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大思路：工业化重心下移到县域
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大思路：工业化重心下移到县域
一、传统工业化战略的城市化倾向与农村经济的弱化
“二战”结束后，世界上一大批先后取得民族独立的国家都走上了工业化道路。它们在选择工业化战略的问题上深受当时经济学界唯工业化、唯资本论和唯计划论的影响，有很多国家选择的是“政府主导型的大中城市重心化”战略。这种类型的工业化道路奉行的是：大部分资源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政府将其有计划地集中配置于大中城市，建立城市工业体系。这样一来，广大农村地域被忽略了。农业不仅得不到外部支持，而且变成了单纯地为城市工业提供资本和劳动力的工具性部门。长期执行这一工业化战略的结果是：较快地建立起了城市工业体系，大中城市获得了初步的繁荣和发展，而广大农村地区则发展迟缓甚至衰退，从而使城乡二元结构得以形成并凝固化。广大农村地区的落后表现在多个方面：农村经济几乎变成了单纯的传统农业，非农产业较少；大量的农民滞留在土地上，按照传统方式从事简单的农业生产经营，收入微薄，生活贫困；农村基础设施、公用事业迟迟得不到改善。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滞后严重地阻碍了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并形成了严重的“三农”问题。
推行政府主导型的大中城市重心化这种工业化战略的国家，除日本和韩国等少数国家外，大多数国家至今仍然没有摆脱城乡二元结构的困境，其中，印度、巴西、墨西哥和中国较为典型。“二战”后，印度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城市工业体系。虽然该国的能源、化工和机械工业具有较为坚实的基础，电子工业和计算机软件生产居世界一流，铁路总长度居亚洲第一、世界第四，但是，目前，印度的贫困人口却占全国人口的，且绝大多数在农村。巴西的城市工业相当发达，拥有钢铁、汽车、造船、微电子、生物工程、航天技术等现代大工业。巴西的加工制造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在出口产品中，制成品的比重在上个世纪年代就达到％以上。巴西虽然可以出口汽车、飞机和大量军火，但是，巴西的贫困人口目前仍占全国总人口的％。也就是说，在巴西亿人口中，有万人得不到温饱，这万穷人也基本上在农村。墨西哥在上个世纪初就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于年代起推行“进口替代”战略，并迅速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年，墨西哥的人均为美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然而，墨西哥走的也是城市重心化的工业化战略，即政府将大量的资源集中投入于少数几座大城市，例如，墨西哥城就集中了全国以上的人口，成为全国工业和政治中心。在发展城市经济的同时，墨西哥全国不少地区的农村却逐渐衰落。在最贫穷的恰帕斯州，全州万人口中，文盲占％，有％的岁儿童中途退学；农村的住房条件、卫生、供电、教育设施极其落后。在上个世纪年代，难以生存的恰帕斯农民揭竿而起，组织起武装暴动，建立了一支反政府武装——民族解放军。这支军队至今仍在与政府对峙，并深得全国农民的支持（卢荣善，）。
在中国，新中国建立后，政府推行的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的大中城市重心化的工业化战略。如果把中国的国民经济分为大中城市经济和县域经济两大块，在计划经济年代，政府控制着绝大部分社会和经济资源，并且主要投资于大中城市，发展工业，而对县域工业，政府投资甚少。实行改革开放后，从总体上说，这种投资格局并没有根本改变，从而形成了如今大中城市经济与县域经济头重脚轻、严重失衡的局面。据有关资料，年，全国共有县级行政区划个（港、澳、台除外），其中，市辖区个，县级市个，县个，自治县个，旗个，特区和林区个。年，全国县域为万亿元，占全国的％；全国县域的国土面积约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全国县域内人口为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年，全国县域人均为元，在平均值以下的县占％。从这组数据可见，全国县域经济总量太小，空间集约度过低，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十分低下。这组数据实际上掩盖了许多现实中的矛盾和问题。如果做进一步的考察，可以发现，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县域经济与大中城市经济的差距更大。中国县域经济的落后所造成的是城乡经济的严重失衡和工农业的严重失衡，宏观经济运行深受国内需求的约束和严重的“三农”问题的影响。其中，“三农”问题又主要表现为传统农业的落后，亿亿农业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土地上，农民的人均收入不到市民的（按照世界银行的人均每日消费美元标准，中国农村的实际贫困人口应高达亿人以上），农民受教育条件落后，农村公共卫生系统奇缺，农民享受不到社会保障，等等。
二、走出“二元经济”困境的道路：工业化重心下移
发展中大国与发展中小国的工业化具有不同的发展规律，因此，各国应当推行不同的工业化战略。一个国土面积狭小的国家或地区，在工业化之初，只要集中有限的资源，重点发展若干个城市，通过城市的辐射作用或扩散效应，就能带动经济全局。大国则不然。发展中的大国地域辽阔，幅员广大，历史形成的城市化水平低，城市密
度小，地域分布不均匀，单个城市辐射半径过长，辐射效应递减。因此，发展中大国在工业化启动后，依靠政府的力量动员资源，集中发展大中城市，这样做有可能丢掉外围广大的农村地区，形成大面积的盲区，使大中城市的辐射作用达不到的广大盲区的经济、社会长期保持传统状态。更有甚者，在城市发展极回波效应作用下，外围农村的经济、社会还可能进一步衰落。对印
度、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大国的教训，中国应当记取。这些国家的“三农”至今还没有走出困境的迹象，它们的城乡二元结构似乎被固化。
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大国如果继续沿袭大中城市重心化的工业化战略，长期将资源和产业高度集中于大中城市，城乡二元结构的刚性可能难以打破。笔者认为，解决中国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失衡或“三农”问题，必须从调整工业化战略入手，使资源的空间配置、产业的空间布局、经济和社会的结构发生一场伤筋动骨的改变。为此，笔者提出一个大胆的观点：“工业化重心下移论”。这一命题的基本含义是：中国在保持大中城市常规发展的同时，尽可能地将资源和有关产业下移到县域，通过加速县域经济的发展来促进“三农”的发展。可想而知，如果推行这一新战略，其结果可能是：大中城市的增长速度放慢，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加快，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加速，农业剩余劳动力主要在县域消化，城乡差距逐步趋于缩小。
工业化重心下移到县域，还包括如下的含义和内容：第一，资源和有关产业从大中城市下移到县域，不是反工业化和反城市化，而是工业化和城市化途径和方式的改变。第二，资源和有关产业从大中城市下移到县域必须从“增量”起步，存量的调整则是一个政府影响下的、渐进式的市场化调整过程。第三，下移到县域的资源主要投入以下方面：一是农村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建设，加快改善广大农村地区的生产经营条件和生活条件，引导民间资本的投资，吸引、挽留各类人才。二是加快传统农业改造。中国传统农业的改造包括农业中使用的物质要素的改进（增加现代要素的使用量并提高其使用效率）、农民生产经营能力的提高和农业制度的创新。三是围绕“三农”问题大力发展县域非农产业，延长农业产业链，为农业生产经营和农村居民提供良好的社会化服务，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以实现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承接和吸纳。第四，考虑到资源和有关产业的空间集聚效应，非农产业必须集中于小城镇。
三、县域非农产业的发展模式与产业空间重组
