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武当道教伦理思想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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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关于武当道教伦理思想研究综述

论文摘要:武当道教将儒家纲常与成仙信仰紧密结合,突出“忠孝仁义”,宣扬“善恶承负”,提倡“诚信不欺”,并假神道设教,以“真武神”的威力驱使信徒去奉行其伦理道德。与此相应,武当山道教建筑的风水格局,也深刻体现出儒家宗法等级伦理观念。

论文关键词:成仙得道;忠孝仁义;善恶承负;诚信不欺;建筑风水

武当山在春秋至汉代末期,已是古代宗教重要的活动场所,许多达官贵人到此修炼。汉末至南北朝时,由于社会动荡,数以百计的士大夫或辞官不仕、或弃家出走,云集武当辟谷修道。同时,出现了有关真武的经书。隋唐时期,武当道场得到封建帝王的推崇,促进了武当道教的发展。宋元时,由于封建统治者极力推崇和宣扬武当真武神,使真武神的神格地位不断提高,“以武当山为本山,以信仰真武一玄武,重视内丹修炼,擅长雷法及符篆禳,强调忠孝伦理、三教融合为主要特征”的武当道教最终形成,并随之呈现出二百多年的鼎盛局面。作为中国道教的一个重要流派,武当道教的教理、教义与中国道教的教理、教义同出一辙,同时又有着自己的鲜明特性。而作为一种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与儒家在伦理思想方面历来相反相成、互抗互补。

“道教是中国传统思想儒道两家思想相结合的宗教。„道教‟之称为„道教‟并不仅仅因为它和„道家‟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也因为它是一种„道德教化‟以„致太平‟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宗教。”就伦理思想而言,武当道教亦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它将儒家纲常与成仙信仰紧密结合,突出“忠孝仁义”,宣扬“善恶承负”,提倡“诚信不欺”,并假神道设教,以“真武神”的威力驱使信徒去奉行其伦理道德。与此相应,武当山道教建筑的风水格局,也深刻体现出儒家宗法等级伦理观念。现将笔者在武当道教伦理思想方面的研究成果综述如下,以资探讨。道教是华夏文明中土生土长的宗教,它在“仙道贵生,无量度人”(《度人经》)的教义思想主导下,践行和光同尘、济世利人的教化,将“长生贵生”、“成仙得道”作为广大教徒的最高信仰追求。作为道教的重要支派,武当道教也为信徒们描绘了一个“福寿康宁、成仙得道”的人生境界和理想目标,这一人生理想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通过修炼达到长生久视、福寿康宁、逍遥达观的人生境界;第二个层次是通过修炼实现无疾而终、坐化升天、进入天堂的成仙目标。“福寿康宁,成仙得道”的人生理想,汇集了武当道教信徒对自身价值、人性内涵以及摆脱外界束缚取得个性自由等的美好向往和价值取向。为了这一理想得到实现,武当道教将“慕道明道,苦行修炼”、“符咒做法,祛祸免灾”、“欲修仙道,先修人道”等贯彻于全部教化过程中。首先,武当道教以“玄天真武上帝”遣欲坐忘、修炼内丹的经历,教化信徒只有慕道明道、苦行修炼,才能实现学道修道的理想目标。其次,武当道教设计了许多套画符念咒、斋醮科仪的法事活动,为人祈福,祛祸免灾,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早日实现“福寿康宁”乃至“成仙得道”的人生理想。最后,武当道教主张“人仙道先全人道”。“全于人道”,主要是做到忠孝仁义、行善积德、诚信不欺。只有修好人道,才能福寿康宁,成仙得道。

武当道教自宋代成为道教一个支派开始,就非常强调忠孝仁义。因为宋代程朱理学兴盛繁荣,理学所推崇的忠君孝亲、仁义道德等思想,亦受到道教思想家的重视。如宋代流行的真武经典《北极真武普慈度世法忏》《北极真武佑圣真君礼文》《太上说真武本传妙经》等,就常常宣扬忠孝仁义等伦理道德。元代时,武当道教的教主又与净明道派建立了密切关系,吸收并发展了净明道派“忠孝成仙”的修道思想,更是大力提倡孝道。总体而言,武当道教的孝道思想主要表现在:第一,忠孝之人才与仙道有缘。要想修道成仙,忠孝是基础,有了这个基础成仙才有希望,舍此基础是与仙道无缘的。第二,忠孝是修道的前提。如《玄天上帝说报父母恩重经》和《玄帝报恩圣号》假托玄天上帝真武口训,讲述父母养育之恩,要求“善男信女,体玄天圣训,孝道存心”,强调修道之人“读仙经万卷,忠孝为先”。第三,把“孝道”作为养生和修炼的内容,从而强调了修道者内修的重要性。第四,给“孝道”加上神秘的外衣。武当道教宣传“忠孝成仙”,进而对忠孝的原因作了富于神秘色彩的论证。第五,为道者要尽

忠孝,否则神灵必对之进行惩罚。武当道教除了强调对父母的孝道外,还强调对师父的孝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事师如事父。除了在道经中宣传忠孝,武当道教还将孝道思想体现于建筑形式和神像崇拜之中,从而对社会起到了积极的教化作用。明清以后各地修建的真武官观多雕绘二十四孝图等,即与武当道教提倡孝道思想有关。

“天道承负”,即相信天道有循环、善恶有承负,是道教的传统教义之一。在“承负”之说中,道教还极力宣扬现世的善恶报应。武当道教形成后,继承发展了早期道教善恶承负和现世报应的教义。

例如《太上真武妙经注》就通过《真武启圣记》上的许多故事,作为真武神经常降于下界人间“录善罚恶,辅正除邪,济拔天人,祛妖摄毒”的例证,劝人行善积德,以获善报。类似内容,在《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妙经》和《太上说玄天大圣真武本传神咒妙经》等武当道教经书中亦有记载。武当道教不但在道经中大力宣扬因果报应的观念,而且通过“法忏”等形式全面灌输抑恶扬善、得道成仙的思想。所谓“法忏”,即依照有关戒律检讨忏悔前世今生罪业及犯戒之罪,乞求神灵赦罪赐福。由于道教戒律是世俗道德善恶观念和宗教信仰善恶观念的综合反映,故依照戒律检讨忏悔,可以起到扬善抑恶、坚定信仰等教化作用。武当道教除了在经典中大力宣扬善恶伦理思想外,在官观建筑、匾额楹联等武当文化中对之也多有体现。如紫霄宫龙虎殿(紫霄山门)楹联,上联是“秉正嫉邪一方平安保障”,下联是“降魔卫道千年永镇玄门”。横批是“惩恶扬善”。以此劝说人们一心向善、勤于修道。总的来说,武当道教的善恶伦理思想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天道承负,善恶报应;欲修仙道,先修人道;跪诵法忏,弃恶从善。值得一提的是,武当道教的善恶伦理思想与宋元以后的道教劝善书相互呼应,对我国民俗教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诚信”本是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概念与核心范畴,是儒家一贯提倡并力求践履的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道教形成之初,就把儒家的“诚信”思想引人了道教,作为道教徒修炼的教理教义。武当道教于宋代形成后,继承发展了早期道教和儒家的“诚信”伦理思想,认为“诚信”是人与神沟通的桥梁,道士作法要讲“诚信”,世俗阶层要实现自己的功利目的也必须“诚信”,强调“诚信”既是学道修道的基础,也是做人做事的根本。具体而言,主要有这么几点:第一,有关“真武”神的经典,都非常注重对“诚信”的宣扬。如《玄天上帝启圣录》卷一讲述的“辞亲幕道”和“悟杵成针”等故事,都强调正心诚意、虔诚修炼才能得道成仙,“真武”即是诚信的表率。武当道教经典还认为“心诚则灵”,这在《玄天上帝启圣录》的记载中不乏其例。与此相反,虚伪欺诈不仅得不到“真武”神保佑,还会受到“真武”神的惩罚,如《玄天上帝启圣录》卷八记载的“假烛烧尘”故事。第二,武当道教不但在道经中大力宣扬诚信受赏、欺诈遭罚的教义,而且在宫观建筑、匾额楹联等武当文化中对之也多有体现。如黄龙洞的对联,上联是“诚意可格土德厚”,下联是“心正自然地道兴”,横批是“神之最灵”。第三,武当清微道派把“正心诚意”作为行雷法的根本。法师或施法者在斋醮科仪等各种法事活动中,心要正、意要诚,以通过“存想”遥想出一派天界意境,化凡尘为神界,化己身为神灵,从而具备不可思议之神力引。

