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领导干部责任

第一篇：论领导干部责任

——一论领导干部要敢于负责

在市委八届六次全会上，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李军告诫全市各级领导干部对工作要敢于负责，为贵阳人民的利益而敢抓敢管、敢作敢为、敢闯敢试。在近日召开的市人大会议上，他又要求贵阳的各级干部要努力成为实干家。

今年，是我市贯彻市委八届六次全会确定的“应挑战、保增长、重民生、推改革、促开放、善领导”十八字方针，实现新跨越的关键之年。面对全球金融危机，贵阳进入了非常时期，要化“危”为“机”，就需要谋非常之策、用非常之力、争非常之速、成非常之事，踩准这一轮经济周期的“点子”，推动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取得新实效。要做到这一切，就需要贵阳市各级领导干部敢抓敢管、敢于负责。

领导干部能否做到敢抓敢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工作作风问题，而是领导干部的党性体现。党性是党的世界观、政治理想和人生理想的集中体现，在任何时候都必须讲党性。尤其是在关键时刻、危机关头、重大考验面前，党性体现得更加明显、更加充分。当面临生与死、公与私的抉择时，也就是体现党性的关键时刻，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亲临一线、靠前指挥，敢抓敢管、敢于负责，凸显一个领导干部坚定的党性原则，是领导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当组织上交给繁重任务的时候，勇于担当，高质量、高效率地完成，不拈轻怕重、敷衍塞责，就是党性的真实体现。

古人认为：“为官避事平生耻”，人们称赞某位领导干部“有魄力”，就是指这位干部在工作中敢抓敢管敢于负责。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就应任其职尽其责，在其位谋其政。只顾打自己的小算盘，遇事推诿，不负责任，不敢管理，使该贯彻的政策没有贯彻，该推动的工作没有推动，该落实的事情不去落实，无所作为，贻误了发展的大好时机，使党和人民的事业受到损害，使人民的发展权利受到侵害，这样的干部就是党性不强的干部，是一个不称职的干部。

领导干部是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一个单位的“领头羊”，党性强不强，能不能当好领导，最有效的检验就是能不能做到敢抓敢管。领导干部敢抓敢管是党性要求的具体体现。从思想根源上讲，敢于负责，敢抓敢管是对党忠诚、对人民忠诚的体现。不敢管事，说到底是私心私利在作怪。有的干部怕得罪人，怕丢掉“选票”，认为只要不干事就会不出事，凡事求稳，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做个好好先生，保官稳官；有的干部由于缺乏“敢抓事”的能力，“敢管事”的正气，遇到问题上推下卸，左推右挡，碰到矛盾就打“太极”，能绕则绕，能拖则拖。有人形容这样的干部是“手抓两把泥，脚踩西瓜皮，能抹就抹，能溜就溜。”这样的干部党不放心，群众不满意。

敢抓敢管是对领导干部党性修养的现实考验。一个部门的领导干部，是全市执行力的细胞，只有各细胞充满活力，运动正常，才能确保全市整个机体的正常运转，只要一个细胞不动或少动，就会影响全市这台机器的运转效率。在其位，就要谋其政，就要敢抓敢管，敢于负责。这样的干部多了，贵阳的发展就会前进一大步。

那些敢于负责的干部，是化“危”为“机”的主力军，是贵阳发展的中流砥柱，是推动贵阳建设生态文明城市取得新成绩的栋梁之材！

——二论领导干部要敢于负责

出色地完成一项工作，不仅要有敢抓敢管的积极态度，更要有敢作敢为的实干精神。当前，贵阳市正处于应对挑战、抢抓机遇、加快发展的关键时期，能否做好“应挑战、保增长”的各项工作，无疑需要敢作敢为，“干”字当头，永不懈怠。

敢作敢为，就是要以强烈的责任感，勇于担当，去应对、去解决遇到的一切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担当，或为家庭，或为工作，或为社会。对于我们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必须把担当贵阳发展为己任，把敢作敢为当作内心深处的价值追求。敢作敢为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自觉，满足于“推一推动一动，不推不动”，“抽一鞭子才动，不抽不动”，这就不是敢作敢为。敢作敢为说起来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其实也很具体，就是各个层面各个领导干部都各尽其能各履其职。