中国所面临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任务是：在保持大中城市工业常规发展的同时，大力促进“三农”迅速走出传统状态，提高其现代化水平，加速城乡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化。中国的县域经济问题虽然不限于“三农”问题，但“三农”问题在县域。可以说，在现阶段，中国的县域经济问题基本上或主要是“三农”问题。因此，笔者提出一个县域非农产业设置的基本原则：主要围绕“三农”来安排非农产业。县域非农产业的设置，具体地讲，还要考虑产业的市场定位、资源的强制定位、交易费用的节省和高效服务的供给等原则。
从以上原则出发，县域非农产业主要包括以下一些类别：第一类，当地农、牧、林、渔等第一产业的派生产业，即第一产业链条的延长部分，例如，农产品加工、检疫、包装、贮藏、运销等。第二类，农业现代生产要素的供给产业。这主要包括种子、化肥、农药、农膜、农机等的生产，土地的开发、整治和地产经营，农业各类人才和现代劳动力的教育、培训，农业科技的研究、开发、推广，农业生产经营的支持系统，例如金融、保险、信息、法律等服务业。第三类，以市场定位的为县域城乡居民生活服务的商业和各种服务业。第四类，以资源强制定位的采掘业、建材业、能源工业等。第五类，以运输成本定位的有关产业。例如，初级产品经加工后大幅度减重的产业就应设置在县域，木材加工就属于这一类。以上五类产业构成了县域非农产业的主体部分。
就一个地域辽阔的大国来讲，大中城市的产业与农村非农产业存在一定程度的同构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商业和居民生活服务业，因为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要有。但是，大国的大中城市产业与农村非农产业应当更多地表现出异构性。它们的基本差异应该是，与“三农”直接有关的非农产业尽可能地设置于农村。这样安排的好处是：第一，更准确、更快捷、更有效地为农服务。第二，节省农户的运输成本和各项交易费用。第三，节约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成本，增强其对环境的适应性。一个非农产业设置于大中城市或农村，虽然都能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但对实现转移的当事人来讲，其转移成本大相径庭。农业剩余劳动力到当地非农产业就业与到遥远的大中城市相比，最主要的好处是省下巨额的购房支出，又避免了原有住房的闲置和浪费，转业者还可以照顾家庭和监护子女；同时，由于环境熟悉，社会网络资源可以沿用，从而大大地降低转业者的心理成本，避免大量社会问题的产生。第四，将大量的有关产业从大中城市下移到农村，最根本的历史性的意义是，促进传统农业和传统农村社会的改造，加速农业工业化、农村现代化，缩短城乡差距。
据经验观察，中国大中城市的产业与县域非农产业的分工布局不合理是肯定的，其表现为二者的相似系数过高。早在上个世纪年代，有人曾做过此类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农村工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的产值结构与城市相应部门产值结构的相似系数达；农村工业内部个行业的产值结构与全国工业个行业产值结构的相似系数也达到，其中，重工业个行业、轻工业个行业的相似系数分别为和．（蔡昉，）。十几年前的数据虽然不完全可靠，但近十几年来，从理论到实践，都没有人提出和致力于解决大中城市与县域非农产业同构的问题，因此，可以认为，其基本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在执行新型工业化战略的过程中，可以将大中城市的一些与“三农”关系密切的产业下移到县域，从宏观上加强县域经济发展，这样做，社会效益和国民经济总体效益可能会更好。从加速县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存量空间布局的刚性特征考虑，县域内现存的一些与“三农”关联性不强的非农产业，可以在原地不动，并保持常规性发展。
由此看来，大中城市与县域非农产业分工与重组的余地在于：就增量来讲，凡是与“农”关系密切的产业或可城可乡的产业，一律设置于县域；就存量部分来讲，按照前述原则，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促进大中城市中的与“三农”关联性强的产业逐步向县域转移。
四、相关政策建议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所有者将自己的资本投向哪里，是一个市场机制导向下的自主决策的过程。如何保證资本所有者将资本投向县域？在这里市场机制的作用是基本的，但政府的政策导向也是非常重要的。
市场机制引导资源流入县域的理论依据是大中城市作为发展极的扩散效应。具体来说，大中城市吸收资源达到一定的限度后，就会出现拥挤现象，表现出投资空间变小，地价、房价上涨，就业竞争加剧和劳动力、人才就业困难等。这些因素集中地表现为大中城市中新资本进入的门槛增高、生产经营的成本上升和利润率下降。而那些与“三农”关系密切的项目投资于县域，靠近农业和农民，可以更好地为“三农”服务，刺激农民更大的需求，节省各项交易成本。另外，同样重要的是：在县域农村小城镇，地价、房价和劳动力价格低廉，可以大大降低投资者和生产经营者的成本。随着小城镇人居环境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各类人才也会自动流向小城镇。
在推行上述新的工业化战略的过程中，政府的政策导向是很重要的。这类政策包括：第一，国家制定新的产业政策。新的产业政策应明确反映强化县域经济的内容，指明哪些产业应设置于县域。第二，政府掌握的公共资源大部分投入县域，主要用于农村生态环境的治理、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公用事业的发展，加速改善县域内的生产经营条件和农村居民的生活条件。第三，对于那些重点产业和项目，以政府财政的先行初始投资引导民间投资。第四，以政府财政贴息政策促进金融行业对县域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第五，政府以许可政策和批地政策，控制大中城市的平面扩张，限制一些与农业关联性强的项目进入大中城市。第六，给进入县域的中外资本和各类人才提供税收、批地等方面的优惠。
第二篇：浅议如何解决”三农”问题
天津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宏微观经济学关于如何解决“三农”问题论文
浅议如何解决”三农”问题
（物流管理09级1班 王珊璐20093319 王腾飞20093316）
摘要: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农民问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民问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农民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程中的农民问题，具有新的内容、新的特点和新的复杂性，因此，需要广大农村工作者积极探索和建立适应农村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领导体制、管理机制和工作方式，一切从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出发，营建良好的党群干群关系，切实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关键词：农民问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农民问题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当前，随着新旧体制的转换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我国的“三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虽然农民在思想观念、生产和生活方式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部分农民也迅速转变成为民营企业家，但多数农民仍肩负着如何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小康目标的重任。这充分说明，不管社会如何发展变化，“三农”的基础地位始终不会变，农民的主体地位和作用也会愈加明显。因此，认真研究新时期的农民问题，加强和改善党在农村的工作，对于保持农村稳定，推进农村改革，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引领农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
