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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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佛教在中国的发展

中 国 佛 教 两 千 年

汉:佛教初传中国

佛教初传中国,依附于黄老,当时人们把它看作方术的一种,或者是看作当时民间流行的信仰或巫术之一。《后汉书》记载楚王刘英一方面崇尚黄老,另一方面又尊崇佛教,具有道家特点的黄老之学与佛教被人们相同看待。佛教的精深教理在当时也不为人们正确理解,灵魂不灭和轮回报应的思想是人们理解的最初的佛教义理。

这时汉明帝在洛阳修建了白马寺,供印度来的僧人竺法兰与摄摩腾居住,并且译出了第一本佛经——《四十二章经》。总之,这时佛教还不为大多数中国人熟知,主要流行于上层社会,处于依附于道家或道教的情况。

魏晋:走出依附的道路

魏晋时期,所译佛经比以前有了很大的增加,大小乘经典相对完备;佛教的义学有了迅速的发展,佛学正在开始从依附老庄玄学独立出来,佛道儒三家相互影响和竞争;僧团的戒律学也有了进展,律藏被首次译出,汉地佛教汉人授戒已经形成制度;汉人对于佛教义理已经有了自觉的需要,开始走出汉地到西方去求得佛经。佛教已经开始从贵族府第走向了社会,在民间流传开来。

这时盛行玄学和佛教般若学说,佛教界因对《般若经》中的“诸法性空”的基本思想产生不同的见解,出现了“六家七宗”的学派。道安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著名人物,朱士行是第一个到西方求取佛经的人,鸠摩罗什是中国第一个著名的翻译家。

南北朝:登上历史的舞台

南北朝的统治者把佛教看作有助统治和维持社会太平的工具,除了扶持佛教外,还对其加紧控制管理,建立了佛教的僧官制度。

北朝佛教重视戒律与禅定,推动了起塔造像的活动。在民间下层,观音信仰、弥勒信仰以及净土信仰弥漫各地。北朝佛教的禅学发达,对后出的禅宗产生影响。南朝的禅学对后出的天台宗有重要影响,南方的佛教义学讲求佛教精神实质,在理论上多有发挥,讨论佛性思想众说纷纭,据说达11家之多。

南北朝译经事业非常繁荣和发达,国家组织译场,很多重要的印度佛教经典都被陆续翻译出来,中国僧人自己撰写佛书,甚至编纂伪经。佛教界内部还产生许多专门研习某一经典或以印度佛教的某一派经典为主的学派。前去西域或印度求法的僧人众多,法显和宋云、惠生都是著名的僧人。由于南北战乱频仍,民族矛盾尖锐,加上佛教的急速发展,遂与儒道二家发生冲突。在南朝,佛教与社会的矛盾主要表现为思想文化的争论,这包括了佛道之间谁高谁低的争论,佛儒之间沙门是否礼敬王者的争论,神灭与否的争论。在北朝,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都发动过“灭佛”的活动。

隋唐:走向鼎盛时代

隋唐时期,佛教的兴隆与国家的政治支持密不可分。隋代几位皇帝对佛教非常尊敬,唐代大多数的统治者也出于政治需要而提倡佛教。在民间,佛教也广泛流传。在僧人中有不少学问高超的人,他们为了学习更多的佛教理论,冒着生命危险,前往印度取经留学,回国以后在国家组织的译场从事佛经的翻译工作,玄奘是其中最突出的伟人。而由中国僧人撰写的佛教著作则更多,丰富了佛教的理论宝库,促进了佛学的繁荣。

经过了长达几百年的佛经翻译活动与佛教义学的研习论争,僧人对佛教的理论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加上地域性的佛教特点,中国佛教的品格最终形成,标志

着外来佛教文化已经完成了同中国固有传统的融合,中国佛教真正走向自立。自中国第一个民族化的佛教宗派——天台宗出现之后,先后又有法相宗、华严宗、律宗、净土宗、禅宗、密宗等几个宗派形成。

佛教还深刻地影响了当时哲学、艺术、建筑等领域,促进了中外宗教文化的交流,佛教文化开始大规模地走出国门,流向朝鲜、日本以及越南等属于汉字文化圈的国家。同时,汉地佛教还先后传入了西藏地区、云南傣族和大理白族地区,对各族人民的精神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8世纪中叶,唐武宗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第4次灭佛的行动,佛教受到致命打击,原有的几个宗派只剩下禅宗与净土宗,佛教遂转入低潮。晚唐五代之后,只有禅宗还有发展,净土宗在流行。

宋辽金元:从高峰跌到低谷

宋代,禅宗和净土宗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禅宗最终形成了「五家七宗」。朝廷对佛教进行总体上的控制,同时利用佛教来为国家创造收入。随着印刷术的发展,宋代雕刻了第一部雕版汉文大藏经。这时佛教正在进一步世俗化,各种法会不断,佛教的仪式日益丰富,寺院活动更为商业化。僧人宣扬佛教服务于王权,依附于儒教忠君爱国的原则,认为佛教的道德有助于王化,有助于社会道德的建立。在理论上,佛学与儒学和道教进一步相互融合,走上了“三教合一”的发展主流。佛教界内部则融和禅净二宗。

辽代佛教最为兴盛的是华严宗和密宗。皇室提倡佛教,帝后动辄斋僧,民间流行“邑社”的团体。金人治国用儒术,辅助社会用佛教,留给后世的是刻本大藏经《赵城藏》。

元代统治者尊奉藏传佛教,以喇嘛为帝师,特别利用藏传佛教来稳定西藏和蒙古地区。在藏地,佛教出现了数支派别;在内地,天台宗流行于江浙一带,还有宋以来形成的白莲教和白云宗。总之,这一时期的佛教在民间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

明清:最终变得衰落

明清两代,佛教进一步衰退。明初统治者从制度上限制佛教的社会地位,将佛寺分为“禅”、“讲”、“教”三种。每种寺院的僧人,连穿什么样的衣服也有规定。清代沿袭明制,加强僧官制度,内地主要仍为禅净两宗流行,寺院流行做佛事。

明代佛教在吸收道教传教方式的基础上,出现了许多糅合儒家伦理与佛教学说的著作,三教合流更为明显。明末以袾宏、真可、德清、智旭四大高僧为旗帜,面对佛教在民间的世俗化和商业化,特别提出了读经的重要性。清末,法相宗曾经一度重兴,一些人想将此作为挽救衰败的国家和世道人心的思想武器。西藏密宗和日本密宗也被引入内地,但并未能扭转佛教下滑的趋势。由于佛教僧人的素质不高,一些居士自成体系,刻意讲学传法、刻经流通,为复兴佛教做了大量工作。

明代政府曾经取消藏传佛教的特权,但出于政治需要,仍在西北设藏传佛教的僧官,优礼西藏喇嘛。清代更是对藏传佛教予以扶持,给藏传佛教领袖很高的待遇,同时又加强了中央的管理权,规定采用「金瓶掣签」的方式遴选**,并以此形成历史定制。

在藏区和蒙古地区,佛教在经过宗喀巴大师的宗教改革后,有了更大的发展,并且最终形成了「政教合一」的特有的社会制度。在云南边陲地区,来自缅甸与泰国的南方上座部佛教传入,最终成为这一地区的主流佛教。

近现代:找一条新路

民国时期,佛教仍处于不景气之中。随着西方民主思想与科学思想的广泛宣传,批判封建思想和非难宗教的思想一时成为思想界的新文化任务之一,与封建思想和落后制度相联系的佛教自然受到了冲击。

佛教为了救教,致力于内部的整理及改革。佛教界成立了中华佛教会,试图重新振兴佛教。释太虚提出了改革佛教的三大主张,但成效不大。一些学者将国家的振兴寄托于佛教,认为佛教里面有很多思想与西方的思潮有共同点,或是佛教里早已有之。以居士为主的团体,与僧伽并立,他们推崇较理性的知识佛教,注重义理的研究。随着世界佛学的研究,中国的学术界也开始采用西方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佛教,取得了不少的成果。

形成自己的特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佛教三大派首次真正统一到刚成立的中国佛教协会下面,有了新的气象。但是后来由于受到「左」的思想影响,佛教受到不公正的对待。1980年改革开放以后,国家重新贯彻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佛教界开始恢复了正常的宗教活动,寺院得到修复,佛教界人士地位提高,对外交流频繁。佛学研究也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成为当代人文科学的热点,成果丰硕。台湾、香港和澳门等地区的佛教发展很快,并影响了东南亚以及欧美等国,中国的大乘佛教走上世界,为更多的人所了解。

附注一: 跨进西天佛国 什么是佛:

佛教里对「佛」的解释与用法很广泛。除了指获得觉悟的释迦牟尼外,认为在释迦牟尼之前之后,在不同的世界里,还有许许多多「佛」,例如阿弥陀佛、弥勒佛等等。

早期的佛教认为「佛」是获得了圆满的觉悟者,永远受到尊敬和崇拜,世俗之人很难达到他的境界。再往后的佛教主张不仅是自己觉悟,也能让他人获得解脱的才是佛。佛不仅是一种外在的形象和精神境界,也是一种内在的把握与努力的方向。所以佛教强调,每个人都有觉悟成佛的机会,关键在于自己的努力,做到「心中有佛」。推而广之,佛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充满了过去、现在、未来的几个不同的时段里。总之,「佛」的本意是「觉悟」,凡是拥有这种觉悟精神的人与物都可以称为佛。什么是佛教:

