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1768中国妖术大恐慌》读书报告

第一篇：《叫魂。1768中国妖术大恐慌》读书报告

读书报告

--关于《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的读书报告物理系11级10111530323余滔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这本书1999年01月出版，是由美国著名中国学家、哈佛大学历史讲座教授、东亚文明与语言系主任，以研究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史、政治史著称的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先生所著，由陈兼，刘昶先生翻译。本书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盛世妖术”的故事，在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由春天到秋天的那几个月中国“妖术恐慌”从江南地区向大半个中国扩散开来，上至皇亲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的生活都笼罩在“妖术恐慌”的阴霾之中，再现了各省的恐慌是如何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除妖运动。

全书分十章，对发生于1768年“叫魂事件”进行了梳理解析。

第一章 中国窃贼传奇叙述叫魂案的开端

作者从德清县的石匠们，萧山事件，苏州的乞丐们，胥口镇奇事几个小故事讲述了1768年江南发生了几起控告石匠、乞丐、游方僧“叫魂”的案件。官僚机制对妖术的处理则是既因责任所在而需谨慎行事，却又对不可知论不以为然，努力在两者之间保持平衡。这一章中给我留下极深印象的一句话：我们说，我们不能预见未来，然而，构成未来的种种条件就存在于我们周围，只是他们似乎都被加上了密码使我们在没有密码本的情况下难以解读，当这本子终于到我们手上时，却已经太迟了。可是我们确实可以看到难以为我们解读的种种支离片段，并必须赋予它们某种意义。这句话揭示了各

种我们看似意料之外的事情其实能从我们的生活片段中分析出来缘由，同理可用于“叫魂”案件中。

第二章 盛世1768年前后的社会危机

作者从弘历治下的镀金时代，长江下游社会现状，民众意识中的盛世，人口，物价与金钱，向外部与下层的人口流动，有关清代外向型移民的讨论等一些方面着手分析了社会从上层到下层出现的关于引发“叫魂”危机的“契机”。可以说十八世纪的中国人民之所以害怕妖术，是因为中国经济已将大量人口挤入一个不断扩大的下层阶级，人们对于赤贫者的责任感正不断削弱并变得更为模糊，甚至感到自己生活受到了周围种种看不见的趋势的威胁，同时，一些晦暗不明的观念会伴随盛世应运而生，我们应该从他们的社会经历与国家政治领域等方面来进行深入的探讨。

第三章 或隐或现的威胁 叫魂案的相关政治和文化背景清朝初年剃发、蓄辫等强制行为激起的满汉冲突及直到乾隆继位也依然在民间传递的“反清复明”的口号，使满族征服者一直保持着高度敏感，而“叫魂”涉及的剪辫子等行为恰好踩中了这个地雷。相比之的是百姓对头发，羞耻与归顺的敏感。我们可以从“一宗伟大的事业，往往会因为那些为之服务的人们本身的卑下而变得不再伟大；一个伟大的人，往往难以抗衡多数人的卑下；乐到极点往往会转而生悲”这句话中了解乾隆皇帝的战战兢兢。乾隆的预感：被汉化的的满人腐败的汉人官吏正在携手使大清帝国走上王朝没落的下坡路。虽然赤裸裸的显示了乾隆对汉化的蔑视却解释了叫魂危机

为弘历同这种焦虑对抗提供了一个内涵丰富的机会与环境的必然性。

第四章 罪的界定为乾隆推动“叫魂”案的政策依据

从发生在山东的案例，靳贵子路与遇算命先生，韩配显拜术士为师，李绍舜于妖人为奴，大术士吴元等故事坐着叙述了源自南方的罪恶，南方亦即“叫魂危机”的发源地。作者通过对《大清律例》、《刑案汇览》等史料查证，清朝法令中祭祀、十恶等条目下，都有对“巫师、邪术、妖言惑众”等行为的格外警惕和严厉处置措施，并严格限制妖术的扩展。这从政策依据方面显示了乾隆皇帝心思之缜密、手腕之高明、眼光之刻毒，其实并不亚于其父亲雍正。

第五章 妖术大恐慌的由来中国人的劣根性—迷信 助长“叫魂危机”的扩散

作者引用几个中国笔记小说和民间小说成千上万有关妖术故事的几例说明中国人自古以来对所谓的妖术都存在恐惧感，作者着重谈到头发在中国巫术中所起的作用，普通人诅咒与避邪的手段。心理上的极度恐惧，往往以极端的方式来发泄，所以，才有那么多无辜的游僧和乞丐被恐惧的民众当作术士妖人而打死。这是中国人的劣根性所在，但是作者对于国家的建议，我是非常认同的：“国家不仅需要坚决否认这些妖人同神灵世界存在着任何交流关系，也要对他们的行为无情地予以禁止”。

