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黄山门事件及其反思

第一篇：复旦黄山门事件及其反思

复旦黄山门事件及其反思

2010年12月12日复旦大学登山协会组织了以18名学生为主的旅游团体前往黄山明文禁止的未开发地区进行探险。由于缺乏必要的探险设备以及探险经验，团队在黄山中迷路受困，并通过手机向警方求救。黄山警方迅速动用200多名警力进行救援，找到遇险的学生后并组织下撤过程中，民警张宁海不幸坠下悬崖牺牲。然而当民警张宁海的尸体被搜寻到的时候，18名学生并没有表现出一丝的悲伤与歉意，显得异常平静。更有甚者，其中的学生回校后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推卸责任，在网络上讨论利用学校搞好媒体公关，对牺牲民警漠不关心，并且18人中没有一人出席复旦校方组织的追悼仪式。

18人获救名单中的杜彬是复旦登山协会成员，他在网上与同学的一段对话，被称为“夺权贴”，被网友截屏放猫扑上。刚刚获救回校的杜彬称自己“心理状态还可以”，与同学在留言对话中透露出“校方让大家克制”，复旦登山协会会长“石翔”提醒杜彬“要学学危机公关，经过这次，登协就是你的了”，“你要学着去建立秩序，去控制老人，去协调关系，去利用资源，这是这个协会可以给你的”，杜彬回应“嗯，还得靠你们，我经验太不足”，“先度（渡）过这次难关吧”。

天涯论坛贴出了几封复旦大学BBS站内信，发信人ciang在信中说，“现在媒体都在宣扬复旦学生的推卸责任，是一件很糟糕的事。”因此ciang想，“复旦的新闻人若能在更广泛的媒体上客观地报道这件事，针对复旦的情绪就会很快消失。”他还表扬了上海某记者（复旦毕业）的报道，对复旦效果好，如果换另一个记者写，绝对是反效果。ciang指出，通过这件事，看出复旦对新闻媒体的控制力有所下降，建议新闻专业的毕业生应该多去几家报纸，而不是集中在一两家报社，阵地要多占领，会有很好的效果。这封信中还提到，“黄山事件”的根本原因在于公共品的提供和个人自由的矛盾，也是中国收入差距扩大必然经过的阶段，没什么可讨论的。这位学生建议，复旦应该趁此“黄山事件”机会将安徽以前的关系巩固起来，民警的追悼会可以有一些校长或副校长参加，在此基础上，顺便争取生源和巩固其他关系。要多带几个院长和系主任去，让人看出诚意。最终，化坏事为好事是必然的，也考验校方的公关水平。

政府提供救援服务，天经地义，警察殉职也算“求仁得仁”。但是，公共资源不应被滥用。驴友缺乏专业设备，没有当地向导，临时发帖组团，又对天气变化没有足够认识，在雨雪季节里，在未开放的景区“探险”。结果，遇险之后，当地公安派遣了大量警力搜救，占用了极大的公共资源，其中张宁海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有人认为“探险”是旅友的“自由”；但是，那绝不是自由，那是对自己生命的不负责，也是对他人生命的不负责。成年人有自由选择权，但行使自由不能侵害他人的利益和公共利益，也不能不适当地占用公共资源。有负责任的政府的前提，是有负责任的公民。唯其如此，我们才能摆脱“感谢国家”和旅友“探险”恶意占用公共资源的两个极端，促进公权和私权的良性互动。

张宁海同事回帖说：这样的救援在黄山景区很多，这些„驴友‟在寻求刺激寻求快乐的同时，有没有替别人想一想，有没有想到他们的无序行为会给其他人、其他行业带来很大的麻烦，我的兄弟牺牲了！我们警察也是人，也有父母，也有亲人，像我的兄弟，在家是独子，才24岁，去年才分配到我们局工作，甚至连恋爱是什么滋味都不知道，就这样牺牲了！马上要过年了，他的父母会怎么样，他的父母年老时会怎样……希望大家能吸取教训，珍重自己的同时请珍重别人的生命

第二篇：黄山门事件后复旦校长杨玉良与学生的对话

复旦校长杨玉良与学生的对话

编者按：12月21日下午13点30分，杨玉良校长与学生代表进行了零距离交流，坦率地回答了各种问题，与大家共商学校发展的大计。为了使更多同学能看到这次交流的成果，我们将现场发言内容整理成文字稿呈现在这里。本稿件根据现场文字直播整理而得，与现场讲座内容有一定出入，部分表述可能有转换、歧义、遗漏等，请大家谅解。

今天非常高兴。我当校长以后，现在每年有两次和大家一起对学校的事情进行一些讨论的机会。一般来讲每次都会有一些主题，但是每次的交流也不限于这些。大家可以就所关心的内容和我进行交流，因为我也希望能从大家身上吸收一些养料。

关于这次的黄山事件，我希望大家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我们应当遇事冷静，但是不应当遇事冷漠。冷漠就是无论事情跟你个人关系大不大，你都采取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直至突破了社会公认的道德底线。人不是计算机，人是有情感的，人做任何事都会带着情感，而所有的情感都必须在人类社会的道德底线之上。但是要知道，情感不是情绪，情感是在公共道德条件下应该拥有的类似于亲情、友情等的真情实感。如果你丧失了情感，你就会用一些貌似理性的态度掩盖了你真正的判断力，你就会变成一个冷漠的人。

