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费改革中“逼税效应”的制度经济学解释

第一篇：税费改革中“逼税效应”的制度经济学解释

——基于安徽农村的实地调查

摘 要：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逼税效应”在税费改革中不减反增，折射出国家、官员和公民在税费改革中“三方博弈”目标的矛盾和冲突，是税费改革没有摆脱对计划体制“路径依赖”的反映，更是税费改革的制度变迁成本无法分摊的直接结果。

关键词：逼税效应，税费改革，三方博弈，路径依赖，制度变迁，制度变迁成本；

2003年夏，在对安徽农村税费改革进行实地调查过程中，我意外地发现，税费改革中“县逼乡（镇）、乡（镇）逼村”层层“逼税”的现象——即本文所称的“逼税效应”有增无减。安徽作为最先进行全省范围农村税费改革的实验区，到2003年夏，试点已历经3年有余，为什幺税费改革还会使“逼税效应”进一步扩大？如果站在制度经济学的立场看问题，这种一问题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解释，那就是，“逼税效应”是国家、官员和公民在税费改革中“三方博弈”目标冲突的反映，也是税费改革没有摆脱“路径依赖”而带来的体制锁定的结果，更是因为，作为一种制度变迁的税费改革，它的制度变迁成本无法分摊！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一种经济资源，它可以为人们提供有价值的服务。一方面制度使人类的经济交换行为在一系列共享的社会规范制约下成为稳定的和可预期的，从而减少了因非规范经济行为中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另一方面，制度作为一种交易各方共享的社会规范，促进了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合作，它使经济行为变成一种超越个体的集体行动，由此形成的规模经济和外部效果将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因此，制度也可以被看成是一种经济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交易各方共享的社会模式。但是，制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变迁——新制度取代旧制度，新制度的供给可能是有效率的，也可能是“反动的”；变迁可能是自发的——需求诱导性制度变迁，也可能是国家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我国正在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就是一种国家主导的制度变迁！

在制度变迁中，参与变迁路径选择的社会力量形形色色。为了分析这“形形色色”与“路径选择”的关系，必须对这“形形色色”进行理论抽象，建立起简单的分析模型，这是经济学的惯用手法。现有文献提供的分析模型大约有两种，一种是决策模型，另一种是博弈模型，我们选择后者。在博弈模型中，参与制度变迁博弈的各种社会力量被概括为国家（治国者或执政者）、官员和公民，三方从各自的目标函数出发，都企图最大限度地发挥对制度变迁方向和路径的影响力，制度变迁的结果就是三方博弈均衡的结果。博弈模型的结构包括三个方面内容：

（1）三方的基本关系。国家是公共产品的供给者，公民是公共产品的需求者，官员是公共产品的生产者；公民通过纳税“购买”国家的公共产品，二者形成供求关系；国家又把生产公共产品的责任委托给官员，二者形成委托代理关系；官员负责把公共产品“销售”给公民，二者形成直接“买卖”关系。三方的这种经济关系构成一个国家的经济系统，也是一个国家政治系统的基础。

（2）三方有各自的目标函数。国家或治国者的目标函数是追求它的统治义理性的最大化，所谓义理性，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它“是‘符合命令——服从关系’的相应态度存在以及由此引发出与之相符的实际行为和二者相关程度的可能性”。通俗地说，治国者关心的是长治久安，尽可能持久而稳定地维持其政权的存在，尽可能扩大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所以，国家一方面希望通过提供物美价廉的公共产品和减少官员“生产”、“销售”公共产品过程中的“舞弊”行为以争取公民的拥护，另一方面，又得小心翼翼地呵护官员的利益，以尽可能多地取得官员的支持。公民则希望尽可能多地获得物美价廉的公共产品，他们一方面追求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另一方面又总是希望他们为此而付出的成本越小越好，即以最小的纳税义务换取最多、最美的公共产品。而官员们一方面希望国家不断扩大公共产品生产规模，以使他们的代理业务和寻利机会同时增加，另一方面，他们又担心国家因超量生产公共产品而导致最终“破产”，致使他们失去“饭碗”。

（3）制度变迁路径的选择是三方博弈均衡的结果。在制度变迁中，三方都必然要从自己的目标函数出发，各自考虑自己的利益，制度变迁又往往使三方的利益有得有失，这就决定着三方必然要为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讨价还价，最后的各方妥协就是博弈均衡的结果。在国家主导的制度变迁中，这种博弈依然存在，所不同的是，这时的博弈表现为国家与他方的主动结盟或合作；要使国家主导的制度变迁最后成功，国家就要与公民、官员结盟，共同推动制度变迁，但由于三方利益不能完全兼容，国家要想同时与另两方结盟，那是困难的；最好的选择是，国家在与官员、公民中的某一方结盟时，兼顾第三方的利益或给第三方较好的预期或承诺。

在进行制度变迁分析中，不论是采用决策模型，还是采用博弈模型，有一点结论二者是一致的，那就是，二者都承认，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人们往往会情不自禁地“回头留恋张望”——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所谓“路径依赖”，是指制度变迁一旦在自我增强机制下选择了一条路径，它就会沿着这条路径走下去，也就是说，一次或偶然的机会会导致一种解决方法，而一旦这种方法流行起来，它会导致这种方法进入一定的轨迹。在实践中，人们看到的“路径依赖”现象会产生正反两个截然不同的效果，如果初始选择了正确路径，制度变迁就会在自我增强机制的作用下，使报酬递增普遍发生，经济、政治制度变迁会沿着初始选择的正确路径，进入环环相扣、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中，不断优化；这就好比中国人民在建国初正确地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而在此后的相当长时期内使各项事业全面蒸蒸日上。但是，如果那种路径依赖是“回头留恋张望”式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那就意味着，制度变迁总是摆脱不了旧体制的惯性约束，从而使“路径依赖”成为制度变迁的障碍。人们常说的“路径依赖”主要是指这后一种情况。

