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的责任伦理思想

第一篇：论孔子的责任伦理思想

[摘要]责任伦理虽然是来自西方的、现代的概念，但是这种思想在古代、在中国早就存在。孔子的责任伦理思想主要体现在权与时的思想当中，并力图在现实中实践这种理想。当然孔子也有与责任伦理相对的信念伦理的倾向，这反映了孔子思想中理想与现实、信念与责任的矛盾和冲突。孔子的责任伦理思想不仅在历史上曾有其意义，而且在当前仍有其价值。

[关键词]责任伦理；权；时；信念伦理

[作者简介]张桂珍，中共山东省委党校研究生部讲师，哲学硕士，山东济南2500

21[中图分类号]B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12-0011-0

3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相对，是由马克斯·韦伯于1919年在一次演说中同时提出的。表面看来，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是极其对立的，因为前者的价值根据在于行为者的意图，而后者的价值根据在于行为的后果。但如果进一步去探索二者背后的深层动因，就会发现二者又是统一的，因为它们都根源于行为者内心所秉持的信念。所以，信念伦理是只关注信念而不关心后果，责任伦理则是将信念与责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以此来看儒家伦理，也是信念与责任并重，所以儒家伦理也是一种责任伦理。当然在儒家伦理中，我们也可以同时发现信念伦理这种取向，但儒家伦理所追求的，则是信念与责任的和谐统一。儒家哲人尽管在言行中有诸多的不同，但都体现出一种责任伦理精神，这源于他们内心强烈的道义感和责任心，这在孔子的身上表现得非常突出。

以往我们常认为，孔子是个迂腐的迂夫子，事实上并非如此。他既不是只知道因循守旧、不知道顺应时势的人，也不是只知道固守原则、不知道灵活变通的人。《论语·子罕》说：“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在其他人看来，孔子杜绝了四种不好的倾向：凭空猜测，绝对肯定，拘泥固执，唯我独是。可见孔子不是一条道走到黑的人，更不是钻牛角尖的人。他既有崇高的理想，又能够面对现实，能够将信念与责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展现出了韦伯所说的责任伦理精神，这主要表现在“权”与“时”的思想当中。

孔子非常重视“权”的思想，他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权在孔子这里是最高的处世原则，不是轻易就能做到的。在孔子看来，古代的圣贤虽然在道德上令人景仰，却往往是固执一端而不知权变。不过孔子非常自信，他说：“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孔子不同于古代圣贤的地方，就在于他懂得权变。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权变呢?这就要掌握“时”。时即合乎时宜，就是要符合时势发展和变化的要求。首先要审时度势，认清时势发展的趋向；其次要随时变通，采取适当的行动以顺应时势的变化。孟子对此十分景仰，称赞孔子是“圣之时者也”，懂得“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的道理。

通权达变，应时而动，并不意味着可以离经叛道，放弃自己对道德理想的追求，更不是说可以毫无原则，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为所欲为，而是在坚持道德理想的前提之下，顺应社会现实的需求，将原则的坚守与方法的灵活运用统一起来。孔子曾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即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是无所谓可也无所谓不可的，但一定要符合道义的原则。生当一个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时代，对于孔子来说最大的义，莫过于匡正这个元道的、混乱的社会。这是他的崇高理想，也是他终生孜孜以求的最高目标，在他看来是必须坚持的。至于具体如何实现这一理想，如何达到这一目标，则是可以变通的。与道义的原则相比，其他一切都是不重要的，有时为了实现这一原则，某些具体的道德规范是可以暂时违反的。只知道一味坚守道德规范而不知道随时变通的，是浅陋固执的小人，正如孔子所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

在这样的见解之下，孔子作出了一些不符合当时的士君子道德规范的举动，结果招致了弟子的非议。在卫国期间，为了求得一个施展抱负的机会，他去见了卫灵公的夫人南子(此人名声极坏)，引起了子路的不满，以至孔子不得不对天发誓，说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合乎礼的。更有甚者，当一些叛臣来礼聘时，孔子也想去一试身手，这更加让子路不满，对此他进行了辩解：“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又说：“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在孔子看来，他不是白去，而是去弘道的，如果给他这样的机会，他就可以让周礼在东方复兴起来；他深信以自己的德行，决不会与乱臣同流合污，但如果身怀治国安民之才而不去施展，想为国为民做事却又屡次丢掉机会，这样是不对的。可见，孔子并非认可那些叛臣们的做法，他一向是反对犯上作乱的，他真正关心的是能否遇到有志于治国安民的为政者，能否给予他施展才能的机会，他之所以“欲往”，因为他不想错过任何一个这样的机会。当然，如果为政者不给他这样的机会，他也会毅然决然地离开，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事实上，孔子并没有真的去应召，他也从未真正得到这样的机会，但他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伦理精神，不能不让人钦佩。

孔子不仅自身如此，对别人的评价也表现出这种精神，其中尤其以对管仲的评价最为典型。管仲在道德方面的修养确实不高，孔子曾经对其大加批评，说他不节俭、不知礼、不忠，确实有悖于儒家的道德标准；但另一方面，孔子却极力称赞他的仁德，因为他所成就的事功，非常符合儒家的仁道原则。可见在对一个人的评价中，孔子是将事功与道德分开来看的。管仲成就事功的手段可能有问题，但其结果与其初衷是一致的，那就是社会的安定有序与人民的安居乐业。在一个道德上并不完美的世界中，在目的、手段和结果不能统一的情况下，坚守自己的信念，并在责任的驱使下，通过道德上成问题的手段，达到了目的与结果的统一，这就是责任伦理精神的体现。孔子看到了这种伦理的合理性与现实性，所以他能容忍管仲道德上的污点，所谓“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孔子确实富有责任伦理思想，不过他也有着信念伦理倾向。比如，面对“有道”与“无道”两种不同的境遇，君子究竟应该如何抉择，对此孔子曾经多次加以讨论，其典型表述是：“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在不同的场合下，孔子作出的是基本相同的选择：在国家政治清明时，君子应该积极入仕，如果甘于贫贱而出世，是可耻的；在国家政治昏暗时，君子可以消极出世，如果入仕以求富贵，也是可耻的。“有道则见”体现的是一种基于信念的责任意识，可以说是一种责任伦理精神；“无道则隐”则是为了坚持信念而放弃了责任，表现的是信念伦理倾向。这种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并存的现象，反映了孔子思想中理想与现实、信念与责任的矛盾和冲突。