假神道设教,以“神”的威力驱使信徒去奉行其教理、教义,是包括武当道教在内的中国道教之伦理思想的鲜明特征。武当道教供奉的主神是“真武”,传说中武当山即是“真武”修道升天的地方。“真武”原名为“玄武”,其由来古籍的说法不一。

古人是把“玄武”视为司命之神、北方之神、水神等加以崇拜的。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宋真宗为避讳改称“玄武”为“真武”。天禧二年(1018年),宋真宗封“真武”为“灵应真君”。自此,“玄武”由“四象”、”龟蛇”等自然之神正式上升为道教神将等人格之神,并常受玉帝、太上老君、紫微大帝遣派下界收断妖魔。这在《武当福总真集》《玄天上帝启圣录》《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经》等宋代道经中多次被提及。随着“真武”神格的提升,其伦理功能日渐强化。笔者认为“真武”神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伦理功能:(1)录善罚恶。“真武”神明察秋毫、录善罚

恶,它告诫人们:举头三尺有神灵!不应妄做邪念,而应克己节欲、广积阴德,众善奉行、诸恶莫做。(2)奉劝诚信。“真武”是司命之神,又是“治世福神”,掌管着人们的生死寿天、吉凶祸福等。人们若向往长寿不老、荣华富贵,就应诚实守信并虔诚供奉“真武”神,以祈求它实现自己的理想与愿望。(3)提倡孝道。“真武”神的这一功能主要体现在《玄天上帝说报父母恩重经》和《玄帝报恩圣号》的教义以及武当山父母殿的建筑文化之中。

道教与风水学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中国民间的看阳宅风水、相墓、镇宅驱邪等活动,多由道士来承担,如明代武当山道士张三丰、丘玄清、孙碧云等都是著名的风水大师。道教建筑作为道士布道传教、供奉、祭祀神仙和举行各种宗教仪式的场所,不仅受到道教文化的影响,其建筑设计也深深打上“风水”的烙印。由于明代风水学盛行,明成祖在大修武当山时,便十分重视武当道教建筑的风水问题。同时,风水学受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也颇深,二者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此,武当山道教建筑的风水格局,深刻体现出“君权神授”、“皇权至上”和森严的儒家宗法等级伦理观念。主要表现在:第一,武当道教建筑风水格局体现宗法观念。“武当道教建筑的选址宏观风水格局是:武当山祖山为昆仑山,少祖山是昆仑山的支脉大巴山脉;案山是大别山脉,左面的青龙山是高大巍峨的秦岭山脉,右面的白虎山是重峦叠嶂的大巴山脉。”古人认为昆仑山是天地的支柱,故以昆仑山为众山之宗。从昆仑山,经大巴山脉,至武当山,可谓龙脉深远,因此武当山的建筑选址正是宗法等级伦理观念的体现。第二,武当道教建筑风水格局体现君臣观念。如紫霄宫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的风水格局,对紫霄宫呈“众星捧月”之势。紫霄宫前有大、小宝珠峰,为紫霄宫的案山;其再远处又有福地、照壁、三公、五老诸峰,为紫霄宫的朝山,这样朝拱之山形成,对紫霄宫呈朝拜之势,体现出“皇权至上”的观念。

综上所述,武当道教的伦理思想,深受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同时又自成体系、特点鲜明。这种神化了的伦理思想所产生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是非常巨大的,它历久不衰,对净化人们的心灵、协调人际关系和维护社会秩序具有独特的作用,对我国当前的伦理道德建设也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第二篇:武当古建筑

武当古建筑

群,规模宠大,气势雄伟,著称于世。1994年12月17日,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武当古建筑起源追溯很早。秦汉时,就有许多隐士、道众到此结茅为庵。有史记载,皇帝敕建于唐代。唐贞观年间(627-649),太宗敕建五龙祠;大历年间(766-779)建“太乙”、“延昌”等庙宇;乾宁三年(896)又建“神威武公新庙”。宋真宗时升五龙祠为五龙观;宋宣和年间(1119-1125),创建紫霄宫。元代时建成9宫8观。明永乐年间,永乐皇帝遣隆平候张信、驸马都尉沐昕、礼部侍朗金纯、工部右侍郎郭琎等率军民工匠三十多万人,用十二年时间,在武当山长达160里的建筑线上建成9宫9观等33处建筑群。成化、嘉靖年间,又有所扩建和增建,使武当山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道场。据不完全统计,明代有各种建筑五百多处,大小为楹二万多间。清代至民国,或毁于兵火,或遭破坏、或坍塌,武当山建筑规模逐渐缩小。更多旅游路线旅游攻略见http://guide.wdsxx.com/

解放后,党和政府对武当山古建筑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湖北省政府把全山古建筑列为全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金殿、紫霄宫、“治世玄岳”石牌坊、南岩宫、玉虚宫遗址等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拨专款修复和重建二百多间三万多平方米,修复三条登山古神道以及古桥十几座。现存较完好的建筑129处,庙房1182间,建筑面积43332平方米,仍不失当年的宏伟气势。

武当山古建筑群是根据《真武经》中真武修真的神话来设计布局,突出了真武信仰的主题。在《真武经》中,真武的出生地为净乐国,因此,在均州城外建有净乐宫;五龙、紫霄、南岩为真武修炼之地;玉虚宫,因真武被封为“玉虚师相”而得名;真武曾领元和迁校府事而建元和观;回龙观、回心庵、磨针井、太子坡、龙泉观、上下十八盘、天津桥、九渡涧等无不与真武修真的神话有关。这样,就营造了一种浓厚的宗教气氛,使朝山香客一进入武当山,就沉浸在真武修真的神话氛围中,潜移默化地加深了对真武的信仰和崇敬。

武当山古建筑群的整体布局是以天柱峰金殿为中心,以官道和古神道为轴线向四周辐射。北至响水河旁石牌坊为80公里,南至盐池河佑圣观25公里,西至白浪黑龙庙50公里,东至界山寺35公里。在这些建筑线上,采取皇家建筑法式统一设计布局,整个建筑规模宏大,气势雄伟,主题突出,井然有序,构成了一个完美的整体,堪称我国古代建筑的杰作。

第三篇:孟子伦理思想探析

孟子伦理思想探析

学院:社会发展学院 系别:政史系 班级:101班 姓名:牟晓琳 学号:12号

孟子的伦理思想探析

【摘要】儒家伦理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成分。儒家围绕着“仁”的精神,并结合前人的伦理要求,提出了一系列符合当时乃至现今社会发展要求道德规范。孟子是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与孔子一样,孟子几乎成为儒家文化的一种象征。孟子强调人文价值,崇尚道德自由,注重群体认同,突出理性本质。如果说,孔子是儒学的开创者,但是,孟子从不同方面丰富和深化了儒学。