要保证制度变迁的最后成功，不仅要克服“路径依赖”产生的不利影响，而且必须使制度变迁的成本有有效的分摊、偿付途径。制度变迁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人们期望取代旧制度的新制度更有效率，能够给人们带来更多的预期收益，从经济学的角度看问题，任何收益的实现都是要付出与其相对应的成本的，“没有免费的午餐”，制度变迁也是这样。需求诱导性制度变迁其变迁成本分摊、偿付往往是后移的，中国“革命”之所以轰轰烈烈，是因为革命者预期他们为“革命”做出的“牺牲”能够以“革命”胜利后的“幸福”抵偿，如果他们预期“革命”胜利后他们还要过“牛马不如的生活”，那幺“革命”动力——诱导制度变迁的需求也就消失了，“革命”也就不可能发生。强制性制度变迁（国家主导的制度变迁）其变迁成本的分摊、偿付或者由“强制者”独立承担，或者后移，或者向外转移，如果没有给出制度变迁成本的明确分摊、偿付途径，那幺，“强制者”就必然会遭到越来越多“被强制者”的抵制和反对，强制性制度变迁最终也就必将夭折！

正在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就是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国家主导的制度变迁），在这制度变迁中，国家、公民（农民）、官员（主要是乡镇干部）的三方博弈正在僵持，路径依赖也有较强烈的表现，税费改革的制度变迁成本无所出处已成为关系到税费改革成败的重要因素；而所有这一切，都可以从税费改革中扩大了的“逼税效应”那里找到它们的影子！

县、乡（镇）财税工作上表现出的最大特点就是，税收任务逐级分解、下压，并把这种任务涂上浓厚的政治色彩，每年税收任务的完成都要求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负总责、亲自抓，“一票否决”、“不交票子就交帽子”（完不成税收任务则乡镇一把手就有丢官的危险），这通常是县委书记、县长对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在财税工作上的通俗命令和“基本要求”；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则在无可奈何的表情下毫不犹豫地把这种压力转嫁给其辖下的乡镇干部和村委干部。农村基层干部把县、乡（镇）财税工作中的这种现象戏称为“逼税”，县逼乡（镇），乡（镇）逼村，年复一年。

本以为农村税费改革后，县、乡（镇）财税工作将会旧貌换新颜；出我意料的是，农村税费改革后“逼税”更猖獗。2003年8月，我在安徽农村调研期间发现，农村税费改革后，“逼税”不仅使乡镇已有的矛盾更加突出，而且又在农村税费改革的基础上衍生出新的矛盾。由于农村税费改革单兵突进，财政体制改革没有跟上，税费改革在原有的财政体制框架内运行，“逼税”的动因依然存在；于是，县委书记、县长们为了适应新的形势，给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们的命令又有了新的“说法”——“完成税收任务的办法我不管，税费改革的政策也不能违背，但分给你们的税收任务一定要完成”。在这种情况下，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们就各显神通了；其结果是，农村税费改革不仅没有使“逼税效应”得到抑制，而且还使“逼税效应”乘税费改革的东风扩大了外延。具体地说，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村的“逼税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二，“逼税”使乡（镇）、村两级出现了“税务”促“债务”的怪现象。众所周知，自1990年代以来，乡（镇）、村两级债务居高不下，这已经成为影响农村税费改革继续推进和农村社会稳定的潜在威胁；而由于农村税费改革后“逼税”在继续，使这一潜在威胁正在逐步表面化。在当今农村，乡镇政府不仅要不折不扣地完成涉农税收任务，而且也要对辖区内国税、地税的征管负总责，同样是“一票否决”没商量，税务所（局）只是“技术性办事机构”；有税收征管权的税务干部没有必须完成的税收任务，而没有税收征管权的乡镇政府干部却要战斗在税收征管的第一线。县里为了强化这种“中国特色”的税收征管体制，通常都要对乡镇政府采取“激励措施”，在“分灶吃饭”的前提下，县里把自己的“以支定收”颠倒成“以收定支”，作为对乡镇政府的硬性约束；所谓“以收定支”，就是以各乡镇税收任务完成情况来核拔乡镇财政可用资金；比如某乡（镇）在规定期限内少完成税收任务2万元，则县财政就扣减该乡（镇）财政可用资金2万元，甚至还要附加处罚；如果这个乡（镇）是需要吃转移支付的穷乡（镇），那就要从其应得转移支付中扣减。在这种压力下，乡镇政府一方面不得不向村里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就举债垫交县里的税收任务，同时村里迫于压力也举债垫交乡镇的税收任务。在我所调研的一个村，我“惊喜”地发现，虽然该村的债务规模不小，但其债务和债权却基本持平；它的债务基本上就是为按期完成税收任务而进行的举债，而它的债权就是那些应收上来但未收上来、甚至永远也收不上来的农户拖欠税款。除此而外，县里往往还不切实际地要求乡镇政府在完成税收任务时，要“按月均衡入库”，而农业生产具有季节性，不到夏收或秋收时农户往往无钱交税，乡镇政府为了达到“按月均衡入库”的要求，就不得不举债垫交，这样，时差又使乡镇政府增加了利息支出。凡此种种的最后结果就是，“税务”促使乡（镇）、村两级别无选择地增加“债务”。当学者们在处心积虑地研究如何化解农村税费改革后的乡（镇）、村债务危机时，恐怕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那乡（镇）还是那乡（镇），那村还是村，那债已不是那债，而那“税”却就是那“债”。其四，“逼税”动摇了农村基层政权，构成农村社会不稳定因素。农村税费改革后，由于“逼税”压力和历史债务的共同作用，使得乡、村两级空前困难。乡、村两级空前困难决定了税费改革后乡、村两级几乎无力向农村社区提供公共产品，这样就使乡村政权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和挑战，你没有能力“为人民服务”，何能成其为政府？更有甚者，有时上级政府向乡镇政府提供一点本应用于农村公共建设的专项资金，但乡镇政府迫于“逼税”压力，往往用专项资金垫交上级税收任务——即基层干部所称的“空转”，或挪作他用，这样就增加了人民群众的怨愤情绪。由于对乡镇领导者来说，“买税”和“空转”的政治风险都比较大，有些乡镇就用干部工资来填补税收任务的“窟窿”，结果造成乡镇政府干部工资长期拖欠；同样道理，许多村干部为了按期完成税收任务，就自掏腰包或举债垫交，村干部一个个变成了他人的债务人、政府或集体的债权人；“逼税”使农村基层干部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我在农村调研期间，一些村干部就直言不讳地告诉我，要不是让这些债权、债务弄得骑虎难下，他（她）们早就不想当村干部了；人们不想当村干部，再好的“村民自治”制度设计也必然流于形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干部也是“理性人”，在他们经济拮据时忘记“共产党员修养”，是符合经济学逻辑的。农村基层政权是由干部组成的，农村基层的事要依靠干部去做。所以，对于农村社会稳定来说，上述现象的出现不能不说是一种危险！

