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与佛教在中国的现状研究

第一篇：道教与佛教在中国的现状研究

河北师范大学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毕业论文

题目:道教与佛教在中国的现状研究

专

业:思想政治教育 考生姓名:王静

考生所在单位:邢台市内丘县平安小学 准考证号:055504100170 导师姓名:代俊兰 联系电话：***

完成日期：2013年2月26日

摘要：近年来，国人越来越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越来越重视传统文化的发掘，继承和发扬。但对于现代国人越来越对传统文化的疏远与淡漠来说，传统的文化仍然是难解之谜，尤其是对于博大精深的道教与佛教，更是认识尚浅。今日以笔者之浅显之见，略述道教与佛教之文化教义，以供读者了解传统道教与佛教的冰山一角。

关键词：道教；佛教；道教思想；佛教思想

目录

摘要、关键词„„„„„„„„„„„„„„„„„„„„„„„„（2）

一、道教和佛教的起源和发展„„„„„„„„„„„„„„„„„（4）

（一）道教的起源、演变和发展„„„„„„„„„„„„„„„„（4）

（二）佛教的起源、演变和发展„„„„„„„„„„„„„„„„（7）

（三）道教与佛教在我国的发展现状„„„„„„„„„„„„„„（9）

二、道教和佛教的差异和联系„„„„„„„„„„„„„„„„„（10）

（一）道教文化及思想„„„„„„„„„„„„„„„„„„„„（10）

（二）佛教文化及思想„„„„„„„„„„„„„„„„„„„„（11）

（三）道教和佛教的差异„„„„„„„„„„„„„„„„„„„（12）

1、生死观上的差异„„„„„„„„„„„„„„„„„„„„„（12）

2、生命观上的差异„„„„„„„„„„„„„„„„„„„„„（12）

3、修炼目的上的差异„„„„„„„„„„„„„„„„„„„„（12）

（四）道教和佛教的联系„„„„„„„„„„„„„„„„„„„（13）

1、最终目的相同„„„„„„„„„„„„„„„„„„„„„„（13）

2、行为准则相似„„„„„„„„„„„„„„„„„„„„„„（13）

3、社会功能一致„„„„„„„„„„„„„„„„„„„„„„（13）

4、现实作用一样„„„„„„„„„„„„„„„„„„„„„„（13）

三、道教和佛教对我国社会促进作用„„„„„„„„„„„„„„（13）

（一）道教和佛教在我国的社会地位„„„„„„„„„„„„„„（13）

1、国际的关注„„„„„„„„„„„„„„„„„„„„„„„（14）

2、各宗教参政意识进一步增强„„„„„„„„„„„„„„„„（14）

（二）道教和佛教的社会功能„„„„„„„„„„„„„„„„（10）

1、佛教和道教对于现代文化的促进„„„„„„„„„„„„„（10）

2、对于社会稳定的促进作用„„„„„„„„„„„„„„„„（10）结束语„„„„„„„„„„„„„„„„„„„„„„„„„„（10）参考文献„„„„„„„„„„„„„„„„„„„„„„„„„（10）

道教与佛教在中国的现状研究

王 静

一、道教与佛教的起源与发展

本章首先对于道教与佛教的起源进行初步的探索和分析，以便为后期的展开阐述做好铺垫和基础。

（一）、道教的起源、演变和发展

道教，起源于战国、秦汉间的神仙方术，沿袭方仙道、黄老道一些宗教观念和修持方法而逐渐形成。洛阳是东汉的都城，也是道教的发源地和活动中心。

道教发展初期，东汉宫廷盛行黄老之学，而实际上主要是老学。东汉明帝时，朝廷崇信黄老者更多。黄老学说的神秘化，使黄帝、老子进一步神化。在上层社会中得到普遍信仰，已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由此逐步形成早期道教——黄老道。

黄老道在河洛地区产生后，逐渐发展为两支，出现了“五斗米道”和“太平道”。

“五斗米道”为汉顺帝时沛国人张道陵在蜀郡鹤鸣山所创。该教奉老子为教主，号称太上老君，以《老子五千文》即《道德经》为经典，因信奉者要出五斗米故称五斗米道。张道陵死后，其子张衡继传其道。张衡死后，其子张鲁在巴郡、汉中传五斗米道，建立政教合一的统治近30年。道教养生术的三大流派导引、房中、服食形成传世，对道教重生、贵生、乐生、太生、养生之学起到开源通流的作用。太平道为汉灵帝时（168～189年），巨鹿人张角所创。该教是信奉《太平清领书》的一个道派。巨鹿人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蓄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因唐同上书告密，马元义被捕，车裂于洛阳。由此可见太平道在京师洛阳的发展速度是相当快的。黄巾军被镇压后，太平道解体，余下的信徒汇入五斗米道中。

汉献帝建安二十年（215年），五斗米道张鲁投降曹操，其全家被迫徙居邺城，大批信徒随迁豫北。因张鲁显贵，而使五斗米道得以顺利传播。

西晋建都洛阳后对道教的防范放松，道教徒又开始公开活动。武帝时（265～290年），河南境内建道观200多所。著名道士王浮在洛阳宣传道教，并作《老子化胡经》，称老子西出流沙，化为佛，释迦即老子的化身，以此说明道先佛后。

北魏明元帝时（409～423年），嵩山五斗米道徒寇谦之改革五斗米道，创立“新天师道”（后人称北天师道）。《魏书•释老志》载：谦之于神瑞二年（415年）十月从太上老君得《云中音诵新科之诫》20卷，令他改除三张（张道陵、张衡、张鲁）租米钱税制度及男女合气之术。他利用北魏太武帝（424～451年）对道教的崇拜，排斥佛教，改革天师道（五斗米道），制定乐章诵戒新法。

隋唐时，道教发展达鼎盛时期。隋炀帝于大业元年（605年）建都洛阳，虽然对道佛均崇，但诏令道先佛后。唐时，唐高祖曾下诏宣布道教为首，儒学为次，佛教第三，并自称老子后裔，大崇道教。北宋建都汴京，以洛阳为西京。宋太祖、太宗祖籍洛阳，因崇信道教，太宗将洛阳故宅改为“洞真观”，设女冠主持；在汴京仿建唐代洛阳的“上清宫”拟建宫观。著名道教学者朗然子、刘希岳在洛阳南郊栖露宫传道，有《悟真诗》30首传世，为内功修炼经验的总结。

金元时期，河洛一带先后流传的道教为“正一道”、“太一道”和“真大道”，后陕西王重阳（王喆）所创全真道在河洛兴起，上述三教均不再传。

王重阳所传七弟子马丹阳、谭处端、刘处玄、邱长春、王处

一、郝大通、孙不二又各传一派。谭处端，号长真，于金大定十四年（1174年）赴洛水南朝元宫传道，创南无派，著有《水云集》。

明代嘉靖皇帝崇信道教，在洛阳的伊王朱典櫍，仰体圣上崇道之意，也大力推崇道教，修建道观。尽管如此，由于明初朱元璋对道教采取抑制政策，因而基本没有大的发展。

清代统治者偏重佛教，曾宣布佛教为国教，所以禁止道教传播。虽在民间活动较盛，但道观及活动规模都很小。洛阳吕祖庙为清康熙年间创建，其规模远不能与唐宋洛阳上清宫相比。

民国时期，曾宣布废除道教，但民间仍有道教信仰活动。冯玉祥驻洛，倡导打神办学，很多道观多被用来办学，庙产亦被充公。到建国前夕，道教在洛阳几乎泯灭。

1958年，人民政府实行宗教制度改革，原道教重点活动场所的职业人员和宗教活动相对集中，以便于管理。洛阳保留了上清宫、吕祖庙等道教活动场所。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与其他各教 一样，道教活动全部停止。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宗教事务部门恢复工作，对历次政治运动中的不适做法进行纠正，平反了冤案，退还庙宇财产，安置道教职业人员，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道教活动逐渐走向正常。1983年，河南省“道教学习小组”成立，洛阳上清宫道长师维新任组长。经过协商筹备，洛阳开放上清宫、吕祖庙为道教活动场所。1990年洛阳有道教信徒9700人，其中居士83人，乾道8人，坤道3人。

（二）、佛教的起源、演变和发展

佛教是由古印度乔达摩•悉达多于公元前6世纪创立，其本人被尊称为“释迦牟尼”（意即释迦族的圣人）

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最早安定于西汉河南白马寺，两晋南北朝时得到发展（“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唐宋达到鼎盛，明清时佛教在西藏盛行，臧传佛教成为中国佛教的一朵奇葩。最初，佛教仅流传在上层统治者中间。中国人初以黄老方术视之，信奉的不多，更无汉人出家为僧。其后佛教经典大量翻译出来，影响渐渐扩大。汉末黄巾起义被镇压后，中国陷入三国鼎立，中经西晋暂短的统一，又陷入“五胡十六国”的大动荡中，战乱遍地，民不聊生，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当时崛起的魏晋玄学又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适宜的学术背景。佛教便在中国迅速发展起来，逐渐形成俱舍、成实、涅槃、摄论、地论、三论等学派。隋唐时期，由于统治阶级的支持，佛教的寺院经济空前壮大，僧侣们便采取世俗地主宗法制度的传统方式，使中国佛教出现律宗、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禅宗、密宗、净土宗等在佛教理论及寺院经济方面都相对独立的宗派，盛极一时。唐末农民战争摧毁了许多地方的寺院经济，故宋以后各宗派逐渐衰落，仅中国化的禅宗、净土宗继续维持持久的影响。

佛教创立后，在印度几经演变。佛陀及其直传弟子所宣扬的佛教，称为根本佛教。佛陀逝世后，弟子们奉行四谛、八正道等基本教义，在教团生活中维持着他在世时的施设和惯例。由于佛陀生前在世时于不同场合对不同的对象有着不同的说法，弟子们对此便产生不同的理解。约在佛灭后100年，佛教分裂为上座部、大众部两大派，称根本二部。此后100余年间续有分裂，先后分成十八部或二十部，称枝末部派。关于部派分裂的次第、年代、名称、地区均有不同的说法。当时佛教传播的范围，北至喜马拉雅山麓，南至基斯那特河（克里希那河）。一般认为由上座部直接分出的最大一部是说一切有部。

