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伦理思想探析

第一篇：孟子伦理思想探析

孟子伦理思想探析

学院：社会发展学院 系别：政史系 班级：101班 姓名：牟晓琳 学号：12号

孟子的伦理思想探析

【摘要】儒家伦理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成分。儒家围绕着“仁”的精神，并结合前人的伦理要求，提出了一系列符合当时乃至现今社会发展要求道德规范。孟子是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与孔子一样，孟子几乎成为儒家文化的一种象征。孟子强调人文价值，崇尚道德自由，注重群体认同，突出理性本质。如果说，孔子是儒学的开创者，但是，孟子从不同方面丰富和深化了儒学。

【关键词】儒家思想

伦理道德

孟子

【正文】一 孟子的性善伦理思想 1.孟子性善论的基本观点

孟子是儒家学派第一个提出系统人性理论的人，性善说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的命题，成为儒家学派最有代表性的人性学说之一。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系统地提出了性善论。他认为人生而具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这四心是人们先天具有的道德素质，仁义礼智是人与生俱来的良知。①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之心”，看到即将掉进井里的孩子，无论是谁都会为之担忧，都会害怕孩子出问题。而这种担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所以孟子说人心是善的。②

2.性善论思想的深化和发展

人类有着共同的本性，这个本性是以仁义礼等道德意识为内容的社会属性，而不是与动物无别的自然属性。孟子性善论立足于人的社会属性，孟子并不否认人有共同的自然属性，但他认为，自然属性为人兽所共有，不足以反映人性所独有的本质特征。人有四心，仁义礼智是四种道德意识，而道德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他规定并制约着人与人之间以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人类所特有的社会属性。可见孟子把人的社会属性规定为人性的本质。

孟子提出“养气”说，“我知言，我养吾浩然之气。”那么，何谓浩然之气呢？“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③所以“浩然之气”的养成是：“集义所生者”，靠的是日积月累，人们如果按照这种道德进行修养。那么，自己的道德境界就会不断的提高，最终达到一种正义在身从而无所愧怍，无所畏惧的道德境界。

3.性善论伦理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

孟子的人性善论虽然是一种抽象的人性论，但是在当时来说却是一种进步，尤其是孟子提出的人与动物的区别，实际上是论述了人的某种社会性。孟子的性善论伦理思想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对于百年来中华民族伟大人格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孟子所提倡的修养方法，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然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正所谓，“求木之长，必固其根；欲流之远者，必谆其源泉；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④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更要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大力弘扬古代的修身之道，从自我做起，从而为国家，为人民做出贡献。二 孟子的民本伦理思想 1.民本伦理思想的基本内涵

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独具特色的精华所在。它贯穿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发展过程而经久不衰，影响深远，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在治国安邦统一天下的实践活动中的智慧和卓识。民本思想就是指中国古代历史上将民众视为治国安邦根本的思想体系，是一种关注，重视人们利益的政治学说。孟子民本思想是自周公以来儒家的重要治国思想，是一切开明进步政治家的显著特点，孟子的民本思想继承了周公，孔子“以民为本”的思想，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将民本思想推向极致。2.民本伦理思想的深层发展

孟子的伦理思想应用到民本论中所以称为民本伦理思想，孟子民本伦理思想把人民看作政权的根基，重视承认民众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充分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具有深刻的人民性和进步性。⑤孟子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民贵君轻”等一系列有价值的民本思想，并把民本思想纳入到施政纲领中。孟子论述了民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深刻系统的阐述了这一思想，孟子是儒家民本思想的完成者。3.民本伦理思想意义

民本思想是我国政治文明中的重要成果，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进步性的，永恒的思想主题。对他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发挥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⑥孟子的民本思想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历史上产生过积极影响，对今天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以及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三 孟子的生命伦理思想 1.生命伦理思想的基本内涵

中国古代哲学以儒家学说为主流，对当代生命伦理问题，可以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孟子的学说中处处体现了对生命的人文关注。标榜了理想人生的发展途径和所要达到的程度，生命常常是和“义”“利”联系在一起谈的，因为生命包括较低的物质层面的追求和高尚的道德精神追求。谈孟子对生命的关怀，可以避开政治因素，阶级因素。单纯的讲对人的关爱和对生命的尊重。孟子说“舍生取义”，崇尚仁义是孟子最鲜明的观点。从孟子整体的思想分析其义利之辨，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生命包括物质需要和精神追求，而“义”是人在精神层面上的追求，对精神的追求可以使人自身得到提高和发展。2.“舍生取义”体现出的生命价值

孟子的学说关注现实的人生，为现实人生理想提出形而上的生存模式。他重视人对生命现实而积极的态度，注重个体生命价值与精神价值以及社会价值的统一。孟子的生命伦理是典型的儒家生死智慧的精华，儒家对现实人生的关注是一种终极的人文关注，它不仅关注人的生死时间和生存寿命，而且关注人生的意义和人的价值。⑦“舍生取义”不是对生命的看低，因为孟子看到了生命包括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两方面，没有了精神生活的生命不是完整的生命，生命的价值不在乎时间的长短，而在乎人生的意义。3.孟子生命伦理思想的意义

人用自己的思想意志培养意气感情，用精神的力量控制自己在“义”和“利”之间的取舍，从而实现人自身的发展和提高。人不仅具有维持自身生存发展的物质需要和追求，也有提高人格价值和思想境界的精神需要。“舍生取义”是孟子对生命价值的深刻思考，不会因历史的变迁和时代的更迭而消退其光辉。这种对生命伦理思考的问题不仅仅是生存的物质层面。他提示我们，只有精神世界的丰富，人生内容的多彩，人的生命才会更有意义。四 孟子的消费伦理思想 1.消费伦理思想的基本内涵

孟子的消费伦理思想是孟子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同类事物具有共同性，肯定人们的物质生活消费。他主张寡欲，反对奢侈消费。孟子认为人作为一个具有共同性，在肯定人们共同本能欲望的基础上，进一步肯定了人们对这些本能欲望的追求，肯定了人们对物质的生活消费的追求，孟子把满足人们的基本物质生活消费作为“王天下”的基础“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2.孟子消费伦理思想的深层理解