【关键词】儒家思想

伦理道德

孟子

【正文】一 孟子的性善伦理思想 1.孟子性善论的基本观点

孟子是儒家学派第一个提出系统人性理论的人,性善说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的命题,成为儒家学派最有代表性的人性学说之一。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系统地提出了性善论。他认为人生而具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这四心是人们先天具有的道德素质,仁义礼智是人与生俱来的良知。①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之心”,看到即将掉进井里的孩子,无论是谁都会为之担忧,都会害怕孩子出问题。而这种担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所以孟子说人心是善的。②

2.性善论思想的深化和发展

人类有着共同的本性,这个本性是以仁义礼等道德意识为内容的社会属性,而不是与动物无别的自然属性。孟子性善论立足于人的社会属性,孟子并不否认人有共同的自然属性,但他认为,自然属性为人兽所共有,不足以反映人性所独有的本质特征。人有四心,仁义礼智是四种道德意识,而道德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他规定并制约着人与人之间以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人类所特有的社会属性。可见孟子把人的社会属性规定为人性的本质。

孟子提出“养气”说,“我知言,我养吾浩然之气。”那么,何谓浩然之气呢?“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③所以“浩然之气”的养成是:“集义所生者”,靠的是日积月累,人们如果按照这种道德进行修养。那么,自己的道德境界就会不断的提高,最终达到一种正义在身从而无所愧怍,无所畏惧的道德境界。

3.性善论伦理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

孟子的人性善论虽然是一种抽象的人性论,但是在当时来说却是一种进步,尤其是孟子提出的人与动物的区别,实际上是论述了人的某种社会性。孟子的性善论伦理思想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对于百年来中华民族伟大人格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孟子所提倡的修养方法,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然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正所谓,“求木之长,必固其根;欲流之远者,必谆其源泉;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④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更要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大力弘扬古代的修身之道,从自我做起,从而为国家,为人民做出贡献。二 孟子的民本伦理思想 1.民本伦理思想的基本内涵

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独具特色的精华所在。它贯穿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发展过程而经久不衰,影响深远,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在治国安邦统一天下的实践活动中的智慧和卓识。民本思想就是指中国古代历史上将民众视为治国安邦根本的思想体系,是一种关注,重视人们利益的政治学说。孟子民本思想是自周公以来儒家的重要治国思想,是一切开明进步政治家的显著特点,孟子的民本思想继承了周公,孔子“以民为本”的思想,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将民本思想推向极致。2.民本伦理思想的深层发展

孟子的伦理思想应用到民本论中所以称为民本伦理思想,孟子民本伦理思想把人民看作政权的根基,重视承认民众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充分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具有深刻的人民性和进步性。⑤孟子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民贵君轻”等一系列有价值的民本思想,并把民本思想纳入到施政纲领中。孟子论述了民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深刻系统的阐述了这一思想,孟子是儒家民本思想的完成者。3.民本伦理思想意义

民本思想是我国政治文明中的重要成果,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进步性的,永恒的思想主题。对他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发挥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⑥孟子的民本思想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历史上产生过积极影响,对今天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以及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三 孟子的生命伦理思想 1.生命伦理思想的基本内涵

中国古代哲学以儒家学说为主流,对当代生命伦理问题,可以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孟子的学说中处处体现了对生命的人文关注。标榜了理想人生的发展途径和所要达到的程度,生命常常是和“义”“利”联系在一起谈的,因为生命包括较低的物质层面的追求和高尚的道德精神追求。谈孟子对生命的关怀,可以避开政治因素,阶级因素。单纯的讲对人的关爱和对生命的尊重。孟子说“舍生取义”,崇尚仁义是孟子最鲜明的观点。从孟子整体的思想分析其义利之辨,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生命包括物质需要和精神追求,而“义”是人在精神层面上的追求,对精神的追求可以使人自身得到提高和发展。2.“舍生取义”体现出的生命价值

孟子的学说关注现实的人生,为现实人生理想提出形而上的生存模式。他重视人对生命现实而积极的态度,注重个体生命价值与精神价值以及社会价值的统一。孟子的生命伦理是典型的儒家生死智慧的精华,儒家对现实人生的关注是一种终极的人文关注,它不仅关注人的生死时间和生存寿命,而且关注人生的意义和人的价值。⑦“舍生取义”不是对生命的看低,因为孟子看到了生命包括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两方面,没有了精神生活的生命不是完整的生命,生命的价值不在乎时间的长短,而在乎人生的意义。3.孟子生命伦理思想的意义

人用自己的思想意志培养意气感情,用精神的力量控制自己在“义”和“利”之间的取舍,从而实现人自身的发展和提高。人不仅具有维持自身生存发展的物质需要和追求,也有提高人格价值和思想境界的精神需要。“舍生取义”是孟子对生命价值的深刻思考,不会因历史的变迁和时代的更迭而消退其光辉。这种对生命伦理思考的问题不仅仅是生存的物质层面。他提示我们,只有精神世界的丰富,人生内容的多彩,人的生命才会更有意义。四 孟子的消费伦理思想 1.消费伦理思想的基本内涵

孟子的消费伦理思想是孟子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同类事物具有共同性,肯定人们的物质生活消费。他主张寡欲,反对奢侈消费。孟子认为人作为一个具有共同性,在肯定人们共同本能欲望的基础上,进一步肯定了人们对这些本能欲望的追求,肯定了人们对物质的生活消费的追求,孟子把满足人们的基本物质生活消费作为“王天下”的基础“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2.孟子消费伦理思想的深层理解

孟子认为物质资料对伦理道德具有重要的作用,他认为只有满足了人们一定的物质生活消费,才有可能对其进行道德教化,所以他不反对人们对物质生活消费的追求。同时,他把满足人们物质生活消费作为一种手段,其真正目的是对人们进行道德教化,以实行他的“仁政”主张。孟子的整个消费思想是以社会伦理规范为指导的,他反对浪费,反对贵族式的奢侈浪费的生活,反对纵欲,主张量入为出,认为人们应根据自身的地位和经济收入进行消费。⑧主张追求精神消费,孟子认为人应追求一种高质量高档次的消费,应以仁义礼智信为自己的追求目标,而不能太在乎物质生活消费。3.孟子消费伦理思想的意义

孟子强调经济制度的设计,一方面要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消费水平,一方面要提升人们的精神生活消费水平,他认为经济制度的安排应同时考虑到这两方面的提升。孟子的消费伦理思想虽说产生于我国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但其中许多精华部分对我们当今社会仍让有着重要的意义,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五 孟子伦理思想的现实价值

孟子伦理思想是中国传统道德思想中的瑰宝,深入揭示和发掘孟子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以现代化为根本特征的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时期,社会现代化的实践要求现代价值观念和伦理精神的支撑,需要与之相适应的道德教育理念和运作体系。然而,在如此重大的社会变革和如此强烈的社会要求下,我们并没有建立起这样一种道德理论和实践形式。⑨孟子伦理思想的现代化转化的最后根据应是中国社会的现实生活,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孟子伦理思想的现实意义和当代价值是不言而喻的。要推进我国德育的进程,我们必须在总结吸收外来伦理传统和伦理观念的同时,对中国古代文化以一种实事求是的敬重态度,进行一番整理和思考,使中国德育现代化观念得以发展和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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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对伊斯兰教和佛教、道教的比较研究