大家不要以为理性都是好的东西。浪漫主义哲学流派指出理性是有限的，理性是有区分的，理性可以分成三种理性：

第一种叫做道德的理性。其最基本的本质是正义感。它用来分辨善和恶，是属于人价值领域里的东西。要了解道德理性，我推荐大家看《正义论》。第二种是科学理性，主要是对一件事物规律的探求的能力，是辨别一件事真伪的能力。科学理性是采用分析、推理、综合、归纳这些工具的能力。其本质是求真。

第三个理性是最糟糕的理性：工具理性。工具理性是对手段、目的这两者之间的精明的理解，是为了达到一种目的而选择最佳路径的能力。这是一种计谋和算计的能力。工具理性的本质是功利。如台湾选举，阿扁搞一个枪击案，选票就上去了，这就是阿扁在运用工具理性，为了达到一个既定的目标，无论它是善恶真假，只选择最佳的路径。不过，工具理性也有它的重要性。如果是为了达到一个善的目标，那么工具理性就是必要的。王安石变法没有充分使用工具理性就最终导致了失败。

我一直在想，复旦大学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学？在我看来，复旦首先应该是一所坚守自己传统的学校，是一所在历史上对国家、社会、人类采取非常负责任的态度的学校。在这方面我们和北大有一些相像，我们有自己的传统，我们敢于坚守自己的传统。

复旦也是一所时刻在思考、反思的大学，这是复旦区别于一般工科技术院校最大的特点。我一直说我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一个人的政治》中提到“一个理想主义者也会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我反对每一个人的心灵和表现应该整齐划一，反过来我们应该追求的是每个人都具有风格迥异的精神个性，否则学校就变成一个做月饼的模具，每个月饼拍出来都一样。教育是要促进个性发展，我们不主张在心灵和表观上进行人人划一的教育。

但我们一直在强调，我们要把自己和学校视为一个整体。当个人把自己和学校、和国家视为一个整体时，就会自然而然地明白有些话该怎么说，有些事该怎么做，不至于失去尺度。这些年来我们的教师和学生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对学校的忠诚度不够。这种忠诚当然不是简单地理解为有人说复旦的坏话就和人对着干，而是在社会公有的法律和道德底线上维护学校的利益，时刻关心学校的发展。

我曾经在一个场合说过一句话。大家知道北大评估最高的时候在世界上排名是第十四名，但他们没有为此感到高兴，在网上进行大规模宣传，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和世界的一流大学还有差距。北大排在第十四名的第一个原因：校友对学校名誉上的贡献不低于70%；第二个原因：北大在中国发展史上的突出贡献。谈到一所大学对于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的综合贡献，我觉得世界上很少有大学能像中国的北大、清华、复旦一样起到如此大的作用。所以我们不要妄自菲薄。

在本科生培养层面上，我们一直很重视学生的精神层面上的培养。复旦大学是精英教育，但精英不等于领导。我们的老校长马相伯曾说：“如果你因为想要当官发财而来复旦，对不起，请不要来。”确实，学校是训练你各种能力的地方，但不是作秀的能力，而是怎样学习、怎样思考等方面的能力。学校教育关键是让学生懂得真的知识和真的精神，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对复旦的现实并不满意。我们有优良传统，大家看看五六十年代，甚至三四十年代的复旦就可以知道；但是由于市场大潮的大背景，我们在精神层面是有所下降的。这些年来，我们学校里，包括学校的教师、领导、学生，变得越来越世俗，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复旦大学应该有一个精神风格上的转变。大家要把社会上的各种批评看作是对复旦现状的不满，也要把这些批评看成对我们学校的更大期望

谈到精神层面的培养，我想说，真正的学者首先在道德上应该是纯真的。纯真不是幼稚，而是一种本源的东西。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也应该首先让自己的思想“纯真”起来。除此之外，还应该有强大的自由意志，不会很容易受世俗所左右，而能冷静地看待一些问题，你们只有先使自己强大起来，才有可能改变这个社会。所以现在，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大学里的各种活动。我一直要求团学联、辅导员、包括社团要审视自己平时的各种活动，要考虑举办这个活动对培养学生有什么意义。我说过一句很难听的话。我发现复旦学生这几年输送出去的干部里，有很多都是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主任做的是什么呢？张罗事物。挂什么彩旗，弄什么标语，请什么乐队，这方面的内行。当然我绝对不是贬低做办公室主任，但是复旦是否应该有更高的境界？复旦要培养每个学生的知识内涵，精神内涵。要培养学生只向真理低头，要么不出来，出来就是大人物。技术性层面上的东西要关注，但是大家应该有更高的追求。我们搞各种活动，首先要审视培养学生什么东西，这是很重要的。不要在学生里头灌输一种思想：想方设法去当官、去投机，不管前两种理性，只用工具理性。如果学生中的选举也和社会上一样，胡乱拉票、行贿，那这对学生是一种伤害。

最后谈论下我对网络的看法。

网络是一个现代工具。我不评论好坏，我把其当做一种技术。大家知道技术是双刃剑，比如核能的使用。在一个技术主义盛行的时代，成功率在提高，你搞一个导弹我搞一个反导弹，纯粹是技术主义，忘记了人类世界里还有精神和人文。

