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反洗钱监管有效性的对策研究

第一篇：我国反洗钱监管有效性的对策研究

中国人民银行厦门市中心支行课题组：我国反洗钱监管有效性的对策研究 综合类反洗钱文摘 2010-09-12 21:06:36 阅读8 评论0字号：大中小 订阅

我国反洗钱监管有效性的对策研究

作者：中国人民银行厦门市中心支行 课题组

摘要：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的正式实施，人民银行总行陆续出台了4个反洗钱规章和3个规范性文件与之相配套。人民银行作为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其监督管理职能的有效发挥，对打击和遏制洗钱犯罪，维护正常的经济金融秩序有着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分析当前我国反洗钱监管上作的难点，进而从制度创新、技术创新、方法创新等方面提出提高反洗钱监管有效性的对策。

关键词：反洗钱，监管工作，有效性

一、我国反洗钱监管工作面临的困境

(一)金融机构方面存在的问题给反洗钱监管工作带来难题

1.金融机构对反洗钱的认知程度存在行业差异，造成反洗钱监管资料来源不够及时和准确。从全国情况看，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反洗钱工作的重视程度普遍有所提高.已经把反洗钱工作作为合规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年度工作目标，并在组织建设、人员配备、技术手段建设等方面给予了较大程度的关注，对反洗钱领导小组进行了整合，细化了工作职责，修订和完善了反洗钱内控制度和操作流程，反洗钱各项工作已经由被动向主动转变。但与此同时，非银行金融机构对反洗钱工作的认识还存在误区，尤其是信托公司、证券期货公司、保险公司，由于其反洗钱工作起步较晚。管理层重视程度不高，员工对反洗钱业务知识了解不全面，使其内控制度、客户身份识别、可疑交易报告、反洗钱宣传培训等工作严重滞后，致使数据的分析与报送不能够及时完整，工作配合的主动性不强，直接影响监管工作的有效性。

2.金融业务的不断创新，一些新业务成为反洗钱监管的盲区，影响反洗钱监管工作的覆盖面。近年来，电话银行、网上银行等创新业务迅速发展，在银行业务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成为银行结算的重要手段之一。但电话银行、网上银行业务方便、快捷和隐蔽的特性，给反洗钱监管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首先，上述业务的准入条件低，便于开立账户洗钱。目前银行客户申请开通上述业务条件十分简单，个人只要有银行储蓄账户或个人结算账户，持本人身份证就可以申请开通；企事业单位只要在银行开有四类账户之一，持单位代码证、营业执照、客户许可证原件或复印件、法人授权书、预留银行印鉴便可申请开通。个人和企业可以在多个或一个银行开通多个网银账户，这也为利用网银进行洗钱的不法分子提供方便。其次，网上银行业务增加了甄别可疑交易的难度。目前，客户办理网银业务不需要到柜台办理。《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第11条规定的银行业报告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的18种交易情况，有15种需要一线临柜人员进行主观判断，第14、15条也需要临柜人员进行主观判断。然而，网银

业务对银行而言，既不见票据，也不见人，临柜人员很难掌握网银账户短期内资金是否分散转入转出、财务状况是否与经营业务相符、长期闲置账户是否突然启用等情况，无法对网银业务的可疑交易进行甄别。

3.大额、可疑数据报送存在错报和重报现象，信息的可用价值不高，致使反洗钱监管工作无法充分发挥效用。由于各类支付工具具有不同特点，通过银行系统将大额交易收付款人的信息要素完整准确采集存在一定困难。尤其是部分业务的交易对手信息，许多要素需要依靠营业网点进行手工补录，工作量大，数据的可靠性和及时性受到影响，因而差错较多，收付款行双方报送同一笔交易信息的情况时有发生。同时，由于金融机构发现可疑交易信息的途径单一，工作人员缺乏对可疑交易的综合分析判断能力。通常由一线临柜人员简单判断，依照已公布的可疑类型，填写可疑交易报告，传递到该机构的反洗钱情报收集人员，而情报收集人员对所得信息通常不加分析判断就直接上报其总部。整个过程，情报人员只是充当“二传手”的作用，并未对所有可疑账户进行风险等级划分和统一管理，也未了解客户真实交易背景，致使垃圾数据增多，信息缺乏可用性，给反洗钱监管部门进行有效监管带来困难。

(二)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自身存在的不足给反洗钱监管有效性的充分发挥带来困难

1.反洗钱规章制度与所监管金融机构行业特点的结合程度较低，不利于监管工作的有序开展。现有的反洗钱相关规定文件是对反洗钱工作的总括性规定，虽然对可疑交易标准和客户身份识别要求中的部分内容作了一些区别对待，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普遍认为许多规定性要求仍需要按照行业特点进行细化，如关于对客户进行风险分级的要求，只提出要按一定的标准进行分级，但没有具体说明各行业要按照哪种参考指标进行分级；又如，《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中列举了17条保险公司的可疑交易标准，而实际上财险、寿险、再保险、政策性保险公司的业务存在很大差异，可疑行为的表现形式也各具特点。因此，使用同一标准使得保险机构在开展可疑交易的甄别工作时缺少专门指导，不利于其主动发现可疑线索从而识别可疑交易行为。

2.金融服务政策与反洗钱政策缺乏整合，金融机构执行反洗钱政策存在障碍。一是金融服务政策的放宽与反洗钱政策的日益严格存在矛盾。如2007年2月1日《个人外汇管理办法》实施后，个人年度总额内结汇无需区分款项来源而仅凭有效身份证件即可办理结汇，使得一些不合规的大额外汇采取分拆结汇的办法来规避反洗钱监管。又如《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改进个人支付结算服务的通知》规定从单位银行结算账户转移资金不受限制，资金转移到个人账户后，大部分会通过现金方式将款项进一步转移，使反洗钱资金监测工作无法有效开展。二是各项政策缺乏有效整合。如目前人民银行和外汇管理局涉及账户管理的规定很多，主要有《人民币账户管理办法》、《境内外汇账户管理规定》、《个人存款实名制管理规定》、《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等，各项政策发布时间不同，对账户管理的要求也存在很大差异，政策的制定部门在政策的解释上也不尽相同，因此，金融机构在执行中觉得无所适从，反洗钱监管也因依据各异而力不从心。

