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行学校教育制度的演变

第一篇：我国现行学校教育制度的演变

我国现行学校教育制度的演变

我国现代学制的建立是从清末开始的。1840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的疯狂侵略和国内资本主义势力的兴起，迫使清朝政府不得不对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教育制度进行改革。于是，“废科举、兴学校”，改革教育，制定现代学制。

1902年，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亦称“壬寅学制”，这是我国正式颁布的第一个现代学制。这个学制未及实施，到1904年又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亦称“癸卯学制”，这是我国正式实施的第一个现代学制。这个学制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宗旨是“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它以当时的日本学制为蓝本，并保留了尊孔读经等封建教育的残余。其突出特点是教育年限长，总共26年。如果6岁入学，中学毕业为20岁，读完通儒院则是32岁。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当时留美派主持的全国教育联合会，以美国的学制为蓝本，又提出了改革学制的方案，于1922年颁布了壬戌学制，即通称的“六三三学制”。这个学制受美国实用主义教育的影响，强调适应社会进化的需要，发扬平民教育精神，谋求个性的发展，注重生活教育，在学校系统上，将全部学校教育分为3段5级：初等教育段为6年，分初小（4年）、高小（2年）2级；中等教育段6年，分初中（3年）、高中（3年）2级；高等教育段为4～6年，不分级。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这个学制岁几经修改，但基本没有变动，影响深远。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51年颁布了《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明确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学制。这是中国学制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第二篇：我国现行学校教育制度的形态

我国现行学校教育制度的形态

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我国已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学制，这个学制还在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里得到了确认。它包括以下几个层次的教育。

学校教育（幼儿园）：招收3～6、7岁的幼儿。

初等教育：主要指全日制小学教育，招收6、7岁儿童入学，学制为5～6年。在成人教育方面，是成人初等业余教育。

中等教育：主要指全日制普通中学、各类中等职业学校和业余中学。全日制中学修业年限为6年，初中3年，高中3年，职业高中2～3年，中等专业学校3～4年，技工学校2～3年。属成人教育的各类业余中学，修业年限适当延长。

高等教育：指全日制大学、专门学院、专科学校、研究生院和各种形式的业余大学。高等学校招收高中毕业生和同等学历者。专科学校修业年限为2～3年。大学和专门学院修业年限为4～5年，毕业考试合格者，授予学士学位。业余大学修业年限适当延长，学完规定课程经考核达到全日制高等学校同类专业水平者，承认学历，享受同等待遇。条件较好的大学、专门学院和科学研究机关设立研究生教育机构。硕士研究生修业年限为2～3年，招收获学士学位者和同等学力者，完成学业授予硕士学位。博士研究生修业年限为3年，招收或硕士学位者和同等学力者，完成学业授予博士学位。在职研究生修业年限适当延长，完成学业者也可获得相应学位。

从形态上看，我国现行学制是从单轨学制发展而来的分支型学

制。

随着生产和社会的发展，对有文化的劳动者的需求越来越大和越来越迫切，我国的单轨学制必然要走向分支型学制。

二十多年来，我国学制改革和发展的基本方向就是重建和完善分支型学制。我们现在正在走的道路是通过发展基础教育后的职业教育走向分支型学制，下一步要走的道路将是通过高中综合化走向单轨学制。这是现代学制发展的大趋势。

第三篇：我国现行学校教育制度的改革

我国现行学校教育制度的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与教育制度密切相关的教育体制改革。

1999年1月13日国务院批准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是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基础上提出的跨世纪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施工蓝图。

根据我国教育改革的实际情况，我国现行学制还需要继续改革，以适应社会发展对教育的要求。

（一）适度发展学前教育

（二）完全普及义务教育

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

（三）继续调整中等教育结构

（四）大力发展高等教育

第四篇：近代以来我国教育制度演变

近代以来我国教育制度演变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过后，中国开始进入了近代社会，中国教育也进入了一个大变革时代。1840年前后，中国的教育主体还是传统的封建教育，但在这个时期也出现了几种新教育，一是地主阶级内部提出了改革封建教育，向西方学习的思想。鸦片战争后，清朝已成为一个衰落的封建帝国，教育仍然沿用旧制，日益空疏腐败，社会矛盾不断加深，主要表现在：1、科举制度腐败。清末科举流弊百出。“四书”中可以出的题目大多出尽，考试严格规定文章必以八股为体裁，书写字体必用小楷。2、官学名存实亡，私学教育空疏腐化3、实行思想钳制，大兴文字狱。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清朝政府极端顽固守旧，闭关自守，对知识分子实行高压政策，进行思想钳制，不允许有任何新思想产生。这种教育满足不了时代的需求，抵御不了外国的侵略，地主阶级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改革封建教育、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代表人物是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