孔子思想中的矛盾和冲突，也体现在他的弟子们身上。孔门弟子众多，其思想也各异，在责任与信念的问题上也有争论。《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被困于陈蔡之间时，问弟子说：“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对此问题，子贡与颜回分别给出了不同回答。子贡说：“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而颜回则说：“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子贡认为老师的主张确实伟大，但太理想主义了，所以不能为世所用，最好能把标准稍微降低一点，这样才具有现实上的可行性。颜回也认为老师的主张伟大，但不能为世所用，这不是自己的错，而是有国者的耻辱，正显出老师理想主义的崇高。孔子听后，批评子贡志向不高远，对颜回则大加赞赏。不过最终，还是子贡到楚国搬来救兵，孔子及其弟子一行才得以脱离险境。

孔门弟子不仅在思想上有争论，在实践中的表现更不相同。仍以子贡和颜回为例。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载：“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颜回则没建立什么功业，这当然和其早死有关，但即使不如此，恐怕也没法和子贡相比，这是他们不同的人生哲学所决定的。基本上可以说，子贡遵循的是责任伦理，颜回坚守的是信念伦理。孔门弟子的这种差异，实际上是孔子思想中的矛盾冲突在其弟子身上的一种展现。

孔子的责任伦理思想不仅影响了他的弟子，而且影响了后来的儒家哲人；不仅在中国历

史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当前仍然有着巨大的价值。当前中国社会发展迅速，但问题也不断显现，其中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人的责任感的缺失和相应伦理观的混乱。由于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旧的价值观念已经动摇，新的价值观念正在形成但还未普遍确立。价值观念缺位的后果之一就是导致了责任感的缺失，造成了当前社会中不负责任的现象大量出现。所以，责任伦理建设在当前中国就成为当务之急。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不仅西方文化中的责任伦理思想值得借鉴，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伦理中丰富的责任伦理思想，同样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由于韦伯是从政治伦理的立场来提出责任伦理概念的，而儒家伦理最终也要归结为一种政治伦理，所以以下仅从信念与责任并重的角度，来看一下孔子的责任伦理思想对当前政治责任伦理建设的积极作用。

责任伦理是信念与责任的有机结合，而且信念是责任的源泉，任何负责任的行为都是在信念的引导下实施的。所以政治家一定要在内心充满崇高的信念，否则就很难保证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担负起真正的责任。韦伯指出，政治家是为了某种事业而去追求和运用权力的，至于这项事业是什么则属于信仰问题。对于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来说，现实政治生活的意义在于他为之献身的崇高信念，而不在于责任本身。如果没有崇高的信念做后盾，怎么能保证现实的责任不流于权力政治的工具?

孔子坚守着崇高的道德信念，那就是天下为公的道德情怀，这在《礼记·礼运》篇中借孔子之口所描述的大同世界里有着鲜明的体现。这种道德情怀是推动儒家哲人为实现其政治理想而奋斗的精神资源，它从伦理的角度说明了权力的根源、归属问题。现代的政治家必须了解，公共权力在根源上是属于公民大众的，只有对这一理念具有深切的了解，才不会把自己手中执掌的权力视为私人之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天下为公作为政治家的道德情怀，它对现代民主制度的运作仍能起到一种支援作用。如果现代的政治家都富有这种道德情怀，这对民主政治的发展无疑是一种巨大的促进力量。

孔子不仅具有天下为公的道德情怀，而且有着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儒家的忧患意识，是对国家安定和人民幸福的关切，对个体生存和人类命运的关怀，以及对未来发展变化的关注。孔子密切注视着社会和人生，渴望在现实中建功立业，这种积极人世的品格和内心强烈的道德责任感相结合，激发起无限的悲天悯人的忧患意识。孔子曾说：“君子忧道不忧贫。”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周游列国，虽到处碰壁，仍坚持不懈。虽然孔子自己不忧贫贱，但对百姓的疾苦却非常关心，他要求统治者轻徭薄赋、节省民力，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反对不顾百姓的死活而一味索取。这些言行，反映了孔子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不仅在当时有意义，而且在当前仍然有价值。

当前中国社会中也出现了韦伯曾经描述过的那种情形。工具理性过分膨胀，价值理性则严重萎缩，工具理性压倒甚至代替了价值理性，造成了意义世界的失落。意义的失落导致了信念的丧失，信念的丧失又导致责任的缺失，最终出现的是信念与责任的双重沦落。在道德领域中是如此，在政治生活中也是如此。许多官员既没有崇高的信念，也不讲现实的责任。他们参政既不是为了人民的福祉，也不是为了民族的繁荣、国家的富强，而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为了物质的利益。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他们也不为人民负责，不为民族、国家负责，而只对自己负责，对自己的上级负责。这种人顶多可以被叫做“政客”，而不能被称为政治家。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在于：政治家从政的出发点是关怀公众的福祉，而政客从政的出发点则是自私自利。政治家固然离不开对权力的追求和运用，但如果仅仅是为了权力本身而享受权力，甚至无聊地炫耀权力，这决不是真正的政治家所为，必须加以贬斥和批判。所以一个从政的人，必须首先确立某种信念，把人民和民族、国家的利益放在心中，才能在现实政治中具有责任感，才能在责任伦理的引导下成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在这方面，儒家哲人无疑是值得现代政治家们效仿的榜样。