3.反洗钱非现场监管指标不明确，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未能有效整合，信息利用不足。根据《反洗钱非现场监管办法(试行)》规定，金融机构自2007年

第3季度开始按季向当地人民银行报送非现场监管资料，金融机构所报送的报表资料是了解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开展基本情况、评价反洗钱工作开展有效性、进行有针对性现场监管的重要来源。可是该办法实施以来，由于缺乏有效的分析工具和分析手段，人民银行各级反洗钱监管部门对大量信息数据的分析仅仅停留在对报表资料所列指标的增减上，基本没有历史比较和分组数据，非现场监管资料分析的深度不够，难以通过非现场监管及早发现反洗钱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主要矛盾，无法准确定位洗钱风险大的区域，使反洗钱现场监管计划性不高、重点不明确、随意性突出，一定程度上影响现场检查的效果。

4.现有大额、可疑交易数据报送方式的固有缺陷，使反洗钱监管部门获取资料渠道不畅，直接影响反洗钱部门的分析和判断结果。根据《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及其有关规定，金融机构报送大额、可疑交易报告采取的是通过业务系统按照一定的标准提取上报总行(总公司)，由其总行(总公司)按“总对总”的报送方式直接上报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这种报送方式造成基层人民银行无法及时掌握大额、可疑交易的报告信息，不能在第一时间指导金融机构对可疑交易行为进行判断和识别。同时，由于大额、可疑数据接受与应用的分离，使得基层反洗钱部门无法对客户经济行为进行对比分析，难以形成客户是否涉嫌洗钱的初步判断。此外，接受的大额、可疑交易是单笔的、零散的，相互之间缺乏关联性，且由于受系统限制，无法依据一定条件整合出某一客户的所有可疑交易数据，进而无法形成对涉嫌洗钱行为的进一步分析研究。

二、提高反洗钱监管有效性的对策与思考

(一)针对不同业务品种，建立洗钱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根据金融机构行业发展特点，由人民银行总行与各行业监管部门密切合作，同时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制定分行业的反洗钱工作指引或操作细则，针对资金流动、可疑交易报告规模、结构、类型研究设计一套洗钱风险预警和评估体系以及可量化的评估指标，增强对各行业反洗钱工作的指导性。对例如大额投保、趸交率、退保率、投资收益率等指标进行监测，从而实现行业洗钱风险指标及综合风险趋势进行动态监测和分析，及时发现风险隐患，向有关部门发出预警信号，帮助监管者合理调配资源，确定当期监管重点，对指标出现异常的公司有针对性地进行现场检查，对洗钱风险较大的业务险种以及可疑资金流动频繁、虚假、不符、趸交、退保等可疑行为进行重点检查，提高监管工作的效率，实现监管方式从定性监管为主向定性监管和定量监管相结合的转变，以提高金融机构风险监管的有效性。

(二)建立金融创新领域反洗钱内控制度，构建有效的支持平台，促进反洗钱工作深入开展。金融机构必须高度重视反洗钱内控制度建设，在推出创新金融产品的同时，根据创新产品的具体情况和特点，科学、及时、准确地制定相应的反洗钱内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力争使反洗钱内控制度涵盖所有的业务领域，促进反洗钱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同时要与时俱进，增强创新理念，提高电子化监测水平。人民银行要尽快组织建立金融机构公共网络体系，利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建立数据中心和客户信用系统，将金融机构的业务核算系统、现金管理系统、资金汇划系统归并其中，通过依托支付系统建立大额和可疑交易监测网络，实现对异常资金活动的自动采集、分析和处理，真正落实适时网络监控，增强反洗钱监测的有效性和及时性。金融机构应在人民银行建立的金融机构公共网络基础上开发应用支付交易监测系统，对系统内支付交易进行适时网络监控，全面掌握企业和个人的大额、可疑交易资金的流动情况，克服人工监控的局限，尤其加强对创新金融产品的监控，充分估计可能被犯罪分子利用的各个环节，积极防范金融创新带来的新风险，利用先进的技术对可疑信息进行分析处理，做到未雨绸缪。

(三)加大反洗钱监管力度，做到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互相依托、有机结合。在反洗钱监管领域不断扩大、监管人员十分有限的情况下，要采取必要手段，强化非现场监管工作，将现场检查与非现场监管进行有机整合，有效利用非现场监管的数据资料，进行系统的分析和应用。为了强化非现场监管工作，必须利用现有反洗钱监管系统，创新工作方法，有效应用非现场监管手段，全面收集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的动态信息，完善非现场监管指标体系和分析方法，适时掌握大额数据的变化趋势和可疑交易的分布特点，积极挖掘线索，加大对异常资金的监测，将日常监管与反洗钱现场检查有机结合起来，有针对性地开展现场检查，防范洗钱风险。

(四)建立反洗钱岗位标准，全面提高反洗钱工作人员整体素质，确保反洗钱监管工作有效开展。反洗钱工作人员业务技能的高低、素质的好坏直接影响反洗钱监管工作的成效。因此，应建立反洗钱岗位标准。进一步加强对金融机构一线人员反洗钱上岗培训与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建立反洗钱上岗资格考核档案。同时将反洗钱上岗资格考核情况作为反洗钱工作现场检查内容之一，督促反洗钱工作人员熟练掌握反洗钱法律法规和可疑交易的识别标准，全面提升反洗钱工作技能，为提高反洗钱可疑交易数据上报的质量奠定良好的基础。通过形式多样的培训，使反洗钱工作人员熟练掌握反洗钱有关法律法规，增强反洗钱工作能力，打造出一支懂业务、能检查、会管理、善分析的复合型反洗钱队伍，逐步形成结构合理、优势互补、数量与质量相统一的反洗钱人才市场，以适应日益发展的反洗钱事业的需要。