网络作为一种技术手段，我们必须看清楚其优劣。十多年前，网络刚出来时，有一个女作家写到，网络就像路边的公共厕所，谁憋不住了就往里尿。我不完全同意这样的说法。不过网络确有其随意性。一句话上去了，没有经过真正深入的思考。发表意见过分随意，脑子一闪就过去了。有时候加一些表情的词，“哈哈”、“嘿嘿”等等。因为网上的聊天是没有表情的，大家在聊天的时候会加上表示表情的词语，这会导致各种歧义，在面对面时，这个哈哈，嘿嘿，可能是讽刺的，可能是真诚的。严肃的问题适合在网上随便讨论吗？我的建议是：严肃的问题不要随意讨论。前不久在《环球时报》上有一篇大文章讨论计算机出现以后人类书写能力的问题，文中有提到中国的在美留学生最后连提笔写“再见”都无法完成。欧美人有软件可以自动校正拼写，但中文就麻烦了。大家可以适当地思考一下，我多少时间在用笔，多少时间在用电脑？当然这个问题更需要思考一下：我们到底丧失了什么？

网络这个东西有正面有负面，怎么让正面的东西在网上出现，而负面的就不要？一个道德低下的人在网上可以表现高尚，一个捕风捉影的事可以像真的一样。我看到网络一个个投票，有些高的离谱，这些选票是如何来的？所以我们要规避技术带来的负面效应。

当一个科学技术人员缺乏了基本的人文关怀的话就非常危险。我在校庆时举过几个例子，苏丹红、木耳泡一泡、黄鳝加避孕药„„还有化学家合成毒品。科学技术用于其中，却缺乏了人文关怀。

所以，请大家在使用各种技术手段的时候，认真思考其利弊。只有这样大家才会成为不让社会误导走上歧途的人。

我就黄山事件就讲以上的内容。因为现在这个事比较热，我就说自己的看法，大家等一会儿的提问不用限于这几点，尤其提提有关复旦发展的一些具体问题。

编者按：12月21日下午13点30分，杨玉良校长与学生代表进行了零距离交流，坦率地回答了各种问题，与大家共商学校发展的大计。为了使更多同学能看到这次交流的成果，我们将现场发言内容整理成文字稿呈现在这里。本稿件根据现场文字直播整理而得，与现场讲座内容有一定出入，部分表述可能有转换、歧义、遗漏等，请大家谅解。问题一：辅导员

大四学生代表：我记得我第一次听杨校长作汇报时，您还是刚上任复旦大学校长。刚才我就想站起来说，这番讲话我在大一时就能听见那该多好。刚才听时我也在想，这番讲话如果全复旦的人都能听到多好。复旦精神的回归也好，重塑也好，和导师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我想复旦这样的学校是不是应该给每一个学生配备一个导师，做他们的领路人，建立一个完备的导师制度。

杨校长：我认为辅导员队伍要老中青三者结合。剑桥等大学对辅导员的专业知识有要求，而且对品性的要求也特别高。因为学生遇到什么样的辅导员，他们自己的格调就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他们跟着什么样的辅导员，他们就会以为社会就是怎么样的。所以在一所成熟的大学里，不仅辅导员队伍应该老中青三代结合，而且每个辅导员都应有较高的品性、纯真的本性和强大的自由意志。纯真的本性和强大的自由意志要作为重建复旦大学精神风格的基点。我们已经在策划这个导师队伍的问题。请一部分已经退休的优秀教师、各院系派出的优秀教师、学生辅导员共同构成学生导师队伍。一名耶鲁大学的教授曾写道：一个人成长过程中最关键的就是有一个导师；年龄到四十岁时，最快乐的是就是一名导师。所以我一开始就提出，学生的导师队伍要老中青三代结合。当然这个方案要做的非常仔细，我们教务处已经在仔细研究其具体做法、资源配置等。我估计最晚到明年下半年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问题二：通识教育

腾飞书院代表：我发现现在大家普遍都比较“世俗”，“工具理性”在这个学校可能占了上风。通识教育之所以这么重要，是因为其可以为情感道德等方面的缺位做一些努力。但是目前通识课质量参差不齐，希望学校能对这方面有所重视，不要最后成为一个面子或学生的负担。

杨校长：通识教育不是培养学术研究的业余爱好者，通识教育要使得不是同一个专业的两个学生谈论非本专业的问题的水准远高于闲谈水准。通识教育不单是知识的普及，而是要培养大家的“求真”和“求善”这两方面的内涵。通识教育最重要的是告诉你一门学科的智慧在哪里。比如通识教育里的量子力学，不是教你方程怎么解，而是教你它是怎么出来的，是如何发展的。现在我们在制定一套东西，哈佛通识教育也有这个问题，他们后来设立了一套严谨标准，我们现在也要这样做，但很遗憾，还是有很多困难，不过我们正在不断完善它。

问题三：学术氛围

腾飞书院代表：我觉得复旦的氛围有些功利，选课重GPA等，和我的美好的憧憬不符。我希望复旦能给我们提供一些纯洁的学术氛围。

杨校长：这需要我们学校从干部到教师都要来抵制这种风气，比如GPA导向等。但总有人比较功利的，一百多年的历史了，都有这种情况。当然，中国百年来的大学历史都有功利等这些问题，实际上是，我们相互在影响。有人批评我光说空的东西，但这些东西真的是空的吗？没有这些东西，学校就是堕落的，所以我要强调这些精神的东西。有学生在离开复旦的时候曾说：“我离开复旦，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再回来。”我以前也有过类似想法，但我现在有所反思，复旦学生要独立自主地思考，不受世俗的影响，这样我们的校园里就不会有不好的风气。

