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伦理思想对当代社会的指导意义

第一篇：孔子伦理思想对当代社会的指导意义

孔子伦理思想对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

【摘要】当代中国正处在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期，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都发生巨大的转变。如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为社会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指导，是当今文化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对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思想对于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重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伦理道德体系，对于培养良好的道德风尚和社会风气，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伦理思想，中国，指导

自汉代“独尊儒术”以来，孔子被封建统治者封为“至圣先师”，剔除孔子伦理思想中关于维护君权、重男轻女等等不合理成分，孔子伦理思想中的合理内核值得我们批判地继承。孔子伦理思想中蕴含着一些超时代、超民族、超阶级的积极合理因素：人道性、民主性、合理性、务实性、科学性。这些因素，既有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又有利于广大人民安居乐业，符合人类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客观要求，因而它不仅为历代统治阶级所推崇，也为广大的劳动人民所认同。它的一些积极合理的伦理思想，至今仍然在社会生活中显示着顽强的生命力。

孔子宣传为政以德，正人先正己，爱民惠民的民主思想，关于社会家庭伦理等双向履行义务的思想；关于做仁人君子行仁施爱要克己自律，“爱人”要由远及近，以及人际关系的相处要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推己及人的思想，关于为人处事要重视精神生活，重义轻利而又不排斥个人正当利益的思想等等反映了人类道德意识，道德关系与道德活动的普遍规律，合乎情与理。一直以来只讲社会成员个人对于社会集体绝对服从甚至无条件牺牲的义务，而不讲社会集体在群己关系找那个也有对个人利益关心尊重的道德义务都是违反人类道德关系的。要增强思想道德教育的信度，就必须重视孔子伦理中合乎情与理的科学因素。

2001年，江泽民总书记提出要“以德治国”，德志和法治，将道德建设尤其是领导干部的道德建设提高到了一个新境界。当然，这里强调的是社会主义道德治国。社会主义道德是无产阶级道德与中华民族优良传统道德的有机结合的产物，是根植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优秀道德的土壤上。现代国家固然需要强调依法治国，但同时也需要强调以德治国。孔子尊尚五种美德，排除四种恶政，要求“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治政的目的就是为了立国，而立国的前提就是“民无信不立”，这要求统治者在治政的过程中，要重视民众的作用，把取得百姓的信任摆在第一位。以德治国要求统治者重视自身的建设，孔子主张政就是正，君主只有端正自己，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百姓才会服从政令，淡泊名利，积极进取，奉公守法，不要去追求不合道义的富贵，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培养良好的品格。当今中国以德治国的首要任务就是从严治党和从严治政，努力提高其道德素质，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官德体系，进而充分利用官德对公众道德所具有的导向和示范功能。

孔子的伦理思想为发展现代经济，创建一个有利的安定和谐的国

内、外环境。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各种社会矛盾更呈现复杂的状态。对各种矛盾不应用“同”，强求矛盾同一而乱斗一气，而应用“中庸”的“中和”、“适度”方法加以处理，协调各种矛盾，把矛盾限制在质量互变的“度”的范围内，不使它发展到破坏统一体，影响社会安定的程度。

社会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人际交往更加频繁，人际关系也日趋重要。孔子主张人际关系的相处要克己自律，排除自爱不爱人，损人利己的思想欲望与动机，努力使思想行为合于一定的道德规范准则，自觉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行”，人际关系履行道德义务的双向性，强调个人道德自觉，克己自律，从我做起以维护人际关系，维护社会道德秩序，主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的这些关于处理人际关系和经济道德的思想对于当今处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的国人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家庭关系中，孔子主张处理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作为子女长辈，不要忤逆虐待父母老人长辈，而要尽子女晚辈赡养孝敬关心的道德义务；作为父母长辈，不应对子女残暴不仁，而应尽自己慈爱教养子女成人的道德责任。《礼记祭义》云：“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孔子关于家庭伦理的学说，对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仍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因为只有家庭稳定了，整个社会才会稳定。

孔子以人为本、以人为贵的思想，体现在惠民、养民、教民等多方面。现代社会的商业管理理论无论如何发展，都离不开以人为本，管理更趋人性化和科学化。孔子主张做人要讲信用，这些年来，由于信用的缺失，礼义之邦的中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面对这样一个无序的经济环境，把孔子的诚信思想引入商业活动的全过程，这对于恢复中国商业环境在国际上的形象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孔子的伦理思想可以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和创新。“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全面发展意味着社会关系——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身——的妥善处理。这就需要学会用“中庸”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和矛盾。要求做到“适度”、“和”、“时中”。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善于变通，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与时俱进。

当然，对伦理思想应加以辩证的分析，纳新的阐释。它虽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但也有其不足的方面。因此在面对新的问题时，需辩证的看，并引以为鉴。

对其积极的一面应加以继承与弘扬，并在新的形势下，对它进行新的设释、注入符合时代潮流的新内容。大凡一种学说或思想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就在于有后继者根据时代需要对它作出新解释，同时增加一些新的内容。儒家思想自孔子创立始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其间很多人都根据时代要求对它进行了新的阐释、改造，这也是儒家文化之所以经久不衰的深刻原因。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我们更要对伦理思想进行重新阐释、重新发掘、重新利用，以便更好地促进社会的和谐和个人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3:147.[2]高治东《独立英语学院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与实现》延安大学学报，2008年第一期

[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杜维明.对话与创新[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76.