1、把握好新时期农民问题的切入点
农民问题错综复杂，解决的切入点就是搞好权利和经济利益：在政治上，充分尊重民主权利；在经济上，充分尊重市场规律。为此，在工作中应着重把握和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农业政策问题。一是土地政策。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基，土地问题是“三农”的核心，事关农民的根本利益。侵害农民土地权益，将直接损害农民的切身利益，直接影响农民的就业和生产生活保障，直接影响农村的稳定和农业的发展。因此，必须认真贯彻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之规定，依法保障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主体地位和自主决策权，切实维护农民土地承包权益，解决失地农民的生存问题。二是集体财务管理政策。农村财务问题既是农民关注的焦点问题，也是引起农民集体上访的主要导火索。搞好农村集体财务管理，对于密切干群关系，保持农村稳定，促进农村经济稳步发展，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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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三是扶农政策。农民是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主体，是农村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中央出台了I号文件，农民对此欢欣鼓舞，一致认为“1号文件”贴近“三农”，政策性强，增收的措施比往年更积极、实在。
(二)农民负担问题。要提高农民的物质利益，就要促进农民增收、减轻农民负担，要加大扶持力度，调整投入结构，建立对农业产业的支持和保护体系，即是在政策上保护，物质上投入，生产上服务。清理和规范涉农事业性收费，取消不应由农民负担的税费项目；要继续加大配套改革力度，切实精简机构，进一步减少财政供养人员，把有限的财力用在刀刃上。
(三)农民自主权问题。对农民来说，自主权是最大、最切实的民主权利。从我国农村改革的成功实践来看，最基本的经验就是充分尊重了农民的自主权，放活了农民的生产经营权。我们要始终坚信，农民有能力办好自己的事情，应让农民自主决策。政府的责任是为农民提供政策指导、市场信息和技术服务，政府的引导和服务要尊重农民意愿、尊重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
(四)农民民主权利问题。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必须坚持和完善“村民自治”，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充分发挥村民委员会在管理社会事务、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等方面的作用，依靠农民的力量形成良好的农村社会风气和社会秩序。同时，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尊重农民的创造精神．中国的许多成功经验都是尊重农民创造精神的结果，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等．我们要允许和鼓励农民，大胆试验和探索新形势下的农业经营机制和农村管理办法，各级干部帮助加工、总结，逐步提高和规范。
2、解决好新时期农民问题的着力点
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站在统筹城乡发展的高度，跳出“三农”抓“三农”，同时要立足“三农”抓“三农”，其根本路径就是农业产业化、乡村城镇化和工业园区化。
第一，要把农业产业化、乡村城镇化和工业园区化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一个有机整体置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中予以通盘考虑、协同推进。
第二，要把改革、完善农村土地制度作为推进“三化”、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举措。
第三，要把政策创新和机制创新作为推进“三化”、解决 “三农”问题的主要措施。
“三农”问题是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长期束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深层次问题在新阶段的集中反映。解决“三农”问题要靠“三化”，而推进“三化”进程需要国家在政策上给予扶持，需要在发展实践中逐步探索一条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运作机制。当前重点应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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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进一步完善政府支农政策体系。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后，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旨在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措施，如粮食直补、减免农业税等，收到了明显效果。应该说政府建立粮食直补制度是非常积极的举措，也符合加入WTO以后的国际惯例。但中国毕竟是一个拥有9亿农民的农业大国，单纯的粮食直补不仅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增收问题，对国家财政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国家对农业的政策补贴除了直接面对种粮农民个体外，更应探索建立一种能够促进形成农业和农村内在发展机制的政策体系，使之不但具有补贴功能，更具有引导生产要素向涉农领域集中的资源配置功能，发挥政策“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我认为：首先，政策的基本取向应立足于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目标，支持方向从对农民的直接补贴进一步延伸到“三化”领域，其次，要在优化区域布局调整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对农村水利、道路、信息化建设等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逐步改善农村落后的经济基础条件，为“三化”的顺利推进创造外部条件。再次，加大对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的投入力度，不断改善农村相对脆弱的生态现状，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2、创新投入机制，让更多的资金投向“三化”。首先要创新农村金融支持体系。金融系统对农业农村的支持功能弱化是当前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可以发挥产业化龙头企业的作用，试行产业化龙头企业专项贷款制度，放宽和规范龙头企业贷款条件，扩大借贷规模，采取专项放贷，封闭运行的办法，在保证龙头企业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同时，也可通过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契约关系支持农民调整结构。同时，继续发挥农户小额信贷或多户联保等优势，多方面解决农业发展的融资问题。其次，积极引导民间资金投向“三化”。民间资本具有存量大、市场活跃、投资欲强烈等诸多特点。事实上，近年来民间投资已呈现出向农产品加工、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各类服务业等多领域、多层次进军的趋势。
