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当今社会存在很多的婚姻家庭纠纷问题

第一篇：摘 要 当今社会存在很多的婚姻家庭纠纷问题

摘 要 当今社会存在很多的婚姻家庭纠纷问题，男女地位不平等的现象仍然很多，追根溯源到西周的婚姻制度，西周婚姻制度不仅影响了近代婚姻制度，对当今的婚姻制度也有着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 西周 婚姻制度 礼

婚姻制度是中国法制史上起源最早的制度之一。西周是礼的成熟完备时期其婚姻制度已相当系统完善。无论婚姻关系的成立或者解除，都必须合乎礼的规范要求。在西周统治者承袭了夏商王族的一夫一妻多妾制。正是在一夫一妻多妾制的原则下，西周的婚姻制度形成了。要了解西周的婚姻制度应当先了解婚姻缔结的原则，再看缔结程序和解除的程序内容。

一、婚姻缔结的原则

1．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双方缔结婚姻关系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听从于父母，并由媒妁充当媒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设立，可以说是开创了“包办婚姻的先河”。

2．同姓不婚。按照周礼的规定，“娶妻不娶同姓”，姓是血缘关系的标志，同姓则血缘关系较近，“同姓”婚配意味着同祖同宗血亲近缘结合，不利于后代的健康成长。由此可知周人已经懂得近亲婚配不利于后代的繁衍，说明当时在优生学方面已经有了比较科学的认识，这对当时或以后我国古代人口质量的提高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二、婚姻关系的缔结程序：六礼

西周时期的六礼对后世有很重要的影响。“婚姻六礼”①是婚姻成立的必要条件和必经程序。合礼合法的婚姻必须通过“六礼”程序来完成。六礼：纳采，男方依某种礼仪请媒氏向女方提亲，女家答应议婚之后，男家用一只大雁并备上其他礼物前去求婚；问名，女方答应议婚后，男方请媒氏问女子名字、生辰等，于祖庙问凶吉；纳吉，卜得吉兆后即与女方家定婚；纳征，男子依礼送聘礼至女方家，故又称纳币；请期，男方携礼至女方家商定婚期；亲迎，成亲之日男方迎娶女子至男方家。六礼中每一程序都有具体严格的要求。西周时期的“婚姻六礼”是婚姻成立的形式要件，合法婚姻需要通过六礼，作为古代礼制的一部分被后世继承和发扬。古时的婚姻六礼在现在的农村还能依稀看见它们的影子。

三、婚姻关系的解除理由：七出

“七出之礼”②最早出现在西周时期的《礼记（大戴礼记）》，“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盗窃，去。”

不顺父母，就是不孝顺父母。中国的伦理道德以忠孝为大，孔子曾言日：“夫孝，德之本也”，这句话高度概括了孝在礼教观念中的地位。当然，“七出”中的父母仅仅是指公公婆婆，古时女子出嫁就脱离了与自己娘家的义务关系，不再侍奉自己的父母。但是问题是孝不孝由父母决定，这通常包含有极大的主观意识，要是婆婆百般看不上媳妇，自然达到不孝的地步。

婚姻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传宗接代，开枝散叶，而且按照父系传承的世袭原则，只有儿子才能承继香火及爵位，所以结婚无子是比较严重的事情，在当时的意识里，能不能生孩子是女人自己的问题，不管是什么原因，只要是这个女性不能生育，就违背了婚姻的根本目的。淫，去。在“七出”之中，可能淫是严重的一条。男子可以三妻四妾，但是女子必须要从一而终，男人死后也要守节不能再嫁，这就是古代性道德的双重标准。因为“淫不淫”本身是女性自身可以控制的，所以女性一旦犯了“淫戒”便是不可饶恕，这里边不但是休不休妻的问题，对于犯了淫戒的女性将会收到更加残酷的刑法。需要注意的是，七出的“淫”不但对外，也对内。即不能同丈夫以外的其他男性发生性关系，也不能对自己的丈夫有更多的性要求。对于专宠的女性，有义务要告知自己的丈夫“雨露均沾”，不能因此忽略了其他的妻妾。妒，去。女性的妒主要是因为争风吃醋，争风吃醋会威胁一个家庭的内部和谐，这对于讲究“家和万事兴”的中国家庭来说是一个不小的问题。

有恶疾，去。有恶疾，也要被休掉，对于得了恶疾的妻子本来就很不幸了，再以此休妻似乎很不合情理，这也与中国传统美德不符。所以以“恶疾”去妻不是很道德。

多言，去。多言是指女人口舌长，长舌自然会引发事端，造成家庭不和。“三从四德”中的“妇言”就教导女子不能多言，父权制家庭讲究“言不贵多而贵当”。忌讳女子多言，主要就是怕妇人言多会引起家庭的内部矛盾，特别是婆媳之间、兄弟之间的矛盾。

盗窃，去。七出中的盗窃是指偷盗家中的财物，尤其是对于生活在大家族的妇女来说，盗窃是不能被原谅的，会被认为是“吃里爬外”。女子盗窃，反映了古时女性没有独立的财产权，这也是父权社会经济控制的方式。

为了限制男性任意休妻，造成社会的不和谐，古代历法之初也同时规定了。“三不出”，就是在三种情况下不能休妻。《礼记（大戴礼记）》就规定：“妇有三不去，所有取无所归，不去；与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也就是说，当女性被休之后没有娘家可回的时候，不能休妻，因为这时休妻就会让人走上绝路。女性与丈夫一起守孝三年的不能休，可能是由于对其守孝的肯定吧。前贫贱后富贵，就是不能休弃与自己共患难的伴侣，也就是所谓的“糟糠之妻不下堂”。三不出一方面保障了女性的权益，同时又避免了社会承担孤寡妇人的抚养义务。综上所述是我结合西周的婚姻制度来谈谈其对后世的一些影响。西周的婚姻制度离不开它的礼，缔结的六礼和解除的“七出之礼”都反映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的礼一直影响至今，甚至会一直影响下去

第二篇：浅谈调解婚姻家庭纠纷

做实婚姻家庭纠纷调解 助推平安家庭建设

浅谈调解婚姻家庭纠纷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谐稳定关系社会和谐稳定。

婚姻是维系家庭感情的基础桥梁，家庭是构成和谐社会的基本细胞，婚姻家庭稳不稳定，涉及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婚姻家庭矛盾纠纷的增多势必会给社会秩序带来不稳定因素，这对我们加快振兴社会主义建设步伐构建和谐社会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一、婚姻家庭纠纷的成因

（一）因精神空虚、文化误区和道德缺失而形成纠纷。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我们每个家庭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伴随着婚姻家庭生活的提高，一些不健康的思想观念随之而来乘虚而入，表现为婚龄不够非法同居、未婚先孕、试婚、包二奶等不伦理道德现象已屡见不鲜，形成了所谓的“时尚”、“新潮”等精神文化误区。婚姻一方纠纷当事人在喜新厌旧情绪驱使下，缺乏对婚姻家庭、子女的责任感；因而存在婚外恋，第三者插足等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以对方有过错、婚外恋、第三者插足提起离婚并要求赔偿导致的婚姻家庭矛盾纠纷日益增多。

（二）因张扬个性化、以婚姻一方为中心导致婚姻家庭关系形成纠纷。现代社会尊重人的个体价值，人们追求个性的张扬。然而在家庭生活中过分强调个性，很少考虑如何去适应对方和彼此适应，夫妻之间忽略情感的培养和思想语言沟通交流，加之心理、情感和文化素养上的差异，产生不可融合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必然影响家庭关系的协调发展因而产生矛盾。“个性不合、性格不和”是当前婚姻纠纷当事人反映最多的理由，互相抱怨导致感情的裂痕愈演愈深，琐事的“小摩擦”逐渐发展成为长期的家庭矛盾。

（三）因经济利益矛盾形成纠纷。无论富裕家庭，还是贫困家庭，财产之争始终是焦点。家庭经济的管理、经营、投资、债权、分家析产等，使财富积累日益趋向多元化。相伴而生的家庭成员之间的价值取向、利益冲突、观念分歧等产生矛盾，现实中，困难家庭因为柴米油盐收支大打出手，富裕家庭因为房产、存款分割争执不休。

（四）因家庭暴力形成的纠纷。这类纠纷中，女性大多处于弱势。由于封建思想的影响，一些大男子主义、重男轻女等思想在社会上仍然存在，有的人认为殴打、虐待妻子是自己的事，别人无权干涉。加上社会道德发展水平不平衡，一些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思想侵蚀，赌博、酗酒、吸毒等现象的影响，家庭成员染上这些不良嗜好就可能成为家庭暴力的“导火索”，极易产生家庭矛盾和纠纷激化。

（五）因赡养形成的纠纷。现实中与父母共同生活的两代家庭，因文化、观念、生活方式等不同，夫妻之间、家庭成员之间都可能产生分歧；一个老人能养活一帮儿女，而一帮子女确不能养活一个老人，因此，时常发生子女不愿赡养老人，甚至虐待老人的纠纷。