当前，贵阳市大政方针已经确定，发展思路明确，关键是要实干。不实干，再美好的蓝图、再周密的思路都是空话，都是废话，都是最终会让老百姓反感的大话。因此，对看准的有利于人民的事情，要果断地干、坚决地干，把争取时间放在首位，一天也不要耽误、一刻也不要耽误，行动越早、越主动、越快，效果越好。对根本方向正确，但一时有争议的事情，不能听风就是雨，要坚定不移、义无反顾地干，不为困难所吓倒、不为非议所动摇。要在干的过程中统一思想，用事情办成、群众受益的实际效果来统一思想，切实做到不迟疑、不彷徨、不折腾，绝不在争议中浪费时间、丧失机遇。

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敢于舍生取义，应该做的事，顶着压力也要干；必须负的责，迎着风险也要担。不愿担责任，就不该当领导；不敢担责任，就不配当领导；不会担责任，就不能当领导。要主动挑起工作的重担，在应挑战、保增长上，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问题，都必须主动协调，努力化解，确保“不误事”；在推改革、促开放中，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矛盾和纠纷，都必须敢于负责，善于疏导，攻坚克难，做到“不怕事”；在涉及社会稳定的敏感问题上，都必须清醒慎重，积极应对，把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确保“不出事”。要多一些真抓实干，少一些坐而论道；多一些开明包容，少一些小肚鸡肠；多一些团结协作，少一些斤斤计较，从而在根本上解决敢作敢为的问题。

贵阳不需要夸夸其谈的“空谈家”，而需要埋头苦干的实干家；不需要评头论足的“评论家”，而需要身体力行的建设者。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实干，实干，再实干，进一步形成实干的风气，让那些“空谈家”、“评论家”、“战略家”、“理论家”在贵阳没有市场。唯有实干，才能推动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取得新成效。

非常之时，要有非常之为。使命在肩，无可推卸；责任在心，身体力行。全市领导干部，要知难而进不言难，迎难而上不怕难，克难而成不留难，顶着压力冲，放开手脚干，把敢作敢为的胆识、能力展现在对各种问题的处理过程中。

——三论领导干部要敢于负责

《诗经》说：“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天地之道，不在创新中更生，便在因循中死亡；而任何与时俱进的伟大实践，无不始于有胆有识的伟大尝试。因而，要牢记小平同志1992年南巡时讲过的一段话：“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而敢闯敢试正是领导干部敢于负责的时代使命，既不敢闯，也不敢试，何谈“负责”二字。

当前，世界正经受着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的影响，我们面对的许多问题都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都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值此非常之局，何以化“危”为“机”？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李军在市委八届六次全会上，用“急中生智”作比，生动地道出了危机能“倒逼”出改革契机的道理：无规可循恰为突破常规打开空间，形势紧迫更为敢闯敢试提供推力；越是非常之时，就越是需要敢闯敢试；越是领导干部，就越是要敢为天下之先，为贵阳应挑战、保增长打开科学发展的新天地。

敢闯敢试，就要有解放思想的勇气。思路决定出路，任何意识与实践的结合都是一个能动的过程。贵阳“欠发达、欠开发”，在很大程度上就“欠”在思想解放上，即使我们正在起步甚至尚有争论的一些改革，发达地区事实上早已走过。因而领导干部要敢闯、敢试，首先就要突破陈规旧制，运用好解放思想这一法宝，破除那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思维定式，克服那种唯书唯上、照搬照套的行为惯性，善于用新观念研究新情况，用新视野迎接新挑战，用新思路抢抓新机遇。别的地方能做的，贵阳不仅同样能做，而且还要与发达地区争做改革创新、敢闯敢试的先锋！