伴随着鸦片战争的炮声，中国传统的封建专制主义教育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演变。

（一）洋务运动时期创办的新式学堂

以龚自珍、魏源等启蒙思想为先声，以洋务教育为标志，中国近代教育开始起步并出现了以教会学校和洋务学堂为代表的新式学堂。虽然后来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时期这些新式学堂表现出来了不同特点，但毕竟使中国教育向前迈进了重要的一步。除了举办洋务学堂以外，洋务派还开了官派留学教育的先河，19世纪70年代留学教育开始起步，以后成为教育的重要形式之一。与此同时，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批评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要求改革传统的教育制度呼声越来越高，清政府终于在1902年和1904年颁布和实施了中国最早的学校教育制度——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除了政府国人主动学习国外思想教育外，外国人也在向中国输入西方文化，并开始在中国建立新式学堂。早在鸦片战争前，西方科学文化便随着传教士的脚步，悄然渗入中国大陆，当时意大利耶稣会教士利玛窦等人，开始传播自然科学和技术，逐渐地把西方数学、天文学、医学、地理学等科学介绍到中国。这时西方文化的渗入并不具侵略的性质，并不危及天朝帝国的尊严，也没有替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危险，故自皇帝至一般士大夫皆能接受。并且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虽然没有直接规定文化教育侵略的条文，但是英国夺得了五口通商、协定关锐、领事裁判权以及最惠国待遇等。这就开始了剥夺中国的主权，为文化教育的侵略打开了大门。1844年，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明确地获得了建教堂、传教、办医院、办学校的权力，并且还要受清政府的保护。列强利用这些不平等条约，夺取了在中国办教育的特权，为其文化侵略大开其道。总之，鸦片战争以后，面对国门被强迫打开后变化的形势，传统教育已难发挥维护中国社会生存发展的作用，开始了艰难的改革历程，逐渐由以民族文化为中心的封闭型教育向与世界文化交流的开放型教育转变。

（二）戊戌变法时期创办的新式学堂

随着资本主义的逐步发展，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到90年代转变为救亡爱国运动，即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

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他们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影响，要求改变封建专制政体，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但是由于他们的阶级力量还十分薄弱，加之他们大多是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的知识分子，这就决定了他们在政治上既有反侵略、反封建的要求，又有软弱性。这种软弱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用更彻底的手段从根本上改变旧制度，只有一手抓皇帝，屡用上书请愿的办法，希望能说服光绪皇帝接受变法主张，并且自己来兴办学校、设立报管、著书等来宣传维新变法的主张。维新性质的学堂有两类。第一类是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代表人物为宣传维新变法的主张，培养变法人才办的学堂。主要有万木草堂、时务学堂、通艺学堂、浏阳算学馆等，影响最大的是万木草堂和时务学堂。万木草堂由康有为任总教授、总都督，并在教学和教学组织管理方面亲力而为，讲学效果显著。万木草堂在研究、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培养变法骨干上起了重要作用。时务学堂于1897年10月在湖南长沙创办，梁启超被聘为中文总教习。时务学堂办学目的，是要使学生有变法思想，有广博的知识。梁启超就任总教习以后，亲自制定了一个《湖南时务学堂学约》，规定学纲十条：立志、养志、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传教。梁启超在此讲学数月，推动了维新运动在湖南的开展。资产阶级维新派办的学校，反映了资产阶级对教育的要求，在教育目的、教育内容和方法上都有别于封建主义的旧教育。从这些学校里，培养出一批变法人才，如梁启超、陈千秋、徐勤就是康有为办的万木草堂的高才生。

1898年6月11日宣布变法至9月21日的“百日维新”中，资产阶级维新派积极推行新政，通过光绪皇帝，颁布了大批维新变法诏令。在北京设立了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的设立，早在百日维新前就有议论。“新政”开始后，总理衙门委托梁启超起草了《京师大学堂章程》，共分8章52条，上报光绪皇帝。光绪帝派孙家鼐为管学大臣，管理大学堂事务。1898年9月政变发生，新政停止，但京师大学堂并没封闭，于当年11月正式开学。后来，其封建性明显加强，所招收的学生，完全是五品到八品的官员和举人。民国初年（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

