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事件始末与反思（最终定稿）

第一篇：中兴事件始末与反思

中兴事件始末与反思

中兴通讯事件暴露出中国企业管控合规风险的能力滞后、企业合规管理体系存在明显漏洞。在全球化进入新阶段，企业竞争进入到全球价值链竞争的当今时代，这是一个重大隐患。

4月16日，美国商务部网站公告，7年内禁止美国企业与中兴通讯开展任何业务往来。公告称，中兴违反了2017年与美国政府达成的和解协议。当时，美国政府指控中兴非法向伊朗和朝鲜出口。

2017年3月，中兴通讯与美国政府就出口管制调查案件达成和解，中兴通讯支付约8.9亿美元的刑事和民事罚金，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对中兴通讯的3亿美元罚金被暂缓，是否支付将依据未来七年中兴对协议的遵守情况而定。这是中国企业收到的来自美国政府的金额最高的一张罚单。

2017年4月，我们赴位于深圳的中兴通讯公司总部，与公司合规管理部门的负责人沟通；我们请中兴公司有关负责人到北京参加中兴事件专题座谈会；我们搜集了美国政府公开的有关文件。由此，我们了解了事件的来龙去脉。

反思中兴通讯案例，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经济高度全球化时代全球型公司的竞争方式，有助于提升我国企业以合规为基础的全球竞争力，也有助于政府相关部门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支持企业走向世界。

1.事件始末

根据美国商务部网站的信息显示，中兴通讯自2010年1月至2016年4月期间，在知晓美国依据《伊朗交易与制裁条例》对伊朗长期实施制裁的情况下，仍将内含美国制造的受限类配件和软件产品出口到伊朗，以获取伊朗公司的合同并参与当地庞大通讯网络的供应、建设、运营及服务，这些合同金额达到数亿美元。最终美国政府对中兴通讯提出的三项指控包括了串谋非法出口、阻挠司法以及向联邦调查人员做出虚假陈述。事实上，早在2012年美国政府就对中兴通讯立案调查，但直到2016年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简称“BIS”）才正式将中兴通讯及其三家关联公司列入“实体名单”并采取具体管制措施。在长达4年多的时间里，中兴通讯在应对美国政府调查过程中出现了不少失误。

1、美国有关部门对中兴通讯启动调查前，公司领导对于贸易管制合规不了解，没有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

2012年3月，美国德克萨斯州法院最先给中兴通讯在美国的子公司发出传召函，针对中兴通讯立案调查。此前，中兴通讯法务部在2009年就预计公司将在出口贸易中面临风险，在2011年8月25日向公司领导层提交了《关于全面整顿和规范公司出口管制相关业务的报告》，后来又应领导要求制定了《进出口管制风险规避方案》。可惜这两个文件没有得到落实。更令人遗憾的是，这两份文件落入美国政府手中，成为中兴有意规避美国出口管制政策的证据。2、2012年收到传召函后，中兴内部面临对抗调查还是配合调查的选择，公司也分成了两派：主战还是主和。“主战派”担心公司的声誉财产受损，认为中兴作为一家中国企业应该采取抵抗的态度，不需要配合美国政府的调查。最终，“主战派”占了上风。

2013年11月份，在美国监管机构已经在调查中兴违规的情况下，中兴决定恢复与伊朗的交易。为规避美方监管，中兴找到了一家无锡上市公司作为隔断公司，替中兴跟伊朗做出口。中兴是通过国内贸易的形式，将产品卖给这家中国公司，这家公司再卖给伊朗。对美方监管机构而言，这相当于一方面谈和解，一方面顶风作案。3、2014年，中兴通讯公司一位高层管理人员去美国时在机场被扣下来检查，美方在与该高管同行的秘书的电脑里面发现了涉及“规避方案”的两份文件。这两份文件最终成为美方指控中兴违规的最重要的证据。4、2016年中兴公司向美国政府提出和解，美国政府聘用第三方进驻中兴调查。但是中兴公司非常不适应这样的调查，担心泄露其他信息，所以在调查的过程中，试图隐瞒相关信息。这导致美方十分不信任中兴公司。最终，美国政府对中兴提出的三项指控不仅包括串谋非法出口，还包括阻挠司法以及向联邦调查人员作出虚假陈述，并据此判决中兴支付约8.9亿美元的刑事和民事罚金。此外，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还有可能对中兴通讯索取3亿美元罚金。在处理整个事件过程中，包括CEO在内的中兴通讯三位高管被迫辞职。

5、这一事件成为了中兴通讯重塑合规管理体系的重要契机。调查事件之后，中兴通将合规管理提升到新高度。2016年以来，中兴已经在组织架构上设立了由CEO领导的“合规管理委员会”，将合规职能与法律部门分离，保证合规部门的独立性；并于2016年11月聘请曾在美国工程公司Kellogg Borwn & Root任职的Matt Bell，担任中兴通讯的首席出口合规官和法律顾问。

