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体会11(中国传统伦理思想)

第一篇：心得体会11(中国传统伦理思想)

心得体会（中国传统伦理思想）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博大精深，涵盖了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法治、道德、宗教等等的社会各个方面。它在中国历史进程中不断改变、融合，形成了多种派别，如道家、墨家、法家、玄学等等，但其中占主导地位、对我国人民影响最深远的就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循着实现社会和谐的人伦关系所必须遵循的规律和道理，提出了一系列道德要求，如父慈子孝、君仁臣忠、夫义妇德、兄友弟恭、朋友有信等。而孔子奉行的“温、良、恭、俭、让”的德行，更是两千年来绵延不衰，传承至今。儒家认为，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实现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我们党的十六届全会中强调的“社会要和谐，首先要发展”，就是与儒家思路相一致的。同时，儒家认为，在人们的生活富裕之后，必须重视对人们伦理道德的教育，提出一种全社会可以普遍遵守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使大家明白自己所处的人伦关系及相应的道德要求。而我们党在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后，随即就提出了要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和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这也是和儒家思想相通的。因为在社会经济发展、法律制度健全后，并不一定能自然而然地促使道德进步和精神修养，也有可能形成一个精神空虚、道德颓废、人情冷漠的社会。所以道德教育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因为看到这一点，十六大以来我们党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以改善近代以来因缺失道德教育而造成的许多社会不和谐的现象。而这些重要思想之所以有强大的亲和力和感召力，其原因正是我们党尊重并重新发现了我们传统伦理道德的优秀之处，同时赋予它时代精神。这是我们党对怎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深入思考和重大部署。

应该说，一切伦理道德的树立、宗教精神的传播等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立要求的提出，正是针对近代以来我国思想道德教育未能达预期效果这一现实问题而制定的解决思路，目的也是为了使我国的政权稳定、社会和谐。中国古代在提倡道德修养的同时，非常重视道德教育，也给我们提供了借鉴的经验和启示。一方面，道德教育是要由家庭、学校、社会等构成的完整体系，需要社会多方面、各部门的共同重视、关注和努力。政府部门、新闻媒体、文化领域等更应该承担起弘扬社会正气、倡导和树立正确道德观的责任。另一方面，道德教育强调了教育者、特别是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者的道德示范作用，以及作为社会一员的每个人应当承担的道义责任。多方面共同努力，才可能形成一个良好的道德氛围，使社会和谐、国民幸福。

不可否认，在当今我国社会的现实环境下，会有“如果我们讲德、谦、让，而别人不讲，那我们怎么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不受损害？”这类的问题。而这正说明社会的公平正义正在受到威胁和破坏，也显明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核心道德体系的紧迫性。在大力健全社会制度的同时，我们更应该以身作则，有责任、有义务率先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和荣辱观，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自己的作用。

第二篇：大学伦理学教案：第四节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范文模版]

第四节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

一、中国传统伦理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传统伦一主要是指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关于如何为人处世的道德，具体说，它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渐凝聚起来的道德心理、道德观念、道德准则、人生理想、道德思考和道德学说或伦理学说的总和。中国传统伦理学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它不仅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而且在世界特别是东方各国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考古资料看，早在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027所的殷商时代，就有了德、礼、孝等道德概念。西周时期，以周公为代表，提出了“孝”、“字”（爱）、“友”、“恭”、“信”、“惠”等道德规范以及“敬德保民”的“德治”思想的雏形。此后，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人们的道德生活经验的积累，认识水平的提高，中国伦理思想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春秋战国时期的伦理学

春秋战国是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之中，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伦理思想领域学派林立，主要有儒家、道家、墨家和法家四大派别。春秋时代的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是儒家的创始人。在孔子之后，孟子（约公元前372——前289年）进一步完善了孔子的思想，形成了儒家伦理思想体系。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仁”。在孔子看来，“仁”具有“全德”之称，包含诸德，传统的孝悌、忠信、智勇等都被纳入“仁”的范畴。“仁”的基本内容有三个方面： 第一，“仁者，爱人”。就是说人与人之间要有同情心。即用善待他人之心去爱护人、帮助人、同情人。

第二，忠恕。“忠”就是帮助别人，即“与人忠”；“恕”是推己及人。孔子的忠恕之道包括两个方面：消极的方面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积极的方面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忠恕之道是孔子“爱人”的具体化，也是他讲“为仁”的方法。

第三，“克己复礼”。爱人有能违反“礼”的规定，而要按贵贱等级差别去爱人，有能有分等级一视同仁。可见孔子讲的“爱人”是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是有阶级性的。在孔子“仁爱”思想基础上，孟子具体提出了“仁义礼智”、“孝悌忠信”八个道德规范。他认为，这些德目是人生下来就有的不学而能的良能，不虑而知的良知；人人都应做到，也能够做到。

在利与义的关系上，孔子、孟子倾向于重义轻利，强调封建道德，忽视物质利益，但也认为应该“见利思义”、“见处得义”。

在道德教育上，孔子提出“德政”、“善政”。儒家非常重视道德修养，主张一个人要有所作为、肩负大任，必须经历艰苦磨练，具有高尚的情操，不断内省、修己、自诉。

道家的伦理思想以老子（生卒年月不详，约与孔子同时代）和庄子（约公元前369——前286年）为代表。道家对道德采取怀疑和否定的态度，认为道德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百害而无一利，只有废除道德，社会生活才会恢复正常。他们主张把无知无欲作为生活的目标，崇尚自然、柔弱、知足，从负面提出了人的个性自由和精神解放的问题，并倡导少私寡欲、心斋坐忘的道德修养方法，将清净无为的圣人和超然无己的真人作为道德修养的理想人格。

墨家的伦理思想以墨子（约公元前468年——公元前376年）为代表。与儒家不同，墨家主张义利并重，强调义利合一。他们认为，国家的繁荣、政治的安定就是天下之利，也就是义。主张以对人民物质生活是否有利作为判断道德善恶的标准。把“兼相爱、交相利”作为道德生活的基本原则，提出义利合一、志工合一的功利主义思想。墨家主张节用、节葬、尚闲和非攻代表小生产者和手工艺人的利益。

法家是新的封建等级制度的维护者，有前期和后期之分，前期法家又可分为以商鞅为代 1

表的任力不任德、贵法不贵义的秦国法家和以慎道、管子为代表的礼法工举、德力合行的齐国法家。后期法家的代表人物为韩非，他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尖锐地抨击孔墨两家的道德学说，全面地阐述了人性的险恶、自私和利己主义道德观。

春秋战国时期的伦理思想，队了以上所述四大家以外，还有农家、杂家、名家、阴阳家等诸家学派的伦理思想，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为推进和繁荣我国古代的伦理思想作出了贡献。

（二）秦汉隋唐时期的伦理思想

如果说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封建伦理学胚胎和形成时期，那么秦汉隋唐时期则是封建伦理宗教化时期。在这一时期，封建道德带上了宗教的色彩。西汉唯心主义哲学家董仲舒是儒家伦理学说重要人物，在汉代，孔子成为道德的化身，之后又有佛教的传人，佛教和儒家的伦理学说逐渐融合，统治集团用佛教的教义作为儒家伦理学说的神学补充。天堂地狱因果报应的宣传成为忠孝节义说教的主要工具。

为了达到长汉久安，统治者急需一种长远的“治安策”，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观点，并得到了汉武帝的支持。董仲舒继承了儒家重视道德教化的传统，改造了墨家天志天命的思想，利用阴阳五行学说，建立了以天人感应和“性——品”说为其理论基础，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维护宗法等级秩序的伦理思想体系。