“百日维新”期间筹办的各级学堂，反映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主张和愿望，对封建传统教育产生了强大冲击，所荡起的思想解放潮流，影响至深。

（三）辛亥革命时期创办的新式学堂

20世纪初，在民族危机和人民反抗斗争的推动下，中国资产阶级逐渐分化成两派——革命派与改良派。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宣传革命思想，建立革命组织，掀起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派在革命过程中十分重视举办学校，创办了很多新型学校。如上海的爱国学社，爱国女校，湖南的明德学堂，安徽的安徽公学、浙江的大通师范学堂等。这些学校对清末资产阶级革命起到了很大的组织和宣传作用。

1、爱国学社：1902年4月，章太炎、蔡元培等在上海创立中国教育会，由蔡上海南洋公学学生反对学校当局无理开除学生，学生200余人愤而罢课退学。中国教育会支持学生的斗争，于1902年11月，为这些退学学生成立了爱国学社，蔡元培为总理。以后各地学生凡因受迫害或被开除的，都纷纷加入爱国学社，教员都是全国有名的学者和爱国人士，讲授各门科学都重视思想的陶冶和军事的训练，以助于锻炼精神和暴力革命的需要。这些报刊成为爱国学社向社会宣传革命思想的阵地，学社的声望和影响日益增高，曾有力地声援全国各地的**。但也为此，爱国学社引起了清政府的忌恨，他们逮捕了邹容和章太炎，爱国学社也被迫解散。

2、爱国女校:是中国教育会蔡元培等1902年冬在上海创办的一所提倡男女平等，妇女独立的学校。课程有外语、理化、代数、几何、法国革命史等。爱国女校为辛亥革命培养了不少坚强的女战士。1908年后，成为普通女校。

3、大通师范学堂：1905年9月，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徐锡麟等人在绍兴创办大通学堂，后改为大通师范学堂。该校设体育专修科，6个月毕业。1907年，该校由秋瑾主持校务。

这些新式学堂是中国主动学习西方思想文化和清政府挣扎过程中的产物，是主动的接受与改变。而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取的在华办教育的权利后，都进行了对中国的思想侵略。

1840年鸦片战争后，英、美、法等国各派教会以培养为教会服务的牧师、教师和为外国在中国经营企业、事业服务的人员为目的，在中国开始办教会学校，所进行的教育称为教会教育。

教会教育：

早在1818年，英国传教士玛利逊，曾在马六甲开设一所英华书院，目的是扩大影响，宣传基督教。教会学校的招生对象以贫苦人家的孩子为主，大多免收学费和膳食费；办学目的是为了在中国人中培植一批传教助手，扩展传教的速度。早期教会学校培养出一批为教会服务的洋奴，但这种学校是在中国土地上出现的新式教育，在办学形式、教育内容、教学方式、教员等方面，都突破了原有封建传统教育的模式，培养了一些具有改革思想的人才。虽然这并非侵略者所愿，但毕竟给中国的教育输进了一点新的因素。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通过与清政府新签或修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进一步夺取了在中国内地建学校等特权。同时，西方列强在中国开办的企事业日益增多，洋务派兴办的洋务事业不断发展，这些都需要越来越多的新式人才，因而促进了教会学校的发展。教会学校在课程上，主要有宗教、外语、西学和儒家经典。1877年5月，为了适应教会学校的发展，规范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以英美为首的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在上海组织了一个“教科书编纂委员会”，目的是把“基督精神”加进教科书中去，以奴化中国学生，控制教科书的编纂权。这是近代第一个在华基督教教会的联合组织。西方传教士在华开设的教会学校，不需要中国政府立案，只需它的认可即可。另外，各国还在20世纪初以后，使许多教会大学在其国内立案。如上海圣约翰大学、南京金陵大学，分别在美国哥伦比亚州大学和纽约州大学注册立案。于是，这些学校就成为设在中国的美国附属学校，学生可升入外国大学研究院，可获学位，中国的高等教育逐渐成为留学教育的预备学校，进一步发展了对中国的文化教育侵略。