2.教训何在

中兴通讯案例对许多正处于全球化中的中国企业来说都具有警示意义。随着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传统跨国公司成长为全球型公司，企业竞争从过去单个企业间的竞争上升到全球价值链的竞争，企业竞争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与此同时，面对各国政府监管加强和国际组织的推动，越来越多的企业强化合规管理，合规竞争成为全球化企业新的竞争规则。

中兴通讯遭受巨额罚款暴露了企业管控合规风险的能力滞后以及企业合规管理体系的重大缺陷。

首先，中兴通讯对防范出口管制合规管理的重视程度不够，缺乏对出口管制合规风险的正确评估和认识。在美方于2012年3月立案调查后，中兴没有采取必要的出口管制合规管理措施，反而想方设法规避美国出口管制规定。

其次，中兴通讯在已经受到美国政府调查的情况下，仍然没有能够把握机会堵住合规管理的漏洞，反而采取了不配合的态度，导致公司面对的出口管制合规风险进一步升级，最终导致公司在出口管制方面的合规管理完全失控。

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披露的信息显示，2016年3月BIS将中兴通讯及其三家关联公司列入“实体名单”的决定，是基于其获得的两份中兴通讯机密文件而做出的，这两份分别名为《关于全面整顿和规范公司出口管制相关业务的报告》与《进出口管制风险规避方案》的机密文件描述了中兴通讯通过设立、控制和使用一系列“隔断”公司绕开美国出口管制的方案。

其三，中兴的合规管理体系存在重大缺陷。中兴的合规管理部门没有向董事会直线报告的渠道，而CEO或者销售部门拥有决策的权力可以轻易突破合规管控。因此，合规部门需要独立的架构和汇报线，否则风险无法传达给公司高层领导，导致合规管理形同虚设。

其四，近年来，中兴通讯自主技术发展迅速，但是一些技术含量很高的关键器件还依赖国外供应商。例如中兴通讯全球价值链所采购的高速光通信接口、大规模FPGA等核心部件按照出口管制规定被美国企业停止供货，中兴通讯生产难以为继。这是中兴通讯被迫与美国执法当局和解的根本原因。

通过完善的合规管理体系和深入人心的合规文化抵御合规风险，已经成为现代全球型企业的软竞争力，而合规竞争也成为企业全球竞争的新规则。如果缺乏以合规体系和合规文化为核心的软竞争力，就难以适应全球竞争新形势。

3.合规，中国企业的新挑战

中兴通讯案例是中国企业合规管理的里程碑式的事件。中国许多公司同样缺乏完善的合规管理体系和植根于企业员工的合规文化，非常有必要借鉴中兴案例和其他国外相关案例。

与中兴相反，吉利公司在权衡利弊之后，放弃向伊朗出口1500台沃尔沃轿车的机会。同期也有中国公司接受了在伊朗开采石油的订单，但是有效控制了风险，没有被美国抓住处罚把柄。有风险往往有商机，大风险往往蕴含大商机，问题在于能否识别风险和掌控风险，这方面我国企业还需要积累经验。

由中兴案例出发，我们认为，中国企业进一步加强合规经营能力建设，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促进合规从高层和企业文化做起。只有当企业文化强调诚信与正直，并且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作出表率，合规才最为有效。

二、合规部门应该在组织原则上保持独立性。不论一家公司如何组织其合规部门，该合规部门都应该是独立的。同时，应该由一名集团合规官全面负责合规风险管理。而且，合规部门有向高级管理层，必要时，向董事会或董事会下设的委员会自由报告的权利。

三、促进企业合规管理制度的落地，特别是加强具体管控措施的执行。如果企业有合规制度但不去执行，可能比没有合规制度更糟糕。

四、积极促进企业合规管理是政府的新责任。近年来，发达国家政府对于企业合规的监管日益严格。比如，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和英国的反贿赂法都加大了对企业违规的处罚力度。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国际标准化组织等国际组织也在推动企业的诚信与合规经营。

中国正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这就需要参与方形成大家共同认可、共同遵守的规则。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中国不仅需要输出资金，输出产能，也应该参与共同规则的建立、输出合规理念和文化。因此，无论中国企业在国内发展，还是走向世界，都面临强化合规管理的新挑战，而政府相关部门则需要承担推进合规管理的新责任。

在中国，政府对企业有巨大的影响力。政府首先要加强自身合规管理体系的建设，做到“合规行政”，同时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措施推进企业的合规管理。

国家标准委已经把国际标准化组织2015年发布的“合规管理体系指南”（ISO19600）作为中国标准加以推进，建议其他政府部门对此加以支持，例如证监会可以考虑要求上市公司设立专门的合规管理机构并发布合规管理报告。

国资委在2015年颁布了《关于全面推进法治央企建设的意见》，强调“着力强化依法合规经营”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2016年国资委选择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等五家大型央企开展合规体系建设试点工作。在此基础上，建议国资委在全部央企和地方国企推进合规管理体系建设。建议全国工商联参考国资委做法，积极推进民企合规管理体系建设。