第二篇：孔子政治伦理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浅议

孔子政治伦理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浅议

内容提要：对现代社会来说，孔子政治伦理思想的影响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他的“内圣外王”的领导思想、德主刑辅的教民思想以及对尊卑有序的领导体制的推崇，都是和现代政治理念相违背的。我们在借鉴吸收孔子政治伦理思想的某些合理成分的同时，应当对其消极方面保持清醒的认识和理性的批判。

关键词：孔子 政治伦理思想 内圣外王 德主刑辅 等级秩序

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从宏观上把握，可以概括为内圣和外王两个层面：在内圣层面，孔子要求一个为政者必须加强以“仁、礼”为核心内容的道德修养，加强道德上的自我约束，以达到道德完满；在外王层面，孔子主张应当通过恢复和重建尊卑有序、等级森严的西周政治层级，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教化民众，以实现一种纯以道德礼教来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想社会。[1]

孔子之后，儒家思想继续发展。由子思和孟子的社会道德伦理学说和“仁政”学说，到汉代以董仲舒为代表的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的政治儒学，再到宋明时期的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儒家思想薪火相传，历两千多年而不绝，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强调领导者的“内圣”和“外王”为主要内容的儒家政治伦理思想也同样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对中国人的思想行为以及中国的政治制度和领导制度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同任何一种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一样，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也是瑕瑜互见，精华与糟粕并存，它既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对现代中国社会也有许多可资借鉴之处，例如孔子主张领导者要选贤任能、任人唯贤，对于现代中国的政治生活来说就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但同时，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对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发展，尤其是对于现代中国政治体制的建设来说，又有许多消极因素。

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孔子的政治思想的本质内容是必须要抛弃的，我们对其负面的、消极的影响要保持足够的警惕。他的“内圣外王”的领导思想、德主刑辅的教民思想以及对尊卑有序的领导体制的推崇，都是和现代政治理念背道而驰的。我们在借鉴吸收孔子政治伦理思想的某些合理成分的过程中，也应当对其消极方面保持清醒的认识和理性的批判。

一、内圣外王的领导思想与“政教合一”思想的异同比较 政教合一是指政治领袖和宗教领袖合一、世俗政权和宗教思想合一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思想，规定一种宗教为“国教”，君主、国王自任教主，或者由宗教领袖实际统治国家，国家的法律以宗教教义为依据，宗教教义是处理一切社会事务的准则。在中世纪的欧洲，普遍实行的都是世俗政权和基督教宗教思想、世俗领导人和基督教领袖相结合的“政教合一”制度，典型代表比如拜占庭帝国以及十六世纪加尔文时期的日内瓦；当代世界很多伊斯兰国家还仍然是“政教合一”，我国解放以前的西藏地方政权实行的也是“政教合一”。

政教合一的“教”是指宗教，但从广义上来说，也包括某种思想、精神和道德学说。孔子的内圣外王思想，要求一个人必须首先具有完美的道德人格，然后才能作为一个领导者从事治理国家的工作，这种思想在本质上是和“政教合一”思想相通的。

比较“内圣外王”和“政教合一”这两种思想，可以发现它们之间有许多共同点：

（1）这两种思想都主张国家担负道德教化的职责，国家不仅在行政上对民众进行管理，还在思想上对民众进行道德教化。国家的这两种功能集中体现在一个人身上，就形成了精神领袖和政治领袖的合一，在中国，就是内圣与外王的合一，是君师合一。

（2）正因为国家不但负担行政管理职能，还具有道德教化的职能，这样，国家就成为了实现某些神圣价值和道德原则的工具或载体，而不仅仅是利益分配的机构和场所，从而使政权或政体具有了某种道德神秘感，为少数人垄断政权提供理论支持。所以中国有“天下神器,有德者居之”的说法。

（3）同样因为国家负担着道德教化的功能，所以，必定将某种特定的道德原则或理论学说定为一尊，成为“官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在中国，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始终居于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位置，宋以后更是达到登峰造极，程朱理学一直居于官方哲学的地位，四书五经则成了科举考试的唯一内容。

所以孔子的内圣外王领导思想，虽然与中世纪政教合一有形式上的不同，但它又具有政教合一的许多特征，可以说它本质上是一种政教合一的思想。对于这一点，无论是拥儒还是反儒，大都是承认的。前者如学者蒋庆：“在儒家看来，政治生活一定要体现超越神圣的价值，政治制度的安排与政治权力的运作一定要贯穿神圣性，这既是从超越界对政治的转化与提升，也是从超越界对政治的规范与约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儒家是主张‘政教合一’的”[2]，梁漱溟等新儒家

[3]学者也承认儒学是“以道德代宗教”；后者如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所谓内圣外王——君王就是圣，一言九鼎！所谓‘君师合一’——实质是‘以吏为师’，政教合一。”[4]

以内圣外王为主要特征的儒家思想，自孔子之后，经过孟子和董仲舒的发展，在西汉中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经过两千多年，一直是中国的“官学”。“内圣外王”思想的政教合一的特点，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宏观层面概括，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第一、思想控制，扼杀中国社会的创造力。

行政领导与精神领袖的合一，使得某种特定的思想——在中国就是儒家思想被定为一尊，尊为“官学”，其他任何思想、理论、学说都在被禁止、被排斥之列，儒家思想凭借皇权的力量成为中国两千多年的垄断思想，广大民众的任何行为都被限定在儒家“礼教”原则之下，任何不符合儒家思想的思想理论学说和行为都会作为“异端”而被扼杀，这样，整个社会何谈什么创造力和创新精神？中国社会自宋以后，科学技术上的发明发现寥若晨星，并且不被重视，思想文化上的生机活力更无从谈起，形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可以说，这种由内圣外王思想而强化的王权控制思想的政治体制是最根本的原因。