第六章各省的清剿全国范围内的“蝴蝶效应”

正是由于乾隆皇帝亲自干涉，严厉地苛责地方官员，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感受到了这股妖术气流带来的震动，国家整个法律机器为

之迅速转动起来。在全国范围内的清剿运动如火如荼进行触发了弘历与各省督抚之间的较量，说明了弘历与其官僚之间在叫魂案中的紧张关系。

第七章妖党的踪迹乾隆的个人意愿助推“闹剧”

“叫魂”的妖术之风兴起时，乾隆便执着地认为，这股妖风，一定有幕后黑手一手策划并控制，一定是旨在推翻满清政权。所以他启动了整个国家机器，“叫魂”清剿迅速越过了江南、直鲁地界，延伸到了陕西、山西、湖北、湖南各省。后来越积越多的却是一桩桩疑点重重无法定案或者屈打成招的案子。在我看来，这场“闹剧”越演越烈统治者应该从自身出发好好考虑一下必要性与实际性，或许他失去的比得到的虚假的东西多得多。

第八章终结“叫魂”真相浮出水面

愈发变质的清剿运动引发了官僚阶级的思考，军机处的介入使得事情向明朗化发展。如第一章所述的，那些“叫魂”的开端不过是一个个误会累积的结果，吴石匠，和尚巨成，乞丐计兆美农夫沈世岱等包括施害者与受害者终于如释重负地退出了历史的记录。有一个说法我很为赞同“皇帝作为本案的首席原告，在这个案子上，不仅押上了个人的威望，甚至押上了整个王朝的尊严。”

第九章政治罪与官僚君主制深度解读“叫魂案”

作者总结了皇帝，妖术，官僚制度，平民在“叫魂案”中扮演的角色。皇帝在整个运动中处于主导地位并且通过整个运动使得皇权得以巩固；妖术被定义为“政治罪”；官僚则夹在皇帝与平民之间，君臣之间的较量和通过各种方式将事件竭力导向安全轨道；百姓则用他们的劣根性为其再添一把火。勉强算各得其所吧。

第十章主题和变奏无论是君主、知识阶层，还是平民大众，都害怕伴随着未知人物和未知力量而来的凶险

君主在真实与幻影中挣扎，普通群众则在权力的幻觉中挣扎，相对比较清醒的官僚制度则在进行谨慎的喝彩。纵观整个“叫魂案”作者的认为则是这是对中国社会的一种伤害，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

这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必然，其中的外因内由虽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孔飞力先生用《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向世人客观有力地揭示了这个事件对于历史对于现在的意义引起很多读者的共鸣，并且引发我们对现今世界的制度，民主，发展等方面的思考。我们走在现在的时代是历史的必然，我们要时刻保持清醒，拥有自己的判断力，不要被事物表面的浮华蒙蔽内心。我最喜欢的书中的一句话再容我提一次：我们说，我们不能预见未来，然而，构成未来的种种条件就存在于我们周围，只是他们似乎都被加上了密码使我们在没有密码本的情况下难以解读，当这本子终于到我们手上时，却已经太迟了。可是我们确实可以看到难以为我们解读的种种支离片段，并必须赋予它们某种意义。这句话不仅适用于“叫魂案”也能适用于我们的人生。

第二篇：叫魂读书报告

理性与恐惧的博弈

--《叫魂》读书报告

1510306219 预防二班 陈明隆

《叫魂——1786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这本书引发我关于理性与恐惧的博弈，虽然叫魂事件是1786年对清朝的社会性事件，但是在我看与当下的情境是很相像的。

首先来看这本书讲述的内容，“叫魂”是什么？孔飞力显然不想一上来就摆出一副言者谆谆的样子，令观众反感。所以开篇写的是1768年的一个故事，话说浙江德清县的一位农民因痛恨侄子对其虐待，想求助当地石匠在修桥的时候，在立桩之时将有其侄子名字的符粘在桩子上，希望每次的捶打能消磨他的侄子的灵魂精气，但石匠不但没有答应农夫的请求，反而将农夫告到县衙门，因为石匠害怕农夫正在做一些罪恶的勾当而牵连自己，农夫希望石匠做的事便是民间所说的“叫魂”。这个事件只是细微的端倪，它能酝酿多大的风暴，没人能看清。这个历史的小事件作为一个引子，不但触发了后续的事件，更激发读者的兴趣。但是实际上故事不是简单的按照这条主线发展，故事错综复杂，整个“叫魂”事件发生于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时间的跨度为一年，可是“叫魂”牵涉浙江，山东，江苏，直隶，两湖等数省，线索十分混乱，所以不得不梳理整个事件。从1768年3月25日，浙江仁和县，吴东明石匠的副手郭氏和采药人穆氏卷入叫魂事件，穆因诬陷郭，受到重杖的这一事件开始，直到同年11月3日，乾隆降旨停止对叫魂的清剿。这个事件到此基本结束。