然而，有侵略就会有反抗。随着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加深，教会学校迅速膨胀。据统计，到1926年，基督教、天主教两教会在我国已有教会小学1.4万余所,中学400余所,大学19所,学生80万人。这些学校无一向中国政府立案注册，严重侵犯了中国教育主权。进入20世纪以后，在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影响下，各地会党纷纷领导人民抗洋兵、毁教堂。青年学生更掀起了反抗斗争，许多教会学校的学生，不断罢课、退学，表现了中国青年不可辱的民族气节。1922年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要在中国清华学校举行第11次大会为导火线，爆发了空前的非基督教运动，进而发展为收回教育权运动。“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是传教士穆德组织的。他在中国北京开会的目的是讨论“学校生活基督化”和“如何宣传基督教于现代大学生”等问题。针对这个新的侵略行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3月在上海领导发起组织“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发表宣言，通电全国。揭露基督教的反动本质及教会学校里所进行的文化侵略。随后全国30多个地区组织了类似的组织，形成了一个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运动。

1925年“中华基督教教育会”不得不有所收敛改换侵略形式，承认“应向政府注册，遵守政府之规定，受政府之监督指导”。同年11月16日，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6条。规定外人捐资办学应作为私立学校请求政府认可，校长需为中国人，中国人应占学校董事会名额之过半数，学校不得以传布宗教为宗旨，课程须按部颁标准，宗教科目不得列为必修科等。尽管教会学校的教育权并没有因为收回教育权运动而得到彻底的收回，但收回教育权运动给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以重大打击，是日后教会教育走向本土化和世俗化的必不可少的前奏，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留学教育

经历了种种屈辱、痛苦、比较、反思之后，国人意识到中国和西方的差距，并开始考虑如何向西方国家学习。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起步和发展了中国近代留学教育。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曾出现过一些零星自发的留学行为，留学生基本是教会学校的学生。倡导由政府派遣出国留学人员是在洋务运动开始之后。洋务派曾派不少留学生到英、法、美、日等国学习军事、技术和自然科学。如：1875年闽浙总督沈葆桢派遣福建船政学堂学生5人，前往法国学习船政，1876年李鸿章派7人赴德国学兵技。洋务派办留学教育是要维护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培养洋务人才。但它是中国教育走向世界过程中最名副其实的一步，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推进之功不可磨灭。历史的事实也说明，这些留学生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学到了近代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知识，成为一批新型的知识分子和优秀的爱国知识分子。其中有科学技术人才如詹天佑、哲学政治学人才如严复等。在清末新政的刺激下，近代留学教育在进入20世纪后骤然勃兴，形成了规模盛大的留日高潮。由于留日高峰的形成，也引起美国的注目，认为这不利于美国在华的长远利益。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决定从1909年起，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一部分以“先赔后退”的方式退还中国，以发展留美教育。

。第二次鸦片战争前，中国尚无一套完备的现代学校系统，中国较完备的现代学校系统是在洋务运动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学校教育制度（学制）是一个国家各级各类学校的系统，它是教育制度的主干，随着日本明治维新教育改革成功对中国的刺激和大批西方传教士对西方教育制度的译介，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批评传统的教育制度，要求改革传统的教育制度，培养真才。清政府为了缓和人民的不满情绪，以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于1901年开始推行“新政”。陆续颁布一些改革政令，其中包括颁行新的教育制度,改革和废除科举制度，兴办新式学堂等。新的教育制度包括了“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

在“癸卯学制”实施了8年后，1912年1月，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孙中山就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在教育方面，于1月9日成立中央教育部。并于1912年9月3日，颁布《学校系统令》，称为“壬子学制”。1913年，教育部又陆续颁布了各级各类学校法令，补充了这个学制，逐步形成了一个新的学制系统，称“壬子癸丑学制”。壬子癸丑学制与癸卯学制相比，有很大进步，它缩短了学制年限3年或4年；取消了毕业生奖励出身的制度，消除了科举制度的阴魂；女子教育取得了一定的地位，癸卯学制中没有女子教育的地位，壬子癸丑学制中，普通中学、中等实业学校、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都规定设立女校，初等小学还可以男女同学；从课程的改革上，取消了忠君、尊孔的课程，增加了自然科学课程和生产技能的训练；改进了教学方法，反对体罚，要求教育联系儿童实际，适合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

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改革虽然也有许多不彻底的方面，但它是近代资产阶级对封建教育的第一次系统的改革，它突出了资本主义文化在教育中的地位，较全面反映了资产阶级对教育的要求，是资产阶级新教育反对封建主义旧教育的一次重大胜利，有着历史进步意义。