第二、国家政权和领导者被赋予一种神秘和神圣性，剥夺了普通民众参与政治生活的可能性。内圣外王的思想，要求国家的领导者首先必须达到道德人格的完满，成为“圣人”，才能从事管理国家的工作，这就把国家的管理工作赋予了一种神秘性和道德神圣感，成为少数人的垄断品和专利。因为能成为“圣人”的，毕竟只有少数人（甚至只能是一个人，那就是皇帝），普通民众永远都只能处在被教育、被抚牧的地位上。对仰之弥高的笼罩着神秘道德光环的政权来说，普通民众只有服从而无法参与，所以内圣外王的儒家思想是和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专制制度相适应的。

现代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政教分离，也就是政治领导与思想和精神领袖的分离、政权和意识形态的分离，这是现代社会相对于古代的一个进步。这样做，一方面，破除了政权和领导者的道德神圣性和神秘感，承认政治制度和领导体制完全是一种权力运作和利益分配的机构和场所。在利益的分配要求上，不但领导者和社会的少数上层有权参与，广大普通民众也同样有利益要求，因而他们也同样可以而且应当参与到政权运作中来，这样就可以使一个国家的政权基础扩大到普通民众当中，政治合法性大大增强，社会也会更加稳定。

另一方面，在政教分离的政治形态下，思想家和思想理论抛开对政治权力的倚重和追求，一个社会不是将某种特定的理论定为一尊，而是任何理论都有存在和发展的自由，思想理论完全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运作，这样才能真正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变“王宫学”为“百家言”，形成整个社会思想文化领域的繁荣，激发社会全体民众的创新精神和创造力。

二、为政以德、德主刑辅的思想对中国形成法治社会的影响 孔子主张“为政以德”，这一思想在内圣层面，就是要求领导者的个人道德修养达到完满，“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领导者只有占领了道德的制高点，才能够使被领导者和人民自然而然的信服，就好像北极星一样，处于中心的位置，自然被群星围绕、拱卫；在外王层面，“为政以德”就是要以领导者的道德认知为标准和规范来教化民众，孔子主张“为国以礼”，主张统治者用礼教来教化民众。孔子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论语.子路》）”，教化民众的方法就是领导者做出道德表率。

孔子本人所推崇的理想社会状态，是一种完全弃刑罚而不用，只依靠道德教化的力量就能达到社会和谐的状态，所以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但孔子又认为，从人的本性上来看，人分为三个等级，《季氏》篇中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第一种是“生而知之”的圣人，第二种是困而学之、学而知之的普通人，第三种则是困而不学的愚人。孔子认为，一三两种人是少数，他们的本性是没办法改变的，所谓“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在孔子看来第二种人是大多数的民众，这一部分人才是教化的对象，他们的行为、思想是可以改变的，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论语•阳货》）”就是针对这一类人。而对于少数“困而不学的愚人”就要辅之以“刑”。在孔子看来，德是根本的，是主要的手段，是体，刑罚是用，是辅助的手段。对于少数“困而不学”的下愚之人，在道德教化不发生作用的情况下，才能不得已而施之于刑罚，所以刑罚被孔子放在次要的第二位的地位上。

孔子的这一思想被董仲舒概括为“德主刑辅”。德主刑辅的思想对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以德治国”、“以礼教治天下”几乎是每一个朝代所标榜和推崇的，一直到近现代，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社会在中国依然没有形成。

孔子的“为政以德”、“德主刑辅”政治思想和教民思想对中国形成法治社会的阻滞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社会，必须有一套完整的、刚性的行为规范起作用，那就是健全的法律体系和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但孔子及儒家的“德主刑辅”思想所推崇的却是道德原则和规范的优先性，甚至希望完全用道德代替法律来约束社会和民众，如孔子对“无讼”的追求。然而道德原则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有弹性的行为规范，具有不确定性。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按照儒家由内圣而外王的理论，一个达到内圣的领导者，领悟了道德的真谛，然后施教化于普通民众，以成外王事功。这样，道德规范和原则的制定和解释权就完全掌握在了少数“圣人”手中，理论上的由内圣而外王，在现实中就异化成了由外王而内圣。广大民众只有接受教化的义务，而不能对道德原则和规范本身提出异议，更不能不遵守甚至反抗它，否则就是“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孔子家语.刑政》），就是屡教不改，而诉之于刑罚，“德主刑辅”就变成了“顺我者德之、逆我者刑之”。

这样，具有不确定性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就完全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就成了一件神秘莫测的少数“圣人”用来治民的工具，“以德治国”就是把一切社会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神秘化，使之完全以“圣人”的好恶为标准，因而整个社会实际上也就没有了一个确定的行为规范。《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晋国“铸刑鼎”，将社会行为规范用法律条文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且公之于众。晋国这一做法遭到孔子的强烈反对，孔子说：“晋其亡乎，失其度矣！„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晋国这样做，用确定的规则代替了道德，成为一切价值判断的标准，会打破“圣人”独断社会行为规范解释权的地位，打破“圣人”的道德神圣性，使“贵贱无序”，这在孔子看来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再次，孔子和儒家对“刑”的功能和作用的理解，也是造成中国不能形成法治社会的一个重要因素。

（1）在儒家那里，刑和法是单纯惩罚性的工具（法家同样也是这样理解的）。刑就是法，法等同于刑，法律只是保证道德规范得以实施的带有惩罚性的手段。在中国古代，法律的作用只是强调社会成员的义务，从来也不具有维护民众权利的功能。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刑法超乎寻常的发达，形成过好几部完备的刑法典，如唐律、大清律，但是却没有也不可能产生一部哪怕是最简单的民法。