整个“叫魂”恐慌竟能蔓延大半个中国，造成人心上的恐慌，其背后的成因，很容易联想到当时中国人的愚昧，无知，迷信，中国人的从众心理，这个人类心理的特征，有效地传播了“叫魂”的恐慌。这两个因素是显而易见的，可是又不是简单归于这两个因素，我们无法忽略政府所起的调和作用，政府无法安抚民众的恐慌，也无法控制谣言的传播，慢慢的我们会发现乾隆统治的官僚阶层反而制造更大的恐慌，就连乾隆本人也惧怕“叫魂”背后潜伏的可怕的政治事件。

盛世下的危机，这是《叫魂》书中的一个小标题。康乾盛世，数乾隆达最辉煌，国民经济急速上升。虽然如此，在这一片祥和的盛世中，究竟付出了多大的代价。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北京，苏州在当时世界数一数二的大城市，而许多县城，乡村的生活状态可以说千年未变，是一种清苦的生活，然而这种状态是及其脆弱的，自然的灾害便能摧垮人一生的财富，有时政府，战乱，流行病也会使人一无所有，这样子的情况会促进人口的向下流动，底层的民众是那么容易成为，而摆脱这种生活贫瘠是如此困难。在经济上是一贫如洗的民众，很有可能成为乞丐，或许是僧人，但不是正规寺庙的僧侣，叫他们为游僧更为合适。他们的身份没有社会地位，而且也容易让人认为是种危害，后来叫魂的发生，乞丐和僧人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社会的流动性几乎是停止的，进入上层社会只有通过科举考试，获得政治上的权利，方能摆脱当前的困境，但是这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可能的，记得唐德刚老师也谈到科举，那真是三分实力七分运气。商业的发展按理来说，为整个社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但是不公正的司法体系，没有应有的保障，而且在意识形态上，政府主张忽略和打压，在商业上去获得更好的生活显然更加困难。

“叫魂”事件中我看到，人在利用它陷害他人，污蔑清白。他们都利用这个机会获得想获得想要的东西。在一个压抑的环境中，一个撕裂的口子出现，会有更多的人希望将口子撕的更大，把手探出去，期望摸到什么。甚至乾隆也在下意识地利用这个机会惩罚他不满意的官员。当一个社会的努力，未能获得相应的回报，那么这个社会会变得更加投机，呆滞。一个人若的努力被忽略，甚至努力的机会都没有，他会的目标只有生存，或许会绕过司法体系获得寻租的权利，或许制造混乱得到上升的机会。

在如今这个社会也是这样，不论是之前的日本核辐射导致的盐价飞涨还是更之前非典期间板蓝根神药的吹嘘，我们可以看到，人的恐惧无法忽略，但不代表整个社会会容易陷入恐慌。人虽然有恐惧，同时人有追求美好生活的动力，优美整洁的生活环境，平等，关爱的制度，富有人文，创造力的社会，如果存在的话，我想人会用冷静，理性的态度去看待问题与恐惧。

第三篇：《叫魂》读书报告

叫魂读书报告

叫魂亦称“喊惊”、“喊魂”等。旧时汉族信仰民俗。流行于全国大多数地区。古代认为，人有疾病将死，魂魄离散，须招魂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因而有“招魂”之俗。叫魂隶属于我们现今所指的封建迷信，随着科学进步，叫魂逐渐淡出我们的生活，但曾几何时，叫魂一度在全国“风靡”，甚至一度成为封建统治者的强有力的统治工具。《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一书是著名海外海外汉学家孔飞力的代表作，《叫魂》一书从一种更为宏观的角度，以“叫魂”案为中心，将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官僚制度分析以及心理分析向我们展现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图景，其中涉及到了三种社会力量。有人认为此书有影射历史之嫌，但我不这么认为。