在推进企业合规管理体系建设中，相关社团组织也大有可为，例如有数千家大型企业会员的中国企业联合会，还有中国工业协会，中国外资企业协会，中国投资协会等全国性企业组织，也应该促进所属会员诚信合规。

作者为北京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所长和研究部主任 稿源: 财经杂志 王志乐 郭凌晨 |文

第二篇：钓鱼岛事件始末

9月7日上午：中国渔船与日本巡逻船在钓鱼岛海域发生相撞

·9月7日下午：我外交部：严重关切中方渔船在钓鱼岛与日船相撞

·9月7日晚间：中方要求日方立即放人放船避免事态升级

·9月8日凌晨：日本以涉嫌“妨害公务罪”对中国渔船船长实施逮捕

·9月8日：两岸保钓人士拟赴钓鱼岛宣示主权称不能再忍

·9月8日：中国驻日本使馆派员赶赴冲绳县探视中方渔民

·9月8日：外交部部长助理召见日驻华大使提出强烈抗议

·9月8日：日本官房长官就撞船事件呼吁各方冷静对待

·9月9日：日媒曝光中日撞船后逮捕中方船长影像

·9月9日：外交部：日方对中国渔船适用日本法是荒唐的·9月9日：日方称若船长“认罪”并缴罚款可很快放人

·9月10日：杨洁篪召见日本大使 要求日方无条件放人放船

·9月10日晚间：日本法院批准拘留中国船长10天至9月19日

·9月11日凌晨：中方因撞船事件推迟中日东海问题政府间谈判

·9月12日凌晨：国务委员戴秉国紧急召见日驻华大使

·9月12日：外交部：反对日方对我国渔船进行任何形式调查

·9月13日：中国渔船14名船员回国 船长仍被日方拘留

·9月13日：外交部再次强烈敦促日方放还被扣中方渔船船长

·9月19日：日方宣布扣押中国渔船船长时间延长10天

·9月20日：外交部称日方必须立即放人 否则中方强烈反制

·9月22日：温总理敦促日方立即无条件释放中国船长

·9月24日：冲绳县地方检察厅宣布放还中国渔船船长

·9月25日：我国渔船船长被日方非法扣押17天后回国

2010年9月7日，载有15名船员的中国拖网渔船“闽晋5179”在钓鱼岛附近海域捕捞作业时，遭遇日本巡逻船两次冲撞，并于中午被迫停船。日本以“涉嫌妨碍执行公务”为由抓扣渔船船长詹其雄。事发当天，中日即在外交层面针风相对。

9月11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说：“日方不顾中方多次严正交涉和坚决反对，执意决定对中国船长履行司法程序，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严重抗议。”她同时宣布，中方决定推

迟原定于9月中旬在北京举行的第二次东海问题原则共识政府间谈判。12日凌晨，国务委员戴秉国紧急召见日本驻华大使，郑重表明中国政府的重大关切和严正立场敦促日方不要误判形势，作出明智的政治决断，立即送还中国渔民和渔船。经我方严重交涉终于在13日14名中国渔民平安回国。

这次钓鱼岛事件在极大程度上伤害了中日两国之间的友谊。钓鱼岛极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领土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究其原因日本受近年的经济危机影响，经济水平下降而我国经济水平却使逐年上升，这深深地使日本有了强烈的危机感，且日本国内右翼思想正不断抬头更加深了双方的误会。此次钓鱼岛事件也体现出了政府和人民对捍卫领土的决心，相信只要大家团结起来，让国家更加强大，就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件了。

环球网10月4日消息，据《东方时报》和《日本新华侨报》联合报道，10月2日日本右翼举行反华集会游行，《东方时报》和《日本新华侨报》联合报道组在东京街头现场目击了这场闹剧。

10月2日下午2点半，联合报道组赶到东京代代木公园附近的NHK前广场时，由多个日本右翼团体联合组织的一场所谓“谴责中国侵略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全国国民统一行动”的民众集会，已经开始。

会场外围，有人在散发临时印刷的号外《樱新闻》，主要内容不外是中国“侵略”尖阁群岛（即中国的“钓鱼岛”）云云，题目和用词极具煽动性。

会场内部，被淹没在一片太阳旗和各种标语旗帜之中，气氛显得好像很热烈，应和着台上的发言，人群中不时爆出“喝彩”。记者看到，参加或者围观这场集会的，除了中年人为主外，也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可谓“全面动员”。主办方在发言时，不断强调或者说是壮声势，一会儿说：“现在会场有2000人了！”一会儿说：“还有3000人在看网上的视频直播。”

一些外国通讯社驻日本的记者到场采访摄影，记者看到有法新社、路透社、BBC以及香港凤凰卫视等，但是没有看到任何一家日本主流媒体的记者。

在会场中心临时搭就的简易舞台上，一些被邀请来的号称记者、人气博客作者等人轮流上台发表演讲，几个地方议员也到场上台亮相。有人在发言中不惜造谣说：现在有十几万的在日中国人已经“归化”日本国籍，他们有选举权，中国政府已经给他们暗中发出指示，要求他们在全国性大选或地方选举中投票支持“××人”或××政党”……，还有一个来自新潟的地方议员，竟然对中国在新潟设立总领事馆一事大放厥词，说这是中国政府与日本行政当局的“密室交易”，他要在地方议会上反对中国设立领事馆等等。

