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天朝田亩制度》读书报告
《天朝田亩制度》读书报告
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在外国侵略者和清朝统治阶级的联合绞杀下,以失败告终。在整个中国近代史发展过程而言,尽管太平天国政权的建立看上去仅是一个插曲,但其本身对历史的发展,绝对有着特殊、不可抹杀的历史地位。而太平天国的农民领袖所提出的两大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在思想史上更是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意义。这篇读书报告主要讨论的是《天朝田亩制度》。下面我将从:历史背景,主要内容及其实质,个人的评价与反思,历史意义四个方面展开论述。
首先,来谈谈《天朝田亩制度》诞生的历史背景。
在讨论这两份政治纲领提出的背景之前,必须先谈及太平天国运动产生的历史阶段。老师在课上曾提到王朝更替的“周期律”,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时,中国社会正陷于改朝换代的历史循环的转折点之中。资料显示,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深刻指出:“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能要解体一样。”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者没有顺应社会要求变革的历史潮流,导致国内外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更加尖锐,社会政治腐败愈发严重,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此际,中国社会处于周期性危机之中,人地矛盾、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更是尖锐,于是,19世纪中叶,洪秀全领导了一次没有完成的、改朝换代的革命。1851年的金田起义,在广西揭幕。这次革命的发生,绝非偶然,而是晚清封建社会矛盾的总爆发。
以下,我将更深入地讨论这份纲领诞生的具体背景及其主要内容。
仅仅用了两年时间,太平军便攻占南京,并建立起足以和清王朝分占半壁江山的太平天国农民政权。为什么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能赢得广大贫苦农民的拥护?窃以为,当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天朝田亩制度》的提出。
受一本宣扬基督教的小册子《劝世良言》的影响,洪秀全开始从西方基督教中寻找救国救民、击溃清王朝腐败的统治的理论支撑。洪秀全认为,世间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子女,不论男女应当一律平等。“世道乖漓,人心浇薄,所爱所憎,一出于私。”因此,只有消灭一切自私自利、才能消灭一切仇恨和矛盾,才能建立一个“天下一家”“公平正直”的世界。于是,从一开始,太平天国运动就把矛头指向清王朝的统治者,意图建立一个平等的、“有无相恤,患难相救”的太平天国。
基于这样的政治理想,1853年,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制定了绝对平均主义的经济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就其主要内容而言,纲领的总目标是建立所
谓人间“天国”,其核心内容是平分封建地主的土地,试图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的大同理想。根据“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之原则,把土地按好坏分为九等,不论男女,16岁以上的人都可以得到一份同等数量的土地。这一切,都是太平天国试图建立新秩序的努力,是对传统经济政治秩序的大胆否定。
就个人而言,对《天朝田亩制度》纲领的评价如下:
第一、该纲领当中展现的,是一种崭新的平等思想,更是一个高明的理论武
器。追求平等,是农民革命历史的一个最基本特征,这次太平天国的表现更为突出。但这次革命与以往不同之处在于,洪秀全所建立的“平
等”概念,既有中国历史文化的传统思想,亦掺杂了被“改造”的基
督教、上帝等观念。当时正值西方思潮涌入中国之际,洪秀全把上帝
基督教义加以中国化,宣传积德行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等观点,进
一步加剧了当地武装团练和拜上帝教之间的冲突。在对仕途彻底绝望
后,把西方宗教思想改造成鼓动农民发动革命的意识形态,不得不承
认,这是洪秀全高明之处,也是一个大胆、全所未有的变革手段。
第二、《天朝田亩制度》将平均主义思想充分发挥到了极致,虽然在当代看
来,这是落后、不现实的,完完全全是不可能实现的(想起了后来的人民公社),但对于当时的局面,在反对地主所有制、冲击封建大地
产对农民的桎梏中,却可以说是进步的、极具革命性的,甚至在某种
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平均主义的社会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
不同的作用和利弊,决不能一味抨击,嗤笑其空想主义。更何况说《天
朝田亩制度》在产品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只是一种错误的形式和空想的外壳。其所包含的内核和实质,是彻底反封建,并为资本主义开辟
道路的。这种外壳之被冲破,比之打碎千年以来的封建锁链,其容易
程度何啻千万倍!