“叫魂”是中国传统封建迷信的一部分。古代中国人相信，人的灵魂可以与他们身体分离，巫师能够以使用某人的名字或剪辫子的办法盗取灵魂，但恰恰是这一点，触动了古代封建统治。大清帝国的统治正处巅峰，值丰功盛德的乾隆朝盛世，为二十五岁承大统的弘历御宇第三十三年。其治下帝国，正是经济生气勃勃，人口快速增长之时期，当时的江南地区正是人口稠密地区，江南地区发生多起叫魂事件，不少陌生人、僧侣和乞丐被指控犯了“叫魂罪”，而且被视为是以推翻清廷为目的的政治阴谋，于是乾隆亲自插手处理此事。不少地方官很快觉察到许多案例或信手捏造，或道听途说，或屈打成招，其可信度很差。但乾隆坚持把这一事件扩大化，因为叫魂事件提供了一个整肃官僚系统的绝好机会。实际上，官僚们并不像乾隆那样关心政治阴谋，而乾隆则利用政治罪作为其随心所欲运用权力的一种藉口，惩制他不喜欢的官吏，加强对官僚系统的控制。古代，我国推行的是封建君主专制，皇帝权利至高无上，辫子作为满清的代表，叫魂的剪辩触及了封建统治，准确的说是与当时政治体制相违背，剪了辫子相当于谋反，乾隆自然无法容忍该类事件发生，于是出现了叫魂罪，以谋反之罪名打压该类事件的发生，慢慢发展，“叫魂”被乾隆利用为整理官场的好机会，以该罪名整治了当朝官场，不喜欢的官员在此事件中莫名被牵连。随着事件的扩大，官场官吏逐渐发现，乾隆醉翁之意不在酒，借机剃除“异党”才是真，民间的震荡转移至官场的震荡。该书中官吏们怕受到牵连，截断向上反馈的信息，使得准确信息无法传达至皇帝，增加了冤假错案，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古代政治制度中的信息制度的不完善，甚至可以说是漏洞。

叫魂案件的扩大化是弘历所愿吗？我不这么认为，报告，开头我曾写到叫魂触动了三个社会力量，第一是统治阶层：弘历，第二是官僚阶层，第三是民众阶层。民众阶层的震动主要表现在叫魂主要在民众中发展，民众对这种“叫魂”术有着极大的危险恐惧感，叫魂被冠以谋反罪名后，这种恐惧感即在接下来出现的几个“普通”案件后，慢慢的增加，清剿行动的开始后，更多百姓被杀害，冤假错案频发，僧人，乞丐也都被指控叫魂罪，“震荡”使得人心惶惶最终演变成了对妖术的大恐慌。第二是官僚阶层的“震动”，叫魂术的蔓延，引起弘历的重视，但随着全国冤假错案的不断增加，使得弘历对官场官吏的猜疑心加重，开始亲自处理该类事件，这也使得叫魂案件的扩大化，扩大至官场，开始以谋反罪名铲除自己不喜欢的官员，引发了官场的“震动”，虽然官吏体制企图截断通讯体制来保全，但更多的莫须有罪名使得该手段不攻自破，叫魂成为皇权加强的手段。叫魂波及统治阶层我认为是：其实叫魂在弘历眼中无法称其为危机，民众中流传的危机只不过是对其的恐惧罢了，只是伴随而来的官僚体制的败坏，漏洞频发扩大了叫魂事态，再次触及了弘历绷紧的神经，促使了弘历的爆发，也使得叫魂的清剿行动转成官场的清扫行动。《叫魂》主要出发点我认为是对清朝政治体制的解剖，其意义在于把妖术、谣言、社会恐惧等社会史的许多方面与官僚结构结合在一起，对乾隆时期的中国社会进行分析。归根结底，我们可以看出叫魂事件是清朝的独裁政治的典型体现，是弘历对君主专制的巩固，加强君主专制，整治官僚制度，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君臣之间了联系，只是，普通民众成为了弘历加强君主专制的牺牲品，当然该书中，普通民众是叫魂事件的推动者也是受害者，普通民众制造了这场恐慌，并且在闹剧上演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推波助澜，火上浇油，最终页承受到了不可承受之痛。

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类似叫魂的事件频频发生，类似事件让我想到了当代中国的历史中充满着这种幻觉权力进入社会的例子——红卫兵，而且也存在着最高层政治权力的许可，历史竟是如此的相似。疯狂的个人崇拜，模糊了人们理智的头脑。叫魂事件一直隐秘在有规则的社会之下，使得大众内心深处留下的一定的空间，随时爆发出不同的迷信与恐慌信息，并逐渐引出更多更深的问题，另外，不同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对该类事件的处理方式，封建制度的一度打压延生和民主制度，寻找源头运用法律武器合理打击，面对民众以教育为主，截然不同的两种处理方法，无法判定孰是孰非，不同的国情决定了不用的统治制度，产生不同处理方式也就成为必然。最后不得不说，该书值得一读。

