出。农村税费改革表面上看涉及的是财政体制和行政体制，而其深层次根源仍然是土地问题。其理由有二，一是中央于1990年代确立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要遵循效率原则，以土地为生产资料的农业相对于城市的工业是弱质产业，因此国民收入分配必然向城市倾斜，农村就不可避免地掉进发展中的陷阱，从这个意义上说，1990年代农民收入增长乏力也就是合理的了，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政府都扶持农业、补贴农民的缘故；好在中央已经认识到这一点，2002年进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实验，变对农民的间接补贴为对农民直接补贴，2004年此项改革已推向全国。二是农民负担过重只是表象，实际上，它反映的是农村土地产出已经不足以支撑农村上层建筑，从而引发多种社会矛盾；1990年代分税制改革以后，作为政府主要收入来源的增殖税由中央和省级政府分享75%，市、县、乡三级才共享25%，绝大多数县乡政府的收入来源于农业税，农业税占大多数县乡政府收入的70%以上，有些地方超过了90%，是农村土地产出支撑着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的运转，中国农村的县乡衙门实际上都是土地庙，1990年代由于县乡政府自主权扩大，其机构不断膨胀，而与此同时农业产出占gDP的比重却不断下降，至2003年已经降到15%以下，很明显农村土地有不能承受之重了。由此可见，如果说大包干是为了提高农村土地产出，那么农村税费改革就是为了调整土地产出的不合理分配，从而缓解农村社会矛盾。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农村人口占60%以上，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人均耕地只有1.2亩，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庞大，大量农民要靠外出打工谋生，而农民却没有政府所提供的社会保障，所以，对农民来说，农民所分得的承包地不仅是生产资料，更是他们的生存保障资料，即土地对中国农民具有社会保障功能。

第三篇：2010-11-3中国农村改革云安论剑

中国农村改革云安论剑

专家论证云安实践为建设民主政治提供地方性典范和样本

2010年10月29日、30日,第六届“南方农村报·中国农村发展论坛”在云浮市云安县召开,这次研讨会的主题为“农村综合改革与社会建设”。

在论坛中,专家学者们各抒己见,分别在各自研究的领域做了精彩演讲。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认为,社会建设是通向民主政治的桥梁。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全国政协常委邓伟志做了主题演讲,主要谈了他针对五中全会引发的几点思考。他认为只有改革才能加快新农村建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刘守英谈了村庄治理的危机；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巡视员曹国英则主要讲了乡镇政府指导村委会工作的权限；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徐祥临论述了主体功能区划分与欠发达农村的科学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北京大学政府中国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长彭真怀、徐勇、邓伟志等对以上演讲发表了精辟的点评。

与会者普遍认为,从2006年开始,我国的农村改革告别了单兵突进式的行动,转入了以乡镇机构改革、农村义务教育改革、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为重点的农村综合改革阶段。

论坛期间,云浮市委副书记姚康代表市委、市政府介绍了该市建设广东省农村改革实验区的经验做法,云安县委书记金繁丰介绍了该县农村综合改革的实践。云安在全省山区县率先制订了县级农村改革发展纲要,设立了镇级农村改革发展试验区,以县级行政区域为基本单元划分主体功能区,启动了乡镇职权改革。

如何通过农村综合改革,以推进社会建设,是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大价值的命题。“云安改革的初衷就是发现乡镇职责不明确,政府工作和群众意愿不一致。”金繁丰说,改革从机制体制入手,成本最低,收效最快,“但是农村改革不仅仅是农村问题,而是个系统工程。”

与会专家对云浮市的经验做法给予充分肯定,并对云安县的改革实践进行把脉论证,提出了很多精辟的指导意见。

会议当天,全体与会人员参观了云安县南盛、前锋两镇的农村改革情况,对一些成就提出赞许,也指出了一些存在的问题。南盛、前锋两镇的乡镇领导在听过专家、学者的妙论之后感概,自己在基层,能得到最专业的理论指导,实属难得,“已经把专家的讲话都记录下来了,回去好好消化。”

会议为期两天,由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农村报》联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共同主办,广东人文学会协办。论坛评选出了第六届“三农研究创新奖”和“2010·中国农村改革人物”。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张晓山,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广东省对外文化交流中心理事长陈开枝,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总编辑、南方日报总编辑王春芙等专家、学者、官员、媒体代表、基层代表等近百名人员出席了此次论坛。