对伊斯兰教和佛教、道教的比较研究详细内容

在17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前的150年中,与云南回族社会经济和文化高度发展相适应,云南伊斯兰教学术水平也提高到一个崭新阶段。这时期的云南伊斯兰教文化在历史上达到空前的鼎盛状态,大量的伊斯兰教著述在云南刊行。好几位云南回回学者在他们的宗教著述中显示了以理性判断的态度来理解中国社会中除伊斯兰教以外的其他宗教。与云南回回知识界中出现的伊斯兰教文化适应于华夏文化的潮流相平行,在普通回回老百姓的实际生活中早就出现了伊斯兰教和中国宗教之间互补和吸纳的联系。后者为前者奠定了基础,前者为后者提供了理论依据并指定了正确方向。在回回社团生活中提倡和实践伊斯兰教的同时,回回宗教学者也竭诚致力于以理性的倾向客观地评价与他们和平共处的其他宗教。

有些回回人士认为:“人分万教同一理,地殊千域共一天。万古生活同一气,理气三才出一天。教道原是古人设,各家后裔随祖先。”他们思忖道,各派争执的焦点在于每个学派坚持“自以为正人皆邪,不察谁正谁是偏”[1]。因此宗教学派们为成见和传统所拘泥。它们像儒、墨、释、道那样行事,但事实上,它们“杂而无归,语以真一之理,则曰„吾人自有当行之道,忠孝节义是也‟”。虽然真理就在跟前,可人们并不知晓[2]。

这些回回人士认为,各种宗教中的主要观念和理念只不过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出来罢了。比如,道家中所谓的“秉性”和“灵”所指的就是“道”,但是在佛教中是“佛”,在儒教中是“儒”即知识等等[3](37)。“东海西海之圣人,虽心同道合,但各有专任,彼此不相侵乱。如国家钦臣,各司其事。”[4](67)如果不同的宗教错误理解了它们的专门信仰作为本质上的特征差别,它们将相互争吵,各不相让,那么它们就永远不会达成和平,其后果就像“世乱民危,国无共主”。“有识者决不以一方之尊而当天下之至尊也”[3]。在强调不同信仰之间的对话和主张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的同时,云南回回教职人员经常以中国宗教的术语解释伊斯兰教,试图将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尤其是儒家传统作调和。下面,我们根据零星收集到的清真寺出版印刷的伊斯兰教著述,经仔细阅读,并将清季云南穆斯林学者在对伊斯兰教与佛教和道教的比较研究方面所阐述的观点作分别介绍和评述。

一、伊斯兰教和佛教

1.前定 回回穆斯林相信人的命运由真主安拉所决定。人们在生活中的不同命运是由“天”所安排的。如果某人过度地享受了神圣前定规定的名分,灾难将降落到他的身上。这里的“天”按照伊斯兰教学者马德新的解释,不是形体和物质的天,而是具有宋明理学中最抽象的终极目标和超验理念思想的真主属性(注:有关这一点的评论,参见笔者在伊斯兰教和儒家思想文明对话研讨会上的发言:《浅论马德新的天的观念》,南京大学,2002年8月。)。另一方面,人的本质也是安拉前定的。“善恶之里,出于前定,故言其有命焉。命所不能易,则见其万化不能越乎真主之纲维焉。”[4](30)这里再清楚不过地指出,真主命定了人的善恶本质,人所做的一切都超越不了真主早就规定的范围之内。

由于与中国文化相接触的关系,回回采用了佛教术语“前定”来解释安拉所规定的大能大限。他们界定这词的意思为每一个行为都是人在出世前由神圣的大能决定了人的一生,任何人都避免不了。这种态度与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汉民的前定观相比稍有不同,尤其反映于围绕家庭成员死亡的生活习俗上。当汉民为所心爱的人的逝世悲痛不已乃至号啕大哭时,回回在葬礼上一般既不痛哭也不号泣。回回穆斯林还使用“无常”这个佛家术语来借指穆斯林死后回归真主而获得永生。持有这样观点的回回的确不把无常当作悲伤或不幸的事件,相反,把它当作前定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对真主的复归。

一个善人生活于贫困,如果这是为主宰所命定的话,那么人们通常认为这未免不公平。为了解决这个社会困惑的问题,阿訇们将儒家学说、佛教中的哲学思想与伊斯兰教的前定观结合起来。他们说,善恶的动机的确影响了人们,但是人的命运是由“上天”所决定,因而,人的赏罚将在来世中获取,由人的命运所实现。他们同时批评了中国宗教的前定观有如下缺

点:

诸家不知真境有赏罚。而以尘世之祸福,为善恶之报。且见为善未得其祥,为恶未见得殃,遂创作轮回之说,以为二世报应。二世报应,必报未作之身也。前身作恶,而后身受罪,并不知其所为者何,悖理之谈也!且以祖宗之善恶,而祸福子孙,怪诞之极矣。或问:托生换体既非理,则复生朽骨更可疑,现今不报死后报,亦犹托生理不明。曰:作物未了,难言好丑,为人未卒,难定贤愚,况善恶原属自取,高下使其自分。若即行赏罚,则善恶不敢由已矣。盖见赏而善非真善,临罚止恶非真良。况物有其位,事有其时,非其位不见,非其时不得。[4](28)

这是云南回回穆斯林在理论上比较直观地批判佛教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消极性的因果报应论思想以及二世报应的偏颇,从而坚决地划清了伊斯兰教与佛教在报应论的界限。

2.轮回理论在魏晋到南北朝时期,佛教受到封建王朝的支持,其结果是佛教在中国文化上烙下了深刻的印记。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中,佛教的报应和轮回理论是路人皆知的。人们一般设想到,如某人干了好事或歹事,那么,他会在来世中受到报应。那些行一善的人将从上天得到百倍的赏赐。而相反,某人行一恶,那就会遭到百世浩劫。但是,许多人感到现实生活中并非如此行事。事实上,人们常常看见行善的人常常得不到好报,作恶的人也未受到惩罚。更有甚者,犯了大罪的人却善度终生,做了大好事的人却经常备尝苦果而惨遭不幸。所以,许多中国人对轮回理论持有质疑的心理,而且怀疑圣贤们的说教,认为生活并非像宗教说教的那样非常公平。针对这种功利倾向,马德新说:儒者“不知圣人所言之祸福,是天堂地狱之报应,非人世之祸福也”[4](54)。对于佛教轮回投生的理论,他评论道:

盖清真之言复生,并不类道、释冥府轮回之说,……佛氏有后世、天堂、地狱、赏罚、报应之说,但彼以今后为阳世,以死后为阴境,而又为灵魂鬼神之世,是为幻境,与吾人所言后世,迥别霄壤矣![4](52)

所以,马德新批评佛教的理论是“悖理的”、不合逻辑的,因为“来生报应,是报未作之身,夫前身作恶而后身受罪,并不知其所为者何,于理可乎?”[4](55)这位大阿訇思忖道,儒生也一样犯了这样的错误,因为儒生相信“祖宗之余德余殃,而应于子孙之说”。所以,他宜称,佛教的转世和轮回“究其说,乃无稽之谈”[4](55)。