东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落到了门阀士族手里，反映了门阀士族的利益和愿望，调和儒道冲突的魏晋玄学和从西域、印度传来佛教得到了发展。魏晋玄学否认儒家的“仁爱”观点。认为用仁义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不切实际的，他们主张纵情怡乐，享受人生的伦理目标，从而走向了极端的利己主义和纵欲主义。佛教思想从分析人生出发，对人的欲望、情感和心理等作了深入的探讨，它宣称人生皆苦，灵魂轮回因果报应的观点以及出世而进入“涅槃”作为人生理想归宿，以禁欲主义作为达到理想目的的唯一有效方法。由于佛学在隋唐的盛行，给统治者的统治带来了一定的麻烦，所以出现了以韩愈为代表的排斥佛学、重振儒学的思想，开启宋明理学的先河。

（三）宋元明时期的伦理学 从宋代到明中叶，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历史上的繁荣时期和鼎盛时期，也是我国封建伦理学思想的成熟期。宋明理学适应封建社会后期的需要，继承孔孟传统，广泛吸收玄学、佛学伦理的思想成果，构成了一个宠大的伦理思想体系。

宋明理学发端于邵康节、周敦颐、张横渠，形成于二程（程颐、程颢），完成于朱熹。在理学内部存在着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争。程朱理学以儒家正统自居，提出“天人合一”的本体论和变化气质的修养论，严德功之分，理欲之辩。陆王心学不同意程朱将“理”视为宇宙和道德的本体，他们认为只有“心”才是宇宙的本源，陆九渊指出：“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人心不但是道德观念的来源，而且是分别是非善恶的能力，道德修养就是一个发明本心、洗心涤妄的过程。王阳明认为，人心中的良知不仅有着化生万物的妙用，而且也是道德观念的来源、道德规范的基础和道德判断的标准。

（四）明末清中的伦理学思想

明末清中是中国封建伦理学走向衰落的时期。整个历史时期充斥着对宋明理学的怀疑、挑战和批判。李贽首先向宋明理学发难，他指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观点”，黄宗羲更是提出“务得于己，不求合于人”的人生态度，强调理性和个性解放，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顾炎武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德观，严格区分了“保国”和“保天下”这两个道德范畴，并提倡拔乱反正，移风易俗，变革风俗和传统。王夫之指出：“天理寓于人性欲之中，人欲之大公，即天理之至正”，“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的理欲合一说，并强调“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提倡以身任天下的人生观。戴震进一步批判了宋明理学，深刻揭示了其“以理杀人”的本质，主张一种“归于自然，适完其自然”的道德观。

二、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特点及其对现代生活的积极意义

第一、重视整体精神，强调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而奋斗的爱国主义思想。源远流长的中国伦理道德思想，始终贯穿着一种可以称之为“公忠”的道德精神。从《诗经》提出的“夙夜在公”，《书经·周官》提出的“以公灭私，民其允怀”，直到王夫之的“以身任天下”，孙中山的“天下为公”、“替众人服务”，都奔涌着“国而忘家，公而忘私”，为国家、为民族献身的精神。也正是在重视整体精神的影响下，出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为国家、为民族、为整体的利益不息奋斗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中华民族在自己的五千年文明史上，之所以能历经磨难，长兴不衰，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坚忍不拔的民族伟力，就在于我们民族有着这种“廓然大公”、爱国、爱民的崇高道德精神。

正由于这种重视整体利益，把国家、民族利益放在首要位置的根本道德价值取向，中国传统道德在个人与他人、社会、群体的关系问题上，始终强调“舍己从人”、“先人后己”、“舍己为群”。在“义”与“利”的关系上，把代表整体利益的“义”放在代表个人利益的“利”之上，强调“义以为上”、“先义后利”、“义然后取”，主张“见得思义”、“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尽管董仲舒和宋明理学对先秦儒家的“义利之辩”进行歪曲，主张“重义轻利”、“贵义贱利”，但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精神是主张在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应以义为重，以国家、民族之大义为先，牺牲个人的私利。中国传统道德中的“重义轻利”、重道义轻利益的倾向应当予以继承和发扬。

在当代，要把相对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文明、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只有在全民族中发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倡导重视整体利益，把国家、民族的繁荣进步、社会的发展，人民的幸福放在个人利益、个人享受之上，才能提高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只有发扬重视整体利益的道德精神，发挥道义的巨大力量，才能帮助人们克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斤斤计较个人私利、见利忘义，“一切向钱看”的倾向，自觉关心他人、集体、国家的利益，鼓励“先富”带“后富”，“先发展”带“后发展”，走“共同富裕”的民族振兴之路。

第二，推崇仁爱原则，强调建立“厚德载物”的和谐人际关系。

在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中，以儒家为代表的“仁爱”思想，是一种对于协调人际关系的道德准则，又是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的重要道德智慧。孔子说，仁者“爱人”，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要做到“仁”，就应当做到“恭”、“宽”、“信”、“敏”、“惠”。我们知道，所谓道德即是要求人们在考虑自身利益的同时，考虑到他人与社会的利益。中国传统的“仁爱”思想，即是要求人们替别人着想，同情人，敬重人，相信人，关心人，帮助人，待人以诚，施人以惠。这是一种十分可贵的道德精神。尽管在存在阶级对立的情况下，普遍的“人类之爱”只是一种幻想，但是，人类的“仁爱”精神作为一种积极的、健康的道德信念，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历史长河中，起着协调人际关系、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积极作用。

“仁爱”精神是一种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人道精神。中国传统的“仁爱”与“人对人是狼”、“他人是地狱”的西方利己主义思潮是根本对立的。它要求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互助、互爱，与人为友，与天地万物为友，和谐共处。在我们的现代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经济竞争、贫富差距等会不可避免地引起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因此，在社会生活中积极发扬中国人传统的“仁爱”精神，倡导“仁者爱人”、“厚德载物”、“民胞物与”的道德，有益于创造现代生活需要的同情弱者、互助友爱、帮穷济困、“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和谐友爱的新型人际关系。

第三，提倡人伦价值，强调尊老爱幼、孝敬父母等美德。中国传统道德历来十分重视人伦关系的道德价值，强调每个人在人伦关系中的应有道德 3

义务。《尚书》提出“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孟子提出“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礼记·礼运》主张“十义”，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贞、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这些都从不同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角度，规定了每个人为维护良好的人伦关系应当遵守的基本道德准则。传统人伦关系中维护封建等级关系的糟粕无疑应当予以批判和剔除，但其中包含的有益因素，只要能赋予符合时代要求的崭新含义，对于改善当今家庭与社会的人伦关系，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仍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中国传统的人伦思想强调个人在不同的关系中应当遵守相应的道德义务。儒家特别重视家庭伦理关系的和谐有序。对长辈的“孝”即尊敬、善待，对下辈的“悌”即关心、爱护，被认为是一切道德的根本。不仅如此，儒家认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不但要孝敬自己的父母，而且还要敬重其他的老人；不但要悌爱自己的幼小之辈，而且还要翔其他人的幼孺。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十分崇高的人伦精神。在现代家庭与社会中，我们应当大力倡导敬老爱幼、孝敬父母、夫妇有情、朋友有信等美德，使中国人传统道德中一切有价值的人伦道德精神在新时代得以发扬。

第四，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向往理想道德人格。中国传统道德中有一种非常可贵的道德精神，那就是主张人们在满足基本物质需要的情况下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和爱国爱民、无私奉献、舍生取义的“君子”作为一切有道德进取心的人们心目中的理想道德人格。不论是“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的执著道德精神，还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高尚道德理想，其核心思想，都是要求人们超越个人的私利、私欲，以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正义事业作为个人行为的最高准绳。《易传》提出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提出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孟子提出的“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历来都为仁人志士所推崇。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这种鼓励人们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向往理想道德人格的思想，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在传统走向现代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有些人视道德精神为草芥，私心膨胀，物欲横流，在“一切向钱看”的歪风中成为利欲熏心、丧失人格、国格的势利小人。理想道德人格是国民道德精神的一面镜子。一个国家的民众的普遍道德精神面貌，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精神文明的今天和明天。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和精神文明建设，正呼唤我们在继承中国传统道德宝贵遗产的基础上，在现实生活中提高民众的社会主义道德精神境界，重新确立新型的具有现代思想特征的理想道德人格。