3、统筹城乡就业环境，促进农村劳动力战略转移。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化聚集，农业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是推进农业产业化，乡村城镇化和工业园区化的必要条件，也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必由之路。一是发展壮大城镇经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要以发展园区工业和服务业为重点，增强城镇的经济集聚功能，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要以县城和中心镇为载体，推进农村人口城镇化，让农民真正成为城镇建设的投资者，城镇发展的创业者和城镇化的受益者。二是要进一步加快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取消农民进城就业的各种不合理限制。要用住地登记制度和身份管理制度逐步取代户籍管理制度；要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清理对农民进城务工的不合理限制政策和乱收费，为农民进城务工提供多方面服务。三是要加强对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其就业竞争力和整体素质。四是要逐步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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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有条件的地方建立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解除农民离开土地的后顾之忧。如广东佛山地区通过建立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成相衔接的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以个人帐户为主，通过个人缴费，村组集体给予补贴，政府扶助等途径筹集资金，有效地解决了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
解决“三农”问题、统筹城乡发展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也是对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经验。我们要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树立“五统筹”的科学发展，扎扎实实推进“三化”，切切实实抓好“三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3、解决好新时期农民问题的五个突破点
把握了关节点，就基本掌握了解决新时期农民问题的主要内容；抓住了着力点，就基本掌握了解决新时期农民问题的主要方法．但千言万语，贵在求真；千头万绪，重在落实。因此，抓落实是解决新时期农民问题的要害和关键，是必须牢牢把握突破点.“发展是硬道理，落实更是硬道理”，要解决好当前的农民问题，必须咬定发展不放松，求真务实抓落实，从五个方面在“落实”二字上狠下功夫、寻求突破。一要从思想认识上抓落实、求突破．思想是行为的先导，思路决定出路。解决新时期农民问题，只有在思想认识上率先到位，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精神实质，充分认识农民问题在“三农”问题中的核心地位和在整体工作中的基础地位，才能有清晰的工作思路，才能树立强烈的紧迫感和责任心，迅速启动好各项工作，实现突破。二要从职责履行上抓落实、求突破．要有效解决新时期农民问题，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创造条件、搞好服务．只有政府搭好了台，农民才能唱好戏。因此，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和广大农村工作者，必须时时刻刻把正确履行好自己的岗位职责作为工作的重点，作为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实践，为农民精心搭台、细心服务、费心引导，促其发展，实现突破。三要从为民谋利上抓落实，求突破.“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宗旨，解决农民问题必额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深入农村，服务农业，关心农民，积极为农民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尤其是要妥善、及时、深入解决好农民群众所关心的焦点、热点、难点问题，排解他们遇到的各种矛盾，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营造聚精会神抓建设，同心协力谋发展的格局，促进农业农村工作的全面突破和快速发展。四要从工作方法上抓落实、求突破．工作方法对路，有“四两拨千斤”的效果，不同的工作，其方法不尽相同。调查研究、综合分析、归纳总结等，是工作中通用的方法。解决新时期的农民问题，必须把各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引入到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中，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始终要把工作方法落实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三个贴近”上，以提高工作实效，促进工作突破．五要从开拓创新上抓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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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源泉，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农村各项工作都要在改革中向前推进。在此过程中，必特遇到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新要求，必然要求我们以新的思路、新的方法。新的措施去认真对待和加以解决。因此，搞好新形势下的农民工作，只有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不断在体制上、机制上、制度上创新，才能突破新局面，创造新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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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李树基，朱智文.“三农”问题研究综述.甘肃社会科学出版社.[2]罗晓东.农民问题不仅仅是增收问题.人民出版社.第6页（共6页）
第三篇：浅议如何解决”三农”问题
天津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宏微观经济学关于如何解决“三农”问题论文
浅议如何解决”三农”问题
（物流管理09级1班 王珊璐20093319 王腾飞20093316）
摘要: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农民问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民问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农民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程中的农民问题，具有新的内容、新的特点和新的复杂性，因此，需要广大农村工作者积极探索和建立适应农村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领导体制、管理机制和工作方式，一切从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出发，营建良好的党群干群关系，切实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关键词：农民问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农民问题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当前，随着新旧体制的转换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我国的“三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虽然农民在思想观念、生产和生活方式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部分农民也迅速转变成为民营企业家，但多数农民仍肩负着如何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小康目标的重任。这充分说明，不管社会如何发展变化，“三农”的基础地位始终不会变，农民的主体地位和作用也会愈加明显。因此，认真研究新时期的农民问题，加强和改善党在农村的工作，对于保持农村稳定，推进农村改革，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引领农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