问题四：课程和学分制

08级法学代表：今后我们的学习负担能否减小？（在学分上体现等等）杨校长：我有个特点，我说话非常直率。比如政治类课程，虽然有了国家的统编教材，但我认为这些课应该进行改造，我们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当做一种学问、一种哲学理论来研究。再说说体育课，我觉得像什么跑步按个手印什么的是很荒唐的。教育部的官员们常常高高在上，没有考虑到一定的实际情况。西安交大早就把体育课变成了俱乐部制，你喜欢什么，就加入什么俱乐部。否则体育课就和中小学一样，大家齐步走，多少个俯卧撑，多少个仰卧起坐„„这又是占了一个学分吧。不要所有学校一刀切，与学校实际是不符合的。现在同学们招进来是分专业的，而北大在蔡元培时代就是完全学分制，文理皆通。所以我们应该对不同门类的学生制定不同内容的通识教育计划。比如哲学系的同学，应该给其增加理工科类的教育内容，而非继续上哲学基础方面的内容，通识教育不仅仅在于课程设置，而是培养方案。对于住宿书院，之前很多人有个错误的认识，把不同的专业学生随机化到一个院里，把不同专业的人 “叭”地放在一个楼里，就说不同专业的人在交流了。但国外不是这样的，有一定比例的学生是自己选择书院的，要看每个书院里自己独自形成的文化氛围，我们离这点还差得很远。要做到可能是某个专业的学生占了大多数（70%），另外的30%的是其他专业同学自己选择书院的，不仅是专业定向，而且要看每个书院的文化氛围。比如一个书院是以经济专业为主的，剩下的30%是其他专业的同学自由选择的，比如物理的、哲学的同学选择进入这个书院；而且我们要装空调和浴室设备！预算已经给我了，一年级的同学可能还有希望。

问题五：服务与管理

志德书院代表：我想就课程方面提一些问题，通识课程有些课要写论文，但大一学生不太会写，要看很多书，找了很多书结果在保留书库，不能外借。杨校长：这不对。你就跟他说，校长说可以。这是荒唐的，学校的图书是可以向全校开放的。当然学生也要遵守诚信，到时候就完璧归赵。

志德书院代表：有些图书管理员不是很清楚专业的书籍，能不能配备一些专业一些的，像当年老子一样的图书管理员。

杨校长：复旦有很多的公共服务系统。但是档案馆、图书馆等不单单是公共服务系统，而和专业等有一定联系。我的言下之意是，在图书馆等员工配备上，需要考虑专业素养等方面的因素。这个事情我们注意得太晚，否则当初招进来的时候就会考虑这点，现在总不见得要把人都踢掉吧。甚至机关干部也是一样，大学的行政工作除了一般的行政工作能力，还要有更强的学术能力等。现在有几个问题：第一，大学不能没有行政管理，但大学的行政管理中渗透着官僚主义倾向；第二，用行政管理挤占、代替了学术管理；第三，学校党务的行政化，这会使得大学内出现一些泛政治化等倾向。这三者我认为就是大学行政化的表现。很多内容只是学术方面的探讨，但很多时候会将其泛意识形态化和泛政治化。学校成立了一个“发展规划署”，确立大学的定位，大学的各种权力如何运行。第一，未来的mission是什么；第二，各种权利该如何运行，有一定的规章制度，部处没有立法权。整个行政管理的重心应该在院系，而不在学校的机关部处。一个学校的管理架构和所有事情的运行程序决定了整个大学的走向，把Vision和Mission定好，即使换了校长也不会变。这就是传统，大学的宪章就是大学的法律。现在我们的发展规划署正在进行调研，争取解决这个问题。以前北大的某位教授说过：“北大的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大学的中文系大部分在培养文学评论家，通过评论来提高你的写作技巧等，但他不一定是个作家。”我们现在在调查国际上各种其他学校的规章制度，考虑适合复旦的制度。学术优先，以人为本。

问题六：学校资源和校园环境 枫林校区代表：在复旦大学里，各种社团活动场地有很多限制，而且社团经费也很紧缺，请问学校有在着手解决这些问题吗？

杨校长：我来讲个例子，光华楼那么空，可学生们看书却没地方，实际上放个桌子椅子就能读书能上网，后来说了很长时间，才在底楼放了一点，但还没完全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在募集资金要重新装修相辉堂，但问题是：如果装修好了，学生要借，多少钱？如果所有学生都借不成，那场地要来干嘛？第二个问题：学校官方组织的活动是否需要占用那么多的资源？有些老校友想回校来看看，半当中找个地方坐坐都没地方。以前关于这个昂贵仪器，我想情愿把仪器用坏，不能把仪器搁坏，于是我们后来提出了一种考试制度，研究生等只要通过考试，即可使用这些研究设备，校园场地等也是同理。有些时候内外勾结，个中猫腻，非常复杂。我非常遗憾地说，学校有太多的事情我还忙不过来，最头疼的就是各级行政人员能不能有那种共同的办学理念，“学术优先，育人为本”，这是共同的前提。具体说到枫林校区，药学院搬到张江是好是坏？张江是药圃，但药和医分开是否合理？搬过去是因为枫林地方不够，但真的没地方造吗？枫林的土地面积并不小，但是却没有利用好，新造的楼却没考虑到下面造车库，导致车停放混乱。现在在请专业人士进行合理规划，地上地下都要详尽地规划利用。这点我们要学习香港科技大学，他们面积就相当于兰生大酒店那么大，但一点都不感觉小，到处都有小花园。如果有可能，我还是希望把药学院搬回来。一所学校的形态将会影响在校师生的心态，这里造一点那里造一点没有规划，学校的形态就被破坏了。我还反对到处拉横幅，特别是到处拉各种政治横幅，大学还要反对一切的商业广告，最多在小卖部门口弄弄。大学应该有安静的氛围，不是闹哄哄的，是读书做学问的地方。