（2）刑是对民不对官、对下不对上的。根据儒家的“德治”理论，无论是最高领导者还是各级官吏，他们或者是道德修养达到“内圣”的“圣人”，或者是选拔上来的德才兼备、道德修养能起到模范作用的人才，总之他们的道德修养都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当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施之于刑罚，所以才有“刑不上大夫”的说法。只有普通百姓才有可能不服教化，达不到统治者的道德要求，所以只有百姓才是刑的施用对象。在儒家那里，刑就是官治民、上治下的工具，法律是用来惩罚不服教化的普通民众的。中国古代也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宣传，但这句话是站在皇帝的角度说的，是指任何人都不能冒犯皇帝的权威，否则，即使是王子，也要和普通百姓一样受到惩罚。而作为最高领导的皇帝本人却是不受任何法律条文的束缚的，中国从来也没有产生过“皇帝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思想。

在现代法治社会，法律不仅仅是治民的工具，它更应该是“治官”的工具，是限制政府的工具。因为官员和政府拥有更多的权力，因而应当受到更多的约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不仅指普通民众之间、个体与个体之间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它更多的是指个体与集体、集团之间的平等，是指一个普通的百姓与官员、政府机关、政治的或利益集团之间的平等，而这一点恰恰是儒家的为政以德、德主刑辅思想所缺乏的。

三、孔子的正名思想本质上是对等级秩序的鼓吹

孔子主张通过“正名”，以整顿“礼乐崩坏”的周朝政治制度，消灭“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执国命”等各种违礼僭越行为，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政治秩序。孔子的正名思想主旨就是试图恢复和重建西周分封制的领导体制，即天子、诸侯、大夫、士等自上而下形成的金字塔式的等级森严的政治层级。

孔子所推崇的这种政治体制有一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各层级之间尊卑有序、贵贱分殊的等级差别。西周的政治层级从天子以下，是一种等级森严的政治领导体制,按孔子的话就是“君君，臣臣”。天子有天子的地位和权利，诸侯、大夫、士等层级也有各自的地位、权利和义务，他们互相之间的高下等级是明确的，不能越级，否则就是僭越，就是“君不君，臣不臣”，从而“名不正，言不顺”。

现代国家的政治体制同样拥有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治或权力的政治层级，但现代国家的政治层级或领导体制与中国西周时期的分封制领导体制有着本质的不同，那就是处在各政治层级中的作为个体的人的地位及相互关系不同。在现代领导体制下，不同的政治层级之间权力的大小、上级与下级之间的关系等，都是由法律规定而形成的职务关系，职务有高低，权力有大小，但是担任职务的人本身并没有高低贵贱的差别，他们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这是现代政治体制的进步之处。然而，孔子所推崇的中国西周时期的分封制则不同：天子、诸侯、大夫、士等政治层级的形成，不是由法律规定，而是由人本身的高低贵贱，由人本身不平等的人身依附关系而形成的。所谓“君”“臣”，就是“主”“仆”。《说文》对“臣”的解释：“臣，牵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说文解字.卷三》）臣事君，就像被牵着的牲口一样，说明其地位低下；还有一种说法：臣是眼睛的象形，是低着头而望主人的奴隶的眼睛，后来用以指代奴隶。[5]总之，臣的本意就是像牲口一样的奴仆的意思，所以《左传》中说“天子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意思其实就是说“天子以公侯为奴仆，公侯以大夫为奴仆，大夫以士为奴仆„。”整个社会除了最高的天子以外，每个人都具有主人和奴仆两重身份，对上是奴仆，对下又是主人，而天下所有的人都是天子的奴仆，所以《诗经》上才说：“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总之，建立在人格不平等基础上的等级秩序，就是孔子所推崇的西周领导体制的特点。

西周的分封制领导体制，经过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被郡县制所代替，但是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贵贱等级秩序和观念不仅没有消失，反而随着中央专制制度的加强而加强。在秦汉以后，帝王与臣子的这种实质上的主仆关系与西周时期可以说毫无二致，这一点，可以从中国的宰相制度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由宫官而朝官、由奴仆而宰辅”的循环演变过程来清楚地看到。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演变史，就是随着皇权不断加强，“由宫官而朝官，由奴仆而宰辅”的循环演变过程。汉代以“尚书”代“三公”，唐代以“中书、门下”代“尚书”，明清以“内阁学士”代“中书”，清代后期又以军机大臣代内阁学士。所有这些尚书、中书、内阁学士、军机大臣等，最初的身份都是皇帝的私人秘书、宫官，即皇帝的仆人，后来才具有了宰相的职权。所以，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其实质身份也还仍然是皇帝的奴仆！孔子为正名所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论，经过汉代董仲舒等人的发展，演化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一套封建社会的纲常伦理，更是从思想意识形态上强化了君臣上下的等级观念，渗入到中华民族精神的骨髓里。

正因为有这样一种关乎人格贵贱的等级秩序和观念的存在，在中国，作为个体的人在政治层级中的流动就往往只能是单向的，只能上不能下。而在现代西方，由于政治层级的不同与人格尊严无关，所以，个人可以在政治层级和领导体制内上下流动，整个社会也不以为异。部长可以竞选成为总统，曾经的总统也可以再当部长（典型的例子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但在中国，如果一个人在政治层级和领导体制中向下流动，则对于他个人甚至对于他的家族来说，就成了一件非正常的事件，就意味着这个人社会地位的下降和人身尊严的丧失；至于最高的领导职位——皇位的更替，更是非经过大规模的流血战争或者暗箱中的权力角逐不能实现。

现代中国正在努力从法律文本的意义上建立现代政治和领导体制。但是，要消除儒家“君君臣臣”的思想在两千多年中形成的尊卑贵贱的等级观念对我国社会的影响，建立起实质上的现代政治领导制度，建立起真正能上能下的各级领导干部任用和管理机制，整个社会形成“官员”能上能下的观念和社会氛围，还是一件任重道远的事情。

参考文献：

[1] 郭延坡.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浅探[J].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9，（3）：45-48.[2] 蒋庆.追求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中和之魅——蒋庆先生谈儒家的宗教性问题[DB/OL].孔子2000网.http://.[5] 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一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69-70.