1、把握好新时期农民问题的切入点
农民问题错综复杂，解决的切入点就是搞好权利和经济利益：在政治上，充分尊重民主权利；在经济上，充分尊重市场规律。为此，在工作中应着重把握和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农业政策问题。一是土地政策。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基，土地问题是“三农”的核心，事关农民的根本利益。侵害农民土地权益，将直接损害农民的切身利益，直接影响农民的就业和生产生活保障，直接影响农村的稳定和农业的发展。因此，必须认真贯彻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之规定，依法保障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主体地位和自主决策权，切实维护农民土地承包权益，解决失地农民的生存问题。二是集体财务管理政策。农村财务问题既是农民关注的焦点问题，也是引起农民集体上访的主要导火索。搞好农村集体财务管理，对于密切干群关系，保持农村稳定，促进农村经济稳步发展，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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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三是扶农政策。农民是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主体，是农村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中央出台了I号文件，农民对此欢欣鼓舞，一致认为“1号文件”贴近“三农”，政策性强，增收的措施比往年更积极、实在。
(二)农民负担问题。要提高农民的物质利益，就要促进农民增收、减轻农民负担，要加大扶持力度，调整投入结构，建立对农业产业的支持和保护体系，即是在政策上保护，物质上投入，生产上服务。清理和规范涉农事业性收费，取消不应由农民负担的税费项目；要继续加大配套改革力度，切实精简机构，进一步减少财政供养人员，把有限的财力用在刀刃上。
(三)农民自主权问题。对农民来说，自主权是最大、最切实的民主权利。从我国农村改革的成功实践来看，最基本的经验就是充分尊重了农民的自主权，放活了农民的生产经营权。我们要始终坚信，农民有能力办好自己的事情，应让农民自主决策。政府的责任是为农民提供政策指导、市场信息和技术服务，政府的引导和服务要尊重农民意愿、尊重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
(四)农民民主权利问题。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必须坚持和完善“村民自治”，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充分发挥村民委员会在管理社会事务、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等方面的作用，依靠农民的力量形成良好的农村社会风气和社会秩序。同时，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尊重农民的创造精神．中国的许多成功经验都是尊重农民创造精神的结果，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等．我们要允许和鼓励农民，大胆试验和探索新形势下的农业经营机制和农村管理办法，各级干部帮助加工、总结，逐步提高和规范。
2、解决好新时期农民问题的着力点
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站在统筹城乡发展的高度，跳出“三农”抓“三农”，同时要立足“三农”抓“三农”，其根本路径就是农业产业化、乡村城镇化和工业园区化。
第一，要把农业产业化、乡村城镇化和工业园区化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一个有机整体置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中予以通盘考虑、协同推进。
第二，要把改革、完善农村土地制度作为推进“三化”、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举措。第三，要把政策创新和机制创新作为推进“三化”、解决 “三农”问题的主要措施。“三农”问题是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长期束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深层次问题在新阶段的集中反映。解决“三农”问题要靠“三化”，而推进“三化”进程需要国家在政策上给予扶持，需要在发展实践中逐步探索一条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运作机制。当前重点应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1、进一步完善政府支农政策体系。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后，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旨在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措施，如粮食直补、减免农业税等，收到了明显效果。应该说政府建立粮食直补制度是非常积极的举措，也符合加入WTO以后的国际惯例。但中国毕竟是一个拥有9亿农民的农业大国，单纯的粮食直补不仅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增收问题，对国家财政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国家对农业的政策补贴除了直接面对种粮农民个体外，更应探索建立一种能够促进形成农业和农村内在发展机制的政策体系，使之不但具有补贴功能，更具有引导生产要素向涉农领域集中的资源配置功能，发挥政策“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我认为：首先，政策的基本取向应立足于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目标，支持方向从对农民的直接补贴进一步延伸到“三化”领域，其次，要在优化区域布局调整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对农村水利、道路、信息化建设等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逐步改善农村落后的经济基础条件，为“三化”的顺利推进创造外部条件。再次，加大对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的投入力度，不断改善农村相对脆弱的生态现状，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2、创新投入机制，让更多的资金投向“三化”。首先要创新农村金融支持体系。金融系统对农业农村的支持功能弱化是当前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可以发挥产业化龙头企业的作用，试行产业化龙头企业专项贷款制度，放宽和规范龙头企业贷款条件，扩大借贷规模，采取专项放贷，封闭运行的办法，在保证龙头企业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同时，也可通过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契约关系支持农民调整结构。同时，继续发挥农户小额信贷或多户联保等优势，多方面解决农业发展的融资问题。其次，积极引导民间资金投向“三化”。民间资本具有存量大、市场活跃、投资欲强烈等诸多特点。事实上，近年来民间投资已呈现出向农产品加工、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各类服务业等多领域、多层次进军的趋势。