何以如此呢？我们来尝试用前述制度经济学原理给这税费改革中更加猖獗的“逼税”现象找一找病根！

客观地说，在农村税费改革前，基层的“逼税”现象即已存在。但“逼税效应”何以在税费改革中进一步扩大？很明显，“逼税效应”的扩大是税费改革中存在问题的折射；笔者认为，如果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问题，“逼税效应”在税费改革中有增无减，那是国家、官员和公民在税费改革中“三方博弈”目标冲突的反映，也是税费改革没有摆脱“路径依赖”的结果，更是因为，作为一种制度变迁的税费改革，它的制度变迁成本无法分摊！

1、“逼税效应”的扩大是国家、官员和公民在税费改革中“三方博弈”目标冲突的反映。始于1978年的“大包干”最初是由农民自发创造的，但很快就演变为国家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其主要标志就是中央五个“一号文件”一步一个脚印地对“大包干”进行了引导和规范，最终使其成为“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此后，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三方博弈”的角度来看，这场变革之所以很快取得成功，是因为国家或治国者在推动这场变革时采取了“两手抓”的策略，国家一方面以“解放农民”为合作契约与农民（公民）结盟，充分满足了农民的利益要求；另一方面，国家主动向地方政府“放权让利”，使地方官员及城镇的“一等公民”有了更多的利益，并对未来充满良好预期；如此结盟一方的同时兼顾另一方，使改革道路上的“反对”最小化。而正在进行农村税费改革，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国家在一开始发动农村税费改革时就把自己推向县、乡（镇）、村基层干部的对立面（税费改革面向农村，省及省以上政府在这场制度变迁中代表国家意志，所以此处“三方博弈”中的“官员”主要指县、乡（镇）、村基层干部，特别是乡（镇）、村干部，下同），国家发现基层干部无休止地加重农民负担，严重地威胁了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即我们常说的农村社会稳定，为了追求其统治的义理性，国家决定以税费改革的手段“减轻农民负担”，从而实现其与农民（公民）的结盟。但是，国家“减轻农民负担”是以向基层干部“开刀”为手段的，从税费改革实践看，禁止“三乱”、精简机构和干部分流、税费改革致使基层政府财政空前困难等无不与基层干部的目标函数相悖；在这种情况下，基层干部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和攫取基层政府及其自身的利益，如不“合法”地积极“逼税”，别无他途。所谓农民负担反弹，只不过是“逼税”现象的变种而已，其差别在于，一个是“合法”的，一个是“非法”的。

2、税费改革的“路径依赖”为“逼税效应”的扩大提供了条件。研究农村税费改革的各种政策和措施后，我们很容易发现，这其中的许多政策和措施在思想逻辑上和过去计划体制下的“干预、控制”思想暗合，表现出极强的“恋旧”情节，结果使税费改革演变为政府进一步加强对农民、对农村基层组织、对农村社会控制力度的过程，充分暴露出农村税费改革没有摆脱对计划体制的“路径依赖”，而正是这种“路径依赖”为“逼税效应”的扩大提供了条件。其具体表现有如下几个方面：

（1）“费改税”是国家至上思想的沿袭，也为“逼税”提供了“法律保证”。农村税费改革又称“费改税”，它的主要特征是把过去具有“费”的属性的“三提五统”变成农业税附加，和农业税一道征收，这一下子使“费”国家化了——“费”有了“税”的“强制性”特征，国家或治国者以为，如此一来，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三乱”就乱不起来了，一切就好干了，殊不知这正是计划体制下国家至上思想的沿袭。我在农村调研期间发现，许多基层干部认为税费改革的好处在于：税改后，如果农民不缴“钱”，那就是“抗税”，可以对“抗税”者采取“法律手段”和“强制措施”。在他们看来，税费改革后，“逼税”已经有了“法律保证”了。

（2）“村财乡管”使政府实现了对农村基层组织的经济控制，也为基层“逼税”提供了动力和方便。农村税费改革的配套措施之一就是“村财乡管”，所谓“村财乡管”，就是依法征收的20%农业税附加由乡镇政府统一管理，而归村委会所有和使用，所以又叫“乡管村有”。这就使乡镇政府控制了村委会的经济命脉，使村民自治组织失去了经济上的自主权，实际上是对农村基层民主的“反动”。与此同时，“村财乡管”使得乡镇政府和村委会、乡镇干部和村干部经济利益“一体化”化了，使他们在“逼税”问题上保持立场一致；而且乡镇干部还可以通过“村财乡管”和“综合结算”的办法（村干部完不成税收任务则以其“村财”或村干部工资抵扣）来充分调动村干部“逼税”积极性。

（3）村干部“公职化”强化了政府对农村基层组织的政治控制，也为基层“逼税”提供了“组织保证”。村干部“公职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税费改革后实行“村财乡管”，村干部由过去的“自己发工资”变成了“到政府领工资”，村干部和乡镇干部一样捧上了“铁饭碗”，有的地方甚至把“村财”纳入乡镇政府财政预算管理，村干部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公家人”了。二是在农村税费改革和乡村撤并、机构改革过程中，为了精简村组干部、减少村级开支、分流乡镇富余人员，政府将部分乡镇干部（也包括部分县直机关干部）下派到村级组织，担任村干部，并由政府财政负责其工资发放。据调查，安徽省五河县共选派209名国家干部下村担任村支部书记，全县只保留了16名农民村支部书记，每4—5个村派1名专业会计担任村会计，代管村级财务；长丰县也派150多名乡镇干部到村组织任支部书记，占全县363个行政村的41.3%。如此双管齐下，农村基层组织和农村社会被牢牢控制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了，比计划经济时期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村民自治的载体岌岌可危。很显然，无论是前一种村干部，还是后一种村干部，他们都吃“公家饭”，当然就要“为公家干”，“逼税”也就不能含糊了。