第五节

中西伦理思想的比较

中西伦理思想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下面六个方面：

一、政治伦理与宗教伦理

这种差异主要产生于西方中世纪之后，早期古希腊伦理学也和政治关系密切，如亚里士多德就认定伦理学是政治学的一部分；而柏拉图则主张哲学王，这里的哲学也就包括伦理在内。而认定哲学家为帝王之师或民众之师则是中西共同的倾向。在这方面无论是孔子，还是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他们都希望寻求一个权力与德性相结合的统治者。

但西方中世纪以后，伦理与宗教的关系就变得密切了，并超出了伦理与政治之间的联系。由于当时西方政治采取了政教合一的形式，教会取得了一统天下，因此，不独是伦理学，包括文学艺术都被神学化。而且，当时伦理所结合的也不完全是宗教，也包括政治，伦理以宗教为中介去影响社会政治。自文艺复兴以后，伦理与宗教的联系受到冲击，但这种结合并未从根本上解体。以致像伏尔泰这样的学者也认为，离开了宗教西方人的道德就会完全崩溃，社会就会是一个暗无天日的无序社会。

中国和西方的情况不一样，在中国没有哪一种宗教取得过像西方基督教那样的对世俗世界的统治地位，因而，与世俗的政治统治相比，宗教的影响要小得多。反过来，中国古代的统治者早就意识到伦理意识对政治统治的重要性，因而，他们力图把伦理规则与政治制度捆绑在一起，把伦理学意识形态化，从而使伦理学沦为政治统治的工具。

二、家族本位与个人本位 中国社会长期以来的封建制是以家族为社会的基本单位的，家族成为人们从事一切活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单元。西方社会自梭伦改革起就力图打破家族血缘关系，强调地域关系，特别是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对人权的追求和经济上的自由竞争，进一步突出了个人的主体地位。

中国人把政治关系看成是家族关系的推演或延伸，因而强调“四海一家”；“君臣如父子”、“朋友如兄弟”。而西方人正好相反，亚里士多德在讲到家庭关系时，是反过来以政治关系来进行类比，用政治关系来说明家庭关系，他认为：夫妇关系类似于共和制；父子关系类似于君主制；主奴关系类似于专制制。这说明，至少在古代西方的学者眼中，政治关系优先于家庭关系。

三、义务平等与权利平等

中国人强调义务平等，西方人强调权利平等。中国强调：父慈、子孝、兄爱、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但是，中国伦理思想中，各种社会成员享有何种权利是很少强调的，特别是弱者或者说处于被支配者的权利是被忽视的。

西方自柏拉图起就不以对父母的孝、对君主之忠、对夫妇朋友之和与信为主要的德目，面是以智德为本。西方对权利的强调应当说也是起于文艺复兴之后，特别是近代自然法学派兴起之后，这时开始提出人的自然权利、天赋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类的思想。

尚义务者以他人为本，尚权利者以自我为本，因此西方“自我保存”、“个人主义”、“合理利己主义”的思想盛行，而中国人则奉行以家国为重的原则。

四、重私德与重公德

中国伦理注重私德，注重个人的修身养性，强调伦理责任自近及远，起于近亲。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大雅·思齐》）因而，中国把私德上升为法律，《礼记》中就有“不孝不悌之刑”。此外，在任命官员时，中国也非常看重私德，从汉代起就有乡举里选之制。魏晋时设九品中正，犹重乡评：“宋明以来，士大夫朋党相攻，往往以私德为口实”。（黄建中：《比较伦理学》，第90页）而且，中国人对私理解在许多方面甚至超出了道德应当管的范围，以私德 5

为名而干预私人生活。

西方伦理即使在美德伦理学方面，也经历了从个人美德向社会美德转化的过程。从苏格拉底经柏拉图至亚里士多德完成了这一过程。虽然西方强调个人主义，但是他们认为个人的人格尊严体现在公德之中，体现于社会性的尊崇之中。从古希腊始，统治者就把荣誉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而荣誉的获得要通过公德而来。西方近代所提出的那些德目，如平等、正义、公平、自由、博爱等都表现在社会生活之中。在中世纪，西方还有一种武士风范，主张扶弱惩强，乐善好施。当然，这种差异的产生也还与中国家族血缘制社会有关。

五、尚敬与尚爱

就是在私德方面，中西之间也有所不同。在家庭中，中国人强调对父母的尊敬，讲究各种规矩和忌讳，讲究尊卑有序。比如，子女是不能直呼长辈的名字的。而西方家庭则强调爱，讲父母之间的爱，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爱不离口。中土情感含蓄，西土亲情显露于形。

这也许与中国人家庭很大，因此要以礼仪来维系相互之间的秩序有关，而西方家庭小，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简单，因此彼此之间无威仪，情易通而嫌难起，无所谓父子不同席、叔嫂不通问、男女授受不亲等的约束。

六、重德性与重规范

我国伦理思想处于伦理学发展的初级阶段，因此，在许多方面和西方伦理学的早期很相像，所以，这种伦理还处在重德性的阶段，以德性伦理学为其特征。西方自亚里士多德之后，特别是自中世纪之后，主要表现为规范伦理学，对德性的培养不太重视，这是西方伦理发展中的一个缺陷，但是总是停滞不前地处于德性伦理方面，这也不是中国伦理的长处，那种以为未来世纪的伦理是中国伦理的想法完全是对伦理发展的一种误解。

尽管如此，世界各国伦理思想的发展也还是有其共同性的，也就是说，伦理思想中有相对性的一面，它受时代、地域、民族的影响和规定，但是它也有其共同的一面，这是其绝对的一面，是为全人类所共通的一面。

总的来说，首先，无论是中国的伦理思想，还是西方的伦理思想，其发展都是遵循由德性论走向规范论这样一个方向。可以说西方伦理思想在向规范伦理学转向方面做得比中国好，这和西方哲学注重思辨性的理性思维有关，中国伦理思想长期以来停留在德性论的层面上，只是到了宋明以后才向规范伦理学转化，这种发展阶段上的差异是构成两者之间不同的重要因素。从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西方早期的伦理思想和中国早期的伦理思想之间的共同性是比较多的，比如对德性的追求，伦理与政治的关联等等；上述的许多差异是从西方中世纪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出现以后产生的，这说明一定的政治制度和政体形式会较大地影响伦理思想的走向。而现代伦理学的普世化倾向又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逐步消除不同民族伦理思想之间的差异性，走出一条趋同的道路来。

其次，我们上述的比较，特别是对差异性的揭示，只是就大体上说的，不能把它们绝对化。因为无论是在历史中，还是在现实的生活中，都不存在绝对化的东西。比如当我们说西方伦理思想重个体，轻整体时，也只是就西方思想的一般状况而言，因为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主张整体主义的伦理学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还是不少的。

第三篇：孟子伦理思想探析

孟子伦理思想探析

学院：社会发展学院 系别：政史系 班级：101班 姓名：牟晓琳 学号：12号

孟子的伦理思想探析

【摘要】儒家伦理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成分。儒家围绕着“仁”的精神，并结合前人的伦理要求，提出了一系列符合当时乃至现今社会发展要求道德规范。孟子是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与孔子一样，孟子几乎成为儒家文化的一种象征。孟子强调人文价值，崇尚道德自由，注重群体认同，突出理性本质。如果说，孔子是儒学的开创者，但是，孟子从不同方面丰富和深化了儒学。