随着中国近代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要求教育能提供具有文化知识的劳动者。在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影响下，一些知名人士如胡适、陶行知、黄炎培等人都纷纷提出了改革学制。1922年9月教育部召开全国学制会议，对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提出的学制草案稍加修改，于同年11月以大总统名义公布施行，即壬戌学制。一般称这个学制为“新学制”。“新学制”提出七项标准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即：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力等。在讨论学制的同时，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组织了“新学制课程起草委员会”，1923年该委员会公布《中小学课程纲要》。小学设国语、算术、卫生、公民、历史、地理、工用艺术、形象艺术、体育、音乐等科。普通科分文理两组。公共必修科目有：国语、外国语、人生哲学、社会问题、文化史、科学概论、体育1922年学制的公布，结束了辛亥革命后教育上的混乱状况，反映了“五四”以来新教育改革的一些基本要求，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是中国教育现代化发展到一个重要阶段的标志。“新学制”除以后在学分制和综合中学制等方面有所改动之外，基本上沿用到全国解放。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制度由封建主义变为了具有先进思想的社会主义。马列主义理论及思想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千年的封建教育制度演变为现代的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中国的教育制度变得实用、开明，成为了改革开放的最伟大的成果之一。

第五篇：我国现行外语教育制度的法律思考

中国现行外语教育制度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必修性：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硕士博士研究生等20多年的学习中，外语是惟一始终必修、必考的课程，甚至是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两门公共必考科目之一，是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唯一公共必考科目；一些高校实行学士硕士学位与外语四六级挂钩；外语专业学生还必须学习、考试第二外语；一些地方中级以上职称晋升还与职称外语考试挂钩。由于具有以上的必修性特点，笔者在此将中国现行外语教育制度称为“外语必修制度”。

外语教育是一种语言教育。语言教育不同于数学、物理、化学、医学等其他课目教育，语言教育有其特殊性：语言和民族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语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的重要特征。由于语言具有民族性特征，大部分国家都有相应的法制进行规范。同样，我国也制定了一系列调整语言关系方面的法律法规。所以，作为语言教育的我国外语教育，其制度设计必须考虑语言的民族性特征，遵守有关法律法规，防止把外语教育和数学、物理、化学等普通课目教育相提并论。

一、外语必修制度的法律分析

我国现在有宪法、教育法、义务教育法、通用语言文字法、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幼儿园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对语言文字进行法律规范，但现行外语教育制度在多方面违反以上法律法规。

1.外语必修制度使中国公民因为不懂英语等外语而被剥夺受教育权、职称晋升权。马克思主义坚持各民族语言文字一律平等，反对强迫一个民族学习、使用另外一个民族的语言。我国宪法第4条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民族区域自治法》也保障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这种法定的自由应该包括这样一种涵义：中华民族每个公民都有权利仅仅通过中华民族的语言就可以获得受教育和职称晋升等权利，并不以掌握其他民族语言为条件。但是，在外语必修制度的要求下，许多人却会因为不懂规定的外语而被剥夺读中学、大学和硕士博士研究生等受教育权，被剥夺职称晋升的权利。中国公民因为不懂其他民族的语言而被剥夺在中国的受教育权和职称晋升权，这显然违背宪法和法律精神。

我国宪法第19条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教育法、义务教育法、通用语言文字法等法律法规也对普通话的推广作出了一些规定。但在外语必修制度的作用下产生的现实却是：一个中国公民普通话水平不高影响不大，可以考硕士、博士；但一个中国公民外语水平不高则直接影响一生的教育和发展，就是读函授、自考本科，也有学位外语考试在卡住你，更不用说读硕士、博士了。由此可见，外语必修制度把外语的地位置于中国人的母语之上。

笔者认为，对于外语学习而言，我们都应该和越南、泰国、韩国、埃及等其他国家的民族一样，不应该在不自愿的情况下被迫学习。更何况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而且并不是一个所有文化都需要向其他民族学习的劣等民族。中华民族当然应该向其他民族学习，但这并不等于要求全体中华民族儿女都学其他民族的语言，而应该让国民在自愿的基础上作出选择。