(五)加大反洗钱宣传力度，增强社会公众的反洗钱意识，形成共同打击洗钱犯罪的合力。反洗钱是一项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的工作，需要全社会的支持和配合，只有不断加大宣传力度，才能在全社会普及反洗钱知识，使《反洗钱法》得以深入贯彻和实施。首先可以通过不同形式，向社会公众大力宣传《反洗钱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促使社会共同督导金融机构更好地履行反洗钱各项法定义务，防范和化解洗钱风险。同时向公众介绍洗钱活动的特征以及我国反洗钱的主要措施和手段，提高全社会对反洗钱的认知水平，增强公众的反洗钱意识和对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的理解、支持和配合。并通过公布举报电话和网站，鼓励公众举报涉嫌洗钱线索，形成全社会共同履行反洗钱义务、打击洗钱犯罪的有力屏障。

第二篇：关于开展特定非金融行业反洗钱监管有效性研究（定稿）

关于开展特定非金融行业反洗钱监管有效性研究

我国金融机构反洗钱自2003年正式实施以来，特别是2006年《反洗钱法》颁布后，国家反洗钱体系建设不断加强。但纵观目前我国反洗钱制度框架设计和反洗钱义务主体界定，国家反洗钱体系仍然存在着对特定非金融机构洗钱风险预判不够充分和法规建立缺位的制度“短板”，有悖风险为本的反洗钱原则。

一、我国特定非金融行业反洗钱监管的现状和不足

（一）立法上未做出义务主体（特定非金融机构）的具体界定。

我国《反洗钱法》第三条明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金融机构和按照规定应当履行反洗钱义务的特定非金融机构，应当依法履行反洗钱义务。我国虽从立法角度将特定非金融机构纳入反洗钱义务主体，但对其行业范畴、职业类型、义务责任和监管办法等仍未具体界定，已成为反洗钱体系中的防范“空位”。

（二）制度上未确立特定行业的法定职责。

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反洗钱法》规定，2006年、2007年，独立或会同银监、保监、证监“三会”制定了《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及客户身份识别、可疑交易报告、交易记录保存“三项制度”；2010年、2012年制定了《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和《支付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确立支付机构的注册许可制度和反洗钱义务，但一般特定非金融机构的反洗钱法定职责建立仍为空白。

（三）体系上未接轨反洗钱国际组织标准。

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2012年通过的《打击洗钱、恐怖融资和扩散融资的国际标准：FATF建议》，第D节预防措施，建议22特定非金融行业和职业客户尽职调查中，明列了对不动产中介、贵金属和珠宝交易商、律师、公证人、其他独立的法律专业人士等五种行业和职业的反洗钱监管要求。我国对应国际标准中涉及的特定行业和职业，目前仍未纳入特定非金融机构反洗钱义务范围。

（四）管理上未覆盖反洗钱发展的外延演进。

我国近年发展较快的小贷公司、评估公司、典当行、拍卖行、彩票业等特定行业，具有融资或准融资功能，洗钱暗流寻求此领域的趋向已是必然。但按FATF新《四十项建议》提出的对特定行业反洗钱监管要求，这些行业仍游离于履行反洗钱义务主体范围之外，易成为洗钱资金集聚的“洼地”。

二、影响特定非金融机构反洗钱监管有效性的因素分析

（一）法律制定难。

特定非金融机构涵盖范围广,涉及行业多,制定统一的或分业的反洗钱监管办法复杂困难；如与金融机构履行同等的反洗钱义务，势必增加其运营成本，影响其本业经营；如承担差别化义务，则可能影响反洗钱法律体系的稳定。

（二）特定非金融机构反洗钱配合协作难。

特定非金融机构反洗钱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经济社会众多领域，不同行业间协调复杂困难。我国反洗钱工作社会各职能部门的合作机制尚未完善，特定非金融机构的特殊性、复杂性，使其反洗钱的配合与协作尤为艰难。

（三）特定非金融机构反洗钱业务操作难。

特定非金融机构履行反洗钱义务可能损害客户关系，影响行业利益，其践行反洗钱责任的意愿不强。某些特定行业存在着国家相关法律与“行业操守”的矛盾，必将为这一行业反洗钱操作带来困难，制约反洗钱工作开展。

（四）特定非金融机构反洗钱信息获取难。目前国内特定非金融机构开展反洗钱工作的实践经验匮乏，限于行业管理的业态，囿于特定机构自身的条件，加之洗钱活动本身特具的隐秘性，致使特定非金融机构反洗钱专业性的情报信息收集困难，行业部门披露的具有借鉴价值的案例十分有限。

三、提升特定非金融机构反洗钱监管有效性的政策建议

（一）健全配套法规，依法推动特定非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开展。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应按照《反洗钱法》，会同有关部门尽快以立法形式制定颁布特定非金融机构反洗钱配套法规。可兼顾国际标准和我国特定非金融机构不同行业现状，区分重点和一般、普遍和特殊的业态标准，制定分业的特定非金融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

（二）完善管理体系，建立特定非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核心制度。建立反洗钱工作核心制度，确立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在特定非金融领域反洗钱工作中的核心地位，通过立法明确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的职责划分，以及行业自律组织在反洗钱工作中的定位，形成核心突出、职责明确、制度有效的反洗钱工作组织体系。

（三）立足行业实际，构建系统化特定非金融机构反洗钱监管模式。完善目前反洗钱部级联席会议制度，按照“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协调、行业主管部门具体监管、行业自律组织有效参与”的模式，构建特定非金融机构反洗钱的有效监管机制，健全我国反洗钱系统化监管体系。

（四）建立内控指引，有效防控特定非金融机构经营中的洗钱风险。为适应复杂的反洗钱形势，遵照我国《反洗钱法》，参照有关反洗钱国际公约，尽快依法健全特定非金融机构涵盖“内控制度、设置机构、操作规程、宣传培训”等内容的内控指引，指导义务主体增强反洗钱工作能力，履行反洗钱义务。

（五）加强行业协调，充分发挥行业自律组织的有效参与作用。国外反洗钱管理经验认为，行业自律是反洗钱监管不可或缺的主要辅助力量。在我国反洗钱工作日益紧迫形势下，加强行业自律组织、行业主管部门与国家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协调配合的同时，更应充分发挥行业自律组织有效参与和积极支持作用，提高特定非金融行业反洗钱的有效性。