敢闯敢试，就要有舍利取义的胸怀。改革必然涉及权利和利益的调整，就得打破既得利益。因而对一部分人来说，改革常常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要求别人改革容易、改革自身难；谁都说不改革不行，但是一落实到具体事项，就这也不能动，那也不可行……任何改革都不可能是给所有人同时同等带来利益的万全之策，谁的利益都不能碰，谁的奶酪都不能动，还怎么闯？怎么试？因而领导干部要敢闯敢试，必须格外注重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利益观，树立舍小利取大义的精神，正确对待改革中的各种调整，科学确定改革中的轻重缓急，积极参与改革，杜绝胡干蛮干，更不能为了一点点眼前利益而抱残守缺，做改革的“绊脚石”。

敢闯敢试，就要有不惧风险的魄力。创新总是要面对未知风险和不期而遇的困难，领导干部要敢闯敢试，要的就是那么一股子迎难而上、不怕失败、敢于负责、自强不息的劲儿。看准了的，就义无反顾地加以推进；越是有困难，就越是要一头“扎”进去，去闯、去试，用活生生的改革实践为生态文明城市建设探索经验。而绝不能畏首畏尾、瞻前顾后，如小脚女人一般担不得风险；更不能一味地推诿塞责，让“墨守成规，但求无过”的沉沉暮气，压垮了改革创新的勃勃生机。

敢闯敢试，更要有宽容失败的氛围。鲁迅说：“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敢闯敢试，就要以改革创新为标尺，确立正确对待风险和失败的科学态度。世界上的事情，没有哪一件是一开始就知道百分之百正确，所以要敢闯敢试，通过尝试，对了，就坚持，就推广；错了，停下来，改过来就是了。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要“营造鼓励探索、支持创新、宽容失误的环境和氛围”，就是让每一个同志都能放开手脚去干事，放下包袱去闯试；要允许敢闯敢试者有失误，但却不允许不改革，对旁观者要鞭策，对懈怠者要调整，对阻碍者要追究。

总之，越是落后的地方，越是“欠发达、欠开发”，就越是需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越是需要增创体制机制优势。领导干部肩负着人民的重托，是否敢于改革、勇于创新，不仅事关个人荣辱，更事关全市发展和市民福祉，唯有以敢闯敢试的勇气去拥抱改革时代的浪潮，才能克服任何困难，应对任何挑战，奏响贵阳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精彩乐章。

刘子富向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说了自己的想法，委婉地提出：“您的事情比较多，我写出来，您找个水平高的秘书看一下就行了。”石宗源的回答是：“我哪怕一天看30页，也要把书看完。”

今年2月27日，书稿初成，刘子富请人把书稿递送给了石宗源，石宗源当天即让人把书稿送了回来，并附了一封信：“子富同志：书稿粗略看完了，你辛苦了，向单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为此书作序)表示感谢。4处有修改，仅供参考。”“他是当天就看完了，而且提出的修改意见，都是在技术层面上的，如标点符号和时间顺序上的错误。”刘子富很感慨，对一个如此敏感的事件，在事件发生仅8个月就同意公开出版书籍，已经非常不易。没有对书中的观点提出修改，更见石宗源对他的尊重。

定稿时，刘子富为书起名为《新群体事件观》，那么何谓新群体事件观？

他的解释是：“我国的社会进入了转型期，在社会经济建设过程中，不断会遇到新的矛盾和挑战，社会矛盾高发。发生矛盾和摩擦时，已经不能用传统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因为这是内部矛盾，不具对抗性，不具有政治诉求和目的。应该用化解、疏导、服务的原则和方式来处置群体性事件。”

对应瓮安事件，刘子富将其定义为：“显然这是一起典型的群体性泄愤事件。干群关系已经由„鱼水‟转化成了„水火‟，而一旦群众走到山穷水尽别无路的时候，就会采取极端手段来泄愤。”

这是对群体性事件的性质上的判断，而刘子富也在手中提出了一系列原则和方法，来应对和处置群体性事件，“这要求党委和政府找到全新的机制、手段、理念和方式。”即现场第一原则、就事论事原则、第一时间公布事件真相原则、反思自责原则、问责制原则以及慎用警力原则。