佛教历史悠久,公元前5至6世纪时产生于古印度,至今已有2,500余年。教主释迦牟尼()经过修行获得了觉悟,因而创教。在印度梵语中「觉悟」写作「Buddha」,音译「佛陀」,简称为「佛」。于是后人就将他创立的宗教尊称为「佛教」,按字面意思讲,就是「觉悟的宗教」。

佛教自创立之后,在公元前3世纪从印度开始向斯里兰卡、缅甸等南亚与东南亚地区传播。在公元前后,经过中亚向中国传播,再由中国传入日本、朝鲜等国。18世纪时又流向欧洲、美国等地,现已遍布全世界大部分地区。佛教在几千年的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与传入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成为丰富多彩的佛教文化,最终成为各国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影响深远。佛教信徒由出家的僧人和在家的居士组成,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佛教派别,寺庙是佛教徒的宗教活动场地。佛教有自己的完整仪式和尊崇的神祇,其经典都是用各国文字写成。世界上现有佛教徒超过3亿人,主要分布在亚洲地区。

佛教基本教义:

佛教理论庞杂,博大精深,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内容。佛教的整个教义由戒、定、慧三部分组成。「戒」是指戒律;「定」是禅定,这是佛教徒修行的一种方法;「慧」是智慧,这是佛教的理论的总合。但是具体而论,佛教最基本的教义可以从这几方面表现出来:

「四谛」,是佛教的人生观。「谛」是「实在」或「真理」的意思,「四谛」是苦谛、集谛、灭谛、道谛四种。佛教将现实世界看成是虚幻的,整个世界与人生就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因此要人们通过修行的办法解脱这些痛苦,最后到达一个清净美妙的世界。

「八正道」,是灭苦的途径。八正道为:正见、正思维(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佛陀认为,这八种正确途径是每个寻求解脱的佛教徒的修行法门。

「十二缘起」,是佛教的认识论。佛教认为世间一切事物或现象的关系,都是相对的存在关系或条件。从人生观来讲,就是「十二缘起」,也即是人的生命的起源和过程是依赖于无明、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之十二个彼此成为条件或因果联系的环节而构成生命的不断循环。其中从无明到老死是顺观,可以看到人生的发展过程。由老死到无明是逆观,可以看到造成生死的根本原因。

大乘、小乘佛教:

释迦牟尼圆寂后的约100年之间,是「原始佛教」时期。之后统一的佛教僧团发生了分裂,形成了多个派别,印度佛教进入了众派林立的时期,史称「部派

佛教」。约在公元前后,一些北印度的佛教徒不满僧团的腐化,自己创立了新派。为了将本派与部派佛教区别开来,他们自称是「大乘」,意为走在大道的车辆,而将过去的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统称「小乘」,斥为在小道行驶的车辆。到现在,因年代久远,这个称呼已经约定俗成,不再有褒贬的意思了。

大乘佛教主要流传在亚洲的中国、蒙古、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北方地区,小乘佛教主要流行在南亚的斯里兰卡和东南亚的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南方以及中国云南边陲的傣族等民族地区。但是他们不承认自己是小乘,而认为自己是佛教的上座部的传人,自称为「南方上座部佛教」。因此我们要尊重他们的意见,不能在某些场合滥用「小乘」。又由于他们的佛经用巴利文撰写,故又称「巴利语系佛教」。

汉传、藏传、南传佛教:

公元前3世纪,印度佛教在阿育王的支持下,开始向其它地区传播。最早的一支是由阿育王的儿子摩哂达由南印度渡海将佛教传入到楞伽岛(今斯里兰卡)。这是佛教自印度向南方地区传播,称为「南传佛教」,也即现在的「南方上座部佛教」。

公元前后,在北印度的佛教徒通过中亚地区(即现今的巴基斯坦白沙瓦、阿富汗等地),以及当时的西域将佛教传入中国内地。这一支佛教因为使用汉语的佛经,故称为「汉传佛教」或「汉语系佛教」。

10世纪左右,印度佛教通过尼泊尔传入中国的西藏和青海地区,以后又传入蒙古地区,称为「藏传佛教」。因这一支使用藏文经典,又称「藏语系佛教」。在世界佛教中,只有中国的佛教囊括了汉传、藏传、南传三支,他们好比一家的三个兄弟,或者是一棵大树分出的三根支干。

附注二:走上中国化的道路:

佛教刚传入中国时,人们将它作为方术的一种来看待,翻译的佛经也多采用儒家和道家或道教的名词。随着佛教的影响与势力逐步增大,它特有的品格渐渐地凸显出来,其思维方式与文化性亦得到了人们的重视。在统治阶级的扶持下,佛教开始与儒、道两家并立,最后鼎立为三。

佛教在教义上劝人行善,要人忍让,符合中国人的伦理。同时它又开出了予人解脱的药方,给人慰藉,在实践上要人坐禅,对人的身体与精神有益,因此受到了人们的欢迎。佛教在理论上思维细密,受到了知识分子的欢迎,加以研究,不断提高它的文化地位。佛教的经书文学性强,有很多有益于人类智慧开发的故事,在人们中间广泛流传。

此外,佛教本身也积极向中国传统思想靠拢,吸收儒道二家的思想理论,要人行孝,遵守伦理纲常,主张维护现行的统治和社会秩序。佛教寺院按照中国传统家庭的形式进行管理,僧人自食其力,通过劳动,解决自己的吃饭与生活问题,不给社会造成负担。

总之,正是佛教不断适应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最终在中国佛教徒的改造下,成为中国人的宗教,走完了印度佛教中国化的历程。

第二篇:中国文化史论文-佛教在中国的发展

产生于印度的佛教,由于文化传统和社会背景的不同,它在许多方面都与中国固有的思想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佛教不仅非常懂得“入乡随俗”的重要性,在它传入中国以后,十分注意与中土原有的思想文化相适应。人们常说,佛教自传入始,就开始了一个不断中国化的过程。

从历史上看,佛教自两汉时经西域传至中国内地后,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它只是在皇室及贵族上层中间流传,一般百姓很少接触。到东汉末年,佛教开始在社会上有进一步的流传。在汉代佛经的翻译中,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迎合特别表现在对儒、道思想观念和名词术语的借用上,因而汉代的译经儒化和道化的倾向十分明显。

汉译佛经的老庄化倾向不仅有利于佛教思想在中土的传播,而且也加深了佛教对中国传统思想发展的影响。魏晋玄学的形成与发展以及玄佛合流的出现,都与此深有关系。汉代译经还十分注意对以儒家名教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社会伦理的迎合。

三国两晋时期,佛教在与中国固有思想文化的相互冲突与相互融合中得到了迅速的传播与发展,特别是社会的分裂与动荡不安,百姓的苦难与被拯救的渴望,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土壤,使佛教得以赶超中土原有的各种宗教信仰而与传统的儒、道并存并进,为隋唐时期与儒道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奠定了基础。

两晋时,随着魏晋玄学的盛行,佛教般若学也依附于玄学而得以大兴。这个时期,在佛经继续译出的同时,开始出现了一批从事佛教理论研究的中国佛教学者。随着佛教在三国两晋时的逐渐兴盛,佛道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朗化。佛道之争在南北朝时甚至酿成了流血事件。而佛道之间的争论也从反面促进了双方的进一步发展。

南北朝时期是佛教与儒道关系全面展开、也是佛教在三教关系中进一步的时期。随着佛教的日趋兴盛,佛道儒三教之争,特别是佛道之争也在这个时期突出了出来,“三武一宗”灭佛事件有两次出现在这个时期,而这两次灭佛事件都与佛道之争有密切的关系

南北朝时期,由于南北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的不同,南北佛教也形成了不同的特点和学风,佛教与王权以及佛教与儒、道的关系在南方和北方的情况也有所不同。南方帝王崇佛,一般对儒、道仍加以利用,儒佛道三教皆有助于王化的思想在南朝基本上占主导地位。即使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帝王对过分发展的佛教采取某些限制措施,其手段一般也比较温和,儒、道对佛教的批评攻击有时虽然很激烈,但也仅停留在理论的论争上。

从总体上看,儒佛道三教之间始终有这样一种基本格局:儒家在吸取佛教思想的同时常以佛教不合传统礼教等为由,激烈地排斥佛教,而佛教对儒家却总是以妥协调和为主;佛道之间虽然互相吸收利用,特别是道教模仿佛教的地方甚多,从宗教理论到修持方式,乃至宗教仪礼规范等,都从佛教那里吸收了不少东西,但佛道之间的斗争却一直很激烈。