问题七：校园民主 力学系代表：在教育体制、课程设置等方面我们都有一定的期待，我们也和教务处有些沟通。现在您说部处权力要下放，那我们有意见对谁说，能不能和您，和管理层面直接有沟通？您认为校园民主应该实现？

杨校长：我们现在已经逐步把学校事务在网络上公开。有医学院老师提出，可以在网上建立平台，让学生对每一位老师进行评价，以此为年末考评的标准。还有比如说行政人员有些过失，你可以在这个网络平台发布，如果该人员有道歉处理等，你可以删除这帖，如果没有，该帖子将一直保留到年末，作为我们其中一个年终考核标准。关键在于一所学校的各种委员会有没有它独立运行的资格，不召开会议，都是假的，及时召开会议，问题也都是轻描淡写。我已经表态，所有的党政领导从学术委员会中退出。大家不要以为校长权力无边，权力属于一个群体，为什么我之前说大学章程等很重要？因为作为一个管理者，如果我想把所有重要的权力揽到自己手里，就让规章制度不健全，下面人都要打报告，我权力就在手里了。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把权力化得很小，扁平化，直接对着自己，两个有矛盾了，只有找你来解决。那如果分成院，院下面再分，院长就有一定的权力了。所以我们的问题现在都来自于个人，没有章法，架构还不够完善。

直播互动

主持人：复旦学生网直播页面上有人提出希望您能多上BBS发展版上看看上面的留言，如果可能您还可以申请一个人人网账号。

杨校长：BBS我看的。人人网账号„„这个我担心时间不够，对大家回复不够，反而引起反感。大家可以往校长信箱中投，这样办公室就会归类给我看。后来我发现人人网上有个冒充我的，还知道我的行踪，我觉得冒充我冒充得很像。和网友们说，我会关注的，但是我担心我承诺后时间来不及，反而引起反感。问题八：社团经费预算

新闻学院代表：我觉得复旦学生并不是那么功利，更多的是社会上商业化的入侵。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我们的社团有一定的粗放性，学校里有很多社团，但很多都是很有意义的，由于缺乏经费，同学的热情无法挥洒，理想无法实现；所有的社团经费只有每年40万，我们能否在社团经费上有所提升？

杨校长：非常抱歉，我之前不知道社团经费只有40万，这个数字肯定要增加。我们985三期的学校的经费相对于985二期的比例，百分比上提高了四倍，总经费超过了一倍。原来是中央六个亿，上海六个亿，现在是中央三个亿，上海十三个亿，所以情况肯定会有改善，关键是学生管理部门作出合理的预算和分配。而且任何事情要有个章程，要制度化。所以希望学生管理部门做出方案来，我们把它做进去。

问题九：舆论自由和校园精神

新闻学院代表：社会上有对媒体的偏见。我们是否应该把校园媒体和社会媒体区分开来？您有提到过要“民主决策、依法治校”，其实刚才提出的很多问题我们都有想做过报道，却被压下来。校园媒体的舆论监督是否有可能？如何让我们校园媒体更好地发出我们的声音？

杨校长：我觉得校园媒体不是简单地宣传国家、党的方针政策，而是应该通过学校的发展和学校事务的角度，来看如何贯彻发展观，等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校外媒体需要受到法律限制，校内媒体不是说不受法律限制，但是在学术方面的问题，在校园范围内，我们是否可以更加开放。第三，我认为校园媒体可以有不同的观点的交锋，校园媒体不应该老是报道校领导的活动，校园媒体应该就学校发展的方针和方向征询大家的意见。如果校园媒体也讲求观点一致，总是报道学校领导的活动，就失去了校园媒体的价值。学校的主导思想以及大家讨论的结果都应该在校园媒体上公布，并且本身也可以成为一个讨论的场所。比如说学校的九八五规划，校园媒体应该有专门的场合和空间来讨论校园的行政管理等，褒贬均可。校园媒体对比较复杂深奥的学术问题也是可以讨论的。

当然校园媒体不能很笼统的来说，BBS是否可算校园媒体，这值得讨论。校园报刊等也有很多问题。有些值得讨论的问题，大家应该放开来去讨论。学校的有关部门在这方面应该有足够的宽容度，来允许同学们进行这样的讨论。温总理说过，“要尊重学生的人格”，我引申一句，更应该尊重学者的人格；“要保障学生自由表达思想的权力”，同样引申一句“要同样保障学者自由表达思想的权力”。不过大家应该在理智的基础上对一些问题进行一些严肃的讨论，而不是像社会上一些“下三滥”的报刊一样传播不负责任的观点。

我相信这是一个方向，十年二十年后的大学在思想上会更加开放，更加自由。我们的校歌里就这样唱“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无羁绊，无羁绊，前程远”，之前我有要求过校歌应该成为一二九的必唱曲目。校歌校训代表了一个学校的精神品格，“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我一直在想，大家是否真正在脑子里把它当成了校训，还是只刻在了墙上？这究竟是成为了我们的一种行事准则，还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这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些应该定在大学的章程上，不会因为更换了校领导等其他变动而有所动摇，一所大学的成熟也体现在这个方面，“不管风吹浪荡，胜似闲庭信步”。越是沉稳有底蕴的大学，就越不会跟着世俗的风气走，比如非理性地开经院、管院等。举个例，加州理工大学，一直坚守自己理工大学的定位。一所学校靠什么维持？靠它的传统，靠它定位下来的传统。很可能四年后你离开，对这所学校依然没有理解和了解。那些先辈创造的很多复旦传统，我们是不是忘却了？我认为学生在离开学校后要对一个学校精神内涵等有深刻的了解。我作为校长，有这个责任；但每一位师生也有这方面的责任。解放前，复旦有个优良传统，就是学生的自我管理。我们是否应该把这种学生自我管理的优良传统扔掉？我们的学生虽然很年轻，但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他们？我觉得应该充分相信学生。学生有非常强的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能力，我们要为他们创造条件，当然我们要做一定的引导，但引导不是替代。我又想起哈佛大学原院长写过的一本书《没有灵魂的卓越》。学生有社团作为第二课堂，第二课堂甚至比第一课堂更重要，不能完全交给行政管理人员，而应该交给导师和学生自己。