孟子认为物质资料对伦理道德具有重要的作用，他认为只有满足了人们一定的物质生活消费，才有可能对其进行道德教化，所以他不反对人们对物质生活消费的追求。同时，他把满足人们物质生活消费作为一种手段，其真正目的是对人们进行道德教化，以实行他的“仁政”主张。孟子的整个消费思想是以社会伦理规范为指导的，他反对浪费，反对贵族式的奢侈浪费的生活，反对纵欲，主张量入为出，认为人们应根据自身的地位和经济收入进行消费。⑧主张追求精神消费，孟子认为人应追求一种高质量高档次的消费，应以仁义礼智信为自己的追求目标，而不能太在乎物质生活消费。3.孟子消费伦理思想的意义

孟子强调经济制度的设计，一方面要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消费水平，一方面要提升人们的精神生活消费水平，他认为经济制度的安排应同时考虑到这两方面的提升。孟子的消费伦理思想虽说产生于我国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但其中许多精华部分对我们当今社会仍让有着重要的意义，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五 孟子伦理思想的现实价值

孟子伦理思想是中国传统道德思想中的瑰宝，深入揭示和发掘孟子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以现代化为根本特征的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时期，社会现代化的实践要求现代价值观念和伦理精神的支撑，需要与之相适应的道德教育理念和运作体系。然而，在如此重大的社会变革和如此强烈的社会要求下，我们并没有建立起这样一种道德理论和实践形式。⑨孟子伦理思想的现代化转化的最后根据应是中国社会的现实生活，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孟子伦理思想的现实意义和当代价值是不言而喻的。要推进我国德育的进程，我们必须在总结吸收外来伦理传统和伦理观念的同时，对中国古代文化以一种实事求是的敬重态度，进行一番整理和思考，使中国德育现代化观念得以发展和成熟。

参考文献：

［1］ 陈春莲．论孟子的性善伦理思想［J］．北京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二期

［2］

潘丽．论孟子的性善论［J］．沈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0年第一期

［3］ 董洪丽．孟子研究［M］．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10月 ［4］ 汪帆．论儒家伦理思想与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J］．成都理工大学，2001年8月

［5］ 刘夏．孟子民本伦理思想及其价值探析［D］．山东师范大学，2010年

［6］ 葛晓丽．孟子政治伦理思想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07年

［7］ 葛元．孟子舍生取义思想中的生命伦理思想［J］．南京信息工程大学，2010年第26卷第一期

［8］ 朱华．孟子的消费伦理思想浅析［J］．经济师，2006年第3期 ［9］ 刘林丽．孟子伦理思想探析［D］．西北师范大学，2006年

第二篇：关于西方科技伦理思想简述

西方哲学史论文

学院： 土木学院 班级： 08-3班 学号： 04号 姓名： 霍凯

关于西方科技伦理思想简

[论文摘要]西方科技伦理思想可分为古代、近代、现代三个时期。西方古代科技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是：肯定科学技术的价值，重视科学技术的功能；初步探讨科技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提出科技道德准则；重视科学家自身的道德修养。西方近代科技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强调科技道德并非起源于宗教道德；剖析科技与道德的关系，提出统一、对立、分离三种观点；提出求实精神、怀疑精神、创新精神、献身精神等科学精神；进一步校准科学道德准则。西方现代科技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是：探讨科学家应肩负的道德责任与义务；规定科学技术领域的道德要求。西方科技伦理思想的特点是：较早提出科技人员的道德问题；十分注重科学与宗教的关系；特别强调价值中立的科技伦理观。

[论文关键]西方科技伦理思想 简述 特点

一、西方科技伦理思想

西方科技伦理思想可分为古代、近代、现代三个时期，其思想内容依次为：

(一)西方古代科技伦理思想

西方科技伦理思想在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中已初见端倪，诸神与英雄在同自然环境作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智慧、力量和品德，在一定程度上曲折地反映了原始社会末期人们的科技道德思想，包括善战胜恶、造福人类、追求真理等。它不仅对当时的自然哲学家、政治家，而且对后世的科学家、伦理学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西方科技伦理思想最古老的宝库。这一时期西方科技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是：

1．肯定科学技术的价值，重视科学技术的功能。这是科技道德精神的重要表现。虽然古代科学技术不发达，但当时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已经开始认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价值。例如，毕达哥拉斯学派特别崇尚数学与医学，认为数学是“最聪明的事物”，医术是人“最有智慧”的表现，而知识则是“最有力量”的。

2．探讨了科技与道德的关系问题。赫拉克利特认为科学研究是为了按自然办事，听自然的话，即认识与服从“逻各斯”，以便过上理性的、道德的生活，达到认识幸福的目的。他认为，真正的幸福在于用智慧把握“逻各斯”，而不在于物质享受，如果只是狼吞虎咽地吃饱肚子，那么就把人降到了牲畜的水平。苏格拉底把具体的科学知识与道德关系上升到一般命题，提出“美德即知识”的命题，认为科学的真知与道德的真知都是知识，知识即善。在此命题中，他把求善与求真相统一，以真为善的基础和前提，使德行与知识相一致。苏格拉底客观地预示出人类道德与科学知识相互依存，彼此促进的总趋势，从而揭示出科学发展和道德进步二者互为条件的内在规律。亚里士多德也提出：“一切技术，一切研究以及一切实践和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标。所以人们说，万物都是向善的。”所以，数学、物理学等是高尚的科学。在他看来：“在科学的理智活动中，凡是思辨所及之处都有幸福，思辨力强，享有的幸福也就大，因为思辨本身就是荣耀。”

3．提出科技道德准则。西方学者较早认识到科学家必须注重一定的道德标准，其中柏拉图、德谟克利特、赫拉克利特等人则明确提出具体的道德标准，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崇尚科学知识，轻薄名利钱财。这是古代科学家和哲学家的普遍品质，包括一些贵族富人都很重视科学知识。最有代表性的是赫拉克利特，他出身王族，是王位的继承人，但他为了探求科学真理把王位让给了自己的弟弟，独自一人隐居山林专心进行科学研究。(2)重视自然和观察实验。古代科学家主张向大自然学习，他们认真观察天体和生物，通过对动物的解剖来进行科学研究。(3)提倡为国家服务。这是古代进步政治家和科学家的共识。国家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维护国家的利益是个人应尽的道德义务。正因如此，当罗马帝国的军队侵犯阿基米德的家乡时，年逾古稀的阿基米德挺身而出，用自己发明的抛石机、弩炮等先进武器对付敌人。(4)提倡谦虚谨慎，自我批评。科学家们较早提出“不能自以为是”、“自满是进步的退步”等观点，认为有了成绩不应自满，更不应到处炫耀。(5)实行科学保密。当时的科学家注重对科研成果的保密。例如，毕达哥拉斯对其学派的成员有着极严格的规定，不准将科学成果私自外泄。他们只把自己的哲学秘密口头告诉给亲友，而不行诸于文字。