（4）县乡财政体制改革强化了“对下控制”。为了克服农村税费改革单兵突进的缺陷，国家认识到必须进行与税费改革相配套的财政体制改革。为此，安徽省政府决定，在该省辖下的五河县进行县乡公共财政收支制度建设试点。主要做法是，以综合预算编制和管理改革为基础，以国库单一账户制度改革为重点，以预算统编、会计统配、国库统付、采购统办为主要内容，做到预算内和预算外“收入一个口径，管理一个渠道，支出一个漏斗”。很明显，这种改革的通俗含义就是，财权上收、集中，强化“对下控制”，其结果必然促使农村基层干部进一步“对上负责”。因此，这种改革措施也就理所当然地无法遏止税费改革中“逼税效应”的扩大。

3、税费改革的制度变迁成本无法分摊是“逼税效应”进一步扩大的重要原因。如前所言，税费改革作为一种国家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其制度变迁成本必须有一个合理分摊、偿付的途径，才能保证制度变迁的顺利进行和最后成功。但是，和我国已经进行的其它渐进式改革措施一样，国家在进行税费改革决策时，更多地表现出“权宜之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过渡性特征，对税费改革的制度变迁成本认识不足，结果不仅使税费改革本身举步维艰，同时也促使农村“逼税效应”进一步扩大。一般而言，制度变迁成本的分摊可采用变迁成本制度化、变迁成本由政府垫支、变迁成本向外转移、变迁成本向后推移等办法。令人遗憾的是，在税费改革中，这些办法要幺准备不足，要幺无法实行，结果迫使基层政府惟有走“逼税”之一途。（2）税费改革的制度变迁成本被内部化，也无法向后推移。由于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不足以解决基层政府因税费改革造成的财政收支缺口问题，乡村两级的历史债务又要靠乡、村两级基层组织“自力更生”，被分流出去自谋职业的乡镇干部三年内还要在所在乡镇领取工资，且此后的一次性安置费用也没有着落，这实际上等于说，要基层政府负担税费改革制度变迁成本的绝大部分，即税费改革的制度变迁成本被内部化了。除了乡村历史债务可以暂时赖着不还，向后拖一拖外，基层政府因税费改革造成的财政收支缺口和分流干部三年内的工资及安置费用这两项制度变迁成本都是必须即期支付的，因为向后推移即意味着基层政府的瘫痪！

所以，有人说，税费改革使“农民笑了、干部苦了、乡村垮了”，制度变迁成本没有合理的分摊途径是其直接根源；在这种情况下，基层政府努力“逼税”尚且捉襟见肘，不“逼税”又当如何？

【参考文献】

[2]、张宇燕 何帆，由财政压力引起的制度变迁[m]，市场逻辑与制度变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

[3]、张德元，我看农村第三次革命[j]，社会科学战线，2003，（3）；

[4]、张德元，揭秘税费改革后的“逼税效应”[j]，乡镇论坛，20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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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中税小学校务公开联席会议制度

中税小学校务公开联席会议制度

为深入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学校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学校党支部、行政、工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国共产党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和《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暂行条例》的精神，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特制定《大地小学校党政工联席会议制度》。

一、党支部、行政和工会在联席会议中的责任

（一）学校党支部是学校的领导核心，负有对工会的领导责任，党委要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学校的贯彻落实；教育各级干部增强民主意识，研究和发挥工会、教代会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中的作用，协调、解决教代会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为教职工参加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创造良好的条件。支持教代会在《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暂行条例》规定的职责范围内开展工作。

（二）校长和学校行政要支持和保证教代会在其职权范围内行使职权；定期向教代会报告工作，听取教代会意见和建议；落实教代会在其职权范围内作出的决定、决议，培养干部的民主作风、自觉接受教代会的监督；责成有关部门认真处理好教代会提案，为教代会的召开和工会的日常工作提供经费保证。

（三）工会要认真承担起教代会工作机构的任务。教育教职工在学校党支部、行政会的领导下，坚持党的教育方针，积极参与学校的改革，为学校的根本任务和中心工作献计献策；做好教代会的筹备及工会的日常工作，认真组织教职工代表在其职权范围内落实教代会的各项要求，充分发挥教代会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作用；督促教代会决议、提案的落实，及时将大会的情况通报教职工、把提案落实情况反馈教代会代表。

二、联席会议参加人员和会议时间

（一）参加联席会议的人员：

支党支部书记、校长、副校长、工会主席、副主席、教代会代表

（二）联席会议每月召开一次，如有重大事件或特殊需要临时举行会议。

三、联席会议研究的主要问题

（一）确定校长向教代会提交工作报告的主要内容。

（二）确定需要向教代会提交讨论的有关学校办学指导思想、发展规划、重大改革方案、财务工作报告及有关学校发展的重大问题。

（三）确定需要向教代会提交审议的事关教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

（四）确定教代会参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决策等方面的主要内容。

（五）解决教代会建设的重要问题。

四、联席会议的具体要求

（一）由党支部书记主持会议。

（二）由行政提出需要在教代会会议上讨论审议的内容及本月内由教代会参与民主管理、民主决策的主要内容。

（三）由基层工会、教代会提出以教代会为主要载体、对重大问题实行校务公开及教代会建设中的重要问题。

（四）会议执行民主集中制的议事原则。

（五）会议必须有完整的记录。会议作出的决定与党政联席会议具有同等效力。

三合街道中税小学 2010年9月4日

第三篇：从新制度经济学学派看我国国企产权改革

题目：从新制度经济学看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

姓 名： 盛雅君

学 号： 13202142

系 别： 工商管理系

专 业： 物流管理

指 导 教 师： 刘丽君

2014年12月12日

目录

摘要

关键词：国有企业 产权 改革

绪论

正文

一． 产权的概念

二． 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特征 三． 我国国企产权的改革历史和现状 四．我国国企产权存在的问题