第三、有人说,“太平天国以宗教来组织、鼓动群众,但拜上帝教不是科学的思想理论,不仅不能正确指导战争,而且给农民战争带来危害。”
然而,窃以为,虽然《天朝田亩制度》里的政治构想在当时(乃至今
后)都是无法实现空中楼阁,但决不能否认,基督教义所引发的、农
民对平等的向往、渴望,这是驱动他们拿起手中武器发动革命的最大的驱动力!这与宗教是否科学无关,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西方科学
尚未完全涌入民间,但王朝更替的革命却是迫在眉睫!西方基督教义
追求人人平等的思想,则在某种意义上充当了导火线,也为洪秀全发
动大规模革命、集结群众、鼓动人心提供了坚实的思想支撑。试想下,如果农民群体中没有一致的、强烈的政治诉求,则难以聚集各方力量
共同推翻政权。
至于其不能正确指导战争的说法,事实上,《天朝田亩制度》是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经验的直观总结规范化,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农民的利益和要求的革命蓝图,因而必然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它直接推动
了太平天国革命斗争的蓬勃发展。最终导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是
阶级局限性。它要建立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以绝对平均主义为分配
原则的理想的地上天国,即企图在小生产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上消灭私
有制,在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实行公有共享和绝对平均主义。因为农
民是小生产者,其理想是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生活,这种小生产决定了他们的觉悟是自私的,而平均主义可以满足他们的土地愿望。但是“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的分配办法又超过了他们的觉悟,根本无法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再者,尽管借用了西方思
想,但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认识水平仍存在局限,一些性格、观念上的致命缺陷其无法制止、克服领导集团自身腐败现象的滋长,无法长
期保持团结进而失去核心的控制力和整个军队战斗力。或许,农民战
争自身的确并不足以同时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重任,尤其是在中国
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阶段后。
最后,简单谈谈个人读后的感想。在当时封建落后的中国,太平天国的领袖们能提出这两大革命纲领,实属不易。《天朝田亩制度》开了中国空想社会主义之先河,虽然“这个图案的确画得十分粗糙,但其轮廓和线条却也十分清楚。这是一幅交织着现实和幻梦,交织着彻底的斗争性和不切实际的空虚的图画。这里面既由革命的烈火燃起来的大胆想象,又充分暴露了小生产者的狭隘的实际主义;既闪耀着历史的远见,又覆压着旧时代的沉重的阴影。”这抹中国式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影响很大。
第二篇:天朝田亩制度与土地改革
中国近代史作业 批判性阅读与写作 《天朝田亩制度》
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和帝国主义的瓜分之后的清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都有了不少变化。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特点逐步显现。
在经济上,封建制度已严重的阻碍了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被严重破坏,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破产,造成了耕与织开始分离,标志着几千年来封建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但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依旧保持着并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经济生活中占着显著的优势,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中国的商品经济得到了史无前例额的发展,商业流通空前活跃,国内市场不断扩大。但是,中国资本主义虽有增长,但却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依然是软弱的,居主导地位的依然是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
在政治上,清王朝实行的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已经腐朽不堪,令人窒息。官场及其黑暗,全国上下,结党营私,互相倾轧,贪官横行,卖官粥爵,贿赂成风,“官以贿成,刑以钱免”的现象比比皆是。这个社会的政治制度下,先是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代之而起的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统治。接着是地主阶级和大资本阶级联盟的专政。同时,由于鸦片战争的影响,中国的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响,中国的政治主权和独立也不再完整,中国开始沦为了领土和主权不完整的半独立国家。