第四篇：《叫魂》读书报告

《叫魂》读书报告

点灯的傻瓜(人生是一场直觉。)

2012-11-18 20:24

51/52有用.叫魂读书报告

一、孔飞力（Philip A.Kuhn，1933—）个人简介

1933年出生于伦敦。但在美国度过了其中学、大学生涯。除了青年时期短暂的三年从军岁月，他的一生几乎都在学校，尤其是哈佛大学度过的。

他有过两次婚姻，第一任妻子正是他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求学的恩师——费正清的秘书。他有两本专著，影响最大。一本是写于七十年代的《中华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第二本，就是本书《叫魂》。这本书写于他从芝加哥大学转回哈佛接手费正清之职务却因久无作品问世而为人议论之时。

孔飞力在其求学生涯中，初期受到两位学者的影响，一位是克拉克洪，一位是马克斯•韦伯。但对其学术影响最大的是他在哈佛的两位恩师：费正清和史华慈。

他在本书中所体现的史学取向：对“冲击—反应”模式的回应，主张从社会内部寻找动因。

二、《叫魂》主要内容

全书围绕“1768年席卷中国的妖术大恐慌”或称之为“叫魂案”展开论述。

一）、何为“叫魂案”（主要由本书第一章论述，其他散见于各章）

本书所征引的案例，主要以事件发生的先后为线索。

时间维度

横跨不同地域的案子，通过“时间”这条主线贯穿在一起：

1月 德清石匠吴东明案。

4月 萧山巨成和尚案、白铁匠案

5月 苏州张乞丐剪辫案 胥口镇净庄和尚案

6月 书生韩沛显剪发案。

7月 乞丐蔡庭章剪辫案。

8月 乞婆剪侍女衣角案

10月初 觉性和尚案。

可以看出，一直到当年的10月份，仍有嫌犯被抓捕归案。

空间维度

首发在浙江、江苏，然后从江南地区迅速蔓延到山东、湖广、北京、安徽、河南、陕西及福建。总体呈现一个由南到北，由东部地区向中部地区转移的趋势。

1768年的叫魂案从时空上来势凶猛，蔓延全国，造成了不可避免的大恐慌。初秋，清廷对于妖术的清剿也随之展开。在持续长达几个月的清剿行动中，制造了一系列冤案，戕害了许多无辜无助的性命，终于因为破绽百出而被叫停。

二）、叫魂案的总体图示

1、它所涉及的社会背景（主要由本书第二章论述）

作者在第二章中用“镀金时代”来形容弘历统治下的帝制中国。在对叫魂危机始发之地长江下游地区进行描述时，除了承认存在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繁荣昌盛景象之外，还揭露出了江南地区的人口/资源比例不协调，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失衡等现象。甚至，不止于此。他还有意识地试图穿过历史的迷雾进入当事人（十八世纪乾隆年间普通百姓）的意义世界，对“盛世”发出诘难：“盛世”之中的百姓大概不会因为商业的发展而更富有更具有安全感，反而意味着处于一个充满竞争并十分拥挤的社会，他的生存空间更小了。因此研究十八世纪的经济、人口状况的目的也在于理解这些变化如何决定了人们对周围社会环境的认识。变化主要在三个方面发生：一是日益抬高的稻米价格及日益增长的人口数量，使得米价成为普通百姓的沉重负担；二是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发展，主要体现在中心与地缘，富庶三角洲与贫瘠山区之间；三是由前两方面原因带来的人口的流动方向的变迁：即由内向外，由中上层向下层。叫魂案的主角也集中在流浪者、“游方僧道”上。至此，在构筑叫魂案的社会图景时，孔飞力试图建立这样一种阐释：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由于资源人口压力，人们将侵入社区生活的四处游荡的陌生人视为危险。但仅以经济焦虑为叫魂作解，显然不够。所以接下来需要考察叫魂案所涉及的社会心理层面。