公历纪元前后，在佛教徒中流行着对佛塔的崇拜，从而形成了大乘最初的教团——菩萨众。佛陀逝世后约500年，大乘中观派兴起。同时，小乘佛教中的说一切有部、经量部等，仍继续发展。佛陀逝世后约900年，瑜伽行派兴起。此派奠基人是无著和世亲。无著原是说一切有部僧人，因对说一切有部教理感到不足，而阐发大乘教义。7世纪以后，印度密教开始流行，到8世纪以后，与印度教相接近。波罗王朝在那烂陀寺以外另建超戒寺，作为研习和宣传密教的中心；9世纪后，密教更盛，相继形成金刚乘、俱生乘和时轮乘。11世纪起，伊斯兰教的势力逐渐进入东印度各地，到13世纪初，超戒寺等许多重要寺院被毁，僧徒星散，佛教终于在南亚次大陆消失。

（三）、道教与佛教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中国是个多宗教的国家。中国宗教徒信奉的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现有各种宗教信徒1亿多人，宗教活动场所8.5万余处，宗教教职人员约30万人，宗教团体3000多个。宗教团体还办有培养宗教教职人员的宗教院校74所。

在中国，全国性的宗教团体有中国佛教协会，中国道教协会，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等。各宗教团体按照各自的章程选举、产生领导人和领导机构。

佛教历史及中国佛教的主要派别——佛教在中国已有二千年历史。现在中国有佛教寺院1.3万余座，出家僧尼约20万人，其中藏语系佛教的喇嘛、尼姑约12万人，**1700余人，寺院3000余座；巴利语系佛教的比丘、长老近万人，寺院1600余座。

中国道教历史及其主要派别——道教发源于中国，已有1700多年历史。中国现有道教宫观1500余座，乾道、坤道2.5万余人。

伊斯兰教历史及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伊斯兰教于公元七世纪传入中国。伊斯兰教为中国回、维吾尔等10个少数民族中的群众信仰。有2000多万人信奉伊斯兰教，现有清真寺３万余座，伊玛目、阿訇４万余人。

天主教历史及中国天主教的历史——天主教自公元七世纪起几度传入中国，1840年鸦片战争后大规模传入。中国现有天主教徒约 500万人，教职人员约4000人，教堂、会所4600余座。

基督教历史及中国基督教的历史——基督教(新教)于公元十九世纪初传入中国，并在鸦片战争后大规模传入。中国现有基督徒约1000万人，教牧传道人员1.8万余人，教堂1.2万余座，简易活动场所（聚会点）2.5万余处。

二、道教和佛教的差异和联系

（一）、道教文化及思想

无为而治是道家的基本思想，也是其修行的基本方法。无为而治的思想首先是由老子提出来的。老子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由道化生的，而且天地万物的运动变化也遵循道的规律。那么道的规律又是什么呢？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二十五章》)可见，道的最根本规律就是自然，即自然而然、本然。既然道以自然为本，那么对待事物就应该顺其自然，无为而治，让事物按照自身的必然性自由发展，使其处于符合道的自然状态，不对它横加干涉，不以有为去影响事物的自然进程。也只有这样，事物才能正常存在，健康发展。所以在道家看来，为人处事，修心炼性，都应以自然无为为本，避免有为妄作。老子说：“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道德经•二章》)“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有为，而有以为。”(《道德经•三十八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四十八章》)严君平亦谓：“有为之为有废无功；无为之为成遂无穷„„览天地之变动，观万物之自然，以睹有为乱之首也，无为治之无也。”(《道德真经指归 •卷八》)总之，根据道家的观点，在自然无为的状态下，事物就能按照自身的规律顺利发展，人身、社会亦是如此。如果人为干涉事物的发展进程，按照某种主观愿望去干预或改变事物的自然状态，其结果只会是揠苗助长，自取其败，因此，明智的人应该采取无为之道来养生治世，也只有如此，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二）、佛教文化及思想

世尊他老人家在世的时间是三转法论，核心根本上来说就是指向真如，不过因为众生根器不一样，他大慈大悲，分别宣说，佛以一音演佛法，众生随类各得解。

一转阿含部，主要讲四谛，苦，集，灭，道，所谓苦，就是认识到物质，感受，思想，行为，意识都会导致苦，为什么？因为一切都是因缘和合的啊，都是无常变化的，今宵绿帐卧鸳鸯，明朝孤坟话凄凉！那怎么样才能够摆脱这样的宿命？就是涅盘（达到不生不死的本有状态称为灭）那怎么样达到涅盘，三十七菩提道品包括八正道，七觉支，四正勤等具体的学习和实行。

二转中观，主要是讲一切存在的都是假有的，没有个什么独立的，永恒的本性存在，都是因缘和合，存在的都是条件的满足而施设的，强说本性，本性施设为“空性”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三转唯识，也是最了义的，为什么说最了义，因为他是在一切处，一切人，一切时间都成立的，那就是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如来藏。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依，由此有诸趣，即涅槃证得。

（三）、道教和佛教的差异

1、生死观上的差异。——佛家讲“超世”，道家讲“入世”。生与死是人身的主要问题，也是任何宗教的视图阐释明白的课题。佛教以现实为苦海，主张脱离，主张超世。“佛祖”主张无生，认为现实对于人们都是苦海。面对现实，人们无能为力，所以要忍受和超脱——“超世”。

2、生命观上的差异。——佛教言“色空”，道教讲“由我” 佛教讲究四大皆空，宣扬无欲无求。道教则讲究随性而为，道法自然。佛教认为一切都是虚幻的，“空即是色，色即是空”这是佛教的重要思想。

而道教与佛教对于生命的看法完全不同，道教对于生命的看法是客观的，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对人生和生命的看法是肯定和积极的。道教基于“我命由我”、“重道贵生”这些重视生命，珍惜生命的观点，强调生命把我在自己手中。“重道”是为了“贵生”，即重视生命，珍爱生命，从而在有生之年更好的去生活。

3、修炼目的上的差异。——佛教重“心理”，道教重“生理” 佛教讲究对内求真，从而达到对外求善的目的。佛教几乎所有理念都在谈“心”，佛教从心的角度概括万物一切，并对人的行为进行了根本性的阐述。道教则追求养生和羽化成仙，道教认为人的生命有元气构成，肉体是精神的载体和寄托，只有长生必死，才能达到精神的长存。

总体而言，正式由于道教和佛教的根本追求不同，从而决定了二 者在各个层面的差异。

（四）、道教和佛教的联系

1、最终目的相同：佛教讲究通过修行超度成佛，道教讲究养生修炼，羽化成仙。

2、行为准则相似：都是劝善的：劝人积德行善，达到人们所追求的一种修为。

3、社会功能一致：都是为政治服务的：在古代，每个王朝都会推出自己的护家神灵，为自己的江山巩固打下坚实的基础，通过君权与神权的高度统一达到政治的目的

4、现实作用一样：都是老百姓的心灵寄托：在黑暗的统治阶级的压迫下，老百姓通过这种信仰，对未来抱着希望，而达官贵人更希望神灵保佑他们飞黄腾达。

三、道教和佛教对我国社会促进作用

（一）、道教和佛教在现代社会的地位

1、国际的关注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佛教与道教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和发展，一些重大国际宗教活动相继举行。其中，1997年5月，美国著名基督教布道家包乐在港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布道大会，在香港掀起了不大不小的宗教热。1997年11月，国际佛光协会世界会员大会也在港召开，将世界各国的注意力再次吸引到香港，宗教问题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

2、各宗教参政意识进一步增强 关心社会，广泛参与社会事务和政治活动，是近年来各宗教的一个共同趋向。随着世界文化的大融合，各宗教参政意识进一步增强。2004年香港地区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香港佛教联合会常务董事、宝莲禅寺释智慧法师报名参选选举委员会的选举，并成功当选，进一步引发了各宗教对政治问题的关注。围绕政治选举选举，各宗教由于原则立场的差别，出现政治分野。道教和佛教中的一些人士公开表态，支持我国的各派别参政议政的权利。

（二）、道教和佛教的社会功能

1、佛教和道教对于现代文化的促进

关于道教和佛教，最主要的意义就在于对于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正是对道教和佛教文化的融合和包容，使我们的民族文化充满活力，也给我们提供了与世界其他各民族的宗教信仰、文化形态互相交流与学习的经验，这种经验，会让我们在与外来文化的对话中充满自信。

2、对于社会稳定的促进作用

道教和佛教的社会功能是一致的，可以说都是为政治服务的。纵观所有教派的发展，都离不开政治的作用。归根结底，正式因为道教和佛教都具有维护社会稳定，安抚百姓情绪的作用。这也正式符合了执政者的利益要求。尤其是现在社会讲究和谐发展，在这点上，人民思想的和谐是根本，而道教和佛教正式在思想上为政治提供的工具和支持。结束语

正是由于道教和佛教在我国历史发展中的渊源与发展，从古至今，二者兴衰起伏，一直延续至今，经久不衰。无论在文化方面，还是政治方面，佛教和道教都有它不可磨灭的功绩。正是基于以上的意义，所以有必要在这里做个简单的梳理和介绍，期冀能对传统文化继承贡献一点微薄之力，更希望能使部分读者从中受益。感谢所有为道教和佛教发展研究作出杰出贡献的前辈，为本论文的完成做出理论指导和支持，才使本文得以顺利完成。也感谢志同道合的有识之士的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使得本文更加完善。希望本文对于其他相关研究者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希望道教和佛教文化在我国能有长足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庄周、李耳.老子 庄子.华文出版社.2009.9 [2]星汉.佛教大百科.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11 [3]卿希泰.中国道教思想史.中国人民出版社.2009 [4]李耳.道德经.中国教育出版社.2001 [5]中国宗教学术网.http://iwr.cass.cn/zjxqk/zhongguodaojiao/201203/t20120326_10158.htm.中国道教