首先是“现场第一”及慎用警力。刘子富告诉记者，现场是处理群体性事件的焦点所在，如果党政负责人能在现场指挥，并且与群众沟通，让他们的怨气消除，群体性事件扩大的可能性就不大。警力的慎用则是关键中的关键，因为警察在场并动粗极易引爆事态，“要慎用警具，更要慎用杀伤性武器。”但是在瓮安事件中，党政主要领导却丢掉“现场第一原则”，躲开现场，回避矛盾，不敢面对群众，以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其次，是公开原则。瓮安事件和其他一些类似群体性事件一样，都有一个很强的推动力，那就是漫天飞的谣言。“在瓮安事件中，谣言的说法太多，说女孩是被奸杀，在场者是县委书记和县长的亲戚，但是在长达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当地电视台和广播对这一在民间已经传得沸沸扬扬的事件毫无反应，任由谣言乱飞。”

再次是问责，这是重塑政府形象，让群众恢复信心的重要途径。

刘子富告诉记者，经历了瓮安事件的干部，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线索予以了高度的敏感。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单光鼐告诉记者一件自己亲身经历的事：自己在瓮安与新任县委书记龙长春谈话，到了22时多钟，龙长春突然匆匆离去。他告诉单光鼐，当地又有一个孩子溺水身亡，他必须立即去现场处置。

刘子富的书中记载了另一件事：去年8月，一名吸毒并自称是艾滋病患者的人员，来到瓮安县公安局大门前用刀将手腕划破，以死威胁，高喊“公安局不公道”引来上百人围观。刚刚经历了“6.28”事件的当班民警心存疑虑，一时不知如何处置。

瓮安县公安局新任政委周胜立即赶到现场，面对当事人，严厉指出：“吸毒人员到公安机关无理取闹，这种错误行为一定要受到惩罚！”并喝令他立即把刀放下，不然就要采取强制措施。吸毒人员乖乖地放下了手中的刀，答应不再无理取闹。围观群众也随即散去。“敢于面对当事人，就能有效控制事态，”刘子富说，瓮安党政干部现在把弦绷得很紧，但是具体到实践层面，还需要系统的培训。

《新群体事件观》一书，将瓮安事件作为标本予以仔细剖析，分析了事情的成因，一起少女自杀事件何以演变成一场灾难？干部们为什么不在现场，他们应该怎么做？年纪轻轻的孩子为何失去了理智？干群关系又为何紧张到这种地步？14万字的书给出了详细答案。本月中旬，《新群体事件观》已经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短短几天，在贵州一时洛阳纸贵。

在瓮安，县公安局给300多名民警每人配了一本。瓮安县公安局负责人给刘子富打来电话，给予了高度评价：“起点非常高，因为我们参与了事件的处置，读起来倍感亲切。处理类似事情，就可按书中提出的原则去处置，这是最好的教材。”在贵州息烽县，此书已被当地作为教材，向全县党政干部推荐。

“没有不讲道理的人民群众，主要问题在于瓮安原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和干部作风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出了偏差，”刘子富说，他希望借此书，让社会更良性健康地发展。（据《现代快报》）

第二篇：论领导干部权力观

论领导干部权力观

胡锦涛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人财物管理使用、关键岗位的监督。落实这一重要指示精神，关键是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秉公用权、廉洁从政，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

一、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必须对权利的本质有深刻的理解和科学的把握

作为一种象征，古人曾将“权”喻为“秤锤”，指其具有衡量判断轻重之功能。《汉书·律历志上》说：“权者，称物平施，知轻重也。”权的本义是“衡量审度”，引申义是“制约别人的能力”。权力观是领导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权力观正确与否直接影响着领导干部的施政行为，决定着他们的价值取向，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权力范畴内的延伸。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认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只有人民才是权力的主人。1871年，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就指出：经过普选的公职人员“应当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作出了“领导者必须是人民的公仆”的论断。建国初期，毛泽东主席曾多次号召党员干部读《甲申三百年祭》，其用意就是告诫全党同志要十分警惕和防止出现滥用权力和脱离人民群众的现象。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鲜明地提出了权利的“人民利益标准”，并把该标准具体化为“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答应不答应”。江泽民同志担任党的总书记后，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反复告诫全党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正确认识和对待手中的权力，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入总结我国及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正如胡锦涛同志所强调的：“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无疑也是对掌权为什么、如何掌好权、怎样用好权的最好诠释和回答。就消防部队而言，主要承担着防火监督、灭火救援等社会职能，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们的每一项举措、每一次行动都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因此，树立正确的权利观，把手中的权利最大限度的运用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上，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和谐警民关系，就有着无比深刻的现实意义。