这场以东京为主会场在几个地方同时设立分会场的行动，是由“加油日本——全国行动委员会”、“草莽全国地方议员会”等右翼团体组织的。记者在现场看到，所谓“加油日本——全国行动委员会”，其负责人就是前几年因为“失言”不得不退职的前日本航空自卫队参谋长田母神俊雄。还有，“日本李登辉之友会”也积极参与了这次活动，其代表上台发言声称，“在台湾的李登辉非常支持这样的集会。”

在发言中，这些人除了猖狂反对和抨击中国党和政府以及中国领导人外，还批评首相菅直人内阁的对中国的软弱外交，同时，他们不忘了时时提醒民众，与韩国有关“竹岛（独岛）”、与俄罗斯有关“北方四岛”的主权争议。他们煞有介事地声称日本国民再不动员起来保护国土，尖阁诸岛（中国叫钓鱼岛）将被中国掠夺，北方四岛将永远被俄罗斯霸占等等。

下午3点过后，在简易舞台上的演说完毕后，参加者开始整队出发，4人一排，分成几个梯队，以太阳旗和大幅横幅标语为先导，在警察的指示下，沿着通往涩谷车站的，一边高喊口号，一边不紧不慢地行进着。

对于这次参加游行的人数，有的海外媒体称是800人，也有称是1200人，组织者自称超过2000人。因为是周末，涩谷大街上游客众多，看到这队游行人群，不少行人驻足停步，并拿出手机拍摄。游行队伍从涩谷车站前拐弯，进入青山大街，随后沿着表参道一路走去，再回到出发地点——NHK前广场。

看着这样的集会和游行，记者以为这与其说是日本的民意，不如说是日本的一场闹剧。

第三篇：中兴通讯事件总结

2002年中兴通讯实现全年主营业务收入110亿元；与英特尔(中国)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在未来3G无线通信、无线局域网等几个关键领域展开深层次合作。

2003年与微软（中国）有限公司签署在电信领域的战略合作备忘录，与IBM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在商务、技术、产品开发、流程再造和海外市场运营等方面开展积极的合作，中兴通讯总裁侯为贵入选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主办的2003年中国信息产业经济年会评选的“中国信息产业十大经济人物”。

2004年独家为雅典奥运会提供宽带互联网设备支持，港交所H股上市。

2005年公司确定MTO战略，开始重点开拓跨国运营商市场，与和黄英国公司签署30万部WCDMA终端合同，3G终端首次大规模进入欧洲市场，获评《商业周刊》“全球IT百强企业”。

2006年为支持国际市场拓展，公司进行机构变革并派遣优秀管理干部支援海外，与加拿大Telus签署3G终端合作协议，3G终端首次突破北美主流运营商市场，与FT达成长期战略合作协议，在固网接入、业务、终端等领域进行深度合作。

2007年，入选“影响中国十佳上市公司”，国际化战略获突破，公司国际营收额占公司总收入额的六成左右，国际收入首次超过国内，MTO战略获得重要进展，成为Vodafone，Telefonica，Telstra等一流运营商终端供应商，与美国SprintNextel在Wimax方面进行合作，获得中国移动TD-SCDMA首次设备采购51%份额，CDMA出货量连续两年位居全球第一，成为2007年发展最快的GSM设备供应商，进入全球前四大设备供应商行列，GPON获世界宽带论坛InfoVision创新奖。2008年，入选全球IT企业百强，获美国“3GCDMA行业成就奖”，进入全球Top100的51家运营商短名单，服务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家运营商，在中国移动TD-SCDMA的一、二期招标中，获得36.0%的市场份额；在中国电信CDMA2000的一期招标中，获得26.9%的累积市场份额；获得中国联通UMTS一期招标21.5%的市场份额，与Vodafone签署系统设备全球合作框架协议，覆盖公司包括GSM/UMTS/光传输等在内的全线系统设备产品，获香港CSL的UMTS订单，为客户实现基于SDR的HSPA+网络交付，推出全制式九大品类40余款3G终端产品，销售突破4500万部，跻身全球第六，基站发货量占据全球新增市场的18%。

2009年，获“全球最佳CDMA设备制造商奖”，获“最具竞争力分组传送网（PTN）方案”等三项大奖，连续五年当选“中国最受尊敬企业”，侯为贵董事长获第五届袁宝华企业管理金奖，获欧洲跨国运营商TelenorUMTS建设合同，携手荷兰电信（KPN）集团建设德国、比利时两国HSPA网络，全球移动大会（MobileWorldCongress）展示面向LTE的新一代融合解决方案，与香港CSLNWM（CSLNewWorldMobility）打造全球首个基于SDR技术的HSPA+网络正式商用，下载速率达21Mbps，发布全球首台对称10GEPON设备样机，与高通共同大幅提升WCDMA系统容量与性能。