第三篇：孔子德育以及指导意义

孔子德育以及指导意义

孔丘，字仲尼。汉族人，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之一。编撰了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孔子的言行思想主要载于语录体散文集《论语》。在中国历史上，孔子将“二帝”“三王”所开创的“礼乐之教”化转为“成德之教”。表现为一种内容丰富的义理体系：“性相近，习相远”是道德教化的人性论基础，“文”、“行”、“忠”、“信”是道德教化的基本内容，“中庸”是实施道德教化的方法论，“内圣外王”则是道德教化的理想目标。

孔子在中国历史上开创了道德教化的先河，而且他还提出了人性论命题：“性相近，习相远也。” 在“性相近，习相远”这个命题当中“性”是“人性”的简称，无所谓善与恶，它指人先天的资质。就资质而言，尽管可能有差异，但人性之基本是相近的，此即“性相近”之义。“习”是与“性”相对立的一个概念。所谓“习”，主要指后天的“习染”，包括环境、教育和经历等。因此，所谓“习相远”，指人所具有的不同的道德品质不是天生的，而是环境影响和后天教育的结果。也就是说，由于“习”的不同，个体的道德品质会相距悬殊。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品德不修养，学问不探讨，正义不追随，缺点不改正，这些是孔子之所深感忧虑者。在此，孔子将落脚点放在了道德教化上，即，主张通过道德教化来实现人的本性的复归。

在孔子，“中庸”既是世界观，更是方法论。或者说，它既是孔子的一种处世哲学，也是他进行道德教化的方法论。通常来讲，“中”指适中、中和，即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庸”则有三义：一是“平常”，二是“不易”，三是“用”。综合“中”与“庸”之义，“中庸”一般指在日用常行中坚持适度适中的原则，把事情做得恰到好处。因此，若在方法论的意义上讲，“中庸”就是指“无过无不及”，即适度、适中和理所当然。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孔子关于“中庸”思想之相关论述却非常丰富。实际上，孔子在日用常行中始终坚持“中庸”原则。孔子还认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与“思”二者须紧密结合，交修并进，而不可有所偏废，有所过分。他自述道：“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这是说，“学”与“思”二者应求适中；如果只注意一个方面，忽视或否定另一个方面，则是错误的，甚至是有害的。无论是在情感表达上，还是性情陶冶上，都须持有一种“中庸”原则，此即“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在孔子看来，“中庸”作为一种方法、原则，“仁”既是道德的核心，又是道德的方向，“仁”、“知”之结合使得“中庸”既是仁德，又高于一般的仁德，因此，“中庸”在内容上实际上包括“仁”和“知”两个方面。

仁爱是孔子思想中的核心理念，主要是指一种高尚的品德，孔子是仁学的开创者，他提出“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等思想。仁爱是一种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和精神追求，其他的美德都是围绕着这种道德修养而展开的，一个人想要追求真正的品德，就应该以爱人为主要的前提。“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应该不断的提高自身的修养和道德，才能够实现道德的标准，才能够为实现最高境界的仁爱奠定基础。“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可谓仁乎，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孔子十分注重人的品格的修养，也就是人的德育教育，认为人的品格的塑造主要取决于道德的自主性，完善的人格需要不断的积累和道德的培养，小人和君子的区别就在于其道德思想的培养，同时，仁爱虽然是一种高尚的道德准则，但却不是不可以追求的，只要努力地提高自己的内在修养，就会达到仁爱的境界。孔子还认

为，仁爱是最完美的、最善良的精神，是决定一切的根本。

在孔子的德育思想中，仁爱是其核心的价值理念，而礼则是其德育教育的修身准则，是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是把仁爱的思想运用到实际的生活和学习中的行为规范。儒家德育思想的目标是通过礼规范人的行为，使社会的道德、社会的法律和家庭的准则对受教育的人都具有规范作用，使礼成为每一个人应该自觉遵守的准则，达到人对自己有礼、人对人有礼、人对自然界有礼的境界。孔子主张以“礼”为社会道德规范，包括政治等级制度、伦理道德规范、一切交往礼仪等，要求人们专心地去遵循“礼”所规定的诸多封建等级秩序，以平治天下。孔子修身思想中礼的特征，主要体现在礼的行为方面，要求修身的人要符合礼所包容的东西。首先，应该用礼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要严于律己。社会上生活的人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秉性和特征，倘若不用一种统一的道德加以规范，就没有秩序可言，所以，礼是个人立身行事的最基本的东西;其次，要以礼待人，在社会交际的过程中，如果每个人都能够以礼相待，利用礼去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促进其协调发展，才能够达到社会的和谐发展。忠恕。忠恕原则是孔子思想中的具体的实施方法，孔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己矣。”意思就是说忠恕是仁爱之道的主要方面。忠恕主要以忠为思想的核心，对于自己而言，主要是指做人一定要忠于国家、忠于事业、忠于朋友等，要在为人处世的过程中，摆正自己的心态和位置，也就是说，做事要体现忠诚原则。孔子认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他要求弟子一定要善于与人沟通，而且要本着“与人忠”的原则。“忠”就是下级要按照上级的指示进行事宜的处理，特别是在臣子对君主的侍奉过程中一定要本着忠恕的思想理念。在师生的相处中，也要体现忠诚的思想，学生要以忠的态度严格要求自己，也就是说，一个人可以犯错误，但是能够及时的进行改正的话，也是秉承了忠诚原则的，如果犯了错误还没有改过的想法，就没有秉承忠的核心理念。孔子提出的忠恕的原则也不是指完全的服从，不是绝对的服从主义，主要是介绍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和为人处世的方法，是一种积极和主动的道德原则。忠恕就是要宽以待人，以己量人，推己及人，实现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