在马德新对世界末日审判的叙述中,他的对作恶者的惩罚的观念却是与佛教的轮回理论很相像。马德新说,在末日审判时,亡者将以他们真正的本质而以体形重现。比如,“行亏者,复活而为狼之形;纵欲者,复活而为豹之形;喜秽者,复活而为豕之形;为盗者,复活而为鼠之形;以及奸淫成性,复活者其形为虎”[5]。马德新的这些观念来自于何处或何书目前暂时不得而知。无巧不成书,类似的轮回理论在什叶派中的伊斯玛伊派中能找到(注:在与我的博士论文指导教师、瑞典隆德大学宗教史系的都德·奥森(TordOlsson)教授讨论中,我得知与希腊唯理论(Gnostics)有联系的某些什叶派中的极端派也发展了轮回理论。)。该派的思想也许在与印度教的历史接触中受佛教轮回理论的影响(注:塔吉克族的伊斯玛伊派中的信仰也有轮回理论。)。可见,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中,其思想离不开中国宗教文化的环境和氛围,虽然中国穆斯林学者竭尽全力想捍卫中国伊斯兰教的纯洁性和正统性,但是中国穆斯林由于生活在中国社会中,他们从本质上不可能完全隔离与中国的汉传佛教文化的联系及其彻底摆脱它的影响。

3.佛教对生活的消极厌世态度有些阿訇的著述中把佛教描绘成是视俗世为肮脏、世界为罪恶的信仰。由此,按照佛教,生活于现世的人们不可避免地有罪。阿訇认为,佛教要求人们离弃现世,克服现世的私欲以便免于罪孽。除尽私欲,人就可以达到涅pán@①。所以,“佛氏有言:„人心乃太玄菩萨宝座莲台,人能弃绝红尘,化俗身以归空极,太玄菩萨显于人心焉。到此则人是佛身,佛是人形‟”[4](60)阿訇们并不赞赏佛教的悲观厌世的世界观,因为穆斯林对今世生活的态度是积极的。如果穆斯林行善,他不仅为自己在后世进入天园(天堂)

铺平了道路,而且也为今世的美好享受作了准备。阿訇宁愿设想这样:在伊斯兰教中,两世生活并无矛盾和冲突。可是,在释、道、儒教中,两世却是分别对待处理”[4](60)。

4.对佛教的评语比较儒教与释教,阿訇们感觉到他们自己的传统伊斯兰教更接近于儒教而不是释教。阿訇们尤其感到不舒服的是他们所认定的佛教偶像崇拜,拒绝屠宰牛羊以及生活中的消极厌世的态度。所有这些都直接与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和实践相冲突。在佛教教义中,屠杀生灵是严禁的。这样,中国的佛教徒不宰牛。佛教的这种态度是与儒教强调农耕的传统一致的。中国封建王朝通常禁止屠宰耕牛以保护农业,这是受了中国宗教思想的影响。哲学和生活观的这种差异会导致伊斯兰教和佛教之间的摩擦。清朝中期的中国佛教并非是卷入政治的宗教(除了某些政治派别比如白莲教以外)。相反,佛教徒愿意远离俗世而隐居。伊斯兰教和佛教间的冲突和碰撞事实上仅局限于精神和哲学领域。在回回和佛教徒之间的大规模对抗从未发生过。然而,他们之间在哲学和宗教教义方面的距离并不意味着它们在社会联系中也保持着极大的距离。在我的社会调查中,一些穆斯林旅行者由于找不到清真饭店和旅舍而有时不得不在佛教寺庙里下榻,并接受寺庙僧人提供的饭食。云南的回回中还流传几例回回阿訇与佛庙僧人师父们交往的民间故事。

二、伊斯兰教和道教

1.进和伊玛尼“道”在道教中有许多意思,但主要有“真理”、“正确的生活方式”、“自然法则”,或更广泛地说,是“宇宙规律”。对回回学者来说,道以理性的解释可以表达为伊玛尼(阿拉伯语,信仰),或者是伊斯兰教实践,或伊斯兰教传统。穆斯林学者在宗教小册子中还认可把道使用为与伊斯兰教教义原则相符的概念。他们阐述道,伊斯兰教教义(道)是由神圣旨意所决定,但是,教义的实践则取决于人。如果人能纯洁他的心灵并克制他的欲望,消除他的私心,那么,他就能进天园。道是真正的信条。“道也者,天人授受之真明,而为灵心之所以然者也。”[6]在对照安拉这样的抽象绝对理念时,马德新引用了老子的话:老子曰:“寂兮寥兮,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予不得其名,字之曰„道‟”。又曰:“道不可言,言者不知,知者不言。”又曰:“大道无名,大象无形。”亦似乎吾人所言之真一也。

[4](22)

在这里,马德新将“道”与伊斯兰教认主学教义中的“真一”观念相联系,可见他是将道教中的“道”与伊斯兰教中的“真主独一”的概念作类比的。

回回还欣赏道教中的自我克制和真理境界的达到,假如这两者被解释成是陶冶伊玛尼修养和维护伊斯兰教传统的话。然而,佛教和道教鼓励人们远高现世,避免或者超脱物质生活环境,在这一点上,阿訇并不认为道家的生活方式对回回来说是一个值得学习的楷模。

2.长寿观 汉民族文化中长寿或长生不老是一个基本的价值观念。汉民非常重视为年迈的父母举行大寿庆祝活动,强调身体调养、饮食文化和自我养生之道。在祝寿宴会和结婚宴会上,人们习惯于向年迈的父母亲表达祝愿他们长寿的美好愿望。这种对老人的美好祝愿在家庭和氏族社会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在汉民民居的门户上、客厅墙上,在新房的大梁上,尤其是新郎和新娘的屋里,人们总是裱贴上写有“寿”和“喜”大字的大红纸。希图长寿不仅是达贵人家而且也是平民百姓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人们经常强调饮用中药药酒、茶和服食滋补药品比如人参、熊掌、鹿茸和三七等以延年益寿就是反映了人们持有这种生活的信条和生活观。

许多道士修炼灵丹妙方以制作长寿仙药。回回从伊斯兰教的观点则认为一个人的寿限是由真主决定的。即便如此,许多回回以人为的方法而实践或寻求人生的长寿(注:在笔者的田野调查中发现,云南各村的大多数回族老人并不庆祝他们的生日,这与汉族文化适成鲜明对照。仅仅在宗教氛围比较淡薄的社团里,个别老人会操办生日大寿的庆宴。)。当然,回回生活在深受儒教、佛教和道教文化影响的中国社会环境中,自然一些回民会为中国文化所熏陶而宁愿以良好的祝愿来向往长寿。在历史上,许多回回的房屋中悬挂着书有中国大字“寿”的卷轴。在寿宇中是从《古兰经》中摘录的阿拉伯文书法词句(注:1990年11月11日采访来自云南省凤仪县的女哈里发(阿拉伯语,继承者,即宗教学生)薛光玉中得知她爷爷曾藏有祖传的中堂挂轴。另外,TheChineseRecorder(《中国纪行》)杂志,由上海的中国传教会出版,1913年第46卷第2期的“中阿书法卷轴”中也摄有类似挂轴的照片。)。

3.道教和苏非思想 有些回回相信,在道教的早期教义中,人能通过修身养性达到道。人能解脱外形而显现他的真正本质。他能进入仙境,他能飞跃,能改变体形,能生命永恒,青春长驻。他还能跃人天空而随心所欲”[4](60)。这种道教在修心养性和施展魔术上所描述的超人特性上似乎与伊斯兰教的经典中所阐述的依赖于安拉的全能、无所不在、超验等属性格格不入。然而,民间伊斯兰教的习俗诸如“吹睹阿”(写有经文或祈祷词的纸片)和“吃睹阿”,由下级教职人员和普通信徒实行的替病人治病以及行奇迹(阿文,karama)等现象。在苏非教团比如哲赫林耶教团传入云南后,被格迪目(阿拉伯语,老派,或传统派)阿訇指责的哲赫林耶教派的谢赫(长老,教主)常常被教徒尊奉为圣人。圣人有行奇迹的超级力量,能替教徒治病,能为教徒解决日常生活问题。格迪目教职人员谴责哲赫林耶教团的谢藉模仿道士制作长生不老药、施奇迹来吸引教众参加苏非礼拜仪式[6](34)。