2010年，董事长侯为贵当选“深圳经济特区30年30位杰出人物”之“杰出创新人物”。获中国专利方面的最高奖项“中国专利奖”两项金奖。获世界产权组织和中国国家专利局共同评定的中国专利方面的最高奖项“中国专利奖”两项金奖，累积专利申请数量超过30000件“新一代无线技术平台”建设工程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获法国投资者协会“2010最佳投资者奖”，CSL-LTE项目荣膺英国GTB“LTE系统设备创新奖”，获中国TD联盟“网络杰出贡献”等三项大奖，Telenor选择中兴通讯建设匈牙利首个LTE网络，规模部署6000余基站与Telefonica部署西班牙首个WiMAX商用网与UCell在乌兹别克斯坦成功开通LTE网络，LTE商用合同增至7个。2010年12月30日，中兴入选《巴菲特杂志》“中国25家最受尊敬上市公司”大奖。2011年，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史立荣先生获得第十二届中国经济人物奖。中兴入选首批“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荣获“2011宽带创新大奖”。

2012年，中兴通讯携手中国移动香港，正式推出中兴全球首款单芯片4GLTE智能手机——GrandXLTE（T82），[6]中兴通讯也因此成为

国内第一家正式推出4GLTE智能手机的手机生产商。中兴GrandXLTE（T82）采用经典的直板触屏设计，在硬件方面，它拥有一块4.3英寸qHD（540×960像素）显示屏，搭载1.5GHz主频的高通骁龙S4配备MSM8960双核处理器，拥有4GBROM和1GBRAM；在软件方面，搭载Android4.0操作系统，同时还支持1080p高清视频拍摄的800万像素后置摄像头。

2013年，荣获2013中国品牌500强。

第四篇：危机与转机：北京地铁“下马”事件始末

危机与转机：北京地铁“下马”事件始末

北京地铁是北京城市交通的主力军，到目前为止，它的服务范围已基本覆盖北京主城区。北京地铁的诞生与发展不仅是北京走向现代化和国际化的象征，它也是中国市政轨道交通发展的先驱。今天，任何人到北京几乎都要体验一下北京地铁高效质优的服务，殊不知，北京地铁繁荣发达的背后，是其饱经了近半个世纪的风雨沧桑。它在建设之初曾因被迫“下马”而招致危机。可以说，今天便利快捷、方兴未艾的北京地铁就是从“下马”危机中一步步发展壮大起来的。

一、历史回观：“下马”事件的起承经过

北京地铁的建设可以溯源到解放战争后期，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北平市人民政府为更好地规划建设这座古城，于1949年7月6日成立了城市建设领导机构――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其职责为办理“都市计划之调查、研究、设计、订定等工作”，并聘请了梁思成等专家为北京未来的城市发展献言献策。进入“一五”计划时期，北京市委根据都市计划委员会专家的建议制定了《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要点》，明确提出了“及早筹划地下铁道的建设”[1]的计划方案。在当时的形势下，朝鲜战争没有结束，我国的空军体系远没有形成规模，防空力量极为薄弱，边境沿海、内地城市面临外敌空袭的威胁。因此，在首都进行地下铁道建设主要是为战备防空考虑的，其次是为解决城市未来发展所面临的交通压力问题。1956年，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在关于北京城市规划问题的会议上明确指出：“地下铁道北京市需要，有助于解决交通繁忙问题，在帝国主义还存在的今天，考虑以地下铁道作为防空之用也有必要。”[2]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领导人第一次提出要在首都北京进行地下铁道建设。可以说，北京地铁的筹划是在城市专家和国家领导人的共识之下形成的。

鉴于地铁建设工程的复杂性和当时国内技术的匮乏，北京市委上报中央请求“聘任苏联专家来协助地下铁道的建设，具体指导和部署地下铁道的收集资料及其他准备工作”。[3]1956年10月9日，苏联地下铁道专家组一行五人赴京，其成员有“莫斯科地下铁道设计局总工程师巴雷什尼科夫、总地质师米尼涅尔、地质工程师谢苗诺夫、设计总工程师马特维也夫、建筑工程师郭里可夫”。[4]这些专家的到来，为即将投入建设的北京地铁解决了技术上的阻力。随即，北京市委成立了北京地下铁道筹建处，着手对地铁进行规划和建设。苏联专家在华期间，就北京地下铁道第一期工程的线路规划、地质勘探、埋设深度、隧道结构等问题制定了初步方案，为北京地铁的建设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支持和设计理念，也为我国地铁事业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启蒙作用。