在军事上,清政府本来就国防空虚,军备废弛,军器破烂,营务废弛军纪败坏。兵卒或“老弱滥充”,或“训练部勤”,或“约束不严”,甚至会出现骑兵没有马,水兵不习水,武器生了锈,战船多以“薄板旧钉”制成,“遇击即破”的腐败局面,加之鸦片战争的失败,清政府的无能昏庸,使士气更是一蹶不振。所以,此时的中国军事形势之严峻可谓不堪设想了。在文化上,清王朝为了维持封建统治,镇压汉族知识分子及其他反抗势力的排满、反满的思想情绪,清朝统治者一直延续着实行严厉的文化专制政策,用孔、孟、程、朱之道束缚其手脚,同时大兴“文字狱”,并用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进行利诱笼络,以钳制人们的思想。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由于外来文化的入侵,中国封建文化制度受到猛烈冲击,部分进步知识分子开始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打开了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国门。
在此历史条件下,尤为突出的是中国农民的土地和赋税问题。清朝政府统治二百年到道光之末,土地高度集中,农民破产流离;地租之重,超乎前代;田赋浮收勒折,数倍于正额。土地兼并,历代皆然,这是封建地主的本性,其结果就是土地高度集中,使绝大多数农民变成受地主直接剥削的佃户,他们所负担的地租越来越重。再加上天灾人祸,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现象在那样的社会就成了司空见惯。凡此种种,使农民与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发展到极其尖锐的程度。广大贫苦人民迫切要求推翻清王朝反动政权,渴望实现“田产均耕”、“均田均赋”的没有压迫和剥削的小康之世。
洪秀全,作为一个乱世时期的读书人,他有着报效国家的雄心壮志,但由于仕途不顺而一直屈居私塾任教。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他震惊,令他痛心。而与此同时,由于鸦片战争的失败,毒品鸦片的输入笔战前激增,无情的吮吸着中国人民的骨血,清政府为了支付高达7000万元的战费和巨额赔款,也加紧了对人民的搜刮。战后的10年,人民的负担比战前增加了一倍。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又造成了天灾与人祸,劳动人民的反抗声此起彼伏,农民的斗争运动此消彼长。在这个时候,在农民的一次次反抗斗争里,洪秀全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和契机,也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1851年洪秀全领导了空前规模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
在浓厚的宗教色彩下,形成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理论基础。与此同时,洪秀全的反清思想也开始成熟。1851年“拜上帝会”会众正式誓师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后,开始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了农民革命运动。而且,“太平天国”也在创建后不久得到了飞速发展。由于太平军治军严谨,纪律严明,深得人心,群众纷纷参加,太平军很快发展成为一支号称50万人的大军。1953年,太平军由武昌水陆并进,沿江东下,克九江,下安庆,取芜湖,占和州,一路滔滔,势如破竹。一举攻克南京城后定都南京,改称天京,正式建立了与清政府对峙的农民革命政权。
在这种形势下,《天朝田亩制度》作为太平天国在革命过程中的两个革命纲领之一应运而生。《天朝田亩制度》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方面内容的纲领,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规定了土地与产品的分配的原则和方法。
这个制度规定:“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田地按产量分为九等,分田按照人口,“杂以九等,好丑各半”。不论男女,凡年满16岁都可以分到以份土地,15岁以下减半。目的是想要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
为了保证这个理想社会的实现,太平天国把军事组织推广应用到政权组织,实现农兵合一的基层政权——守土乡官制度。在这个制度下,每25家设一“两司马”,每家每年出一人当兵,战时杀敌,平时务农,军师以上设监军,总裁,称守土官。按照这个制度,每25家构成一个独立的政治、经济单位。在这个组织里人人劳动,没有剥削。农民可养五只鸡,两口母猪,作为家庭副业。凡手工业生产统一在农闲时进行,使农业手工业紧密结合。“不得多用以钱”,“通天下皆一式”,老弱病残,无依无靠的人由国库供养。
这个制度还规定了一些提高妇女地位的政策。如“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女”。这就规定了男女经济平等。还规定了“凡天下婚姻不论财”。这就废除了封建的买卖婚姻制度。这些解放妇女的政策,是农民战争史上的创举。