3、统筹城乡就业环境，促进农村劳动力战略转移。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化聚集，农业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是推进农业产业化，乡村城镇化和工业园区化的必要条件，也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必由之路。一是发展壮大城镇经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要以发展园区工业和服务业为重点，增强城镇的经济集聚功能，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要以县城和中心镇为载体，推进农村人口城镇化，让农民真正成为城镇建设的投资者，城镇发展的创业者和城镇化的受益者。二是要进一步加快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取消农民进城就业的各种不合理限制。要用住地登记制度和身份管理制度逐步取代户籍管理制度；要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清理对农民进城务工的不合理限制政策和乱收费，为农民进城务工提供多方面服务。三是要加强对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其就业竞争力和整体素质。四是要逐步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
制度，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有条件的地方建立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解除农民离开土地的后顾之忧。如广东佛山地区通过建立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成相衔接的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以个人帐户为主，通过个人缴费，村组集体给予补贴，政府扶助等途径筹集资金，有效地解决了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
解决“三农”问题、统筹城乡发展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也是对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经验。我们要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树立“五统筹”的科学发展，扎扎实实推进“三化”，切切实实抓好“三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3、解决好新时期农民问题的五个突破点
把握了关节点，就基本掌握了解决新时期农民问题的主要内容；抓住了着力点，就基本掌握了解决新时期农民问题的主要方法．但千言万语，贵在求真；千头万绪，重在落实。因此，抓落实是解决新时期农民问题的要害和关键，是必须牢牢把握突破点.“发展是硬道理，落实更是硬道理”，要解决好当前的农民问题，必须咬定发展不放松，求真务实抓落实，从五个方面在“落实”二字上狠下功夫、寻求突破。一要从思想认识上抓落实、求突破．思想是行为的先导，思路决定出路。解决新时期农民问题，只有在思想认识上率先到位，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精神实质，充分认识农民问题在“三农”问题中的核心地位和在整体工作中的基础地位，才能有清晰的工作思路，才能树立强烈的紧迫感和责任心，迅速启动好各项工作，实现突破。二要从职责履行上抓落实、求突破．要有效解决新时期农民问题，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创造条件、搞好服务．只有政府搭好了台，农民才能唱好戏。因此，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和广大农村工作者，必须时时刻刻把正确履行好自己的岗位职责作为工作的重点，作为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实践，为农民精心搭台、细心服务、费心引导，促其发展，实现突破。三要从为民谋利上抓落实，求突破.“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宗旨，解决农民问题必额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深入农村，服务农业，关心农民，积极为农民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尤其是要妥善、及时、深入解决好农民群众所关心的焦点、热点、难点问题，排解他们遇到的各种矛盾，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营造聚精会神抓建设，同心协力谋发展的格局，促进农业农村工作的全面突破和快速发展。四要从工作方法上抓落实、求突破．工作方法对路，有“四两拨千斤”的效果，不同的工作，其方法不尽相同。调查研究、综合分析、归纳总结等，是工作中通用的方法。解决新时期的农民问题，必须把各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引入到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中，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始终要把工作方法落实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三个贴近”上，以提高工作实效，促进工作突破．五要从开拓创新上抓落实。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源泉，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农村各项工作都要在改革中向前推进。在此过程中，必特遇到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新要求，必然要求我们以新的思路、新的方法。新的措施去认真对待和加以解决。因此，搞好新形势下的农民工作，只有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不断在体制上、机制上、制度上创新，才能突破新局面，创造新业绩。
参考文献：
[1]李树基，朱智文.“三农”问题研究综述.甘肃社会科学出版社.[2]罗晓东.农民问题不仅仅是增收问题.人民出版社.
第四篇：解决“三农”问题
解决“三农”问题，最终要落实到统筹城乡发展上来，关键是统筹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要以县域突破为主战略，大力推进工业化。
突出工业化这个工作重点，深入实施县域突破战略，不断提升县域工业整体水平。切实抓好工业集中区建设，扩大规模，完善功能，提高承载能力，打造创业平台。突出投资拉动和项目带动，搞好县域工业集中区和农业产业化集中区的产业布局，培育优势产业集群，加强集群内企业间的有效合作，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
要以做大做强县城为重点，大力推进城镇化。
坚持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推进，在做大做强长吉两个特大城市和7个市（州）所在地区域中心城市的同时，进一步把县城突出出来。坚持以壮大县域经济为先导，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提升主导产业支撑能力。要注重完善城市功能，加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和城市管理水平，增强吸纳人口和就业的能力。要强化体制机制创新，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推动农民向市民转换，向城镇居住转移，不断改善就业、居住、就医、子女就学等基本生活条件。