二、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必须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不断提高思想境界和道德修养。“物必自腐，而后虫生”。权利的滥用总是从自我修养的腐化开始的，而这种自我修养的腐化堕落并非凭空产生，它往往源于放松自我改造、理想信念动摇、心态失去失衡。因此，加强学习教育、加强思想改造是树立正确的权力观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方法和要求。特别是作为一个单位的主官，更要把学习作为一种政治责任，力争早学一步，多学一点，学深一点。要重点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和我党的一系列创新理论，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要通过学习教育，进一步夯实理想信念，不断增强政治敏锐性、鉴别力和拒腐防变的能力，切实打牢防止权利滥用的思想基础。要通过学习教育，进一步强化宗旨意识，重点解决好“为谁当官、为谁服务”这个根本问题。要通过学习教育，进一步强化各级领导干部的法纪法规观念，树立法纪红线、道德底线的意识，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要心中有数。要通过学习教育，陶冶情操，提升道德修养，思想境界提高了，道德修养加强了，对个人的名誉、地位、利益等问题就会想得透、看得淡，保持一种“物利两忘”的淡泊心态，从而能够做到耐得住寂寞，抗得住诱惑，守得住清贫，管得住小节。

三、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必须摆正做事与做官的关系，破除“官本位”思想。

所谓“官本位”，是指以官为尊，以官为贵，一切为了做官，把做官视为人生的最高价值追求，同时又用做官来衡量人生价值的大小，衡量人生的地位、作用。“官本位”的封建

残余思想作怪，个人升官发财的思想滋长，是树立正确权力观的一大思想障碍。不可忽视的一个事实是：由于几千年剥削阶级权力观的影响，在不少人的意识里，权力是领导者的专利，群众只是权力的消极服从者和永恒的被动对象。这种错误的权力观至今在党内、在干部队伍中，乃至在不少群众中有市场。这对于我们正确权力观的树立是最大的阻力。我们党的权力观在本质上是与党的群众观和利益观完全统一的，这就是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始终全心全意以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谋利益。“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中央全会上,邓小平同志讲：“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破除“官本位”思想，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具体来说，就是要弘扬民本意识，继承我们民族、我们党的公正、廉洁、自律等观念，以及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朴素等精神，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公仆”意识，从而淡化权欲，诚心为民，廉洁公正，克己奉公，举贤任能，为戒徇私，开拓创新，善于进取。

四、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必须强化“责任”意识

习近平同志在宁夏考察工作时强调：“秉公用权、不以权谋私，依法用权、不假公济私，廉洁用权、不贪污腐败”，这三句话不仅精辟地阐明了正确权力观的科学内涵，而且指出权利与责任的关系。权力就意味着责任，而责任就意味着服务，意味着奉献。所以说权力观就是责任观，要想树立正确的权力观首要的就是要树起强烈的责任意识。而个别领导干部只看到了“权”和“利”，一味地去享受其带来的种种“好处”，或一味地追求形式主义，以夸大自身的政绩来证明自身的“责任”，却看不到权力实际就等同于责任，就等同于奉献。从古到今，一切有所作为的仁人志士，在其成长的道路上都不乏责任的动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造就了无数民族英雄，对国家与民众的高度责任感，既能给人以战胜困难的勇气和智慧，又能帮助人不断修正前进的方向，有效地抗拒金钱与美色的诱惑。一名领导干部，只有尽到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才能是好公民；尽到对下属的责任，才能是好领导。履行责任的标准越高，其人生价值就可能越大。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必须从 “责任”二字做起，才能去为人民、为百姓服务，才能不求索取地无私奉献。领导干部要正确行使权力，必须坚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立场，把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权力的行为后果负责统一起来，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的监督，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在为国家、为人民谋福祉上。