问题十：拨款与学校发展远景

新闻学院大二学生代表：复旦校内的拨款是否可以公开，分配大致是怎样？

杨校长：我刚上任就遇到一个问题：学校的资源应该怎么分配。其实，更首要的是，这个内容由谁来决策，而不是如何配置。关键是我们实行什么样的机制。原来是各行政部处领导来决策，但我认为这不对。这涉及到一个校长责任的问题。校长有几个重要的作用：第一，校长应该是先进文化的代表；第二，在道德上有引领作用，不应该做下三滥的事情；第三，校长应该是学校传统和办学理念的坚守者；第四，校长是根据学校的传统和特点特色在学校学科布局上的一个宏观设计师。所以学校上只能在宏观上进行切块，比如“基础学科”有多大的百分比，比如“理工”、“医学”、“文科”等应该占百分之多少，从宏观上面来进行决策。这些钱怎么花，就是这些学科自己建小组来决定的事。

有以下几点是由学校层面上来定的：第一，增加在人事上的投入，人事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引进人才，另一个是提高对人才的待遇；第二，本科教育非常重要；第三，人文和社会学科非常重要。这是根据我们国家的发展进程来制定的，人文学科要得到充分的发展。我们学校做了决定，要把人文学科的比例作很大的提高。人文学科拨款本来是4%，但现在有18%。剩下的钱，医学42%，理工40%。人文社科当然花钱比较少，因为没有大型设备。当然这是我们宏观定的，但是具体这些钱如何分配，应该由各院系，如中文系哲学系等自己分配。宏观上，我认为，硬件建设上要放慢速度，关键在于结构上的调整；因为硬件建设要等校园的各种规划做完以后才能决定。举个例子，江湾校区的图书馆有几个人在看书？设计时是三千到四千人，现在只有几百个人，江湾有两个教学楼，一栋完全关着，一栋只用四分之一，江湾只有七百个学生，有没有必要去造个游泳馆？这就是资源浪费。一切的一切，学校应该比社会上的人更加理智，应该先做好规划，再来实施基本建设。设备建筑等是要造，因为发展是主旋律，但是要在规划完成后再进行。我们应该把主旋律放在提升内涵上。还有一个问题，学校的规模。复旦应该提高学校规模还是提高内涵？至少在学生数量上我们要进行控制。有一个数据，估计到2015年如果现在中国所有高校都不扩招，那么中国的毛入学率就可以从24%上升到40%这样的情况下，复旦应该增加招生还是减少招生？第二个数据是到15年，上海的适龄学生可能从最高峰的12万降到5万8千，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否更应该控制规模。很遗憾这个世界上没有大学校长这个专业，所以我一直在思考、学习这些问题。

主持人：由于时间限制，还有最后两个问题。

问题十一：管理层交流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代表：我们经过很多调研提出过比较完备的提案，但我们发现有很多问题，不知道应该交给哪个部处，或者部处自己也有困难，或者几个部处之间也有冲突。请问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杨校长：我相信部分部处给你的回复有一定的推诿成分。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代表：能不能多些今天这样的机会，与校长等管理层直接交流？

杨校长：杨校长：大家如果积累了一定数量的问题，可以直接向团委学生会提出和我直接交流的想法，我会尽量满足大家的需求的。我当校长以后，校长和学生的接触越来越多，但还不够。大家和校办联系一下，我就会安排。我觉得一个学期一次还不够，我会身体力行来做的。

问题十二：团学联

核科学与技术系代表：书院制度和专业制度有一些矛盾，请问怎样理解。在不断推行复旦学院制度下复旦大学对院系团学联有什么新的要求，新的历史使命？

杨校长：书院制度和专业院系之间存在着很多矛盾，导致学生可能对院系的归属感不强。以及可能大一大二学不到什么，大三大四就要学很多东西。我们现在进行这样的设想：第一，成立一个本科生院，进行统一管理；第二，对不同门类的学生分类制定通识教育计划；第三，每个书院应该有其主流的学术方向。这样就比较好处理，因为每个寝室每栋楼都有基本的专业定向，每个书院取向的各个分管的院系要向其中派出相应的导师。我也在琢磨，参考各个大学的一些做法。建立本科生院不是否定院系的重要性，不是取代，而是在课程培养的计划上有一个统一的管理。还有一个设置，就是说，到一年以后，有意愿的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进入的书院。剑桥大学还有一种制度，该学院的校友向该学院捐款，我们现在社会争取捐款还在学校层面上，真正捐款的原动力在书院和专业院系，这是世界上更先进的大学的做法。你们放心，不会产生混乱，我们会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我一直强调，事情没想清楚，我们一定要非常谨慎地思考，而不会急功近利。大学要的不是革命、大跃进，大学要的是一种思考、反省、沉稳的精神。主持人：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讨论不得不到此为止。

杨校长：我们的学校制度等可能还存在着各种不完善，我们正在考虑加大校园民主方面的内容，让更多学生反应这些问题。同学和校长是平等的，我们可以一起讨论很多问题。我们今后会经常组织这样的见面会，这样很好，再见！