4.1 国企产权不清晰和明确

4.2 国有企业传统的产权结构和市场经济相的矛盾，不兼容性 4.3 政企关系不协调，政企并未完全分开

五．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方向

5.1 推进国有经济结构的调整,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重组和分类改革 5.2 政企分开,逐步建立国企法人产权制度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5.3 完善产权交易市场体系,努力降低交易费用

参考文献

摘要

本文开头简要讲述了产权的基本概念。本文先介绍了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特征，接着介绍了我国国有企业产权的改革历史和现状，然后提出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存在的问题,最后根据这些情况，提出了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方向。

关键词：国有企业 产权 改革

绪论

历时20多年的国企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国企产权改革。国企改革一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国企改革，是公认的全球性难题。当前，国企改革在步步推进的过程中，暴露出一些问题：一些国有资产在产权转让中流失严重，.当前推行国企改革的深层次矛盾：如不改制，国企效率低下，亏损包袱越背越重；但盲目产权改革，由于缺乏完善制度支撑和经验，国有资产流失严重。这些难题成为当前国企改革必须直面的核心问题。

正文

一．产权的概念

“产权不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指由于物的存在和使用引起的人们之间的一些被认可的行为性关系。产权分配格局具体规定了人们那些与物相关的行为规范，每个人在与他人的相互交往中都必须遵守这些规范，或者说必须承担不遵守这些关系的成本。这样，社会中盛行的产权制度便可以被描述为界定每个人在稀缺资源利用方面的地位的一组经济和社会关系。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将产权分为三种类型：私有产权；国有产权；共(公)有产权。

二．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特征

国有企业是其财产所有权和剩余索取权属于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公民的一种带有公共产权性质的企业形式。从理论上讲，每一个公民对全体公民的国有资产都享有产权,但同时国有产权又不属于任何公民,具有两个特征：

首先,在国有产权制度中,每一个人事实上并不直接拥有产权,个人不能任意支配国有资产,也不能直接享受国有资产带来的收益,一般意义上说,国有产权与公民个人的利益没有直接关系。

其次,在国有产权制度中,只有全体公民才是国有产权的主体。但是由全体公民一起来实施产权主体职责的费用相当大,这就要求由政府来代表全体公民行使产权主体职责。因此全体公民与政府这一层级就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

这两种特征给国有企业直接带来了两种后果:一是国有企业的外部性较大。外部性很多是由产权的非排他性造成的。只要产权安排是非排他性的,就能导致较大的外部性。二是代理成本非常的高。代理成本高是由委托代理关系的大规模和复杂性造成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国有产权是一种交易成本较高的制度安排,与科斯定理的要求是不相符的,必然会导致极低的经济活动效率。

三.我国国有企业产权的改革历史和现状

1978年到80年代中期，国家在对国有企业实行放权让利以前，对国有企业实行的是高度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生产任务从上级主管部门下达到各企业，产品由上级部门统购统销。从1978年后，国家逐步放松对企业的控制，逐步给予企业更多的自主权。这一阶段，国家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法规赋予企业一定的自主权，并允许企业保持定的留利。但由于资源配置机制、宏观政策环境改革不配套，特别是由于不存在竞争性市场，从而没有单

一、充分地反映企业经营的信息指标，一旦企业获得了一定的生产经营决策权，企业就有动机和可能侵占国家应得的利润。从1986年到90年代中期。改革深化即开始围绕经营机制转换这一中心展开进行。在租赁制、资产经营责任制、承包制、股份制等多种经营形式的企业制度中，最受重视的是承包制。90年代中后期，国有企业开始普遍试行股份制，国家对大中型国有企业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将国有资产作价入股，设立国有股，国有企业改造成为股份公司。小型企业则通过转让、拍卖、租赁及股份合作制等形式转换机制。进入21世纪，国企改革进入深化时期，主要的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国企央企做大做强，真正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和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四.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存在的问题

4.1 国企产权不清晰和明确 国家作为国有企业的产权主体，它首先具有政治权利。当市场规则与政治规则、行政规则发生冲突时，国有企业首先接受的肯定是政治规则、行政规则的约束。事实上，国有制企业均具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国有企业的领导也是具有行政级别的官员，因而，国有企业不可能首先作为经济性质的组织接受市场规则的约束，只能首先接受行政级别的约束。国有企业既担负着政治职能、行政职能，又担负着经济职能：既要追求经济目标，又要实现政治目标、社会目标。从而损害市场机制作用的正常发挥。所谓产权包含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产权的归属应该是清晰的，即谁是财产所有者谁拥有财产的所有权是明确的；其二，在财产所有权主体明确的情况下，产权实现过程中不同主体之间的责、权、利关系是清楚的。这是因为，市场经济作为以所有权彼此让渡为实质内容的经济形态，其有效性的重要基础在于企业产权界区必须清晰。如果产权界区不清，或者导致市场中交易摩擦增大，从而交易成本上升，降低市场机制效率；或者根本就不能进行所有权转让意义上的交易，从而导致市场失灵。产权界定本质上不是一个单纯的权利界定问题，而是人们进行交易必须遵守的规则以及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问题。在传统国有企业中，就所有权而言是不分彼此的属同一主体(国有制)，但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产权关系是模糊不清的，主要表现就是政资合一，政企不分。企业一方面没有独立的经营权，另一方面也没有能力去承担作为市场竞争者应承担的责任和风险。可以说，在传统国有制框架下，由于政资合一，政企合一，产权关系明晰很难做到。这就是对传统国有企业采取种种改良，如扩权让利，实行各种承包经营责任制都收效甚微的根本原因。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解体，国有企业内部治理机制改革也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迈进。特别是在现阶段，我们在大多数国有企业中已经普遍推行了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主要内容的企业改制工作，然而，改革的结果却不尽人意。从表面来看，尽管国有企业在形式上都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但国有企业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4.2 国有企业传统的产权结构和市场经济相的矛盾，不兼容性 内部人控制问题作为现代股份公司的内生现象(即代理问题)，在各国股份制实践中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那么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由于制度设计和改革思路的缺陷，使国有企业的内部人控制问题更为突出：一方面，国有企业公司化改造过程中出现的“所有者缺位”或国有产权超弱控制强化了内部人控制。在我国实行股份制改造后，国有股权代表人格化至今不甚明确，能真正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负责关心的国有资产的利益代表尚未建立起来，使得实行股份制改造的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更为突出；另一方面，在中国的股份制改造过程中，股权结构存在的弊端也是内部人控制的重要原因，在国有上市公司中，国家股和国家法人股所占比重一般在60％以上，可流通的公众股则不到40％，由于国家股和法人股不能流通，使得代理权竞争和接管成为事实上的不可能。这样，约束机制的难以发挥。