佛教在隋唐时进入了创宗立派的新时期。在这个时期,佛教的发展及其与儒、道的关系,都与帝王的三教政策密切相关。

入宋以后,佛教虽然趋于衰微,但仍然有所,特别是它传播的范围和在民众中的影响,都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它对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的渗透,也日益加深,儒佛道三教关系表现出了不同于过去的一些新特点,在三教合一逐渐成为整个思想文化基调的背景下,对内禅净教趋于合一,对外佛道儒进一步融合,成为中国佛教发展的基本趋势和最重要的特点。

明清时期,佛教仍继续着唐宋以来内外融合的趋势,“三教合一”成为名僧禅师的共同主张。外来佛教在中国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但唐宋以后形成的三教合一的思潮表明,佛教最终毕竟融入了中华传统文化之中,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第三篇:佛教的发展历程

佛教的发展历程

佛教由古象雄王子幸饶弥沃如来佛祖所创立。印度佛教由古印度的乔达摩·悉达多35岁时创立,关于悉达多太子的生年说法有二,佛教开始的时间也有两种不一的说法,一种认为是在公元前543年5月月圆日,另一种是认为在前589年或前588年。当时悉达多在毕钵罗树(佛教信徒尊称菩提树)下悟道,创立佛教。准备妥当之后,悉达多走遍恒河谷各地向人传教。五位贵族接受了悉达多的教训之后,成为比丘,也就是第一批僧侣或和尚。社会各阶层和各种身分的人都来听他演讲而成为他的弟子。在其后的几十年中游走四方,招收了许多弟子,佛教影响逐渐扩张。到他在80岁的高龄逝世(佛教称之为涅槃)时,他已举世闻名,被尊为释迦牟尼佛。

从孔雀王朝开始,佛教分别向南北两个方向传播。南传佛教(又称为上座部佛教)经由锡兰传播到东南亚一带,主要影响东南亚的印度支那等地。北传佛教(又称大乘佛教)经喀什米尔到达新疆,早在公元1世纪的东汉时佛教就传入中国,后又传入古朝鲜、日本;北传佛教于公元8世纪正式传入印度北邻的西藏;至此,北传佛教分为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两支。藏传佛教这个教派对生活文化有着极大的影响,西藏人民的后来又传入蒙古和中国东北等地区。到公元十六或十七世纪,藏传佛教在远东各地已奠定了根基。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10世纪的古印度。创始人名乔达摩·悉达多。20岁时离家成道,此后被尊称“佛陀”,意为觉悟者,简称“佛”,所传宗教被称为“佛教”。

佛陀示现涅槃后的数百年间,佛教传遍印度次大陆。原始佛教内部由于对教义的理解不同,发生分裂,进入部派佛教时期,主要分为上座部和大众部,南传佛教主要是上座部诸派,盛行于斯里兰卡,并传遍东南亚地区,后传入中国云南。

佛教传入中国的确切年代尚无定论,异说颇多,大体在公元前后两汉之际。主要有汉传、藏传和南传佛教三大派别。

从南北朝开始中国佛教进入兴盛发展阶段。南北朝时佛教已遍布全国,出家、在家佛教徒数量增加很快,如北方的长安僧尼过万,南方的建业(今南京)有佛寺数百座。

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鼎盛之时。隋朝皇室崇信佛教,唐朝皇帝崇信道教,但对佛教等其它诸多宗教都采取宽容、保护政策。中国佛学逐步发展成熟。

封建社会后期,汉地佛教衰落,戒律废弛,丛林破败,僧人无知,迷信盛行。近代以来,在杨文会等一批佛教界有识之士的带动下,佛教在各个方面得到一定的发展。抗日战争时期大批爱国僧人如著名佛教社会活动家太虚大师积极支持抗战,为争取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在全世界广为宣传,佛教界还在战地组织了僧侣救护队,为争取祖国自由独立做出了应有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汉传佛教界首先与全国人民一道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废除了封建地主所有制及其它各种剥削制度,佛教事业日益发展。1952年11月成立了中国佛教协会筹备处,1953年(癸巳年)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成立,圆瑛法师当选会长,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恢复和落实,使中国佛教获得新的发展。藏传佛教主要流行于西藏、云南、四川、青海、新疆、甘肃、内蒙古等省、自治区,藏族、蒙古族、裕固族、门巴族、珞巴族、土族群众普遍信仰。

中国南传佛教即上座部佛教主要分布于云南省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思茅地区、临沧地区、保山地区,傣族、布朗族、阿昌族、佤族的大多数群众信仰南传佛教。

第四篇:道教与佛教在中国的现状研究

河北师范大学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毕业论文

题目:道教与佛教在中国的现状研究

业:思想政治教育 考生姓名:王静

考生所在单位:邢台市内丘县平安小学 准考证号:055504100170 导师姓名:代俊兰 联系电话:***

完成日期:2013年2月26日

摘要:近年来,国人越来越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越来越重视传统文化的发掘,继承和发扬。但对于现代国人越来越对传统文化的疏远与淡漠来说,传统的文化仍然是难解之谜,尤其是对于博大精深的道教与佛教,更是认识尚浅。今日以笔者之浅显之见,略述道教与佛教之文化教义,以供读者了解传统道教与佛教的冰山一角。

关键词:道教;佛教;道教思想;佛教思想

目录

摘要、关键词„„„„„„„„„„„„„„„„„„„„„„„„(2)

一、道教和佛教的起源和发展„„„„„„„„„„„„„„„„„(4)

(一)道教的起源、演变和发展„„„„„„„„„„„„„„„„(4)

(二)佛教的起源、演变和发展„„„„„„„„„„„„„„„„(7)

(三)道教与佛教在我国的发展现状„„„„„„„„„„„„„„(9)

二、道教和佛教的差异和联系„„„„„„„„„„„„„„„„„(10)

(一)道教文化及思想„„„„„„„„„„„„„„„„„„„„(10)

(二)佛教文化及思想„„„„„„„„„„„„„„„„„„„„(11)

(三)道教和佛教的差异„„„„„„„„„„„„„„„„„„„(12)

1、生死观上的差异„„„„„„„„„„„„„„„„„„„„„(12)

2、生命观上的差异„„„„„„„„„„„„„„„„„„„„„(12)

3、修炼目的上的差异„„„„„„„„„„„„„„„„„„„„(12)

(四)道教和佛教的联系„„„„„„„„„„„„„„„„„„„(13)

1、最终目的相同„„„„„„„„„„„„„„„„„„„„„„(13)

2、行为准则相似„„„„„„„„„„„„„„„„„„„„„„(13)

3、社会功能一致„„„„„„„„„„„„„„„„„„„„„„(13)

4、现实作用一样„„„„„„„„„„„„„„„„„„„„„„(13)

三、道教和佛教对我国社会促进作用„„„„„„„„„„„„„„(13)

(一)道教和佛教在我国的社会地位„„„„„„„„„„„„„„(13)

1、国际的关注„„„„„„„„„„„„„„„„„„„„„„„(14)

2、各宗教参政意识进一步增强„„„„„„„„„„„„„„„„(14)

(二)道教和佛教的社会功能„„„„„„„„„„„„„„„„(10)

1、佛教和道教对于现代文化的促进„„„„„„„„„„„„„(10)

2、对于社会稳定的促进作用„„„„„„„„„„„„„„„„(10)结束语„„„„„„„„„„„„„„„„„„„„„„„„„„(10)参考文献„„„„„„„„„„„„„„„„„„„„„„„„„(10)

道教与佛教在中国的现状研究

王 静

一、道教与佛教的起源与发展

本章首先对于道教与佛教的起源进行初步的探索和分析,以便为后期的展开阐述做好铺垫和基础。

(一)、道教的起源、演变和发展

道教,起源于战国、秦汉间的神仙方术,沿袭方仙道、黄老道一些宗教观念和修持方法而逐渐形成。洛阳是东汉的都城,也是道教的发源地和活动中心。

道教发展初期,东汉宫廷盛行黄老之学,而实际上主要是老学。东汉明帝时,朝廷崇信黄老者更多。黄老学说的神秘化,使黄帝、老子进一步神化。在上层社会中得到普遍信仰,已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由此逐步形成早期道教——黄老道。

黄老道在河洛地区产生后,逐渐发展为两支,出现了“五斗米道”和“太平道”。

“五斗米道”为汉顺帝时沛国人张道陵在蜀郡鹤鸣山所创。该教奉老子为教主,号称太上老君,以《老子五千文》即《道德经》为经典,因信奉者要出五斗米故称五斗米道。张道陵死后,其子张衡继传其道。张衡死后,其子张鲁在巴郡、汉中传五斗米道,建立政教合一的统治近30年。道教养生术的三大流派导引、房中、服食形成传世,对道教重生、贵生、乐生、太生、养生之学起到开源通流的作用。太平道为汉灵帝时(168~189年),巨鹿人张角所创。该教是信奉《太平清领书》的一个道派。巨鹿人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蓄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因唐同上书告密,马元义被捕,车裂于洛阳。由此可见太平道在京师洛阳的发展速度是相当快的。黄巾军被镇压后,太平道解体,余下的信徒汇入五斗米道中。