二、婚姻家庭纠纷的特点

（一）矛盾排查难度大。“家丑不可外扬”是中国的传统，婚姻、家庭矛盾发生之初，家庭成员认为是家里事，理所当然希望在内部消化，传到外面“没面子”、难看。矛盾根源发生后，纠纷当事人心中积累着怨气，随着时间推移，矛盾由量变到质变，越积越深。

（二）纠纷形成因素复杂。复杂体现在一是引起矛盾因素复杂，引发因素不仅有人的因素，还有经济、利益因素，表面看来是家庭成员关系之间出问题，实际是重大的经济利益冲突；二是多种矛盾交织，表面上是赡养问题，实质上是继承问题，表面上是小夫妻感情不合，实质上是双方父母干涉过多，等等复杂矛盾交织。

（三）纠纷发展快、易激化。家庭成员之间往往对争执不能互谅互让，经年积月累，深藏久蓄，一朝发泄，相煎甚急，容易走上非理智的选择，酿成后果，影响社会的稳定。

三、化解婚姻家庭纠纷的几点设想 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应注意以下事项：①调解要以促进家庭和睦为目标，注意调解的方式方法，多采用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方法，以亲情感人，以情理服人；②调解时还应多使用换位思考的方法，一方面调解员自身应富有人情味，设身处地为当事人着想，另一方面让当事人以诚信的态度进行换位思考，学会从别人的角度出发，取得他人的理解、支持和谅解；③调解要处理好家庭内部矛盾，注意方式技巧的灵活运用，应根据情形多适用动员多种力量协同作战的方法，尤其应对家庭中有威信的成员启发开导，让其协助做思想工作，可根据案情较多地适用座谈会调解的方式；④调处婚姻家庭纠纷应以疏导教育、解决思想问题为主，但对一些涉及实际困难所引起的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员应及时施以援手，积极与有关部门或所在的村、居联系，在可能的条件下帮助解决。

纵观婚姻家庭纠纷，其大都经历萌芽、升级、尖锐、激化四个发展阶段。矛盾处于萌芽阶段时，调解成功率高且效果好。随着矛盾阶段性发展，调解难度加大，纠纷容易反复，调解成功率降低。因此，婚姻家庭纠纷应早介入、早化解。

（一）要引起重视。家庭矛盾的隐私性使有些调解组织遇到一些家庭纠纷，往往采取不作褒贬，息事宁人的中立态度，甚至以“这是家庭内部矛盾，我们无权干涉”为由，忽视了其危险性，不作调解甚至推诿。婚姻家庭纠纷说小是家人吵架闹别扭，说大可能发展成为刑事案件，因此我们思想上必须重视，认清矛盾规律，寻找调解方法，深入细致调查。对不同内容纠纷采取不同方法：因家庭债务引起的纠纷，采取分析激励法；因过分强调个性引起的纠纷，采取换位引导法；对曾经夫妻感情基础深厚的家庭，采取煽情分析法；对一方不仅具有明显的违法性，同时在道德上也具有强烈的可谴责性引起的纠纷，采取批评教育法；对因家庭小事日积月累引起的纠纷，采取倾听疏导法等等。找准症结，对症下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做好化解工作。

（二）要落实责任。调处矛盾纠纷是农场司法分局的一项重要职责。司法行政机关每年要在制定调解工作计划的基础上与农场司法分局签订责任书，对组织机构、工作程序、工作制度等提出明确要求，建立责任制，完善奖惩考评，实行重大矛盾纠纷调处不力“一票否决”；要层层抓落实，农场司法分局指导各级调委会在“六统一”基础上，完善人民调解员岗位责任制和例会、学习、考评制度，进一步规范调解工作程序，调解工作要做到“六有”，有记录、有方案、有专人、有时限、有回访、有检查。

（三）要依托网络信息。开展调解工作，必须发挥各级调解组织的网络作用，畅通信息。必须健全各级调解组织，强化基层基础工作建设。在社区、管理区、场直单位健全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居民小区、居民组健全民调小组或民调信息员队伍，形成二级中心三级组织四级网络，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依托基层、多方参与的新格局，确保小矛盾不出社区、管理区，大矛盾不出农场，力争所有矛盾在辖区内得以调解解决。

（四）要创新机制。一是健全和完善信访、调解、综合治理矛盾纠纷排查工作机制。本着“抓早、抓小、抓苗头”和“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原则，把握主动权，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通过每月的常规月查、重点时期和重大节庆活动期间及敏感时期的专项排查，对可能引发的集体上访和矛盾纠纷隐患，边排查边治理，限时专人负责，多方法多途径争取提高调处成功率，及时掌握各类社会矛盾和不安定因素的动态信息，变“被动调处”为“主动防范”。二是建立维护稳定标本兼治工作机制。从“治本”和“治标”两方面入手，“治本”即加强法律、政策有关宣传，围绕全场中心工作，在群众中开展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宣传和咨询，帮助群众理解政策，加强与群众的沟通，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治标”即做好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及时受理、依法调解、尽快结案，提高调解成功率。如当前群众的敏感问题拆迁补偿、土地承包、林地补偿、大额资金管理、重大工程建设、开发建楼项目，涉及矛盾多，各级司法、人民调解委员会要积极宣传政策，参与咨询，钝化矛盾，与相关部门形成工作合力，确保了工作中没有重大群体性纠纷发生，没有恶性案件发生。三是建立诉调对接机制。在建立的人民调解员联席会议制度基础上，农场法庭也要设置人民调解指导机制、示范机制、培训及调研评查机制，双方互动，实现诉调有效衔接。如农场法庭委托所辖农场调解委员会参与，成功调解了四起婚姻家庭、邻里纠纷案件。四是建立部门协调机制。婚姻家庭纠纷单靠一个部门，往往孤掌难鸣，在建立有关部门相互配合的“大调解”工作机制下，执法部门加大打击“黄、赌、毒”等违法犯罪活动力度，保障家庭稳定健康的社会环境，大力倡导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赡养老人等为主要内容的法制宣传和家庭美德教育宣传等项工作，多方力量参与，多种资源联合，调解效果才能得到充分提升。

针对每一件个案，我们归纳了三点婚姻家庭纠纷调处方法，并积极用于指导实践。主要做法：

一是情感疏导。针对婚姻家庭纠纷产生的成因，因势利导做好情感疏导工作。如在感情确已破裂的离婚纠纷中，引导女性自强自立；在析产继承纠纷中，从亲情伦理、营造日后家庭和睦角度劝说当事人适当让步言和；在赡养纠纷中，通过激发当事人养育感恩之情来帮助当事人协商确定赡养费用和方式；在子女抚养、探视权纠纷中，从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方面开展矛盾协调工作。

二是开导沟通。在弄清来访者的基本事实和主要矛盾后，视当事人矛盾激烈程度的不同，采用单独或集中的方式进行劝解引导，同时积极征求纠纷各方当事人的调解意见、建议，视法律规定、案件具体情况和类似案例调处方法，依法提出合理化的解决方案，供当事人选择。

三是阶段释明。调前释法，先释明案件可能涉及的主要法律规定，使当事人对案件结果形成初步的自我判断和基本预测；调中明法，在调解过程中纠正当事人对法律规定的错误理解，引导当事人正确理解相关规定，及时调整预期目标，以利于达成调解协议；调后说法，当事人意见一致、协议签订前告知双方不履行协议确定的义务所需承担的法律后果，督促其自觉履行。

第三篇：婚姻家庭问题

第七章 婚姻家庭问题

第一节 婚姻家庭概述

一、婚姻、家庭概念

在现代，婚姻一般指男女得到社会及法律承认的结合，夫妻关系的建立和存在。从本质上看，婚姻是指为社会所承认的性关系。

现代婚姻以爱情为基础，又是家庭产生的前提。家庭是“以婚姻关系为基础，并由血缘关系或收养关系组成的共同生活的社会组织。”①我们可从关系、制度和文化三个层面来理解婚姻和家庭概念。

首先是关系层面。婚姻和家庭指的是一种社会关系的组织形式。婚姻关系在一夫一妻制条件下指的就是夫妻关系；家庭则既包括夫妻关系，也包括亲子关系，从广义上理解，还包括了各种血亲和姻亲关系。

其次是制度层面。婚姻和家庭是一套以性禁忌为主的规范系统，它虽然从形式上保证了男女两性的结合，实质上却是对婚姻之外两性关系实行的约束。婚姻和家庭制度防止婚外性关系的产生，并对婚内双方和每个家庭成员的权利和义务作出明确规定。

再次是文化层面。婚姻和家庭表达了特定的文化内容，包括性观念、生育观念、婚姻观、家庭观、特定民族或地区的特定婚俗，以及特定的家庭生活方式等。

二、婚姻家庭问题产生背景、概况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婚姻家庭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势头。婚姻家庭领域突现出一系列问题。

一是离婚率上升。自从1950年开始贯彻第一部《婚姻法》出现全国离婚115万多件的高峰以后，中国的离婚数一直稳定在每年40万对左右。1983年以后，这一稳定开始有了突破，以每年递增4万对以上的速度迅速发展。