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陈开枝:

云安实践一切都为老百姓着想

我们农村改革的发展就是为了两句话:让农民群众从贫困走向富裕,从愚昧落后走向文明。一个是解决富裕的问题,一个是解决文明的问题。“云安实践”就是围绕这两方面在推进,把国家提出的农村改革中宏观的、方向性的问题具体化,去抓落实,具体体现在主体功能区划分和镇级大部制的改革等。

其次,云安一切的改革思考都是为民,是为老百姓考虑怎么样去做实实在在的事情,如医疗卫生改革、土地制度的建设等。第三,任何改革都是有代价的,云安的农村改革,我认为它是代价很低,效果很大,因为它没有向上级要求特殊支持。云安是一个山区县,在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地方,我们怎么样把蛋糕做大,并惠及到老百姓,这就是一种成效。所以,我感受云安的改革是具体的,真真正正落到实处,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经济效益,我感受云安的改革就是具体的,落到实处的,不是一句口号。它是为民的,一切都是为老百姓着想的,让人民群众得实惠。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总编辑王春芙:

在云安探讨农村综合改革很有地利

此次论坛的地点为什么选在广东最年轻的云安县?云安是广东省农村综合改革示范县,其改革实践是全方位的、立体的,在主体功能区建设镇级大部制改革、富县强镇事权改革、城乡公共服务体系构建、新型城镇化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涉及面广。同时,云安农村综合改革只进行了两年,今后还有更深更远的创新之举,这无论对学术界还是媒体界,都提供了可资参考的资源。因此,在云安探讨农村综合改革问题,很有地利。

为此,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农村报联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在云安共同举办主题为“农村综合改革与社会建设”的论坛式专题研讨会,并汇集基层干部群众、专家、学者和官员等,共同就农村综合改革问题进行研讨,并把这次研讨会的理论成果传播到全社会,推进全国农村综合改革,为建设新农村事业建言献策。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长江学者、国务院学位评议组成员徐勇:

为建设民主政治提供地方性典范和样本

十七届五中全会的提法是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个提法已经20多年了,什么叫积极,什么叫稳妥?好像没有明确的答案,我认为云安的“以乡镇改革为重点、社会建设为核心”的农村综合改革,为我们解答这道难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我们要向这个目标迈进,这是积极的。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要稳妥,要创造条件,找到通向民主政治的桥梁和中介,其中社会建设就是一个重要的部分。

第一,通过社会建设解决民生问题,把社会矛盾化解在社会领域。第二,通过社会建设把社会组织建设起来,重建社会。第三,通过社会建设实现有序的表达和建议,建立一个民主化的社会。综上观之,社会建设是通向民主政治的桥梁,当前社会建设的重心在民生,基础在组织,方式在参与。政治体制改革就要适应这个要求,不仅仅适应经济体制的改革,而且要适应社会建设的要求。所以,云安县注重社会建设,推进乡镇综合改革,以解决民生为经,以基本公共服务为纬,就是编制了一个社会化的服务网络,重新建构起一个以公共服务为导向的乡镇政府体系,促进农村稳定和谐发展,也为中国在市场经济基础上为社会建设走向民主政治,提供了一个地方性的标本和典范。

我记得四年前我在中南海讲课的时候,亲耳聆听胡总书记的一段名言,他讲中国改革的路径和经验是什么呢?首先要靠地方和基层好的实践,大胆的实践产生好的经验,然后中央总结经验,把这些经验提升为好的政策。好的政策实行以后,再把它确定为好的制度,这就是中国改革的路径。我认为云安解放思想,大胆实践,就是创造了好的经验,我也相信通过这次会议,这个好的经验将会走向全国,发挥更大的辐射作用。

云安的农村综合改革抓住了民生问题,抓住服务,为农民提供公共化服务,同时,又通过改革促进增长来实现这两点,云安农村综合改革正好符合“十二五”规划的目标。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张晓山:

云安实践以保障农民利益和民主权利为原则

云安的探索实践,我个人认为,它首先要把握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和基本原则,即对农民要在经济上保障他们的利益,在政治上尊重他们的民主权利。

第一,云安的改革很经济,它用较小的代价换取了较大的经济效益,我们现在进行的改革实际上是一种制度变迁,即如何达到收益大于成本的目的。第二,要把自上而下的推动和自下而上的自主积极性相结合。第三,要清醒地认识改革和法律的矛盾。同时,还有两个问题也值得注意,一是怎么样从政府主导企业导向到建立政府、企业、农户合作共赢的机制。二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还是要通过农民自己发育的组织来解决。从最终来讲,云安的探索实践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学习机会,同时也为我们今后的改革发展,留下了很大的借鉴空间。