然而，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正值筹建阶段的北京地铁被迫“下马”。1958年，中苏关系因军事长波电台和组建联合舰队等事件发生严重分歧，毛泽东认为这是苏联“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故在主权问题上没有半点让步。究其根源，这些事件只是中苏交恶的导火索，中苏关系的真正分歧实质在于意识形态之争。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会后赫鲁晓夫在没有通知各兄弟党的前提下，私自做了一个《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对苏共前领导人斯大林的功绩进行全盘否定，并在报告中提出了所谓的“和平过渡”论断，即认为有可能通过议会和平斗争的方式来解决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这一论断遭到了中共代表团的强烈反对，认为“和平过渡”是修正主义的代言词。此后中苏论战愈演愈烈，1960年6月，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苏共拉拢其他国家共产党，大肆围攻诬蔑中共是“战争疯子”、“假革命”、“宗派主义”，中苏关系恶化至极点。当年7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与我国签订的600个援助合同，一个月之内撤走了在华的1390名苏联专家，并带走了全部援华工程的图纸与资料。而中苏关系的交恶使即将开建的北京地铁面临巨大危机。在北京地下铁道筹建阶段，苏联专家在华做出大量工作。在地铁远景线路问题上，他们编制了13个线路方案，并从中选择了两个较为合理实际的方案；在埋设深度方面，苏联专家根据北京的地质特征，提出了浅埋的建议；在技术资料方面，苏联专家开展了多次技术讲座，并提供了几百张工程图纸。然而，所有的前期设计成果，由于两国政治气候恶化而化归乌有。

此外，20世纪60年代初，时值“大跃进”运动和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国国民经济因“天灾人祸”而招致重创。铁路系统损失惨重，设备质量下降，企业管理混乱，虚夸瞒报的不正之风蔓延。1960年，兰州、哈尔滨、呼和浩特等铁路局先后瘫痪。北京地铁建设作为国家级的铁道工程项目，也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尽管国家对北京地铁建设的投入资金较为充裕，但是由于“材料跟不上，无法满足施工要求；机具调配比材料更困难；能否进大量劳动力来北京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目前设计文件尚未拿出，出来之后鉴定也需要一些时间”[5]等诸多难题，1961年6月，铁道部被迫宣布原定于本年7月1日开工建设的地下铁道工程暂缓建设。11月13日，中共中央正式决定北京地下铁道建设工程“暂时下马”。北京地下铁道工程局也随之被撤销，只保留一个地下铁道科学研究所。至此，停留在筹建阶段的北京地铁建设工程被迫“下马”。

由此可见，北京地铁的“下马”是由内外两重因素导致的。一方面为苏联外部援助所影响，对苏联专家和技术的过分依赖失去了自我建设中的主动权；另一方面时值国内经济异常困难时期，国内缺少相应的技术、材料、劳动力等来做支撑。这两重因素使得北京地铁的建设计划“浅尝而辄止”。苏联专家在离开中国之际曾扬言，“没有外国人的帮助，中国人不可能修建自己的地铁”。面对如此嘲讽，中国人民对地铁交通的渴望和设计研究的动力并没有消减。一些从外国留学归来的技术人才和我国自主培养的技术人才迅速聚集在设计研究的最前线，研究工作没有因建设工作的中断而中断。据当时技术专家周庆瑞回忆：“经长期研究，我们对地铁技术和方案已有了全面深入的了解，只等着一声令下。”[6]因此，面对此种情状，党中央、北京市委针对此次地铁“下马”危机的应对也随即展开。

二、奋力而起：“下马”后的建设与调整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面临的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中苏边境军事对垒、中印战争爆发、台海局势紧张。面对这一形势，党中央、毛泽东从加强战备的层面出发，全面规划了我国一、二、三线建设。一直作为战备工程的北京地铁也被重新提上计划日程，并于1965年被列入“三五”计划之中。1965年1月15日，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北京市委副书记万里等人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北京地下铁道建设近期规划方案的专题报告》。报告中详细指出了北京地下铁道的建设方针要以军事需要为主、市政交通为辅，采取“浅层埋设、加强防护、通向山区”的建设方针，并提出了“一环两线”分期建设的规划方案。即工程建设分三个阶段进行建设，‘一环’指沿内城墙环线建设，‘两线’指一线从东郊热电厂经北京火车站与环线相接，然后出复兴门经公主坟至石景山，另一线从西直门经颐和园通向西北山区，全长53.5公里。毛泽东主席审阅后，亲自批示地下铁道建设一定要“精心设计、精心施工”。此后，毛泽东提出的“精心设计、精心施工”成为了北京地铁建设的长期指导思想。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也对地铁建设提出了三原则，即“交通服从战备，地上服从地下，事件服从质量”。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注支持下，北京市委、铁道部决定成立相应的领导机构以指挥北京地铁的建设。1965年2月，北京地铁领导小组宣布成立，由杨勇上将任组长，负责筹划和决策北京地铁建设。为健全领导指挥机构，铁道部上报国家经委、建委决定重新成立“地下铁道工程局”，完善和调整组织机构，“建立中共铁道部地下铁道工程局委员会和政治部”；[7]并广泛招纳技术专家和人才，研究和解决建设中的重大技术难题。同年5月，铁道部地铁工程局成立。