第三篇：中国反洗钱对策研究（推荐）

20世纪80年代以来，洗钱犯罪已成为世界各国及国际社会面临的一大公害。各国反洗钱的实践表明，利用金融系统洗钱是洗钱的主要渠道。我国于2001年12月11日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金融业的全面开放已是大势所趋。因此，尽快建立我国的反洗钱机制已迫在眉睫。

洗钱的概念

不同的国家、组织对洗钱有不同的定义。洗钱的正式概念最早出现在 1988年12月19日《联合国反对非法交易麻醉药品和精神病药物公约》里，该公约对洗钱定义为：“为隐瞒或掩饰因制造、贩卖、运输任何麻醉药品或精神药物所得之非法财产来源、性质、所在，而将该财产转换或转移者。”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作为全球性的反洗钱国际组织，将洗钱定义为：“凡隐匿或掩饰因犯罪行为所取得的财物的真实性质、来源、地点、流向及转移，或协助任何与非法活动有关系之人规避法律应负责任者，均属洗钱行为。”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从金融角度将洗钱定义为：“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可能无意间被利用为犯罪资金的转移或存储中介。犯罪分子及其同伙利用金融系统将资金从一个账户向另一账户作支付和转移，以掩盖款项的真实来源和受益所有权关系；或者利用金融系统提供的安全保管服务存放款项。此即常言之洗钱。”尽管不同的组织对洗钱有不同的定义，但洗钱实质上可归纳为将非法收入合法化的过程。不同的组织对洗钱定义的差异主要是因其对“非法收入”和“洗钱的手段”规定不同而产生的。

虽然各国对洗钱的定义有所不同，但洗钱一般包括以下三个阶段：一是放置，即通过初加工把非法收入和其他合法收入混合；二是离析，即通过复杂的金融操作进行再加工，模糊非法收入的来龙去脉；最后是归并，即将洗白了的非法收入转移至个人或合法组织的名下。

洗钱在我国的主要特点

与国外相比，洗钱在我国的主要特点表现为：

1．职务犯罪是洗钱罪的重要基础犯罪之一。

洗钱是将非法收入合法化的过程，洗钱罪是涉嫌洗钱行为的犯罪。洗钱涉及两个过程：一是获取非法收入，二是将非法收入变成合法收入。其中，获取非法收入所犯的罪行是上游犯罪，称为基础犯罪。虽然我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的洗钱罪的基础犯罪只有毒品、走私、恐怖和黑社会性质有组织犯罪四种，但从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秩序来看，一切能产生经济收益的犯罪都应规定为洗钱罪的基础犯罪。

一些公职人员贪污受贿后，自己“下海”或通过亲属“下海”成立公司，或与企业勾结，将非法收入转成企业账户上的“合法”收入，实现对“脏钱”的清洗。据对广西成克杰贪污案件的报道，成克杰就是通过香港的渠道洗钱，实现对4100万元财产的非法侵占。

2．存取、搬运和藏匿大额现钞是洗钱的重要渠道。

经手大额现金是洗钱犯罪的一个突出特征。对犯罪分子来说，用不具有个人特殊标记、无法追索交易历史的现金漂洗非法所得，在实现财富占有的同时能掩盖犯罪痕迹，不失为洗钱的便利渠道。在国外，现金的使用受到严格的限制，如在美国，大面额现钞基本不在国内的零售渠道流通，涉及大额交易的大件购买或大额消费多采用信用卡结算。在我国，虽然中国人民银行大力推广以“三票一卡”为主的银行结算方式，但现阶段，现金结算还是个人之间使用最多并乐于接受的结算方式。而且，我国的结算制度主要是针对现金支取，现金收存几乎不受限制。储蓄存款实名制的实施虽然对犯罪分子有一定威慑作用，但是，由于个人使用现金所受限制极少，从而使得存取、搬运和藏匿大额现钞成了洗钱的重要渠道之一。[!--empirenews.page--] 3．洗钱有愈演愈烈之势。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全球的“黑钱”经过慢慢累积，至今已达1兆亿美元，且每年还以1000亿美元的速度增加。报告显示，全世界每年洗钱金额已高达4000亿美元，相当于全球贸易总额的8％，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2％。

我国洗钱的繁衍与国际相比，也存在愈演愈烈之势，其主要原因如下：

一是缺乏健全的反洗钱机制。为了打击洗钱犯罪，国际社会尤其是发达国家纷纷建立了反洗钱法律和机构，而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刚刚起步。并且；发展中国家一般由于发展的需要急需外资，对外国资本投入限制较松，洗钱分子为了规避法律，有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洗钱行为的倾向。有关资料显示，洗钱行为正在向中国、菲律宾、缅甸等对金融交易控制较松的国家转移。我国目前尚未加入任何反洗钱的国际或区域性组织，也没建立独立的反洗钱机构，且对外资投入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政策，这几个方面的合力给洗钱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二是外汇管制的逐步放开为洗钱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以前，我国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跨境的洗钱活动受到一定的限制，表现尚不明显。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金融领域必将全面开放。而在外汇管制放开、资本流动自由化的环境下，各种违法犯罪资金的洗钱活动会活跃起来，有可能扰乱我国金融市场，甚至可能带来毁灭性的风险。

4．通过银行的支付结算体系洗钱是洗钱在我国的发展趋势。

现实生活中，大量的现金使用不仅带来较大的流通成本，而且还担负着较高的风险。更多地使用票据结算和转账结算是结算发展的趋势。我国目前企业间除小额零星收支采用现金结算外，其他一律采用票据和转账结算。随着个人支票的推广使用以及社会整体信用水平的提高，现金结算将会逐渐减少。中国人民银行2001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大额现金支付管理的通知》就更加严格地限制了现金的使用，银行支付结算将成为社会资金流动的主要渠道。另一方面，贩毒、走私等犯罪收入一般表现为现金，在现金的使用愈来愈受限制的将来，通过银行的支付结算系统短期内转移巨额资金并使之从形式上合法化，无疑是洗钱分子的首要选择。这就是说，通过银行的支付结算进行洗钱是洗钱在我国的发展趋势。反洗钱的国际实践也表明，金融系统是洗钱犯罪分子利用的主要通道。洗钱对我国的主要危害