《天朝田亩制度》的颁布,有着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当时,洪秀全的农民革命政权才刚确立,他迫切需要通过一个好的纲领制度来集结更多的军队力量。这个时候《天朝田亩制度》的颁布,无疑是一个壮举。《天朝田亩制度》中的反封建精神,鼓舞着千百万农民群众,为推翻封建的土地制度而斗争。太平军所到之处,出现了没收地主、官僚的财产,焚毁田契、债券,限制地主收租的斗争场面。而这对于迫切需要土地的中国农民而言也无异于溺水时的一根稻草,在生存的巨大压力面前也只能是倾尽一搏了。这就加速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壮大,同时也扩大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
《天朝田亩制度》的颁布,反映了农民千百年以来渴望得到自己一份土地的根本要求,而且以磅礴的气魄,明确的主张规定下来,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空前的第一次。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近代旧民主主义历史时期的农民革命,这个历史时期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反封建。《天朝田亩制度》集中地体现了太平天国反封建的革命性质,具有挖掉封建制度的墙脚,刨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根基的历史意义,《天朝田亩制度》所提出的平分土地式的平均主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充分的革命性、巨大的历史意义。为彻底摧毁地主所有制,消灭地主剥削,剔除农业生产中封建的荆棘,给资本主义萌芽开阔了发展的场所。《天朝田亩制度》所提出的平分土地方案,是农民阶级对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否定。它反映了当时广大贫苦农民强烈地反对地主阶级残酷剥削的要求,以及获得土地、追求平等平均的理想社会的渴望。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地权’和‘平均土地’的思想,无非是为了完全推翻地主权力和完全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而斗争的农民力求平等的革命愿望的表现而已。”这是旷古未有的大喜事,是农民伟大的节日,是他们盼望千年的“福音”,也是当时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从对《天朝田亩制度》产生的经济背景的考查中,可以看到它是顺乎历史要求,合乎农民需要而提出的。它的平分土地的方案对封建地主所有制予以坚决地否定,因此,它将为中国萌芽中的资本主义扫清道路,解除其束缚,并为其发育成长创造必不可少的客观条件。
但是,《天朝田亩制度》的创制者们为了避免贫富悬殊再重演,希望永远消灭“相陵相夺相斗相杀而沦胥以亡” 的剥削社会,创造出一个“各自相安享太平”的“人间天国”。但是太平天国领袖们绘制的平分土地和社会经济生活的图案,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他们在产品分配上规定了平均主义的方案,这当然是错误的,同时也是空想的。事实上,大约在《天朝田亩制度》颁布后不久,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根据天京粮食供应紧张的情况,向洪秀全建议在安徽、江西等地“照旧交粮纳税”。这个建议,经洪秀全批准施行。实行“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就是仿照清朝的办法,即地主是田赋的主要交纳者,征收地丁银和糟粮。这就有力的证明,这个制度至少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是难以实现的。
《天朝田亩制度》所规定的分配土地和“通天下皆一式”的社会经济生活方案饱蘸着浓厚的空想和时代条件带给它的落后色彩,是要在小生产的基础上废除私有制和平均一切社会财富,以求人人平等,是农民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这种方案不可能使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相反,它将使社会生产力停滞在分散的小农经济的水平上,把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理想化、固定化。因此,它又具有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落后性。这个文件还规定天王的高度集权,官员的世袭制等,都表现了封建的等级关系。
所以说,《天朝田亩制度》既有其革命性,同时也存在时代的局限性封建落后性和空想性,这个矛盾是由农民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制度的颁布,虽然使封建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但却也并没有改变其本质。