在各方面准备之下，1965年7月1日，北京地铁举办隆重的开工典礼，朱德、邓小平、彭真等国家领导人亲自到场破土奠基。根据彭真“先试点，后展开”的指示精神，1965年地铁的施工重点在于搞试点，以此来取得建设经验。试点阶段是地铁建设过程中最困难的阶段，为确保工程的顺利安全，地铁领导小组特意计划了500米的试验段以解决技术问题和培养施工人员，并提出“两水四练”，即攻破“降水、防水”的关键技术和开展“练思想、练作风、练技术、练指挥”的人员培训。地铁技术专家施仲衡带领20多位技术人员，经过多次研究和试验，有效地解决了地铁施工中降水、防水等技术难题。与此同时，地铁工程局采用岗位练兵、专门培训等方法，培养了一万多名施工技术人员，有效地加快了施工进度，为下一步大规模的工程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1966年，一期工程进山线路开始破土动工；1967年，一期工程进入施工高潮阶段，主体结构工程已完成一大半；1968年，施工继续东进，加快对前门、崇文门、北京站等地施工进度；1969年上半年，一期工程进入收尾阶段。在建设最后一站北京站的过程中，由于工程量浩大、结构复杂，担任此项任务的铁道兵12师59团，创新钢管柱的安装方法，使施工进度由两天装一根，提升到一天安装16根，北京车站提前100天完成任务，推动了整个工程的提前竣工。

由于地铁建设任务的紧迫性和艰巨性，中央积极调整和完善领导机构，以保证地铁建设的顺利完成。首先，中央明确了地铁领导机构――国家建委、地铁领导小组和铁道部之间的关系，保障决策正确、执行有力。经地铁领导机构的会议商榷和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的批示，北京市地下铁路的建设接受国家建委领导；地铁领导小组是领导地下铁道建设的决策机构，国家建委是中央掌管基本建设工作的职能部门，有关重大方针问题，地铁领导小组直接报中央和国家建委；地铁领导小组和国家建委对地下铁道的决议决策都通过铁道部加以具体实施贯彻；地铁建设中的具体业务工作由铁道部负责。其次，中央及时调整地铁领导机构，着意避免政治运动对地铁建设的冲击。“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地铁领导小组因遭受红卫兵运动的冲击而瘫痪。但北京地铁的建设没有因此而中断，地铁领导小组机构瘫痪后，由国家建委及时兼管。1968年12月25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又重新成立指定新的地铁领导小组，以郑维山为组长，再次加强对地铁工程的统一指挥。总之，在北京地铁的建设过程中，地铁工程始终处于国家党政部门的有力领导之下，地铁工程领导机构并没有因国内政治运动的波折而中止运行，地铁建设仍如期开展。

在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下，经历了四年零三个月的寒暑奋战，1969年10月1日，在新中国成立20周年的国庆典礼上，中国人自主设计、独立建设的北京地下铁道一期工程成功通车。中国人民通过自己的努力，从苏联专家的撤离和国内经济的阴霾中走了出来，不仅成功应对了地铁“下马”事件带来的危机，而且实现了中国地铁发展的巨大转机，结束了中国没有地铁的历史。

三、方兴未艾：事件产生的积极影响

“一切过程都有始有终，一切过程都转化为它们的对立物”。[8]北京地铁的“下马”虽然使即将开建的北京地铁中断搁浅，但是有志气的中国人民不惧艰难、众志成城，成功实现了地铁一期工程顺利通车。不仅如此，北京地铁“下马”事件也从反面对北京地铁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

北京地铁的被迫“下马”，促使中国技术专家砥砺科研，成功实现了我国地铁建设中的技术突破，减少了对外部援助的依赖，真正地做到了独立自主。在地铁建设之初，为了保证施工的顺利和安全，地铁工程局特地汇聚全国各地之技术人才、倾全国科研之力，着重加强对地铁建设技术的研究。当时地铁建设中各个系统的技术攻关，都是由各大科研院校和单位进行集中突破和解决。据当时地铁工程局科研所所长施仲衡回忆，“供电系统由唐山铁道学院、通风由清华大学等各单位研究”，“不能用任何国外的技术和设备”。[9]在地下铁道开挖之前，地铁工程局又成立了多个研究小组，先后召开几十次专业技术会、开展多项技术试验，建立了几十项技术管理制度。在技术专家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地铁建设中的相关技术，如防水降水、钢筋绑扎、钢管混凝土柱和机电设备等技术获得了重大突破，新中国自主建设地铁的技术工艺日益成熟。北京地铁的技术专家们用自己的智慧结束了新中国没有地铁的历史，奠定了我国地铁发展的技术基础，创造了新中国建设史上的奇迹。