二是违法婚姻增多。由于法律不够完善，重婚纳妾、姘居、婚外恋等丑恶现象在近几年不但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反而呈蔓延趋势。

三是大龄未婚和独身浪潮。这里的大龄未婚人口，是指那些过了社会上通行的结婚年龄即“结婚适龄期”而尚未婚配的28～49岁的男女，不包括离婚、丧偶。

大龄未婚人口有两个显著特点：

第一，无论从未婚人口总数来看，还是从各个年龄段来看，未婚男性人数都远远多于未婚女性人数；

第二，年龄愈大，大龄未婚男女人数相差愈多。另外，男女在文化水平上有很大的差异，未婚男性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且主要集中在农村或穷乡僻壤，而未婚女性的文化水平相对较高，主要集中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所以这两个群体的婚姻难问题很突出。

四是家庭暴力。目前，家庭暴力问题正呈显著的上升趋势。由于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的原因，以及妇女的特点，家庭暴力主要表现为夫对妻的暴力。施暴手段也是多种多样，日趋残忍。家庭暴力不仅严重伤害了妇女的身心健康，也影响到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极易导致家庭破裂。更严重的是它还影响到社会的安定。据有关部门调查，中国女性犯罪率一直是偏低的，如今女性犯罪率有所增加，与她们在家庭中遭受暴力和虐待有着直接关系。一些妇女“以暴制暴”的报复行为大多是在被逼无奈和无助的情况下采取的。

三、婚姻和家庭问题的特点

中国的婚姻和家庭问题虽然有与世界各国趋同的发展势头，但是在特定国情下也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

第一，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婚姻和家庭问题中涉及的很多统计数据，在世界范围相对处于较低的水平，但从绝对数量看却达到了世界之最。

第二，“大概率现象”和“大概率价值观”。这是社会学学者李银河在《论中国人的“大概率价值观”》提到的两个概念。

第三，婚姻和家庭问题表现出很大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

四、婚姻和家庭问题的相关理论流派

对于日趋复杂的婚姻家庭问题，国内外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跨越了学科的界限，为我们提供了多种观察婚姻和家庭问题的视角。

社会学学派。这一派的主流观点是社会变迁理论，认为社会在向工业化和城市化跃迁的过程中，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经历深刻的变革，家庭作为其中一个个小的细胞也必然会经历某些变化。

人口学学派。这一派学者认为，人口期望寿命的不断延长不可避免地导致更多的婚姻问题。这是因为随着寿命延长，人们在婚姻里停留的时间也相应拉长了。这样，婚姻发生变动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大。

经济学学派。这一派最有影响的理论是1992年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加里·S．贝克尔的婚姻收益递减论和伊斯德林的收入决定论。前者认为，结婚时间早晚取决于结婚的预期收益，当人们估计到结婚将会比独身为自己带来更多的个人福利时，他们就会倾向于早结婚。由于现代婚姻关系远不如传统婚姻模式能够为婚配的双方提供个人福利，随着结婚的个人所得日趋减少，人们对结婚的愿望也就逐渐减弱了。后者指出，现代婚姻并没有失去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初婚年龄的大小更多地取决于个人收入的相对水平。当年轻人收入水平提高时，他们没有经济压力，就会倾向早婚；相反，当经济收入比较有限时，他们就会因为手头拮据不得不推迟结婚。

心理学学派。这个学派侧重于研究婚姻当事人的心理因素作用，认为婚前对婚姻的过高期望、婚后配偶双方相互吸引的资源枯竭和婚外生活的心理诱惑等都可能影响婚姻生活的质量和稳定性。

生理学学派。该理论分析强调，人的初次性行为年龄的前移与人的性成熟提早有关。

显然，上述社会学和人口学派别属于宏观层次上的分析，它们强调社会环境的性质和变迁与个人婚姻行为的相互关系；其余的学派则主要侧重微观层次的探讨，即从婚姻主体或当事人本身去探讨当代婚姻家庭问题的成因。

第二节 离婚问题

一、离婚问题

离婚意味着婚姻解体，家庭解组。“离婚自由”的口号由资产阶级在18世纪率先提出，它是对封建制度的一种反抗。1792年法国在人权宣言中确认了离婚自由的个人权利。从那以后，离婚的人数缓慢增加。但到最近几十年，离婚率呈现陡涨的趋势，离婚问题已经成为最突出的婚姻家庭问题，它不仅具有世界性，而且还带来了一系列后续问题，如单亲家庭、再婚家庭、独身者增多等。

1949年10月至今，中国出现了三次离婚高峰：分别是20世纪50年代初新《婚姻法》颁布后、60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和80年代初至今。

总的来说，中国目前的离婚水平远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的离婚水平。

二、离婚原因分析

从家庭的微观角度讲，离婚的原因各家各异，即所谓“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概括一下，主要有以下几种：性格志趣不同、家务矛盾、草率结婚、生活作风问题、性生活不协调、家庭暴力、一方病残、一方犯罪以及其他一些原因，如两地分居、不良生活习惯(赌博、酗酒)等。

从社会宏观角度分析离婚原因，国内外学者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形成的观点主要有：

第一，当代婚姻脆弱的主要原因来自社会的变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动了整个社会流动，而这种社会流动所形成的大面积的社会交往，势必冲击婚姻家庭。过去离家不易，与他人“老死不相往来”；现代科技的发展，便利的交通、通讯等，使得家庭的活动天地大大扩展了，人们的交往频率、交往范围都增大了。在这种情形下，婚姻就不那么牢固了。第二，婚姻的脆弱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转型期社会关系的脆弱。旧的观念、旧的道德规范被打破了，但新的观念、新的道德规范尚未确立，在这种新旧交替过程中，离婚率必然偏高。

第三，婚姻脆弱、离婚率高是工业化国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跨文化现象。婚姻的脆弱与婚姻基础有关。有些人认为婚姻只要有爱情就足够了，忽视了婚姻的世俗性。其实婚姻上的完美主义只能使人步入误区。

第四，家庭关系已经由传统的以亲子关系为轴心向以夫妻关系为轴心转化。随着妇女收入的日益增加及其在经济上的进一步自立，夫妻之间的关系将更多地建立在平等基础上。这种平等既体现在家庭日常事务与重大事情的决定权方面，也体现在家庭的角色分工不再因袭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模式方面。

第五，离婚人数的日益增多或离婚率的不断上升，乃是现代文明的产物。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这种增多与上升还在加速，从而不仅使离婚成为社会中司空见惯的平常事件，而且改变了千百年来的传统婚姻模式，由追求“白头偕老”的婚姻转变为“系列婚”。

从总体上说，离婚率的高低是受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适德、民族传统、社会习俗等诸多因素共同制约的。中国正处在一个社会大变革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发生快速的转变，很多影响婚姻家庭稳定的因素发生了变化。

①观念变化。首先，过去的婚姻是社会意义大于个人意义．婚姻稳定是社会稳定和家庭幸福的重要标志之一，个人感情从属于社会的需要；而现代，个体在婚姻中的自主权增大，婚姻越来越被认为是个人的私事，人们对待婚姻的态度普遍是“合则聚，不合则离，好合好散”。其次，人们的离婚观念也在发生巨大变化。早年人们以离婚为耻，认为离婚是不光彩的事，在人们对离婚的宽容度大大提高了，社会舆论和当事人单位对夫妻冲突和离婚越来越持不干涉态度，法院也实施“无过错”的离婚判决，以感情破裂与否作为判决离婚的根据。

②人口因素。城市化和现代化带来了人口流动性增加，这一方面使得夫妻两地分居现象增多，双方不能相互照顾，双方的自我发展水平差异拉大，而出门在外者社会交往面大大增加，面对的诱惑因素很多，这些都增加了越轨机会；另一方面，核心家庭增多，它们脱离广大亲属团体的支持，许多核心家庭因夫妻冲突得不到及时调和而最后崩溃。

③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和社会服务机构的完善使得很多家庭功能外移，婚姻家庭关系维系的纽带变得越来越单薄，从而导致家庭的约束力、稳定性降低。

④理想婚姻与现实的差距。社会整体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物质与生存的基本要求满足以后，人们将眼界放在较高的精神追求上，开始向婚姻寻求更多心理上、精神上的满足，因而对婚姻的期望值也大大提高，这与平凡的家庭生活形成落差。

⑤妇女地位的提高。妇女外出工作，其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大大提高，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的独立性加强了，导致夫妻双方在家庭中的角色发生变化，妇女对配偶的期望值提高。

⑥社会的发展，文化水平的提高，使当代青年更注重自我个性的张扬，他们倾向于实现自己的价值观念，按自己的标准行事，而不愿在婚姻磨擦中忍让或迁就对方。现在的夫妻对冲突的容忍力，以及对冲突的调和能力已经大大降低了。