第二篇：孔子在道德伦理思想的贡献

孔子在道德伦理思想的贡献,即他提出并仔细论证了一个新观念——“仁”,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长期影响中国历史文化的教育观.用一句简洁的话来表达,就是:君子应当为他人,为崇高理想的实现而自强不息.在孔子看来,“仁”是众多道德规范的综合,恭,宽,敏,惠等等.那么“仁”的核心是什么 据《论语·颜渊》记载,孔子对此的回答是“爱人”,爱人与尊重人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所以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自己不想要的,不要强加于别人.又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自己要站住脚,必须让别人也站住脚,自己要做成事情,同时也要让别人把事做成.由此看来,“仁”的精神与损人利己是完全不相容的,这种爱心并不是爱自己的亲人,而是由此作为起点去爱大众.“泛爱众而亲仁”怎么才算博爱大众呢 孔子回答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即对老者关怀尊敬,对朋友忠实诚信,对少年注重教育.这些是博爱大众的标准.尊老,诚信是调解人与人的人际关系是和谐社会的一个主要内容.孔子开创了儒家学派,培养了大批弟子,其中比较优秀的的就有七十余人,这些人沿着孔子确立的思想方向,对儒家作了全面论述.在战国时期,儒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孟子和荀子,他们分别从不同角度丰富了孔子的思想体系,从而奠定了儒家思想的基本特征,其中以“仁”为核心作为儒家思想的基本思想,比如孔子曾经分析人的各种品性,孟子将它加以理论概括成为仁,义,礼,智四端作为作人的标准.孔子思想是历史的产物,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它的光辉思想长期以来受到人们赞同.对当前我们构建和谐社会,调整人与人的关系,遵守公共道德观念,在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有它的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至于孔子的政治,法律,哲学思想受全世界人的认可.孔子开创的儒家道德精神与伦理逐渐成为引领民众道德生活的道德文化理念.尤其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在当今世界上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和谐的指导意义.孔子的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1、教育对象“有教无类”。除在当时打破“学在官府”局面而使文化下移，促进士阶层兴起外，今天的义务教育也与之不无联系。

2、教育作用于社会和培养人。今天于此尚有偏差，圣人先见何等高明！

3、教育目的培养“士”。辩证地看“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既有重大意义也有引起偏差理解的副作用。

4、教育内容“文、行、忠、信”。

“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既重德育又不薄智育。加工整理补充修订“诗、书、易、礼、乐、春秋”六经，紧扣“文、行、忠、信”施教。其于礼仪之邦的深刻影响举世公认。作为当今教育工作者不能不认真领会。辩证地看待，孔子的教育思想确有自相矛盾之处，如鄙视生产劳动等实际知识，又囿于当时自然科学知识的贫乏，忽视思辨知识和能力培养，缺乏充分的哲学思辨气息。这也可以说与死板教条教学有一定的源流关系。

孔子的理想是要实现人与人之间充满仁爱的大同世界。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积累了十分丰富的教学经验，创造了卓有成效的教学方法，总结倡导了许多宝贵的教育主张和原则，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他的这些教育经验和原则，是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宝贵遗产，至今仍对全人类的教育实践有着行之有效的指导意义。

有教无类，诲人不倦因材施教，循循善诱学思并重，传习结合儒家对教育作用的看法：通过格物、致知做到诚意、正心（即树立正确的伦理道德观念，做到不为各种私心邪念所动摇）从而达到修身的目的（即形成完善的人格），这是教育对个人发展所起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每个人都积极为促进各自家庭的和谐美满（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国家的繁荣、稳定而努力做出自己的贡献（齐家、治国），这是教育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

當然也有很多人认为孔子重文轻理，或只教伦理道德而不教自然科学的说法是站不住的。儒家轻视自然科学是汉儒和宋儒们所为，是违背孔子教育思想的。在这点上必须将孔子代表的先秦儒家和以后的汉儒、宋儒划清界限。

尽管孔子的教育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会显出它的某些不合时宜，但其中的基本原则永远不会过时。

孔子的教育贡献

孔子是我国古代最早最伟大的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举世公认的世界历史文化名人.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1.哲学上的贡献

《易》是大道之源, 是中国哲学之源.《汉书》记《易》之由来,“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伏羲始作八卦是第一阶段;

周文王由八卦演为六十四卦是第二阶段;

孔子作《易传》是第三阶段.《易传》的基本特点是,绕开卜筮, 阐发易理.《易传》中运用和阐述的一些基本范畴,命题,思维方式和哲学思想,如: “阴阳”,“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和,合”思想等等,发现了自然界,社会领域及思维领域的一般规律,即对立统一,量变与质变和否定之否定规律.创立了“君子时而中”,“过犹不及”,“通变动成”,“中庸成道”等原则,体现了辩证法的普遍联系,发展变化,运动过程的思想.从礼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其辩正回归的轨迹.2.教育上的贡献

孔子时代, 教育与学术由官府垄断, 提出“有教 无类”的旗帜,以私人身份招徒讲学,创办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所私人学校.选编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教材;将内容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进行教育.孔子在其丰富的教学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教育目标是培养君子仁人

教育对象则“有教无类”;

教学原则是因材施教,教学方法采用“循循然善诱人”的启发式,要求弟子学思结合,举一反三,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

重视德育,智仁勇并举而以仁为中心;

提倡教师以身作则,师生教学相长;端正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当仁不让于师

要求弟子学以成才,学以致用.孔子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被尊为“万世师表”.他的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指导了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教育,而且在今天看来,仍与东西方与现代教育理念相合.3,文学上的贡献

孔子修《诗》,正《乐》.我国传世的第一部文学作品《诗经》,是由孔子整理成书的.《乐经》失传.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古时有诗三千余篇,孔子删除其重复的,选取其“可施于礼义”的,形成了三百零五篇的《诗经》文本.孔子还对《诗经》的主旨,作用和若干篇章作了重要解说.《论语》中就有很多记载,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不学诗,无以言.”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之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更是最近发现的孔子诗论文献.孔子对《诗经》的解说, 涉及到文学,政治,伦理,教育等各个层面,其中的一些重要思想,理念,对后来的文学创作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产生了极其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孔子整理的《诗经》和孔子的诗论,就是两千五百多年来中国文学和文论的“源头活水”.孔子一生中有一大半的时间，是从事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工作。他创造了卓有成效的教育、教学方法；总结、倡导了一整套正确的学习原则；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教学内容体系；提出了一系列有深远影响的教育思想；树立了良好的师德典范。

第三篇：孔子伦理思想对当代社会的指导意义

孔子伦理思想对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

【摘要】当代中国正处在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期，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都发生巨大的转变。如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为社会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指导，是当今文化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对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思想对于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重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伦理道德体系，对于培养良好的道德风尚和社会风气，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伦理思想，中国，指导

自汉代“独尊儒术”以来，孔子被封建统治者封为“至圣先师”，剔除孔子伦理思想中关于维护君权、重男轻女等等不合理成分，孔子伦理思想中的合理内核值得我们批判地继承。孔子伦理思想中蕴含着一些超时代、超民族、超阶级的积极合理因素：人道性、民主性、合理性、务实性、科学性。这些因素，既有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又有利于广大人民安居乐业，符合人类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客观要求，因而它不仅为历代统治阶级所推崇，也为广大的劳动人民所认同。它的一些积极合理的伦理思想，至今仍然在社会生活中显示着顽强的生命力。