孔子的德育思想是其修身养性和实现发展的核心理念，这些理念不仅在思想方面引领着人们正确的实现为人处世之道，同时在实践中也体现了道德的重要性。

第四篇：基督教伦理思想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第三章基督教伦理思想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摘要

基督教作为世界宗教之一，在世晃历史上创造了丰富灿烂的文化，它的伦理 思想更是其中的奇葩。基督教进入中国社会，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

本文以基督教伦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及影响为主线，探索基督教伦理思魍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接触与交融过程，重点针对基督教的伦理思想对当代中国社参的影响进行了论述。

第三章主要论述基督教伦理思想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及其影响，分析了基 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并进一步说明了基督教伦理思想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影响。

关键词t基督教 伦理思想 传播 影响

基督教在中国经历了与社会相适应的本土化历程，从唐太宗贞观年间景教传 入算起，基督宗教出现在中国距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从明代罗马天主教在中国开始活动算起，距今已有四百余年的历史；从1807年马礼逊来华传教作为基督教持续性的大规模传教开端的话，距今则只有将近两百年的历史，不论基督教在中国活动的历史长短，其在变化和适应中发展则是一贯的，基督教作为具有西方政治和文化背景的宗教，蕴含着一种与中国传统文化不同的价值观，与中国固有的思想、信仰、风俗、习惯存在较大的差异。从明末清初至近代，中外传教士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设法将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以适应中国的国情，明清时期来华耶稣会和各方传教士为了调整与中国政权的关系，向封建帝王称臣纳贡并参与修改历法，积极寻求王权的保护；广泛结交中国士绅并主动与儒家文化相妥协，允许中国教徒祭天祀祖等；近代柬华天主教会和基督教差会极力兴办新式学校报社来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培养新式知识分子；兴办社会慈善事业并积极参与救济和赈灾活动；丌展中国基督教自立运动和中国教会本土化运动，以增强中国人在教会中的作用，弱化外国势力的影响；一部分中外传教士还积极支持中国社会的改良和民族民主革命，以上活动收到了一定效果，到1949年基督教已经被一小部分中国人所接受，基督教文化也在～定程度上融入了中国文化之中。

3。，基督教伦理思想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后，经过半个世纪的 改造和发展，中国基督教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基督教成为我国政府和人民认可的主要宗教之一。

基督教伦理思想同基督教主流文化占统治地位的西方国家，有着本质的不同，即在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主要体现出以下三个特点，一是不参与政治，二髭世俗化发展，三是在党的宗教政策框架下开展活动，努力适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发扬其博爱这一普世倾向的原则，提倡平等、诚实、守信、守法遵章等道德原贝IJ，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过程中，努力丌拓入文和社会关怀空问。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和谐社会的建立做出其积极的贡献。

“博爱、平等、信义、民主、诫”等思想不仅是基督教伦理思想的主导思想，同时也是具有普世倾向的道德原刚，对于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来说也具有十分 重大的借鉴意义。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正面临着经济、科技、文化发展 以及由此丽产生的新的生活方式的全新挑战：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健全和全球经济 一体化的冲击，呼唤着更加合理的伦理道德观柬指导人们的生活。而基督教伦理 思想作为一种信仰体系、价值体系和思想文化体系，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及现 代化的意义自然也是多方面的，也是中国社会主义伦理道德整合中所要吸纳的重 要对象。进一步研究基督教伦理思怒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对于利用其积极 因素发展优良传统文化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也就是说，基督教伦理思想与当代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对中国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有非常大的积极作用和借鉴意义。

3．2．2基督教伦理思想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基督教中具有普世倾向的博爱、平等、信义、诫等伦理思想有益于当代中国 社会的伦理道德建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基督教伦理的博爱思想对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建设会产尘积极的影响。

基督教伦理以爱为人与人之间相处的主要原则，耶稣说过：“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基督教以爱为纽带，建立了上帝与人，以及人与人关系为中心的价值体系，强调无差别、无条件的“泛爱”主张，不仅要“爱你的邻舍”、“爱人如己”，而且还要爱自己的罪人和仇人。基督教强调要为“爱”牺牲，义不能与爱隔绝，耶稣钉十字架的极点是舍去生命。

基督教认为上帝是爱每一个人的，包括罪人和被遗弃的人，乐善好施的人和敌人。它以爱为纽带，建立了上帝与人，以及人与人关系为中心的价值体系。并且把“爱你的邻舍”、“爱人如己”作为爱上帝的体现，基督教的“爱”的教义体现在人际关系上便成了人们彼此之间也应该有爱，正如耶稣吩咐“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相爱”（约13：34）互爱是建立在对等的基础上。在互爱的基础上，要尊重人，要待人真诚、诚实，守信，公正。不能猜忌和判断人，不能只看见别人的缺陷，而无视自己的无知，《圣经》中多次的提及了人际交往中的对等行为，“你们怎样判断人，也必怎样被判断；你们用什么标准衡量人，也必照样被衡量，”“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的木屑，却不理会自己眼中的梁木呢？”（马太7：2-3），所有这些话语都可还原为出自《圣经·新约》中耶稣的一句最精炼的而内涵无限宽广的话语，耶稣说： “你想人家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这条做人的法则成了人类普遍遵循的处世原则，成为了处理人际关系的黄金法则，与中国的“己所不欲，勿施与人”的处事原则相类似。教导人们要从自我出发，以身作则，严于律己，欲安天下，必先正其身