汉献帝建安二十年(215年),五斗米道张鲁投降曹操,其全家被迫徙居邺城,大批信徒随迁豫北。因张鲁显贵,而使五斗米道得以顺利传播。

西晋建都洛阳后对道教的防范放松,道教徒又开始公开活动。武帝时(265~290年),河南境内建道观200多所。著名道士王浮在洛阳宣传道教,并作《老子化胡经》,称老子西出流沙,化为佛,释迦即老子的化身,以此说明道先佛后。

北魏明元帝时(409~423年),嵩山五斗米道徒寇谦之改革五斗米道,创立“新天师道”(后人称北天师道)。《魏书•释老志》载:谦之于神瑞二年(415年)十月从太上老君得《云中音诵新科之诫》20卷,令他改除三张(张道陵、张衡、张鲁)租米钱税制度及男女合气之术。他利用北魏太武帝(424~451年)对道教的崇拜,排斥佛教,改革天师道(五斗米道),制定乐章诵戒新法。

隋唐时,道教发展达鼎盛时期。隋炀帝于大业元年(605年)建都洛阳,虽然对道佛均崇,但诏令道先佛后。唐时,唐高祖曾下诏宣布道教为首,儒学为次,佛教第三,并自称老子后裔,大崇道教。北宋建都汴京,以洛阳为西京。宋太祖、太宗祖籍洛阳,因崇信道教,太宗将洛阳故宅改为“洞真观”,设女冠主持;在汴京仿建唐代洛阳的“上清宫”拟建宫观。著名道教学者朗然子、刘希岳在洛阳南郊栖露宫传道,有《悟真诗》30首传世,为内功修炼经验的总结。

金元时期,河洛一带先后流传的道教为“正一道”、“太一道”和“真大道”,后陕西王重阳(王喆)所创全真道在河洛兴起,上述三教均不再传。

王重阳所传七弟子马丹阳、谭处端、刘处玄、邱长春、王处

一、郝大通、孙不二又各传一派。谭处端,号长真,于金大定十四年(1174年)赴洛水南朝元宫传道,创南无派,著有《水云集》。

明代嘉靖皇帝崇信道教,在洛阳的伊王朱典櫍,仰体圣上崇道之意,也大力推崇道教,修建道观。尽管如此,由于明初朱元璋对道教采取抑制政策,因而基本没有大的发展。

清代统治者偏重佛教,曾宣布佛教为国教,所以禁止道教传播。虽在民间活动较盛,但道观及活动规模都很小。洛阳吕祖庙为清康熙年间创建,其规模远不能与唐宋洛阳上清宫相比。

民国时期,曾宣布废除道教,但民间仍有道教信仰活动。冯玉祥驻洛,倡导打神办学,很多道观多被用来办学,庙产亦被充公。到建国前夕,道教在洛阳几乎泯灭。

1958年,人民政府实行宗教制度改革,原道教重点活动场所的职业人员和宗教活动相对集中,以便于管理。洛阳保留了上清宫、吕祖庙等道教活动场所。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与其他各教 一样,道教活动全部停止。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宗教事务部门恢复工作,对历次政治运动中的不适做法进行纠正,平反了冤案,退还庙宇财产,安置道教职业人员,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道教活动逐渐走向正常。1983年,河南省“道教学习小组”成立,洛阳上清宫道长师维新任组长。经过协商筹备,洛阳开放上清宫、吕祖庙为道教活动场所。1990年洛阳有道教信徒9700人,其中居士83人,乾道8人,坤道3人。

(二)、佛教的起源、演变和发展

佛教是由古印度乔达摩•悉达多于公元前6世纪创立,其本人被尊称为“释迦牟尼”(意即释迦族的圣人)

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最早安定于西汉河南白马寺,两晋南北朝时得到发展(“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唐宋达到鼎盛,明清时佛教在西藏盛行,臧传佛教成为中国佛教的一朵奇葩。最初,佛教仅流传在上层统治者中间。中国人初以黄老方术视之,信奉的不多,更无汉人出家为僧。其后佛教经典大量翻译出来,影响渐渐扩大。汉末黄巾起义被镇压后,中国陷入三国鼎立,中经西晋暂短的统一,又陷入“五胡十六国”的大动荡中,战乱遍地,民不聊生,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当时崛起的魏晋玄学又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适宜的学术背景。佛教便在中国迅速发展起来,逐渐形成俱舍、成实、涅槃、摄论、地论、三论等学派。隋唐时期,由于统治阶级的支持,佛教的寺院经济空前壮大,僧侣们便采取世俗地主宗法制度的传统方式,使中国佛教出现律宗、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禅宗、密宗、净土宗等在佛教理论及寺院经济方面都相对独立的宗派,盛极一时。唐末农民战争摧毁了许多地方的寺院经济,故宋以后各宗派逐渐衰落,仅中国化的禅宗、净土宗继续维持持久的影响。

佛教创立后,在印度几经演变。佛陀及其直传弟子所宣扬的佛教,称为根本佛教。佛陀逝世后,弟子们奉行四谛、八正道等基本教义,在教团生活中维持着他在世时的施设和惯例。由于佛陀生前在世时于不同场合对不同的对象有着不同的说法,弟子们对此便产生不同的理解。约在佛灭后100年,佛教分裂为上座部、大众部两大派,称根本二部。此后100余年间续有分裂,先后分成十八部或二十部,称枝末部派。关于部派分裂的次第、年代、名称、地区均有不同的说法。当时佛教传播的范围,北至喜马拉雅山麓,南至基斯那特河(克里希那河)。一般认为由上座部直接分出的最大一部是说一切有部。

公历纪元前后,在佛教徒中流行着对佛塔的崇拜,从而形成了大乘最初的教团——菩萨众。佛陀逝世后约500年,大乘中观派兴起。同时,小乘佛教中的说一切有部、经量部等,仍继续发展。佛陀逝世后约900年,瑜伽行派兴起。此派奠基人是无著和世亲。无著原是说一切有部僧人,因对说一切有部教理感到不足,而阐发大乘教义。7世纪以后,印度密教开始流行,到8世纪以后,与印度教相接近。波罗王朝在那烂陀寺以外另建超戒寺,作为研习和宣传密教的中心;9世纪后,密教更盛,相继形成金刚乘、俱生乘和时轮乘。11世纪起,伊斯兰教的势力逐渐进入东印度各地,到13世纪初,超戒寺等许多重要寺院被毁,僧徒星散,佛教终于在南亚次大陆消失。

(三)、道教与佛教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中国是个多宗教的国家。中国宗教徒信奉的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现有各种宗教信徒1亿多人,宗教活动场所8.5万余处,宗教教职人员约30万人,宗教团体3000多个。宗教团体还办有培养宗教教职人员的宗教院校74所。

在中国,全国性的宗教团体有中国佛教协会,中国道教协会,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等。各宗教团体按照各自的章程选举、产生领导人和领导机构。

佛教历史及中国佛教的主要派别——佛教在中国已有二千年历史。现在中国有佛教寺院1.3万余座,出家僧尼约20万人,其中藏语系佛教的喇嘛、尼姑约12万人,**1700余人,寺院3000余座;巴利语系佛教的比丘、长老近万人,寺院1600余座。

中国道教历史及其主要派别——道教发源于中国,已有1700多年历史。中国现有道教宫观1500余座,乾道、坤道2.5万余人。

伊斯兰教历史及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伊斯兰教于公元七世纪传入中国。伊斯兰教为中国回、维吾尔等10个少数民族中的群众信仰。有2000多万人信奉伊斯兰教,现有清真寺3万余座,伊玛目、阿訇4万余人。

天主教历史及中国天主教的历史——天主教自公元七世纪起几度传入中国,1840年鸦片战争后大规模传入。中国现有天主教徒约 500万人,教职人员约4000人,教堂、会所4600余座。

基督教历史及中国基督教的历史——基督教(新教)于公元十九世纪初传入中国,并在鸦片战争后大规模传入。中国现有基督徒约1000万人,教牧传道人员1.8万余人,教堂1.2万余座,简易活动场所(聚会点)2.5万余处。

二、道教和佛教的差异和联系

(一)、道教文化及思想

无为而治是道家的基本思想,也是其修行的基本方法。无为而治的思想首先是由老子提出来的。老子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由道化生的,而且天地万物的运动变化也遵循道的规律。那么道的规律又是什么呢?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二十五章》)可见,道的最根本规律就是自然,即自然而然、本然。既然道以自然为本,那么对待事物就应该顺其自然,无为而治,让事物按照自身的必然性自由发展,使其处于符合道的自然状态,不对它横加干涉,不以有为去影响事物的自然进程。也只有这样,事物才能正常存在,健康发展。所以在道家看来,为人处事,修心炼性,都应以自然无为为本,避免有为妄作。老子说:“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道德经•二章》)“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有为,而有以为。”(《道德经•三十八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四十八章》)严君平亦谓:“有为之为有废无功;无为之为成遂无穷„„览天地之变动,观万物之自然,以睹有为乱之首也,无为治之无也。”(《道德真经指归 •卷八》)总之,根据道家的观点,在自然无为的状态下,事物就能按照自身的规律顺利发展,人身、社会亦是如此。如果人为干涉事物的发展进程,按照某种主观愿望去干预或改变事物的自然状态,其结果只会是揠苗助长,自取其败,因此,明智的人应该采取无为之道来养生治世,也只有如此,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二)、佛教文化及思想