⑦社会为离婚设置的法律障碍减弱。

三、离婚问题的对策

离婚的功能是双重的，既可以给夫妻双方和给子女带来积极影响，也会产生消极的影响。

积极影响。对孩子而言，如果生活在父母婚姻关系已经名存实亡、经常发生矛盾冲突的家庭，会感受到父母之间的敌视，也很可能成为父母的出气筒。这些会使孩子过早地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感到失望，从而对其生理和心理健康及性格的形成产生消极影响。如果父母离婚，孩子就能摆脱冷漠、敌视和怨恨的家庭氛围。这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无疑是一件好事。对夫妇本人而言，离婚消除了紧张的根源，使他们得以平静轻松的生活。

消极影响。离婚者自身要面对生活水准的降低，责任压力的加大，感情的创伤和孤独，不良舆论的困扰等。单亲父母由于生活的压力，可能对孩子的生活起居照料不周。但更为严重的是，离异家庭子女的心理发育受到影响。通常父母离异已经给孩子造成巨大的心灵创伤，他们比普通家庭的孩子更敏感，更缺乏安全感，如果没有加倍的家庭温暖来补偿，他们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忽视，很不幸，于是自暴自弃。在多次社会调查中发现，离异家庭的孩子学习成绩可能受到影响，他们在同龄人中的犯罪率较高。

防止离婚就要尽量保持婚姻的稳定。一方面，婚前的恋爱阶段应尽量做到深入了解对方，如对方的兴趣爱好、人品学识、健康状况、家庭背景、生活习惯等等。同时对待结婚要慎重，不能草率决定，应尽量考虑周全。另一方面，婚后则应该尽可能以宽容的心态来对待对方。俗语说：婚前要睁大眼睛，婚后要半闭眼睛。这是从个人角度而言。

从社会宏观角度讲，道德和法律是相辅相成的两大武器。社会应倡导新的婚姻家庭伦理，既不同于传统落后的“三纲五常”等，也不同于西方的极端个人主义、性自由等，应该是肯定人性的，也是庄重严肃的。

第三节 家庭暴力问题

家庭暴力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也是当今国际社会关注的婚姻家庭和妇女问题之一。20世纪全世界有25～50％的妇女都曾受到过与其关系密切者的身体虐待。作为一种野蛮、落后的社会痼疾，它是困扰全球实现男女平等和各个家庭实现和睦稳定的重大障碍。

一、家庭暴力概述

联合国在《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中，将对妇女施暴定义为：对妇女的生理、心理和性方面造成伤害的任何行为。1993年12月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的《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中，指出对妇女的暴力系“对妇女造成或可能造成身体、心理及性方面伤害或痛苦的任何基于社会性别的暴力行为，包括威胁进行这类暴力、强迫或任意剥夺自由，不论其发生在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大会通过的《北京行动宣言》，重申免遭暴力侵害是妇女的一项基本人权。

总而言之，对妇女施暴，就是指男性滥用自己的智力、体力和性对妇女造成伤害的任何行为。对妇女施暴根据暴力行为侵害的对象可分为：生理暴力、心理暴力和性暴力三种。生理暴力：包括杀害、拳打脚踢、使用凶器等对妇女身体上各个部位的伤害甚至威胁生命的行为。心理暴力：以威胁、恐吓、辱骂等方式造成妇女的心理恐惧。性暴力：伤害妇女性器官，强迫与妇女发生性行为、性接触等。近年来，人们又采取以暴力发生的场所来划分暴力的方法，如家庭中的暴力、社区中的暴力及国家的暴力。联合国《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也按此来分类。

二、中国家庭暴力的现状和特点

学者普遍认为，中国的家庭暴力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行为的隐蔽性；二是时间的连续性；三是后果的严重性；四是手段的多样性。

家庭暴力通常发生在家庭这个私生活空间，隐蔽性很强，真正主动反映到司法机关的较少。一方面从观念上讲，中国固有的传统社会心态，使得社会将家庭视作私人天地，家庭暴力归位于个人私生活，一般不告不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此，很少有人将妇女在家庭中遭受丈夫的虐待、殴打与侵犯妇女人身权利与犯罪联系在一起。虐妻、殴妻会被看做“家务事”，认为不便“介入”和“干涉”；也有人认为，家庭暴力不是违法犯罪行为，这种行为应当控制，但不应受到行政甚至刑事制裁。因此，当发生家庭暴力时，执法机关甚至当事人均没有意识到需要诉诸法律。而在家庭内部，家庭暴力的发生往往与个人隐私紧密相连，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家丑不可外扬”，家庭暴力发生后，家庭成员为维护自己及家庭的名声而极力掩盖，无形中给家庭暴力蒙上一层遮羞布，使家庭暴力有很大的隐蔽性，造成家庭暴力事件暴露难、追究难。这些对家庭暴力宽容的文化氛围的存在，无疑间接地纵容了施暴者，默认了家庭暴力问题的存在。

作为受害者，由于与加害者的婚姻关系，相互间或仍有些感情，或曾有感情，因此，家庭暴力行为发生、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爱恨交加、情仇交织。加害者往往是家庭生活中在生理、精神、经济上占有优势的人。受害者因处于弱势，加之多数对丈夫精神、经济的依附思想，在遭受侵害时，通常不敢声张，不敢反抗。还有，她们担心反映到司法机关后，会使家庭矛盾激化，更影响婚姻的稳定，因而，宁愿采取忍耐的态度。

三、家庭暴力发生的原因

男女生理上、体力上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但那只是为男性施暴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而不是必然的、现实的。从家庭微观角度分析，引发家庭暴力的诱因很多，例如女方生了女孩，男方不满；怀疑妻子有外遇，试图用暴力达到不让妻子与其他男性正常交往的目的；赌博输了钱打妻子发泄或酗酒后发酒疯殴打妻子；双方或一方为下岗或无业人员，生活困难，男方承受不了生活压力为泄苦闷殴打妻子；等等。这些都可能引发家庭暴力。

我们把家庭暴力的基本原因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①男权文化和夫权思想的影响。它使得男人对女人的暴力合理化，不仅男人认为打妻子很正常，而且受害的妻子也这样认为。男女在家庭和社会中客观存在着不平等地位。大多数家庭中男人有经济基础，有政治权力，丈夫统治妻子，所谓：“夫者，妻之天也”。女性由于在经济上的依赖性削弱了她们的权力，使她们不得不服从男人。她们不仅易受暴力伤害，而且也不能挑战和抵抗暴力。

②社会宽容的助长。家庭暴力长期以来被视为家庭私事，“邻居不劝，居委会不问，单位不管，不出人命执法机关不理”，从而成为“四不管”的真空地带。这种“不管”实际上是默许丈夫对妻子的暴力行为。不愿介入，惩治过轻实际上是对施暴者的姑息纵容。

③社会整体的文化素质偏低。北京婚姻家庭研究会举办的大型婚姻家庭质量调查显示，丈夫是否打过妻子这一点与年龄、教育程度、职业有关。年轻的、教育程度低的以及除干部、知识分子以外的人有更大的概率打过妻子。另有资料显示，施暴者呈现“四多”的特点，即丈夫虐妻多，30～40岁年龄段多，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多，工人多(无业人员也占有相当比例)。文化素质低的女性本身在各力面都处于弱势地位，她们的自我意识又不易被唤醒，所以这也是一个难解的悖论。

四、预防和消除家庭暴力的对策 预防和消除家庭暴力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只有建立起真正男女平等的婚姻家庭制度、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家庭中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国家在这一工程中承担的是立法者、司法者和宣传教育者的角色。一方面，要重视并完善对妇女暴力的专门法律法规的立法，使之具有可操作性。另一方面，要重视和加强执法工作，执法人员必须破除传统观念，不能将家庭暴力简单当作“家庭矛盾”、“家庭隐私”和“不可避免的社会疾病”而不予追究。还有，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做好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广泛宣传文明进步的婚姻家庭观，提倡夫妻互爱，相互尊重，男女平等，在全社会树立尊重妇女的良好风尚。另外，加强对妇女的素质教育，提高其法律意识，增强其反对家庭暴力的自觉性、斗争性，这是改善妇女社会地位，实现男女平等的重要环节。

防止和消除家庭暴力更多的更细致的工作则可以交给社会。国外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应该在社会上建立专门的妇女援助机构，并形成由社区、妇联、新闻机构以及司法部门共同组成的援助网络，及时了解并掌握家庭暴力情况，为受害妇女提供法律和经济帮助，并可开通专门热线，设立“妇女避难所”、“心理咨询机构”、“精神治疗中心”等机构，减轻受害妇女的精神痛苦，使其在暂时逃离家庭后，能获得有效的帮助，身心能得到恢复。

第四篇：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工作经验材料

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工作经验材料

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工作经验材料

**县妇联在省、市妇联领导下，在县委、县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坚持“预防为主、调处结合”的工作方针，以建设平安家庭、促进社会和谐为目标，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婚姻家庭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现将>工作总结如下：