孔子宣传为政以德，正人先正己，爱民惠民的民主思想，关于社会家庭伦理等双向履行义务的思想；关于做仁人君子行仁施爱要克己自律，“爱人”要由远及近，以及人际关系的相处要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推己及人的思想，关于为人处事要重视精神生活，重义轻利而又不排斥个人正当利益的思想等等反映了人类道德意识，道德关系与道德活动的普遍规律，合乎情与理。一直以来只讲社会成员个人对于社会集体绝对服从甚至无条件牺牲的义务，而不讲社会集体在群己关系找那个也有对个人利益关心尊重的道德义务都是违反人类道德关系的。要增强思想道德教育的信度，就必须重视孔子伦理中合乎情与理的科学因素。

2001年，江泽民总书记提出要“以德治国”，德志和法治，将道德建设尤其是领导干部的道德建设提高到了一个新境界。当然，这里强调的是社会主义道德治国。社会主义道德是无产阶级道德与中华民族优良传统道德的有机结合的产物，是根植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优秀道德的土壤上。现代国家固然需要强调依法治国，但同时也需要强调以德治国。孔子尊尚五种美德，排除四种恶政，要求“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治政的目的就是为了立国，而立国的前提就是“民无信不立”，这要求统治者在治政的过程中，要重视民众的作用，把取得百姓的信任摆在第一位。以德治国要求统治者重视自身的建设，孔子主张政就是正，君主只有端正自己，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百姓才会服从政令，淡泊名利，积极进取，奉公守法，不要去追求不合道义的富贵，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培养良好的品格。当今中国以德治国的首要任务就是从严治党和从严治政，努力提高其道德素质，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官德体系，进而充分利用官德对公众道德所具有的导向和示范功能。

孔子的伦理思想为发展现代经济，创建一个有利的安定和谐的国

内、外环境。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各种社会矛盾更呈现复杂的状态。对各种矛盾不应用“同”，强求矛盾同一而乱斗一气，而应用“中庸”的“中和”、“适度”方法加以处理，协调各种矛盾，把矛盾限制在质量互变的“度”的范围内，不使它发展到破坏统一体，影响社会安定的程度。

社会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人际交往更加频繁，人际关系也日趋重要。孔子主张人际关系的相处要克己自律，排除自爱不爱人，损人利己的思想欲望与动机，努力使思想行为合于一定的道德规范准则，自觉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行”，人际关系履行道德义务的双向性，强调个人道德自觉，克己自律，从我做起以维护人际关系，维护社会道德秩序，主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的这些关于处理人际关系和经济道德的思想对于当今处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的国人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家庭关系中，孔子主张处理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作为子女长辈，不要忤逆虐待父母老人长辈，而要尽子女晚辈赡养孝敬关心的道德义务；作为父母长辈，不应对子女残暴不仁，而应尽自己慈爱教养子女成人的道德责任。《礼记祭义》云：“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孔子关于家庭伦理的学说，对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仍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因为只有家庭稳定了，整个社会才会稳定。

孔子以人为本、以人为贵的思想，体现在惠民、养民、教民等多方面。现代社会的商业管理理论无论如何发展，都离不开以人为本，管理更趋人性化和科学化。孔子主张做人要讲信用，这些年来，由于信用的缺失，礼义之邦的中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面对这样一个无序的经济环境，把孔子的诚信思想引入商业活动的全过程，这对于恢复中国商业环境在国际上的形象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孔子的伦理思想可以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和创新。“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全面发展意味着社会关系——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身——的妥善处理。这就需要学会用“中庸”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和矛盾。要求做到“适度”、“和”、“时中”。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善于变通，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与时俱进。

当然，对伦理思想应加以辩证的分析，纳新的阐释。它虽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但也有其不足的方面。因此在面对新的问题时，需辩证的看，并引以为鉴。

对其积极的一面应加以继承与弘扬，并在新的形势下，对它进行新的设释、注入符合时代潮流的新内容。大凡一种学说或思想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就在于有后继者根据时代需要对它作出新解释，同时增加一些新的内容。儒家思想自孔子创立始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其间很多人都根据时代要求对它进行了新的阐释、改造，这也是儒家文化之所以经久不衰的深刻原因。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我们更要对伦理思想进行重新阐释、重新发掘、重新利用，以便更好地促进社会的和谐和个人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3:147.[2]高治东《独立英语学院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与实现》延安大学学报，2008年第一期

[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杜维明.对话与创新[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76.

第四篇：论析朱熹的行政伦理思想

参考资料：巴蜀论文网：http://sclunwen.com/ BLOG：http://lunwenbashu.blog.163.com/

论析朱熹的行政伦理思想

【摘要】朱熹的行政伦理思想，由于其所处的历史时代和阶级地位的影响，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这不等于说它在当代就失去了使用价值。文章以《朱文公政训》为例，从平易近民、为政之本，忠于职守、勤政敬业，秉公去私、勇于任事，求真务实、严信执法等几个方面梳理了朱熹的行政理论思想，以期对当今行政伦理道德建设提供借鉴。【关键词】朱熹 行政伦理平易近民 严信执法

自国家产生以来，我们的祖先就注重对行政伦理—官德的思考，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官箴书。本文就以《朱文公政训》为例，对朱熹的行政伦理思想和实践进行梳理，以期对当今行政伦理道德建设提供借鉴。

平易近民，为政之本

“平易近民，为政之本”是古代君主立国安邦的根本。《尚书·五子之歌》：“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周公就认为周文王之所以能建立周的基业，关键在于得到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因此必须“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①同时这也是各级官吏应当具备的基本的行政伦理道德。朱熹对此非常重视，“为守令第一是民事为重，其次则便是军政。”②“平易近民，为政之本”。③既然以民事为重，首先应当爱民，爱民就应当有一颗为民之心，民众就会为之感动，“因论郡县政治之乖曰：民虽众，毕竟只是一个心，甚易感也。”④关心民众的疾苦，为民兴利除害，“而不能为斯民除害去恶，岂不诚可罪耶？某尝谓今之世姑息不得，直须与他理会，庶几善弱可得存立”⑤。对于民事要“事如大小，为之必成；害无大小，除之必去”。⑥爱民重民、关心民众疾苦必然通过具体的事项反映出来，在传统社会老百姓最关心的莫过于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具体到民政事务可概括为：省赋税，兴水利，善赈济等措施。朱熹在这几方面都有所关注：