五、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必须处理好自律与监督的关系。

自律意识是维护和巩固正确权力观的一个重要基石。因为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使人成为“清官”流芳百世，如：焦裕禄、孔繁森。也可使人成为“贪官”遗臭万年，如成克杰、慕绥新。领导干部要想把握好这个界线，就要靠自律时刻敲响警钟。古语云：珠莹则尘埃不能附，性明而情欲不能染也。领导干部一定要增强自律意识，加强自身的党性锻炼和从政道德修养，常修为官之德，常怀律己之心，常思贪欲之害，不为名所累，不为利所缚，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官，严以律己，率先垂范，永葆人民公仆的本色。权力的制约离不开监督，监督是遏制和减少权力腐败的重要环节。政治学有一条重要的原理：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各级领导干部要敢于面对权力的监督，这不仅仅是一种勇气，更是一种崇高的境界。个别领导干部，在监督制度尚未完善时，大会小会、各种场合反复强调制度缺失，言外之意，仿佛制度健全后，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制度出台后，却把制度看成一种束缚，想方设法规避制度的约束，甚至与制度背道而驰，不要说自我监督，就是群众的监督也不愿接受。而任何失去监督的权力都是十分危险的，是最容易导致腐败的。因此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就要正确地认识监督，把监督做为一种爱护、一种信任，自觉地接受来自方方面面的监督，自觉地开展自我监督，主动地营造对权力监督的氛围，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保证手中的权力不变味，不变质，真正地为民办实事、办好事。

第三篇：社会责任论

社会责任论

一、社会责任论的产生

20世纪，由于阶级与历史的局限性，自由主义理论的问题渐渐凸显，其所提倡的‚观点的自由市场‛，而现实却是报业所有权的集中和‚一城一报‛的局面。社会责任论者西奥多〃格拉泽曾说：‚20家公司控制着6100万份日报的一半多的日发行量；20家公司掌握着这个国家11000种杂志的多半收入；三家公司操纵着大部分电视收入和电视观众；还有10家大广播电台，11家图书公司和4家电影公司。‛（1）自由主义理论陷入无法扭转的矛盾中。

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带来了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政府干预理论的提出。在新闻学界的即为社会责任理论。1944年初，美国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哈钦斯组成‚新闻自由委员会‛，邀请了12位著名学者担任委员，这就是后来被人们誉为‚20世纪最著名学术团体‛的‚哈钦斯委员会‛。委员会用两年多的时间，对美国新闻自由现状进行了艰辛的调查，前后听取了58家报纸、杂志、广播电台、电影界人士的证词，收集了225人的意见，提出了176份文件和分析资料，召开过17次委员会全体会议后，终于在1947年3月2日，发表了第一期报告《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传播学者克里斯蒂安曾指出：‚我们称为新闻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就诞生于这些有说服力的综合性研究中。‛（2）报告清楚道明了新闻自由陷入危机的主要原因，乃是缺乏责任的约束。‚新闻自由的危险，部分源自新闻业经济结构的变化，部分源自现代社会的工业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更是由于操纵新闻的人不能洞见一个现代化国家对新闻业的需求以及他们不能判断责任和不能承担需要新闻业肩负的责任所造成的。‛（3）这一报告，确立了大众传播社会责任思想的问世，也宣告了一个相较于传统自由主义传播理论更成熟的新闻自由观的诞生。它最先明确了大众传播责任的原则，从根本上奠定了社会责任学说的理论基础。1957年，随着《大众传播的责任》问世，社会责任传播理论逐渐为世人所知，从此新闻界开始了以自由与责任为主题的社会责任传播理论研究和思想传播。

二、社会责任论与自由主义理论的关系

社会责任论是在自由主义传播理论的基础上产生，而又超越自由主义传播理论的范围。其与自由主义理论有诸多相异之处： １、自由主义传播理论把政府看作集权统治的继续；社会责任论则视政府为民主政治的产物。２、自由主义传播理论认为‚管得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社会责任论则希望政府应主动地去促进自由，必要时，政府应与大众、媒体三者协同一致，共同发挥传播的功能。３、自由主义传播理论所揭示的自由是消极的，我们通常称之为‚不受外界限制的自由‛；而社会责任论的自由则是积极的，它要求拥有能够达到人们所希望的目标的必需条件。４、自由主义传播理论认为新闻自由纯粹是个人的权利，强调‚开明的自我利益‛，因此为了满足一己的理性与天赋，要除却一切加诸个人的限制；社会责任论则强调‚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之福利‛，权利与义务（责任）已由个人转移到社会，由理性移转到良心与宗教伦理。它的目标在于促使社会更易于发挥各种功能，使人类获得最大的快乐。