[6]道教文化资料库.http://gb.taoism.org.hk/index.htm.刘仲宇.道教的信仰

[7] 中国道教.http://www.xiexiebang.com/.丁常云.天人合一与道法自然——道教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与追求

第二篇：对伊斯兰教和佛教、道教的比较研究

对伊斯兰教和佛教、道教的比较研究详细内容

在17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前的150年中，与云南回族社会经济和文化高度发展相适应，云南伊斯兰教学术水平也提高到一个崭新阶段。这时期的云南伊斯兰教文化在历史上达到空前的鼎盛状态，大量的伊斯兰教著述在云南刊行。好几位云南回回学者在他们的宗教著述中显示了以理性判断的态度来理解中国社会中除伊斯兰教以外的其他宗教。与云南回回知识界中出现的伊斯兰教文化适应于华夏文化的潮流相平行，在普通回回老百姓的实际生活中早就出现了伊斯兰教和中国宗教之间互补和吸纳的联系。后者为前者奠定了基础，前者为后者提供了理论依据并指定了正确方向。在回回社团生活中提倡和实践伊斯兰教的同时，回回宗教学者也竭诚致力于以理性的倾向客观地评价与他们和平共处的其他宗教。

有些回回人士认为：“人分万教同一理，地殊千域共一天。万古生活同一气，理气三才出一天。教道原是古人设，各家后裔随祖先。”他们思忖道，各派争执的焦点在于每个学派坚持“自以为正人皆邪，不察谁正谁是偏”[1]。因此宗教学派们为成见和传统所拘泥。它们像儒、墨、释、道那样行事，但事实上，它们“杂而无归，语以真一之理，则曰„吾人自有当行之道，忠孝节义是也‟”。虽然真理就在跟前，可人们并不知晓[2]。

这些回回人士认为，各种宗教中的主要观念和理念只不过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出来罢了。比如，道家中所谓的“秉性”和“灵”所指的就是“道”，但是在佛教中是“佛”，在儒教中是“儒”即知识等等[3](37)。“东海西海之圣人，虽心同道合，但各有专任，彼此不相侵乱。如国家钦臣，各司其事。”[4](67)如果不同的宗教错误理解了它们的专门信仰作为本质上的特征差别，它们将相互争吵，各不相让，那么它们就永远不会达成和平，其后果就像“世乱民危，国无共主”。“有识者决不以一方之尊而当天下之至尊也”[3]。在强调不同信仰之间的对话和主张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的同时，云南回回教职人员经常以中国宗教的术语解释伊斯兰教，试图将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尤其是儒家传统作调和。下面，我们根据零星收集到的清真寺出版印刷的伊斯兰教著述，经仔细阅读，并将清季云南穆斯林学者在对伊斯兰教与佛教和道教的比较研究方面所阐述的观点作分别介绍和评述。

一、伊斯兰教和佛教

1.前定 回回穆斯林相信人的命运由真主安拉所决定。人们在生活中的不同命运是由“天”所安排的。如果某人过度地享受了神圣前定规定的名分，灾难将降落到他的身上。这里的“天”按照伊斯兰教学者马德新的解释，不是形体和物质的天，而是具有宋明理学中最抽象的终极目标和超验理念思想的真主属性（注：有关这一点的评论，参见笔者在伊斯兰教和儒家思想文明对话研讨会上的发言：《浅论马德新的天的观念》，南京大学，2002年8月。）。另一方面，人的本质也是安拉前定的。“善恶之里，出于前定，故言其有命焉。命所不能易，则见其万化不能越乎真主之纲维焉。”[4](30)这里再清楚不过地指出，真主命定了人的善恶本质，人所做的一切都超越不了真主早就规定的范围之内。

由于与中国文化相接触的关系，回回采用了佛教术语“前定”来解释安拉所规定的大能大限。他们界定这词的意思为每一个行为都是人在出世前由神圣的大能决定了人的一生，任何人都避免不了。这种态度与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汉民的前定观相比稍有不同，尤其反映于围绕家庭成员死亡的生活习俗上。当汉民为所心爱的人的逝世悲痛不已乃至号啕大哭时，回回在葬礼上一般既不痛哭也不号泣。回回穆斯林还使用“无常”这个佛家术语来借指穆斯林死后回归真主而获得永生。持有这样观点的回回的确不把无常当作悲伤或不幸的事件，相反，把它当作前定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对真主的复归。

一个善人生活于贫困，如果这是为主宰所命定的话，那么人们通常认为这未免不公平。为了解决这个社会困惑的问题，阿訇们将儒家学说、佛教中的哲学思想与伊斯兰教的前定观结合起来。他们说，善恶的动机的确影响了人们，但是人的命运是由“上天”所决定，因而，人的赏罚将在来世中获取，由人的命运所实现。他们同时批评了中国宗教的前定观有如下缺

点：

诸家不知真境有赏罚。而以尘世之祸福，为善恶之报。且见为善未得其祥，为恶未见得殃，遂创作轮回之说，以为二世报应。二世报应，必报未作之身也。前身作恶，而后身受罪，并不知其所为者何，悖理之谈也！且以祖宗之善恶，而祸福子孙，怪诞之极矣。或问：托生换体既非理，则复生朽骨更可疑，现今不报死后报，亦犹托生理不明。曰：作物未了，难言好丑，为人未卒，难定贤愚，况善恶原属自取，高下使其自分。若即行赏罚，则善恶不敢由已矣。盖见赏而善非真善，临罚止恶非真良。况物有其位，事有其时，非其位不见，非其时不得。[4](28)

这是云南回回穆斯林在理论上比较直观地批判佛教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消极性的因果报应论思想以及二世报应的偏颇，从而坚决地划清了伊斯兰教与佛教在报应论的界限。

2.轮回理论在魏晋到南北朝时期，佛教受到封建王朝的支持，其结果是佛教在中国文化上烙下了深刻的印记。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中，佛教的报应和轮回理论是路人皆知的。人们一般设想到，如某人干了好事或歹事，那么，他会在来世中受到报应。那些行一善的人将从上天得到百倍的赏赐。而相反，某人行一恶，那就会遭到百世浩劫。但是，许多人感到现实生活中并非如此行事。事实上，人们常常看见行善的人常常得不到好报，作恶的人也未受到惩罚。更有甚者，犯了大罪的人却善度终生，做了大好事的人却经常备尝苦果而惨遭不幸。所以，许多中国人对轮回理论持有质疑的心理，而且怀疑圣贤们的说教，认为生活并非像宗教说教的那样非常公平。针对这种功利倾向，马德新说：儒者“不知圣人所言之祸福，是天堂地狱之报应，非人世之祸福也”[4](54)。对于佛教轮回投生的理论，他评论道：

盖清真之言复生，并不类道、释冥府轮回之说，……佛氏有后世、天堂、地狱、赏罚、报应之说，但彼以今后为阳世，以死后为阴境，而又为灵魂鬼神之世，是为幻境，与吾人所言后世，迥别霄壤矣！[4](52)

所以，马德新批评佛教的理论是“悖理的”、不合逻辑的，因为“来生报应，是报未作之身，夫前身作恶而后身受罪，并不知其所为者何，于理可乎？”[4](55)这位大阿訇思忖道，儒生也一样犯了这样的错误，因为儒生相信“祖宗之余德余殃，而应于子孙之说”。所以，他宜称，佛教的转世和轮回“究其说，乃无稽之谈”[4](55)。

在马德新对世界末日审判的叙述中，他的对作恶者的惩罚的观念却是与佛教的轮回理论很相像。马德新说，在末日审判时，亡者将以他们真正的本质而以体形重现。比如，“行亏者，复活而为狼之形；纵欲者，复活而为豹之形；喜秽者，复活而为豕之形；为盗者，复活而为鼠之形；以及奸淫成性，复活者其形为虎”[5]。马德新的这些观念来自于何处或何书目前暂时不得而知。无巧不成书，类似的轮回理论在什叶派中的伊斯玛伊派中能找到（注：在与我的博士论文指导教师、瑞典隆德大学宗教史系的都德·奥森(TordOlsson)教授讨论中，我得知与希腊唯理论(Gnostics)有联系的某些什叶派中的极端派也发展了轮回理论。）。该派的思想也许在与印度教的历史接触中受佛教轮回理论的影响（注：塔吉克族的伊斯玛伊派中的信仰也有轮回理论。）。可见，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中，其思想离不开中国宗教文化的环境和氛围，虽然中国穆斯林学者竭尽全力想捍卫中国伊斯兰教的纯洁性和正统性，但是中国穆斯林由于生活在中国社会中，他们从本质上不可能完全隔离与中国的汉传佛教文化的联系及其彻底摆脱它的影响。

3.佛教对生活的消极厌世态度有些阿訇的著述中把佛教描绘成是视俗世为肮脏、世界为罪恶的信仰。由此，按照佛教，生活于现世的人们不可避免地有罪。阿訇认为，佛教要求人们离弃现世，克服现世的私欲以便免于罪孽。除尽私欲，人就可以达到涅ｐáｎ＠①。所以，“佛氏有言：„人心乃太玄菩萨宝座莲台，人能弃绝红尘，化俗身以归空极，太玄菩萨显于人心焉。到此则人是佛身，佛是人形‟”[4](60)阿訇们并不赞赏佛教的悲观厌世的世界观，因为穆斯林对今世生活的态度是积极的。如果穆斯林行善，他不仅为自己在后世进入天园（天堂）

铺平了道路，而且也为今世的美好享受作了准备。阿訇宁愿设想这样：在伊斯兰教中，两世生活并无矛盾和冲突。可是，在释、道、儒教中，两世却是分别对待处理”[4](60)。