2.学位与外语四六级挂钩，涉嫌违法。对高校的学位授予行为，中国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1980年2月制定、1981年1月实施并于2004年8月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进行规范。该条例对学位授予条件作了明确规定，学位授予条件分“课程考试成绩”、“论文答辩”(学士学位没有要求“论文答辩”)、“学术水平”三方面。只要符合以上三个条件，学位申请人就有获得学位的法定权利，因为这是条例明确规定的，任何高校都无权剥夺。以上三方面显然不包括外语四六级。

有人认为，外语四六级可以纳入“课程考试成绩”的内容进行要求。笔者认为这是对法律的误解。因为大学开设的外语课，各高校在课程结束时都有一个课程考试，其成绩就是“课程考试成绩”，该成绩还记录在学生的档案内，具有“课程考试成绩”的法律效力。

有人认为，高校是不是可以用办学自主权来设定学位与外语四六级挂钩呢？这是不可以的。因为法律已经对学位授予条件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任何人不可以违反。高校的办学自主权体现在课程设置种类、课程考试的难易程度、论文答辩的难易程度、学术水平要求等方面。某高校认为外语重要，可以增加外语课程考试的难度，但不能在条例规定的三大条件之外增加其他条件。

3.外语必修制度，不符合国际通行惯例。据笔者了解，现在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实行外语必修制度。实际上，不但现在没有，就是纵观人类历史，实行外语必修的现象也是很少的。世界各国人民当然也有很多学习外语的，但一般只是鼓励、引导等，而不是像中国这样实行外语与受教育权、职称晋升权挂钩的外语必修制度。

二、现行外语教育制度的弊端已经很严重

中国现行外语教育制度是在中国英语人才奇缺、以致于影响到中国当时外交工作正常开展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产生的，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任务，有其历史合理性。但在执行该制度20多年以后的今天，在人才市场的英语人才已经大量过剩、而周边国家语种的外语人才又相对紧缺的情况下，该制度的弊端就显而易见。

1.消耗了国民太多的时间、精力。一个大学毕业生到底花了多少时间精力学外语？这虽然难以精确统计，但我们不能否认，外语学习确实花了国民很多时间精力。

据有关权威机构的调查表明，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大学生把大部分时间、精力投入到外语学习上了。但是这些大学毕业生实际达到的外语水平确实十分有限。就是在已经取得了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证书的学生中，能够比较流畅地阅读英语原文现代报刊，或能够比较流利地进行英语对话的人还是极少数。大多数学生实际掌握的英语除了应付毕业考试、入学考试、证书考试以外，几乎派不上其它用场。

2.严重阻碍、扭曲专业人才发展，破坏人才生态系统。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是多元的，而人才的形成由于受天赋、兴趣、环境、经历等方面的影响，也是多元的，是各有特点的。这种多元人才之间的相互补充，适应着社会对人才的多元需求，构成生气勃勃的人才生态系统。要保护人才生态系统，必须保护人才发展方向的多元性。中国的外语必修制度，抑制了人才的多元化发展，阻碍、扭曲了专业人才发展，破坏了人才生态系统。

一是外语学习占用了大量专业学习时间，影响了专业学习效果，也降低了学校的整体教学水平，造成学生综合能力的欠缺，甚至拉大了中国专业人才与国外的差距。

二是外语考试使一些专业人才失去了专业发展的机会。比如一个报考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考生，由于外语差，即便专业再优异也是白搭。

三是阻碍了中国边疆民族地区专业人才的培养。生活在中国广阔边疆地区的居民，由于他们和邻国居民长期友好往来，有不少还和邻国同属于一个民族，所以有得天独厚的学习外语所必须的语言环境和文化环境，掌握邻国语言也就轻而易举。但是，在现行外语教育制度的要求下，他们却不得不学习对他们来说用途不大的英语，而实际上学英语恰恰是他们的弱项。所以，许多少数民族学生或者因为学英语困难而荒废学业，或者因花费大量时间学英语而荒废其他专业，后果是阻碍了边疆民族地区专业人才的培养。

3.使中国教育进一步陷入应试教育深渊。学会一门外语，应该学会用外语来听、说、读、写，而不是通过死记单词、琢磨语法、研究考试技巧来对付考试，使学生从踏入大学校门的那一天开始，再次陷入“听讲—死记—应考”的怪圈，大学、硕士研究生阶段的外语教学也被迫再次循着“单词—语法—考试技巧”的老路走，进一步陷入应试教育深渊。