这种思想虽然忽视了国家、民族及每个个体具体利益的客观性，但对未来世界和平和人类福祉却起着一种精神感召和引导作用，它对于现代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问的关系方面所面临的种种问题，都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包括重塑现代新型、和睦的人际关系，调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己本身的关系方面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它的这种博爱精神和我国当代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的内涵和表现形式有着相似之处，两者对于构建和平世界和和谐国家起着相得益彰的作用。

2005年我国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就是要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在这里无一不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仁爱思想，体现出社会主义社会对道德的要求。其中的伦理关系首先是人与人之问最基本的关系。基督教伦理的“博爱”思想中强调的“爱人如己”道德精神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想，对于在现今道德沦丧、精神失落的世界罩重塑高尚的道德情操，建立一个与现代科技文明相匹配的、充实的精神世界，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次，基督教伦理的平等思想对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建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基督教伦理反对把人当作色情的工具，主张一夫一妻制。男女平等，抵抗破坏家庭和睦的社会缺点；

基督教提倡平等观念，在《圣经》中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伦理思想随处可见(当然神和人是不平等的)，在路德的“因信称义”说罩就提倡信徒之间平等的原则。路德指出只要受洗入教心存信仰，任何人都可归入“属灵等级”，都可享有与教卑．、主教和神甫同样的权利和义务。“因信称义”强调信徒与上帝之间直接交流，只要唪固自己的信，就能称义获救。在这里，路德否定了教会特权阶层在个人得救中的中介作用，因为我们在基督罩面就是祭司和君主，相信基督的都是如此。这种平等观念同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所倡导的平等虽然有很大的区别，但其内在的精神价值却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应汲取的。我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制度长达数千年的国家，传统文化中严格的等级制度对于建设一个平等，自由、民主的国家任重而道远，在当代中国社会，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致力于民主法制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民主法制、平等自由等观念已经渐入人心。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制度下，推进民主进程，倡导平等观念，是对一个国家和世界和平的巨大贡献，因此有选择地借鉴基督教伦理思想的平等观念等世界精神文明成果，将有助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的顺利推进。

最后，基督教伦理“信、诫“思想对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建设会产生积极的

影响。

基督教伦理强调以诚待人，表罩如一，无论“近远”、“内外”、“面背”。如《圣经》之《摩西十诫》中所说到的“不可撒谎作伪证”等思想；利玛窦也曾说“友者于友，处处时时一而己，诚无近远内外面背异言异情也卜”。”

此外，基督教教义的“诫”思想同样有益于人们加强自律意识，提高遵纪守 法意识，我国在建设和谐社会中可以利用这部分思想内容，以完善社会主义道德 的约束作用。

基督教在我国断断续续发展了一千多年，但始终也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主要是因为基督教伦理思想同我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等诸多方面存在严重的分歧，在与我国的主流文化不相适应的同时还起着较大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

第一，基督教信仰建立在唯心主义和有神论的思想基础之上，作为基督教思想体系的出发点，无论基督教进行怎样的改革，这点不会有根本的变化。尽管对某些具体内容可以作符合社会需要的解释，但脱离不了神学非科学的虚幻的本质。基督教的神创说、宿命论、来世说、灵魂观以及相信神迹等基本观念，会引导信徒产生消极厌世的思想，把眼光从现实世界转向彼岸世界，对现实中遇到的挫折与困难缺乏斗争的勇气和信心，最终归结为天命，听由神意或命运安排。这种消极影响在一些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教徒文化水平偏低的地方显得更为突出，不利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例如，部分信教群众由于痴迷基督教，沉醉于基督教生活，以致影响乖常的生产、生活和工作；有的地方基督教势力膨胀，阻碍科学文化知l识的普及与提高，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干预经济建设、教育普及、婚姻自幽等；有的地方基督教活动频繁，加重了信教群众的经济负担；有的基督教内部教派之闯，教派内部不同利益群体之『自J纠纷不断，冲突频发，危及社会安定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民族之问或民族内部的不和，影响社会稳定；少数不法分子把基督教同封建迷信活动结合，妖言惑众，诈骗财物，毁人健康，扰乱社会秩序。利用基督教情绪煽动或蒙蔽一部分信教群众对社会不满。制造事端，严重破坏社会正常秩序；甚至还有极少数民族分裂分子，利用基督教搞分裂祖国的活动，破坏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

第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境外敌对势力和用基督教多方式多渠道对我国进行渗透活动，妄图颠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危害国家利益。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外某些基督教组织及反华敌对势力利用基督教对我国的渗透加剧，以传教或民间交往为幌子建立据点，培植地下势力，攻击我国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三自”方针，甚至有的同国内极少数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的教徒或犯罪分子相勾结，欺骗拉拢信教群众制造事端，严重破坏国家安全和社会的安定团结。

结束语

基督教伦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主要表现为基督教要适应中国社会 而不断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基督教必须适应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体要求，这

是基督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存和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要求。社会主义社会的

性质决定着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相适应的性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基督

教既不是统治阶级用柬麻痹人们的工具，也不是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用来逃避现实

或用来作为阶级反抗的外衣，基督教完全己成为人们个人信仰的私事。就宗教本

身来说，其内部的等级压迫、封建剥削等阶级社会的残余，从整体上已被清除了。

基督教信仰第一次真的成为私人的事情，真证实现了基督教组织同国家分离、教

会同学校分离的原则，从认识上消除了过去将基督教信仰者的有神论与社会主义

者的无神论在世界观上的不同作为政治上对立的错误。在保障基督教宗教信仰自

由的基础上，团结广大信教群众共同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这是社会主义

条件下相适应问题同以往的阶级社会中相适应问题的根本区别。

在目Iii『，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扩大和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