世尊他老人家在世的时间是三转法论,核心根本上来说就是指向真如,不过因为众生根器不一样,他大慈大悲,分别宣说,佛以一音演佛法,众生随类各得解。

一转阿含部,主要讲四谛,苦,集,灭,道,所谓苦,就是认识到物质,感受,思想,行为,意识都会导致苦,为什么?因为一切都是因缘和合的啊,都是无常变化的,今宵绿帐卧鸳鸯,明朝孤坟话凄凉!那怎么样才能够摆脱这样的宿命?就是涅盘(达到不生不死的本有状态称为灭)那怎么样达到涅盘,三十七菩提道品包括八正道,七觉支,四正勤等具体的学习和实行。

二转中观,主要是讲一切存在的都是假有的,没有个什么独立的,永恒的本性存在,都是因缘和合,存在的都是条件的满足而施设的,强说本性,本性施设为“空性”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三转唯识,也是最了义的,为什么说最了义,因为他是在一切处,一切人,一切时间都成立的,那就是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如来藏。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依,由此有诸趣,即涅槃证得。

(三)、道教和佛教的差异

1、生死观上的差异。——佛家讲“超世”,道家讲“入世”。生与死是人身的主要问题,也是任何宗教的视图阐释明白的课题。佛教以现实为苦海,主张脱离,主张超世。“佛祖”主张无生,认为现实对于人们都是苦海。面对现实,人们无能为力,所以要忍受和超脱——“超世”。

2、生命观上的差异。——佛教言“色空”,道教讲“由我” 佛教讲究四大皆空,宣扬无欲无求。道教则讲究随性而为,道法自然。佛教认为一切都是虚幻的,“空即是色,色即是空”这是佛教的重要思想。

而道教与佛教对于生命的看法完全不同,道教对于生命的看法是客观的,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对人生和生命的看法是肯定和积极的。道教基于“我命由我”、“重道贵生”这些重视生命,珍惜生命的观点,强调生命把我在自己手中。“重道”是为了“贵生”,即重视生命,珍爱生命,从而在有生之年更好的去生活。

3、修炼目的上的差异。——佛教重“心理”,道教重“生理” 佛教讲究对内求真,从而达到对外求善的目的。佛教几乎所有理念都在谈“心”,佛教从心的角度概括万物一切,并对人的行为进行了根本性的阐述。道教则追求养生和羽化成仙,道教认为人的生命有元气构成,肉体是精神的载体和寄托,只有长生必死,才能达到精神的长存。

总体而言,正式由于道教和佛教的根本追求不同,从而决定了二 者在各个层面的差异。

(四)、道教和佛教的联系

1、最终目的相同:佛教讲究通过修行超度成佛,道教讲究养生修炼,羽化成仙。

2、行为准则相似:都是劝善的:劝人积德行善,达到人们所追求的一种修为。

3、社会功能一致:都是为政治服务的:在古代,每个王朝都会推出自己的护家神灵,为自己的江山巩固打下坚实的基础,通过君权与神权的高度统一达到政治的目的

4、现实作用一样:都是老百姓的心灵寄托:在黑暗的统治阶级的压迫下,老百姓通过这种信仰,对未来抱着希望,而达官贵人更希望神灵保佑他们飞黄腾达。

三、道教和佛教对我国社会促进作用

(一)、道教和佛教在现代社会的地位

1、国际的关注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佛教与道教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和发展,一些重大国际宗教活动相继举行。其中,1997年5月,美国著名基督教布道家包乐在港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布道大会,在香港掀起了不大不小的宗教热。1997年11月,国际佛光协会世界会员大会也在港召开,将世界各国的注意力再次吸引到香港,宗教问题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

2、各宗教参政意识进一步增强 关心社会,广泛参与社会事务和政治活动,是近年来各宗教的一个共同趋向。随着世界文化的大融合,各宗教参政意识进一步增强。2004年香港地区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香港佛教联合会常务董事、宝莲禅寺释智慧法师报名参选选举委员会的选举,并成功当选,进一步引发了各宗教对政治问题的关注。围绕政治选举选举,各宗教由于原则立场的差别,出现政治分野。道教和佛教中的一些人士公开表态,支持我国的各派别参政议政的权利。

(二)、道教和佛教的社会功能

1、佛教和道教对于现代文化的促进

关于道教和佛教,最主要的意义就在于对于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正是对道教和佛教文化的融合和包容,使我们的民族文化充满活力,也给我们提供了与世界其他各民族的宗教信仰、文化形态互相交流与学习的经验,这种经验,会让我们在与外来文化的对话中充满自信。

2、对于社会稳定的促进作用

道教和佛教的社会功能是一致的,可以说都是为政治服务的。纵观所有教派的发展,都离不开政治的作用。归根结底,正式因为道教和佛教都具有维护社会稳定,安抚百姓情绪的作用。这也正式符合了执政者的利益要求。尤其是现在社会讲究和谐发展,在这点上,人民思想的和谐是根本,而道教和佛教正式在思想上为政治提供的工具和支持。结束语

正是由于道教和佛教在我国历史发展中的渊源与发展,从古至今,二者兴衰起伏,一直延续至今,经久不衰。无论在文化方面,还是政治方面,佛教和道教都有它不可磨灭的功绩。正是基于以上的意义,所以有必要在这里做个简单的梳理和介绍,期冀能对传统文化继承贡献一点微薄之力,更希望能使部分读者从中受益。感谢所有为道教和佛教发展研究作出杰出贡献的前辈,为本论文的完成做出理论指导和支持,才使本文得以顺利完成。也感谢志同道合的有识之士的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使得本文更加完善。希望本文对于其他相关研究者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希望道教和佛教文化在我国能有长足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庄周、李耳.老子 庄子.华文出版社.2009.9 [2]星汉.佛教大百科.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11 [3]卿希泰.中国道教思想史.中国人民出版社.2009 [4]李耳.道德经.中国教育出版社.2001 [5]中国宗教学术网.http://iwr.cass.cn/zjxqk/zhongguodaojiao/201203/t20120326_10158.htm.中国道教

[6]道教文化资料库.http://gb.taoism.org.hk/index.htm.刘仲宇.道教的信仰

[7] 中国道教.http://www.xiexiebang.com/.丁常云.天人合一与道法自然——道教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与追求

第五篇:北魏对佛教发展巨大贡献

北魏对佛教发展巨大贡献

曹杰

宗教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信仰体系又有社会群组,它的兴盛和衰败都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北魏王朝崇信佛教,当时的皇帝不但称天子,也被视为佛的化身。因此都城平城不仅市井繁华,人口百万,街衢坊里独具特色,寺庙建设之多、之雄伟壮丽辉煌全国少有。其间的造像既是佛祖,也是皇帝,佛与帝合而为一。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种特有现象。那么这一现象是如何形成的,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有什么影响?这还需从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说起。

佛教就传入新疆,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而传入内地中原,却是汉朝的事。史称汉明帝夜梦金人后,派人去天竺取经,回来时有印度沙门迦叶摩腾和竺法兰随行而来,并以白马驮经。于是汉明帝下诏建寺,安置二位沙门译经。因佛经是白马驮回,故寺称白马寺。这白马寺是中国最早的佛寺,这迦叶摩腾和竺法兰是中国最早沙门,他们的便在这里弘法布道。但因佛教的教义不只以慈悲济世、救苦救难,生死轮回,善恶报应为宗旨,还有不礼世俗之人内容。即出家入教者不拜君王,不拜父母。这与儒道二教和中国伦理道德格格不入,可称是个六亲不认的宗教。因此尽管汉明帝极其崇拜,极其重视,一再地推荐,民众却难以接受,长期局限于深山寺庙,得不到广泛传播和发展。到西晋八王之乱,五胡十六国兴起,天下大乱,干戈挠攘,战争连绵主断,烽烟四起,民众陷入苦难的深渊,痛苦不堪,都在寻求保佑。因而释迦牟尼慈悲为怀救苦救难旗有了招引力,信佛的人也就逐渐地多了起来。但这只限于汉,少数民族大都信萨满教,并不信佛。直到西晋变为东晋,匈奴人刘渊建的汉国变为前赵,羯人石勒灭前赵建立起后赵,时有高僧佛图登在后赵襄国传道,受到石勒的重用。这佛图登是天竺人,不只传道也表演幻术,如预测吉凶治病等。石勒并不是信佛,而看上他的幻术。他借机讲经布道具,发展徒众数百人。佛图登死后,他的弟子道安在东晋襄阳白马寺弘法,弟子千人,成为中原最大的僧团。符坚虽是氐人却已汉化,十分崇信佛教,建立秦国统一北方后,慕名攻克襄阳获得高僧道安。道安令部分弟子去扬州、四川、荆州传道,他带四百徒众听从符坚安排,驻长安五重寺弘法。从此佛教在国内各地撒下种子,算是有了新的发展。很快淝水之战符坚失败后,北方各少数民族又岂起建国,相互家混战不休,血光之灾又降临民间。僧界苦于佛教得不到发展,无法挽救众生,便掀起了两个高潮湿 即去天竺取经高潮,和寻求投靠权力的高潮。