洗钱不仅破坏我国的金融体系，影响金融业的健康发展，而且还会对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产生严重的破坏作用。

1．动摇社会信用，为金融危机埋下祸根。

反洗钱经验表明，通过金融系统洗钱是犯罪分子惯常使用的伎俩。当一家银行被发现被洗钱分子利用时，消息的公布会使公众对该银行甚至整个银行系统的信用产生质疑，动摇银行的信用基础。而商业银行作为自主经营的企业，信用是其重要的“生命线”。另外，由于洗钱活动的资金转移完全脱离了一般的商品劳务交易的特点，其资金转移完全受洗钱的需求所制约，因此，资金的流动毫无规律可循，洗钱很可能成为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如国际商业信贷银行(BCCI)被关闭，其广泛地参与洗钱活动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empirenews.page--] 2．巧取豪夺，使社会财富大量流失境外。

美国的非法收入经过清洗之后，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汇集在美国境内。而我国的非法资金经过清洗之后，有相当一部分单向流向境外。国际上计算资本外逃的最普遍方式是贸易顺差加资本净流入与外汇储备总额增加值之差。而在我国，这一差值常常被理解为误差或遗漏。我国的资金严重匮乏，大量的资金外逃给我国的经济建设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在我国，贪污腐败和洗钱有着密切的关联。从一些已经暴露出的案例来看，腐败分子侵吞社会财富的途径为：把贪污腐败得来的钱转移至境外，再利用我国对外资的优惠政策，以外商的身份回国投资。这样，形成一个权力与金钱互相依存的、里应外合的洗钱链，从而实现对国家和社会财富的赤裸裸的循环侵占。

3．包容、袒护和怂恿刑事犯罪，破坏社会稳定。

如果洗钱过程非常顺利，将会进一步刺激犯罪分子的犯罪欲望，为犯罪分子的下一次犯罪提供资金支持，这样就容易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助长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从而给社会带来极大的不安定因素，扰乱社会秩序。

我国反洗钱的对策

由于洗钱的巨大危害性及在我国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我国宜尽早采取对策，以应对各种洗钱活动。

1．完善反洗钱法律制度。

我国目前尚无专门的反洗钱法，有关反洗钱的法律制度散见于各法规和规章中，如2000年4月国务院颁布的《个人存款实名制规定》要求个人在金融机构开立储蓄存款账户时必须使用其法定身份证件上的姓名；《大额现金支付登记备案制度》规定大额提现采取预约、登记和备案制度；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办法》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制定的《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办法实施细则》规定，凡在中国境内居留1年以上的个人，短期出国留学、访问人员，中国境内的法人机构和外国驻华机构与非中国居民、机构之间发生的收支交易，均应向国家外汇管理机关申报。

一方面由于反洗钱法律的制定可能与我国《商业银行法》中有关为客户保密的条款相冲突，另一方面由于国际经济金融的一体化，跨国的洗钱活动日益猖獗，反洗钱的实施可能涉及到各国的司法协助问题。因此，提升反洗钱的法律层次，建立专门的反洗钱法有助于反洗钱的贯彻实施。

2．建立独立的反洗钱机构，下设金融情报中心，直接对反洗钱机构负责。

我国目前反洗钱的工作机制实行的是公安部牵头，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等有关部门参加的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会议议定事项由相关部门在各自范围内实施，不单设办事机构。由于反洗钱工作涉及多个部门，任务比较繁杂，为切实加强统一领导，提高工作效率，形成一致的对外策略、口径和合力，并借鉴国外成功的反洗钱经验，建立独立的反洗钱机构很有必要。

在独立的反洗钱机构下设金融情报中心，直接对反洗钱机构负责。反洗钱机构的主要职责为：提出完善反洗钱立法和司法工作的建议，向政府提出反洗钱斗争的方针、政策建议，部署和协调处理全局性的反洗钱斗争，参与国际反洗钱工作等。金融情报中心的主要职责为：收集、汇总、分析和甄别金融信息，监督有法定报告义务的机构和人员遵守法律规定，向相关执法部门报告可疑支付交易，向反洗钱机构提供反洗钱对策建议，执行反洗钱政策并协调反洗钱政策的实施，负责反洗钱的对外数据交流等。[!--empirenews.page--] 3．尽快加入反洗钱的国际组织，争取在反洗钱领域占据主动地位。

近年来，反洗钱的国际合作日益受到重视。目前国际反洗钱行动以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和区域反洗钱组织为中心，并通过主要国际机构和一系列多边和双边论坛等渠道正在全面铺开。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正努力将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的40条建议作为反洗钱方面的核心标准纳入其有关国际标准和准则中，进而试图将反洗钱国际标准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各成员国进行宏观经济监控的一部分和世界银行制定国家援助战略的依据，从而使其强制化。

我国目前尚未加入任何反洗钱国际性和区域性组织，这不仅与我国的大国地位不相称，使我国在反洗钱领域处于被动地位，也不利于我国与他国合作打击跨国洗钱。目前，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是国际性的反洗钱组织，在该领域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其制定的40条建议已成为反洗钱方面的国际标准，其成员至今已扩大到31个国家和地区，主要包括发达国家和我国香港等主要国际金融中心。亚太反洗钱小组(APG)是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最有影响的区域性反洗钱组织，共22个成员。为争取我国在反洗钱领域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呼声，我国应尽快加入上述组织。

第四篇：浅析我国第三方支付平台反洗钱监管

浅析我国第三方支付平台反洗钱监管 摘要：互联网时代下第三方支付以其高效、快捷、便利的结算优势发展迅猛，而相对应的金融监管滞后，这为洗钱犯罪提供了巨大的灰色空间。本文将就我国第三方支付洗钱监管存在的进行简要探讨，并提出相关监管建议。