广东省农业厅副厅长陈祖煌:

云安探索欠发达地区的现代化之路

广东城乡区域发展很不平衡,广东的发展已经面临了城乡二元差距以及三农问题的一些制约。云浮云安这样的欠发达地区,它的现代化路程怎么走,是重走珠三角传统的发展路子,还是走出有特色的一条现代化的路子呢?值得我们各路专家去深入研讨。

作为欠发达地区怎么走工业化、现代化、城镇化的路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深刻研究的问题。云安县探索以主体功能区,只在一个区域内发展工业,其他区域保护生态或者是发展重点行业,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也取得了初步的效果,确确实实是我们省欠发达地区的第一个县这样做的。它不是像珠江三角洲其他地区经济发展起来再来解决城乡差距问题,就像我们常说的先污染后治理。我们是把经济发展起来再来缩小城乡差距,还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发展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实现我们工业与农业的协调发展,城市与乡村的和谐发展,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公平富裕?这个路子现在谈得很多,但是在实践中真正成功的例子在我们广东也不多,在中国也不算多。就是说,现代化靠农业能不能实现?世界上有这样的成功案例,去过新西兰的同志或者专家也清楚,新西兰完全是靠农牧业实现现代化,它以这个为主线,保护生态,保护空气,保护土壤,到现在为止,它的经济命脉都是以农牧业,以及建立在农牧业基础上的工业化,它实现了共同的富裕,全民的医疗保险、社会福利都非常好,这个是靠农牧业建立起来。

我觉得欠发达地区绝对不能再走东部沿海地区所走过的这些路子,云安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也看到了一些成功的希望。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教授、博导刘尚希:

“云安实践”是本土化的创造

云安的实践最大一个特点在于创造性,它不是照搬或者学习其他地方,而是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创造出来的,是一种本土化的创造。这种创新的精神蕴含着一种改革的创新,这也是“云安实践”的精神实质。“云安实践”的意义,就是它强烈的创新意识,正是这种创新意识筑就了“云安实践”。

其次,“云安实践”实际上是一个再组织化的过程。农业内部的分工细化需要再组织化,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增加农民收入。现在农村的再组织化是以村民自治为基础,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性的作用,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再组织化。我觉得“云安实践”充分体现了再组织化的过程,而且它是在空间的规划上面做得非常好,在一个县域的范围内规划三大主体功能区,实际上就体现了一种异质化的思维,避免了我们改革在体制的设立上,在政策的制定上一个最大的误区:同质化。

另外,“云安实践”在空间规划上面形成一种合理的结构,使这种结构发挥出它最大的功能,这也是一种系统化,同样的要素,组织结构不一样,发挥的功能和效率也不一样,所以农村的发展实际上就是通过再组织化,在农村内部现有的人力、物力基础之上,进一步地简化农村生产力,这也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一条非常重要的路子。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刘守英:

先行探索新的城市发展模式

我们一直对传统的发展方式有诸多诟病,实际上它最大的问题是在哪里呢?一是靠政府主导经济,靠政府控制资源的配置。这种方式能够在短时期之内把经济搞上来,甚至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实现跨越式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模式带来的问题同样非常突出,带来的社会问题太大,原来那套模式做了半天只是把自己搞发达了,跟老百姓却没有什么关系。第二个问题,城市高度发展和农村凋敝。资源通过政府控制以后,基本上向城市配置,而农村在资源配置上处于弱势地位。所以导致城市高度发展的同时,农村却在快速凋敝。第三个问题,经济发展以后环境被破坏得一塌糊涂。

先发地区基本上是在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以后开始讨论政府的职能转型的问题,而云安实践,是在以农为主的经济阶段,就提出来进行政府职能的转型,提出考虑生态、考虑可持续的问题,提出不再依靠政府主导来推进城市化和工业化,这有助于我们探索出一个不需要政府主导资源配置,也能把经济搞得很好的模式。云安实践的价值在于,它可能证明在一个还没有实现城市化、工业化的落后的地区,通过城市的转型也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原农业部经管司司长、中国大豆产业协会专职副会长刘登高:

云安实践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借鉴意义

主体功能区划分,在社会主义阵营的时候有,在计划经济的时候也有,我认为云安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国家强调和谐社会新农村建设这个新的背景下,一个政府对全县人民负责任的一种安排,这种安排运用了区域化的方式,这个方式是商品经济区域化、专业化发展的趋势和必然。同时,在这个功能区上,还可以区分一下主导产业的功能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功能。云安县通过产业的发展实现全县的均衡发展,云安的实践可能对“十二五”规划在县一级怎么实施,怎么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都有借鉴意义。

现在,云安的主体功能区建设可能还处于起步阶段,各个功能区里面主导产业的发展规划,发展潜力,政府要有一定的扶持力度。云安的经验就在于别人在不均衡发展的时候,你怎么把生态区等这些区域建设完成,把产业化和产业组织体系配套发展,同时,在各个功能区里面体现公共产品的使用,人尽其才,合理规划乡镇政府服务站的职能,把行政权力和服务、人的职责以及资金的来源,包括公共性服务的资金来源是什么说清楚。总的来说,我觉得“云安实践”可以继续创造,继续总结。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

云安改革破解城乡协调发展难题

我认为,广东省云安县的农村综合改革,体现了以下四个特点:一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强县级政府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能力,根据各乡镇的实际情况制定社会发展目标,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以优功能破解“镇镇开发、村村点火”的传统发展难题,拓宽了社会建设的空间。二是以乡镇体制改革为保障,打破部门界限,进行机构整合,以优效能破解“职权不对称、权责不明晰”的乡镇施政难题,为社会建设奠定坚实的宏观基础。三是以公众参与为基础,引导培育民间组织,让农民自我管理,以优组织破解“民有、民治、民享”难题,为社会建设奠定了扎实的微观基础。四是构建公共服务体系,以优民生破解“重城轻乡,重工轻农”的城乡建设难题,实现社会建设的终极目标。让民众共享发展成果,构建和谐幸福社会。

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蔡霞:

云安的探索创新是一个整体系统的思考

云安的创新既带有全国普遍性的意义,又带有规律性。一个社会走到今天,它不再是一个单一的经济中心单独搞经济,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它必须要有政治、社会、制度等各方面的协调配套发展。云安的探索创新,从经济到社会的发展再到公共服务,是一个整体性的系统性的思考。

社会发展到现在,上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前几年,社会是一个巨大分化的时候,巨大分化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矛盾,要化解矛盾就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和服务,促进社会的整合,所以公共服务实际上在整个社会发展过程当中起到很大的作用。这种公共服务实质性的东西是什么?我觉得是一个协调利益问题,如何使城乡居民共享发展的成果?这一点我在云安看到了,云安已经有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机制,云安现在的公共服务确确实实是在考虑如何把城乡的利益关系协调好。

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徐祥临:

“云安实践”可被复制

云安县在推进农村综合改革的过程中,并没有向上级要求特殊支持,而是以现有的行政体制为支撑,通过对既有资源进行重合配置来达到改革的目的,从这一点出发,我认为,“云安实践”是可复制的,尤其是对处于中等发达水平的县市。

农民究竟应该加入什么样的合作社?我认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欧美为代表的专业合作社,另一种是以日韩等地为代表的综合性合作社。用一个专业合作社给农户提供各种服务,其成本是很高的,因此,综合性合作社应该更加适应我国国情。云安县在农村改革过程中,创新农村组织架构,在村党组织、村委会的基础上,突出公共服务,强化公众参与,彰显“共谋、共建、共管、共享”的村民自治特色,组建农村社区服务合作社,下设经济服务工作站、公共服务工作站、综治信访维稳工作站,以“一社三站”作为村党组织履行核心领导职责、村委会行使村民自治职权、镇政府延伸公共服务的共同服务平台,构建农村基层最基本的公共服务执行系统。这种合作社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必将形成一个综合性合作社,它涵括了农民所需要的全部服务,同时,这一合作社的建立,也是云安县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创新这个方面的一个很大增长点,其经验值得研究和推广,关键是我们能否把资金落实到支持农民办合作社上来,让他们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让农民得到实惠。

我相信,云安的农村改革一定能创造出一个适合广大农村,尤其是中西部地区都能推得开的农村综合改革经验。

中央编译局研究员高新军:

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是非常好的思路

云安综合改革中关于乡镇职能的整合做得非常好,有五大部门来做,但是我觉得把资源整合一下,把职能再综合一下,然后强化它的公共服务的作用。我们在乡镇中间有一部分关于涉农方面的服务还要考虑竞争,如果没有竞争这个就很难做到公开透明,而且老百姓也没有选择。我们采取的是乡镇职能的整合这个方法,这里面怎么贯彻竞争是非常重要的,要给老百姓一个选择的余地。

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也是云安综合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思路,也是一种很好的尝试和做法。我们要注意充分利用农村的土地资源,农村的土地资源除了党组织、村民组织之外,实际上我们还有很多传统的组织,比如说家族、乡绅、能人,这些人在组织当中是很管用的,如果利用起来我们可以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就可以为政府承担一些事情。

第六届“南方农村报·中国农村发展论坛”达成“云安共识”让社会建设为农村改革注入新动力

2010年10月29、30日,第六届“南方农村报·中国农村发展论坛”在广东省云安县成功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农村综合改革与社会建设”。论坛达成以下6点共识:

1、我国的农村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

新世纪第一个十年,是我国农村发展较快的十年,也是社会矛盾日益复杂的十年。当前,城乡二元结构凸显、农村公共服务滞后、农村基层政权薄弱等几十年积累的顽疾,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我国农村的发展。

2、改革是应对农村社会风险的有效途径。

当前,我国农村发展面临的诸多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很容易由隐性风险演变成显性矛盾,再由显性矛盾演化为社会冲突,甚至带来震荡。因此,必须正视现实,以积极有效的改革措施加以应对。

3、农村改革是一项整体性、综合性的工程。

我国大多数农村都存在着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情况。改革要从统筹发展的理念出发,通过协调区域发展、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农村社会的全面进步。同时,经济发展、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文化思想等,都是农村改革系统工程的组成部分,不可偏废。

4、社会建设是农村综合改革的核心。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走的是一条不均衡发展的道路。相对于经济建设,农村的社会建设长期被忽视,农村公共服务缺失等现象仍普遍存在。农村社会建设包括组织建设、能力建设、制度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社会建设的时机不能再等,事先解决民生问题比事后解决上访问题更有效。农村综合改革中,要通过转变基层政府职能,加强农村社会管理,搞好农村公共服务,建设健全农村组织,建立农村工作新机制,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动力源泉。

5、加强社会建设,需要国家的支持和引导,需要基层政府的改革和突破,需要农民的参与和互动。

国家的支持和引导,是农村社会建设的基本保障。近年来,国家在加强农村社会管理、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加大了投入,但是总体来说,农村的社会建设仍处于较低水平,需要更多的强农惠农政策予以支持。

基层政府的改革和突破,是农村社会建设的重要推动力。在转型期的中国农村社会,需要同时也无法拒绝来自公权力对农民生活模式设计和善意的制度输入。在对治理之困、之苦有切肤体会的中国地方官员中,试图革新旧弊的思想家、实干家正在再度占据时代潮头。

农民的参与和互动,是农村社会建设的生命力所在。农村社会建设,最终目的在于使农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态领域充分受益,在于激发作为社会建设主体的农民的创造性。官方应尊重和保护农民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并与之充分互动。

6、近年来基层出现的改革试验是农村综合改革的宝贵财富。

一批富有改革精神的基层官员已经开始了对农村发展新模式的探索。在本次论坛上受到热议的“云安实践”,就是一次具有创造性的农村综合改革试验。

云安的改革是一次以县域统筹为基础、以社会建设为支点、以综合改革为保障的农村建设实践。它通过划分主体功能区,统筹县域经济发展；以解决民生问题为经、以公共服务下乡为纬,编织了一个统筹城乡发展的社会化服务网络。这为农村的稳定和谐发展,为中国在市场经济基础上从社会建设走向民主政治,提供了一个地方性的探索标本。

历史经验昭示,我国农村的每一步发展,都离不开呼应现实、量力而行的改革措施。新形势下,继续推动农村综合改革,加强农村社会建设,对于解放农村生产力、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极具路径价值。因此,本次论坛倡议:让社会建设为农村改革注入新动力!