一、健全机制，主动作为，充分发挥妇联组织在婚姻家庭纠纷调解中的独特作用

1、切实履职，强化主动意识。做好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工作既是妇联组织维护妇女权益、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职能，更是新形势下党和政府交给妇联组织的重要工作任务，是妇联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抓手，因而我县妇联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主动跟进，积极创新。我们在第一时间向县委、县政府分管领导汇报争取重视后，积极主动地与民政、司法等部门衔接取得支持，下发了《关于成立**县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通知》，将婚调工作纳入县妇联工作重点内容，制定了《**县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实施方案》，在机构设置、人员组成、明确职责、规范程序、强化措施等方面作出了明确规定，为婚调委的有效运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按照方便群众的原则，我们与民政多次沟通协调，在办公用房极其紧张的情况下，县民政局在婚姻登记处提供了一间房作为婚调委办公室，完善了办公场地的硬件设施。10月份，举行了**县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挂牌仪式，举办了成立大会，选聘了人民调解员，并进行了相关培训。

2、部门联动，形成工作合力。调解婚姻家庭纠纷需要依托多元化的社会力量，建立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委员会正是各种资源的有效整合：是人民调解、诉讼调解、行政调解相互衔接；是道德、文化、法律、经济等手段综合运用的有效载体。在婚调委成员单位召开多次协调会后，妇联、民政、司法三家达成共识，形成了合力化解婚姻家庭纠纷的工作格局，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社会效应。妇联组织充分发挥主体作用，利用联系家庭、联系妇女的群众工作优势，切实抓好婚调委的具体运作和日常管理，同时注重发挥社会力量作用，鼓励、吸纳有特长和热心公益的个人加入到调解员队伍中来，进一步推动社会资源、行政资源、群团资源有效整合。民政部门变被动为主动，驻点在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的调解员，发现属于职责范围的纠纷后主动介入进行调解,对于那些因为冲动或者考虑欠成熟而一心要离婚的夫妇，起到了及时有效的缓冲作用。司法部门积极开展婚姻家庭法律法规普法宣传，提供维权咨询服务和相应的法律援助，在相关培训和工作会上加强业务指导，使调解员能掌握更多司法调解的专业知识，提升人民调解的专业化、规范化水平。县妇联充分发挥联动成员单位的作用，实行资源互补，切实做好诉调对接等工作，形成各司其职、对接有序、协作联动、合力化解婚姻家庭纠纷的工作格局，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社会效应。

3、健全机构，依法规范运作。有了婚姻登记处的婚调委办公室后，为了能更好地为全县广大妇女提供维权服务，县妇联办公用房紧张地情况下安排出一间办公室做婚调委办公室，又在甘棠桥社区组建了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办公室，建好用好了婚姻家庭纠纷调解阵地，并充分发挥“法律援助中心”、“巾帼志愿者”等服务团体为广大妇女和家庭提供便捷、热情的法律咨询、心理疏导、纠纷调解等维权服务。

二、夯实基础，注重长效，努力提高婚姻家庭纠纷调解的效能

我县婚调委根据新时期婚姻家庭现状和调解工作需要，从县妇联、民政局、司法局、教育系统等单位选聘了14名具备一定专业素养的人员作为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员，首批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员由法律工作者、妇女工作者、婚姻家庭工作者、心理咨询师等组成。在我县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工作业务培训班上，县司法局副局长左荣华同志作了业务培训讲课，他以多年的实践经验，站在一名律师与调解员的专业角度，运用生动的语言、丰富的案例对婚姻家庭纠纷常用技巧做了深入浅出的辅导。选派了一名调解员参加省司法厅举办的信访维权培训班，11月，组织婚调委成员及部分调解员到长沙市天心区妇联现场观摩学习，天心区婚姻纠纷调解室的温馨布置与天心区妇联何主席为我们介绍的“三免原则”、“四有四必四心”服务承诺，以及在工作中总结出来的新思路、新举措和新方法，都让我们受益匪浅。学习回来后，我们印制了调解员工作联系卡，发放到各社区，在婚调委办公室，我们将调解员名单与各项制度上墙公布，便于群众自由选择调解员帮助调解。12月1日下午，县妇联组织30多名巾帼维权志愿者律师团、婚姻家庭心理咨询顾问团等进入甘棠桥社区，结合12月4日我国第一个国家宪法日的宣传活动，同时对涉及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的婚姻、赡养、抚养、扶养等纠纷，提供纠纷调解、维权指导、法律咨询、心理疏导等服务，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

三、强化预防，多措并举，全面提升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工作整体水平

1、注重法制宣传，提升家庭成员素质。2014年县妇联启动了“反家暴，促和谐”宣传年活动，将反家暴工作纳入到全县社会管理综合治理考核体系；在县公安局设立家庭暴力法医鉴定中心；启动维护妇女儿童权益联席会，整合、利用社会资源建立健全妇女儿童维权长效机制；在县内广泛联系法律工作者及具备律师资格的人员，选聘一批具有丰富经验的优秀律师，组建维护妇女儿童权益法律援助顾问团，为我县妇女儿童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举办婚姻调处和家暴干预培训班；组织“反家暴、促和谐”现场签名活动及反家暴书画作品巡回展进机关、进社区，受到群众广泛好评。反家暴宣传活动为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维护婚姻家庭和谐稳定营造了浓厚的社会氛围。

2、注重平安和谐创建，融洽家庭关系。平安家庭创建是妇联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的重要载体,也是从源头上有效预防化解婚姻家庭纠纷的重要手段。县妇联积极开展平安家庭、书香家庭、和谐家庭等特色家庭创建活动，吸引广大妇女和家庭成员主动参与，在预防婚姻家庭纠纷、创建和谐幸福泰安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县妇联积极利用“六一”、“中秋”“春节”等传统节日组织开展爱心结对帮扶贫困单亲母亲、贫困儿童“关爱春蕾女童”等工作，丰富创建内涵，打造关爱品牌。

3、注重推广典型，提高整体水平。县妇联不断总结梳理各种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善于发现先进典型，运用多种形式和手段，宣传推广各村居维权站成功做法和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工作的新思路、新举措；积极利用新闻媒体、各大网站等有效载体宣传相关巾帼事迹，展示调解员调解为民、无私奉献的良好形象，进一步激发先进典型的示范性，通过示范带动作用，不断提高婚姻家庭纠纷调解以及妇联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工作水平。

在今后的工作中，**县妇联将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坚持更高标准、更实工作、更好状态的工作作风，强化服务意识，创新工作机制，努力开创妇女维权工作的新局面，为促进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第五篇：婚姻家庭纠纷典型案例

最高法发布婚姻家庭纠纷典型案例 北京10例

2015年11月19日 14:35 新浪司法

1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婚姻家庭纠纷典型案例新闻通气会。

1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婚姻家庭纠纷典型案例新闻通气会，向社会发布30例婚姻家庭纠纷典型案例，其中北京市10例，主要内容涉及婚姻财产纠纷、离婚纠纷、赡养纠纷、抚养纠纷等。

一、于某某诉高某某离婚后财产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于某某与高某某于2001年11月11日登记结婚，婚后于2003年9月生育一子高某。因感情不和，双方于2009年9月2日在法院调解离婚。双方离婚时对于共同共有的位于北京市某小区59号房屋未予以分割，而是通过协议约定该房屋所有权在高某某付清贷款后归双方之子高某所有。2013年1月，于某某起诉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称：59号房屋贷款尚未还清，房屋产权亦未变更至高某名下，即还未实际赠与给高某，目前还处于于某某、高某某共有财产状态，故不计划再将该房屋属于自己的部分赠给高某，主张撤销之前的赠与行为，由法院依法分割59号房屋。

高某某则认为：离婚时双方已经将房屋协议赠与高某，正是因为于某某同意将房屋赠与高某，我才同意离婚协议中其他加重我义务的条款，例如在离婚后单独偿还夫妻共同债务4.5万元。我认为离婚已经对孩子造成巨大伤害，出于对未成年人的考虑，不应该支持于某某的诉讼请求。

(二)裁判结果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均知悉59号房屋系夫妻共同财产，对于诉争房屋的处理，于某某与高某某早已达成约定，且该约定系双方在离婚时达成，即双方约定将59号房屋赠与其子是建立在双方夫妻身份关系解除的基础之上。在于某某与高某某离婚后，于某某不同意履行对诉争房屋的处理约定，并要求分割诉争房屋，其诉讼请求法律依据不足，亦有违诚信。故对于某某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法院于2013年4月24日作出(2013)东民初字第02551号民事判决：驳回于某某的诉讼请求。宣判后，于某某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7月11日作出(2013)二中民终字第09734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将夫妻共同共有的房产赠与未成年子女，离婚后一方在赠与房产变更登记之前是否有权予以撤销。在离婚协议中双方将共同财产赠与未成年子女的约定与解除婚姻关系、子女抚养、共同财产分割、共同债务清偿、离婚损害赔偿等内容互为前提、互为结果，构成了一个整体，是“一揽子”的解决方案。如果允许一方反悔，那么男女双方离婚协议的“整体性”将被破坏。在婚姻关系已经解除且不可逆的情况下如果允许当事人对于财产部分反悔将助长先离婚再恶意占有财产之有违诚实信用的行为，也不利于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权益。因此，在离婚后一方欲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单方撤销赠与时亦应取得双方合意，在未征得作为共同共有人的另一方同意的情况下，无权单方撤销赠与。