4.对佛教的评语比较儒教与释教，阿訇们感觉到他们自己的传统伊斯兰教更接近于儒教而不是释教。阿訇们尤其感到不舒服的是他们所认定的佛教偶像崇拜，拒绝屠宰牛羊以及生活中的消极厌世的态度。所有这些都直接与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和实践相冲突。在佛教教义中，屠杀生灵是严禁的。这样，中国的佛教徒不宰牛。佛教的这种态度是与儒教强调农耕的传统一致的。中国封建王朝通常禁止屠宰耕牛以保护农业，这是受了中国宗教思想的影响。哲学和生活观的这种差异会导致伊斯兰教和佛教之间的摩擦。清朝中期的中国佛教并非是卷入政治的宗教（除了某些政治派别比如白莲教以外）。相反，佛教徒愿意远离俗世而隐居。伊斯兰教和佛教间的冲突和碰撞事实上仅局限于精神和哲学领域。在回回和佛教徒之间的大规模对抗从未发生过。然而，他们之间在哲学和宗教教义方面的距离并不意味着它们在社会联系中也保持着极大的距离。在我的社会调查中，一些穆斯林旅行者由于找不到清真饭店和旅舍而有时不得不在佛教寺庙里下榻，并接受寺庙僧人提供的饭食。云南的回回中还流传几例回回阿訇与佛庙僧人师父们交往的民间故事。

二、伊斯兰教和道教

1.进和伊玛尼“道”在道教中有许多意思，但主要有“真理”、“正确的生活方式”、“自然法则”，或更广泛地说，是“宇宙规律”。对回回学者来说，道以理性的解释可以表达为伊玛尼（阿拉伯语，信仰），或者是伊斯兰教实践，或伊斯兰教传统。穆斯林学者在宗教小册子中还认可把道使用为与伊斯兰教教义原则相符的概念。他们阐述道，伊斯兰教教义（道）是由神圣旨意所决定，但是，教义的实践则取决于人。如果人能纯洁他的心灵并克制他的欲望，消除他的私心，那么，他就能进天园。道是真正的信条。“道也者，天人授受之真明，而为灵心之所以然者也。”[6]在对照安拉这样的抽象绝对理念时，马德新引用了老子的话：老子曰：“寂兮寥兮，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予不得其名，字之曰„道‟”。又曰：“道不可言，言者不知，知者不言。”又曰：“大道无名，大象无形。”亦似乎吾人所言之真一也。

[4](22)

在这里，马德新将“道”与伊斯兰教认主学教义中的“真一”观念相联系，可见他是将道教中的“道”与伊斯兰教中的“真主独一”的概念作类比的。

回回还欣赏道教中的自我克制和真理境界的达到，假如这两者被解释成是陶冶伊玛尼修养和维护伊斯兰教传统的话。然而，佛教和道教鼓励人们远高现世，避免或者超脱物质生活环境，在这一点上，阿訇并不认为道家的生活方式对回回来说是一个值得学习的楷模。

2.长寿观 汉民族文化中长寿或长生不老是一个基本的价值观念。汉民非常重视为年迈的父母举行大寿庆祝活动，强调身体调养、饮食文化和自我养生之道。在祝寿宴会和结婚宴会上，人们习惯于向年迈的父母亲表达祝愿他们长寿的美好愿望。这种对老人的美好祝愿在家庭和氏族社会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在汉民民居的门户上、客厅墙上，在新房的大梁上，尤其是新郎和新娘的屋里，人们总是裱贴上写有“寿”和“喜”大字的大红纸。希图长寿不仅是达贵人家而且也是平民百姓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人们经常强调饮用中药药酒、茶和服食滋补药品比如人参、熊掌、鹿茸和三七等以延年益寿就是反映了人们持有这种生活的信条和生活观。

许多道士修炼灵丹妙方以制作长寿仙药。回回从伊斯兰教的观点则认为一个人的寿限是由真主决定的。即便如此，许多回回以人为的方法而实践或寻求人生的长寿（注：在笔者的田野调查中发现，云南各村的大多数回族老人并不庆祝他们的生日，这与汉族文化适成鲜明对照。仅仅在宗教氛围比较淡薄的社团里，个别老人会操办生日大寿的庆宴。）。当然，回回生活在深受儒教、佛教和道教文化影响的中国社会环境中，自然一些回民会为中国文化所熏陶而宁愿以良好的祝愿来向往长寿。在历史上，许多回回的房屋中悬挂着书有中国大字“寿”的卷轴。在寿宇中是从《古兰经》中摘录的阿拉伯文书法词句（注：1990年11月11日采访来自云南省凤仪县的女哈里发（阿拉伯语，继承者，即宗教学生）薛光玉中得知她爷爷曾藏有祖传的中堂挂轴。另外，TheChineseRecorder（《中国纪行》）杂志，由上海的中国传教会出版，1913年第46卷第2期的“中阿书法卷轴”中也摄有类似挂轴的照片。）。

3.道教和苏非思想 有些回回相信，在道教的早期教义中，人能通过修身养性达到道。人能解脱外形而显现他的真正本质。他能进入仙境，他能飞跃，能改变体形，能生命永恒，青春长驻。他还能跃人天空而随心所欲”[4](60)。这种道教在修心养性和施展魔术上所描述的超人特性上似乎与伊斯兰教的经典中所阐述的依赖于安拉的全能、无所不在、超验等属性格格不入。然而，民间伊斯兰教的习俗诸如“吹睹阿”（写有经文或祈祷词的纸片）和“吃睹阿”，由下级教职人员和普通信徒实行的替病人治病以及行奇迹（阿文，karama）等现象。在苏非教团比如哲赫林耶教团传入云南后，被格迪目（阿拉伯语，老派，或传统派）阿訇指责的哲赫林耶教派的谢赫（长老，教主）常常被教徒尊奉为圣人。圣人有行奇迹的超级力量，能替教徒治病，能为教徒解决日常生活问题。格迪目教职人员谴责哲赫林耶教团的谢藉模仿道士制作长生不老药、施奇迹来吸引教众参加苏非礼拜仪式[6](34)。

尽管道教和尊奉谢赫的苏非神秘主义的实践被激烈地批判，在阿訇的著述中仍存留着道士生活方式和自我克制、修养的痕迹。由儒教占统治地位的中国三大宗教混合合一的政治文化模式决定了中国社会生活规范和行为。在这种社会环境里，当回回在进行跨文化区域的接触时，要想免于中国文化影响是不可能的。反映于回回学术著作中的思想和文化也不可能完全免于苏非主义的影响。在阿訇的宜教小册子中介绍修心养性和坚定重振伊玛尼时，就有苏非主义和道教思想的中和内容：

道之初境，先守八德：四少、四常。少食、少饮、少睡、少言；常洁、常念、常斋、常静。此八德是立教之柱也。守之能历千日而不变，则以莫乃（注：以莫乃：即伊玛尼，信仰。原文都带有“口”字偏旁。）之真种动焉，而萌芽生矣！[7](42)

这种苏非主义的禁欲态度有些类似于道士的清心寡欲式的精神修炼。我们知道，在中国西北地区的一些苏非教团的修行生活和体验中，苏非大师或门宦教主们吸收了许多道教和佛教坐静、默思、练气、静修甚至苦行的方式和方法。日本已故学者井筒俊彦曾经将伊斯兰教的苏非理念与道教的基本思想作了比较研究（注：参看井筒俊彦(Toshihikoizutsu)《苏非主义和道教》(SufismandDaoism)，伯克莱：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1983.）

三、就伊斯兰教和佛教及道教之间联系的评语

云南回回学者一般都认为中国三大宗教表达了信仰和哲学。他们理解为，信仰主要意味着限制欲望和自私心以追求天人合一。在阿訇们宣教的讨论中，他们将中国三大宗教作了比较。他们发现，佛教和道教大多谈论后世，而儒教则谈论今世的因果原因。分析了儒家学说中的伦理纲常后，回回教职人员强调，他们的伊斯兰教吸收了儒教的伦理观念。伊斯兰教在五常或五项品德上与儒教相像，但前者在日常生活习俗中有独自的特点。伊斯兰教增加了神圣教法的五大支柱，而中国三大宗教却缺乏伊斯兰教宗教生活的五功。伊斯兰教的沙里亚（阿拉伯语，教法）有三个完备的阶乘，通过它们，人们可以达到生活的原初目的和真理[1](1)。他们还强调沙里亚和伊斯兰教日常实践比抽象理念诸如道教中的“道”、儒教中的“德”和“礼”以及佛教中的“涅ｐáｎ＠①”要更具体得多。

尽管阿訇并没有认为伊斯兰教和儒教之间有很大的不同，他们仍然保持宗教的认同感和独立于中国宗教的地位。特别是他们提防着回回穆斯林不为儒教文化所同化。他们维护伊斯兰教传统和它的基本实践，并且忠实于伊斯兰教的五项功课。没有这五项功课，中国的穆斯林将丧失他们的存在认同感。由于在稳定时期中的封建朝代的统治政策对持有不同信仰的少数民族比较宽容，回回教职人员在这样的环境中尽量寻找儒教、道教和伊斯兰教之间在哲学上的共同点。然而，他们同时设法使伊斯兰教与佛教和儒教、道教中的邪门歪道保持距离。

他们认为，佛教和玄学派（注：魏晋南北朝时期融合儒教和佛教教义发展而来的形而上学理学派。）教导人们独身生活，这样违反了人伦，从而在如此的宗教比较中，他们绝不放弃其伊斯兰教传统和在异己社会环境中信仰伊斯兰教的至高地位。他们觉得伊斯兰教教义是正道，是最有理性的，最简明易懂，最和谐的，也是最平衡的方法（注：马注：《清真指南》，第363页：“吾教道理是至中至庸、至和至平之正道。”）。出于这种理解，阿訇敦促回回教民学习《古兰经》：“吾教所著之书，皆本真主所降之经，与圣人所译之语，以为凭。不涉于荒渺，亦不沦于虚无。不敢妄为增，亦不敢妄为减。”[5](37)为了保障学习《古兰经》的延续性，回回社团把设立清真寺的经堂教育当作首要目标。经堂教育和学习《古兰经》成了回回社团在中国社会文化环境中维护伊斯兰教传统的基石。