第四篇：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五大方向（模版）

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五大方向

摘要：总结30年中国农村改革成果以及《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文件精神，提出中国农村改革发展五大取向。

三十年时光荏苒,三十载气象万千。

三十年风霜雪雨,三十载阔步向前。

改革开放30年，我国农业和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从农村税费改革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从乡镇企业的兴起到农业现代化步伐大大加快,中国的农业经济已经融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迈进。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9亿中国农民的定心丸，是中国广大农村改革发展的引路标，准确地把握了农村改革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实践走向：

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向——市场化

中国农村通过废除人民公社，建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以及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全面放开农产品市场等冲破计划经济藩篱，走出了一条市场化改革之路。

1978年,从安徽小岗村发起“大包干”开始,确立了“包产到户”家庭经营形式，1983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普遍推行后,形成了自主经营的农户，变以往单一的生产模式为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农业生产特点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极大调动了亿万农民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决定》在肯定这一点的同时进一步明确了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发展方向：“家庭经营要向采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方向转变……统一经营要向发展农户联合与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的方向转变”。此外，推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将集体林地经营权承包给农民，承包期为70年；农村水面、草场、果园、滩涂等也都实行农民长期承包经营，这些都为完善农村经济的微观主体创造了前提条件。在粮食流通体制方面，《决定》提出：“完善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挂钩的农资综合补贴动态调整机制；健全农产品价格保护制度，完善农产品市场调控体系，保持农产品价格合理水平；完善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理顺比价关系，充分发挥市场价格对增产增收的促进作用”。30年的改革中先是取消了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其次是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行保护价收购、提高销价，并加强对购销渠道的管理；然后实行种粮直补，全面放开粮食市场，农民有了更充分的农产品营销权和农业经营权；价值规律在粮食等农产品流通领域作用加强，国家将通过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农民增产又增收。

二、农业生产力发展取向——现代化

在30年农村改革发展进程中，中央一直注重农业现代化建设。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走中国特色农业

现代化道路。十七届三中全会把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作为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基本方向。农业基础设施是现代农业的重要物质条件，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加强农田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来解决农业基础薄弱的矛盾，新农村建设对农村各产业的基础设施、农村村屯、村镇基础设施、生态环境治理等整体纳入，统筹加强建设；并不断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倡导“科教兴农”，鼓励和支持农业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推广科学栽培及饲养，加强对农民的专业技术培训。农村产业结构和布局30年中逐步调整，农、林、牧、渔产业比重从1978年的80:3.4:15:1.6变为2007年的52.3:4.0:34.2:9.5,全国乡镇企业增加值从1978年的209亿元,跃升至2007年的0.96万亿元，我国农村经济从单一的农业生产为主,变为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协调发展,二者相辅相成,为农村经济腾飞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农业现代化的落脚点在农业产品的现代化，30年改革中，全国已初步形成一批特色鲜明的农产品加工带,内蒙古的乳品、肉类和羊绒加工,河南、河北的小麦和肉类加工,吉林的玉米和肉牛加工,黑龙江、湖南的水稻加工,江苏、浙江、福建的茶叶加工,新疆的葡萄和番茄加工,山东、山西的果品加工,沿海各省的水产品加工,京津沪等大城市郊区的畜禽、果蔬、乳品的精深加工等，提高了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科学化、商品化、集约化、产业化……随着生产经营方式改革的深入推进和农产品市场化改革的逐步完善,通过农业科技在农村的普及,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农业合作社、农业协会、农户+公司+基地模式的创造,我国农业逐渐改变了过去极贫积弱的落后面貌,走上了现代农业的发展之路。

三、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取向——民主化

30年的农村改革，使农民的市场经济主体地位得以确立，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以及农民对土地的长期承包权、对粮食等农产品的自主营销权，使亿万农民实现了经济民主，从而为农民的政治民主提供了可靠的基础，取消人民公社，建立了乡镇基层政府，突破“政社合一”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后，农村村民实行自治，由村民群众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发展农村基层民主。《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并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确保了农民在农村的政治主体地位，有力地保障了农民的政治权益。另外，通过不断理顺农产品的价格体系，实行税费改革及取消农业税，建立各种补贴制度和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等措施以及推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一步维护农民的各项权益。《决定》在提出完善与农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的乡镇治理机制的同时指出：“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发展农村公共事业，使广大农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进一步表明保障农民各项权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心。