二、王某诉江某离婚案

(一)基本案情

王某与江某系经人介绍相识并登记结婚，婚后无子女。由于双方相识时间短，相互了解较少，结婚较为仓促，感情基础薄弱。婚后由于江某酗酒，对原告有家庭暴力，经常因为生活琐事对原告拳脚相加。2009年，江某无缘无故将原告毒打一顿并致其离家出走。后王某提起离婚诉讼，要求判决：

1、解除双方的婚姻关系；

2、江某给付精神损失费5万元；

3、依法分割共同财产。该案诉讼费由江某承担。王某提供江某书写的协议书及相关证人证明在婚姻存续期间江某对其施加家庭暴力。

(二)裁判结果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认为：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向法院提起诉讼，如感情确已破裂，应当准予离婚。该案中，双方均同意离婚，表明双方感情已彻底破裂，故对王某要求离婚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准许。王某要求江某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的诉讼请求，因江某在婚姻存续期间，确实存在家庭暴力情形，法院予以支持，具体数额由法院依法予以酌定。为此，原审法院判决王某与江某离婚(财产分割略)，江某支付王某精神损害赔偿金。

(三)典型意义

夫妻应当互敬互爱，和睦相处，但遗憾的是，夫妻之间实施暴力给其中一方造成人身伤害和精神痛苦的现象仍然存在，家庭暴力问题作为离婚案件的重要诱因，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家庭的稳定与和谐。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根据北京法院对2013东城法院、丰台法院、通州法院结案的620件离婚案件抽样统计显示，涉家庭暴力类的离婚案件占选取离婚案件总数的9%，数量比例虽不高，但涉家暴案件大多矛盾激烈、调解率低、最终离异率高。我国婚姻法明确禁止家庭暴力，规定配偶一方对另一方实施家庭暴力，经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因实施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在离婚时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正在全国人大审议中的《反家暴法》也通过规定了一系列制度安排，以期保护家庭中的弱势群体，对家庭暴力行为进行遏制。本案就是典型的因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案件，人民法院依法支持无过错方的离婚请求和赔偿请求，对于家庭暴力这样违反法律和社会主义道德的行为，旗帜鲜明地给予否定性评价。

三、张某诉郭甲、郭乙、郭丙赡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张某与其丈夫郭某共育有三个子女，即：长子郭甲，次子郭乙，小女儿郭丙。1985年4月25日，郭某与长子郭甲、次子郭乙签订了分家协议，就赡养问题做了如下约定：“1.长子郭甲扶养母亲，次子郭乙扶养父亲。2.父母在60岁以前，哥俩每人每月给零花钱5元，60岁以后每人每月给10元。”郭某于2010年8月去世后，次子郭乙对郭某进行了安葬，此后母亲张某独自生活。2014年10月14日，张某将三名子女起诉至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要求随次子郭乙生活，长子郭甲给付赡养费1000元，其他二子女给付赡养费各500元。医药费由三子女共同承担。

法庭审理过程中，长子郭甲称自己一直以来赡养母亲，并承担过高赡养费；次子郭乙称分家时约定母亲由长子郭甲扶养，父亲由自己扶养，自己已经按照约定赡养了父亲，并对父亲进行了安葬，无法接受再与长子郭甲承担同样的责任；小女儿郭丙称自己并未在赡养协议里载明有责任。

(二)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张某的长子郭甲和次子郭乙虽然于1985年签订了分家协议，两人也按照分家协议履行着各自的义务，但是并不能完全免除次子郭乙、小女儿郭丙对母亲的赡养义务。原告张某自己每月有1200元收入，并愿意由次子郭乙照顾，故判决原告张某随次子郭乙生活，长子郭甲每月给付赡养费300元，长子郭甲承担原告张某医药费的二分之一，次子郭乙、小女儿郭丙各负担医药费的四分之一。

(三)典型意义

我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原告现已年迈，且体弱多病，丧失了劳动能力，确实需要子女赡养，其子女均有赡养原告的义务。

诚然，在多子女的家庭，在父母不反对的情况下，签订赡养协议分工赡养父母是合理合法的，法律上也是允许的。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十条规定：“经老年人同意，赡养人之间可以就履行赡养义务签订协议。赡养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的规定和老年人的意愿。”但是，如果客观情况发生变化，比如某位子女明显没有能力赡养好父或母，如果父或母提出赡养要求，其他子女无法免除。这也是《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的题中之义，因为赡养义务是强制性的法定义务。

现实中，很多子女之间签订赡养协议时，仍然有封建思想，尤其是农村地区，如“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出嫁女无赡养父母的义务”，女儿对父母的赡养义务被人为地免除。但从法律上讲，子女对父母均有赡养义务，女儿不论出嫁与否都与父母存在法律上的赡养关系，不因任何原因而免除。而对于赡养协议中免除次子郭乙对母亲的赡养义务，属于约定免除了次子郭乙对母亲的法定义务，应属无效约定。故对原告要求三子女均需履行赡养义务的诉讼请求应当支持。

就张某的居住和日常照料问题，张某表示愿意随次子郭乙生活，而次子郭乙也表示同意，尊重当事人的意见。就赡养费的数额和医药费负担比例问题，考虑到次子郭乙已经履行了对父亲全部的赡养义务，长子郭甲应当多承担赡养费，体现法律与人情兼顾，也能更好促进家庭关系的和谐。

四、博小某诉博某抚养费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博小某的法定代理人刘某与被告博某原系夫妻关系，于2011年1月26日生有一子博小某，即本案原告。原告法定代理人与被告于2011年4月26日在东城区民政局协议离婚，后于2011年6月8日复婚，2012年5月27日二人签订了夫妻分居协议，协议约定：分居期间原告由其母刘某抚养，被告每月给付抚养费1500元，于每月12日前支付，从第二个月开始抚养费逾期未转账，则赔偿违约金30000元/次。2012年6月至2012年10月被告每月给付原告抚养费1500元，2012年11月开始不再给付。2014年5月28日，原告法定代理人与被告经河北省涿州市人民法院判决离婚，判决原告随其母刘某共同生活，被告博某自2014年6月起每月给付原告抚养费1900元，至原告博小某18周岁止。后博小某将博某诉至法院，请求支付2012年12月至2014年5月间的抚养费，并依约支付违约金。

(二)裁判结果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应负担抚养费的一部或全部。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的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原告法定代理人刘某与被告博某在分居期间就子女抚养费问题已经达成协议，抚养费数额的约定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并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被告理应按约定履行给付义务，故对于原告要求支付拖欠的抚养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但因为抚养费的给付并非基于合同，故双方约定的违约金条款于法无据，对于原告要求赔偿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一、二款，判决如下：

一、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被告博某补付原告博小某二O一二年十一月至二O一四年五月抚养费二万八千五百元整；

二、驳回原告博小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典型意义

在本案中，原告的法定代理人与被告签订了夫妻分居协议，该协议约定婚生子由一方抚养，另一方每月给付抚养费，并约定了迟延履行要支付违约金的条款。抚养费的给付是基于身为父母的法定义务，而并非基于父母双方的协议，该协议可以且只能约定抚养费的数额，且该法定义务不能因父母双方的协议而免除。因此，公民法定义务的履行只能依据法律法规的约束，而不宜因公民之间约定的违约金条款而予以约束。抚养费设立的初衷是为了保护离婚后未成年人子女的合法权益，是以赋予未抚养一方法定义务的方式，努力使得未成年子女的生活恢复到其父母离婚前的状态。抚养费本质上是一种针对未成年人的保障，因此，抚养人不应以违约金的形式从子女的抚养费中获利。

五、陆某诉陈某离婚案

(一)基本案情

陆某、陈某系自行相识登记结婚，育有一子陈某某。2011年陆某、陈某开始分居并持续至今。陈某某自双方分居后跟随陆某生活。陆某称陈某在此期间认识了其他女性，并已与其一起生活，陈某认可曾有此事。陆某诉至法院要求与陈某离婚；婚生子陈某某由其抚养，陈某每月支付抚育费3500元，至孩子满十八周岁；陈某每月给付其帮助费2000元；要求陈某支付精神损害赔偿一万五千元。

(二)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婚姻关系的存续应以夫妻感情为基础。陆某认为夫妻感情已完全破裂诉至本院要求与陈某离婚，陈某亦同意离婚，且双方持续分居已近三年，应当认为双方夫妻感情无和好可能，对陆某之离婚诉请，本院予以准许。父母对子女的抚育系法定义务。关于陈某某之抚育问题，从孩子生活习惯、利于孩子成长等角度考虑，以陆某继续抚育为宜。关于子女抚育费的数额，本案中，结合双方陈述，参照双方收入情况、北京市实际生活水平等因素，本院酌定陈某每月应支付二千元。关于帮助费问题，双方均无证据证明对方收入状况，本院参考双方所述的收入水平、财产及居住情况，该项不予支持。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鉴于陈某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确与其他婚外异性存在不正当关系，应认定在导致双方感情破裂问题上，陈某具有过错，对陆某要求陈某承担精神损害赔偿，本院予以支持，数额由本院酌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准予陆某与陈某离婚。