站在历史的高度上对《天朝田亩制度》作为当时社会的一个领导纲领,我认为应该给予大度评价。撇开这个制度本身的不足之处,推远其本旨,它在于防止封建地主所有制的复活,倒不是着眼于要避免资本主义的溃疡。因为太平天国英雄们对封建剥削深有切肤之痛,而对资本主义并无多少预见。空想和错误是历史客观条件使然,今天未可苛求于百多年前。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就曾出现过欧文、圣西门和付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其主张未尝不是既错误而又空想的。但在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之前,它却是进步的、合理的,同时也是合乎社会发展规律,反映了无产阶级大众要求的。所以,“空想”未必“违背社会发展要求”,“错误”也不能与“反动”划等号。更何况说《天朝田亩制度》在产品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只是一种错误的形式和空想的外壳。其所包含的内核和实质,是彻底反封建,并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这种外壳之被冲破,比之打碎千年以来的封建锁链,其容易程度何啻千万倍。社会是发展的,所以人的思维才能不断完善,至少作为一个探索性的革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有着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再有,我们看问题不能偏执,要看到其优越性和局限性,才能更还好的客观评价,促进发展。
第三篇:天朝田亩制度的性质研究
关于《天朝田亩制度》性质的研究综述
一、天朝田亩制度既有革命性,又有反动性
早在20世纪50年代,范文澜在《纪念太平天国胜利105周年》(《人民日报》1956年1月11日)就提出,《天朝田亩制度》表现了农民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即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平均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一方面具有巨大的革命性,另一方面,在实质上又带有反动性。金冲及、胡绳武认为天朝田亩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着革命的和反动的两重性质。革命性主要表现在对封建土地所有制采取彻底的否定态度。反动性表现在它在主观上梦想超越这个反封建主义的界限,不愿限制在平分封建的土地财产的范围以内,而且要平分所有农民的全部财产。这样它就会破坏非封建的一般的私有财产制度,就会破坏一部分中农的财产,就会打击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使农业生产力刚刚从封建土地所有制中解放出来,又受到新的束缚而不能继续前进。
福林认为天朝田亩制度本身就是一革命性和封建性、空想性的矛盾统一体。这一文件和太平天国许多重要的文献一样,迸发出了革命思想的火花,表现了洪秀全等农民革命领袖可贵的勇于探索的精神,然而又具有浓厚的封建性质,所描绘的无疑是一幅个体小农经济王国的画图,其根本缺陷在于它没有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没有提出符合时代前进方向的新的思想内容。
二、天朝田亩制度是农民革命纲领,不带有反动性
郭毅生《略论太平天国的性质》认为天朝田亩制度虽然带有空想性,但实质上却是一个彻底地反对封建地主所有制的进步纲领,它的本质是进步而不是反动的。因为这一纲领“摇撼着整个封建制度的基础,担当了挖掘封建墙脚为资本主义开辟发展道路的历史使命”。1981年他著文《<天朝田亩制度>的经济背景及其性质》,再次阐明了天朝田亩制度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对立物,其根本性质在于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否定,给资本主义萌芽开阔了发展的场所,起着解放生产力,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作用。吴雁南主编大的《中国近代史纲》一书,也认为天朝田亩制度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激烈斗争的产物,是中国历史上农民反对封建思想的总结与提高,集中反映了广大农民渴求获得土地,要求摆脱被剥削、被压迫地位的愿望,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义。王承仁等也认为天朝田亩制度要求用革命的方法把土地分到农民手中,这实际上是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打扫道路。从这个基本点说,它完全是革命的。平分土地产品则是错误的,反映了农民的落后性,但这只是次要的、从属的,决不能就此说它是一个反动的文献。
三、《天朝田亩制度》没有革命性,只有反动性
詹学德对与以往认为的天朝田亩制度是具有反封建性质提出了怀疑,其肯定了天朝田亩制度是中国农民平均主义思想的典型代表,是对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肯定,但是它没有超越封建社会旧式农民阶级的思想局限性,没有触动封建社会的统治基础,不可能具有反封建的性质。其试图废除封建地主阶级的大土地所有制要建立起来的“耕者有其田”的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土地所有制的经济形态,这仅仅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内部的变动,并没有把土地从封建的经济形态中解放出来,使它成为新的生产关系的组成部分。天朝田亩制度企图在社会上全面推行自己自足的自然经济,废除私有制,建立农村公社组织,这是行不通的,推行绝对主义的平均,不是也永远不可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方向,使正在走向解体的自给自足封建社会经济基础重新整合并加以强化,这明显是和时代的车轮背道而驰的。因此,天朝田亩制度彻底反封建的革命性质是不具备的。杨炳坤过去史学界一直认为天朝田亩制度是天平天国的革命纲领,农民战争的最高理想,有着男女平等的民主思想,其核心是一切的财产公有一切生活资料平均供给的圣库制度,然而这套方法将小生产方式理想化,完全取消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利于生产的发展,在近代的历史上丧失了理想的光芒。所以在近代的历史上我们