2、它所涉及的社会心理

1）民间威胁：游方道僧、陌生人（由第五章）（以游方道僧、乞丐等陌生人为核心的对于民间产生的威胁）

1.“叫魂”释义：民间之所以有“叫魂”恐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民间有身心二元的古老信仰。灵魂与肉身的可分离性使得中国人相信灵魂可以被别有用心的掌握妖术的“术士”施以超自然的力量而偷走。这里的叫魂，意义上更倾向于“偷魂 ”。施以妖术的仪式过程显然是模糊不堪的。但在众多侵害身心的妖术活动记载中，普遍存在两个关键的物品：头发和纸人。在很多文化中头发具有神奇的魔力，被认为与生育能力有关，或与自身灵魂力量的效力扩展有关。头发，在1768年的叫魂案中还具有突出的政治意涵。这里的重点是古代帝制中国的纷繁复杂的法术观念表面上反映的是身处十八世纪乾隆年间的百姓对于超自然力量的恐惧，实质上更突显了这样一个社会事实：身处日常生活中的人们对于无法抵抗天灾人祸、疾病灾害的焦虑而自然而然地将不幸诉诸于对未知的恐惧。

2.和尚/道士、陌生人/社区人

因此，如果从这点上来看，也许就能更全面地理解为什么叫魂案中妖术施行者通常是和尚/道士或乞丐了。民间百姓对于他们的反扑显得齐心协力，除了“妖道淫僧”的惯常解释之外，对于复杂的差异化现象，显然还存在解释的其他维度。和尚相对于道士来说，更敦厚善良，道士被认为符咒法术联系更紧密；同时，社区内的和尚比外来的和尚，更和蔼可信，外来的和尚被认为携带有未知的破坏力量或污染。以二元的坐标系为例，如果横轴自左向右代表的是以自我为参考系的距离远近，左代表社区外，右代表社区内。如果纵轴代表的自上而下，分别代表和尚和道士。我们可以发现是否为外来者优先于和尚和道士的区分。由此，我们可以从古老的鬼神信仰和民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距离两方面瞥见十八世纪妖术大恐慌的民间社会心理的大致图景。

2）统治者威胁：谋反罪与汉化（由第三、四章）（以谋反罪与汉化为核心的对于统治者产生的威胁）

早在妖术盛行，叫魂恐慌发生之前，十八世纪中叶的统治者又已经为怎样的焦虑所困扰呢？显然，作为外来者的清朝政权，在朝野无法回避满汉官僚之间的权力利益博弈；在民间无法回避汉人对满人的敌意。尽管时至弘历统治，他的危机似乎已然消除。然而透过保存下来的朱批，从中似乎读出了弘历在处理满汉冲突中的谨慎态度，因此可能，危机非但没有消除，而且因焦虑感被长久积聚使他甚至试图利用叫魂案来对抗满汉之争的矛盾带给他的焦虑。孔飞力的解释图示拓展到了一个更宽广的历史图景中，这里必须提到的两个关键词是：谋反罪及汉化。这两个关键词实际上是围绕同一个满汉冲突的主题而展现的两个不同侧面而已。这里的弘历，是一个充满割裂和矛盾的清朝帝国统治者形象：作为征服者，必须保持满族文化特性；作为管理者，必须与汉族地主精英共享儒家文化。弘历本人对汉化的态度可以在他对江南地区的态度中窥见一二。书中提到弘历之所以既为江南所吸引，又为江南所排斥，是因为江南地区被认为是具有鲜明汉人特征的儒学文化的中心。作为中华帝国皇帝的立场使他不得不对汉文化亲近至少是表现出亲近的态度，虽然我们不得而知他的实际心态（这种亲近是否只是一种政治表演等等），但通过对满族中坚分子尹继善的处理态度，我们至少可以肯定弘历对满族汉化带来的腐化深恶痛绝。另外，统治者对于谋叛罪的敏感态度可以从典型的马朝柱案中有所窥探。对于谋逆者马朝柱定罪的官方文献中，弘历有意突出的是谋反者冒犯了“列祖列宗”，而不是一个外来人的政权。尽管长达一年的妖术大恐慌案件中屡屡与剪辫行为发生联系，弘历却未有在其朱批奏折中公开提及。因为似乎一旦提及，即便是在其与行省官吏的秘密通信中提及，就在实际生活中造成了或承认了这种罪恶的发生，这将动摇作为外来政权的清朝帝国的合法性。弘历 在其对叫魂案的众多朱批奏折中，不会主动将具有谋逆政治意涵的剪辫行为与民间反满情绪联系在一起。因此，因外来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汉人社区带来的根深蒂固的统治焦虑一直在困扰着上层统治者。而1768年的这场叫魂危机，实际上提供了弘历对抗这种焦虑的机会和环境。