4．重视科学家自身的道德修养。科学家们追求灵魂与肉体、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他们认为道德修养的目标是通过沉思默想、祛除灵魂中的“污秽”，通过过简单的生活，使身心达到健康，做“最优秀的人”。例如，德谟克利特提出的修养目标是成为“贤智的人”，其中“贤”指的是道德，“智”指的是智慧、知识。亚里士多德也提出，从事科技活动的人是有智慧的、高尚的、幸福的人。理想人格中包含智慧因素，换言之，是把“智”作为道德人格的重要方面。

(二)西方近代科技伦理思想

与16世纪上半叶至19世纪末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的产生、发展和成熟相适应，近代西方的科技伦理思想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趋于成熟，显示出其对科技进步的巨大促进作用，如牛顿、卢梭、休谟、培根、波义耳、笛卡儿等人的科技伦理思想。其中又以培根的科技伦理思想最具代表性，可以说培根是科技决定论的先驱。这一时期的科技伦理思想主要可归纳为：

1．强调科技道德并非起源于宗教道德。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从哥白尼向宗教神学提出挑战，到后来牛顿通过他所创的“神的第一次推动”恢复了哥白尼与伽利略所动摇过的“神定方案之可信”，都导致了长期以来科技伦理与宗教伦理的一致关系发生翻天覆地的转变。达尔文等进化论者不仅证明了人不是由上帝创造的，而是由高等动物进化而来的，进而还创立了进化伦理学来说明道德的起源与发展。这驳斥了基督教道德的欺骗与伪善，使伦理和宗教完全分离。宗教所讲的道德是以神为主的，而人类的伦理道德则是以人为本的。此时的学者也认为宗教神学使人脱离自然，阻碍人类认识的发展。培根就明确反对宗教迷信，反对宗教崇神贬人，虽然他对基督教表现出相当的虔诚，但实际上他却是无神论者。

2．剖析科技与道德的关系，提出统一、对立、分离三种观点。对科技和道德关系的剖析，存在分别以培根、卢梭、休谟为代表的三种完全不同的观点：(1)科技与道德相统一。培根提出“科学就是力量，力量就是科学”的口号，认为科学有道德的价值，科学进步会给人类带来利益；同时道德也有科学价值，品德高的研究者容易获得科学真理。(2)科技与道德相对立。这种观点认为科技与道德是互不相容、彼此排斥的。如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中提到，随着科学与艺术的完善，人们的灵魂腐化了，美德消失了。(3)科技与道德互相分离。这种观点认为关于感情领域的道德同关于事实知识的科学没有关系。休谟认为科学与道德是中立的，作为反映事实领域的科学技术与作为价值领域的道德是分离的，不能从“是”推出“应该”。19世纪上半叶的空想家对这一时期科技与道德的关系也作了深入思考。他们一方面无情地揭露社会中科技与道德的尖锐对立，另一方面却不认为这是由科技进步造成的。

3．提出求实精神、怀疑精神、创新精神、献身精神等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指的是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的道德精神，它的出现有力地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科学家的研究发明。这些科学精神直到现代还具有重要意义，主要包括：(1)求实精神。科学家在重视自然现象、重视观察实验的同时，也注重实事求是。他们常常与发明家、工厂主一起研究生产与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技术难题，从而拿到第一手资料，以便更客观地进行科学研究。(2)怀疑精神。“怀疑一切”是当时科学研究的出发点，对任何人的话都不要信以为真，对任何看到的事物都不要盲目相信，一定要追根究底，找出事物现象背后的本质。近代自然科学就是伴随着这种怀疑、批判精神的增长而萌生、发展的。(3)创新精神。科学家在科研过程中形成了强烈的好奇心、进取心以及取得成果的光荣感、幸福感，从而增强了这一时期科学家、发明家的创造力和创新力。(4)献身精神。以布鲁诺、哥白尼为代表的科学家不畏教会的迫害，不畏艰难险阻，不求名利享受，专心致力于各种科学实验与理论研究，以生命的代价来换取真理，成为人类的骄傲。

4．进一步校准科学道德准则。科学道德准则贯穿于整个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过程中，成为调节科学家之间、科学家与社会之间的行为规范或行为准则。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按照自己或所属团体所制定的科学道德准则行事。例如，爱迪生奉行为人类发展而刻苦钻研、奋力拼搏等科学道德准则；达尔文提出在科学研究中要遵循追求真理、献身科学、不重名利、忠于事实、谦虚谨慎等道德准则。(三)西方现代科技伦理思想

从19世纪末到当代，西方科学技术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科技革命时代．而科技伦理思想也进入了蓬勃发展与全面繁荣时期。这一时期西方科技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是：

1．探讨科学家应肩负的道德责任与义务。由于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大大增强，技术的双重效应日益突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表现出来的军事武器的巨大杀伤力，特别是核武器已积聚到有可能多次摧毁地球与整个人类，使得科技专家面临着重大的道德责任与义务选择问题。部分科学家认为，他们虽然肩负道义责任，但对新技术被应用于社会生活所产生的负效应却又无法控制、无可奈何。但大多数科学家认为，他们不仅在科学研究中负有道德责任，而且还有义务通过参加社会活动，使科学造福于社会，而不是祸害于社会。另外还有一部分科学家认为科学研究不存在道德和责任，这是西方的价值中立观，这种观点在西方少数极端科学家中屹立不倒。

2．规定科学技术领域的道德要求。在当代，科学技术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和人类的未来。为了保证科技研究活动的正常进行，更好地为国家、民族和人类的利益服务，不少国家的科学团体与科研机构向科学家们提出了道德要求，并以法律方式对其进行具体规定。例如，早在1948年，世界科学工作者联合会通过的《科学家宪章》规定了科学家个人或集团对于科学、社会、世界应负的责任，其中关于科学责任的有4条：(1)维护科学研究的健全性，抵制对科学知识的压制和歪曲；(2)全部公开发表科学上的成果；(3)跨越种族乃至民族的障碍，与其他科学家协力合作；(4)适当考虑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平衡，以确保科学的发展。1949年，国际科学协会联合理事会第五次大会通过的《科学家宪章》，对科学家的责任与义务也作了9条规定，如科学家“要保持诚实、高尚、合作的精神”，“受雇时需了解工作的目的，弄清有关道义的意义”，“防止对科学的错误利用”，“强调与发展科学技术所具有的人性价值”，虽然“有权公开发表自己所从事研究的成果”，但“出于社会的或伦理的正当理由而必须加以限制者除外”，等等。这些规定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真执行。