4.3 政企关系不协调，政企并未完全分开

产权改革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要理顺政企关系，就是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我们以前也试图在不改产权的情况下来理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例如说来解决政策性的负担，来剥离企业办社会的职能，来解决政府干预企业的问题，以及企业吃政府大锅饭的问题，想理顺，但是恰恰发觉理不顺，如果你不进行产

权改革，这个政企关系就没法理顺，政府还是没有改革，所以政策性负担越来越重。这个关系理不顺，我们现在很多的负担，恰恰在那种情况下形成的。另外，回顾国企改革的历程，可以看出，改革在继续，国企的经营状况并没有根本改观，不良资产数量仍不断增加。究其原因，上述改革没有触及国有企业的制度缺陷一一资产无人负责。这里所说的无人负责是指当国企因经营不善等原因造成亏损或资不抵债、因投资决策失误造成国有资产损失时，除了国家埋单之外，没有任何决策者、经营者对此承担经济损失的责任。愿意去干预企业的事务。当前我国的国有企业很重要的问题在于产权

五.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方向

5.1 推进国有经济结构的调整,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重组和分类改革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其政治体制决定了我国的经济体制必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必然不能照搬资本主义私有化的方法。现阶段，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一根本原则。所以我国国企产权改革不能一味地私有化，也不能盲目地私有化，但是国企也不应该分布于各行各业,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重组,应该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使国有企业依然分布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依然集中在涉及国家安全、自然垄断、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但是要从国有经济不具备优势的一般竞争行业中逐步收缩和退出,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

5.2 政企分开,逐步建立国企法人产权制度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根据科斯定理的要求,明晰的产权可以使外部性得以内部化,从而减少搭便车现象的出现,并能使某一特定产权按照市场原则来实现产权的流动和重组。完整独立的法人产权制度的典型特征是国家只持有票面价值,运营权完全归企业。法人产权制度包括股东产权和法人产权两个方面,其中股东产权是指股东向公司投资,以票面形式掌握对公司的控制权,这种控制权实际上是一种“虚拟产权”。而法人产权是指全体股东向公司投股形成的,包括股东会和董事会所有的所有权和经理层所有的经营权。明确地界定产权主要体现在明晰国有股东的股东权与企业的法人产权,实现真正的政企分开和政资分开。按照公司法,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国资委作为国有资产的股东代表,只能通过股东大会表达自己的意愿,而不能采用行政手段对企业进行管理。董事会是企业的常设权力机构,直接向股东大会负责,国资委可以通过委派董事参与企业的日常管理决策,选择企业的经理人员,而不能采取行政任命方式直接指派经理人员。只有在建立完善的产权结构的基础上,才能建立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按照出资者拥有企业所有权,企业拥有法人财产权,公司经营者拥有经营管理权的产权结构,建立以维护所有者权益为核心的高效率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

5.3 完善产权交易市场体系,努力降低交易费用

科斯指出市场能作为资源配置的最优手段有两个前提,一是产权得到明确界定,二是交易费用足够小。国有资本作为一种资本,具有资本的一般属性,要在资本流动中实现自身的增值,完善的产权交易市场是资本顺畅流动的基础。它提供了形成和发现价格的机制,为资本交易提供顺畅的交易渠道,为国有经济的结构调整和战略性重组提供必要的基础。因此,必须通过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建立透明高效、结构合理、机制健全、功能完善、运行安全的资本市场。积极稳妥解决股权分置的问题,规范上市公司的运作,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的质

量。降低交易费用是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基础。信息的不对称和虚假的信息提高了市场交易的成本,扭曲了市场价格,使资本市场不能发挥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因此只要通过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包括信息的充分、透明和及时性,才能够使资本市场充分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陈强胜.30年来中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历史分析.经济研究导刊，2009（8）卢现祥.新制度经济学.武汉大学出版社

第四篇：发挥PPP模式在改革创新中的正面效应

发挥PPP模式在改革创新中的正面效应

贾康

PPP这种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概念下的投融资模式与项目管理模式，已受到有关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在贯彻“五位一体”取向的全面改革与科学发展总体战略中，PPP概念下的机制创新是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产生宝贵的正面效应。

过去认为只能由政府运用财政资金来做的一些公共基础设施、公共工程、公共服务项目，在PPP的模式下，可转变为由非政府的企业主体、民间资本、社会资金进入实施，形成特许权管理框架下的有效供给，从而更快、更充分、更有质量、更具绩效水平地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这种新境界，对于现在迫切需要应对新矛盾、新挑战，打造经济、社会发展“升级版”的中国，对于我们化解“中等收入陷阱”、“转轨陷阱”等潜在威胁因素，推进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具有莫大意义。

PPP模式在改革创新中的三大贡献

首先可从政府角度看PPP的可能贡献。政府职责如何合理定位，已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几十年中反复讨论，大家都同意政府要做好自己应做之事这一原则。但具体考察一下，当下在充分尊重市场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摆 在政府面前的应做之事仍然千头万绪。择其要者，至少要说到未来几十年间如何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支出压力这两件大事。

推进新型城镇化是中国走向现代化民族复兴“中国梦”必由之路，未来几十年间，在城镇化实际水平从目前的40％左右一路走到70％左右高水平，之后转入相对平稳发展期。在此过程中，约有4亿人要从农村区域转入城镇成为常住人口（算术平均一年1300万人以上）。别的不说，进城人口所需的“市民化”待遇，必须得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效供给的支持和保障。静态算账所需的投入资金量是多少？如一人平均10万元，就是40万亿元；如一人平均15万元，就是60万亿元。如此天文数字的投入，仅靠政府包揽来做，肯定力不从心。必须打定主意，使道路、桥梁、隧道、涵洞、上下水、供电、供热、供气、医院、学校、绿化等公共品、准公共品的供给，得到已壮大、雄厚起来的民间资本和社会资金的加入，才有望以必要投入支撑这个几十年间的发展过程可持续。客观地看，实际生活中这方面的压力已使地方政府这些年的隐性负债大增，需要积极考虑在地方债增量、存量两方面由民间资本、社会资金来有效置换和替代。