二、双方婚生之子陈某某由陆某自行抚育，陈某于二О一四年二月起每月十日前支付孩子抚育费二千元，直至陈某某年满十八周岁止。

三、陈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陆某精神损害抚慰金五千元。

四、驳回陆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典型意义

我国婚姻法第四条规定了夫妻的互相忠实义务。婚姻应当以感情为基础，夫妻之间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以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维护夫妻之间的相互忠诚，不仅仅是道德义务，更是法律义务。本案中，陈某与她人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伤害了陆某的个人感情，损害了双方之间的婚姻关系，陈某的行为是不道德的，亦违反了我国婚姻法规定的夫妻之间的忠实义务。陆某作为无过错方，有权提起离婚诉讼并同时请求损害赔偿，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六、郭某诉焦某变更抚养关系案

(一)基本案情

郭某与焦某原系夫妻关系，2012年3月30日经法院调解离婚，确定婚生女焦小某(2009年2月28日出生)由焦某负责抚育，焦某现已再婚。后郭某以焦某对焦小某照顾不周、不配合其探望等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变更焦小某由自己抚养、焦某每月给付抚养费3000元至焦小某年满18周岁。

(二)裁判结果

在原审法院庭审过程中，经法庭征询焦小某意见，其表示愿意与妈妈一起居住生活。原审法院经审理后判决：

一、婚生女焦小某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变更由郭某抚养。

二、焦某于判决生效后每月十日前给付婚生女焦小某抚养费八百元，至焦小某十八周岁止。

三、焦某于判决生效后每个月最后一周的周六上午九时将焦小某从郭某处接走进行探望，于当日下午五时前将焦小某送回郭某处。

四、驳回郭某之其他诉讼请求。

判决后，焦某不服，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郭某在离婚时不要孩子，且不支付抚养费，没有尽到母亲的义务；焦小某现已上幼儿园，受到家人深情厚爱，原判变更抚养权不利于焦小某的身心健康；同时提出，一审法院曲解了焦小某的真实意思，其所陈述“愿意随妈妈一起生活”系指愿意随继母一起生活，而非亲生母亲郭某，故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郭某同意原判。

在二审法院审理中，法庭曾与焦小某见面交流，发现其就本案诉争问题，尚不具备足够的认知与表达能力。二审经审理认为焦某与郭某离婚时，有关子女抚养问题已于2012年3月经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生效民事调解书确定。离婚后至今，双方亦依照此民事调解书执行。目前焦小某在焦某抚养下已经上幼儿园，平时也能够受到爷爷、奶奶照顾，生活环境比较稳定。现郭某与焦某抚养能力相当，其生活条件亦未明显优于焦某，且郭某未提供有力证据证明焦某在抚养焦小某期间存在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法定情形，其所提交的焦小某被烫伤照片，亦不足以证明焦某在抚养焦小某过程中存在经常性的不当行为。因此，法院认为焦小某由焦某抚养更为适宜。父母双方离婚后，在短时间内变更抚养关系不利于维护焦小某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也会对其正常的生活和成长产生影响，故郭某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焦某所提上诉理由，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二审法院终审判决：

一、撤销北京市某某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

二、驳回郭某之诉讼请求。

(三)典型意义

二审经审查后认为，关于焦小某的抚养问题已经法院生效调解确定，至今不过1年余，双方抚养条件并未发生较大变化。且焦小某现已在幼儿园就学，生活学习环境已相对稳定，贸然变更不利于其维持稳定生活状态。在原审法院审理过程中，法院当庭征询了焦小某(年仅4岁)的意见，并将其作为变更抚养的理由之一，但焦某一方坚持认为法庭误读了焦小某的意思，其庭上所称“妈妈”指的是焦小某的继母而非其亲生母亲郭某。二审承办法官考虑如果简单改判此案，势必进一步激化双方矛盾，使焦小某的抚养探望问题失去对话基础，加深两家之间的矛盾。

为了确定原审法院征求焦小某意见是否合适，二审承办法官及合议庭成员在与焦小某见面交流后发现焦小某对于诉讼争议的问题完全不具备相应的理解和表达的能力。为了缓解双方矛盾，缓解郭某思念之情，在征得双方同意后，法官特意在我院花园内组织了一场法庭亲情探望，两个家庭的成员及焦小某在探望过程中尽享天伦之乐。在和谐的氛围中，法官借势开展劝导说服工作，最终郭某表示同意法院改判的结果，焦某也当面表示郭某可随时将焦小某接走探望，案件得以圆满解决。为了增强判决效果，法官在本院认为部分单辟一段写道：“父爱与母爱对未成年人都是不可或缺的，法院希望焦某、郭莫从保证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出发，能够在原有离婚调解协议的基础上，妥善处理探望及抚养费问题，共同为焦小某营造融洽、和睦的氛围，创造良好的生活、学习环境。”

本案是一起当事人矛盾焦点集中在子女探望问题上的案件。虽然是离异家庭的子女，但是在感情的世界里，他们不应该有缺失。二中院在遵循有利于未成年人成长的基础上，尝试开展“法庭亲情探望”，探索因人因案而异的探望权行使形式。本案是通过该项举措成功促成纠纷化解的典型案例。法官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安排两个家庭在温馨平和的气氛里，对焦小某进行探望，并顺势进行辨法析理，引导当事人理性诉讼，最终促成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取得了良好的裁判效果。“法庭亲情探望”为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提供了与子女面对面沟通交流的机会，拉近了感情距离，有助于当事人从子女利益出发，合理解决纠纷，也有助于唤醒父母对子女的关爱，鼓励他们尽快走出离婚阴影，共同努力为子女创造一个和谐稳定的成长环境。

七、麻某某诉麻晓某抚养费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麻某某的法定代理人李某与麻晓某原系夫妻关系，麻某某系双方婚生子。后双方于2011年12月1日离婚，离婚协议书中约定：双方婚生之子麻某某由女方抚养，男方每月10日前支付共计1500元人民币，抚养费每年根据情况酌情增加，麻某某在学习、医疗等各方面的开支双方共同承担。2013年2月15日至2月22日，麻某某因间歇性外斜视、双眼屈光不正到北京儿童医院住院治疗，共支出医疗费13 422.02元。2010年、2012年麻某某参加北京某少儿围棋培训，共支出教育费11105元，2010年、2011年、2013年麻某某参加某学校学习辅导班，共支出教育费11105元。2013年，李某起诉至昌平法院，请求增加每月应当支付的抚养费，请求判令麻某支付麻某某的医疗费和教育培训费用。

(二)裁判结果

关于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协议或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抚养费包括子女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等费用”。但不应就此一概认为每月支付固定数额抚养费后，无需再支付医疗费。而应考虑抚养费、教育费、医疗费的支出的原因与具体数额，同时兼顾夫妻双方的利益公平。因此，我国规定的抚养费包含教育费、医疗费，应理解为抚养费包含基本的教育费与医疗费，而不应包含为孩子利益客观必须支出的较大数额的医疗与教育费用。

同时，为保护未成年人利益，促进未成年人身心的全面发展，法律适当鼓励未成年人根据个人天赋与爱好参与一定的课外辅导课程。本案中麻某某长期参加围棋辅导班，从父母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持续到离婚之后，麻晓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此同意，离婚后知情但未明确表示反对。目前也缺乏证据证明围棋班与麻某某兴趣不符，并不属于过分的报班的情形，因而依法应予支持。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3)昌民初字第8252号民事判决：

一、麻晓某自二○一三年八月起每月十日前支付麻某某抚养费人民币二千五百元，至麻某某年满十八周岁止；

二、麻晓某支付麻某某医疗费六千七百一十一元零一分，教育费五千五百五十二元五角，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

三、驳回麻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麻晓某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作出(2013)一中少民终字第13395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三)典型意义

本案例案情简单、诉讼标的不大，但却涉及未成年人最基本的利益需求，体现了近年来物价上涨与未成年人抚养费理念、立法相对滞后之间的冲突。审判实践中，应着眼于未成年人的合理需求，既排斥奢侈性的抚养费请求，也避免过低的抚养费给付，遵循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因此，在每月支付的固定数额抚养费之外另行主张的大额子女抚养费用请求是否应予准许，首先应当考虑该请求是否符合未成年人的利益以及是否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其次，该请求是否属于因未成年人合理需求产生的支出，法律不鼓励超前的或者奢侈的抚养费需求；最后应考虑夫妻的经济能力与实际负担义务，相应费用若由一方负担是否会导致夫妻双方义务负担的不平衡。

八、李某诉孙某离婚后财产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孙某和李某原本是夫妻，两人于2004年因感情不和协议离婚，双方在协议中约定：婚生子孙小某离婚后由女方抚养，孙某定期给付李某抚养费和教育费；现住公房及房屋内所有物品归女方所有；现金、存款上双方不存在共同财产，离婚时互不干涉，不需再分割；男方经营的公司、所有的汽车等财产，离婚后属男方。2014年，李某在作为孙小某的法定代理人依据“离婚协议”要求孙某付抚养费时，发现孙某现住房是其与李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孙某在离婚时对该房屋进行了隐瞒。故李某以此为由起诉到法院要求判决涉案房屋全部归自己所有。