【关键词】儒家思想

伦理道德

孟子

【正文】一 孟子的性善伦理思想 1.孟子性善论的基本观点

孟子是儒家学派第一个提出系统人性理论的人，性善说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的命题，成为儒家学派最有代表性的人性学说之一。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系统地提出了性善论。他认为人生而具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这四心是人们先天具有的道德素质，仁义礼智是人与生俱来的良知。①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之心”，看到即将掉进井里的孩子，无论是谁都会为之担忧，都会害怕孩子出问题。而这种担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所以孟子说人心是善的。②

2.性善论思想的深化和发展

人类有着共同的本性，这个本性是以仁义礼等道德意识为内容的社会属性，而不是与动物无别的自然属性。孟子性善论立足于人的社会属性，孟子并不否认人有共同的自然属性，但他认为，自然属性为人兽所共有，不足以反映人性所独有的本质特征。人有四心，仁义礼智是四种道德意识，而道德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他规定并制约着人与人之间以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人类所特有的社会属性。可见孟子把人的社会属性规定为人性的本质。

孟子提出“养气”说，“我知言，我养吾浩然之气。”那么，何谓浩然之气呢？“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③所以“浩然之气”的养成是：“集义所生者”，靠的是日积月累，人们如果按照这种道德进行修养。那么，自己的道德境界就会不断的提高，最终达到一种正义在身从而无所愧怍，无所畏惧的道德境界。

3.性善论伦理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

孟子的人性善论虽然是一种抽象的人性论，但是在当时来说却是一种进步，尤其是孟子提出的人与动物的区别，实际上是论述了人的某种社会性。孟子的性善论伦理思想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对于百年来中华民族伟大人格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孟子所提倡的修养方法，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然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正所谓，“求木之长，必固其根；欲流之远者，必谆其源泉；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④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更要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大力弘扬古代的修身之道，从自我做起，从而为国家，为人民做出贡献。二 孟子的民本伦理思想 1.民本伦理思想的基本内涵

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独具特色的精华所在。它贯穿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发展过程而经久不衰，影响深远，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在治国安邦统一天下的实践活动中的智慧和卓识。民本思想就是指中国古代历史上将民众视为治国安邦根本的思想体系，是一种关注，重视人们利益的政治学说。孟子民本思想是自周公以来儒家的重要治国思想，是一切开明进步政治家的显著特点，孟子的民本思想继承了周公，孔子“以民为本”的思想，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将民本思想推向极致。2.民本伦理思想的深层发展

孟子的伦理思想应用到民本论中所以称为民本伦理思想，孟子民本伦理思想把人民看作政权的根基，重视承认民众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充分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具有深刻的人民性和进步性。⑤孟子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民贵君轻”等一系列有价值的民本思想，并把民本思想纳入到施政纲领中。孟子论述了民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深刻系统的阐述了这一思想，孟子是儒家民本思想的完成者。3.民本伦理思想意义

民本思想是我国政治文明中的重要成果，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进步性的，永恒的思想主题。对他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发挥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⑥孟子的民本思想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历史上产生过积极影响，对今天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以及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三 孟子的生命伦理思想 1.生命伦理思想的基本内涵

中国古代哲学以儒家学说为主流，对当代生命伦理问题，可以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孟子的学说中处处体现了对生命的人文关注。标榜了理想人生的发展途径和所要达到的程度，生命常常是和“义”“利”联系在一起谈的，因为生命包括较低的物质层面的追求和高尚的道德精神追求。谈孟子对生命的关怀，可以避开政治因素，阶级因素。单纯的讲对人的关爱和对生命的尊重。孟子说“舍生取义”，崇尚仁义是孟子最鲜明的观点。从孟子整体的思想分析其义利之辨，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生命包括物质需要和精神追求，而“义”是人在精神层面上的追求，对精神的追求可以使人自身得到提高和发展。2.“舍生取义”体现出的生命价值

孟子的学说关注现实的人生，为现实人生理想提出形而上的生存模式。他重视人对生命现实而积极的态度，注重个体生命价值与精神价值以及社会价值的统一。孟子的生命伦理是典型的儒家生死智慧的精华，儒家对现实人生的关注是一种终极的人文关注，它不仅关注人的生死时间和生存寿命，而且关注人生的意义和人的价值。⑦“舍生取义”不是对生命的看低，因为孟子看到了生命包括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两方面，没有了精神生活的生命不是完整的生命，生命的价值不在乎时间的长短，而在乎人生的意义。3.孟子生命伦理思想的意义

人用自己的思想意志培养意气感情，用精神的力量控制自己在“义”和“利”之间的取舍，从而实现人自身的发展和提高。人不仅具有维持自身生存发展的物质需要和追求，也有提高人格价值和思想境界的精神需要。“舍生取义”是孟子对生命价值的深刻思考，不会因历史的变迁和时代的更迭而消退其光辉。这种对生命伦理思考的问题不仅仅是生存的物质层面。他提示我们，只有精神世界的丰富，人生内容的多彩，人的生命才会更有意义。四 孟子的消费伦理思想 1.消费伦理思想的基本内涵

孟子的消费伦理思想是孟子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同类事物具有共同性，肯定人们的物质生活消费。他主张寡欲，反对奢侈消费。孟子认为人作为一个具有共同性，在肯定人们共同本能欲望的基础上，进一步肯定了人们对这些本能欲望的追求，肯定了人们对物质的生活消费的追求，孟子把满足人们的基本物质生活消费作为“王天下”的基础“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2.孟子消费伦理思想的深层理解

孟子认为物质资料对伦理道德具有重要的作用，他认为只有满足了人们一定的物质生活消费，才有可能对其进行道德教化，所以他不反对人们对物质生活消费的追求。同时，他把满足人们物质生活消费作为一种手段，其真正目的是对人们进行道德教化，以实行他的“仁政”主张。孟子的整个消费思想是以社会伦理规范为指导的，他反对浪费，反对贵族式的奢侈浪费的生活，反对纵欲，主张量入为出，认为人们应根据自身的地位和经济收入进行消费。⑧主张追求精神消费，孟子认为人应追求一种高质量高档次的消费，应以仁义礼智信为自己的追求目标，而不能太在乎物质生活消费。3.孟子消费伦理思想的意义

孟子强调经济制度的设计，一方面要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消费水平，一方面要提升人们的精神生活消费水平，他认为经济制度的安排应同时考虑到这两方面的提升。孟子的消费伦理思想虽说产生于我国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但其中许多精华部分对我们当今社会仍让有着重要的意义，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五 孟子伦理思想的现实价值

孟子伦理思想是中国传统道德思想中的瑰宝，深入揭示和发掘孟子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以现代化为根本特征的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时期，社会现代化的实践要求现代价值观念和伦理精神的支撑，需要与之相适应的道德教育理念和运作体系。然而，在如此重大的社会变革和如此强烈的社会要求下，我们并没有建立起这样一种道德理论和实践形式。⑨孟子伦理思想的现代化转化的最后根据应是中国社会的现实生活，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孟子伦理思想的现实意义和当代价值是不言而喻的。要推进我国德育的进程，我们必须在总结吸收外来伦理传统和伦理观念的同时，对中国古代文化以一种实事求是的敬重态度，进行一番整理和思考，使中国德育现代化观念得以发展和成熟。

参考文献：

［1］ 陈春莲．论孟子的性善伦理思想［J］．北京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二期

［2］

潘丽．论孟子的性善论［J］．沈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0年第一期

［3］ 董洪丽．孟子研究［M］．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10月 ［4］ 汪帆．论儒家伦理思想与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J］．成都理工大学，2001年8月