此外，现代西方科学家、哲学家、思想家都十分重视科技道德的研究，提出许多宝贵思想：一是科技与道德的关系问题。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将科技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上升到哲学中心问题的高度，并主张通过理性、实验与科学知识的实际运用将两者统一起来；罗素在科技与道德关系问题上的观点虽然比较复杂，但总的来说他肯定科技的道德功能，认为不懂得科学是野蛮的道德准则存在的根源，科学有助于克服社会上的不良行为，科学的发展将会使人们的道德更加美好。杜威与罗素的观点将这个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二是在科学研究的动机与目的问题上，提出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如英国著名的物理学家、科学学的奠基人贝尔纳说：“我们不希望人们决定当科学家仅仅是由于科学工作收入丰厚，或者„„由于科学家能摆脱商业工作的许多令人不快的限制。”‘为人类服务”、“为社会无私奉献”应该是科学研究的目的与动机。“科学发现，不论是思维性还是实用性的，都应该由一切能利用它的人加以支配，而不应作为私人或国家的机密秘而不宣。”三是在科学家的人生价值观问题上的卓越见解。如爱因斯坦认为，科学对人类从根本上说是善的，而技术应用到实际时则有双重效应，由此产生了科学家的道德责任和人生价值观。

二、西方科技伦理思想的特点

西方科技伦理思想的内容十分丰富，我们可以将其特点归纳如下：

(一)较早提出科技人员的道德问题

西方科技伦理界较早鲜明地提出科技人员的道德标准问题。毕达哥拉斯最早意识到并提出科技人员的道德问题，他制定了许多科技从业者所必须遵守的道德准则，后来有位叫希波克拉底的医生也制订了相对系统的科技人员行业规范体系。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科学技术还不是特别发达的情况下，西方人就已经注意到科技人员的道德问题，这是具有远见的。在知识的价值取向上，涉及科学的道德价值问题，但在科学发现的情况下，多数科学家都是不考虑自身利益的。科学在没有成为一种职业之前，只是有闲阶级的业余爱好。科学家完全是出于一种好奇心和兴趣去研究大自然，他们不受功利因素的影响，如波义耳、达尔文、孟德尔、伽利略等人，从而让科学“超凡脱俗”，使自身成为一个象牙塔。应该说这种行为与西方较早就形成科技人员的道德思想有关。

(二)十分注重科学与宗教的关系

在多数西方科学家看来，科学和宗教并不存在冲突。科学和宗教各有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目的，并有不同的语言。科学是关于自然现象有条理的知识，是寻求人们感觉经验之间规律性关系的思想。科学解决的是实际问题，它力图用系统的思维把世界中可感知的现象尽可能地联系起来。宗教的本质特征在于对神的信仰。当人类感到对自然界异己力量不能掌控并因而无法依赖时，便会转向对超自然的宗教世界的信仰和依赖。西方科学家普遍具有强烈的宗教信仰趋向，这种趋向就是肯定上帝的存在，信仰上帝。这种趋向决定了西方科学家视野中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他们认为任何东西都不能阻止人们把自然科学的世界秩序和宗教的上帝等同起来，甚至连达尔文也认为宣传进化论同信仰上帝完全没有冲突。爱因斯坦认为，“在我们这个唯物论的时代，只有严肃的科学工作者才是深信宗教的人”“你很难在造诣较深的科学家中找到一个没有自己的宗教感情的人”。西方科学家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领悟到了一个神圣的奥秘，就是需要有同上帝一脉相通的感觉，这就构成西方科学家宗教信仰趋向的根本基础。科学和宗教存在着牢固的相互关系和依存性，“科学没有宗教就像瘸子，宗教没有科学就像瞎子”。西方科学家视野中的科学与宗教是并行不悖、和谐一致的。他们一方面探求世界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又似乎总想寻找和确证那种至高无上的、伟大睿智的秩序创造者，体现了他们对终极世界不懈的追求。西方科学家对宗教的这种特殊感情，源于宗教中的神圣形象对他们的吸引。这种神圣形象成为他们力量的源泉、智能的根据、情感的标准、价值的尺度。

(三)特别强调价值中立的科技伦理观

特别强调价值中立的科技伦理观是西方科技伦理思想中最主要的特点。一些西方哲学家认为，在价值领域是没有真伪可言的，因为在这里“不再是命题中通常的‘是’与‘不是’等联系词，而是没有一个命题不是由一个‘应该’或一个‘不应该’联系起来的”“自然哲学所探讨的全是‘是什么’的问题，而道德哲学所探讨的是‘应该怎样’的问题”。以孔德、斯宾塞等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思想家们认为，一切科学的任务都是为了描述和发现事物之间重复出现的现象，经过归纳和提炼，最后形成一般性的结论。科学家的任务只是陈述或描述客观事实，寻求客观规律，为了保持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就必须不掺杂研究者的任何好恶，对被研究的对象和所获得的结果的本质只能作“事实判断”，而不能作任何“价值判断”，只说“是”，而不说“应该”。专门研究“善恶”、“正义”等道德价值观念的伦理学也应与价值无关，“伦理学只给人以知识而不给人以任何别的东西，它的目标只是真理，就是说，任何科学，就其为科学而言，都是纯理论的”“对于一个伦理学家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从伦理学家变成道德家。从研究者变成说教者”。

继韦伯和逻辑实证主义者之后，西方有些学者，尤其是技术统治论者，更是把科学与价值完全对立起来，以科学性反对价值性，以科学的中立性来否定价值因素。丹尼尔·贝尔认为，科学不应包含价值因素，不应有价值的参与。作为人类文明的一个独特的体制，科学没有意识形态，因为它没有一套必要的正式信仰。科学是独立的、自由的，“如果提出独立和自由的绝对要求，那么，它就强调科学成果的无党派性”。而意识形态是与科学相对立的政治偏见，是一种类似宗教的信仰，是被歪曲的虚假意识。不同时期和不同类型的科学价值中立说虽然有所不同，其中有认识方面的原因，也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原因，但都以主体与客体、存在与意义、事实与价值、“实然”与“应然”的划分为理论基础，主张科学价值中立或价值自由、价值无涉，比较彻底地解决了科学与价值的区分问题。其基本观点是一致的：科学知识与价值观念是完全对立的两极，二者互不相关——科学是关乎事实的，价值是关乎目的的；科学是客观的，价值是主观的。