应当研究和肯定那些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资产阶级的改革措施,而没有必要去肯定和赞美表现了农民阶级局限性的复古思想!
四、天朝田亩制度并不是太平天国的革命纲领
崔之清认为天朝田亩制度不过是一般的文献,只是后来历史学家从文献把天朝田亩制度抽出来奉为纲领的。洪秀全对天朝田亩制度并不太重视,刊刻也很少。当时太平天国的官书很多,可天朝田亩制度却很少有人可以看到。赵德馨认为天朝田亩制度不过是一部“宗教著作”,它所设计的人间天国的图案,是拜上帝教教义的重要内容之一。
第四篇:《天朝的崩溃》读书报告
史书该如何书写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读书报告
学号+姓名 岭南学院
摘要:
茅海建先生《天朝的崩溃》,让我重新认识了鸦片战争中的人和事,启发我重新审视所读过的史书,打破固有的对历史人物道德评价的束缚,将历史人物和事件放回到历史的大背景去,还原真实的历史。其与众不同的史学观点,也启发我思考,史书该如何书写。我认为,史书一方面固然要还原历史的真相,客观记录史实,另一方面也要有一定的教化作用,宣扬正确的观念。另外,读史的人也要带着自己的思考去研究历史。
正文: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以与众不同的方式,将一百多年前那场中国近代开端的战争呈现在我们面前。《天朝的崩溃》与其它史书不同的是,它不单单是在讲故事般地告诉人们鸦片战争中发生了什么,而是系统地从清朝的军事力量,到琦善、林则徐、杨芳、奕山等官员将领,再到签订的各个条约,全面地分析鸦片战争。
这本书让我印象深刻的有两点。首先,是作者“力图以当时的道德观念、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去理解历史,使许多在今人看来是荒谬的现象得以显示其在当时环境中的‘合理性’”1作者坚持“用当时的观念合情合理地解释当事人的思想和行为”2因此在《天朝的崩溃》中,琦善不再是绝对的坏人,林则徐也不是绝对的圣人,每个人的行为都是个人的观念加上对时局各方面的考虑造成的,所以人的行为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之分,不能用简单的善恶的道德观念去给人下定义。第二,就是相较于之前看的史书,《天朝的崩溃》写作方式严谨,史料详实。作者旁征博引,得出的每一个结论都附有标明出处的史料为基础,让人信服。当得起“研究”这两个字。
书中,茅海建先生逐条批驳了判定琦善是卖国贼的原因,根据史料,分析出“禁烟,打击林则徐、主张投降,拒绝增兵虎门和私许香港”都不是琦善的所为。琦善之所以在道德评判中被定义为“恶”,或许是因为他是主和,而非主战派,这和传统的“贫贱不能淫,富贵怒能以,威武不能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观念不符。“对于列强的入侵,武力抵抗无疑是正确的;但这种抵抗注定要失败,另作选择也是明智的。前者是道德层面的,后者是政治层面的。负责任的政治家可以选择对其民族更有利的策略。对此不能简单地以‘爱国’或‘卖国’的道德观念概括之”3因此哪怕妥协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是更好的选择,在政治上是正确的,在道德上也是不能容忍的。所以琦善和林则徐,一个被奉若圣人,一个臭名昭著。加上道德的评判,人们就更容易忽视历史的细节。作者认为,当时的中国,先妥协再图自强,比硬要往枪口上撞更要明智一些。
而更进一步来说,我们是在一百多年后,站在高台上审视着鸦片战争中各个人物的一举一动,我们当 12范冠华:《百度百科——天朝的崩溃》 2014-02-11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 三联书店 1995-04 自序1页 3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 三联书店 1995-04 559页
然能评判谁的决策是精明的,谁的决策愚蠢之极。可就算我们再明智,都只是“事后诸葛亮”的聪明。对于当事人来说,他们没有预测未来的能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他们错误的价值,正是在于给我们警示。
孩子的世界总是善恶分明的,他们的看到一个人物,第一反应就是将他归纳为好人还是坏人,纯粹而简单。然而真实的世界远非如此。一个成年人若总是期望在现实中也能将一个人定义为绝对的善或恶,未免太幼稚了。尽管道德评判能够让人对事件的把握更清晰,更有踏实。如果你知道“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参与谋划用马桶大粪御敌;如果你知道签订了无数丧权辱国条约的李鸿章,曾在日本港口从美国的船换中国的船时,情愿走冒着掉进太平洋的危险两船之间搭着的木板,也不愿意踏上日本的领土;如果你知道曾国藩在临终时还不安于天津教案中,到底是该选择对大局更有利的向列强妥协,还是为了民族气节与洋人撕破脸皮……那你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否会变得更无所适从,对他的褒扬或指摘都缺乏底气?其实,这才是最真实的历史,才是人性。
如果读史,只是想弄清是非对错,就完全没有发挥历史的价值。“现在有几本写这段历史的教科书、研究著作、小说故事,乃至剧本、影片、电视剧……敢于直面反省有关内容的?我们不敢勇敢地面对它,只能说明国人依然不能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至今还有人以为……一个好皇帝、几个清官,便能赶上西方。”4企图将中国近代的屈辱归咎于“卖国贼”的恶行,就是没有挖掘出鸦片战争失败的实质,没有能充分的认识到鸦片战争带给现在的价值。