尽管道教和尊奉谢赫的苏非神秘主义的实践被激烈地批判,在阿訇的著述中仍存留着道士生活方式和自我克制、修养的痕迹。由儒教占统治地位的中国三大宗教混合合一的政治文化模式决定了中国社会生活规范和行为。在这种社会环境里,当回回在进行跨文化区域的接触时,要想免于中国文化影响是不可能的。反映于回回学术著作中的思想和文化也不可能完全免于苏非主义的影响。在阿訇的宜教小册子中介绍修心养性和坚定重振伊玛尼时,就有苏非主义和道教思想的中和内容:

道之初境,先守八德:四少、四常。少食、少饮、少睡、少言;常洁、常念、常斋、常静。此八德是立教之柱也。守之能历千日而不变,则以莫乃(注:以莫乃:即伊玛尼,信仰。原文都带有“口”字偏旁。)之真种动焉,而萌芽生矣![7](42)

这种苏非主义的禁欲态度有些类似于道士的清心寡欲式的精神修炼。我们知道,在中国西北地区的一些苏非教团的修行生活和体验中,苏非大师或门宦教主们吸收了许多道教和佛教坐静、默思、练气、静修甚至苦行的方式和方法。日本已故学者井筒俊彦曾经将伊斯兰教的苏非理念与道教的基本思想作了比较研究(注:参看井筒俊彦(Toshihikoizutsu)《苏非主义和道教》(SufismandDaoism),伯克莱: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1983.)

三、就伊斯兰教和佛教及道教之间联系的评语

云南回回学者一般都认为中国三大宗教表达了信仰和哲学。他们理解为,信仰主要意味着限制欲望和自私心以追求天人合一。在阿訇们宣教的讨论中,他们将中国三大宗教作了比较。他们发现,佛教和道教大多谈论后世,而儒教则谈论今世的因果原因。分析了儒家学说中的伦理纲常后,回回教职人员强调,他们的伊斯兰教吸收了儒教的伦理观念。伊斯兰教在五常或五项品德上与儒教相像,但前者在日常生活习俗中有独自的特点。伊斯兰教增加了神圣教法的五大支柱,而中国三大宗教却缺乏伊斯兰教宗教生活的五功。伊斯兰教的沙里亚(阿拉伯语,教法)有三个完备的阶乘,通过它们,人们可以达到生活的原初目的和真理[1](1)。他们还强调沙里亚和伊斯兰教日常实践比抽象理念诸如道教中的“道”、儒教中的“德”和“礼”以及佛教中的“涅pán@①”要更具体得多。

尽管阿訇并没有认为伊斯兰教和儒教之间有很大的不同,他们仍然保持宗教的认同感和独立于中国宗教的地位。特别是他们提防着回回穆斯林不为儒教文化所同化。他们维护伊斯兰教传统和它的基本实践,并且忠实于伊斯兰教的五项功课。没有这五项功课,中国的穆斯林将丧失他们的存在认同感。由于在稳定时期中的封建朝代的统治政策对持有不同信仰的少数民族比较宽容,回回教职人员在这样的环境中尽量寻找儒教、道教和伊斯兰教之间在哲学上的共同点。然而,他们同时设法使伊斯兰教与佛教和儒教、道教中的邪门歪道保持距离。

他们认为,佛教和玄学派(注:魏晋南北朝时期融合儒教和佛教教义发展而来的形而上学理学派。)教导人们独身生活,这样违反了人伦,从而在如此的宗教比较中,他们绝不放弃其伊斯兰教传统和在异己社会环境中信仰伊斯兰教的至高地位。他们觉得伊斯兰教教义是正道,是最有理性的,最简明易懂,最和谐的,也是最平衡的方法(注:马注:《清真指南》,第363页:“吾教道理是至中至庸、至和至平之正道。”)。出于这种理解,阿訇敦促回回教民学习《古兰经》:“吾教所著之书,皆本真主所降之经,与圣人所译之语,以为凭。不涉于荒渺,亦不沦于虚无。不敢妄为增,亦不敢妄为减。”[5](37)为了保障学习《古兰经》的延续性,回回社团把设立清真寺的经堂教育当作首要目标。经堂教育和学习《古兰经》成了回回社团在中国社会文化环境中维护伊斯兰教传统的基石。

当然,清季时期云南回回穆斯林学者在他们著述中对佛教和道教的评论是受他们所处时代和社会环境局限的。他们并未了解到,明清两朝期间以及之后的中国汉传佛教的禅宗教派经历了比较大的宗教改革和社会改革,在教义上主张更加积极地关注世俗利益和参与社会事务的努力,所以,云南回回穆斯林学者对佛教和道教的批判也许是比较浅薄的、片面的。但是,考虑到云南回回穆斯林学者由于本身古汉语水平的局限以及不可能阅读佛教梵文原本,所以他们很难接触到艰深难懂极其抽象的古代佛教经典,并对其博大精深的教义和哲学思想加以理解,同时,云南回回穆斯林学者所知道的佛教和道教观念和思想大都从社会底层的老百姓之间的交流所获得,也就是大量的穆斯林群众与中国佛、道教信仰的群众在生产和社会文化活动中的频繁接触中所掌握的,这与高乘学者所阐述的宗教思想和教义是有很大距离的,所以,穆斯林学者对中国宗教的批判是从他们对阿拉伯语的《古兰经》、《圣训》和教法等文本经典的角度看待和分析中国社会基层平民百姓的佛教和道教信仰的实践所反映的比较粗俗的大众宗教文化,这应该说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错位。这样的文化对话和文明交流虽然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和参与者的狭隘性,但是在一二百年以前的中国历史上的边陲地带云南地区进行和发生,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这是云南穆斯林学者为了维护自己伊斯兰教文化和传统的同时也试图对包围穆斯林社团的主宰中国的儒、释、道文化和宗教信仰的理解和评判的理性努力。

【参考文献】[1] 马德新.天方信源蒙引歌[M].[2] 马德新.汉译道行究竟·序[M].同治九年印.[3] 马注.清真指南[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4] 马德新.四典要会[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5] 马德新.大化总归[M].[6] 马德新.醒世箴[M].[7] 马德新.汉译道行究竟[M].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般下加木

第五篇:道教饮食文化

道的“饮”与不“饮”

——道教饮食文化

《礼记》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

不论是民族,还是宗教,在饮食上都会体现出自己的独特性。

我们看神仙故事,经常会有这样的桥段,某个樵夫上山砍柴,看到仙人下棋。吃了仙人给的食物,从此可以不饥不寒,长生不老。《云笈七签》记载,某仙山“上有仙家数万人。地无寒暑,时节温和,多生神仙芝草,食之飞空而行。”

足见饮食这个事情,非同小可。连孟子也说:“老者衣帛食肉,王道之始也。”老人家能否吃上肉,竟然是王政是否实现了的一个重要考核标准。所以怎么吃?吃什么?不仅是填饱肚子那么简单,它甚至达到了政治与宗教的高度。

一、素食

原因有两个:

一是因为道教徒修持的“三皈五戒”。《积功归根五戒》第一戒不得杀生;第二戒不得荤酒。为了持此二戒,所以必须食素。道教认为:一切众生,含气以生,翾飞蠕动之类,皆不得杀。蠕动之类无不乐生,自蚊蚁蜓蛐咸知避死。

道家有许多素食规定,如:《老君说一百八十戒》中说:“不得杀伤一切物命”,“不得渔猎伤煞众生”,“不得冬天发掘地中蛰藏虫物”,《老君二十戒》:“勿食含血之物”; 《老子化胡经》:“戒之不食肉,心当莫念之,含血有形类,元气所养活...”