就在这时,拓跋珪恢复代国,袭击柔然高车等国灭后燕,领土占有黄河以北广大地区。并建立北魏定都是平城,号称太武帝,与刘宋王朝南北对峙。为与刘宋争正统和缓解民族矛盾,他自称黄帝之后。看到刘宋王朝信佛,他也信佛。他在带领大军攻城掠地中,不只和当地的善男信女一样,在所过寺庙焚香敬供礼 敬僧尼。并责令将士保护寺庙安全,不得侵扰。同时他还拜访了当时最有名的高僧法果,令其给指点迷津。这法果看到道他后,便给他跪下深深一拜。道武帝慌忙将他请起说:“听说佛教不礼世俗之人,大师缘何有违教规如此跪下?”法果回答说“能弘道者,即当今如来,老衲不是拜皇帝,乃是拜佛耳!”这岂不是说皇帝就是佛,佛就是皇帝。这佛帝合为一体,岂不有利于消除民族矛盾,有助于王化整齐民心,更有利于国家安定?道武帝听了大开脑筋,大为赞赏,大为高兴。他便尊佛教为国教,朝中专设立了佛教机构监福曹(管理佛事的机构),封这法果为道人统(最高的僧官),令他总摄沙门。

这法果是赵郡人,40岁出家,曾拜天竺沙门佛图登为师,精于修练,持戒严格,到处设坛讲道,是当时佛教界最有影响力的高僧。他看到佛教与儒教、道教相抵触,受到上层人士的冷落难以发展,与当时的众僧一样,早有“不依国主,佛事难立”的想法,便对佛教的教义进行改革,寻找机会推动佛教的发展。适逢道武帝来访,他叩拜之后陈述自己的良苦用心。可说是天赐机缘,正中道武帝的下怀,受到了嘉封,成为佛教最大的高官。接着道武帝在他的策划下大兴土木,在平城外城内建设五极大寺和八角寺,并建耆阇崛寺和山须弥山殿等寺庙,又建讲经堂、禅堂、沙门座。五极大寺就是在舍利坊内建有五极浮图的大寺(今华严寺的前身);八角寺是今善化寺前身;耆阇崛山寺和须弥山殿是怎样的寺庙,据有关资料介绍,耆阇崛山是古印度迦牟尼讲经和佛教聚会之所,须弥山是印度释迦佛修行的地方;又有专家考证,说这法果建的须弥山殿,既有印度须弥山之意,又包含鲜卑远祖居住的嘎仙洞内容,是一座殿堂与洞窟相结合的建筑,位于如今的高山石窟寺。耆阇崛山寺同样既取印度须弥之意,又含有嘎仙洞的内容,便是如今的云冈石窟第三窟的前身。可这两个建筑如今都已了无痕迹,云冈第十窟门楣上方的那幅“须弥山浮雕”或许是其缩影,也未可知。但这须弥山殿和耆阇崛山寺,让法果费尽了心机融入鲜卑人的文化意识,因此这法果受到道武帝的高度重视和尊重。所以他又是给寺庙划拨土地,又是免除僧众的徭役和税赋,大力鼓励其发展寺庙经济。这样一来中国佛教的有了转折,平城就成了僧尼趋之若鹜之地,很多僧尼都来到了平城。连当时最有名的高僧慧始、师贤、昙登、昙曜、道进、僧超、法存、惠明等,也都闻风而至,光西域来的僧人就达百余人。当地出家的僧尼也越来越多,寺庙成了僧尼的大家庭,僧团的发展史无前例。他们四处奔走化缘传道,会聚一处讲经译经或写经,大兴佛事活动。促使崇信佛教活动很快形成高潮,有力地推动佛教事业发展。

到第二代皇帝明元帝时,史称“尊太祖之业,亦好黄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图象。”他明确提出“佛教万善同归,敷导民俗”的口号,赋于佛教“巡民教化,安抚一方”任务,对佛教和僧尼的重视又加一等。他除了兴建寺庙,为寺庙经济发展提供有利条件,不只给僧人封官外,还授给他们爵位。不少僧人和朝中官员享有一样的待遇。高僧法果最为典型,他的爵位从辅国宜城子、忠信侯,一直授到安城公之号。法果圆寂后又授给他老寿将军名号,还亲自为他主持丧事,并令其子袭爵。当时还有个沙门昙登,百岁布法不衰,明元帝也受他老寿将军称号,这可说是世上对佛教少有的一种态度。同时他还鼓励王公贵戚,营功积德各建家庙。一些王公贵戚们都以自有家庙为荣,以私养沙门为耀,一时间便 斗富比阔,以致不惜倾其家资,争相兴建寺庙。这样一来不只寺庙越来越多,档次越来越高,使许多寺庙蓬荜生辉,金玉满堂,僧尼成群结队。因而也使佛教出现了贵族化,高层化,权力化倾向,发展掀起了高潮,也把佛教的繁荣推向了极致。可物极必反,这就引发了后来的太武灭佛,让大批僧尼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其实这太武帝和皇祖父道武帝父皇明元帝一样,当初也很崇信佛教。不只礼敬高僧,参与佛事,平凉州平统万,还将大批名僧迁至平城。其中有一惠始法师,人称刀剑不入,赤足行于污泥而不染,名曰白脚大师。他十分崇敬,将其安排在八角寺,令讲经传道,弟子数百人。惠始园寂后,他令将其葬寺内,又起高塔。以上这些事,便充分说明了他崇信佛教的态度。但太武帝锐意武功,志在扩张领土,统一黄河流域。可他在北击柔然,西扫秦陇,东灭北燕,南攻刘宋的征战中,渐渐地发现了问题,不只兵源越来越少,国库也越来越空虚。其原因之一,是很多百姓为逃避徭役,进寺庙出家当了和尚;原因之二,是大量的社会财富变成了寺庙经济,国家的税赋缺失,国库自然拮据。这就给兵员补充和军队的供给,带来严重的困难,因此他对佛教便产生了反感。当时的佛教只在普通百姓和少数民族中流行,因其教义与儒道二教相抵触,汉族上层人士并不信佛。太武帝的宠臣司徒崔浩很有代表性,他不但是个有名的大儒,而且是个道教的忠实信徒,历侍道武、明元、太武三帝,在朝中极有威望,号称北魏的张良和孔明。他不断地在太武帝面前诋毁佛教,宣扬道教的好处。他看到太武帝为国库拮据和兵员缺失犯难,对佛教十分恼火。借机便对太武帝说,“佛教是西来之教,其寺庙不但与朝廷争民争利,还劝人不杀生,瓦解将士的斗志。圣上旨在运武统一华夏,这佛教便是一害。道教秉天地之气,树德除邪,还可使圣上延年益寿,得道成仙。”他要太武帝改换门庭,弃佛从道。同时他还请来了天师道道首,嵩山道人寇谦之,给太武帝传道。

这寇谦之字辅真,上谷昌平(今北京)人,其家数世都信奉天师道。他少年时遇仙人成公兴,随其在华山和五当山修道。后称太上老君降临嵩山,授给他《录图真经》,和天师之位,命他整饬道教,去伪存真,辅佐北方太平真君。他废除违背封建礼教之伪,增加儒家伦理纲常之真,应崔浩的邀请来到平城,向太武帝献道书、授符录,称太武帝为太平真君。并说这是上天授予的名号,令他统领人鬼之政。太武帝听后十分高兴,便祭拜了嵩山,弃佛从道,改年号为太平真君。而后在城东大兴土木,建静轮宫和大道坛。他身穿道袍斋蘸,设祭,俨然一个道人。

从此他不但对佛教日渐冷落,而且不断地对其进行打击。他先是下令禁止民众私养沙门,有违者徙边。继而强令年50以下的沙门还俗服役,逃避者死罪,窝藏者同罪。接着陕西的杏城有个名叫盖吴的人,发动了民众起义,关中的白部,天水的梁会,河东的薛永宗等纷纷响应,一时间起义的战火漫延了陕西、甘肃、山西三省,声势极其浩大。太武帝亲统大军多次征讨,用了将近两年时间才将其镇压下去。这盖吴崇信佛教,他的义军中有不少的佛徒,还有些沙门。交战中太武帝看到后,便对这佛教极其地恼火。率军回师长安后,他又发现寺庙中藏有大量的武器和财物,以及沙门与妇女淫乱行为。他感到时机成熟,终于可出出胸中的恶气了。回朝后他便下令灭佛,敕令将所有寺庙尽皆焚毁,沙门不分长幼悉数坑杀。然而正在监国的景穆太子拓跋晃,是个佛教最忠实的信徒。他不仅宫中建有佛堂,每日做着佛事,还养着一批僧人在译经写经。看到父皇下诏灭佛,他痛心疾首,一边缓发诏书,透露消息令沙门逃命。一边上疏指责父皇枉杀过滥,要求父皇收回成命。太武帝不只不听,反而训斥了他一番,命太监中常侍宗爱为都督,指挥各路人马灭佛。一时间寺庙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大小沙门身首异处。景穆太子惨死不忍睹,柔然却借机犯边,他便带兵出征。