三、社会责任论内容

自由委员会在其总结报告《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报刊》中要求报刊对全社会负责，对报刊提出五项要求：

1、‚对每日的事件给予真实的、全面的和理智的报道，并将它们置于能显示其意义的特定的前后联系之中‛，这个要求即为：新闻必须真实全面；报道必须理智；新闻要做出合乎真实的解释。

2、报刊要作为‚交换评论和批评的论坛‛。

3、报刊要反映‚社会各组成群体的一幅典型画面。‛

4、报刊负责提出和阐明社会的目标和价值。

5、报刊使人们‚方便的得到当天的新闻‛。

之后，社会责任论还对报刊自身、公众、政府发出了呼吁。

首先，它提出报刊提供了公众需要的信息和讨论的种类、数量和质量，应该呈现出专业精神。特别的，报业应该具有信息和讨论的一半传递着所有的责任感，应该作出高质量的不会得到即刻经济回报的高质量的内容，应该加入积极的相互的批评，应该试着提高专业才能。广播工业应该控制节目远离广告。其次，它也指出公众也对报业负有某些责任。首先是公众要知道大众媒介的巨大作用，并且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知道报业还差多远能够满足社会需要。一旦公众知道这些事情，其行为就能在三种途径上改进媒介。首先，非赢利机构应该帮助报业执行它需要的任务。例如，学校应该操作广播电台或者制作电影，为了那些商业媒介认为他们不适宜服务的受众。第二，教育机构应该为先进的研究、大众传播领域批评性的出版物提供中心；现在的新闻学院应该给学生提供广播教育。第三，应该建立一个独立的机构来评价新闻业务并且每年都给予报道。最后，它还要求政府应制定反垄断法来制止新闻媒介的过度集中，保持大众传媒业的竞争；同时鼓励传播行业的新投资者，以此试图维持思想和意见的自由市场；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保证公众及时全面了解政府的政策及政策指定的目的；必要时政府可以创办自己的媒介以保证上情下达，政令畅通；切实保障言论自由。

四、社会责任论的意义

社会责任理论对新闻从业人员而言，具有重要的价值。首先，它能够让新闻工作者产生一种积极的情感，即自己是在为社会作贡献，是在为大众利益工作。从而不会以金钱利益为准则，不会用闲言、色情及暴力等来迎合某些受众的低级趣味；其次，新闻工作者以社会责任理论作指导，可以避免盲目性，就如夜间的航船有灯塔为其导航一样；再次，它能够消除政府对新闻界进行干涉的威胁，而使媒体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自律。

五、社会责任论的体现 五月十九日，中国举行为期三天的四川汶川大地震哀悼日，各地媒体以黑字大篇幅报道全国哀悼日情况。汶川大地震后，新加坡《联合早报》6月10日发表郑永年撰写的评论文章说：

自四川汶川地震发生以来，中国的媒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随着媒体自由度的增加，中国在世界上呈现出空前的开放性和透明度。这次出色的抗震救灾的报道正改变着人们的刻板看法。

中国媒体及时、客观、开放、透明的报道，在第一时间传达了灾区的信息，不仅保持了社会安定，消除了各种谣言、惊慌的报道，也大大增强了政府的公信力。也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媒体这一次真正掌握了在世界公众面前的话语权，它不仅为中国政府和媒体赢得了国际信誉，也让一些有偏见的国外组织、媒体和政要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难以妖魔化中国。无疑，中国媒体这样出色的表现是社会、媒体和政府三者之间良性互动的结果。（4）