关键词：第三方支付、反洗钱监管

一、我国第三方支付平台涉及洗钱简况

根据iResearch艾瑞咨询提供的统计数据，2012年中国第三方支付业务交易规模达12.9万亿，同比增长54.2%。2012年，整个第三方支付市场中，交易规模最大的三个平台为中国银联、支付宝、财付通，全年交易规模分别达到7.76万亿、1.86万亿、0.74万亿。但这个巨大的交易平台已经或多或少地参杂有洗钱犯罪活动。例如2012年底，发生了通过淘宝店将毒资 “洗白”成茶叶货款的案件。目前国内利用第三方支付洗钱的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有账户体系的洗钱模式，即利用现有的第三方支付账户体系,通过非法技术手段将黑钱”合法”地流进指定账户,如“木马洗钱”及“P2P洗钱”。二是利用虚拟货币洗钱的模式,即把黑钱兑换为可以与法定货币以一定比率兑换的流通虚拟货币,然后把这些虚拟货币通过游戏交易平台流进指定的游戏账号,最后提现,达到”洗白”目的.三是 “跨境汇兑洗钱模式”。买家先在境内用人民币在国际购物平台购买电子礼品卡，如amazon(亚马逊),再在境外通过转赠形式将礼品卡兑现成美元，以此来实现资金的跨境流动。

二、我国第三方支付反洗钱监管存在的问题

1、第三方支付屏蔽银行监管

与传统交易方式相比，第三方支付最大的特点是：用户的虚拟账户可以和任意一家签约银行账户相关联，买方只需通过虚拟账户就可以转移资金.虚拟账户通过电子邮件或者手机号码就可得到,无需实名认证。这固然使得交易过程十分便捷，但当第三方支付参与结算业务后，也使得原本银行可以全程掌握的交易过程被割裂成两个看起来无关联、银行无法确定彼此间因果关系的交易，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三方支付企业利用其在银行开设的账户屏蔽了银行对资金流向的识别。这样，第三方支付就脱离银行的反洗钱监管体系，造成监管风险。

2、巨额客户备付金得不到有效监管

第三方支付的客户备付金主要由两部分构成：来自于交易过程中的在途资金和交易前后暂时存放在第三方支付平台里的资金；买家在第三方支付平台账户中的余额。随着第三方支付平台用户数量的急剧增加，这些“沉淀”资金将会非常巨大。仅以支付宝算,其接近8亿的用户规模和每天数十亿元的交易金额，“沉淀”在支付宝平台的资金可能达到300亿元之多。这些资金掌握在第三方支付手中，完全由第三方支付支配。第三方支付企业可以通过存入银行获得利息收入，也可以进行其他投资获得收益,由监管不到位,外界很难知道这些资金流向，很容易产生灰色资金转移和挪用,为洗钱犯罪利用。

三、对我国第三方支付反洗钱监管的建议

1、推行账户强制实名制和完善反洗钱跟踪监管系统。

一方面，通过第三方支付账户实名制，签约银行账户审核账户的真实性与关联性，监控资金的流动，将第三方支付纳入反洗钱监管。另一方面，监管部门和第三方支付合作完善第三方支付过程反洗钱跟踪监管系统，监控每一笔第三方支付交易的信息与额度，跟踪日常的可疑交易，及时跟进非正常交易。第三方支付完整、妥善保存交易资料，并定期报送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

2、限制客户备付金投资。

第三方支付机构要与合作银行与备付金存管银行之外的银行进行支付结算业务，必须由存管银行负责操作。支付机构可以活期存款、单位定期存款、单位通知存款、协定存款或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其他形式，将客户备付金存放在备付金存管银行，并在备付金存管银行开立相应的银行账户，作为备付金专用存款账户的存款形式，规范备付金投资。2011年11月，央行曾发布《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存管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不过该办法并未正式出台，希望此办法能尽快落实。

四、结语

互联网创新日新月异，考验着我国的监管创新能力。例如，今年6月份支付宝与天弘基金合作推出的“余额宝”，就产生了对其监管的是证监会还是银监会的问题，如此，需要我们加快反应，不断创新。

参考文献：[1] 王振,刘颖.防范第三方支付业务的洗钱风险[J].中国金融.2011年4期

[2]李莉莎.第三方电子支付反洗钱法律监管研究[J].商业研究.2012年06期

[3]冯怡.第三方支付机构洗钱风险控制研究[J].会计师.2012年24期

[4]吴晓光、于圆、王振.第三方支付引发的反洗钱问题及应对措施.西南金融.2010年10期

[5]iResearch艾瑞咨询.2012-2013年中国第三方支付行业发展研究报告.2013年5月27日

第五篇：浅谈提高反洗钱监管有效性的创新安排

浅谈提高反洗钱监管有效性的创新安排

自 2001年“9·11”恐怖活动后，反洗钱问题受到了世界各围的高度重视，根据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估计，全球非法洗钱 的数额相当于全球贸易总额的 8％，国内总产值的 2％至 5％，且每年以 1000亿美元的速度在增长(梁剑，2003)。我国于 2004年以来，建立一系列反洗钱的法规及检查体系，但各种原 因制约着现行监管机制的效力难以发挥。为什么我国的反洗 钱监管难以充分发挥效力呢?笔者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对制约有效监管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寻求我国反洗钱有效监管途径。

一、中国反洗钱监管出现无效性

2003年 1月，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了《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人民币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和 《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一规两办法”)，并自 3月 l日起实施。“一规两办法”确立了合法审慎、保密和与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全面合作的金融机构反洗钱 下作原则：要求金融机构制定反洗钱内部控制和设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建立了解客户、大额交易报告、可以交易报告和保存记录的金融机构反洗钱四项主要制度，经过几年的努力，反洗钱监管取得了较大的发展，获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我国反洗钱监管的无效性依旧存在，主要表现在：