再就是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必将在未来几十年内需要大量的公共资源投入，以满足养老、医疗服务的客观需求。有 学者测算，人口老龄化对于中国整个养老体系形成公共支出压力的高峰，约出现于2030-2033年间，从现在算起，已不到20年的时间。在高峰期出现以后，这种压力的缓慢下降还要有几十年的过程。要看到在这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之内，中国养老体系从硬件到服务所有的投入必然发生一系列的要求，如果不适应这样一个历史阶段来考虑制度和机制方面的预先准备，那么政府履职将是不合格的。必须有这样的战略考虑，要运用PPP模式创新来鼓励、引导大量民间资本与社会资金进入养老事业和产业。

总之，PPP对于政府来说，是必须积极运用来推进现代治理中化解财政压力、债务压力和充分尽责地实施和谐社会管理、贯彻“中国梦”发展战略的机制创新。

第二个角度就是公众可能从PPP中的获益。中国现在进入了所谓“中等收入阶段”，在此阶段公众对于美好生活向往的空间极大地被激发出来以后，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是倍增的。应该讲，自己跟自己比，绝大多数人都是越来越好，但是满意度并没随之上升。所谓“幸福感”没上来，甚至不升反降，更带有以焦虑、纠结为特点的情绪与心理感受。其实拿世界上所有经济体比照下来，都有这样的特点。这个挑战的应对要求，就是公众需要更好的公共服务，得到更好地满足他们对美好生活愿望的“有效供给”。PPP可以在政府继续发 挥作用的同时，把其他的社会力量（企业、社会组织的——可以包括非营利机构、专业机构、志愿者组织等等所有力量）结合在一起，不仅壮大资金力量，而且可以在运营管理上、绩效提升上优势互补，各方以最有优势的特长去管理最适合于由自己防控的风险，这样可以使公共工程、公共服务在建设和以后运营过程中间的质量水平、绩效水平、管理水平得到明显提升，而风险则最小化。

因为PPP机制是参与多方一起把相对优势结合在一起。政府相对优势是全局眼光，规划设计方面和政策方面的组织力、保障力。这方面长期的通盘考虑和组织能力的发挥，主要交由政府；企业有在管理方面“内生的”天然优势，会特别注重自己参与进来以后怎么能够取得投资回报。企业的定位不是在学雷锋，而要完成自己的投资回报，PPP给予企业有这种取得长期稳定回报的可能性。适合这种可能、有这种偏好的民间资本，自然而然地就会考虑加入到这样的项目上来。他们加入后的相对优势是管理知识、专业知识，以及从内生的对于绩效的关注而产生的管理精细化和效率化；还有就是其他各种专业群体如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设计师事务所等。所有这些管理方面的相对优势，具体涉及到每个行业，不论是搞桥梁的、搞道路的、还是搞养老社区的，所有这些主体把他们的相对优势合并在PPP的模式中，将带给公众一个更有效的供给机制。这种多方合作的PPP形 式，可以使老百姓的愿望得到更好满足，而且是在更高的绩效水平、更优的服务状态下提供出有效供给来使他们的愿望得到满足。

还有第三个角度可从企业角度的考察。就是在中国已得到很大发展、资金力量越来越雄厚、日益强化发展意愿的企业中，有一大批可望在PPP的模式之下打开一个新的发展空间。当然这里面主要是一些偏好于长期稳定回报的企业，可以更好地在市场经济的舞台上通过PPP找到适合自己生存发展的空间。这种共赢、多赢的机制，从决策层到财政部门，再到地方政府层面已有的一些试验中的相关各方，大家总体上越来越认同。从中国和外部世界互动，中国继续全面开放，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潮流汇合而进一步大踏步跟上时代的过程中间，形成中外所有一切有意愿合作的力量之间的互动，我们也看到了广阔前景。

以PPP贯通混合所有制

推进PPP机制创新，一定要与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改革部署联系在一起来把握，这是一个战略层面的问题。三中全会中最重要的一种涉及几个概念的逻辑链接就是，确立“现代国家治理”理念，即明确要按照现代国家要求来治理、发展中国，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治国理念如何具体化？于是有第二个概念——要“构建现代市场体 系”，并突破性地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后，千难万难反复探索总结终于形成了最高层面文件体现的共识。这个决定性的市场配置资源作用，被落实到一个非常关键的表述上，就是关于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石——产权制度，在这个文件里明确表示为要发展“混合所有制”。我们过去已有很多争论的所谓姓“社”姓“资”、姓“公”姓“私”，“国进民退”与“国退民进”的问题，一旦放到“混合所有制”概念面前，可以大大地淡化“贴标签”色彩。因为标准的现代企业制度——股份制，其容纳力和包容性完全可以是把“国”的、非“国”的、“公”的、非“公”的所有产权，以一个共赢的方式，在法治框架下无阻碍地实现相互合作，而PPP机制又正好在这里面贯通。

一个PPP项目在产权方面没有硬障碍，是在一个法治环境下的多产权主体间的契约。最典型的即以SPV的形式组成特殊项目公司来运营PPP项目。这里面所有的股权都是有清晰归属，每一份标准化的股权属于其中的股东，认定以后不会产生法律上无法处置的纠纷（少数纠纷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大家在这样可预期的稳定的法治化环境下，来追求在共赢中目标利益回报的实现。这样的一种制度创新，汇入全面改革取向的中国现代化过程，其意义一定会超越我们关于筹资运营层面的一般理解。