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融合取向——一体化

30年改革开放，是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也是中国为破除城乡分割的二元社

会结构及治理方式创造条件的积累过程。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初期阶段，农业和农村为工业和城市的发展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拉大了城乡差距；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向生产率高、回报率高的部门和地区流动，使城乡之间、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进一步加大，这种局面已经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十六大以来，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措施，有利于继续推进合乡并镇、村屯整合、建立大村庄制等相关改革；十七大明确提出了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理念，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各项统筹之首；《决定》指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根本要求。并进一步指出：促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总的改革取向是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融合。还提出统筹土地利用和城乡规划、统筹城乡产业发展、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统筹城乡劳动就业、统筹城乡社会管理、扩大县域发展自主权、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和积极推进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等八项措施。

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向——科学化

社会主义新农村包括新房舍、新设施、新环境、新农民、新风尚5方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突出发展这个主题，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实施科教兴农战略，加快现代农业建设，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始终把改革创新作为农村发展的根本动力，坚持不懈地推进农村改革和制度创新，健全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经济体制，使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充满活力；30年的农村改革历程充满了实践创新、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归根到底是推动广大农村走上科学发展之路，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强调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强调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强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是科学发展观要求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只有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并通过积极发展节约型农业、循环农业、生态农业，保护农村生态环境，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才符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求。《决定》从农村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等诸多方面做了阐述，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战略任务。

坚持改革开放，必须把握农村改革这个重点，把握住农村改革发展的五大取向，在统筹城乡改革上取得重大突破，给农村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为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新的活力。

第五篇：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

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

摘要：中国的改革开放最早从农村开始，但农村改革的历程却并不是一帆风顺，从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家庭承包经营一直到目前的税费改革。不管是哪次改革，既有其成功的经验，也有其不足的教训，对这些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和归纳，对于促进我们以后的整个经济、社会又快又好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改革历程；改革经验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我国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始发的，总结农村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从中获得的启示，有利于今后更好地推进改革开放、促进整个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新中国农村改革的历程

中国的改革最早发端于农村，但是，在农村改革和发展中，我们走过的道路并不顺利。回顾历程，总结经验教训，必将对今后中国农村的改革和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对各行各业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宝贵的历史经验。

1.1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的改革

建国后，我国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进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改革，其中，农村的改革尤其令人瞩目。而农村改革中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又以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最为典型。这三项改革决定了我国农村改革的方向和基调。

首先是土地改革，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土地改革法》的颁布，使农民“耕者有其田”。土地生产关系的变革，极大地释放出了制度潜能，充分调动了几亿中国农民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空前发展。

为了实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之路，1955年10月召开的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要求加快农村合作化的速度。1956年11月，全国加入高级社的农户比重已达到96%。这时，我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由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向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的转变。

人民公社化是合作化的进一步升级和飞腾，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讨论了在全国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问题，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由此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人民公社化的浪潮。人民公社在“一大二公”的同时对农业的大破坏，并直接导致了国民经济进入极其严重的困境。也正因为如此，当国民经济已走向崩溃的边缘时，长期受压抑的农民在农村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改革。

1.2 十一届三种全会召开后的改革

（1）家庭承包经营。

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全国改革的序幕。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打开突破口的。农村改革的核心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它是迄今为止中国农村一项最成功的制度变迁。

1978年12月16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的“生死契约”为标志，拉开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经营体制改革序幕。此后，包产到户在全国迅速蔓延。但是，包产到户一开始就受到了怀疑、指责和批判，原因在于对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性质到底是姓“社”姓“资”的问题还有争议。1982年1月1日，中央下发了关于农村改革的第一个一号文件。文件不但肯定了联产承包制，而且从理论上说明它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1993年，家庭承包责任制被正式列入宪法，成为一项国家经济制度上的根本大法。同年，国务院决定农村耕地的承包期在原有15年不变的基础上再延长30年不变。1998年10月，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归纳了指导我国农业和农村跨世纪发展必须坚持的十条方针，概括了三条基本制度，其中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基本经济制度被定位为基本制度之一。实践证明，家庭承包责任制越来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适应性，农村经济运行的组织化程度、有序化程度大幅度提高，农业因此也获得了新的发展。

（2）农村税费改革。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农业的大丰收，随之出现了“卖粮难”。农民收入增长乏力，负担却逐渐增加，干群关系日趋紧张。2000年3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下发了《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并决定率先在安徽全省进行税费改革试点。2002年3月27日，国务院办公厅又发出了《关于做好2002年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决定2002年进一步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范围。2003年3月27日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决定2003年在进一步总结经验、完善政策的基础上，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这样，历经曲折的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又在摸索中走向全国。2006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这意味着，中国农民负担了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正式成为历史。这不仅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一项重大战略性举措，而且使中国9亿农民彻底告别了延续数千年的“皇粮国税”，是中国农业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3）工业反哺农业。