第三篇：2013新作文素材：复旦投毒事件思考

2013新作文素材

中国好室友”VS“复旦大学投毒事件”

“带给我们的思考

地震给人类带来灾难、破坏的同时，也见证了人的真、善、美。这不，网上被疯传的这位大哥在地震发生时，抱着宿舍六台手提电脑，背着三部单反相机，提着宠物小乌龟冲出宿舍，凭一己之力拯救了全宿舍的财产。他的光辉“事迹”在网上一天之内被转发几十万次，被网友称为“中国好室友”、“中国最强室友”。

据记者了解，该男生名叫黄昱舟，安徽人，就读于四川师范大学，对于现在自己变得这么火，黄昱舟万万没有想到，他说，我觉得很多网友把我个体英雄化了，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因为我有五个值得付出的室友，这种积淀源于两年深厚的室友之间的感情，是每一个室友的功劳，所以请不用太在意我，请媒体关注地震吧。谢谢!

看到这则帖子，不禁让人想起刚发生不久的复旦大学“同室操戈”惨剧，连日来多起杀伤室友的新闻，一度令室友成为一个恐怖名词。就在大家失去信心之时，这位冠以“最强室友”称誉的男生让人一扫此前的阴霾，对室友重获信心。不怕狼一样的对手，只因有神一样的室友，可见与什么样的人相处很重要。反观社会，此理亦同。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拥有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别小看这个关系，它可直接影响一个人的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

然而，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这种复杂性导致个性的丰富性，引起个体之间冲突加剧。想要与周围的人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就必须学会求同存异，具备宽宏豁达的心理品质，多为别人着想，做到以诚相待。

在生活中，我们与朝夕相处的同学、同事有了误会，受到别人不公正的对待、不为人接纳时，一定会为之焦虑和烦恼，也一定会影响学习、工作、生活及社交关系。怎么办呢?大吵大闹?干脆绝交?这些都不是最好的办法，这样只能使自己在交往中处于不利地位且影响以后的交往。相反，如果我们做到宽宏豁达，也许就会心平气和些，会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问题，会体会他人的心情和感受，误会、委屈就常常烟消云散，别人也将欣然接受你。

“中国好室友”关键时刻的一个善举，引发社会如潮好评，可见人们对正能量的向往和追求。如果能多些此类善举，少些“同根相煎”的悲剧，都自觉保持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这个世界可能不至于太糟糕。

第四篇：复旦“抄袭事件”有感：危机时刻,免谈公关!（范文）

复旦“抄袭事件”有感：危机时刻，免谈公关！

Posted on 2015 年 06 月 04 日 by Stella Shi| Leave a com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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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复旦大学的校庆宣传片危机及其事后的举止失措，不仅令热心校友不胜唏嘘，甚至让对我旦怀有美好期待的友校惊诧莫名。大家在扼腕痛惜之余，也没忘了试图为当局者支招，大有不急皇帝急太监之势。

我也凑个热闹。作为自觉从复旦校园里没有少受恩惠的边缘人，谨以所学所感，就危机公关的话题发表些浅见。往者不足悔，来者犹可追。希望我的聒噪不致惹人嫌恶。

本人自1989年开始担任居延安先生主编的《公共关系学》教材以来，先后参加了公关界各种学术交流和实践活动，对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思考、探索和主张算是有个大概的了解。这些年来，虽然“公关”一词已经被严重污名化，但是，不仅公共关系的学科地位并未随之陆沉，公共关系实务也风生水起。随着互联网普及，互联网+公共关系的各种理论和实践也如火如荼，欲罢不能。尤其是风险社会的到来和风险管理理念的引入，更使公共关系危机的传播管理成为大热门。危机管理的精髓是在承认风险社会危机不可避免的前提下，试图将风险纳入管理的范畴，充分预见危机发生的各种可能，然后制定一套科学可行的方案，力争用各种手段将危机消灭于萌芽状态，即所谓防患于未然；而一旦危机发生，也要有切实可行的应对方案，让危机带来的损失降低到最小限度；危机过后，还应有可供选用的善后工作预案。

这些常识，在许多危机管理的教科书上都能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也有相关规定，任何一个组织都应该能参照施行，因此，这不是我要说的重点。我真正想说的是，危机事件发生时，到底怎样做，才是好的举措? 首先，我坚持主张，危机当前，免谈公关。

不是因为公关已经被严重污名化了，我们不便“谈”，而是说，在危机发生时，我们根本就不应该有公关的念头和冲动。因为，危机事件伤害的往往是人们的物质财产、生命安全、名誉地位或心理情感，一言以蔽之，即都是“伤心事”，所以，这时拿出一副“公关”的嘴脸来左推右挡，敷衍搪塞，就相当于往伤口上抹盐，必然造成二次伤害。因此，危机事件发生时，我们要积极妥善应对，但绝不是请公关公司出面，或让新闻发言人抵挡，而应该是民众能想到的此次事件最高责任人立刻、亲自出面道歉。

最高责任人的诚恳态度，可以最大限度地打消疑虑、化解怨恨、平复感情。如果最高责任人迟迟不肯出面，或者出面后态度不够诚恳，就会引起民众的猜忌；一旦民众对最高责任人的态度从而对其人格发生怀疑，更大的危机就会接踵而至。在这个阶段，民众最关心的是责任人是否在视线之内，责任人是否会得到追究，责任人是否有诚恳的悔过表现，因此，这个时候，任何人都不能代替责任人的亲自亮相，任何公关手段的运用都只会适得其反。其次，危机处理，传播跟上。