［5］ 刘夏．孟子民本伦理思想及其价值探析［D］．山东师范大学，2010年

［6］ 葛晓丽．孟子政治伦理思想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07年

［7］ 葛元．孟子舍生取义思想中的生命伦理思想［J］．南京信息工程大学，2010年第26卷第一期

［8］ 朱华．孟子的消费伦理思想浅析［J］．经济师，2006年第3期 ［9］ 刘林丽．孟子伦理思想探析［D］．西北师范大学，2006年

第四篇：关于西方科技伦理思想简述

西方哲学史论文

学院： 土木学院 班级： 08-3班 学号： 04号 姓名： 霍凯

关于西方科技伦理思想简

[论文摘要]西方科技伦理思想可分为古代、近代、现代三个时期。西方古代科技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是：肯定科学技术的价值，重视科学技术的功能；初步探讨科技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提出科技道德准则；重视科学家自身的道德修养。西方近代科技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强调科技道德并非起源于宗教道德；剖析科技与道德的关系，提出统一、对立、分离三种观点；提出求实精神、怀疑精神、创新精神、献身精神等科学精神；进一步校准科学道德准则。西方现代科技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是：探讨科学家应肩负的道德责任与义务；规定科学技术领域的道德要求。西方科技伦理思想的特点是：较早提出科技人员的道德问题；十分注重科学与宗教的关系；特别强调价值中立的科技伦理观。

[论文关键]西方科技伦理思想 简述 特点

一、西方科技伦理思想

西方科技伦理思想可分为古代、近代、现代三个时期，其思想内容依次为：

(一)西方古代科技伦理思想

西方科技伦理思想在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中已初见端倪，诸神与英雄在同自然环境作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智慧、力量和品德，在一定程度上曲折地反映了原始社会末期人们的科技道德思想，包括善战胜恶、造福人类、追求真理等。它不仅对当时的自然哲学家、政治家，而且对后世的科学家、伦理学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西方科技伦理思想最古老的宝库。这一时期西方科技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是：

1．肯定科学技术的价值，重视科学技术的功能。这是科技道德精神的重要表现。虽然古代科学技术不发达，但当时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已经开始认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价值。例如，毕达哥拉斯学派特别崇尚数学与医学，认为数学是“最聪明的事物”，医术是人“最有智慧”的表现，而知识则是“最有力量”的。

2．探讨了科技与道德的关系问题。赫拉克利特认为科学研究是为了按自然办事，听自然的话，即认识与服从“逻各斯”，以便过上理性的、道德的生活，达到认识幸福的目的。他认为，真正的幸福在于用智慧把握“逻各斯”，而不在于物质享受，如果只是狼吞虎咽地吃饱肚子，那么就把人降到了牲畜的水平。苏格拉底把具体的科学知识与道德关系上升到一般命题，提出“美德即知识”的命题，认为科学的真知与道德的真知都是知识，知识即善。在此命题中，他把求善与求真相统一，以真为善的基础和前提，使德行与知识相一致。苏格拉底客观地预示出人类道德与科学知识相互依存，彼此促进的总趋势，从而揭示出科学发展和道德进步二者互为条件的内在规律。亚里士多德也提出：“一切技术，一切研究以及一切实践和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标。所以人们说，万物都是向善的。”所以，数学、物理学等是高尚的科学。在他看来：“在科学的理智活动中，凡是思辨所及之处都有幸福，思辨力强，享有的幸福也就大，因为思辨本身就是荣耀。”

3．提出科技道德准则。西方学者较早认识到科学家必须注重一定的道德标准，其中柏拉图、德谟克利特、赫拉克利特等人则明确提出具体的道德标准，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崇尚科学知识，轻薄名利钱财。这是古代科学家和哲学家的普遍品质，包括一些贵族富人都很重视科学知识。最有代表性的是赫拉克利特，他出身王族，是王位的继承人，但他为了探求科学真理把王位让给了自己的弟弟，独自一人隐居山林专心进行科学研究。(2)重视自然和观察实验。古代科学家主张向大自然学习，他们认真观察天体和生物，通过对动物的解剖来进行科学研究。(3)提倡为国家服务。这是古代进步政治家和科学家的共识。国家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维护国家的利益是个人应尽的道德义务。正因如此，当罗马帝国的军队侵犯阿基米德的家乡时，年逾古稀的阿基米德挺身而出，用自己发明的抛石机、弩炮等先进武器对付敌人。(4)提倡谦虚谨慎，自我批评。科学家们较早提出“不能自以为是”、“自满是进步的退步”等观点，认为有了成绩不应自满，更不应到处炫耀。(5)实行科学保密。当时的科学家注重对科研成果的保密。例如，毕达哥拉斯对其学派的成员有着极严格的规定，不准将科学成果私自外泄。他们只把自己的哲学秘密口头告诉给亲友，而不行诸于文字。

4．重视科学家自身的道德修养。科学家们追求灵魂与肉体、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他们认为道德修养的目标是通过沉思默想、祛除灵魂中的“污秽”，通过过简单的生活，使身心达到健康，做“最优秀的人”。例如，德谟克利特提出的修养目标是成为“贤智的人”，其中“贤”指的是道德，“智”指的是智慧、知识。亚里士多德也提出，从事科技活动的人是有智慧的、高尚的、幸福的人。理想人格中包含智慧因素，换言之，是把“智”作为道德人格的重要方面。

(二)西方近代科技伦理思想

与16世纪上半叶至19世纪末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的产生、发展和成熟相适应，近代西方的科技伦理思想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趋于成熟，显示出其对科技进步的巨大促进作用，如牛顿、卢梭、休谟、培根、波义耳、笛卡儿等人的科技伦理思想。其中又以培根的科技伦理思想最具代表性，可以说培根是科技决定论的先驱。这一时期的科技伦理思想主要可归纳为：

1．强调科技道德并非起源于宗教道德。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从哥白尼向宗教神学提出挑战，到后来牛顿通过他所创的“神的第一次推动”恢复了哥白尼与伽利略所动摇过的“神定方案之可信”，都导致了长期以来科技伦理与宗教伦理的一致关系发生翻天覆地的转变。达尔文等进化论者不仅证明了人不是由上帝创造的，而是由高等动物进化而来的，进而还创立了进化伦理学来说明道德的起源与发展。这驳斥了基督教道德的欺骗与伪善，使伦理和宗教完全分离。宗教所讲的道德是以神为主的，而人类的伦理道德则是以人为本的。此时的学者也认为宗教神学使人脱离自然，阻碍人类认识的发展。培根就明确反对宗教迷信，反对宗教崇神贬人，虽然他对基督教表现出相当的虔诚，但实际上他却是无神论者。

2．剖析科技与道德的关系，提出统一、对立、分离三种观点。对科技和道德关系的剖析，存在分别以培根、卢梭、休谟为代表的三种完全不同的观点：(1)科技与道德相统一。培根提出“科学就是力量，力量就是科学”的口号，认为科学有道德的价值，科学进步会给人类带来利益；同时道德也有科学价值，品德高的研究者容易获得科学真理。(2)科技与道德相对立。这种观点认为科技与道德是互不相容、彼此排斥的。如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中提到，随着科学与艺术的完善，人们的灵魂腐化了，美德消失了。(3)科技与道德互相分离。这种观点认为关于感情领域的道德同关于事实知识的科学没有关系。休谟认为科学与道德是中立的，作为反映事实领域的科学技术与作为价值领域的道德是分离的，不能从“是”推出“应该”。19世纪上半叶的空想家对这一时期科技与道德的关系也作了深入思考。他们一方面无情地揭露社会中科技与道德的尖锐对立，另一方面却不认为这是由科技进步造成的。