2007年以后，中央对农村政策的实施日益和关系到农民切身利益的低保、医疗等结合起来。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学术界就早以开始讨论工业反哺农业的问题。但真正将这一理论付诸实施是在2007年以后。从社会保障制度上看，200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部署2007年新农村建设工作时，明确提出“要积极探索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全国范围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鼓励已建立制度的地区完善制度，支持未建立制度的地区建立制度。”在医疗改革上，财政部负责人表示，2007年我国将加快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试点，试点范围将扩大到全国80%的县（市、区）。地方财政补助标准要全部提高到每人20元，并不断完善办法，规范管理，确保参合农民真正受益。此外，农业部有关负责人最近表示，2007年国家将加大农机购机补贴资金投入，资金规模将有较大幅度增加，农机购置补贴将实现五个扩大。2007年购机补贴将在全国2/3以上的农业县实施，并向新农村建设示范村、联系村倾斜，并将国务院确定的血吸虫疫区县全部纳入补贴范围。这些措施表明了国家真正实施工业反哺农业的信心和决心。农村改革的经验

（1）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源泉，也是检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试金石。

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理论指导，善于进行理论创新。建国前，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的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建立了新中国。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产生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正如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2）生产关系的变革以生产力发展要求为客观依据，从我国生产力多层次性与不平衡性出发，循序渐进是改革必须坚持的原则。

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是以生产力发展要求为客观依据的生产关系的变革，而“人民公社化”运动则是脱离生产力性质及水平要求的变革。因为发生在合作化完成后不到一年的所谓“人民公社化”运动，实质上是以高级社（甚至是初级社）为基础的经营单位大合并。这样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合作组织，无论在当时，甚至今天农村生产力状况都是不适合的，它超越了农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生产力在决定生产关系变革的同时还决定生产关系变革的时机、方向、速度。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极大的推动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归根结底就是因为这种生产关系既适应了我国农村生产力比较落后的一面，又有利于发挥已经形成的社会化生产手段的应用，既满足了农业生产作为自然再生产需要随机应变、独立决策的要求，又不违背社会主义农业应该有计划发展的特点。（3）立足国情，突出中国特色，保证改革的正确方向是改革成功的前提。

在改革的过程中，中央始终坚持了：第一，承认并充分保障农民的自主权，把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出发点；第二，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探索和完善农村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第三，坚持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为农村注入新的活力；第四，充分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依靠群众推进改革的伟大事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和村民自治都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结果。

（4）能否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辩证关系是改革成功的保证。

我国农村在长达30年的大变革过程中，整个社会不但没有发生大的动荡，而且保持了社会政治的稳定，经济上取得了巨大发展，这与我们正确处理好了改革、开放、稳定三者的辩证关系是密不可分的。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认真总结了国内外的历史经验教训，提出了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基本要求。他认为，在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上，稳定是前提。没有政治稳定，社会动荡不安，什么改革开放，什么经济建设，统统搞不成。因此，无论出现什么情况，这个前提不能缺少，不可动摇。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一切矛盾的关键所在，也是我们走向长治久安的根本之道。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实践充分表明：保持稳定、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预期成功的法宝。

（5）是否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是改革成功的关键。

我国农村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城乡总体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2000

年以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一直在1000元以上，远远高于农村居民。中央政府为了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缩小城乡居民收入方面的差距，在农村实行了税费改革。据统计，2002年20个全面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省份农民负担平均为73.7元，比改革前减少47元。税费改革的免除，得到了农民的极大拥护，改革的实行，不仅使农民的负担得到了减轻，更重要的是，它表明了中央政府切实把农民的利益放在重要地位，为进一步统筹城乡发展，从城乡分割走向城乡融合迈出了关键一步。城乡融合不仅仅是为推进社会进步准备条件，更是为促进工农业生产及实现城乡优良生态环境奠定基础。

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源泉，也是检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试金石。我们只有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不动摇，立足中国国情，立足中国改革实践的发展，就能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第三卷.论联合政府，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6（2）.

［2］陈吉元，韩俊.人口大国的农业增长［M］.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3］中国当代史［M］.江西人民出版社，1958.

［4］胡锦涛.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R］.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5］叶振鹏.中国历代财政改革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