其一，在赋税方面，他指出“今之赋轻处更不可重，只重处减似那轻处可矣。”⑦在与杨通老论及纳米事时，朱熹认为“今日有一件事最不好：州县多取于民，监司知之当禁止，却要分一分，此是何义理？”⑧其二，在兴修水利方面，主要强调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减少灾害的发生，占据主动的地位。“平居须是修陂塘始得。到得旱了，赈济委无良策，然下手得早，亦得便宜。”⑨“赈济无奇策，不如讲水利，到赈济时成甚事？”⑩其三，在赈济方面，朱熹主张赈灾济民之事应当未雨绸缪，事先做好准备，如朱熹在南康时，“才见旱，便刬刷钱物，库中得三万来贯，准拟籴米，添支官兵，却去上供钱内借三万贯籴米，赈籴早时籴，得却籴钱还官中解发，是以不阙事”。与救灾相关之米粮之处理，地方官尤需费心，应适当处理籴米粜米之事。赋税的征收、水利的兴修、赈济得当关系到民众切身的利益，关系到国家秩序的稳定甚至生死存亡，因此作为行政伦理的第一项伦理就应当是重视民生，平易近民。

忠于职守，勤政敬业

“忠于职守，勤政敬业”是古代统治者和士大夫大力提倡的官员必须具有的道德规范，也是实现民为政本的基本途径。早在西周时期，周文王就“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勤于政事，不敢有丝毫懈怠。朱熹批判了南宋当时士大夫得过且过，苟且推托的陋习：“惟以苟且逐旋，挨去为事，挨得过时且过，上下相咻以勿生事，不要十分理会事，且凭鹘突；才理会得分明，便做官不得。有人少负能声，及少经挫抑，却悔其太惺惺了了，一切刓方为圆，随俗苟且，自道是年高见识长进。当官者，大小上下以不见吏民、不治事为得策。”并且发出了“风俗如此，可畏可畏”的感叹！随后指出人之仕宦要尽心尽职，忠于职守，就必须心存“先其事而后其食底心。” 不仅如此朱熹还具体提出了忠于职守，勤政敬业的途径和方法。首先应当有尽职之心，“心在此应事，不可谓之出在外。”“大凡事，只得耐烦做将去，才起厌心便不得”。“古人立事，亦硬著做，以死继之而已。”其次做事应当讲求方法，“凡事自有恰好处”。主要有，其一，凡事应当格式分明，“做官须立纲纪，纲纪既立，都自无事”。“每点追税，必先期晓示。”其二，各种事项要分簿登录，分橱收藏，这样就能做到心中有数并能及时解决而不拖延。“公等他日仕宦，不问官大小，每日词状须置一簿，穿字号，录判语；到事亦作一簿，发放文字亦作一簿，每日必勾了号，要一日内许多事都了方得。若或做不办，又作一簿记未了事”。“了即勾了，未了须理会教了，方不废事。”其三，合众商量，“或大事可疑，卻合众商量，如此事都了，并无壅滞。”其四，严立程限，针对胥吏沉滞公事，朱熹提出“看百弊之多，只得严限以促之”才能按时完成。

秉公去私，勇于任事

“秉公去私，勇于任事”是古代官员的又一行政伦理道德规范，也是实现民为政本的又一基本途径。孔子指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能不正”。朱熹深深懂得公和正对官员从事政务的重要性，“官无大小，凡事只是一个公。若公时，做得来也精采，便若小官，人也望风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来做去也只得个没下稍。”士人和官员必须懂得公与私的不同，明确区分公与私，消除私心，树立公心。一个人若能无私，就能受到人们的尊崇。

要想真正做到公正无私，应当做到：一是不计利害，在个人私利和公利产生冲突之时，敢于重公利舍私利，严于律己，公而忘私，朱熹很是赞赏“李椿年行经界，先从他家田上量起”的做法。二是不党亲戚，正确处理好公私关系。如有亲戚托人求举，朱熹认为“亲戚固是亲戚，然荐人于人，亦须是荐贤始得”。三是勇于任事，不避祸福，要想秉公就要守正而不畏权，而现实往往权大于正，坚持守正就可能危及个人前途、乃至危及生命安危，“若既要为大官，又要避祸，无此理”。做官就要“硬著做，以死继之而已”。四是不贪贿赂。朱熹对受赃者深恶痛绝，主张加一严刑，“大字而配去”。

求真务实，严信执法

求真务实是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也是平易近民、勤政敬业、秉公去私的根本，也是官员行政伦理道德规范的主要内容。了解事实的真相是从事行政事务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才能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探求解决问题的对策和措施。关于盐法的弊端，朱熹认为“如立定格，六斤不得过百钱，不知去海远处，搬担所费重，此乃许子之道，但当任其所之，随其所向，则其价自平。天下之事，所以可权衡者，正谓轻重不同，乃今一定其价，安得不弊？又论汀寇止四十人，至调泉、建、福三州兵，临境无寇，须令汀守分析。”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对策，这才会有的放矢，解决问题。再如国家命令诸县造战船，“召匠计之，所费甚巨”。张直柔通过缩小比例，造一小船，“比成推算，比前所计之费减十之三四。”可见，求真务实才能真正的维护民众利益、节省国家开支，保证社会的稳定。另外，行政文书应当实事求是，“吏文只合直说，其事是如何，条贯是如何，使人一看便见方是”。不能舞文弄墨，不着边际，“被几个秀才在这里翻弄那吏文，翻得来难看„„今只管弄闲语，说到紧要处，又只恁地带过去。”