加强和改进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是推动农村改革发展的重要保证。
要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的要求，切实转变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做好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的各项工作。要提高新形势下做好农村工作的水平。各级党委、政府要主动适应“三化”统筹发展的趋势，从全局出发科学谋划农业和农村工作。深入研究促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促进、互动发展的切入点，深入研究重点产业之间配套融合、相互支撑的结合点，深入研究各个方面工作之间相互衔接、统筹推进的着力点，增强工作的全面性、系统性和实效性。要切实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最根本的就是要进一步创新体制机制，着力在扩大基层民主、转变干部作风上下功夫，切实为广大农民群众服好务。
[农业发展措施]
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尽管农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没有改变，依然是衣食之源、发展之本。从国家全局看，这一点对我们吉林尤为重要。
首先，我们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统筹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大幅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幅降低农业生产经营成本，大幅完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大幅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全面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其次，要大力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我省农业优势突出，地位重要，耕地约占全国的1/25，提供商品粮约占全国的1/10，玉米产量约占全国的1/6，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我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必须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为首要任务，以发展现代农业为总体目标，突出抓好新增百亿斤商品粮能力建设工程，力争把粮食生产能力提高到一个新水
平。加快实施畜牧水产业攻坚计划，发展壮大林业产业，加快发展园艺特产业，抓好蔬菜和药材基地建设。要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按照保障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给和发挥比较优势的要求，搞好产业布局规划，科学确定区域农业发展重点，形成优势突出和特色鲜明的产业带，引导加工、流通、储运设施建设向优势产区聚集，提高产业竞争能力和农业整体效益。加快推进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因地制宜地培育与生态保护、休闲观光、文化传承等密切相关的循环农业、节约型农业、特色农业、乡村旅游业和农村第二、第三产业等，发挥农业多种功能。要把粮食生产和加工有机结合起来，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创新龙头企业与农户利益联结机制，扶持和推动龙头企业发展壮大，积极探索推进粮食主产区工业化新路子。大力发展农村和农业循环产业，推进农业资源合理利用、转化增值。
最后，进一步推进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和农村流通现代化。
健全农产品批发和零售、现货和期货市场体系，推广连锁配送物流体系，培育多元化市场流通主体。加强农业标准化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严格产地环境、投入品使用、生产过程、产品质量全程监控，切实落实农产品生产、收购、储运、加工、销售各环节质量安全监管责任。要大力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力度，促进农业技术集成化、劳动过程机械化、生产经营信息化。加强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研发和推广应用农业节约型技术、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农业废弃物资源性利用等农业环保技术，着力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要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在坚持农村基本经营体制不动摇的前提下，推动家庭经营向发展农户联合与合作和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的方向转变，增强集体组织服务功能，发展各种类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加快建设覆盖全程、综合配套、便捷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快现代农业制度创新，为推进农业专业化分工、规模化生产、集约化经营提供信息、技术、金融等全方位服务。
第五篇：解决“三农”问题心得
用5年时间取消农业税，这对解决三农问题无疑将起到重要作用。我以为，当前解决三农问题除了降税减费外，还需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要夯实农民生存的基础。农民生存的基础是土地，对于这一点，有些地方已经淡忘了。中国的国情就是人多地少，是农民多，耕地少。但这几年的所谓发展，把农民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土地无偿地剥夺了，农民失地就是失去生存的基础。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现有耕地总面积为13.4亿亩，人均仅1亩，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人均占有耕地居世界第67位。全国2800多个县中，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提出的警戒线0.8亩的有666个，其中低于0.5亩的有463个。在不再减少耕地的条件下，我国土地的自然承载力为14—15亿人口，现在已经接近极限。
一方面土地供给形势相当严峻，另一方面耕地流失十分严重。近年来，在“广招天下商，共建开发区”的热潮中，城镇建设用地大扩张，各地大量圈地，加上修建高等级公路、超标准建房，大搞游乐场等原因，耕地流失十分严重。短短几年的所谓“开发”，全国减少耕地1亿多亩。你如果有机会到目前发展最快的苏南地区走一走，可以看到到处是开发区，以前的农田都变成了宽马路和大广场，有的是大片片地撂荒，肥沃的庄稼地或变成了水泥地，或杂草丛生。难怪前总理看到此等景象雷庭震怒，但怒则怒，奈之何？这几年更是一发而不可收。古人讲“江南熟，天下足”，真的只能在历史书上能看到了。在这块土地上的农民，自己吃的粮食也要从外地购买。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也是繁衍生存的基础。农民一旦失去土地，其生存就是大问题，遑论致富发展了。
二是还农民以劳动的基本权利。如果说，第一个问题是解决“耕者有其田”，这第二个问题是要解决“农者耕其田”。现在的农民在干什么？谁在种地？现在在田地干活的人被人们称为“3860”部队。“38”说的是女同志，“60”讲的是老年人，是这些年老体弱的以及一些妇女在农田里干活。到农村去走一走，你会发现，青壮年农民无所事事。除了一部分人外出打工了，其余的呆在家里休闲。有的只在农忙时才到田头走走，余下的时间就是晒太阳，或者打牌搓麻将赌博。什么兴修水利、搞农田基本建设等等，根本谈不上。而且，越是年轻人还越是想得开，拢着双手东家窜到西家，一天一天就这么过去了。在农村还听到过这样的怪论，说“大小伙子在田地干活没有面子”，因此，他们再有力气也不下田，而要靠父辈来养活他们。