第三篇：伦理思想结课论文

亚里士多德的友爱细想 学院：电气工程院 班级：硕研 班 专业：精密仪器及机械 学号：

.姓名：

.2015年6月15日 摘要

友爱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重要主题，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诸多德性中非

常重要的一个。友爱是与他人、社会密切相关的一种德性。友爱不仅具有工具价值，更重要的是，其本身就具有内在价值，它是以自身为目的的。

本文由友爱的起源、友爱的性质和特点、以及友爱的类型三部分构成。详细阐述了亚里士多德对友爱的界定。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第八卷和第九卷中非常详细了阐述了友爱，从各个维度论述了友爱的相关问题。这是对亚里士多德所作的相关论述的梳理，为进一步的行文做铺垫。幸福是人的目的，是最高的善，友爱是亚里士多德德性幸福的重要组成部分。友爱不仅对个人幸福至关重要，而且是实现城邦目的的重要因素，它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和政治学之间起到了桥梁作用。结语是我对亚里士多德友爱思想的一些思考。关键词：亚里士多德友爱公正幸福 亚里士多德的友爱细想

亚里士多德在西方哲学伦理学史占上据着重要地位，他的思想博大精深，恩格斯称他是古代最博学的人物。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假使一个人真想从事哲学工作，那就没有什么比讲述亚里士多德这件事更值得去做。”①靳希平在《亚里士多德传》中说：“亚里士多德的这些思想与概念已经融化到欧洲人的日常生活和科学研究活动之中，成为他们思想和语言的基本成分，以至于大部分西方人天天在亚里士多德的灵魂之中生活，却对此毫无知觉。”②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思想是他思想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他是公认的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开山鼻祖，奠基人，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位系统论述伦理学的哲学家。他的伦理学的核心问题是追求至善。他认为万物都是在追求某种善。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更应该过一种至善的生活。人之所以是万物之灵长，就在于人是有理智的。过一种理智的生活，发挥人之为人的独特功能——理性，就是达到至善，也即达到了幸福，而德性是达到至善的途径，也是至善的状态。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是以德性为核心的，其伦理学也被称为德性伦理学或美德伦理学。德性分为理智德性和伦理德性。友爱是人达到至善，获得幸福的重要一环，是构成幸福的最重要的外在善。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提到“友爱就是某种德性，或者是赋有德性的事情；或者说是生活所必须的东西，谁也不愿意去过那种应有尽有而唯独缺少朋友的生活。”③人都需要朋友。友爱

友爱（philia），在希腊语中是指两个人之间相互地吸引到一起的那种关系。比我们现在的用法更加广泛，它可以用于“两个人之间的任何相互吸引的关系”①。这种关系的程度，既可以是亲密有加的关系，也可以是一般的感情关系，或者性爱关系。范围涉及家庭内的亲密关系、家庭外的交往关系，城邦公民之间的治理与被治理的关系，契约商业的关系，非契约商业的关系如一起远航的同船水手。在我们汉语中，友爱这一概念无论是在内涵还是外延上，都与希腊语中的“友爱”差异甚大，它主要指家庭以外的社会交往关系，而且是与性爱相区别的，家庭内的兄友弟恭，一定意义上是友爱的引申。古代东西方在友爱的理解方面有一点具有共同性，即东西方都认为兄弟之间的感情与友爱的关系最为接近。日常生活中也经常用“兄弟”来指称要好的朋友。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八卷的开篇这样写道：“友爱就是某种德性，或者是赋有德性的事情；或者是生活所必需的东西，谁也不会愿意去过那种应有尽有而独缺朋友的生活。”②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友爱是一种包含着活动或行动才可以实现的德性，是获得完满生活所必需的德性，是达到幸福、至善的必要组成部分。友爱的性质和特点

亚里士多德的友爱概念主要包含以下五个层次的涵义。③首先，作为一种关系，友爱具有相互性。这一点柏拉图在《裴德罗篇》中提到过，“真正的爱，即爱智者的爱，必定是可以得到爱的回报的。人类之间的友爱是以善意为起点的。善意，是一种友好的意向或愿望，是产生于人的心智，希望另一个人会好的意向和愿望，是一种目的性的选择。只有人能感受到另一个人的目的，并把另一个人的目的作为目的。善意的对象只能是人，而不是无生命物或者有感觉的动物。善意的相互性是友爱的相互性的最初阶段的体现。除此之外，还需有感情、快乐和善的相互享有和相互愉悦。

其次，友爱具有相似性。亚里士多德认为，虽然任何同类和不同类的事物之间都存在差异，但就与友爱相关的性质来说，两个好人之间的差异小，其品性相同的地方也多，他们彼此之间总是抱有相互的善意，并且都具有德性，都能为对方全力以赴。其他情况，如好人与坏人之间，坏人与坏人之间，由于差异性大，使得他们只是偶性地具有友爱的性质，如善意和共同生活。权宜的相处一旦没有益处，则友爱也就随即消失了。另一方面，从友爱发生的直接原因和目的上说，友爱的发生，并不需要过多地依靠品质，基于有用和快乐也可以产生友爱，但追问友爱的深层原因，我们就不可能否认唯有德性才是完全意义上的友爱的原因。“喜爱似乎是一种情感，而友爱似乎是一种品质。对于无生物也同样可以喜爱，但相互的爱就必须伴有选择，而选择是来自品质的。希望所爱的人成为好人，是为了他自身，并不是来自情感，而是来自品质。爱爱着朋友的人就是在爱着自身的善、自身的好。”这种爱把朋友视为同一的整体，这种品质在我们看来就是德性。基于德性的友爱才是真正的友爱，因为在好人的友爱语境中，德性既是友爱的直接原因，更是友爱的持久原因和目的所在。德性本身就是相似的，拥有德性的好人的友爱因而也是相似的。而且“他们互相希望在善上相似。作为善的人他们都是就其自身而善的。那些为了朋友自身而希望朋友为善才最是朋友，因为他们都是为了朋友的自身，而不是出于偶性。只要善不变其为善，这种友爱就永远维持。只有德性才是恒常如一的。” 第三，友爱需要共同生活。亚里士多德指出：“没有什么比共同生活更显得是友爱的标志了，不但那些贫穷的人需要有人周济，就是那些幸福的人，也愿意有朋友一起共度时光，他们是最不愿过孤独生活的人”。①友爱是两个人之间的一种相互吸引的关系，而且唯有包含一定的活动或行动才能真正实现。这必然要求双方一起共同生活，即使是对无生命物和动物的友爱，也需要经常与之接触，如爱山之人，必定经常去各大名山大川与它们“共同生活”，爱动物也一定会经常与动物在一起，给予它们关爱与帮助，享受双方相处的愉悦。友爱是双方对互知的善意的发展，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的深厚感情以及愿意为对方做事情的一种关系。只有在共同生活中，才会形成亲密的感情。