4.影响汉语学习，有损中华文化传承。2005年2月底，国家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呼吁：不能重外语而轻母语；母语是民族的标志和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及组成部分，其应用水平体现和直接影响着民族的教育、文化和素质。笔者认为，中国目前重外语轻母语的现象已经很严重，已经影响了汉语的学习，损害了中华文化的传承。

本来，汉语是联合国的五种工作语言之一，也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而且全球“汉语热”正持续升温，包括美英日韩等100多个国家的2300余所大学开设了汉语课程，学习汉语的外国人达3000万。可是在我国，国民对汉语却表现出一种严峻的冷漠。甚至在一些大学里，中文专业学生过不了英语四级考试就拿不到学位，可写不出锦绣文章却没人计较。

语言本身是一种工具，同时又是一种文化，一种语言是一种文化的承载体，对于培育民族精神、孕育民族情结、弘扬民族文化都有极强的凝聚、教化作用。母语的衰落必将深刻地影响到民族文化的纯洁性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5.阻碍了中国外语教育的区域多元化发展。中国目前的外语必修制度在语种上限于英语、法语、日语、俄语、德语等少数几种。可是，中国国民对外语的需求远远不止这几种外语，而是几乎涵盖了全球各个国家的语言。特别是在边疆地区，对邻国外语需求一般要多一些。如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架构下，广西、云南等西南边疆地区对包括越南语、老挝语、柬埔寨语、泰国语、缅甸语等在内的东盟国家语种人才需求将越来越普遍。但是，由于广西、云南等地目前都是执行全国统一的外语教育制度，高考、硕士博士入学考试以及职称考试等语种仅限于英语、日语、俄语等少数几种，这样就必然不利于西南地区培养东盟国家语种的外语人才。

三、依法理性重构中国外语教育制度

外语教育作为语言教育，有不同于数学、物理等一般课目的特殊性，它涉及到民族特性。不但马克思主义民族语言观对此有专门的论述，而且我国也有多部法律法规对语言有所规范。另外，中国现行外语教育制度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已经不符合目前的时代要求，而且给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弊端，急需改革。笔者在此提出自愿化、专业化、基础化、区域化和激励化的改革思路。

1.自愿化。一个人学不学外语，完全由个人自由选择。在制度设计上，需要将高考和硕士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公共外语科目以及外语专业第二外语考试科目取消，或者由高校自己决定是否开考；将大学和硕士博士研究生学习阶段的公共外语科目以及外语专业的第二外语科目取消，或仅作为任意选修课；取消职称外语考试。特别是应依法禁止英语四六级考试与大学学位证挂钩的做法。

有人担心，外语学习自愿化以后，谁还会学外语呢？这个问题不用担心。如果学外语有用，会给学习者带来利益，那么，自然会有人学。其实，我们目前的外语必修制度，主要是指英语，而越南语、泰国语等其他语种是没有纳入必修的，但越南语、泰国语等其他语种人才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完全实现了自我动态平衡。

2.专业化。如果说中国目前在人才市场上出现外语人才缺乏的问题，那一定是外语专业人才缺乏，而不是全民外语水平的问题。有资料也显示，中国是翻译大国但不是翻译强国，因为翻译的总体水平不高，鱼龙混杂、粗制滥造之作很多。造成中国翻译“大而不强”的首要原因是外语专业人才少。所以，中国有必要把更多的资源投放在外语专业人才的培养方面，而不是把资源分散在全民外语普及方面。

3.基础化。笔者认为可以在小学、初中阶段开设外语课，但不要纳入升学考试当中去。这种基础化的外语教育，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幼年学语言的优势，为以后在必要时的进一步学习打下基础，一方面学习压力不大，不会浪费大量时间，也不会扭曲专业人才发展。

4.区域化。在基础阶段的外语学习，笔者认为不要全国都学英语，而应根据各个地区的特点进行安排。比如在广西、云南等西南边疆地区宜选择越南语、泰国语等东盟国家语种，在辽宁、吉林等东北边疆地区宜选择朝鲜语、日语等语种，在黑龙江、内蒙古等北方边疆地区宜选择俄语、蒙古语等语种，这样既发挥了语言学习环境的优势，也更加实用。

5.激励化。不在制度上要求国民必修外语，但可以采取一些激励、倡导性的措施，比如创造尽可能好的外语学习环境，开展一些专业技能竞赛，鼓励开办外语培训机构等，以吸引更多的人自愿来学习外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