3．提出求实精神、怀疑精神、创新精神、献身精神等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指的是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的道德精神，它的出现有力地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科学家的研究发明。这些科学精神直到现代还具有重要意义，主要包括：(1)求实精神。科学家在重视自然现象、重视观察实验的同时，也注重实事求是。他们常常与发明家、工厂主一起研究生产与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技术难题，从而拿到第一手资料，以便更客观地进行科学研究。(2)怀疑精神。“怀疑一切”是当时科学研究的出发点，对任何人的话都不要信以为真，对任何看到的事物都不要盲目相信，一定要追根究底，找出事物现象背后的本质。近代自然科学就是伴随着这种怀疑、批判精神的增长而萌生、发展的。(3)创新精神。科学家在科研过程中形成了强烈的好奇心、进取心以及取得成果的光荣感、幸福感，从而增强了这一时期科学家、发明家的创造力和创新力。(4)献身精神。以布鲁诺、哥白尼为代表的科学家不畏教会的迫害，不畏艰难险阻，不求名利享受，专心致力于各种科学实验与理论研究，以生命的代价来换取真理，成为人类的骄傲。

4．进一步校准科学道德准则。科学道德准则贯穿于整个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过程中，成为调节科学家之间、科学家与社会之间的行为规范或行为准则。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按照自己或所属团体所制定的科学道德准则行事。例如，爱迪生奉行为人类发展而刻苦钻研、奋力拼搏等科学道德准则；达尔文提出在科学研究中要遵循追求真理、献身科学、不重名利、忠于事实、谦虚谨慎等道德准则。(三)西方现代科技伦理思想

从19世纪末到当代，西方科学技术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科技革命时代．而科技伦理思想也进入了蓬勃发展与全面繁荣时期。这一时期西方科技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是：

1．探讨科学家应肩负的道德责任与义务。由于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大大增强，技术的双重效应日益突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表现出来的军事武器的巨大杀伤力，特别是核武器已积聚到有可能多次摧毁地球与整个人类，使得科技专家面临着重大的道德责任与义务选择问题。部分科学家认为，他们虽然肩负道义责任，但对新技术被应用于社会生活所产生的负效应却又无法控制、无可奈何。但大多数科学家认为，他们不仅在科学研究中负有道德责任，而且还有义务通过参加社会活动，使科学造福于社会，而不是祸害于社会。另外还有一部分科学家认为科学研究不存在道德和责任，这是西方的价值中立观，这种观点在西方少数极端科学家中屹立不倒。

2．规定科学技术领域的道德要求。在当代，科学技术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和人类的未来。为了保证科技研究活动的正常进行，更好地为国家、民族和人类的利益服务，不少国家的科学团体与科研机构向科学家们提出了道德要求，并以法律方式对其进行具体规定。例如，早在1948年，世界科学工作者联合会通过的《科学家宪章》规定了科学家个人或集团对于科学、社会、世界应负的责任，其中关于科学责任的有4条：(1)维护科学研究的健全性，抵制对科学知识的压制和歪曲；(2)全部公开发表科学上的成果；(3)跨越种族乃至民族的障碍，与其他科学家协力合作；(4)适当考虑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平衡，以确保科学的发展。1949年，国际科学协会联合理事会第五次大会通过的《科学家宪章》，对科学家的责任与义务也作了9条规定，如科学家“要保持诚实、高尚、合作的精神”，“受雇时需了解工作的目的，弄清有关道义的意义”，“防止对科学的错误利用”，“强调与发展科学技术所具有的人性价值”，虽然“有权公开发表自己所从事研究的成果”，但“出于社会的或伦理的正当理由而必须加以限制者除外”，等等。这些规定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真执行。

此外，现代西方科学家、哲学家、思想家都十分重视科技道德的研究，提出许多宝贵思想：一是科技与道德的关系问题。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将科技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上升到哲学中心问题的高度，并主张通过理性、实验与科学知识的实际运用将两者统一起来；罗素在科技与道德关系问题上的观点虽然比较复杂，但总的来说他肯定科技的道德功能，认为不懂得科学是野蛮的道德准则存在的根源，科学有助于克服社会上的不良行为，科学的发展将会使人们的道德更加美好。杜威与罗素的观点将这个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二是在科学研究的动机与目的问题上，提出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如英国著名的物理学家、科学学的奠基人贝尔纳说：“我们不希望人们决定当科学家仅仅是由于科学工作收入丰厚，或者„„由于科学家能摆脱商业工作的许多令人不快的限制。”‘为人类服务”、“为社会无私奉献”应该是科学研究的目的与动机。“科学发现，不论是思维性还是实用性的，都应该由一切能利用它的人加以支配，而不应作为私人或国家的机密秘而不宣。”三是在科学家的人生价值观问题上的卓越见解。如爱因斯坦认为，科学对人类从根本上说是善的，而技术应用到实际时则有双重效应，由此产生了科学家的道德责任和人生价值观。

二、西方科技伦理思想的特点

西方科技伦理思想的内容十分丰富，我们可以将其特点归纳如下：

(一)较早提出科技人员的道德问题

西方科技伦理界较早鲜明地提出科技人员的道德标准问题。毕达哥拉斯最早意识到并提出科技人员的道德问题，他制定了许多科技从业者所必须遵守的道德准则，后来有位叫希波克拉底的医生也制订了相对系统的科技人员行业规范体系。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科学技术还不是特别发达的情况下，西方人就已经注意到科技人员的道德问题，这是具有远见的。在知识的价值取向上，涉及科学的道德价值问题，但在科学发现的情况下，多数科学家都是不考虑自身利益的。科学在没有成为一种职业之前，只是有闲阶级的业余爱好。科学家完全是出于一种好奇心和兴趣去研究大自然，他们不受功利因素的影响，如波义耳、达尔文、孟德尔、伽利略等人，从而让科学“超凡脱俗”，使自身成为一个象牙塔。应该说这种行为与西方较早就形成科技人员的道德思想有关。

(二)十分注重科学与宗教的关系

在多数西方科学家看来，科学和宗教并不存在冲突。科学和宗教各有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目的，并有不同的语言。科学是关于自然现象有条理的知识，是寻求人们感觉经验之间规律性关系的思想。科学解决的是实际问题，它力图用系统的思维把世界中可感知的现象尽可能地联系起来。宗教的本质特征在于对神的信仰。当人类感到对自然界异己力量不能掌控并因而无法依赖时，便会转向对超自然的宗教世界的信仰和依赖。西方科学家普遍具有强烈的宗教信仰趋向，这种趋向就是肯定上帝的存在，信仰上帝。这种趋向决定了西方科学家视野中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他们认为任何东西都不能阻止人们把自然科学的世界秩序和宗教的上帝等同起来，甚至连达尔文也认为宣传进化论同信仰上帝完全没有冲突。爱因斯坦认为，“在我们这个唯物论的时代，只有严肃的科学工作者才是深信宗教的人”“你很难在造诣较深的科学家中找到一个没有自己的宗教感情的人”。西方科学家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领悟到了一个神圣的奥秘，就是需要有同上帝一脉相通的感觉，这就构成西方科学家宗教信仰趋向的根本基础。科学和宗教存在着牢固的相互关系和依存性，“科学没有宗教就像瘸子，宗教没有科学就像瞎子”。西方科学家视野中的科学与宗教是并行不悖、和谐一致的。他们一方面探求世界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又似乎总想寻找和确证那种至高无上的、伟大睿智的秩序创造者，体现了他们对终极世界不懈的追求。西方科学家对宗教的这种特殊感情，源于宗教中的神圣形象对他们的吸引。这种神圣形象成为他们力量的源泉、智能的根据、情感的标准、价值的尺度。