这宗爱早与太子不和,何况他又指挥灭佛,担心太子隆登皇位,不会有自己的好结果。于是借机向太武帝进言,揭露太子缓发灭佛诏书,令沙门逃匿,并说东宫还养着沙门。太武帝听了暴跳如雷,下令查抄东宫,将隐居东宫的高僧慧能、玄崇,和太子谋士仇尼、道盛,一起处斩于巿。当时太子正在征讨柔然的归途中,听到此事不敢回朝,便驻扎下来。太武帝疑他有异心,便佯装驾崩。太子得知悲痛万分回朝,却被关囚笼处死。监国多年太子死后,太武帝感到失去了得力的助手,更感到大好的江山无人继承,心里怀念太子,恨自己太鲁莽,更痛恨崔浩让他灭佛。想到崔浩修国史诋毁祖先,便诛其三族,也未解心头之恨。他醺酒,喜怒无常,不久忧愤成疾,常常提着剑要杀人。太监宗爱感到危在旦夕,便先下手为强,将太武帝毒死。由谁来继承皇位,尚书仆射兰延与侍中和匹,主张让东平王拓跋翰接帝位;侍中薛提说太武帝有世嫡之重,主张由太子长子皇孙拓跋浚接帝位。就在大臣们争论之中,宗爱挟持赫连皇后召兰延、和匹、薛提和东平王入宫议事,却在宫内埋伏刀斧手将四人杀死。给他们加上杀害太武帝罪名,立安南王拓跋余为帝,他控制朝政。殿中尚书源贺、南部尚书陆丽等大臣不服,发动兵变,杀掉宗爱,拥立太武帝嫡孙拓跋浚登上皇位,是为文成帝。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太武灭佛的全过程。

封太武帝的赫连皇后为太皇太后;封太武帝的左昭仪为太妃;封文成帝的乳母常氏为保太后、寻为太后;封冯氏(即冯太后)为贵人,寻为皇后。文臣武将安排已定,朝中面临的首要大事,便是恢复佛法。

这场灭佛斗争十分残酷,十分可怕。虽然许许多多的寺庙被毁,大批的僧尼被杀,但血与火並不能消灭人们的信仰;反而更让人们渴望着一个佛光普照、慈悲大千的世界。因此文成帝接位后,朝野上下到处都是一片复佛的呼声。逃匿在外的不少僧尼也都回到平城,为复佛工作推波助澜。特别是文成帝的乳母常太后,和被封为皇后的冯太后,以及太武帝左昭仪冯太后的姑母三个女人;她们都来至北燕,都是佛教的忠实信徒,灭佛中精神上都受着巨大的威胁;都与文成帝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在朝中起着别人无法起到的作用。就在这少年天子文成帝难以应对局势的情况下,她们便劝他顺应民意复佛。可复佛的诏书还没有发出,太武帝的皇后赫连太皇太后却以“祖宗之法不能改,王道不能移”为由,怂恿长孙竭侯、黎庶、古弼等一些元老旧臣,从中刁难,反对复佛。闹得14岁的文成帝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只好将这复佛之事搁置下来。

这赫连太皇太后是太武帝平统万时,将她和她的妹妹纳入掖廷为妃,后她被封为皇后。消灭宗爱后,她本来欲立太武帝四子,她妹妹所生的拓跋谭为帝,却让文成帝抢了先机。她的心中一直愤愤不平,便借机对文成帝进行发难。这些元老旧臣都是太武帝的部下,都看她的眼色行事,倚老卖老,以功臣自居,根本 就不把这小皇帝放在眼里。有的妄自尊大,有的蛮横无理,还大闹朝堂,不只不允许复佛,甚至还主张继续灭佛。很多人都为文成帝担起忧来,担心这少年皇帝被推下皇位。冯昭仪早对这赫连氏存有戒心,她一直在研究着这赫连氏与宗爱的关系。最后她终于弄清:宗爱杀害了太武帝,嫁祸于兰延、薛提、和匹三人,便是这赫连氏受宗爱指使以皇后之名,召他们三人入宫议事为由,被宗爱埋伏的刀斧手所杀。这赫连氏赢得宗爱信任,被封为太皇太后。她助纣为虐,岂不是宗爱的帮凶和同党?其罪恶岂不罄竹难书。于是她将这事揭露后,众大臣都义愤填膺。文成帝便召开御前会议,宣布赫连太皇太后等人的罪恶,将他们一网打尽。古弼、黎庶等人灭门,长孙竭侯因是太武帝的舅父,免除死刑却处以徙边,赫连太皇太后则是赐死,令其自裁。

排除了这些障碍,文成帝便再次下诏复法。诏曰“释迦如来功济大千,惠流圣境,助王道之禁律,益仁之善性,排除群邪,开演正觉。”令京城和诸州郡县民居之所,各修寺庙图像,以供善男信女礼佛。又为高僧师贤等五人落发,赐袈裟,封师贤为道人统,令其总摄沙门。又封王遇为匠作大将,让他们在武周山“造令如帝身的佛像一尊”。可有谁能想到,这像雕成之后,颜下足上出现了两枚黑石,恰与文成帝颜下足上的黑痣相对应。这事是偶然的巧合,还是人工镶嵌,一直是个千古之谜。但当时普遍认为,是文成帝复佛纯诚所感,佛祖显灵。也应证了高僧法果北魏的皇帝即佛,佛即北魏皇帝的说法。这事轰动朝野,震动了佛界。文成帝一下成了佛的化身,身价提高了百倍,极受人们的崇敬。每日来武周山的参拜佛者成千上万,络绎不绝。好多善男信女们,都还向着宫城的方向顶礼膜拜。一时间圣迹远播,万民敬仰,中外瞩目,不少国家还派了使节来祝贺。狮子国沙门邪奢遗多和浮陀难提送来三尊珉玉佛像;沙勒胡国沙门送来了佛钵;有的国王还派画师来绘影图像,摹写实迹圣容,以求一睹真颜。京城之内人流如潮,热闹非凡。文成帝从来也没感到自己是那样的高贵,那样的超凡脱俗,那样的神圣,似乎不是尘世凡人,而是自天而降。他也感到鲜卑人的皇帝是天之骄子,北魏王朝的皇权乃是天赋神授。这样一来皇帝真的成了如来,敬帝就是敬佛,佛教的国家政治色彩就更加浓厚,寺庙便成了忠君礼佛之所。也就是说,佛教借助皇帝的圣旨可发展自己,皇帝借助佛教意象可号令天下,二者相互依存,互为表里。于是文成帝又下诏,令师贤、王遇等人,在京城内的五极大寺,为其太祖以下五帝各铸佛像一尊,身高一丈六尺,备铜25万斤。也将他的列祖列宗列入佛帝序列,把佛教与国家的政治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其后不久,便有御马衔衣的故事出现,也就是史料所讲的“马识善人”一事。那是文成帝骑马出行之时,走在街上忽遇一老者,他的马却咬住老者的衣服不放。这一现象让他感到十分奇怪,便向随从人员问道:“这马为何要咬人家的衣服?”有的随从认出,老者是有名的高僧昙曜,说是马识善人。这时高僧师贤已去世,昙曜也是北魏有名的高僧。文成帝日思夜想正要寻找这昙曜,令其接替师贤之职主管佛事,没想到他的御马帮他找到了。他下马一礼,便将这昙曜请进宫来待为上宾,拜为沙门统,接替师贤总摄佛务之事。造像即为弘扬佛法,弘扬佛法即必须造像。他令这昙曜在武周山南麓开窟造像,为太祖以下五帝各造佛帝合一的石像一尊,高70尺,次60尺。历经数年而成,石像雄奇伟岸,气势恢宏冠于一世,观者莫不震撼。这便是“御马衔衣”故事引出的辉煌成果。史书对此讲得很神秘,似乎是神的旨意。也有论者却认为:昙曜身上的道袍是谷草煮水着色,还散发着谷草的香味。御马闻到谷草的香味,便啣昙曜的衣服,并非神的旨意。不管怎么说,这个故事在民间流传很广,叫得很响,如今云冈石窟景区内还专为昙曜铸了铜像,所以有必要在此交待一下。这五尊高大石像的石窟,被称为“云冈昙曜五窟”,中国最宏伟的石窟艺术也从此诞生。各地灭佛中被毁的寺庙也很快恢复如初,僧尼队伍也不断壮大。为促进佛教的发展,文成帝还又给寺庙划拨土地,设神祗户、神祇粟,和佛图户。凡向寺庙交60斛谷物之民,可称之为神祇户;所交寺庙用于供养沙门和救灾的谷物,称神祇粟;分配到寺庙洒扫耕作的囚徒和官奴,称佛图户。这样一来,不但壮大了寺庙经济,也有力地推动了佛教的复兴和快速发展。这是文成帝在中国佛教史上的一大贡献,也是为他祖父太武帝灭佛的一种忏悔和补偿。但佛教还没有达到鼎盛,他就崩于太华殿,时年26 岁,在位的时间很短。继位者虽是他的太子和皇孙,临朝称制者却是他的皇后冯太后。这冯太后对佛教更是有新的见解,她把佛教发展推向了鼎盛。