北京地铁“下马”事件也催生了地铁运营管理事业的诞生。1970年4月15日，北京地铁运营有限公司的前身――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北京地下铁道运营管理处成立。它的成立标志着北京地铁运营与管理事业的正式起步。运营管理处的主要职能是，“健全组织机构、颁布规章制度”，“调配职工技术人员”和“展开试运营”。[10]运营管理处共下设三级组织机构，一级机构设办事组、生产组、后勤组和政工组四个组织，四个组织又下设若干小组；二级机构设营、连、车站、仓库等组织；三级机构设班组和工区。这些机构的设置基本上满足了地铁运营管理的需要，可以有效地处理地铁运营中出现的各类问题。为充实组织机构的干部力量，运营管理处先后从水利电力部、北京电车公司和地方铁路局等部门调入了大量职工，解决了运营管理处成立初期人员不足的缺陷。组织机构的设立和职工人员的充实为地铁的试运营奠定了扎实的基础。1971年1月，周恩来总理亲自下达了对地铁试运营的批示，实行“内部售票，运行一段，接待群众参观”。1月15日，北京地铁正式展开试运营。此后，北京地铁的运营规模不断扩大，从发售单程票到发售往返票、从2辆编组到4辆编组、从10站到13站，运营车站不断增加、载客数量日益上升、试营线路逐渐延伸。这不仅缓解了市民出行的交通压力，提供了更加便捷的交通方式，而且积累了地铁运营管理的实践经验，为以后地铁运营管理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经验基础。

时至今日，北京地铁已建有18条专线，年载客量高达30多亿人次，日客运量高达1000多万人次。从当初的无奈“下马”到当下的高速发展，北京地铁的光辉历程不仅铸就了我国市政交通发展史上的奇迹，而且呈现出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勇于创新的民族气魄。正所谓“知耻近乎勇”，北京地铁正是在“下马”的危机之中砥砺前行，实现了自己成长发展的巨大转机。这也表明，危机与转机始终并存、努力与机遇彼此相依。只要挺立潮头、不惧艰难，定能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参考文献：

[1]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档案馆.北京市重要文件选编（1953）[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595.[2]彭真.彭真文选（1941―1990）[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08.[3]中共北京市委关于邀请苏联地下铁道专家向中央的报告[B].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号：001-005-00125.[4]郑天翔关于地下铁道问题给彭真、刘仁同志的紧急请示[B].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号：001-006-02427.[5]北京地铁发展史编委会.北京地铁发展史责任与使命[M].北京：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2010：38.[6]王淑芬主编.共和国科技档案（下）大跨越[M].杭州：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216.[7]铁道部关于成立地下铁道工程局及调整工程局机构的报告[B].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号：002-017-00021.[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32.[9]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编委会.我与北京地铁同行：纪念北京地铁公司成立四十周年回忆录[M].北京：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2010：4.[10]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北京地下铁道运营管理处1971铁道运营各项规章制度[B].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号：258-001-01953.

第五篇：虎门销烟事件始末范文

虎门销烟事件始末

历史背景

19世纪二三十年代，基本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出于对原料及市场的需求，开启了迅速向外殖民扩张的道路。当帝国扩张到东方版图，却遇到清政府“闭关锁国”政策的阻碍，并在贸易中承受巨大的逆差影响。

为扭转这一局势，他们开启了另一扇大门：将殖民地印度的鸦片，以走私的方式通过海路运输到中国，从广州登陆，旋即输入全国。自此，白银外流，国民羸弱，各种问题接踵而至，清政府面临着棘手而又必须迅速解决的毒品泛滥成灾这一问题。

在此期间，林则徐上书道光帝，极陈鸦片危害，加之林之前于江苏及湖广成功禁烟先例，道光帝被打动了，并委任林为钦差大臣，赴鸦片重灾区——广州，督办禁烟事宜。

事件始末

道光1839年1月15日，林则徐受命钦差大臣。3月10日，经过两个月后的旅程到达广州，成千山万的人挤满了珠江两岸，人人争睹钦差的风采。整个广州都在等待和倾听钦差大臣的声音,林则徐的回答是第二天在辕门外贴出的两张告示《收呈示稿》宣明钦差大臣道广州的目的是查办海口事件。另一个《关防示稿》无异于钦差大臣此行的第一个宣言，是采取禁烟行动的先声。

3月18日，林则徐发布两个谕贴。

3月19日下令禁止外国人离开广州。

3月21日下令包围商馆。

3月22日下令查拿英国鸦片贩子颠地。

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的到来，矛盾自然转移到他身上，他到达当天，林则徐下令停泊在珠江上的一切外国船只封舱，当天晚上封锁商馆，并且撤走一切差役和中国雇员。但是义律是一个十足的大流氓，面对林则徐的命令，出尔反尔。但是，他虽狡猾多端，但终不是林则徐的对手，3月28日，向林则徐呈送了《义律遵谕呈单缴烟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禀》。

从林则徐1839年3月10日到达广州，到义律3月28日被迫同意缴出全部鸦片，总共18天，共收缴烟土19187箱，又2119袋，总重量1188127公斤！

销烟前,林则徐了解到,过去用火焚烧鸦片,鸦片油渗入土中,一些人就将这些土挖去,熬炼成烟膏.因此他派人在虎门海滩挖出长宽各15丈的2个大池,灌入海水,然后把鸦片投入池内,泡透后放石灰.再打开涵闸让鸦片末泄入茫茫大海。

事件影响

首先，让普通民众认识到了鸦片的危害，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鸦片的泛滥；

其次，事件不断升温，最终中英两国兵戎相见，清政府战败，并签订了近代第一份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开列强蚕食中华之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