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社会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巨变。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提

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目标，这在为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提

出了新的要求的同时，也为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充分发挥基督教伦理思想中的积极因素，扩大基督教伦理思想与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相适应的内容，减少和克服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不相适应的消极因素，逐步从基督教的各个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变革和调适，使基督教真正成为创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的积极力量。．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要扩大基督教伦理思想与社会主义社会精神文明相适应 的内容，这是基督教改革的目标，也是基督教在社会主义社会获得生存与发展的

要求。从理论上讲，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将会长期存在，这只是从宏观上对宗教

这一历史文化现象给予的总体认识，但具体到基督教在我国的发展，若要在社会

主义社会长期存在，就必须通过不断的革新和改革，不断扩大与社会主义社会相

适应的内容，逐步适应社会主义的总体要求，社会主义彳。会对其具有可容性，这

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若基督教对社会主义只有对抗性和破坏性，它就会失去

继续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就会被信教群众抛弃，被社会主义扬弃。在新世纪新阶

段，扩大基督教伦理思想与社会主义社会精神文明相适应的内容，就必须从思想、伦理道德、个体关怀等方面，调整基督教伦理思想与社会主义社会精神文明的关

系。

基督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遗产。我国基督教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发挥基督教在文学艺术、建筑旅游等方面 的特殊作用，使基督教更好地为当代社会服务，这是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

应的题中应有之义。要使基督教伦理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相适应，一方面要充分

发掘基督教教义中伦理思想的积极思想，引导信教群众积极进取、热爱国家、热

爱现世生活。随着世俗化潮流的加剧，基督教伦理教义相应地对出世的基督教伦

理的神的外衣给予了入世(人的现实生活需要)的阐释，对出世和入世思想进行

了全面的深化。如基督教在中国近代以来开展的：本色化运动的深入开展，“三自’

爱国运动委员会的立教思想等等，都是在古老的基督教教义中挖掘符合现代社会 的积极思想的有益探索。另一方面要使基督教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变化，对基督

教教义的伦理思想做出符合时代要求的解释，赋予基督教以时代气息，以适应当

代社会和当代信众的要求。我国的基督教界已经对此做出了积极的尝试，通过主

动加强思想建设，不断扩大思想上的适应面，树立社会主义社会基督教的新面貌。

在伦理道德方面，逐步把关注人与神的关系转变为更关注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扩大对人的关怀。基督教伦理思想从根本上是劝人向善的，是教导信众

通过修持走向真、善、美的理想世界。从这方面讲，基督教伦理思想与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有着一致性。基督教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发扬基督教戒律在伦

理道德方面的积极因素。一是从规范人与社会之阃关系的层面上，发扬不杀人、不偷盗等思想，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促进人与社会的和谐。二是从调节人与人

之『自J关系的层面上，发扬“孝敬父母”、“敬师友”、“爱人”、。不两舌”、“不恶口”、。不妄语”、“不做假证害人”等思想，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三是从个人

修养层面上，发扬不贪、不淫、不伪、不惰、不患、不酗酒、不赌博等思想，提

高信众的个人修养，引导信众做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优秀公民。实质上，这些基

督教伦理道德大多缘于世俗道德，缘于人类对美好社会的理想追求。在这方面的

相适应中，应当注重发挥基督教在把发掘基督教伦理中的积极因素同弘扬民族传

统美德、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结合起来，共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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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孔子与当代社会》读后感

《孔子与当代社会》读后感

听了老师对于“孔子与当代社会”的论述讲演，我获益匪浅，一股厚重的儒家气息由感而生。

孔子（前551年9月28日－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中国山东省曲阜市南辛镇）人，中国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的创始人。孔子集华夏上古文化之大成，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并且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3 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孔子和儒家思想对中国和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区有深远的影响，这些地区又被称为儒家文化圈

提及孔子，首先想到的便是这句话。“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

这句话是孔子晚年回顾自己一生经历所述，是他自己的人生体验。他强调了自己从15岁到70岁生命历程中间几个特别重要的阶段，以及在每一个阶段中，应当做什么、达到什么要求。这一段话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指导人生的坐标，提供了一面参照对比的镜子。司马迁曾引用《诗经》中“高山仰之，景行行之”这句话，高度赞扬了孔子的品德和思想，表达了自己“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真挚愿望。这句话也经常被人们拿来以醒自身，以激励自己不断努力，影响达几千年之久。

孔子最大的成就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有教无类，诲人不倦”。孔子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最早以教育为职业的儒者，就是以教育为生。孔子之前学在官府，他也是最早聚众讲学，使学术大众化的教师。他还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开启了讲学游说之风的士人。就是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孔子也是最早把文化推广到大众中去的思想家、教育家之一。曾参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子贡曾叹道：“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可见当时弟子们对孔子是十分尊崇的。

为了纪念他，联合国设立了孔子奖，美国的加州以及一些亚洲国家，把孔子的生日——9月28日定为教师节。现在，孔子学院已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平台，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华文化的园地。创办仅4年多时间，全球已有78个国家和地区设立249所孔子学院和56所孔子课堂，学习汉语的人数已突破4000万人。

在当下复杂的文化背景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文化也将进一步走向世界，并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人们所理解和接受，从而将把人类带入一个和平、稳定、繁荣、进步的新时代。正像张岱年先生曾经说过的——“盲目的批判孔子的时代过去了，盲目的尊崇孔子的时代也过去了，科学的研究孔子的时代到来了。”孔子是中国的，儒学是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