(三)特别强调价值中立的科技伦理观

特别强调价值中立的科技伦理观是西方科技伦理思想中最主要的特点。一些西方哲学家认为，在价值领域是没有真伪可言的，因为在这里“不再是命题中通常的‘是’与‘不是’等联系词，而是没有一个命题不是由一个‘应该’或一个‘不应该’联系起来的”“自然哲学所探讨的全是‘是什么’的问题，而道德哲学所探讨的是‘应该怎样’的问题”。以孔德、斯宾塞等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思想家们认为，一切科学的任务都是为了描述和发现事物之间重复出现的现象，经过归纳和提炼，最后形成一般性的结论。科学家的任务只是陈述或描述客观事实，寻求客观规律，为了保持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就必须不掺杂研究者的任何好恶，对被研究的对象和所获得的结果的本质只能作“事实判断”，而不能作任何“价值判断”，只说“是”，而不说“应该”。专门研究“善恶”、“正义”等道德价值观念的伦理学也应与价值无关，“伦理学只给人以知识而不给人以任何别的东西，它的目标只是真理，就是说，任何科学，就其为科学而言，都是纯理论的”“对于一个伦理学家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从伦理学家变成道德家。从研究者变成说教者”。

继韦伯和逻辑实证主义者之后，西方有些学者，尤其是技术统治论者，更是把科学与价值完全对立起来，以科学性反对价值性，以科学的中立性来否定价值因素。丹尼尔·贝尔认为，科学不应包含价值因素，不应有价值的参与。作为人类文明的一个独特的体制，科学没有意识形态，因为它没有一套必要的正式信仰。科学是独立的、自由的，“如果提出独立和自由的绝对要求，那么，它就强调科学成果的无党派性”。而意识形态是与科学相对立的政治偏见，是一种类似宗教的信仰，是被歪曲的虚假意识。不同时期和不同类型的科学价值中立说虽然有所不同，其中有认识方面的原因，也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原因，但都以主体与客体、存在与意义、事实与价值、“实然”与“应然”的划分为理论基础，主张科学价值中立或价值自由、价值无涉，比较彻底地解决了科学与价值的区分问题。其基本观点是一致的：科学知识与价值观念是完全对立的两极，二者互不相关——科学是关乎事实的，价值是关乎目的的；科学是客观的，价值是主观的。

第五篇：伦理思想结课论文

亚里士多德的友爱细想 学院：电气工程院 班级：硕研 班 专业：精密仪器及机械 学号：

.姓名：

.2015年6月15日 摘要

友爱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重要主题，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诸多德性中非

常重要的一个。友爱是与他人、社会密切相关的一种德性。友爱不仅具有工具价值，更重要的是，其本身就具有内在价值，它是以自身为目的的。

本文由友爱的起源、友爱的性质和特点、以及友爱的类型三部分构成。详细阐述了亚里士多德对友爱的界定。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第八卷和第九卷中非常详细了阐述了友爱，从各个维度论述了友爱的相关问题。这是对亚里士多德所作的相关论述的梳理，为进一步的行文做铺垫。幸福是人的目的，是最高的善，友爱是亚里士多德德性幸福的重要组成部分。友爱不仅对个人幸福至关重要，而且是实现城邦目的的重要因素，它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和政治学之间起到了桥梁作用。结语是我对亚里士多德友爱思想的一些思考。关键词：亚里士多德友爱公正幸福 亚里士多德的友爱细想

亚里士多德在西方哲学伦理学史占上据着重要地位，他的思想博大精深，恩格斯称他是古代最博学的人物。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假使一个人真想从事哲学工作，那就没有什么比讲述亚里士多德这件事更值得去做。”①靳希平在《亚里士多德传》中说：“亚里士多德的这些思想与概念已经融化到欧洲人的日常生活和科学研究活动之中，成为他们思想和语言的基本成分，以至于大部分西方人天天在亚里士多德的灵魂之中生活，却对此毫无知觉。”②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思想是他思想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他是公认的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开山鼻祖，奠基人，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位系统论述伦理学的哲学家。他的伦理学的核心问题是追求至善。他认为万物都是在追求某种善。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更应该过一种至善的生活。人之所以是万物之灵长，就在于人是有理智的。过一种理智的生活，发挥人之为人的独特功能——理性，就是达到至善，也即达到了幸福，而德性是达到至善的途径，也是至善的状态。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是以德性为核心的，其伦理学也被称为德性伦理学或美德伦理学。德性分为理智德性和伦理德性。友爱是人达到至善，获得幸福的重要一环，是构成幸福的最重要的外在善。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提到“友爱就是某种德性，或者是赋有德性的事情；或者说是生活所必须的东西，谁也不愿意去过那种应有尽有而唯独缺少朋友的生活。”③人都需要朋友。友爱

友爱（philia），在希腊语中是指两个人之间相互地吸引到一起的那种关系。比我们现在的用法更加广泛，它可以用于“两个人之间的任何相互吸引的关系”①。这种关系的程度，既可以是亲密有加的关系，也可以是一般的感情关系，或者性爱关系。范围涉及家庭内的亲密关系、家庭外的交往关系，城邦公民之间的治理与被治理的关系，契约商业的关系，非契约商业的关系如一起远航的同船水手。在我们汉语中，友爱这一概念无论是在内涵还是外延上，都与希腊语中的“友爱”差异甚大，它主要指家庭以外的社会交往关系，而且是与性爱相区别的，家庭内的兄友弟恭，一定意义上是友爱的引申。古代东西方在友爱的理解方面有一点具有共同性，即东西方都认为兄弟之间的感情与友爱的关系最为接近。日常生活中也经常用“兄弟”来指称要好的朋友。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八卷的开篇这样写道：“友爱就是某种德性，或者是赋有德性的事情；或者是生活所必需的东西，谁也不会愿意去过那种应有尽有而独缺朋友的生活。”②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友爱是一种包含着活动或行动才可以实现的德性，是获得完满生活所必需的德性，是达到幸福、至善的必要组成部分。友爱的性质和特点

亚里士多德的友爱概念主要包含以下五个层次的涵义。③首先，作为一种关系，友爱具有相互性。这一点柏拉图在《裴德罗篇》中提到过，“真正的爱，即爱智者的爱，必定是可以得到爱的回报的。人类之间的友爱是以善意为起点的。善意，是一种友好的意向或愿望，是产生于人的心智，希望另一个人会好的意向和愿望，是一种目的性的选择。只有人能感受到另一个人的目的，并把另一个人的目的作为目的。善意的对象只能是人，而不是无生命物或者有感觉的动物。善意的相互性是友爱的相互性的最初阶段的体现。除此之外，还需有感情、快乐和善的相互享有和相互愉悦。

其次，友爱具有相似性。亚里士多德认为，虽然任何同类和不同类的事物之间都存在差异，但就与友爱相关的性质来说，两个好人之间的差异小，其品性相同的地方也多，他们彼此之间总是抱有相互的善意，并且都具有德性，都能为对方全力以赴。其他情况，如好人与坏人之间，坏人与坏人之间，由于差异性大，使得他们只是偶性地具有友爱的性质，如善意和共同生活。权宜的相处一旦没有益处，则友爱也就随即消失了。另一方面，从友爱发生的直接原因和目的上说，友爱的发生，并不需要过多地依靠品质，基于有用和快乐也可以产生友爱，但追问友爱的深层原因，我们就不可能否认唯有德性才是完全意义上的友爱的原因。“喜爱似乎是一种情感，而友爱似乎是一种品质。对于无生物也同样可以喜爱，但相互的爱就必须伴有选择，而选择是来自品质的。希望所爱的人成为好人，是为了他自身，并不是来自情感，而是来自品质。爱爱着朋友的人就是在爱着自身的善、自身的好。”这种爱把朋友视为同一的整体，这种品质在我们看来就是德性。基于德性的友爱才是真正的友爱，因为在好人的友爱语境中，德性既是友爱的直接原因，更是友爱的持久原因和目的所在。德性本身就是相似的，拥有德性的好人的友爱因而也是相似的。而且“他们互相希望在善上相似。作为善的人他们都是就其自身而善的。那些为了朋友自身而希望朋友为善才最是朋友，因为他们都是为了朋友的自身，而不是出于偶性。只要善不变其为善，这种友爱就永远维持。只有德性才是恒常如一的。” 第三，友爱需要共同生活。亚里士多德指出：“没有什么比共同生活更显得是友爱的标志了，不但那些贫穷的人需要有人周济，就是那些幸福的人，也愿意有朋友一起共度时光，他们是最不愿过孤独生活的人”。①友爱是两个人之间的一种相互吸引的关系，而且唯有包含一定的活动或行动才能真正实现。这必然要求双方一起共同生活，即使是对无生命物和动物的友爱，也需要经常与之接触，如爱山之人，必定经常去各大名山大川与它们“共同生活”，爱动物也一定会经常与动物在一起，给予它们关爱与帮助，享受双方相处的愉悦。友爱是双方对互知的善意的发展，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的深厚感情以及愿意为对方做事情的一种关系。只有在共同生活中，才会形成亲密的感情。