第四，友爱是一种德性。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友爱是一种德性，或者赋有德性的东西”，②它不只是一种感情，尽管它包含着感情，也不同于单纯的善意，尽管善意是它的起点，友爱是一种伦理品质。亚里士多德把人的灵魂分成三种存在状态，感情（激情）、能力（潜能）和品质。“品质就是我们由之对那些感受持有美好或恶劣的态度，以激怒为例，如果过于强烈，或过于软弱都是坏态度，如果适中那就是好态度。”③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是灵魂的三种状态之一，但它既不是感受，也不是潜能，那么它就只能是品质了。对德性做出这样的界定，并不能让人满意，还要说明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品质。“一切德性，只要某物以它为德性，就不但要使这东西状态良好，并且要给予它优秀的功能。例如眼睛的德性，就不但使这眼睛明亮，还要使它的功能良好（眼睛的德性，就意味着视力敏锐）。人的德性就是会使人成为善良，并获得其优秀成果的品质。”④ 第五，善意作为友爱的起点，从亚里士多德灵魂三种状态的划分来看，是友爱的未实现状态，是友爱的潜在状态，是灵魂的潜能状态。善意不具有双向性。在这种关系中一方对另一方心怀善意，另一方对此可能并不知晓或即使知晓而并不予回应。善意并不指向行动，它只是一种友好的倾向或意向，一般是在偶然性的场合对陌生人发生的。善意也不含感情，它的产生是由于他本来就是一个对人怀有善意的人，他指向的对象一般都是偶遇的陌生人。这都说明善意并不是友爱，友爱需要在善意的基础之上，由感情推而产生行动，进而发展成为友爱。由此可见，友爱作为一种德性，它是亚里士多德所划分的灵魂三种存在状态中的品质状态。友爱与属于激情的爱相比，是对这种激情的适度处理。友爱与善意相比，它具有相互性，包含着亲密的感情，并必然指向行动，它是双方出于意愿主动、习惯性地为对方做事情，是这种亲密感情的动态、良性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友爱高于作为灵魂激情状态的爱和作为灵魂潜质状态的善意。友爱的类型

亚里士多德认为,并不是所有的事物都为人们所爱，只有可爱的事物,也就是:善的、让人快乐的和有用的事物，才为人们所爱。相应于以上描述的三种可爱的事物，亚里士多德把友爱分为三种:善的友爱、快乐的友爱和实用的友爱。因为当人们互爱时，他们是因为这三种原因而希望对方好的，即希望对方更有德性,更令人愉悦，更有用①。基于有用的友爱，是双方因为有用才发生的，并且把得到这种益处作为友爱的目的。互爱的双方都不是因为对方自身之故而爱的，而是为着能从对方那里得到的好处才爱的。

善是内在于一个人本性的，它是稳定而持久的，所以善的友爱是最稳定、最持久的。有用的友爱和快乐的友爱则会因对方所能带给自己的用处和快乐的消失，友爱也随之终止。好人的善是相似的，因为好人都有德性，而德性的本性是相似的，善的友爱的双方以他们彼此都是因为对方自身之故而爱这一点相似，因此好人之间基于德性的友爱是相互信任不受离间的。而且善的友爱是最完满意义上的友爱，它最有资格被视为友爱本身，因为善的友爱既是完全意义上的又是相对意义的。善的友爱本身就是善，同时它又是部分的、相对于特定个人的善，所以有德性的人对他的朋友必定有所助益，能为他的朋友带来愉悦和用处。然而，相比较而言，有用的友爱和快乐的友爱只是部分意义上的，它们不能包含善的友爱所包含的完全意义上的善，虽然这两种友爱也追求属人的善，如有用和快乐。

不平等的友爱，“包含着一方对一方的优势地位”②。这种优势地位可以是基于德性、年龄、性别、等自然因素，或者基于出身、财富、地位等社会因素，又或者是基于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结合。亚里士多德对此仍持肯定态度。他认为这种友爱中的“平等”可以用感情来重新实现：平等者以同等的爱实现双方的平等；不平等者则按照地位的差别，以相应的反比的爱使之平等。所以，双方之间存在不平等之处的人们，可以以此方式成为朋友，因为他们可以以此方式变得平等。对此他提出的理由是，在不平等的友爱中一般总是地位优越的一方会为另一方提供更大的助益，因此地位低的一方就应该向对方付出更多的感情作为回报。在一切不平等的友爱中，感情都应该有一个比例，较好的那个人应当被爱多于爱，较有用的或者是在其他方面较优越的那个人也应当如此。因为当感情相应于所应得时，就产生出某种意义上的平等。②

友爱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地位

亚里士多德把伦理学和政治学都归属于实践科学，认为这两门学科考察的对象是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事务，这类事务具有不确定性的特性。亚里士多德坚持政治学高于伦理学，伦理学是从属于政治学的，是政治学的逻辑起点。友爱作为一种德性是伦理学中的重要主题，因为友爱是组成伦理学的终极目的——幸福的最大的外在善。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在第一卷开宗明义指出伦理学的目的是幸福，幸福是灵魂合乎德性的活动，紧接着用较大篇幅讨论了德性和诸种具体德性。最后在第十卷回到伦理学的最强音——幸福，并在第十卷中引出了政治学将要讨论的问题。在之前的第八卷和第九卷中，亚里士多德集中讨论了友爱。在亚里士多德最具逻辑性、最完整的这部伦理学著作中，友爱的这一位置应该并不是随意安排的。友爱在这里的适时出现，实现了伦理学和政治学在逻辑上的贯通，在伦理学和政治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结语

在古希腊，说一个人是一个朋友，并不是一种特定的身份指称，而是说这个人在做一个朋友应该做的事情。希腊语中的友爱是从动词发展而来的，友爱一词必然指向行动。友爱就意味着是在为朋友做事情。亚里士多德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之上，提出友爱是对感情的正确和适度地处理。这显示出理性在友爱中的重要作用。友爱是和希腊时期的社会生活紧密相关联的。友爱生长在希腊城邦制，这一共同体的土壤中，可以说因为有这样的一方土壤，希腊人才有这样的家庭生活、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希腊人才有这样的友爱观念，亚里士多德才有了这样的友爱思想。参考文献