三）、叫魂案的结构图示——展现的是结构间的交缠与互动

因此，我们可以初步领略到叫魂案所牵涉到的复杂的阶层互动关系，这里至少涉及到三个阶层：君主、官僚体系及平民百姓。之所以可以如此区分，不仅是我们读者读后的感受，而且是作者在有意为之。P223。中国文化是统一的，但并不是单一同质的。虽然不同社会群体对叫魂危机的表述是各不相同的，但充斥着文化阶序的每个社会群体都将妖术传说中的不同成分重新组合，使之适应自己的价值观。也就说叫魂是个主题，在不同阶层的群里出现了不同的变调。虽然不约而同传递着恐惧情绪，却表达了各自阶层不同的恐惧。

1.“妖术”观（妖术意味着什么）

1）君主 暧昧：一面是君权神授使得帝王与神明的关系具有垄断性，官方会阻止民间的造神活动 ；威胁：另一方面妖术恐慌带来的社会秩序混乱，而酿成一种亡国的不详征兆，这将对皇朝的稳定性和合法性造成伤害。（帝制政权稳固）

2）官僚 蔑视：作为饱读诗书的知识阶层，和愚不可及的小民百姓不同，不会轻易相信叫魂妖术。更重要的是他们衣食无忧；

威胁：作为官僚体系中的地方官，叫魂恐慌扰乱了不仅地方治安，更重要的是有可能打破其优游从容的常规官僚生活。（保住乌纱帽）

3）平民 信奉：文中对父母为挚爱孩子的招魂行为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民间的妖术传说在百姓生活中已被日常化。书中为了作证十八世纪的中国的鬼神信仰，引用了徐柯编著的《清稗类钞》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

威胁：更直接的生命、安全的危险。因此对术士妖术活动群起而攻之，甚至发生了若干起致人死亡的事件。

2.权力观

1）君主：专制主义：分散权力（通过对行省官吏频繁调动）

2）官僚：地方集权化（警察、检察官、法官）取悦帝王

3）平民长期失权而产生权利的幻觉

3.基于权力观，考察帝制中央与地方关系（专制与常规化的对立，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常规化与汉化是直接相关的），即权力利益的博弈关系，主要从一对关系（君主—官僚），五个维度（考核、弹劾、信息竞争、君恩、政治罪）入手考察。

君主—官僚（努力防止事件滑下常规轨道）

考核：弘历对陈词滥调、空言套语非常反感，因此他格外重视宫中陛见制度。

弹劾：在庄有恭案中，一旦被发现在弹劾案中隐瞒信息，受到严厉处罚。这个处罚更多是象征性的。以儆效尤是主要目的。

信息竞争：日常渠道、机要渠道（朱批/廷寄）/眼线

君恩：政治任命，强化了依附关系，强化了官员与君主间通过政治任命建立起来的个人纽带。

政治罪： 强化（重申官场规范、强化个人关系）

官僚—君主（努力将事件拉回常规轨道）

考核：三年一次的定期考绩考核办法，对官员作出标准化的评语。

弹劾：对渎职和犯罪的弹劾 官场文化造成官官相护的体系

信息竞争：述职（选择性：次序/轻重/缓急）

君恩：谢恩表仪式

政治罪：息事宁人在先：扼杀谣言，防止震动中央。报喜不报忧。补救措施在后：行省官吏们力图撇清关系，或转移视线，或力图拉回常规轨道。

至此，“事件”构筑起了权力结构，权力又通过塑造、界定“事件”得以调整或强化。帝制中央一方面在处理妖术大恐慌，稳固帝制，另一方面是对官僚体系中的腐败积习一次整肃行动。前者是上层统治者用以抵制民间谋叛的焦虑，后者是上层统治者用以抵制官僚汉化腐化的焦虑。这两个焦虑都直指作为外来政权的清廷统治中的满汉冲突问题。由此，叫魂事件通过构筑起了“权力结构”，也构筑起了丰富的社会图景。一方面是社会财富分配、资源、人口的紧张关系，一方面是社会潜在的深层危机。无论是政治家的统治危机，还是百姓的生存危机，都将康乾盛世的美名画上了一个重重的问号。那么，透过这个乾隆年间危机图景的刻画，是不是也可以向后人透露出一些关于近现代中国许多悲剧之根源的信息呢？

三、作结

一）权力幻觉的历史重演？

令人印象颇为深刻的是在本书后面的译后记中，提到一个小故事，“写今天的中国，中国人看懂了吗？”以此想到钓鱼岛事件中，民众集体迷狂。“爱国主义”是否即是一种妖术？

二）文本内容方面：

妖术与巫术的异同

是否妖术与巫术都是人们对未知、超自然力量所造成的不幸的归因方式。

三）文本结构方面：

以小见大 着微见著的努力

作者试图透过事件史来反观时代史，那么困难和挑战就在于如何将叫魂案这一事件的叙事既条理清晰、引人入胜，又能以此描绘出一幅18世纪中期帝国自下至上的经济、政治、社会心理等层面的恢宏图景。