当然，清季时期云南回回穆斯林学者在他们著述中对佛教和道教的评论是受他们所处时代和社会环境局限的。他们并未了解到，明清两朝期间以及之后的中国汉传佛教的禅宗教派经历了比较大的宗教改革和社会改革，在教义上主张更加积极地关注世俗利益和参与社会事务的努力，所以，云南回回穆斯林学者对佛教和道教的批判也许是比较浅薄的、片面的。但是，考虑到云南回回穆斯林学者由于本身古汉语水平的局限以及不可能阅读佛教梵文原本，所以他们很难接触到艰深难懂极其抽象的古代佛教经典，并对其博大精深的教义和哲学思想加以理解，同时，云南回回穆斯林学者所知道的佛教和道教观念和思想大都从社会底层的老百姓之间的交流所获得，也就是大量的穆斯林群众与中国佛、道教信仰的群众在生产和社会文化活动中的频繁接触中所掌握的，这与高乘学者所阐述的宗教思想和教义是有很大距离的，所以，穆斯林学者对中国宗教的批判是从他们对阿拉伯语的《古兰经》、《圣训》和教法等文本经典的角度看待和分析中国社会基层平民百姓的佛教和道教信仰的实践所反映的比较粗俗的大众宗教文化，这应该说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错位。这样的文化对话和文明交流虽然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和参与者的狭隘性，但是在一二百年以前的中国历史上的边陲地带云南地区进行和发生，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这是云南穆斯林学者为了维护自己伊斯兰教文化和传统的同时也试图对包围穆斯林社团的主宰中国的儒、释、道文化和宗教信仰的理解和评判的理性努力。

【参考文献】[1] 马德新.天方信源蒙引歌[M].[2] 马德新.汉译道行究竟·序[M].同治九年印.[3] 马注.清真指南[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4] 马德新.四典要会[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5] 马德新.大化总归[M].[6] 马德新.醒世箴[M].[7] 马德新.汉译道行究竟[M].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般下加木

第三篇：佛教、道教与竹文化

佛教与竹

佛教是中国古代文化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竹子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大象征。

在佛典里“青青翠竹，总是法身”。“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唐•常建）,” 修篁半庭影,清磬几僧邻”(唐•姚合)。禅诗里，竹与禅高度融合。佛教始祖释迦牟尼有“竹林精舍”，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有“紫竹林”，宋僧赞宁写过竹子专著《笋谱》，清竹禅和尚画出了传世的墨竹。大量的史料告诉人们竹的文化，竹的文明与中国佛教解下了不解之缘。

关键词：佛教；竹子；文化；中国；

竹子与中国文化发展习习相关。新华字典中“竹”作部首的字就有187个。用竹子制成的生活实用品、工艺美术品数不胜数;颂扬竹子的文学作品比比皆是。人们崇拜竹子，爱竹子，赞美竹子。竹子与松、梅并称“岁寒三友”，又与兰、梅、菊并称“花中四君子”。竹子高风亮节，“未出土时便有节，及凌云处尚虚心”，倍受国人赞赏，奉为做人的准则。苏轼写道“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中国历史上有“竹祖龙孙道崇拜”，民间有“爆竹声声祈平安”的习俗2。竹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被誉为“竹文化的国度”。竹子被誉为“东方美的象征”。传统文化中竹文化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国佛教文化中无处不打上竹文化的烙印。从竹文化角度探讨佛教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竹与佛教人物

在我国信奉小乘佛教的傣族地区,有用傣语写的《二十八佛诞生记》书中记载，第十五代佛释迦牟尼（即佛祖如来）原是一个平民，当他官升佛成释迦牟尼时，是在弯钩刺竹下换穿黄披巾的（升佛的象征物）。弯钩刺竹从此就成了他升佛的证据而尊为佛树。

普陀山观音菩萨住在“紫竹林”，在普陀山双峰山下，潮音洞上，相传是观音居住的紫竹林，现有紫竹林庵，出紫竹林庵向下的平坡建有“不肯去观音院”,三面环海，风景极为优美。相传观音身边的善财龙女就居住在不肯去观音院下入海处的“潮音洞”中

印度佛教的雨伞换成中国佛教的斗笠，晴遮日头雨遮水，有“斗笠芒鞋一头陀”的赞语。竹林禅寺（潭拓寺，北京最古的寺院）第七代了奇禅师“示化竹林”（乾隆四年《潭拓寺山岫云寺志》）。佛徒以竹为名号也有不少。九华山清代就有一个竹禅大师，他平生最热爱竹子，还擅长画竹，留下了不少竹诗画作品。九华 山佛教文物珍品贝叶经上就有他的墨迹3。

寺庙园林里的竹

“竹林精舍”是古代印度佛教的最初五精舍之一。传释迦牟尼在王舍城弘扬佛法时，中印度迦兰陀村有一长者追随释氏，对其说笃信不疑，一心向佛，遂将竹园献给释迦牟尼作为说道之处。释迦牟尼即在竹林中设立精舍，广收门徒，说道度民，后世号为“竹林精舍”。

无独有偶，我国四大佛教名山普陀山上的“紫竹林”，则是中国佛教中观音菩萨修炼得道之地，也是道场的发源地。《西游记》中，称赞观音菩萨是“兰心欣紫竹”(见第八回)；观音胜境是“紫竹林中啼孔雀”(见第十八回)；当孙悟空来到紫竹林拜见观音时，菩萨却“自人竹林里观玩”，“盘坐衬残箬。玉手执钢刀，正把竹皮削”，最后，织了个紫竹蓝儿，用于擒拿通天河妖怪(见第五十回)。现今，普陀山还保留有“紫竹林”这一景点。

作为佛教创始人的释迦牟尼和中国佛教中最熟悉的观音菩萨，特意选择幽静、清雅的竹园讲佛法，做道场，不能说是一种巧合，说明竹子作为一种“法身”，已深深融入了中国佛教。现在很多竹种的名称也还带有浓重的佛教色彩，如体态和蔼的是观音竹，竹节象弥勒佛肚的是佛肚竹，竹杆基部如十八罗汉的是罗汉竹，烟雾缭绕中诞生的是紫竹，僧人手中捏出的是方竹，以及贵州的梵净玉山竹，四川的金佛山方竹，湖南君山的圣音竹等等。

实际上，在中国寺庙园林绿化中，竹子的应用非常广泛。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北都怀童子寺有竹一窠，才长数尺，相传其寺维纲每日报竹平安”。后人便以“竹报平常”指平安家信，也简称“竹报”。北京位于竹子分布的最北缘，但寺庙栽竹却极为普遍，仅《长安客话》和《帝京景物略》，就记载了近20处，其中以潭柘寺、碧云寺水泉院、卧佛寺和龙华寺为胜。如潭柘寺，“亦以山名寺，周围多修竹”，“冬夏常青，悦人心目，不减江南之趣”(明末《明一统名胜志》)。康熙和乾隆游寺所题赐榜和书联中均提及竹子，如“松竹清泉”、“暗水流花径，清风涌竹林”(乾隆四年《潭柘山岫云寺志•名胜古迹》)。又如碧云寺水泉院“前临荷沼，沼南修竹成林，疏疏潇碧，泉由竹间流出。岩下琢宝为屋，正对竹林”(《长安客话》卷3《碧云寺》)。《帝京景物略》卷6《西山上，卧佛寺》对寺内竹景的描述更为生动：“观音石阁，其南岸皆竹，竹皆溪周而石倚之，燕放难竹，至此林林亩亩，竹丈始枝，笋丈犹箨，竹粉生于节，笋梢出于林，根鞭出于篱，孙大于母”。竹径通幽是寺庙园林常用的造园手法。九华山上有“闵园竹海”，普陀山上有“紫竹林”，峨眉山万年寺内翠竹丛生，天台山国清寺门外修竹夹道；四川乌龙寺山道两旁竹林茂密，江苏兴福寺内竹径通幽，北京红螺寺内有“御竹林”，台湾开元寺中有七弦竹。云栖竹径是杭州西湖主要的风景名胜之一，径长800多m，路宽3 m多，弯弯曲曲地穿行于浓密的高达20余m的毛竹林中，借地形起伏，溪涧涓流及亭、榭、树木的布臵，形成“夹径萧萧竹万枝，云深幽壑媚幽姿”的竹径景观。走完竹径，便到了云栖寺。寺初建于五代，北宋治平二年改为栖真院，明代宏治年间院废，隆庆五年禅宗莲池大师始复寺院，恢复旧名。清康熙帝玄晔，南巡时题诗刻石，乾隆帝弘历题后殿额为“修篁深处”。

三竹与禅境

竹境通于禅境是中国寺庙园林常用的以竹造景的主要原因。最典型的是有关“竹林寺”的艺术构思。明代著名旅行家徐霞客曾在《游庐山日记》中写道：访仙台后石上书“竹林寺”三字。竹林为匡庐幻境，可望不可即；台前风雨中，时时闻钟梵声，故以此当之。时方云雾迷漫，即坞中景亦如海上山，何论竹林。

“树崇拜”是早期人类所信奉的原始崇拜习俗之一。世界各地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树崇拜”类型，有的认为树木是“精灵住所”，树上有神的使者；有的认为树是“家族名字的来源”，树与宗族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还有的认为树林是宗教崇拜的地方，是一个神圣的处所，“唯一的庙宇”。中国的树崇拜却别有特色，其中反映了早期社会分工留下的痕迹。在中国传统宗教道教中，这种树崇拜思想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树崇拜与道教长生成仙思想结合，形成了道教独特的树崇拜观。

没有神灵崇拜，古人就不能慰藉心灵，而没有人类的崇拜，神灵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此人和神还是要通过某种方式来进行沟通。“绝地天通”虽然隔离了凡人同天神的直接沟通，但巫觋还可以通过一定的途径与上天联系。在中国的神话中，神树就是联系天地的“天梯”之一。

道教与竹

仔细考察紫薇树的文化历史，会发现紫薇树其实是道教的圣树。传说紫薇花是北极紫微大帝的化身，能避邪，北极紫微大帝手中执有一枝紫薇花。道教认为紫薇花为天上紫微星下凡，故紫薇花被道教尊为圣树。桃木。

桃木木质细腻，木体清香。桃木在我国民间文化和信仰上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桃木亦名“降龙木”、“鬼怖木”，是用途最为广泛的伐邪制鬼材料。传说夸父追日，临死前将神木抛出化成了一片桃林。我国最早的春联都是用桃木板做的，又称桃符，几千年来，桃木就有镇灾避邪之说，被称为神木。