“尽管今天许多人对民族斗争有着很高的评价,但我认为,它难阻西方列强军事、经济、政治的攻势。中国欲抵御西方,须自身强大,其必由之途在于学习西方……低级形式的斗争…..易使当时的人们看不清真正的历史使命和民族前程”5因此,茅海建先生写下《天朝的崩溃》,还原最真实的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中国的落后和保守,让后人能够对历史进行最客观、冷静的分析,给现实一些启发。仅仅停留在埋怨某些历史人物的邪恶、懦弱,臆想他们就是中国胜利的全部阻碍,这只能是麻痹自己的阿q精神。只有敢于面对鸦片战争中国必败的原因,才能够让我们反省历史,认清现实,建立民族认同感。
然而茅海建先生的过于客观冷静地分析鸦片战争中的人物,让我感觉似乎缺少了一些热血喷薄的东西。“宣传与研究不同。当时宣传的目的,在于激励民众,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民族事业。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只是宣传家手中的道具。”6尽管说历史要客观,但是一个人的行为,如果从某个特定的角度是值得褒奖的,我们也应该积极的宣扬,以激励人们树立高尚的道德观念,这也是历史的其中一个价值,这样的历史才是有温度的、不是客观到让人感到冷冰冰的无法接近的历史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一直是近代史研究的重点。《天朝的崩溃》提出新颖独特的观点,引发学术界的争议,但这些争议反而会促进大家去思考,这对中国的史学研究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作为史学家,也要权衡好“研究”和“宣传”的尺度,冷静的研究必然是最主要的,对美德的褒奖、宣传也要融入史学中。
而读史的人,不能停留在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的层面上,而要把握历史的细节,反躬自省,以史为鉴。45杨师群《中国历史的教训》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06-04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 三联书店 1995-04 568页 6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 三联书店 1995-04 21页
着自己对历史的思考,去看历史尘封的人和事。
第五篇:天朝的崩溃读书报告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读书报告
最近看了老师推荐的这本书,深有启发。其作者是茅海建。1954年生于上海,先后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曾任军事科学院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现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该书是其代表作。
本书内容共分为八章节,第一章为跳出鸦片战争对中英军事力量的客观概述,由于作者曾担任过军事研究员,这些论述是很专业的军事论述,对清军的战略部署后文也有很多分析。二至六章讲述鸦片战争的全过程,包括战争的骤然降临,东南壁垒的倾塌及贯彻其中“剿抚”政策的回旋等,第七章为战争的结果即中国签订的一系列条约,第八章为综述性质的回顾总结,以主要人物在鸦片战争前后的命运为视角。此外书的开篇带有一个绪论,绪论为:由琦善卖国而想到的。这个绪论可以说是书的引子,又是作者整本书的论述方法、论述内容以及论述观点的一个缩影。
本书主要采用了文献研究法中的历史性研究方法,二手资料的分析、典型事例的深入研究、提出假设的方法也有所体现。由于是鸦片战争再研究,作者搜罗并阅读了大量有关鸦片战争的书籍、史料、书信、档案资料等,在对它们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对鸦片战争中的种种问题、现象,给出了全新的解释,力图向我们展示一个全面的鸦片战争,并相对客观公正的评价参与鸦片战争中的主要历史人物。
本书的全名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所以探讨的主要问题简单来说就可以概括为鸦片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作者洋洋洒洒的写了42万余字,其实就是想尽全力为我们展现一个全面的、真实的鸦片战争。力图以当时人的思维方式、观念去理解历史事件,揭示今天在我们看来荒谬的历史事件在当时有其发生的“合理性”,并果断的给出自己的判断。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内部存在严禁派与弛禁派的斗争吗?促使道光帝下令严禁鸦片的是林则徐吗?琦善是不是卖国贼,他有没有陷害过林则徐?关天培之死和虎门战败是他的过失吗?吴淞之战失败、陈化成战死是两江总督、“投降派”牛鉴的罪过吗?战争中清廷内部有没有主战派与主和派的斗争?是不是坚决依靠林则徐等人,中国就有可能打赢?…… “尽管现代史学理论已经证明了再现历史之绝对不可能,但求真毕竟是治史者不灭的梦境„„”这是作者的心声,我想也是这本书的追求。具体来说作者由传统史学认定的琦善卖国开启了研究的旅程:首先琦善没有卖国的动机,既然没有卖国的动机,卖国之说又从何而起?从功利角度看,这种说法首先有利于道光帝。琦善也只是照着道光帝的旨意行事,一旦出现了错误,他就被推倒了传统史学、哲学的“奸臣”的位置上,这一“奸臣模式”避免了皇帝直接承担坏事的责任。若非如此,将会直接批判到皇帝,从意识形态角度看,这就冲范犯了儒家的“礼”,是当时的文化和士人学子们所不愿去做的。于是,琦善就成了道光帝的替罪羊,就成了天朝体制的替罪羊。