(一)反洗钱监管带有盲目性。具体表现在：(1)商业银行不能有效识别客户。金融机构主要从两个方面识别客户．一是靠审查客户的身份信息，二是掌握客户经营范围、经营规模、经营特点及资金流量流向规律，在实际工作中，身份证明品种多达五种，基层金融机构人员很难确保其真实、合法性，而客户认为所要了解的内容是商业机密，也不配合+现实是，柜面业务的审查询问了解，没有专门的反洗钱人员和部门指导．部分金融机构为自身的短期利益．而放弃履行有关核对客户真实身份和报告的义务。2007年的反洗钱报告中，全年发现 14399起未按规定审核客户身份证件的情况，33468起未按规定登记客户基本信息或留存客户身份资料的情况，并有 744个匿名账户。(2)商业银行不能有效识别可疑支付交易。目前基层人民银行反洗钱手段缺乏，仅把反洗钱重心放在基层金融机构大额支付交易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上，由于“两个办法”中较原则，没有细则，现实中可操作性不强，大多数金融机构也没有根据自身的实际业务特点和情况制定本系统有针对性的可疑交易识别标准或实施细则，临柜人员很难 及时准确、综合掌握特定客户在结算、清算外汇等方面的资金运作信息．对反洗钱的监测停留在逐笔监测、逐笔报告阶段。2007年全面共检查金融交 易3-36亿笔，从中发现未报告的可疑交易共计 52．7l万笔。

(二)信息失真。这反映在两个方面，(1)洗钱者与洗钱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职能是根据已被发现 的洗钱行为确定反洗钱政策，而洗钱者却可根据公开的反洗钱措施做出不同行为选择。这对商业银行来说，很难判断资金来源与去向。(2)反洗钱系统内部信息不对称，国家与国家之间、政府与金融机构之间均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使反洗钱监管未形成监管合力。首先是人民内部横向各具体职能部门与监管部门之间几乎没有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与交换网络，反洗钱监管部门、公安部门、银监、工商管理部门及人民银行 与金融机构之间均缺乏成熟的、必需的信息共享机制，往往多部门对同一目标重复花费人力、物力、财力，而对如何形成合力。提高监管效果考虑较少。

(三)洗钱数量仍很高，反洗钱社会成本高。尽管反洗钱监管工作有了较大的成绩，加强了与各部门的合作协调，建章建制，在甄别分析大额可疑交易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洗钱数量仍逐年增加根据 中国反洗钱监测中心分析的大额可疑交易数量由 2005年的1．27亿 笔上升到2007年的2．1亿笔．移交执法部门的案件从 2005年的 41份．金额259．59亿元上升为 2007年的328起 537．2亿元。反洗钱 的最 高 目标是通过信息、情报工作发现所有的洗钱线索，并给所有的洗钱犯 罪及其上游犯罪应有的惩罚。但在现实中很难发现所有的线索，我们只有在既定的成本约束下发现最多和最有价值的线索。按现行两条渠道逐级上报模式，商业银行各个营业网点和人民银行的基层行都必须配备两名以上专职反洗钱人员，才能满足反洗钱工作的需要，全围金融机构十多万，加上收集信息、处理信息、甄别分析信息、上报可疑交易等均需要投入巨大的成本，这与商业银行的经营目标相背离．难以调动商业银行反洗钱的工作积极性。

二、反洗钱监管有效性制约因素的分析

反洗钱监管的有效性是基于全社会、个人、工商企业和银行诚实信用度良好．信息真实基础上，目的是通过对个人、工商企业和银行的有效监管，防止和控制非法所得收入的合法化．稳定金融安全性，坚定社会信用．防止社会财富大量流失。在现实世界中，目标的制定与监管实际效果是两个概念。随着金融开放步伐的加快．人民币资本项 目的逐步开放，跨国洗钱及国内洗钱活动也更加猖獗．反洗钱监管 当局也采取了多项举措．将监管向科学化、定量化方向尝试．但反洗钱监管本身是防范和控制洗钱的必要不充分条件，在实务处理中．反洗钱监管的有效性受以下因素的制约：

(一)没有独立的、权威的反洗钱专门机构，反洗钱监管效率很难有效发挥。反洗钱防范、监控工作涉及到诸多部门和行业，是一项系统社会工程．不仅涉及到金融业，也需要反洗钱相关部门和行业如公安、税务、工商、海关、财政等执法部门和证券、保险甚至零售、珠宝等行业的共同协作和参与，单靠人民银行下设的反洗钱处来监管，力量单薄，主要局限在金融机构内．很难分析研究出洗钱的本来面目；2007年期间，715家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对4533家金融机构(含其分支机构数)进行反洗钱现场检查．其中350家金融机构受到处罚。而银行就占了341家，尽管中国人民银行加大了反洗钱的检查，但金融机构达十几万家，在检查中也只能进行抽检，不可能全检，加上金融机构对 反洗钱检查力度认识不够，对于一些大额可疑交易并不放在心上，对《中国人民银行法》和“一规两办法”虽然赋予了人民银行协调国家反洗钱工作，指导、部署金融业反洗钱工作职责．但一方面人民银行所制定的“一规两办法”只是属于部门规章，法律层次低，使反洗钱工作受到了局限，实践中对洗钱活动的打击很难形成合力，缺乏有效的打击手段。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分别负责汇总分析研究金融机构报送的本币、外币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会人为割断洗钱活动的本来联系，即增加信息流动成本，也降低信息利用的效率，越来越不适应跨币种洗钱犯罪的形势，也与国际上反洗钱本外币统一监管的趋势相违。

(二)反洗钱监管激励机制尚未形成，缺乏对反洗钱工作的科学评价．金融机构反洗钱行为力度和效率受经济利益驱动。打击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是每个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基本义务，虽然法律规定了金融机构反洗钱 的义务与责任，但是对于金融机 构而言，反洗钱必须付出成本的直接负担和收益的间接享有的矛盾，其具有消极反洗钱的动机增加反洗钱的处罚成本，一定程度上能提高反洗钱的积极性，但是一味强调消极法律后果．由于反洗钱监管机构未有一套考核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的评价机制，重处罚轻激励；对反洗钱工作积极配合、努力尽职的机构或个人缺乏激励机制和成本补偿机制；有的金融机构为完成任务

抱着觉得是大额或可疑交易有就上报，是不是洗钱南反洗钱监管部门监测的思想和工作态度，加上实务人员的反洗 钱意识及 技术都不充分，对大额或可疑交易之间的内在关联认识和分析不够，这无形中加大了反洗钱监管的实务处理难度 和反洗钱成本，从而影响了反洗钱监管的信息准确性。