1.桃树。“千门万户瞳瞳口，总把新桃换旧符。桃树为五行的精华，故而每逢过年总以校符悬于门上，能制百鬼。2.柳树。柳为星名，二十八宿之一，柳树亦有驱邪作用，同桃树的作用一样以柳条插于门户可以驱邪 3.艾。艾的颜色古时用作对老年人的尊称，而艾叶加工后可用作炙法治病燃料。端午节将艾制成“艾虎”带在身上，能起到辟邪除秽的作用。4银杏树。银杏树长达余年，因在夜间开花，人不得见，暗藏神秘力量，因此计；多镇宅的符印要用银杏木刻制。5.柏树。刚直不阿，被尊为百木之长，木材细致有芳香，气势雄伟，能驱妖蘖。6.茱萸。“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苵萸是吉祥植物，香味浓烈，可入药。古时习俗，夏历九月九日偑戴萸囊，可去邪辟恶。7.无患子。以中日两国为多，在植物中尤为受到到尊崇因为其结实求形如枇杷，生青熟黄，内有一核，就是佛教所称的菩提子”，用以串联作念珠携带，可保平安。8.葫芦。多籽，在风水学中葫芦是能驱邪的植物，亦有多子多福的含意，古人常种植在房前屋后

第四篇：佛教与道教在我国的发展融合及其碰撞

佛教与道教在我国的发展融合及其碰撞

摘要：佛教是外来文化它的发展对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有着一定的冲击同时也促进道教的发展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形成对立统一的体系，共同组成了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关键词：佛教、道教、发展、融合、冲击

我们中华民族有着辉煌的上下五千年历史，在这悠久的历史中，由于各个时代的人们不同的追求而各种宗教也随之产生而得到发展。其中对我国影响比较有大的有道教与佛教。佛教在中国的产生及其发展

佛教对中国来说是外来产物，它起源于印度是由释迦牟尼创立。中国佛教源于印度佛教，它既是对印度佛教的继承又是对印度佛教的发展。佛教在传入中国内地之前，已在西域地区广泛流传。自汉武帝时代开辟对西域的交通以后，西域各国与中国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十分频繁，从而为印度佛教的传入准备了条件。佛教传入内地的最初年代以很难确定了。有关传说很多，其中一下面两种说法较为可信。

在裴松之所注的《三国志》中，曾引用曹魏鱼豢所著《曹魏·西戎传》内容，其中有关于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大月氏使者伊存向博士弟子景庐口授《浮屠经》的记载。大月氏在公元前130年左右移居大夏，其实大夏已有佛教流传，大约公元一世纪时，大月氏人建立的贵霜王朝成为中亚一大强国，同时也是这一地区的佛教中心。所以，汉哀帝时大月氏王派人来汉地传授佛教，当然是可能的。但在中国佛教历史上，流传更为广泛的是“白马驮经”的故事。居多种典籍(如《二十四章经序》、《牟子理惑论》等)的记载，东汉永平年间，汉明帝曾于夜晚梦见一位神人，全身金色，项有日光，在殿前绕而行。第二天会集群臣问：“这是什么神。”当时学识渊博的大臣傅毅回答道：“听说西方有号称‘佛’的得道者，能飞行于虚空，神通广大，陛下梦见的想必就是佛。”于是汉明帝派使者，西行求法，在大月氏抄经42章，用白马驮回来，收藏于皇室图书档案馆“兰台石室”中。这一汉明帝感梦求法的记载也大体可信。后人在上述的是实基础上进行加工润色，于是就出现了“白马驮经”的传说。

总之，大约早在两汉交替之际，即公元一世纪前后，印度佛教就以开始通过西域地区，逐渐传入中国内地。而在我国的发展其中比较重要的时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

唐代诗人杜牧名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便是对当时京城佛教盛行状况的形象描述，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继东晋十六国长期分裂之后，南北朝的对峙状态有持续了160余年，这种局面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南朝佛教是在帝王们的普遍提倡下兴盛起来的。宋高祖刘裕篡位时，曾有人建僧徒之口以符瑞劝进，故刘宋一朝对佛教始终十分尊重。在他们看来，佛教“近可以系心，退足以招劝”，既能够有效地收拢人心，宋文帝认为“若是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正因为有政府这样的支持才能使佛教在中国得以迅猛发展。道教的长生及其发展 与佛教相比道教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近两千年来，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教，按其渊源来说，是来自古代的巫术和战国秦汉时期的神仙方术。然后与老子道家思想相结合，逐渐成长为大教，它的前身是黄老道，即以黄帝、老子的名义而形成的宗教，早期的道教是民间宗教性质的五斗米和太平道，后来出现上层道教，道教的早期经典《太平经》和《周易参同契》产生于东汉，道教最早的组织太平道和五斗道也都出现在东汉，所以，一般将这一时期看作是道教的初创时期，而道教的发展则得益于各朝代帝王们对长生不才老的追求。比较有名的君王有秦始皇、顺治等。在各家君王的利用与倍仰下道教也随之发展起来，佛教与道教的相互融合与碰撞。

佛教是一种成熟的世界宗教，有完整的教义、教规、以及教团组织。这种宗教传入中国，对当时的神仙方士创立道教不仅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借鉴，而且有相当的激发作用，从而成为道教产生的催化剂，而佛教与道教融合体现得最好的就算是明代小说家吴承恩的著名小说《西游记》。小说中主角孙悟空师从菩提老主（属于道教中传说中得道高人），而又与唐三藏（佛教高僧）一起取经，而小说中的玉皇大帝和如来佛主，更是分别代表着道家和佛家的最高统治者，小说以取经为线，途中又事事与道教的各个仙人丝丝相联，可谓将佛教与道教融合得十分到位。但佛教与道教也会在思想上有一定的冲撞。

但佛教是外来文化，它破斥我执与法执，与道教追求长生的宗旨相矛盾，所以佛教的独立发展又必然与道教发生磨擦。佛教与道教在 中国的兴起处于同一历史时期，两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道教一方面大力汲取佛教的宗教形式以充实完善自己，另一方面又加强自己的民族文化特征来同佛教抗衡。佛教的传入打破了中国自古政教合一的文化传统，刺激了中国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因此，在道教的形成过程中，佛教的影响和刺激不容忽视。

但无论怎样说，佛教与道教都对我国的发展起到不可限量的作用，同时也组成我国传统文化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参考文献：《道教概论》谢路军著

《弘道扬善》丁常云著

《中国的佛教》潘桂明著

《中国佛教史》邓子美著

课题：道教与佛教在我国的发展、融合及其碰撞

专业：化学本科

学院及班级：化学与材料学院化本091班 姓名：赵茹行 学号：200906401156 指导教师：黄建红

第五篇：道教、儒教、佛教的理解及意义,道教与儒教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

道教、儒教、佛教的理解及意义,道教与儒教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

道教、儒教、佛教的理解及意义

道教与儒教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

道教表面上是一种清静脱俗的宗教，它追求清静无为、远祸避乱、摒弃是非、淡泊致远，是最典型的农耕文化的产物。实质上，道教不是宗教，而是政治，既是对儒教的反叛，也是对佛教传入的抵抗，道教实际上是无为即有为的人生。佛教的传入，本质上是对传统文化中缺少宗教精神信仰的一种补充。由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强大，佛教只能是迅速地被中国化，不但没有影响儒教的地位，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其政治化教义。儒释道最终还是走向了普世意义的三教合一。正因如此，民众对出世和入世的概念也已经逐步模糊起来。（注）

以往论儒释道，大多都是将其作为宗教来以教论教。在此，我主要是将其放在传统文化思想的历史坐标中，进行深入研究与思考，着重解读其文化思想意义。

注：一般认为，研究宗教，一般采取由内而外，分为四个层次，即，信仰（如道教的道学与神仙信仰）、教义（经典）、教团、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紧密联系）。本文不是从宗教本身的起源、发展、特征等顺序，而是从最后一个角度为主进行的解读。

一、山寺月中寻桂子——游方之外与游方之内

首先想提出这样几个疑问：

第一，中国这样一个表面上看没有宗教信仰传统的国度，为何会产生出所谓的道教却又不真正以之为精神信仰式的宗教，并且虽然引入了佛教，却又成不了国教，而仍要由儒家再去起国教的作用？这些虽然都表明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特征，但具体的内涵是什么？这显然只有深入思考研究分析，才能得出确切的答案。因为，截止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过一个清晰的解释。

第二，有一个问题还是要提前谈到，我们知道，中国的道教一般认为是东汉时产生的，几乎是与此同时，佛教传入中国，这仅仅是一种巧合吗，还是有什么格外的意义？

第三，还有一个问题，既然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色是儒家伦理文化，为什么鲁迅先生还要十分尖锐地指出：中国人的根柢是道教？这是不是一个矛盾的说法？

对于这三个问题，本章各节都试图予以回答。我们还是先来解决一下“什么是宗教”的问题，它是理解一切问题的前提。因为尽管已经有不少关于宗教的定义，但是，人们对于什么是宗教的理解，还是存在很大分歧。这或许正是宗教作为精神信仰形式时的特点，同时也许正是其产生迷惑性的原因所在。

同一民族和国家对同一宗教的理解就有可能不同，而不同民族和国家的理解就更不同，东西方的理解和标准则相距甚远。我们设定的前提，就是要在精神信仰及其方式上来理解和判断宗教。至于其脱离精神信仰的方面，就象前面所做的一样，我们会反复说明和指出其与精神信仰的内容和形式上的区别。

西方宗教的典型特征是，第一，信仰体系。它信奉或崇拜一个抽象的人格化的至上神，还信仰人的一个超世俗的来世命运。第二，教会组织。建立了相对于世俗社会的并高度组织化并自成体系的教会。第三，宗教生活。有系统的规范化的宗教生活。它是信徒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信徒灵魂得救不可少的条件。