从“琦善卖国”的探讨中,自然而然的就引出了作者在本书要阐释的问题:鸦片战争的失败,究竟应当归结于中国的落后和保守,还是应当归结于琦善等人的卖国?当时中国的正确之途,究竟是彻底地改弦更张,还是只需要重用林则徐等主力抵抗的官僚?作者给出了答案:”鸦片战争的真意义,就是用火与剑的形式,告诉中国人的使命:中国必须近代化,顺合世界潮流。”全书对道光帝和他的文武大臣的言行进行了细致、深入地剖析,结果无不体现着天朝体制、文化的落后,正是这些落后印证着作者的观点:中国传统史学常用的忠奸理论和奸臣模式不能解释鸦片战争的必然失败,“正是让‘奸臣们’承担了本应由中国旧体制承担的责任”。可怕的是天朝人的不自知,夜郎自大中透着愚蠢。“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所谓“以史为鉴”,正是面对错误。”这也是作者写此书的最终目的:让我们这个民族在失败中汲取力量、经验,以更好的发展。
书中有启发的观点我归纳有如下几点,可能不全面。
1、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果是1842年8月29日在南京江面上停泊的英舰皋华丽号上签字的《中英南京条约》,它当然是不平等的丧权辱国的条约。但细细看来,英国人打到最后的诉求不过是五口通商,新定税则,废除垄断的行商,与清朝政府闭关锁国的愚蠢政策相反,其企图也不过是将中国纳入世界贸易体系,如在1840年早早结束战争,英国人的要求还会降低,至少没有割地要求,赔款也可忽略不计。和100年后日本侵华战争欲把中国变成日本的永久殖民地,有着巨大的不同。况且以作者的分析,当时的中国根本不可能战胜英国。如此作者得出的结论竟然是:没有胜利希望的战争应尽早结束。这个结论正确吗?很难让人接受,但也很难驳倒。
2、对享有“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声誉的林则徐,评价并不高。战前他并不了解英国和世界,虎门销烟不过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莽撞行动,并直接引发了战端。至于对战事的准备布置,虽然勇气可嘉,但既外行,也仓促,甚至没想到会打仗。那么,除了对国事的忧心、为政的清廉以外,比当时的其他官吏者,他究竟有多少高明之处?最近几十年的研究,普遍认为林则徐具有改革中国现状的进步思想,显然是被夸大了。
3、广州三元里抗英事件、广州反英国人入城事件,包括几十年后的义和团运动,其作用和意义都被夸大了,其实不过是没有组织的普通百姓的“保家”行为,不具有“卫国”的高度。而且,绝并不代表中国前进的方向。那种强烈的与西方世界势不两立的情绪,至多只是低层级的斗争,反而阻碍人们看不清真正的历史使命和民族前程。
4、至于福建巡抚刘韵珂,在鸦片战争后另辟蹊径的“抗夷”阴招,不仅继续使福建闭关锁国,而且更让我看清“闽人恶习”,简直太可笑、可恶。他那别树一帜的“制夷”方法,与中国的振兴之途,背道而驰,却受到道光皇帝的赏识。
5、鸦片战争给中国提出的真正使命是现代化!偏离这一主体不可能有真正的进步。天朝在战争中惨败,但清朝并没有振作也没有革新,清朝将士的血白流了。由此引起的震荡还不如在东京湾出现的那4艘“黑船”。“黑船”事件后,在日本产生的维新力量并非来自幕府,而是社会,所以“倒慕”成为日本改革的前提。而中国直到1898年的戊戌变法,提出的口号虽然是向西方学习,其主旨却仍然停留在维护皇权的改良主义层面。中国落后于日本则是当然的了。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从短期看,负面效应大于正面,从长期看,负面不断隐退,正面效应逐渐生长,至20世纪,正面效应超过了负面。如果没有鸦片战争,清朝政府还会残喘不知道多长时间,国内的革命者也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觉醒。难道不是吗?真理真是残酷啊。
此书对我震动很大,我感到我们所经受的历史知识教育,是如此的匮乏!而因此建立起来的历史观,又是如此的片面!我们只知道林则徐、关天培爱国忠君,是民族英雄;琦善、耆英卖国,是民族败类。我们常常将爱国者流放、卖国者当道归结为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果若反之,则战争结果或未可知。许多历史学家,包括我们自己,常常沉浸在这样的假设里。仅此而已。事实上,林、关等人自有其自身局限;琦、耆之辈也有其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中国积弱,而统治阶层不识世界形势且夜郎自大,结果已经注定。鸦片战争不久,与我们一衣带水的日本,也遇到了和“天朝”同样的问题。1853年,美国的军舰驶入东京湾;第二年,迫于压力,日本开国,开始与列强签订多项不平等条约。但是开国之后,西方诸国先进的科学技术涌来,刺激了日本统治者和国民,反倒引起日本民族不息的奋斗,完成日本历史上最大的转折—从落后的德川幕府时代,进入举世闻名的明治维新。1894年,经明治维新而迅速发展起来的日本,气势汹汹地打到了“天朝”的门口,效仿诸强,要求割地赔款并享受与列强在华同等的权利。从富国强兵的角度讲,日本成功了。他们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失败的民族仍有机会崛起,关键在于战后的奋发!两个处境相似的民族,被迫开国后不同的态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同结果,难道不发人深思?以
史为鉴,方能面向未来。前提是我们应该知道这“史”的真相!以史为鉴,籍着清醒和正确的认识,总结经验教训,而后有所作为,才是必要和必须的。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关于鸦片战争的失败,本书给了我们一个更深层次的真相,一个超越“爱国”和“卖国”简单道德评判的发人深省的真相。中国必须强大,才能不再遭受屈辱。毕竟,弱肉强食,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落后挨打,仍是当今世界隐而不宣的内在逻辑。
此书值得一读,不可不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