第四，友爱是一种德性。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友爱是一种德性，或者赋有德性的东西”，②它不只是一种感情，尽管它包含着感情，也不同于单纯的善意，尽管善意是它的起点，友爱是一种伦理品质。亚里士多德把人的灵魂分成三种存在状态，感情（激情）、能力（潜能）和品质。“品质就是我们由之对那些感受持有美好或恶劣的态度，以激怒为例，如果过于强烈，或过于软弱都是坏态度，如果适中那就是好态度。”③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是灵魂的三种状态之一，但它既不是感受，也不是潜能，那么它就只能是品质了。对德性做出这样的界定，并不能让人满意，还要说明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品质。“一切德性，只要某物以它为德性，就不但要使这东西状态良好，并且要给予它优秀的功能。例如眼睛的德性，就不但使这眼睛明亮，还要使它的功能良好（眼睛的德性，就意味着视力敏锐）。人的德性就是会使人成为善良，并获得其优秀成果的品质。”④ 第五，善意作为友爱的起点，从亚里士多德灵魂三种状态的划分来看，是友爱的未实现状态，是友爱的潜在状态，是灵魂的潜能状态。善意不具有双向性。在这种关系中一方对另一方心怀善意，另一方对此可能并不知晓或即使知晓而并不予回应。善意并不指向行动，它只是一种友好的倾向或意向，一般是在偶然性的场合对陌生人发生的。善意也不含感情，它的产生是由于他本来就是一个对人怀有善意的人，他指向的对象一般都是偶遇的陌生人。这都说明善意并不是友爱，友爱需要在善意的基础之上，由感情推而产生行动，进而发展成为友爱。由此可见，友爱作为一种德性，它是亚里士多德所划分的灵魂三种存在状态中的品质状态。友爱与属于激情的爱相比，是对这种激情的适度处理。友爱与善意相比，它具有相互性，包含着亲密的感情，并必然指向行动，它是双方出于意愿主动、习惯性地为对方做事情，是这种亲密感情的动态、良性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友爱高于作为灵魂激情状态的爱和作为灵魂潜质状态的善意。友爱的类型

亚里士多德认为,并不是所有的事物都为人们所爱，只有可爱的事物,也就是:善的、让人快乐的和有用的事物，才为人们所爱。相应于以上描述的三种可爱的事物，亚里士多德把友爱分为三种:善的友爱、快乐的友爱和实用的友爱。因为当人们互爱时，他们是因为这三种原因而希望对方好的，即希望对方更有德性,更令人愉悦，更有用①。基于有用的友爱，是双方因为有用才发生的，并且把得到这种益处作为友爱的目的。互爱的双方都不是因为对方自身之故而爱的，而是为着能从对方那里得到的好处才爱的。

善是内在于一个人本性的，它是稳定而持久的，所以善的友爱是最稳定、最持久的。有用的友爱和快乐的友爱则会因对方所能带给自己的用处和快乐的消失，友爱也随之终止。好人的善是相似的，因为好人都有德性，而德性的本性是相似的，善的友爱的双方以他们彼此都是因为对方自身之故而爱这一点相似，因此好人之间基于德性的友爱是相互信任不受离间的。而且善的友爱是最完满意义上的友爱，它最有资格被视为友爱本身，因为善的友爱既是完全意义上的又是相对意义的。善的友爱本身就是善，同时它又是部分的、相对于特定个人的善，所以有德性的人对他的朋友必定有所助益，能为他的朋友带来愉悦和用处。然而，相比较而言，有用的友爱和快乐的友爱只是部分意义上的，它们不能包含善的友爱所包含的完全意义上的善，虽然这两种友爱也追求属人的善，如有用和快乐。

不平等的友爱，“包含着一方对一方的优势地位”②。这种优势地位可以是基于德性、年龄、性别、等自然因素，或者基于出身、财富、地位等社会因素，又或者是基于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结合。亚里士多德对此仍持肯定态度。他认为这种友爱中的“平等”可以用感情来重新实现：平等者以同等的爱实现双方的平等；不平等者则按照地位的差别，以相应的反比的爱使之平等。所以，双方之间存在不平等之处的人们，可以以此方式成为朋友，因为他们可以以此方式变得平等。对此他提出的理由是，在不平等的友爱中一般总是地位优越的一方会为另一方提供更大的助益，因此地位低的一方就应该向对方付出更多的感情作为回报。在一切不平等的友爱中，感情都应该有一个比例，较好的那个人应当被爱多于爱，较有用的或者是在其他方面较优越的那个人也应当如此。因为当感情相应于所应得时，就产生出某种意义上的平等。②

友爱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地位

亚里士多德把伦理学和政治学都归属于实践科学，认为这两门学科考察的对象是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事务，这类事务具有不确定性的特性。亚里士多德坚持政治学高于伦理学，伦理学是从属于政治学的，是政治学的逻辑起点。友爱作为一种德性是伦理学中的重要主题，因为友爱是组成伦理学的终极目的——幸福的最大的外在善。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在第一卷开宗明义指出伦理学的目的是幸福，幸福是灵魂合乎德性的活动，紧接着用较大篇幅讨论了德性和诸种具体德性。最后在第十卷回到伦理学的最强音——幸福，并在第十卷中引出了政治学将要讨论的问题。在之前的第八卷和第九卷中，亚里士多德集中讨论了友爱。在亚里士多德最具逻辑性、最完整的这部伦理学著作中，友爱的这一位置应该并不是随意安排的。友爱在这里的适时出现，实现了伦理学和政治学在逻辑上的贯通，在伦理学和政治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结语

在古希腊，说一个人是一个朋友，并不是一种特定的身份指称，而是说这个人在做一个朋友应该做的事情。希腊语中的友爱是从动词发展而来的，友爱一词必然指向行动。友爱就意味着是在为朋友做事情。亚里士多德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之上，提出友爱是对感情的正确和适度地处理。这显示出理性在友爱中的重要作用。友爱是和希腊时期的社会生活紧密相关联的。友爱生长在希腊城邦制，这一共同体的土壤中，可以说因为有这样的一方土壤，希腊人才有这样的家庭生活、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希腊人才有这样的友爱观念，亚里士多德才有了这样的友爱思想。参考文献

（一）专著类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苗力田译：《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廖申白译：《尼各马可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3 年。

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苗力田编：《亚里士多德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年。

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颜一编：《亚里士多德选集》（政治学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5、[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苗力田编：《亚里士多德选集》（伦理学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6、[古希腊]柏拉图著，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2 年。

7、[美]余纪元著，林航译：《德性之镜——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8、[美]玛莎·纳斯鲍姆著，徐向东、陆萌译：《善的脆弱性》，译林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