遵守法制、严信执法是官员行政伦理道德规范的又一重要内容。《曲礼》谓“涖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朱熹认为为政必须“令行禁止”，“号令既明，刑罚亦不可弛。苟不用刑罚，则号令徒挂墙壁尔。与其不遵以梗吾治，曷若惩其一以戒百？与其覆实检察于其终，曷若严其始而使之无犯？曰做大事，岂可以小不忍为心？”并对宽与严做了新的解释，“要以严为本，以宽济之”。何谓“为政者当以宽为本，而以严济之”？“须是令行禁止，若曰令不行、禁不止，而以是为宽，非也！”“今人说宽政多是事事不管，某谓坏了这 ‘宽’字。”但也不能过于严。无论宽与严，必须以求真务实、明白事理，懂得分寸为前提，这一点朱熹说得非常明白：“在人如何处置，然亦何消要过于严？今所难者是难得晓事底人，若晓事底人历练多，事才至面前，他都晓得依那事分寸而施以应之，人自然畏服。今人往往过严者，多半是自家不晓，又虑人欺己，又怕人慢己，遂将大拍头去拍他，要他畏。”宽严必有度，这个度就是法，应当依法为尺度。从朱熹的宽严的论述中，严的含义更多的是，严格依照法律行事，尤其是对违背法律政令的行为要严格处理。

不可否认，朱熹的行政伦理思想，由于其所处的历史时代和阶级地位的影响，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这不等于说它在当代就失去了使用价值。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放眼新的历史时期领导干部的政德建设，朱熹的行政伦理思想在执政中真正体现“民为政本”的理念，真正做到忠于职守，公正无私和培养求真务实，严信执法的风气等几方面值得我们深思，有利于指引着我们寻找当代的行政管理之魂。

注释

①冀昀：《尚书·无逸》，北京：线装书局，2007年，第199页。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 朱熹：《朱文公政训》，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19页。

第五篇：孔子政治伦理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浅议

孔子政治伦理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浅议

内容提要：对现代社会来说，孔子政治伦理思想的影响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他的“内圣外王”的领导思想、德主刑辅的教民思想以及对尊卑有序的领导体制的推崇，都是和现代政治理念相违背的。我们在借鉴吸收孔子政治伦理思想的某些合理成分的同时，应当对其消极方面保持清醒的认识和理性的批判。

关键词：孔子 政治伦理思想 内圣外王 德主刑辅 等级秩序

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从宏观上把握，可以概括为内圣和外王两个层面：在内圣层面，孔子要求一个为政者必须加强以“仁、礼”为核心内容的道德修养，加强道德上的自我约束，以达到道德完满；在外王层面，孔子主张应当通过恢复和重建尊卑有序、等级森严的西周政治层级，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教化民众，以实现一种纯以道德礼教来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想社会。[1]

孔子之后，儒家思想继续发展。由子思和孟子的社会道德伦理学说和“仁政”学说，到汉代以董仲舒为代表的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的政治儒学，再到宋明时期的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儒家思想薪火相传，历两千多年而不绝，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强调领导者的“内圣”和“外王”为主要内容的儒家政治伦理思想也同样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对中国人的思想行为以及中国的政治制度和领导制度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同任何一种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一样，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也是瑕瑜互见，精华与糟粕并存，它既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对现代中国社会也有许多可资借鉴之处，例如孔子主张领导者要选贤任能、任人唯贤，对于现代中国的政治生活来说就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但同时，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对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发展，尤其是对于现代中国政治体制的建设来说，又有许多消极因素。

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孔子的政治思想的本质内容是必须要抛弃的，我们对其负面的、消极的影响要保持足够的警惕。他的“内圣外王”的领导思想、德主刑辅的教民思想以及对尊卑有序的领导体制的推崇，都是和现代政治理念背道而驰的。我们在借鉴吸收孔子政治伦理思想的某些合理成分的过程中，也应当对其消极方面保持清醒的认识和理性的批判。

一、内圣外王的领导思想与“政教合一”思想的异同比较 政教合一是指政治领袖和宗教领袖合一、世俗政权和宗教思想合一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思想，规定一种宗教为“国教”，君主、国王自任教主，或者由宗教领袖实际统治国家，国家的法律以宗教教义为依据，宗教教义是处理一切社会事务的准则。在中世纪的欧洲，普遍实行的都是世俗政权和基督教宗教思想、世俗领导人和基督教领袖相结合的“政教合一”制度，典型代表比如拜占庭帝国以及十六世纪加尔文时期的日内瓦；当代世界很多伊斯兰国家还仍然是“政教合一”，我国解放以前的西藏地方政权实行的也是“政教合一”。

政教合一的“教”是指宗教，但从广义上来说，也包括某种思想、精神和道德学说。孔子的内圣外王思想，要求一个人必须首先具有完美的道德人格，然后才能作为一个领导者从事治理国家的工作，这种思想在本质上是和“政教合一”思想相通的。

比较“内圣外王”和“政教合一”这两种思想，可以发现它们之间有许多共同点：

（1）这两种思想都主张国家担负道德教化的职责，国家不仅在行政上对民众进行管理，还在思想上对民众进行道德教化。国家的这两种功能集中体现在一个人身上，就形成了精神领袖和政治领袖的合一，在中国，就是内圣与外王的合一，是君师合一。

（2）正因为国家不但负担行政管理职能，还具有道德教化的职能，这样，国家就成为了实现某些神圣价值和道德原则的工具或载体，而不仅仅是利益分配的机构和场所，从而使政权或政体具有了某种道德神秘感，为少数人垄断政权提供理论支持。所以中国有“天下神器,有德者居之”的说法。

（3）同样因为国家负担着道德教化的功能，所以，必定将某种特定的道德原则或理论学说定为一尊，成为“官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在中国，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始终居于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位置，宋以后更是达到登峰造极，程朱理学一直居于官方哲学的地位，四书五经则成了科举考试的唯一内容。

所以孔子的内圣外王领导思想，虽然与中世纪政教合一有形式上的不同，但它又具有政教合一的许多特征，可以说它本质上是一种政教合一的思想。对于这一点，无论是拥儒还是反儒，大都是承认的。前者如学者蒋庆：“在儒家看来，政治生活一定要体现超越神圣的价值，政治制度的安排与政治权力的运作一定要贯穿神圣性，这既是从超越界对政治的转化与提升，也是从超越界对政治的规范与约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儒家是主张‘政教合一’的”[2]，梁漱溟等新儒家

[3]学者也承认儒学是“以道德代宗教”；后者如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所谓内圣外王——君王就是圣，一言九鼎！所谓‘君师合一’——实质是‘以吏为师’，政教合一。”[4]

以内圣外王为主要特征的儒家思想，自孔子之后，经过孟子和董仲舒的发展，在西汉中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经过两千多年，一直是中国的“官学”。“内圣外王”思想的政教合一的特点，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宏观层面概括，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第一、思想控制，扼杀中国社会的创造力。