(三)基层人民银行监管工具不足．技术分析水平不高，监管手段落后．不适应现代金融的业务发展。限制了反洗钱监管有效性的发挥。有效监管的决定因素在于监管人员，但对于基层央行来说，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县域 人民银行，十多年没有进新人，人员老化，根本不具备承担反洗钱监管工作的能力．知识急需更新。这一方面表现在因专业知识缺乏，在监管中仅能根据上级要求进行一般的计算、汇总工作，不能透过对非现场监管数据指标的分析反映出深层次的问题，提出有预见、起指导作用的反洗钱监管意见。另一方面基层反洗钱监管手段难适应金融机构日益发展的计算机通讯、网络技术发展，面对金融机构数据的高度集中，反洗钱的数据处理技术手段落后，尚未与人民银行支付清算系统及商业银行电子汇划系统对接，反洗钱部分工作处于手工操作阶段，工作量大、效率低、差错多，影响了反洗钱工作的绩效。

三、反洗钱有效监管的创新安排：提高监管有效性的对策

针对当前反洗钱监管所承受的约束，要建立有效的反洗钱监管机制，需要有健全的组织机构，良好的信息分析渠道，完善科学的防范手段。笔者认为采取如下对策能提高反洗钱监管的质量和效果：

(一)建立有效的反洗钱组织架构．实行垂直领导．建立健全反洗钱监管运行体系。针对目前反洗钱监管机构人数与金融机构数量的不匹配，监管缺位或监管不到位现象．设想建立独立的反洗钱机构。其主要职责是提出反洗钱立法和司法建议，向政府提出反洗钱斗争的方针、政策建议，部署和协调处理全局性的反洗钱工作，建立反洗钱的评估和激励机制，检查金融机构的反洗钱执法情况。

在反洗钱机构下，设立反洗钱情报数据中心，主要负责收集、汇总、分析和甄别金融信息，监督金融机构和有关人员守法经营．向执法部门报告可疑支付，向反洗钱机构提对策建议，协调反洗钱的政策实施，并对外交流。针对金融机构监管反洗钱工作实行专职人员派驻制．由情报数据中心外派专员到下级中心及金融机构相应的反洗钱机构进行指导．外派专员由情报数据中心实行垂直领导，统一调度。外派专员的职责一面是指导下级中心和金融机构开展反洗钱数据收集、整理、甄别．提高收集数据的有效，直接对总中心负责，使其具有独立性和权威性：另一方面，监督金融机构严格内部控制，合法合规经营。如图：

(二)建立科学的高度集中的电子化数据筛选机制及信息资源共享平台针对现有反洗钱数据信息缺乏情况反馈机制的状况，一方面，通过逐级建立反洗钱情报数据库，选择一些综合性强、敏感性高、具有甄别力度的反洗钱预警指标，设置信息保送、记录查询等网络模块，通过信息平台搭建对金融机构上报的信息进行统计，建立纵向的与金融机构现金管理系统、账务管理系统连接的数据筛选模块，横向的公安、税务、工商、技术监督等部门间的网络信息平台；另一方面，在现在“总对总”上报的基础上．将现有的反洗钱数据监测系统进一步完善，在金融机构安装监测筛选平台，由派驻专员与金融机构反洗钱机构共同展开反洗钱的信息收集、报送和甄别，每天定时逐级打包上报总中心，由商业银行总中心报送

洗钱数据情报中心，及早发现洗钱嫌疑，全面实现反洗钱监管数据处理的电子化、规范化高效监管，一旦发现问题，由派驻专员协调各部门，开展非现场检查，确实有问题的报送公安部门进一步立案。

(三)建立客户账户洗钱风险管理等级评定管理体系。笔者认为，先进的、有效的反洗钱监管新策略应该是：以预防为核心．全面采用现代监测技术和先进的内部控制理念，加强监测、预警和快速反应网络建设，从金融机构源头就对洗钱进行控制。通过行业风险分级等方式辨别高风险类客户．按不同风险级别建立客户信息库，对其交易进行合并和分析，降低无法识别分散账户洗钱和通过关联交易洗钱的风险，从而进行有效的反洗钱控制。在掌握有效数据资料的基础上开展有针对性的现场检查并对上报的报表通过风险评估，全面细化评估 的基础上，根据监管机构的综合风险水平，预测监管重点，制定下一步的监管计划，提高反洗钱监管的预见性 和有效性。

(四)建立健全反洗钱工作的科学评价和激励机制及金融机构反洗钱监管公告制度，加强社会力量的监督。监管方式和手段的创新是新时期反洗钱监管的客观要求，应在现有法规上建立《反洗钱工作评价和激励办法》．明确要求金融机构在反洗钱工作中要达到的标准和奖惩条件，对那些违法乱纪的金融机构要根据不同层次在不同的范围进行公告：建立金融机构反洗钱监管通报制度，对金融机构带有普遍性和倾向性的问题及其惩处结果．应在全金融系统进行通报，放大监管效能，提高监管的效率：同时利用新闻媒体及其他方式加强反洗钱宣传力度。提高公众防范意识．通过举报电话或义务监督员等多种方式．对金融机构进行社会监督。

(五)强化对监管者及被监管者的反洗钱理念和技术培训，坚持以“人本”监管为重点，标本兼治，从根本上提高监管的效能。在监管与被监管相互作用过程中，一头是绩效之源，另一头是风险之源．而其间人是决定因素。首先补充一批学历较高．有创新精神的新人．抽取一些现有人员中素质相对较高的监管员进行再学习，加大培训力度和强度．从法律法规、金融机构业务理论到实务、创新产品、电子化系统运行等方面进行人员再造：其次．强化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与绩效考核管理中关于反洗钱工作的评价指标，就是要把金融机构的业务合规性监管、经营风险性监管、内部控制监管和反洗钱监管全部 纳入人的控制中，并从经营风险情况、机构管理、依法经营、内部控制建设和反洗钱落实情况几方面进行量化考核，充分使用各种监管工具，以达到提高反洗钱监管有效性的预期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