和平五年(466年),文成帝的去世,权臣乙浑控制朝政,图谋篡位,顺者昌,逆者亡,诛杀了许多大臣。朝中惶恐不安,人人自危。冯太后面对这种局面十分冷静,对乙浑的所作所为不露声色。可谁也没有想到,一天她突然下旨,招乙浑入宫议事。人们都不知这年轻的皇后要干什么,一时间宫中议论纷纷。乙浑接旨十分得意,却又想入非非。自以为她皇后这块招牌很有号召力,何不借机为我所用;又想到这年轻皇后美貌无比,若让她投怀送抱岂不又一美事。可他那里想到这是冯太后设下得陷阱,他神气十足地刚走进宫院内,身后的宫门就关上,埋伏在院内的刀斧手一拥而上,他还没醒过神来,就被乱刀砍为肉泥。史称此事为她“计杀乙浑”。

除掉了乙浑,她扶12岁的太子拓跋弘登上皇位,是为献文帝,自称皇太后临朝称制。她本来就信佛,更看到佛教在民众心目中地位。执掌朝政后,她重用一批汉臣,继承夫皇遗志顺应民意弘扬佛法,受到满朝文武的拥护。她在改革朝政的同时,便对佛教进行了改革。她十分清楚,这场灭佛的斗争,表面看是一场帝与佛之争。实质上是一场道教与佛教之争,也是一场儒教与佛教之争。崔浩是北魏的大儒,也是道教的忠实信徒;寇谦之本来就是道首,他们都是这场斗争的发起者和直接参与者。她首先从僧制着手进行改革,完善制度,对佛教从上到下实行有序的管理。改道武帝的僧制监福曹为昭玄寺,改沙门统为大统,下设副统一人,都维那三人,并设功曹和主簿各一人。州设州维那,郡县设上座,寺庙内设主持。令他们各司其职,为朝廷管理佛务。接着她授意僧众总结佛教历史经验,吸取太武帝灭佛教训。很多高僧亲历太武灭佛之苦,深知这灭佛的动因,自觉对佛教的教义进行改革。他们的将佛教教义和道教教义揉合在一起,又加入儒教忠孝仁义的内容,使佛教与中国传统伦理和政治相结合。她得以首肯,下旨建设三教合一的悬空寺,和三教合一的昊天寺等,将释迦牟尼、孔子和老子供奉在一起,消除儒道两教与佛教的隔阂。实现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国的目的,也促使汉族上层人士信奉佛教。同时她在武周山昙曜五窟之后,继续开窟造像。使那些穹卢式的洞窟,在建造上趋于宫殿化和佛龛化;人物造型方鼻大耳,细眉深目,趋于圆润丰满,身着褒衣博带,趋于中国化。佛经中有“法力无边”的记载,说佛的力量之大没有边际。她便为皇孙孝文帝开凿释迦洞(云冈5窟),造身高18米的佛帝合一,最为雄伟壮丽的石像,象征权力无限,威力无边。身临其境让人心灵震撼,感到自己妙小。佛传故事中说佛有形,而佛母无形。她也为自己开凿了中心塔柱式的佛母洞(云冈6窟),塔高15米,呈方形,布局堂皇,内容丰富,雕饰豪华,刻工精美,气势磅礴,最为华丽,可称稀世之品。寓意她孕育着北魏的皇子皇孙,和创造了一个辉煌的北魏王朝。看了之后无不使人感到一种景仰力和虔敬力。其后她改观世音菩萨男性为女性,大力宣扬观音文化。观世音本是古印度转轮王的长子,名叫不煦,他出家后向佛祖发誓,立志要落实佛法,救苦救难,解除人间烦恼。佛祖感其真诚,度化其成为观世音菩萨,即观音而去救苦救难,最受人们的崇敬。到唐代因李世民之讳去掉“世”字,成为观音菩萨。《华严经》中称他为“猛丈夫”,传入中国后仍是男性。十六国时的敦煌石窟中,他的画像还留有两撇小胡子。近年四川文物普查,在广福寨水洞门崖壁上,发现南北朝早期石龛观音雕像,身高1,5 米,面庞圆润,也留有两撇小胡子。到云冈石窟时期的菩萨造像,就变成了女性。她的这一用意十分明显,既然北魏皇帝是佛的化身,她临朝称制,居于皇权之巅,自然可把自己比做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这样既可借助神的意象张扬女性,更是神化自己行使皇权,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兴建寺庙是推动佛教发展重要举措之一。冯太后在改革朝政开凿云冈石窟的同时,不惜巨资大兴土木,在京城之内建设天宫寺、永宁寺、建明寺、八角寺、报德寺、崇光宫、皇舅寺,和祗洹精舍、车轮山卧佛寺等,众多的皇家寺庙。这些寺庙都极其雄伟绚丽,各具特色。建明寺基架博敞,高大雄伟,气势恢宏,号称京华壮观;天宫寺榱栋楣楹,上下重结,大小皆石,雕刻精美,内有玉佛,号称京华一绝;永宁寺院内有七极方形木塔,高90余米,为平城之最。塔前的大雄宝殿形如皇宫的太极殿,金碧辉煌,内供一丈八尺高的镀金铜像一尊,六尺高的金像十尊。寺内坊亭、庑宇、译经、藏经、禅室、僧舍数百间,号称天下第一。虽说“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却无一能与这些寺庙相比。五台山最早名叫紫府山,上有玄真观,原为道教所在地。东汉时期,印度僧人摄摩腾来到五台山,建了阿育王塔,从此有了佛教建筑。冯太后听说五台山形似印度佛祖讲经的灵鹫山,便和皇孙孝文帝登五台山,下旨建灵鹫寺、清凉寺、真容院,又修缮经院等12处建筑,使其成为佛教的名山。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禳灾赐福,最受广大民众的爱戴。观世音和阿弥陀佛与大势至,在经书中本来合称西方三圣,她不但令观世音离开西方三圣,到处兴建观音庙,还令观世音菩萨离开寺庙走进民宅,接受人间香火和礼拜。一时间百姓家家有观音,户户弥陀佛,观音成为民众的保护神。唐代武则天对观音的崇拜更盛一筹,是她们两个女主把观音文化推向了极致。由于经济发展,百姓安居乐业,大兴寺庙已成为一种风尚,除皇家兴建,地方官员兴建外,民间也在兴建,一些豪门富户祈福还愿,纷纷建设自己的家庙。冯太后的兄长冯熙身为太师之职,倾其家产在各地兴建寺庙72处,组织译经16部,可称是登峰造极一例。僧尼奔走化缘,善男信女布施捐赠,为寺庙建设筹集了大量资金。有资料记载,当时“京都之内能工巧匠云集,丹青 妙手会聚,群师名流各显其技”,到处都在兴工动土建寺立庙。到太年间,平城可谓宝塔飞天,佛龛地涌,重大寺庙之多达百余所,僧尼两千之众;全国的寺庙为六千多所,僧尼达七万之多。斋会、法会、道场等各种大型佛事活动,不断地举行,盛况空前。每当浴佛节和观世音菩萨圣诞日,人们不只烧香上供,在寺庙里祭祀,还要把金像从寺庙抬出来,在街上游行,令民众沐浴佛光,史称“抬像”。也有资料描绘:出像之日,千骑开道,万乘护拥;金花映日,宝盖浮云;幡幢若林,香烟似雾。丝竹杂技雷动,梵音法乐四合;僧人跳金刚舞,善男信女敬香叩拜。太皇太后和皇孙孝文帝骑马散花,与民同祭。全城万人空巷一睹真颜,由此可见其隆重之盛。这一桩桩一件件弘扬佛法的举措,经久不衰,除了太武帝灭佛那一阵,弘扬佛法之举,连续在平城持续了近百年,把佛教推向了鼎盛,也使平城成为佛教圣地,或称佛教中心。著名的佛教史家汤用彤有言:“魏世佛之盛,盖必得力于冯太后也!”太和17年,孝文帝迁都洛阳,也把众多的寺庙建设带到洛阳,把石窟造像之风从云冈带到了龙门,使佛教在中国发展壮大。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对此有具体的记载。

这佛帝合一是北魏王朝特有的现象,也是北魏王朝的一大创举,并落实在北魏的京都平城。从云冈石佛寺,到当时的五级大寺、建明寺、永宁寺等各个寺庙,都无一不体现着这一主题。佛帝合一,促使北魏的寺庙建设蓬勃兴起,把佛教发展推向了中国化和高潮,使平城成为一座参佛、祈愿、持戒、译经、礼佛的都市。佛帝合一,使各族人民一心向善,也改变马背民族强悍的铁血性格,融入中化民族大家庭,与各族人民和谐相处,为北魏的稳定创造了条件。佛帝合一,改变了佛教长期冷落的状况,得到迅猛发展,也将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结合在一起,并为隋唐佛教盛世奠定了基础,这是北魏为佛教的和中国化做出的巨大贡献。

2004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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