所以，PPP的机制创新决不只是一个融资机制的选择，现实中也是一个中国走向现代化全面改革中，发展混合所有制以解放生产力的战略性选择。在前些年的研究中，我们也特别看重一个问题：认识PPP应从一开始感到的融资方面的需要，提升到管理模式创新的需要。因为只讲融资，好像只是为缓解政府资金压力，如果在某个阶段上政府自己感觉压力不大的时候，就可能又回过头来对民间资本说“没你什么事了”。比如前些年一些地方政府曾特别欢迎市政建设里民间资本的加入，但一听说有“四万亿”投资刺激方案，马上就变脸了，说“我们现在有钱了，不用求你们民营企业参加进来了”。这就是眼光不够高度，视野未达全局，没有看到这是改革实质内容的一种具体表现。实际上，民间资本的加入不只是缓解政府的资金困难，还会提升管理绩效水平，是从融资上升到管理模式创新的一种升级。这个升级再汇入以混合所有制为产权基石的全面改革，更是一个全局性的客观需要。

作为研究者，我们很关注中国如果没有全面改革会遇到什么潜在危机，尤其是中国会不会受到“中等收入陷阱”这样一种可能威胁。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世界上差不多有一百个经济体步入中等发达阶段，但是真正跨越这个阶段而进入稳定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寥寥可数。二战之后举得出来的，大致就是日本和韩国、新加坡。中国如要能真正按照“人本主义”立场并抛开“狭隘民族主义”，和世界民族之林其他经 济体共同发展，按照这样的和平发展与崛起的愿景联通到所谓的“中国梦”，一定要有各种因素合在一起攻坚克难化解矛盾的全面配套改革。PPP的机制创新，就是使市场资源配置作用得到各个方面更多认同，也得到政府应该“更好发挥作用”的各种可操作机制匹配磨合的一个重要改革事项。

所以简要地说，作为研究者，应把PPP从融资视野提高到管理模式创新，再从管理模式创新提高到全面改革配套必备事项这样一个高度来认识。当然，回到现实生活中间，当然还是碰到什么问题就要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知道中国本土资本作为内地民营企业介入的第一个PPP具体项目，是上世纪90年代初泉州刺桐大桥建设项目。在此之前，已有国外资本进入中国实施电厂、搞污水处理厂等等的BOT，但是到了泉州刺桐大桥建设，才开始有了当地民间资本和当地政府合作的项目案例，到现在这个项目还在运转，其中也有许多酸甜苦辣。当年我曾参加了这个项目的现场研讨会，现在还准备再做些跟踪调研。我们愿意一起来推进各方面有关 PPP的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研究，并积极促进PPP实践。

第五篇：公共经济学税收改革案例：税费改革滞后将拖累营改增

分析称税费改革滞后将拖累营改增

2013年04月25日08:31来源：经济参考报

不久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进一步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自今年8月1日起，将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改增”试点在全国范围内推开，适当扩大部分现代服务业试点范围。同时，择机将铁路运输和邮电通信等行业也纳入“营改增”试点。

一边扩大地区试点范围，一边扩大行业试点范围，“营改增”作为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扫尾工程”，被广大企业和纳税人寄予厚望，也被称作是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确实，现行税制以营业收入的全部金额征收营业税，不仅存在重复征税现象，而且不利于企业提高经营水平、降低成本、增强市场竞争力。同时，由于税负大多数都转嫁给了消费者，也不利于扩大消费需求。加大“营改增”试点力度，并尽快扩大到所有地区、所有相关行业，无疑对减轻企业和纳税人负担、促进消费、发挥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现在的问题是，由于“营改增”主要涉及交通运输、现代服务、建筑、餐饮等三产服务行业，特别是交通运输和现代服务行业，在税费改革还严重滞后，各种游离于税收之外的收费项目还较多的情况下，“营改增”效果也会受到很大限制。

增值税与营业税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抵扣，亦即增值部分才需要缴税。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很多收费项目并不能抵扣，如过桥过路费、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摊派等。对企业来说，无疑与税收一样，但按照相关政策规定，则不属于抵扣范围。如此一来，交通运输、物流企业等，在“营改增”后，可能就很难得到实惠。搞不好，税负还会出现上升。虽然按照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的介绍，实行“营改增”后，税负上升的企业只有5%左右，但是，具体到某个行业、某个地区，则有可能比重会更高，如物流企业、物流企业较多的中心地区等。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在推行“营改增”的同时，加快税费制度改革，全面推行费改税，将收费项目也全部纳入到税收制度范畴，以税收的方式改变目前的收费现状，是十分迫切的问题。

必须注意到，就算实行“营改增”后，95%的企业税负出现了下降，但在收费项目仍然较多的情况下，“营改增”的实际效果也是大打折扣。该抵扣的项目由于是以收费的形式存在，没有能够得到相应抵扣。相反，如果实行费改税，企业不再需要面对形形色色的收费项目，“营改增”效果可能要好得多，对企业产生的减负作用也要大得多。特别是消费者，也会因为“营改增”制度的实施，得到更多实惠。

所以，在推行“营改增”的同时，应当加快税费制度改革步伐，税费改革滞后将拖累“营改增”。一方面，取消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必须保留的收费项目，实行费改税，以确保税收制度的公平性，确保“营改增”效率最大化；另一方面，加大道路收费清理力度，有效减少道路收费项目、降低收费标准、减轻企业负担，不因道路收费项目过多、收费公路过于密集而影响“营改增”的效果。

一、中央固定收入包括消费税（含进口环节海关代征的部分）、车辆购置税、关税、海关代征的进口环节增值税等。

二、地方政府固定收入包括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车船税、契税、筵席税。

三、中央政府与地方共享收入主要包括：

Ⅰ增值税（不含进口环节由海关代征的部分）：中央政府分享75%，地方政府分享25%。Ⅱ营业税：铁道部、各银行总行、各保险公司集中缴纳的部分归中央政府，其余部分归地方政府。

Ⅲ企业所得税：铁道部、各银行总行及海洋石油企业缴纳的部分归中央政府，其余部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按60%与40%的比例分享。

Ⅳ个人所得税：除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的个人所得税外，其余部分的分享比例与企业所得税相同。

Ⅴ资源税：海洋石油企业缴纳的部分归中央政府，其余部分归地方政府。

Ⅵ城市维护建设税：铁道部、各银行总行、各保险公司集中缴纳的部分归中央政府，其余部分归地方政府。

Ⅶ印花税：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的94%归中央政府，其余6%和其他印花税归地方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