行政领导与精神领袖的合一，使得某种特定的思想——在中国就是儒家思想被定为一尊，尊为“官学”，其他任何思想、理论、学说都在被禁止、被排斥之列，儒家思想凭借皇权的力量成为中国两千多年的垄断思想，广大民众的任何行为都被限定在儒家“礼教”原则之下，任何不符合儒家思想的思想理论学说和行为都会作为“异端”而被扼杀，这样，整个社会何谈什么创造力和创新精神？中国社会自宋以后，科学技术上的发明发现寥若晨星，并且不被重视，思想文化上的生机活力更无从谈起，形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可以说，这种由内圣外王思想而强化的王权控制思想的政治体制是最根本的原因。

第二、国家政权和领导者被赋予一种神秘和神圣性，剥夺了普通民众参与政治生活的可能性。内圣外王的思想，要求国家的领导者首先必须达到道德人格的完满，成为“圣人”，才能从事管理国家的工作，这就把国家的管理工作赋予了一种神秘性和道德神圣感，成为少数人的垄断品和专利。因为能成为“圣人”的，毕竟只有少数人（甚至只能是一个人，那就是皇帝），普通民众永远都只能处在被教育、被抚牧的地位上。对仰之弥高的笼罩着神秘道德光环的政权来说，普通民众只有服从而无法参与，所以内圣外王的儒家思想是和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专制制度相适应的。

现代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政教分离，也就是政治领导与思想和精神领袖的分离、政权和意识形态的分离，这是现代社会相对于古代的一个进步。这样做，一方面，破除了政权和领导者的道德神圣性和神秘感，承认政治制度和领导体制完全是一种权力运作和利益分配的机构和场所。在利益的分配要求上，不但领导者和社会的少数上层有权参与，广大普通民众也同样有利益要求，因而他们也同样可以而且应当参与到政权运作中来，这样就可以使一个国家的政权基础扩大到普通民众当中，政治合法性大大增强，社会也会更加稳定。

另一方面，在政教分离的政治形态下，思想家和思想理论抛开对政治权力的倚重和追求，一个社会不是将某种特定的理论定为一尊，而是任何理论都有存在和发展的自由，思想理论完全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运作，这样才能真正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变“王宫学”为“百家言”，形成整个社会思想文化领域的繁荣，激发社会全体民众的创新精神和创造力。

二、为政以德、德主刑辅的思想对中国形成法治社会的影响 孔子主张“为政以德”，这一思想在内圣层面，就是要求领导者的个人道德修养达到完满，“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领导者只有占领了道德的制高点，才能够使被领导者和人民自然而然的信服，就好像北极星一样，处于中心的位置，自然被群星围绕、拱卫；在外王层面，“为政以德”就是要以领导者的道德认知为标准和规范来教化民众，孔子主张“为国以礼”，主张统治者用礼教来教化民众。孔子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论语.子路》）”，教化民众的方法就是领导者做出道德表率。

孔子本人所推崇的理想社会状态，是一种完全弃刑罚而不用，只依靠道德教化的力量就能达到社会和谐的状态，所以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但孔子又认为，从人的本性上来看，人分为三个等级，《季氏》篇中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第一种是“生而知之”的圣人，第二种是困而学之、学而知之的普通人，第三种则是困而不学的愚人。孔子认为，一三两种人是少数，他们的本性是没办法改变的，所谓“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在孔子看来第二种人是大多数的民众，这一部分人才是教化的对象，他们的行为、思想是可以改变的，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论语•阳货》）”就是针对这一类人。而对于少数“困而不学的愚人”就要辅之以“刑”。在孔子看来，德是根本的，是主要的手段，是体，刑罚是用，是辅助的手段。对于少数“困而不学”的下愚之人，在道德教化不发生作用的情况下，才能不得已而施之于刑罚，所以刑罚被孔子放在次要的第二位的地位上。

孔子的这一思想被董仲舒概括为“德主刑辅”。德主刑辅的思想对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以德治国”、“以礼教治天下”几乎是每一个朝代所标榜和推崇的，一直到近现代，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社会在中国依然没有形成。

孔子的“为政以德”、“德主刑辅”政治思想和教民思想对中国形成法治社会的阻滞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社会，必须有一套完整的、刚性的行为规范起作用，那就是健全的法律体系和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但孔子及儒家的“德主刑辅”思想所推崇的却是道德原则和规范的优先性，甚至希望完全用道德代替法律来约束社会和民众，如孔子对“无讼”的追求。然而道德原则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有弹性的行为规范，具有不确定性。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按照儒家由内圣而外王的理论，一个达到内圣的领导者，领悟了道德的真谛，然后施教化于普通民众，以成外王事功。这样，道德规范和原则的制定和解释权就完全掌握在了少数“圣人”手中，理论上的由内圣而外王，在现实中就异化成了由外王而内圣。广大民众只有接受教化的义务，而不能对道德原则和规范本身提出异议，更不能不遵守甚至反抗它，否则就是“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孔子家语.刑政》），就是屡教不改，而诉之于刑罚，“德主刑辅”就变成了“顺我者德之、逆我者刑之”。

这样，具有不确定性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就完全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就成了一件神秘莫测的少数“圣人”用来治民的工具，“以德治国”就是把一切社会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神秘化，使之完全以“圣人”的好恶为标准，因而整个社会实际上也就没有了一个确定的行为规范。《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晋国“铸刑鼎”，将社会行为规范用法律条文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且公之于众。晋国这一做法遭到孔子的强烈反对，孔子说：“晋其亡乎，失其度矣！„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晋国这样做，用确定的规则代替了道德，成为一切价值判断的标准，会打破“圣人”独断社会行为规范解释权的地位，打破“圣人”的道德神圣性，使“贵贱无序”，这在孔子看来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再次，孔子和儒家对“刑”的功能和作用的理解，也是造成中国不能形成法治社会的一个重要因素。

（1）在儒家那里，刑和法是单纯惩罚性的工具（法家同样也是这样理解的）。刑就是法，法等同于刑，法律只是保证道德规范得以实施的带有惩罚性的手段。在中国古代，法律的作用只是强调社会成员的义务，从来也不具有维护民众权利的功能。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刑法超乎寻常的发达，形成过好几部完备的刑法典，如唐律、大清律，但是却没有也不可能产生一部哪怕是最简单的民法。