注释：

（1）(美)丹尼〃埃利奥特编《负责的新闻业》第87页 台湾贤明出版社1986年

（2）罗伯特〃苏穆尔编辑《新闻业的诸种责任》 第41页Notre Dame大学出版社1984（3）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编 《自由与负责的新闻业》 第1页 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47年

(4)中新网6月10日（5）《社会责任论的传播哲学阐释》胡兴荣（6）《试论西方传媒》黄建新 杨振宇

第四篇：论责任[范文]

论责任

《人民的好儿女》观后感郭磊

看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事迹报道《人民的好儿女》，突然想到了一个词——责任。

是啊，人民的好儿女不就是一份责任心打造并坚守的吗？

责任是一种忘我的忠诚，责任是一种执著的坚守，责任是一种人性的升华。对家庭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对工作的责任，人生一世，责任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扛着它，一个人的生命历程才真正称得上有价值。

现在，我们身边有很多职工，包括我自己时常厌倦自己平凡的岗位、厌倦平淡无奇的生活，然而，面对这些优秀的党员枪兵，我们是否有所思、有所获？身为一个铁路人，在选择了铁路作为自己人生事业之时，就必须勇敢地扛起自己肩上的责任，不可推卸，永不放弃。有了这种责任的支撑，有了对“安全”二字的坚定信守，平凡的岗位便极不平凡。一趟趟列车的安全正点，有着我们倾情的付出；千百万旅客平安回家，有着我们无私的奉献。此时，我们就完全可以骄傲地说：“我就是人民的好儿女，我的人生也是如此灿烂。”

《人民的好儿女》感言

车间工程师，党员张雪梅：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就是一座丰碑，是指引我们向前的航标。作为车间干部要时刻牢记自己在车间职工中的“航标”作用，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时时处处成为职工们学习的榜样。

电报工区工长于晓沛：在今年的评比中，我们工区成为了车间的优秀班组，我也成为了段一级的优秀女职工，虽然我们做了一些工作，但距《人民的好儿女》还差很远，要把工区打造成一个品牌，把自己煅炼成一名优秀的党员，我们还需努力，作为工长的我，更要不断努力。

电缆工区职工赵志杰：电缆维修工作即艰苦又责任重大，多少次我都动摇了坚持下去的决心，《人民的好儿女》即给了我力量，又给我了力量，还给了我力量。我要说，别人能做到的，我一样能做到，而且还会做的更好，做到最好。

第五篇：习近平论领导干部党性修养

习近平论领导干部党性修养

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多次在讲话和文章中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提升自身修养，努力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党建》杂志、党建网微平台特别梳理了总书记关于领导干部党性修养的部分论述，供大家学习参考。

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学习党章、遵守党章的模范

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学习党章、遵守党章的模范。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学习党章作为必修课，走上新的领导岗位的同志要把学习党章作为 决反对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坚决同一切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

——《在 笼子里，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严以律己，就是要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慎独慎微、勤于自省，遵守党纪国法，做到为政清廉。谋事要实，就是要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点子、政策、方案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创业要实，就是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敢于担当责任，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做人要实，就是要对党、对组织、对人民、对同志忠诚老实，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襟怀坦白，公道正派。要发扬钉钉子精神，保持力度、保持韧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不断取得作风建设新成效。

——2014年3月9日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

努力做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部

要组织党员、干部把焦裕禄精神作为一面镜子，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反复照一照自己，深入查摆自己在思想境界、素质能力、作风形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努力向焦裕禄同志看齐，从今天做起，从眼前做起，从小事做起，像焦裕禄同志那样对待群众、对待组织、对待事业、对待同志、对待亲属、对待自己，像焦裕禄同志那样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努力做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部。

——2014年3月17日至18日在调研指导兰考县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的讲话

我们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就是忧党、忧国、忧民意识

我们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就是忧党、忧国、忧民意识，这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担当。要深刻认识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深刻认识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深刻认识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要教育引导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坚持“两个务必”，自觉为党和人民不懈奋斗，不能安于现状、盲目乐观，不能囿于眼前、轻视长远，不能掩盖矛盾、回避问题，不能贪图享受、攀比阔气。

——2014年6月3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各级干部要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