二是道教主张人们应坚持身体内的清爽干净,以为人禀天地之气而生,气存人存,而谷物、荤腥等都会毁坏人体内“气”的清爽干净。因而,陶弘景《养性延命录》云:“少食荤腥多食气。”道教把食物分为三、六、九等,以为最能败清净之气的是荤腥及“五辛”,所以忌食鱼肉荤腥与葱、韭、蒜等辛辣刺激的食物。《上洞心丹经赢诀》卷中《修内丹法秘诀》云:“不可多食生菜鲜肥之物,令人气强,难以禁闭。”《胎息秘要歌诀·饮食杂忌》中也讲:“禽兽爪头支,此等血肉食,皆能致命危,荤茹既败缺气,饥饱也如斯,僵硬冷须慎,酸咸辛不宜。”

道教饮食固然不主张人们每餐吃素,但也倡导饮食应以素食为主。饮食油腻,能使人神清气爽,更能使人远离疾病。食物有五味,即酸、咸、苦、辛、甘。五味过于厚重,则会伤及五脏。酸伤脾,咸伤心,苦伤肺,辛伤肝,甘伤肾。人们的身体假如长时间接受肥甘厚腻,不只会加重胃肠担负,使身体受损,还会使人心气混浊,以致心烦气燥。所以说,道教倡导经常吃素,注重素菜搭配和营养全面,则能够加强体质、预防疾病、增长聪慧。

然而,道教也分很多派别,虽说其教义迥然不同,但是信仰是一致的。如道教正一派道士是可以食荤的,但是他们所吃的是三净肉,即:不见杀,不闻杀,不为己杀。而在全真派的宫观里,道士用餐都是素食。

二、少食

道教经典《太平经》中说:“少食为根,真神好洁,粪秽气昏。”《神仙传》一书里写道:“食戒过多”。其它道书还讲:食欲少而数,不须顿多难消。常如饱中饥,饥中饱。多食酒肉,名曰“痴脂”,优狂无恒。贪美食令人泄痢。食熟胜于食生,食少胜于食多。多食,不但影响健康,影响体形,而且还影响精神和情绪。当我们饭饱后,往往都想睡觉。因为大量血液都要供应消化系统,相对脑部供血减少,使我们有昏昏欲睡的感觉。这就是古人所说的“饭饱神虚”。

接下来,我们谈一谈辟谷。有人一听到说道士辟谷,就一位这位道士不吃食物了,其实,辟谷是指不吃谷物,并非不吃食物。所以,“辟谷”又称“休粮”或“绝谷”。这是道教的一种养生方法。此法盛行于晋、唐之际,到了宋、元以后出现了道教丛林,则鲜有复蹈者。

道教认为人体有“三尸”(亦称“三彭”、“三虫”),靠五谷而生,危害人体。若经过“辟谷”修炼,便可除“三尸”,以达到“长生不死”。辟谷时,仍食药物,并兼做导引等功夫。道士服食的药物大致有两类:一类属于滋养强壮身体的,如芝、黄精、天门冬之类;一类属安神养心及丹砂之类。特别是食丹之术,唯道教独有。道教以为丹砂、黄金等金石类性质稳定的物质经炼制后能够炼成“金丹”(又称“还丹”),人服用后能够长生、成仙。葛洪《抱朴子·金丹篇》说:“金丹之为物,炼之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药,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巩固。”但许多迷信神仙的人,辛辛劳苦日夜炼丹,炼成之后,吃了金丹,不只不能长生成仙,反而中毒以至身亡。所以古人诗中说:“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后来食丹术渐不为人所信。

据传辟谷术源于赤松子,他是神家时的雨神,传说中的仙人。晋代葛洪《抱朴子内篇·杂应》云:“余数见断谷人三年二年者多,皆身轻色好,堪风寒暑里,大都无肥者耳。”《梁书·陶弘景传》中说,陶弘景“善辟谷导引之事,年逾八十而有壮容。”辟谷者不吃五谷,但可食大枣、茯苓、巨胜(芝麻)、蜂蜜、石芝、木芝、草芝、肉芝、菌芝等。

关于辟谷的故事,我们可以从明确记载在史书中的故事中选取,或许更有说服力;当然,这些故事很多充满了玄奇色彩,不妨从中看到古人对辟谷的尝试和笼罩在其上的神秘感,我们看到古老的史书,描绘的非常神奇,唐宋以后的史书,记载的趋向于我们目前理解的辟谷:

1.《史记·留侯世家》记述留侯张良禀体多病,采用导引、辟谷等术疗疾并习练轻身之功。

2.《北齐书》中记载一个隐居于琅琊山的修行者,练辟谷之术,服用松子、白术、茯苓等生药,以求长生不老。

3.《南史·隐逸传》载,南岳道士邓郁“断谷三十余载,唯以涧水服云母屑,日夜诵大洞经。

4.《北史·隐逸传》称陈道士徐则“绝粒养性,所资唯松术而已,虽隆冬冱寒,不服棉絮”。

5.《旧唐书》记载一个叫王远知的人,修习吐纳导引之术,服食灵芝和白术等,活到百岁以上,且头发乌黑、步履轻捷。

6.《宋史·隐逸传》载,宋初道士陈抟居武当山九室岩,“服气辟谷历二十余年,但日饮酒数杯”。

7.《北史·李先传》载:“(李先)服气绝粒数十年,九十余,颜如少童。”

三、养生

道教以追求长生成仙为主要目标,十分留意饮食养生,食物选择以及食物搭配等方面的考究,是道教饮食养生的重要内容,以充足的饮食营养补益精气,以合理的饮食分配、均衡人体脏腑的阴阳偏颇。

道家宣扬修炼的长生成仙,认为注意饮食养生是长生成仙的途径。南宋曾慥《道枢》卷七《黄庭篇》就说:“子欲不死,肠中无滓;子欲长生,肠中常清。”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卷十三《极言》:“不欲极饥而食,食不过饱,不欲极渴而饮,饮不过多。凡食过则结积聚,饮过则成痰癖。”宋陈抟《陈先生内丹诀》说:“行持下手之初,先须以饮食养和五脏,不可失饥过饱,心田安静,无忧无愁,乃可入道也。”

道教历来主张食疗,以至产生唐代道教饮食养生经典《千金要方》《食疗本草》。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专立食治篇,提出“安生之本,必资以食……不知食宜者,不足以生存也”,主张“凡欲治病,先以食疗,既食疗不愈,后乃用药尔”。唐代食药养生在社会上极为盛行,《食疗本草》的食物疗法成为专门的学问。道教讲究修道中的饮食调养,更将饮食养生与道士修持、修养相联系。道教讲究“饮食有节,起居有度”。道教主张修行之人要“饮食有节,动静有常”。道教修炼内丹“要节饮食,薄滋味”。宋张君房《云笈七签》卷三十二杂修摄引《养性延命录并序》张湛《养生集叙》说:“养生大要:一曰啬神,二曰爱气,三曰养形,四曰导引,五曰言语,六曰饮食,七曰房室,八曰反俗,九曰医药,十曰禁忌。”《云笈七签》卷三十二杂修摄引《道机》曰:“人生而命有长短者,非自然也。皆由将身不谨,饮食过差,淫泆无度,忤逆阴阳,魂神不守,精竭命衰,百病萌生,故不终其寿。”