（2）刑是对民不对官、对下不对上的。根据儒家的“德治”理论，无论是最高领导者还是各级官吏，他们或者是道德修养达到“内圣”的“圣人”，或者是选拔上来的德才兼备、道德修养能起到模范作用的人才，总之他们的道德修养都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当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施之于刑罚，所以才有“刑不上大夫”的说法。只有普通百姓才有可能不服教化，达不到统治者的道德要求，所以只有百姓才是刑的施用对象。在儒家那里，刑就是官治民、上治下的工具，法律是用来惩罚不服教化的普通民众的。中国古代也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宣传，但这句话是站在皇帝的角度说的，是指任何人都不能冒犯皇帝的权威，否则，即使是王子，也要和普通百姓一样受到惩罚。而作为最高领导的皇帝本人却是不受任何法律条文的束缚的，中国从来也没有产生过“皇帝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思想。

在现代法治社会，法律不仅仅是治民的工具，它更应该是“治官”的工具，是限制政府的工具。因为官员和政府拥有更多的权力，因而应当受到更多的约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不仅指普通民众之间、个体与个体之间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它更多的是指个体与集体、集团之间的平等，是指一个普通的百姓与官员、政府机关、政治的或利益集团之间的平等，而这一点恰恰是儒家的为政以德、德主刑辅思想所缺乏的。

三、孔子的正名思想本质上是对等级秩序的鼓吹

孔子主张通过“正名”，以整顿“礼乐崩坏”的周朝政治制度，消灭“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执国命”等各种违礼僭越行为，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政治秩序。孔子的正名思想主旨就是试图恢复和重建西周分封制的领导体制，即天子、诸侯、大夫、士等自上而下形成的金字塔式的等级森严的政治层级。

孔子所推崇的这种政治体制有一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各层级之间尊卑有序、贵贱分殊的等级差别。西周的政治层级从天子以下，是一种等级森严的政治领导体制,按孔子的话就是“君君，臣臣”。天子有天子的地位和权利，诸侯、大夫、士等层级也有各自的地位、权利和义务，他们互相之间的高下等级是明确的，不能越级，否则就是僭越，就是“君不君，臣不臣”，从而“名不正，言不顺”。

现代国家的政治体制同样拥有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治或权力的政治层级，但现代国家的政治层级或领导体制与中国西周时期的分封制领导体制有着本质的不同，那就是处在各政治层级中的作为个体的人的地位及相互关系不同。在现代领导体制下，不同的政治层级之间权力的大小、上级与下级之间的关系等，都是由法律规定而形成的职务关系，职务有高低，权力有大小，但是担任职务的人本身并没有高低贵贱的差别，他们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这是现代政治体制的进步之处。然而，孔子所推崇的中国西周时期的分封制则不同：天子、诸侯、大夫、士等政治层级的形成，不是由法律规定，而是由人本身的高低贵贱，由人本身不平等的人身依附关系而形成的。所谓“君”“臣”，就是“主”“仆”。《说文》对“臣”的解释：“臣，牵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说文解字.卷三》）臣事君，就像被牵着的牲口一样，说明其地位低下；还有一种说法：臣是眼睛的象形，是低着头而望主人的奴隶的眼睛，后来用以指代奴隶。[5]总之，臣的本意就是像牲口一样的奴仆的意思，所以《左传》中说“天子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意思其实就是说“天子以公侯为奴仆，公侯以大夫为奴仆，大夫以士为奴仆„。”整个社会除了最高的天子以外，每个人都具有主人和奴仆两重身份，对上是奴仆，对下又是主人，而天下所有的人都是天子的奴仆，所以《诗经》上才说：“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总之，建立在人格不平等基础上的等级秩序，就是孔子所推崇的西周领导体制的特点。

西周的分封制领导体制，经过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被郡县制所代替，但是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贵贱等级秩序和观念不仅没有消失，反而随着中央专制制度的加强而加强。在秦汉以后，帝王与臣子的这种实质上的主仆关系与西周时期可以说毫无二致，这一点，可以从中国的宰相制度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由宫官而朝官、由奴仆而宰辅”的循环演变过程来清楚地看到。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演变史，就是随着皇权不断加强，“由宫官而朝官，由奴仆而宰辅”的循环演变过程。汉代以“尚书”代“三公”，唐代以“中书、门下”代“尚书”，明清以“内阁学士”代“中书”，清代后期又以军机大臣代内阁学士。所有这些尚书、中书、内阁学士、军机大臣等，最初的身份都是皇帝的私人秘书、宫官，即皇帝的仆人，后来才具有了宰相的职权。所以，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其实质身份也还仍然是皇帝的奴仆！孔子为正名所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论，经过汉代董仲舒等人的发展，演化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一套封建社会的纲常伦理，更是从思想意识形态上强化了君臣上下的等级观念，渗入到中华民族精神的骨髓里。

正因为有这样一种关乎人格贵贱的等级秩序和观念的存在，在中国，作为个体的人在政治层级中的流动就往往只能是单向的，只能上不能下。而在现代西方，由于政治层级的不同与人格尊严无关，所以，个人可以在政治层级和领导体制内上下流动，整个社会也不以为异。部长可以竞选成为总统，曾经的总统也可以再当部长（典型的例子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但在中国，如果一个人在政治层级和领导体制中向下流动，则对于他个人甚至对于他的家族来说，就成了一件非正常的事件，就意味着这个人社会地位的下降和人身尊严的丧失；至于最高的领导职位——皇位的更替，更是非经过大规模的流血战争或者暗箱中的权力角逐不能实现。

现代中国正在努力从法律文本的意义上建立现代政治和领导体制。但是，要消除儒家“君君臣臣”的思想在两千多年中形成的尊卑贵贱的等级观念对我国社会的影响，建立起实质上的现代政治领导制度，建立起真正能上能下的各级领导干部任用和管理机制，整个社会形成“官员”能上能下的观念和社会氛围，还是一件任重道远的事情。

参考文献：

[1] 郭延坡.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浅探[J].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9，（3）：45-48.[2] 蒋庆.追求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中和之魅——蒋庆先生谈儒家的宗教性问题[DB/OL].孔子2000网.http://.[5] 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一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6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