中国宗教则有所不同。道教与佛教的信仰体系完全不同于西方宗教信仰体系。道教的神仙和佛教的佛陀与西方宗教的上帝不同，如，他们并不创造和主宰世界，也不决定人的命运，仙界和人间不是天堂和地狱的关系。与信徒的关系也不相同。如，不是人的天国之上的主人，而是人的师长和朋友，只是因为修行高悟道早而为人指点迷津。强调修行而不是对神的绝对信仰，这使得中国宗教更象是在有神论中提倡无神论。

在宗教组织和宗教生活方面，佛道的表现也不同于西方宗教。佛道的僧伽道居团体是松散的出家组织，而不是西方宗教式的宗教社会，没有严密的宗教社会制度结构。宗教生活也是多样化的而非西方宗教的与生俱来和严密戒律。比较而言，中国人在宗教上可能是最自由的，热衷世俗你就游方之内，否则就游方之外。

以西方宗教标准否定中国佛教道教是一种偏见，而完全把佛道等同于西方宗教，又是混淆了中国宗教的世俗意识形态特点。如此这般的话，中国有精神信仰式的宗教吗？答案却是肯定的。并不绝对抽象又不脱离人生的哲学精神，就是中国传统精神信仰的特征。这就好象在游方之内时看游方之外，或者在游方之外时看游方之内，会使你更深刻地体会到旁观者清的道理。中国的精神信仰就是一种积极入世和消极出世所形成的人生哲学精神。

其实，东西方宗教都有游方之外与游方之内的时候。例如，西方宗教在崇拜神圣的上帝的同时，并没有真正放弃世俗的欲望，信仰神和向往天堂，与世俗生活是融合在一起的，这种游方之内与游方之外的融合，在经历过多次宗教改革之后更是如此。二、一帘淡月，仿佛照颜色——得道成仙，长生极乐

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生哲学特征体现在哪儿？就体现在道教上，只有道教，才告诉了人们人生最大的追求是什么，如何实现，实现后的情景是怎么样的。世界上还没有一种宗教学说能将这一前景描绘得这样具体而又现实可行。同时又是最符合人们愿望的学说。也是出世入世随意、道观与社会结合的自由得很的形式，还是唯一不受苦难就可以达致目标的宗教方式。中国人不太向往来世的原因之一，按道教之说，是其在现世就可以脱离苦难，追求长生极乐，人们当然会乐此不疲，并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道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顶峰之作，是中国作为农业文明国度的精华，是中国古代一切传统思想的集合，是中国从古至今传统文化最典型的表现，也是人类文明史之中，农业文明发展历史上所能创造的最大思想文化成果。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说，中国人的根柢都在道教，而不是在儒教。因为，农业社会的精神信仰形式就是道教。或许中国传统文化本来就是分为两个部分的，上层的官方是儒家儒教，下层的民间则是道家道教再加上一些佛教。而两者又常常是有所沟通的。

1、道教非教——讲出世更讲入世。

道教的兴起与发展并非统治的需要，却是文化的需要。中国文化因有道教的存在而更能在世界历史文化发展中独树一帜。

道教表面上是产生于东汉之时，形式上是为了对抗佛教的传入，实质上远在此之前，就早已形成，甚至早于老子，只不过未称为道教，因为它产生于原始宗教的巫术意识，古今中国人都存在着对生与死的巫术幻想，道教由此而来，并因此生根。在没有明确形式的精神信仰的时代，道教玄想，给人以精神寄托，这是对现实人生的一种文化生活和精神思想上的合理补充。道教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对儒教的反叛，也是对佛教传入的抵抗。它与儒释两家的争夺，本质上并不是为宗教地位，而是为精神信仰地位。

道教的根柢不是宗教。首先是因为道教的内容不是宗教，是在寻找人生的自由世界。其次是道教的形式也不是宗教，入教就是谐和自然以颐养天年。再次是道教的目的也不是宗教，得道成仙，长生极乐，只要修炼就能成神仙。并且，“道家思想是中国科学和技术基础”。（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道教在起源上讲求清静无为、远祸避乱、摒弃是非、淡泊致远等等，是一种对人生的清静脱俗的追求。在发展过程中则因或难以脱离社会现实，或难以自我清静，终于没有实现以法术得飞仙的目标，而是走向了无为而治的道路。道教本质上不是宗教，而是政治，既是对儒教的反叛，也是对佛教传入的抵抗，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思想文化革命，甚至是社会革命，都有道教的影子。总之，道教实际上是无为即有为的人生。（注1）

2、道教沿革——道教的产生与发展。（注2）

有专家学者对道教起源列出了四种来源：从自然界海市蜃楼引发的憧憬仙境，向往彼岸；从封禅演变而来的敬祀鬼神，崇拜神仙；从希望延年益寿发展到追求得道，长生不死；由传统巫医之术，转化成养生实践各种方术。并认为此四者互相交融，合为一体。其实，这是将各种说法混为一谈的做法，既没有分清主次，又没有分明先后，因此也就越说越糊涂了。道教的起源，根本上是中国农业文明和农耕文化思想意识的产物，并且只有在中国传统文化这样的特殊条件下才能产生。这是一种独特性。道教的起源与儒教的起源在本源上是相同的，都是原始巫术宗教意识的演化。但儒教是经人鬼崇拜而演化成礼教，道教则是巫术意识的民间化，因此，儒道两家实为一家，一个是宗教政治化，一个是巫术民间化，如此而已。

注：

1、道家并不是道教而是一个哲学流派；道教则是宗教，它有教徒组织、宫观设施、崇拜礼仪乃至一定的经济实力。道教在它的教义思想中借用了许多道家的要领和思想；道家也因道教而扩大了影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道教和道家才成为中国文化巨鼎的三足之一，才成为中国人的根柢。老子也很难想象到其道德经会成为后世的神仙经或长寿经，若能得知，不知是喜是忧。

2、般认为，道教是以道为最高信仰的宗教，是在中国古代宗教基础上，沿用了神仙方术、黄老思想等一些宗教观念和修持方法而逐渐形成的。先秦道家后来演变为黄老之学，这种黄老之学是以道家的清静养生、无为治世为主，但汲取了阴阳、儒、墨、名、法各家的部分内容，已不完全是先秦的道家，而是被称为黄老术的新道家。后来，黄老养生之术演变为道教的修炼方术，奉黄老术的道家便是道教的前驱。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所说的道家，就是指黄老道术的新道家。葛洪因之认为道本儒末、道高于儒，道家之教“务在全大宗之朴，守真正之源”，主张“包儒墨之善，总名法之要”，吸引各家所长，共建道论体系。葛洪自己就是“外儒内道”和儒道双修、内外两得的两重人格，属上层化的神仙道教特点。道教大致产生于东汉中叶，太平道和五斗米道是早期道教的两大派。魏晋南北朝为玄学，隋唐时称本朝家教而鼎盛，南宋时炼丹新道派相继产生，元时全真道极盛，明清时因君主专制达顶峰而日渐衰微。

3、道教学说与影响。

道教不是宗教，但的的确确是中国人真正的传统精神信仰。

道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真正的集大成，是农业文明在文化上的最突出成果和表现。道教从根本上继承了原始巫术传统，成为影响中国人思想的根本原因。

一般认为，道家集中国传统思想之大成。首先是吸收儒家伦理如三纲五常思想，《太平经》第一个将“天地君亲师”合为一体，这是先于儒家的提法，后儒家也用之。道教经典中对伦理道德的规范比儒家更集中和全面。易学和阴阳五行思想对道教的影响也十分明显，如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是假借《周易》爻象的神秘思想来论述修仙方法的，对后世道教影响甚大，被称为“万古丹经王”。道教也汲取墨家思想，章太炎认为其“本诸墨氏，源远流长”，如墨子提倡尊天明鬼，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均由道教吸收为修炼神仙、教徒互助等内容。其次是对传统鬼神观念和古代宗教思想与巫术的吸收。道教承袭了中国古代天神、地祗和人鬼的神灵系统的鬼神思想，并将这个神灵系统中许多神灵作为道教神灵的组成部分。认为卜筮可以决疑惑、断吉凶；巫师可以交通鬼神，依仗巫术可以为人们祈福禳灾，这种巫术也为道教所吸收和继承。再次是对战国的神仙思想和神仙方术也作了继承，并有所发展。早在，庄子和楚辞就有关于神仙的思想言论，后来燕齐和荆楚等地均出现了鼓吹长生成仙的方术。由于以五行阴阳说加以解释，而形成所谓的神仙家，即方仙道。后世上层帝王对神仙之事乐之不疲，神仙方士方术也得盛行。道教将神仙方术衍化为道教的修炼方术，神仙方士也渐衍化为道士。最后是董仲舒的宗天神学和谶纬神学亦为道教所直接吸收并成为其重要渊源。

总之，道教是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杂糅，是更适合民间的思想文化形式，是政治思想之外的人们的精神信仰和精神支柱。儒道的分合或难解难分，是对中国古代传统思想与文化和传统政治思想与文化的最集中概括。正是有鉴于此，鲁迅先生才深刻地指出：中国人的根柢在道教。（注1）

中国一切传统文化都有道教影响，甚至是现代中国文化也有道教影子，道教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伦理等一切意识形态，一切社会生活。包括中国人的骨气。渊源上,巫术成分浸透于文化之中，成为骨气的一个组成部分,道教所提倡的仙风道骨,体现着一种骨气,文人武士的骨气,转化为社会风气,体现为一种文化骨气。这就是中国人骨气的根源。（注2）

在此，也许你可能真会以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应该称是儒家伦理文化了。但，道教因太多的巫术气只能最终让位于儒教。

三、几度消凝，满湖烟月——佛教中国化了吗

宗教的流传是文化交流的结果，而众多宗教都曾先后传入中国，但只佛教能盛行，这说明传统文化对精神信仰的选择性。

1、佛教为什么会传入中国。佛教的传入，本质上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自身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没有宗教的精神意识的一种补充，至少是填补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领域的空白。由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强大，佛教的传入和兴盛，不但没有使儒教的地位受到影响，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其政治教义化的国教地位。由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包融性，进入中国的佛教已经不可能是原有的佛教，而是迅速地被中国化了。正因如此，民众对出世和入世的概念也逐步模糊起来。（注1）注：