以前集体经济时，人们一有空就到田头，把庄稼莳弄得好好的，每年土地的回报都是不错的。现在倒好，只要把种子撒下去就万事大吉了，坐等收获。须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不付出那来的收成。农民要想改变生活状况，除了外出打打工，更要在农桑上做文章。而外出打工并不容易。现在城市下岗职工越来越多，在城市，劳动力并不缺乏，农民进城后就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有的到城里转了一圈，空着手又回来了。农民经不起来回折腾啊！因此，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种好田（是广义的种田，包括农村多种经营）是最好的出路，也是最基本的权利和义务。农民的出路还是在农村！
三是要强化基层组织的作用。中国历来是一个小农经济国家，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一盘散沙的农民被组织起来了，一个时期以来，农民的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激发。回过头来看，尽管在发展集体经济的过程中有过失误，但农民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力量，只有集体经济才能真正挽救农业，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包产到户、个体经营必定是短期行为，谁来修水利？谁来搞农田基本建设？谁愿意对土地进行投资？农业科技怎么搞？如何引进先进的种类和种植技术等等？这都需要强有力的农村基层组织来发挥作用。而原来的“集体经济，队为基础”早就不复存在。现如今，农村村级组织基本不
发挥什么作用，一些村干部的职责恐怕就是收费了。在这种情况下，要发展农业、壮大农村经济也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了。
因此，我认为，首先，还是要把农民组织起来，走集体化（现在也叫规模经营）的道路，以集体的力量来抗衡自然的和人为的不确定因素。其二，要把吃皇粮的干部数量降下来。村一级干部要恢复自食其力的传统，要靠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不能当专吃农民税费的寄生虫。县乡一级干部要大大压缩编制，就目前而言，压缩一半人马绝对不会影响正常工作。其三，建立农民自己信得过的基层组织，可以通过选举的方式，让一些公道正派的能人来领导这个组织，由上级来指派农村基层负责人的做法当休矣。
总之，三农问题复杂而严峻，需要各级组织和领导多用心思考，而不要光空喊口号。
这次“两会”，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用5年时间取消农业税，这对解决三农问题无疑将起到重要作用。温总理讲话一出，与会代表纷纷表态，有的说不用5年，准备3年就取消，也有些地方领导说，准备明年就取消农业税。与会代表有个态度，当然是好事情，但要解决三农问题，绝非如此简单。不征农业税对于三农问题的解决还是一个表层问题，说到底还是一个节支的问题，关键是要让农民增收，就是要多开源。我以为，当前解决三农问题除了降税减费外，还需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要夯实农民生存的基础。农民生存的基础是土地，对于这一点，有些地方已经淡忘了。中国的国情就是人多地少，是农民多，耕地少。但这几年的所谓发展，把农民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土地无偿地剥夺了，农民失地就是失去生存的基础。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现有耕地总面积为13.4亿亩，人均仅1亩，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人均占有耕地居世界第67位。全国2800多个县中，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提出的警戒线0.8亩的有666个，其中低于0.5亩的有463个。在不再减少耕地的条件下，我国土地的自然承载力为14—15亿人口，现在已经接近极限。
一方面土地供给形势相当严峻，另一方面耕地流失十分严重。近年来，在“广招天下商，共建开发区”的热潮中，城镇建设用地大扩张，各地大量圈地，加上修建高等级公路、超标准建房，大搞游乐场等原因，耕地流失十分严重。短短几年的所谓“开发”，全国减少耕地1亿多亩。你如果有机会到目前发展最快的苏南地区走一走，可以看到到处是开发区，以前的农田都变成了宽马路和大广场，有的是大片片地撂荒，肥沃的庄稼地或变成了水泥地，或杂草丛生。难怪前总理看到此等景象雷庭震怒，但怒则怒，奈之何？这几年更是一发而不可收。古人讲“江南熟，天下足”，真的只能在历史书上能看到了。在这块土地上的农民，自己吃的粮食也要从外地购买。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也是繁衍生存的基础。农民一旦失去土地，其生存就是大问题，遑论致富发展了。
二是还农民以劳动的基本权利。如果说，第一个问题是解决“耕者有其田”，这第二个问题是要解决“农者耕其田”。现在的农民在干什么？谁在种地？现在在田地干活的人被人们称为“3860”部队。“38”说的是女同志，“60”讲的是老年人，是这些年老体弱的以及一些妇女在农田里干活。到农村去走一走，你会发现，青壮年农民无所事事。除了一部分人外出打工了，其余的呆在家里休闲。有的只在农忙时才到田头走走，余下的时间就是晒太阳，或者打牌搓麻将赌博。什么兴修水利、搞农田基本建设等等，根本谈不上。而且，越是年轻人还越是想得开，拢着双手东家窜到西家，一天一天就这么过去了。在农村还听到过这样的怪论，说“大小伙子在田地干活没有面子”，因此，他们再有力气也不下田，而要靠父辈来养活他们。
以前集体经济时，人们一有空就到田头，把庄稼莳弄得好好的，每年土地的回报都是不错的。现在倒好，只要把种子撒下去就万事大吉了，坐等收获。须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不付出那来的收成。农民要想改变生活状况，除了外出打打工，更要在农桑上做文章。而外出打工并不容易。现在城市下岗职工越来越多，在城市，劳动力并不缺乏，农民进城后就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有的到城里转了一圈，空着手又回来了。农民经不起来回折腾啊！因此，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种好田（是广义的种田，包括农村多种经营）是最好的出路，也是最基本的权利和义务。农民的出路还是在农村！
三是要强化基层组织的作用。中国历来是一个小农经济国家，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一盘散沙的农民被组织起来了，一个时期以来，农民的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激发。回过头来看，尽管在发展集体经济的过程中有过失误，但农民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力量，只有集体经济才能真正挽救农业，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包产到户、个体经营必定是短期行为，谁来修水利？谁来搞农田基本建设？谁愿意对土地进行投资？农业科技怎么搞？如何引进先进的种类和种植技术等等？这都需要强有力的农村基层组织来发挥作用。而原来的“集体经济，队为基础”早就不复存在。现如今，农村村级组织基本不发挥什么作用，一些村干部的职责恐怕就是收费了。在这种情况下，要发展农业、壮大农村经济也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了。
因此，我认为，首先，还是要把农民组织起来，走集体化（现在也叫规模经营）的道路，以集体的力量来抗衡自然的和人为的不确定因素。其二，要把吃皇粮的干部数量降下来。村一级干部要恢复自食其力的传统，要靠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不能当专吃农民税费的寄生虫。县乡一级干部要大大压缩编制，就目前而言，压缩一半人马绝对不会影响正常工作。其三，建立农民自己信得过的基层组织，可以通过选举的方式，让一些公道正派的能人来领导这个组织，由上级来指派农村基层负责人的做法当休矣。
总之，三农问题复杂而严峻，需要各级组织和领导多用心思考，而不要光空喊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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