（一）专著类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苗力田译：《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廖申白译：《尼各马可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3 年。

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苗力田编：《亚里士多德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年。

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颜一编：《亚里士多德选集》（政治学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5、[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苗力田编：《亚里士多德选集》（伦理学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6、[古希腊]柏拉图著，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2 年。

7、[美]余纪元著，林航译：《德性之镜——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8、[美]玛莎·纳斯鲍姆著，徐向东、陆萌译：《善的脆弱性》，译林出版社，2007年。

第四篇：心得体会11(中国传统伦理思想)

心得体会（中国传统伦理思想）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博大精深，涵盖了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法治、道德、宗教等等的社会各个方面。它在中国历史进程中不断改变、融合，形成了多种派别，如道家、墨家、法家、玄学等等，但其中占主导地位、对我国人民影响最深远的就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循着实现社会和谐的人伦关系所必须遵循的规律和道理，提出了一系列道德要求，如父慈子孝、君仁臣忠、夫义妇德、兄友弟恭、朋友有信等。而孔子奉行的“温、良、恭、俭、让”的德行，更是两千年来绵延不衰，传承至今。儒家认为，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实现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我们党的十六届全会中强调的“社会要和谐，首先要发展”，就是与儒家思路相一致的。同时，儒家认为，在人们的生活富裕之后，必须重视对人们伦理道德的教育，提出一种全社会可以普遍遵守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使大家明白自己所处的人伦关系及相应的道德要求。而我们党在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后，随即就提出了要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和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这也是和儒家思想相通的。因为在社会经济发展、法律制度健全后，并不一定能自然而然地促使道德进步和精神修养，也有可能形成一个精神空虚、道德颓废、人情冷漠的社会。所以道德教育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因为看到这一点，十六大以来我们党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以改善近代以来因缺失道德教育而造成的许多社会不和谐的现象。而这些重要思想之所以有强大的亲和力和感召力，其原因正是我们党尊重并重新发现了我们传统伦理道德的优秀之处，同时赋予它时代精神。这是我们党对怎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深入思考和重大部署。

应该说，一切伦理道德的树立、宗教精神的传播等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立要求的提出，正是针对近代以来我国思想道德教育未能达预期效果这一现实问题而制定的解决思路，目的也是为了使我国的政权稳定、社会和谐。中国古代在提倡道德修养的同时，非常重视道德教育，也给我们提供了借鉴的经验和启示。一方面，道德教育是要由家庭、学校、社会等构成的完整体系，需要社会多方面、各部门的共同重视、关注和努力。政府部门、新闻媒体、文化领域等更应该承担起弘扬社会正气、倡导和树立正确道德观的责任。另一方面，道德教育强调了教育者、特别是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者的道德示范作用，以及作为社会一员的每个人应当承担的道义责任。多方面共同努力，才可能形成一个良好的道德氛围，使社会和谐、国民幸福。

不可否认，在当今我国社会的现实环境下，会有“如果我们讲德、谦、让，而别人不讲，那我们怎么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不受损害？”这类的问题。而这正说明社会的公平正义正在受到威胁和破坏，也显明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核心道德体系的紧迫性。在大力健全社会制度的同时，我们更应该以身作则，有责任、有义务率先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和荣辱观，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自己的作用。

第五篇：《孙子兵法》蕴含的伦理思想

《孙子兵法》蕴含的伦理思想

摘要：《孙子兵法》作为一部世界著名的军事著作，其价值不仅在军事领域，它博大精深的思想还蕴含着丰富的伦理价值，主要表现在与中国传统伦理有密切的关系，在军事伦理、管理伦理上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对其深入挖掘，既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又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论文关键词：《孙子兵法》；伦理思想；军事伦理；管理伦理

孙子名武，字长卿，也称孙武子，春秋末期齐国人。孙子的著作《孙子兵法》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块瑰宝，价值不仅在于军事领域，它博大精深的思想还蕴含着深刻的伦理价值。

一、《孙子兵法》与传统伦理

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是孔子创立的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根基是伦理道德。孙子与孔子是同时代人，生活在春秋末期。当时，各种思想相互碰撞、相互吸收、相互渗透，《孙子兵法》必然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同时，儒家文化根源于齐鲁文化，孙子作为齐国人，受到齐鲁文化的影响也是必然的。

“仁”是中国传统伦理最高的道德原则，用“仁”去解读《孙子兵法》，主要有三方面的含义：一是“仁爱”，如“爱卒”、“善卒”、“养卒”，“安国”、“保民”、“利主”。二是“义恨”。“爱”和“恨”是构成“仁德”的两个基本要素，也是基本道德规范，对人民越是爱，对敌人就越要恨。三是“大仁”。作为军人，最大的仁就是实现国家利益，为了国家利益，发动战争、进行杀戮，不是不仁，相反。这正是最大的“仁”。孙子在《用间篇》中指出：“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出兵打仗，动用军力人数众多，国家财力物力耗费巨大，全国的老百姓也都不得安宁，有时战争还要持续数年，如果吝啬一点儿小钱而不肯重用间谍，导致战争失败，那就太“不仁”了。《用间篇》又说：“非仁义不能使间”，意思是不仁义的将帅不能使用间谍。“用间”带有耍阴谋诡计的意思，按常理属于不仁不义之举，但为了国家利益就成为“仁”，国君、将帅都要有这种“仁”。

《孙子兵法》十三篇，每篇讨论一个战争主题，但通览全书，则篇篇充满“慎战”、“抑战”，甚至“不战”的思想。作为一名军事家，在一部专门论述战争的著作中，能够有这样的思想，充分体现了孙子博大的仁爱情怀。

中国传统伦理把“三纲五常”作为最高道德原则，五常的仁、义、礼、智、信，除了以上所讲的仁，其他的在《孙子兵法》中也多有反映。如“智”，《孙子兵法》本身就是一部充

满军事智慧的著作，论述如何运用高超的智慧夺取战争的胜利。又如“信”，《孙子兵法》在提出“兵者诡道”、“兵以诈立”的同时，也包含诚信的思想。首先，“上下同欲，民弗诡者”是一种体现国家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政治公信。

其次，“令素行者，与人相得”，是其“将道”中“信”的基本要求；信赏明罚是“信”的形式；将士用命、部属相得则是“信”的核心内容。最后，“不令而信”是一种高超的用兵境界，反映了道德的巨大力量。