被告孙某辩称，李某的起诉期早以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而且当时双方因为感情不和，从2001年便已经开始分居。涉案的房屋是其在分居期间完全用个人的财产购买的，应属于个人财产。同时，离婚协议中的公房在离婚时已经取得完全产权，与公房相比，现住房在离婚时价值较小，而且购买此房也告诉过李某，故对于该房屋完全没有隐藏的动机和必要。况且，双方在离婚协议中明确约定“所有的汽车等财产，离婚后属男方”，自己的现住房理应属于个人财产，因此不同意李某的诉讼请求。

(二)裁判结果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涉案房屋系在双方婚姻关系期间购买，为夫妻共同财产，应当予以分割，判决房屋归孙某所有，孙某给付李某房屋折价款一百四十万。判决后，孙某、李某均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北京市第一中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虽然双方在离婚协议中有“男方经营的公司，所有的汽车等财产，离婚后属男方”的约定，但在房产价值远大于汽车的常识背景下，以“等”字涵盖房屋，违背常理，故该房为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应属于双方共同财产。对于孙某所提的李某诉讼已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因孙某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李某在诉讼时效结束之前已经知道该套房屋的存在，故李某表示其作为孙小某的法定代理人在2014年起诉孙某给付抚养费的案件中才知道有该套房屋的解释较为合理。对于房屋的分割问题，原审法院参照李某提出的市场价格及周边地区房屋的市场价格酌情确定房屋的市场价格并无不妥，同时原审法院结合孙某隐匿财产存在过错、涉案房屋登记在孙某名下等因素，判决房屋归孙某所有，孙某给付李某折价款一百四十万，并无不当。综上，北京市第一中人民法院最终驳回了两人的上诉，维持了原判。

(三)典型意义

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从一而终的婚姻观念已经悄然发生改变，在法院最直接的体现便是受理离婚相关的案件越来越多。曾经如胶似漆的两人，若在分道扬镳的岔路口，也能不因感情的逝去而坦诚相待，无疑也算得上是美事一件。但是现实生活往往不同于童话小说，离婚中的双方似乎总要将感情失利的不快转移到对共同财产的锱铢必较。因此，法院在审理涉及财产分割的离婚案件中，对双方共同财产予以公平分割，无疑能更好平息双方因离婚带来的不快，促进双方好合好散。在调处涉嫌隐瞒夫妻共同财产案件时明察秋毫，既是对失信一方的惩罚，亦是对另一方合法权益的维护，无疑也对社会的安定和谐有莫大的促进。

《婚姻法》第四十七条明确规定，离婚时，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本案中，在案证据能够证明孙某的现住房是其在与李某婚姻存续期间用夫妻共同财产购买的，而且其主张购买该房屋已经告知李某缺乏证据支持，因此法院将涉案房屋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并依法进行了分割。同时，对于隐瞒财产的分割比例问题，需要法院依据过错大小、具体案情等综合认定，故本案中李某以孙某隐瞒夫妻共同财产存在错误为由，要求涉案房屋全部归自己所有的诉讼请求亦未得到支持。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在夫妻缘分走到尽头之时，双方还应坦诚相待，避免日后对簿公堂，为自己的不当行为买单，既得不偿失，也失了风度。

九、刘某诉刘甲、刘乙赡养费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14年6月23日，77岁的刘某以自己身患多种疾病，经济困难，两名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为由，诉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要求法院判令两名子女每人每月向其支付赡养费900元。在诉讼中，刘某的两名子女认可刘某医疗费支出的事实，但认为刘某有医疗保险，且其退休金足够支付医疗及生活费用，不同意刘某的诉讼请求。刘某自认其每月收入4000余元，刘某长子刘甲自认其每月税后工资收入为6500元，刘某长女刘乙主张自己无收入。

(二)裁判结果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赡养父母是子女应尽的义务，在父母年老时，子女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原告刘某起诉要求二子女负担赡养费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但同时，刘某的赡养费用应与其日常生活水平相适应并应考虑子女的收入情况。

根据庭审中查明的事实，刘某长子刘甲有收入来源，刘某长女刘乙虽主张自己没有工作，但结合其年龄适合工作的事实，其没有工作并不能成为其拒绝履行赡养义务的抗辩理由，最终判决两名子女每人每月分别支付刘某赡养费800元、500元。

(三)典型意义

不少子女面对老人赡养诉讼请求提出各种各样的理由，但多数拒绝理由没有法律依据，如有的子女以父母有足够的收入、享受有医疗保险为理由不支付赡养费；有的子女以父母离异后长期未与一方父母共同生活为由不愿意履行赡养义务；有的多子女家庭中子女之间因经济条件差异或老年人在处分财产时偏心相互推诿。这些理由都将难以被法院认可。此外，法院在审理赡养纠纷时将酌情考量被赡养人的身体情况、日常生活水平、当地消费水平、赡养人是否可以正常工作等情况对赡养费数额予以酌定。尤其在存在多名赡养人的情况，因为经济条件不同，将可能承担不同金额的赡养费。

十、孙某某申请执行彭某某抚养费案

(一)基本案情

申请人孙某某与被执行人彭某某经人介绍于2001年9月登记结婚，婚后于2007年8月生于一子彭小某。后因生活琐事及性格差异导致双方发生矛盾，夫妻感情破裂。2013年彭某某起诉要求离婚，婚生子由其抚养。后经通州法院判决准许二人离婚，婚生子由孙某某抚养，自2013年12月起彭某某每月给付孩子抚养费一千元，于每月二十五日前付清，至彭小某满十八周岁止。判决生效后，被执行人彭某某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抚养费的义务。2015年6月通州法院受理孙某某申请执行彭某某抚养费纠纷一案，申请人孙某某申请法院执行2014年11月至2015年5月的抚养费共计7000元。

(二)执行情况

通州法院立案后，电话联系被执行人彭某某，告知孙某某申请执行孩子抚养费一事，并要求被执行人彭某某给付孩子的抚养费。但是，被执行人彭某某坚称其是彭某某的弟弟，执行法官遂请求其转告彭某某履行给付抚养费的义务，其表示可以尝试联系彭某某。其后，执行法官又多次联系彭某某，但彭某某仍声称不是本人，而是彭某某的弟弟。执行法官询问为何彭某某的电话一直在其弟弟身上，彭某某声称那是单位的业务电话，彭某某不在北京回老家了，由其负责彭某某的业务。彭某某何时回京自己并不清楚，执行法官又询问彭某某有无其他联系方式，彭某某告知没有其他联系方式。经查，彭某某当时银行账户无存款。

后来，执行法官通知申请人到法院并告知了上述情况。申请人孙某某表示对方就是彭某某，彭某某也有工作，只是其不愿意给付抚养费。执行法官又当即联系了彭某某，但其仍声称其并非彭某某。听到电话声音后，孙某某当即表示对方即是被执行人彭某某，彭小某也表示对方即是其父亲彭某某。并且指出彭某某的弟弟住在农村，不会说普通话，当即拆穿了彭某某的谎言。执行法官告知彭某某，如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给付抚养费，法院将依法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视情将追究其刑事责任。但是，被执行人仍未主动履行给付抚养费的义务。通州法院遂依法将被执行人彭某某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将其银行账户全部冻结。后经执行法官查询，被执行人又在工商银行信用卡中心开设一张信用卡，执行法官又将该账户冻结。后来，被执行人彭某某在信用卡中存入现金，执行法官依法强制扣划了案款，该案现已执行完毕。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被执行人有给付孩子抚养费的能力而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拒不给付未成年子女抚养费的案件。并且被执行人还采取编造谎言欺骗法官的方式拒不履行生效判决所确定的义务，严重缺乏社会诚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的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彭某某作为彭小某的生父，对彭小某有抚养的义务，此种义务并不会因父母离婚而受影响。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离婚后，一方抚养的子女，另一方应负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或全部。就本案来说，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也明确彭某某每月二十五日前应给付彭小某抚养费一千元，直至彭小某满十八周岁时止。但是，彭某某并未主动履行法院生效判决所确定的义务，不仅对其亲生儿子彭小某不闻不问，还拒绝给付孩子抚养费，未能尽到一个父亲应尽的义务。在法院立案执行后，彭某某虽有履行能力却拒不履行给付抚养费的义务，还编造谎言逃避法院的执行。这种行为不仅没有尽到一个父亲应尽的法律义务，也背离了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被执行人不仅未主动履行给付孩子抚养费的义务，还编造谎言逃避法院执行的行为是严重缺乏社会诚信的表现。人无信不立，诚信是为人处事的基本准则，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现代社会是一个讲究诚信的社会，一个缺乏诚信的人不可能得到他人的尊重和社会的认同。目前，我国正大力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大对被执行人的信用惩戒。未来，诚信可走遍天下，失信将会寸步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