《重阳真人授丹阳二十四诀》:“丹阳问:何名太上七返?师曰:一者少言语,养内炁。二者戒心性,养精炁。三者薄滋味,养血气。四者戒嗔怒,养肺气。五者美饮食,养胃气。六者少思虑,养肝气。七者寡嗜欲,养心气。是也。”这段王重阳与马丹阳的问答,反映出全真宗师王重阳的饮食养生智慧。

四、正一

在饮食上,全真道派与正一道派有所不同。全真道徒不结婚,不吃荤腥,常住宫观清修,称出家道士。正一道徒能够有家室,不住宫观,能饮酒食肉,以斋醮符箓,祈福禳灾为业,称在家道士。

天师道(正一)的饮食特点——厨会

中国有着悠久的文明,饮食文化更是博大精深,中华料理,享誉全球。天师道作为较早的道教教团,有着完整的教规教义。对于饮食,也有着自己的一套要求。在形式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厨会、聚餐制度。

天师立教,推行“盟威清约”,规定“神不饮食,师不受钱。”针对之前巴蜀地区流行的淫祀之风,百姓花费大量钱财、贡品去供神求福的现象,天师明确指出,神明是不饮食的。其实大家心里都知道,庙里的神仙是泥塑木雕,不吃不喝的,那些贡品最后都哪里去了?还不是都到了庙祝的厨房里?

天师洞察到了事情的本质,所以在规定“神不饮食”的同时,又推行了一套厨会制度。神仙是不饮食的,但是贡品还是要有的。这些贡品最后也不能全部归某个人吧?咋办呢?“独乐乐不如与众乐乐”,与其一小伙人躲起来吃,不如大家一起吃。那就大家一起吃吧,全体信徒聚餐。

厨会制度,担任着连接信众和教团之间的沟通桥梁的作用,也是天师教化百姓的一个方式。厨会的目的有几个,分别是:庆贺子女出生、嫁娶、解厄、赎罪、祈福,另外还有三会日,教区全体信众的聚餐。

天师道虽然是在家信徒较多,不忌肉食,但是有四样动物的肉是不能吃的。分别是:犬、牛、大雁、乌鱼。

究其原因据说是:

(1)牛。一辈子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终生劳作,普济众生,它太辛劳了,不能吃。

(2)乌鱼。人们常说:“乌鱼精最可恶,连自己的亲生子都吃”,但天师世家的说法与此恰恰相反,他们认为:乌鱼一到产卵期,两眼昏花,什么也看不见,只待饿死升天;乌鱼鱼崽最有孝心,宁可自己游入母嘴,给娘充讥,也不能让娘饿死,其精神可贵可嘉,吃不得。

(3)鸿雁。失偶孤雁,终生独居,处境凄凉,矢志不渝,不再婚配,精神可嘉,不该吃。

(4)狗。古往今来,人们常说:“自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终生随主,为主效劳,不可食也。

盖牛忠、乌鱼孝、雁贞、狗义之故。

江西龙虎山,是道教历代天师修道炼丹之所,饮食文化十分丰富,并形成了独有的道教饮食文化,天师道家菜也形成了系列。

天师八卦宴是历代天师为宴请宾客,举行重大活动设的大型宴席。宴席的最大特点是,既注意菜肴的品种,更注重菜盘的摆放,饮食文化非常独特,道教的寓意也很深刻。设席时,使用的是老式八仙桌,按八卦中的“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个方位,先上八个小菜或小吃,如捺菜、茄子干、柚子皮、霉豆腐、灯蕊糕、寿星饼、南瓜子、冬瓜糖等,八位客人各人斟上“天师养生茶”。茶过三巡,撤下小菜,再上八大菜。先是上用“红枣糯米”等原料精制而成的太极八宝饭,八宝饭放在桌子的正中,定下乾坤,然后,按阴阳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道教八卦规律,依次摆上特制的盘子盛装的八大。按道教方位规定,北为玄武、南为朱雀、左为青龙、右为白虎。所以,代表玄武的红烧龟肉放在上座的正中,代表朱雀的板栗烧鸡放在下位的正中,左右两侧正中分别是代表龙的清炖蛇和的红烧兔子肉。其它荤素菜肴便在空位摆下,正好围盛开个太极八卦图,可谓色、香、味、形俱全,文化韵味十足。

乾位(马):扬(羊)鞭催马

宋朝时,天师名声大震。信士万崑,骑驴问道龙虎山。借问牧羊老人,天师府如何走?老汉举鞭遥指,驴警鞭猛跑。老汉大笑:“此马真怪,怕什么?”万崑思索,平时夹驴赶路慢行难达。今日怎么这么快,可能与羊鞭有关?后人按典故做道羊肉和驴肉同烧的菜,确是冬令壮阳的养生好菜。“扬(羊)鞭催马”红火了大江南北。

坤位(猪):夜敬山神 每年入秋以后,龙虎山一带常有野猪出没,毁坏农田庄稼,乡亲无奈,请天师上山降伏。张天师叫乡亲设法打几只野猪,置锅在野地夜间用板栗烧煮野猪肉,并奉上一碗给山神,以示敬祭。从此野猪再也不敢扰民,保得了一方平安。

震位(龙):乌龙吐珠

据袁晓初老人口述,天师八卦宴原有许多传统养生菜,乌龙吐珠是其中之一。天师府来了皇亲国戚,除了本地的山珍海味,还要买名贵的海鲜原料做菜。乌龙(即海参)吐珠(鸟蛋),是一道低脂肪高蛋白菜肴,是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人群的养生菜。

巽位(鸡):天师养生鸡

越冬以后,上清古镇常有体虚人群请教张天师有何灵丹护体。天师诚告父老乡亲,宰自家养的土鸡一只,与家鸽同炖,加入人参、当归、天麻、灵芝、冬虫夏草等中药,可以补虚、活血养颜、滋阴补肾。乡亲照方制作,确实效果良好,从此“天师养生鸡”就流传至今。

坎位(兔):飘香乌兔

《道德经·真悟篇》“先把乾坤当鼎炉,再博乌兔药未烹”,意思说,人在宇宙本身就是一座炼丹炉,自己就有原料提炼出丹药来,如果加入乌兔和中药一起来提炼更会炼出延年益寿丹来。飘香乌兔有活血化瘀、行气壮阳之功。

离位(猴):莲花猴头

该菜根据龙虎山莲花采不得的传说而来。取洋葱、莲藕,炒猴头菇(二十四山珍之一)食之,爽脆香嫩无比。可降血压、血糖、血脂。

艮位(虎):泸溪斑虎

一天,张天师在泸溪河边,练剑提气,修炼内丹,见河里一群桂鱼,如猛虎般地猎杀河中生灵,天师一气将剑向桂鱼刺去,刺中一只甩到了云锦山的山崖上,其他桂鱼吓得躲入河中石缝,很少出没。偶尔抓到一只,用捺菜烧制或糖醋,真是鲜美无比。

兑位(蛇):铁板煎泥蛇

龙虎山有一年遭遇千载难逢的大旱,河溪干涸,黄鳝暴死在鹅卵石上,被烈日烘焙。天师路遇饥民,劝其拾捡充饥,食之奇香无比。后人仿制卵石煎黄鳝(泥蛇)却成了一道美味的道家养生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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