二、《孙子兵法》与军事伦理

《谋攻篇》指出：“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里的“全胜”战略思想，可以认为是《孙子兵法》的思想精髓。孙子认为，兵凶战危，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争端，必然造成杀戮和破坏，因而，“非善之善者也”。通过政治的、外交的手段加以解决，才是“善之善者也”。通过施行仁政、争取人民支持，从而“夺气”、“夺心”，既可以避免或减少杀戮和破坏，又能达到战争的目的，这样的战略策略才是上善之策。

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思想，从目的来看，是“必以全争于天下”。这里的“全”，不是攻城略地，打败敌方，使敌方“降”服，而是争得敌方人心，使之心悦诚服，如果仅仅使敌方降服，不能认为是“全胜”。从手段来看，一是“伐谋”，二是“伐交”。从对象来看，所谓“全”就是要保全，大至于全国、全军，小至于全卒、全伍；不仅保全已方，还要保全敌方；不仅保全军队，还要保全城池、村庄、人民以及财产。从适用范围来看，不仅适用于战略，还可适用于战役甚至一次具体的战斗。从作用或意义来看，一是己方代价最小，不费一兵一卒；二是敌方损失最小，保全了可为我所用的大量物资和人力；三是人民遭受灾难最小，因为任何战争，最大的受害者总是人民；四是世界获益最大，通过非暴力手段解决争端，不仅双方不受损失，更重要的是双方不结冤仇，人民得以稳定安宁，社会得以进步，世界得以和平。这些，都充分反映了孙子可贵的惜财爱物、珍视生命，主张和平共处的伦理思想。

《九变篇》指出：“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君命有所不受。”《地形篇》也指出：“故战道必胜，主日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日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这里，产生了两个道德命题：道德选择和道德责任。本来，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是基本的军人伦理，“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即是指此。但战场情势发生了变化，国君的命令已经成为错误时，将帅就要临机应变、作出选择，即使国君的命令也可以不执行。样，如果有必胜的把握，即使国君不让打，也要坚决打，相反，如果不能取胜，即使国君命令打，也可以不打。作为将帅，进不求功名，退不避抗君之罪责，只求保全民众和士卒，符合国君根本利益，这样的将帅才是国家最宝贵的人才。将个人的功名、罪责置之度外，以国家利益为一切行为的最高准则，这是将帅应有的道德责任。

此外，《作战篇》指出：“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因此要速战速决，这反映了孙子爱惜民财，珍惜民力的思想。《作战篇》还指出：“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于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力屈、财殚，中原内虚于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十去其六。”本来，军队就是为了打仗的，考虑如何打胜仗就行。这里，言战争却能同时想着国家经济、人民生活，反映了孙子的人道思想。

三、《孙子兵法》与管理伦理

管理者应具备的道德素质，《计篇》总结为：“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即将帅要有智谋才能，要赏罚有信，要爱护下属，要勇敢果断，要军纪严明。其中的前三个方面“智、信、仁”是普遍的道德要求，后两者“勇、严”是对军事管理者提出的特殊要求。“智、信、仁、勇、严”，是将帅必须具备的“五德”，既是素质要求，更是道德要求。“智”即智慧，在中外伦理思想史上，都是作为一种重要的道德品质，这里主要是说将帅要足智多谋。《九变篇》日：“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就是说，聪明的将帅，总是能兼顾到利和害两个方面。在有利的情况下考虑到不利的方面，事情就可以顺利进行；在不利的情况下考虑到有利的方面，祸患就可以解除。“信”主要指将帅要取信于下属，主要表现即《计篇》所说的“赏罚孰明”，将帅赏罚无度甚至失度，就是道德上的“失当”甚至“失德”，必然失信于部下。“仁”如前所述，包括“仁爱”、“义恨”和“大仁”。“勇”即要有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敢于勇往直前，能够视死如归。那种胆小如鼠、临阵怯战的人最为军人所不屑，也被认为是最不道德的军人。“勇”必须是与“大仁”、“大智”相联系的“大勇”，而非匹夫之勇。“严”主要表现有三：一是将帅要有威严，能够令行禁止；二是要治军严格，“将弱不严，教道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日‘乱”’(《地形篇》)；三是要严于律己。

管理者要重视决策。管理者首先是决策者，越是高层管理者，决策越占有重要的地位，无论公共管理还是企业管理，都是如此。这就要求管理者的决策慎之又慎，否则，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计篇》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因此，决策不仅是单纯的决策，还具有伦理道德的意义。从伦理意义上看决策，要求决策者一方面要理智对待决策，不能感情用事；另一方面决策要周密筹划，谨慎行事。从前一方面来说，《火攻篇》指出：“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国君不能凭一时之怒而兴兵打仗，将帅不能以一时之愤而与敌交战。要以是否符合国家利益决定是否行动。恼怒、怨愤可以重新高兴，而国家亡了则不能再存在，人死了则不能再重生。从后一方面来说，《计篇》指出：“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意思是说，凡是战前预计可以取胜的，是因为筹划周密，各种因素考虑周到；反之亦然。筹划周密、考虑周到就能取胜，相反就不能取胜，更何况不认真筹划呢?

管理者要注重人的因素。战争的胜败，讲究天时地利人和等多种因素，对此孙子兵法》多有论述。但是，在所有因素中，孙子更注重人的因素，强调“人和”是诸要素的关键。谋攻篇》日“上下同欲者胜”。要做到“上下同欲”，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加强制度管理，二是关心爱护下属。在制度管理上，计篇》提出：“法令孰行?„„赏罚孰明?”行军篇》日：“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就是说，用政治教育士卒，用军法管理部队，才能战必胜攻必取。平时能教育士兵严格执行命令，战时士兵就能服从指挥；相反，就不会服从指挥。平时所以能令行禁止，是因为将帅与士兵的关系融洽。在关心爱护下属上，地形篇》指出：“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貉；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将帅平时对待士兵像对待婴儿一样关心爱护，战时士兵就会与将帅一起赴汤蹈火；将帅平时对待士兵像对待自己的爱子一样，战时士兵就会与将帅同生共死。

《孙子兵法》除以上主要伦理思想外，在经济伦理、生态伦理、职业伦理等方面也有所述及。今天，对《孙子兵法》的伦理思想进行深入挖掘，既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又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理论意义上说，可以使《孙子兵法》的思想更加完整、全面地展示给世人，丰富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体系。从现实意义上说，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别是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