危机得到初步平息后，就可以采用一些传播手段来稳定民众的情绪，通过公布危机事件的调查过程来争取时间。一旦调查清楚，分清了责任，就可以公布危机事件的真相，以及对责任人的处理意见，以接受民众的检验。

在这个阶段，之所以是传播而不是公关，那是因为，这个阶段民众关心的是所谓真相。在民众心目中，新闻机构的客观报道，是揭示真相的主要手段；在传统主流媒体公信力日益消解的今天，网络自媒体的公允报道也不可或缺。第三，危机消退，公关登场。

危机事件经过主要责任人担责、事件真相明朗和善后处理落实，必然进入消退期。此时，事件主体已开始逐步淡出一般民众视线，但是在特定公众中的负面影响仍未消除，公关就要适时登场，发挥其修复关系的作用了。这个阶段，公关的用武之地在于制造正面事件来抵消负面影响，或通过斡旋来调解关系，或通过传播有利于责任主体的侧面信息来修补形象。最后，警钟长鸣，公关在事外。

我从来主张，公关是细水长流的功德和锦上添花的功夫，不是在“有事”时临时抱佛脚的救命稻草。既然在风险社会，危机不可避免，那么除了制定切实可行的危机应对预案，还应该平时就注意与媒体和民众保持良好的关系。关系主体如果在无事时趾高气扬，在有事时继续飞扬跋扈固然无药可救，即使此时突然变得低三下

四、可怜兮兮也无法博得同情。值得强调的是，过去，公共关系工作的对象是大众传播媒体和特定少数公众，现在公共关系工作的对象则扩大到了广大的自媒体和不特定多数民众。在这样的形势下，任何组织的公共关系工作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所谓互联网思维和互联网精神，绝不是一句空话，必须认真补上这一课。因此，套用前几天一篇文章的标题：不要轻言你懂公关!作者：夏德元

来源：微信公众号 传播观察

第五篇：复旦校长反思黄山事件 批鼓励当官投机行贿歪风

复旦校长反思黄山事件 批鼓励当官投机行贿歪风

2010年12月24日 07:25杭州网【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454条

“大家要把社会上的各种批评看作是对复旦现状的不满，也要把这些批评看成对我们学校的更大期望。”——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院士

一起因去黄山探险迷路而引发的“黄山门”事件，激起了网友对复旦学生的质疑和谴责，也将百年名校复旦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

事发一周以后，12月21日下午，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院士和学生委员会代表大会的部分学生代表进行了零距离交流，首度公开评论黄山事件：“我希望大家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我们应当遇事冷静，但是不应当遇事冷漠。”

校长主动提及黄山事件

12月13日,主要由复旦大学生组成的探险队在黄山探险时迷路，24岁的黄山市温泉派出所民警张宁海在护送登山者走出危险区时坠崖身亡，网络、媒体和公众纷纷质疑队员对民警牺牲过于冷漠，而这一事件在复旦校内也激起了巨大反响，绝大多数学生都很震惊，纷纷表示了哀悼。

12月21日，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院士和学生代表第一次近距离地就学校发展和学生事务的话题展开“头脑风暴”，杨玉良校长主动提及了最近在社会上引起广泛争议的黄山事件。

杨玉良表示：“关于这次的黄山事件，我希望大家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我们应当遇事冷静，但是不应当遇事冷漠，冷漠就是无论事情跟你个人关系大不大，你都采取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直至突破了社会公认的道德底线。人不是计算机，人是有情感的，人做任何事都会带着情感，而所有的情感都必须在人类社会的道德底线之上。但是要知道，情感不是情绪，情感是在公共道德条件下应该拥有的类似于亲情、友情等的真情实感。如果你丧失了情感，你就会用一些貌似理性的态度掩盖了你真正的判断力，你就会变成一个冷漠的人。”

对复旦的现实并不满意

杨玉良坦言：“我对复旦的现实并不满意。我们有优良传统，大家看看五六十年代，甚至三四十年代的复旦就可以知道；但是由于市场大潮的大背景，我们在精神层面是有所下降的。这些年来，我们学校里，包括学校的教师、领导、学生，变得越来越世俗，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复旦大学应该有一个精神风格上的转变。大家要把社会上的各种批评看作是对复旦现状的不满，也要把这些批评看成对我们学校的更大期望。谈到精神层面的培养，我想说，真正的学者首先在道德上应该是纯真的,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也应该首先让自己的思想‘纯真’起来。”

重新审视大学各种活动

杨玉良自我反思说：“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大学里的各种活动。我一直要求团学联、辅导员,包括社团要审视自己平时的各种活动，要考虑举办这个活动对培养学生有什么意义。我们搞各种活动，首先要审视培养学生什么东西，这是很重要的。不要在学生里头灌输一种思想：想方设法去当官、去投机，如果学生中的选举也和社会上一样，胡乱拉票、行贿，那这对学生是一种伤害。”

网络传播要先思考利弊

此次的复旦黄山事件，网络在传播消息以及表达网友不满方面，表现出了极其强大的力度，杨玉良说：“网络是一个现代工具。我不评论好坏，我把其当作一种技术，大家知道技术是双刃剑，比如核能，在一个技术主义盛行的时代，成功率在提高，你搞一个导弹我搞一个反导弹，纯粹是技术主义，忘记了人类世界里还有精神和人文。” 他呼吁说：“请大家在使用各种技术手段的时候，认真思考其利弊。只有这样，大家才会成为不让社会误导走上歧途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