1、“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鲁迅《致许寿裳》1918年8月20日），关于鲁迅名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的意义是有所争论的。有的认为是意在批评，是对中国“根柢”的完全否定，由此表达出的正是对道教的全盘否定。

2、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但在许多方面都模仿了佛教，道观更是对佛寺的模仿。道教将中国民俗中许多神祗囊括进来，组成一支庞杂的队伍，因而有很雄厚的民间基础，使它有一定的世俗性。同时，佛教也在借鉴道教的这些特点，从而也加速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道教体现了农业文明的典型思维方式和巫术意识的形式。

一般认为，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东汉则引入佛教、发展道教，同是一家天下，却有两种不同表现，看上去似乎不可理解。实际上，汉与秦不同，秦是以法制天下，汉则以儒道或以楚治天下。秦属北人，汉则楚人。北人理性，南人浪漫。楚人信鬼神之风，使佛道均能昌盛。古来佛教徒间流传着汉明求法、佛教初传的史话。（注2）

2、佛教中国化。

佛教自传入中国以后，中国统治者一直任其自生自灭，但到魏晋南北朝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佛教力量迅速壮大，虽然原理是佛教原教旨的，内容与形式上却都中国化了，因此能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佛教中国化以后，再视为外来宗教已无实际意义。佛教中国化包括：1）内容上的中国化。包括经文中国化，如小乘，大乘中国化；佛教人物的中国化；学派中国化。2）形式上的中国化。a、佛像中国化；b、寺庙形式中国化；c、入教中国化；d、敬佛形式中国化。（注1）3）佛教民族化。一个是分化单立自己的宗教，如藏传佛教，再一个是吸收佛教精神作为世俗生活内容，如祠堂道场之类。

注：

1、据有关资料介绍，佛教产生于公元前六、五世纪之交的古代印度，创始人是释迦牟尼，原名乔达摩悉达多，是一位王子，后离家修行，取得正果，被尊为佛，汉译为佛陀、浮屠、浮图。到公元前三世纪由于阿什卡（A）国王皈依了佛教，从而使几乎全国人都成了教徒。西汉时，西域的某些城邦小国已经信奉佛教。大约到公元一世纪，当东汉明帝时，经西域和南海传入中国。首先传来的不是佛经，而是佛像，后来才有佛经的传译。佛经的翻译和流传应视为佛教在中国正式传播的标志。

2、汉明感梦求法，一般说是，汉明帝永平七年（64），明帝夜梦金人飞行殿庭，明晨问于群臣。太史傅毅答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梦恐怕就是他。帝于是遣中郎将蔡愔、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去西域，访求佛道。十年，蔡等于大月氏国遇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两人，并得佛像经卷，用白马驮着共还洛阳。帝特为建立精舍给之住，称做白马寺。于是摩腾竺法兰在寺中译出《四十二章经》。对汉明求法真否和摩腾、竺法兰有否其人，后世仍有争议。

3、当今佛教——出世入世更加模糊的时代。

中国已经成为佛教的真正故乡，佛教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例如，佛教的思想经文都能在世俗化日常生活中感受得到，生活中就有大量的宗教词语在当作惯用语流行，例如信仰、经典、语录等等。（注2）

一般认为，中国人信教其实多数并非信仰，而主要是为解决一系列现实问题，诸如生计、忧愁、情感、恩怨、甚至时髦等等，是逃离现实的一种暂时的方法，一旦条件成熟，就会马上变教为民。这是因为，中国人骨子里是不信教的，是半路出家，而没有从出生时就受洗过。中国的文化传统就是理性和现实。中国人信教就只能是道教这种不是宗教的教。其它的宗教，只要是中国人信了，就一定是因为那已经是中国化了的宗教，而非原来的宗教。以出世精神干入世之事——这才是佛教中国化的意义。

四、飞鸿过也，万结愁肠无昼夜——儒释道的意义

儒释道在中国传统文化各自扮演着不同角色，也因此各起不同的作用。儒家是思想与伦理，佛教补充精神信仰，道教继承巫术传统。儒释道三者中，以儒为核心、以道为表现、以释为补充，三教合一，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点和象征。

注：

1、a、改梵为夏，北魏最著，佛教原产地均无大的摩崖石刻造像，中国却多得到处都是。阿富汗的巴米扬大佛是西亚和南亚最大的造像，但已考证是在中国云岗等之后。b、如宫殿式、田园式寺院。东西方各宗教建筑多半是供神庙堂，中国主要却是宫殿建筑，“是供世上活着的君主们所居住的场所，中国的祭拜神灵即在与现实生活紧相联系的世间居住的中心，而不在脱离世俗生活的特别场所。于是，不是孤立的、摆脱世俗生活、象征超越人间的出世的宗教建筑，而是入世的、与世间生活环境联在一起的宫殿宗庙建筑，成了中国建筑的代表”李泽厚《美的历程》。C、什么人都可以入，并且出入自由。

2、佛教自宋以后就走下坡，佛教艺术到了后世已沦落为民间信仰，艺术已谈不上了。佛像已成为一些固定模式，由匠人照本模造而已。

1、儒释道的地位与影响——三教关系简说。

儒释道，一方面，主要是作为一种政治学说理论，如儒家，虽然也被称为儒教，但主要表现在根据其理论而形成的礼教制度上，其本身则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宗教式政治学说，来为政治宗教化服务的，即使其有作为国教而发挥精神宗教作用的一面，也是哲学意味大于纯粹精神信仰的意味，况且根本不同于西方的宗教神学。另一方面，也是作为民间有价值的信仰形式，如释、道两家，由于是中国式的宗教或中国化的外来宗教，人们真正接受的是其普世价值，而不是超现实的纯粹精神追求。

1）三教的分工与合作。道教是巫术极至——传统文化思想源自农耕文化，其最高理想就是长生极乐、得道成仙；道教即解决由现实到长生问题。儒教是人生极至——天人合一，追求的是人的体性合一，心为圣贤，人则为圣贤，人生的极至就是立功立言立名；儒教解决今生今世的生的问题。佛教是生死极至——因果轮回，是对中国传统精神信仰学说中缺乏神学系统的一种补充；佛教解决死的问题，即今生苦行，来世极乐。三教合一都是补充政治宗教化留下的精神信仰空白。

2）三教的传统内涵与发展。儒学与儒教，是以学入教、政教结合的典范。第一次全面系统整理了至周为止并以周为尊的社会政治理论，是受巫术意识影响较少的直面人生和人生哲学的理论。中国传统的政教关系，从此合二为一，即宗教政治化和政治宗教化，中国传统精神信仰也从此开始了政治化和哲学化。道家学说其实是农业文明和农耕文化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也就是说，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农业文明所能创造的文化颠峰状态就已经被人们看到了，而人生追求的至胜美景也已经被其描绘出来，尽管缥缈虚幻，但也足以动人魂魄，引人入仙。从此，在精神信仰领域，中国传统文化与巫术意识水乳交融，密不可分，成为中国人的“根柢”。佛教的传入是民族与文化交流的必然，同时也是一种乘虚而入，是对宗教政治化和政治宗教化的一种填补，是对过于偏重政治宗教而缺乏精神信仰的一种补充，充分说明人这种动物恰恰是离不开精神寄托的生灵，象是必须有灵魂的天命上帝的子民。然而，佛教中国化为如同百家一样的释家，又必然地倾向于普世价值，更多地具有哲学意义，而不尽然是宗教神学。

2、儒释道的融合——三教同源与三教合一。

中国古代文化政治教义化传统，使得儒释道虽然有各自的渊源和体系，但又必然要相互交融和联系，到了后世也就实际上变成只是表现风格的不同，而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儒家重现世，佛教求因果，道家讲超脱，就都是对现实取舍方式上的差别。儒释道在融化自身的同时，也使政治宗教化传统更加巩固。

1）儒释道分合。

儒释道能相融合，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传统使然，也是儒学的社会意识形态统治地位使然，释道竞争使然。儒术成为儒教，人间皇帝成为代天之子或天之娇子，使得后世一切宗教，不论是自生的还是外来的，都必然归依到儒教的模式之中，政教关系中，政为主导，教为辅助；教为政用，教不干政。道教自然是中国化的，佛教必然也要中国化。

儒家未能满足精神信仰的需要而使释、道传入或产生，释家中国化之后，就有一个与道家共存问题。释道之理是儒家所未能阐发的，儒道之理则是释家所不能排除的。牟子《理惑论》，则最早体现了对这种复杂关系的思考，以及主张由独尊儒术向儒佛道三者并存的转变。儒释道的结合，一方面是精神信仰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政治世俗化需要和政治泛化影响。实质上是宗教世俗化的表现。

儒释道相融合之处，包括内容、形式和作用方式上的融合。三教同源，均为精神崇拜而生。三教合一，均为世用，均为政治统治服务。传统精神信仰的这种从属性，使之更容易走向政治化或受泛政治化的影响。释道两家的正邪之争和内部的政治斗争与矛盾，均为政治影响的表面化。

2）儒释道的现实意义。

儒释道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宗教意义只是形式，其他意义均不如文化意义呈显性。如，A）神仙通用的儒释道。儒家教人善恶分明，疾恶如仇，释道则教人化敌为友，容忍仇恨，度人度己，包容一切的气度，显示若神若仙的境界，这只有神与仙才能做到，故谓之神仙。B）现实政治的儒释道。儒家也在变成新儒学，中华传统更多地仍是对儒学传统的进一步总结，现代政治甚至要用宗教词语来阐述自己的理论，如信仰、经典、信徒、语录，等等。释道为政治所用，不再是麻醉剂，而是润滑剂、催化剂。C）现实功利的儒释道。儒释道均成为谋生致富之道，一大批知识分子和相关民众，要靠儒释道的存在而生存。儒释道的内容变得更随意、更浅显、更通俗，也就更加走向功利化。儒释道的形式也在功利化。D）文化形式的儒释道。如影视中对儒释道的描写，除了纯艺术性的片子外，较典型的是金庸小说的改编剧，他的作品是关于儒释道融合（也包括民族融合）的集大成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