历史性的叙事结构，历史性抒写与结构性解释并置的努力

不仅向读者娓娓道来案件的前因、线索、进展及结果，而且在讲述一系列纷繁复杂故事的同时，试图将“盛世妖术”背后的种种时代的、政治的、社会的及文化的涵义书写出来。

（卖座、叫好）

与利奇、格尔兹的理想型结构不同。因此更倾向于将其归类为史家著作，而非人类学作品

详实的历史文献材料与必要的历史想象力

文献分类/作者因为其所接触到的文献类型而作出了他所能够构建的解释模型

第五篇：一场闹剧,几多感慨：我们能否阻挡疯狂——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读后感

杨洁：一场闹剧，几多感慨：我们能否阻挡疯狂

——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读后感

杨洁

“叫魂”，这个现在看来令人嗤之以鼻的迷信之术却在乾隆盛世年间引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大案。这本书就为我们再现了这桩历史公案的来龙去脉。

读完此书，颇感历史是鲜活的。《叫魂》从社会中的一个小事件为切口展开分析，用一连串的细节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恢宏的历史画卷。书中每一个案例的叙述都十分引人入胜，即使是引文、脚注也都是作者用自己的语言娓娓道来，这样的研究著作融学术性、故事性、艺术性为一体，想必作者一定在那些卷帙浩繁的资料上颇下了一番功夫。另外，作者运用了多维视角进行研究值得我们学习。比如，在阐述“叫魂”案发生的社会环境时，作者从人类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角度出发，对当时的人口、经济、文化、社会风俗都进行了全景式描述。他采用的是“全球史观”，比如认为江南人口的增长与从海外引进高产作物不无关系，人们能够承受物价上涨与引进墨西哥白银增加流通中的货币量有关。

啼笑皆非的是，这场发生在1768年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妖术大恐慌，结果却是一场闹剧。在恐慌盛行之时，整个帝国都“动员”了起来，下层百姓忙着寻找对抗妖术、自我保护的方法；各级官员穷于追缉流窜各地频频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庙堂的乾隆皇帝则寝食不安，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后是否涉及谋反等凶险阴谋，并不断发出谕旨指挥全国清剿。折腾到年底，在付出了许多无辜的性命和丢掉了许多乌纱帽后，案情真相终于大白，所谓的叫魂恐惧只是一场庸人自扰的丑恶闹剧：没有一个妖人被抓获，没有一件妖案能落实，有的只是自扰扰人，造谣诬陷，屈打成招。沮丧失望之余，作为此案最大原告的乾隆皇帝也只得下旨“收兵”停止清剿。

整个过程中，官员和皇帝的表现符合他们的阶层立场，没有什么出人意料的地方，真正让我惊讶不已的是，这场闹剧中推动者和受害者都是同一阶层——普通民众，所有的嫌疑犯都来自最底层，他们是流浪的乞丐，僧侣和道士，而举报他们并将他们扭送至衙门甚至执行私刑的“英雄们”同样是底层的民众。这样的众暴寡、强凌弱是整个叫魂危机中常见的丑恶闹剧，许多无辜的乞丐游僧就惨死在这种疯狂的攻击之下，成为叫魂恐惧的牺牲品。

社会底层民众中普遍存在对于陌生人尤其是流动乞讨者的厌恶甚至憎恨情绪。而这种分化则追溯到人口的急剧增长带来的生存竞争的加剧。对于处在社会底层又在经济落后的边缘地区的人们来说，他们只能融入流浪乞讨者大军中去。而那些生活在比较富庶地区的百姓，在竞争压力面前也只能维持温饱，对自己的生活缺乏安全感。当叫魂妖术的谣言在地方上一传开，一直以来就对超自然力量深感畏惧的脆弱神经更加敏感地立刻绷紧。对于谣言，他们从来都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由于流浪的乞丐不仅讨厌，而且易欺，他们是社会上最弱势的群体，没有任何权力来保护他们。于是无权无势的其他小民百姓便把自己的焦虑、不满、愤怒、沮丧发泄到他们身上。

“叫魂大恐慌向中国社会的观察者们凸显了一个特别令人难过的现象：社会上到处表现出以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在一个发展出现问题（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社会道德堕落）的社会，人们意识到即使辛勤工作也无法改善自己的境况，这种情况“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令人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个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于是，人们不择手段地抓住任何趋利避害的机会，并不惜牺牲他人，特别是弱者，来保护和增进自己的利益。皇帝对妖术展开大力清剿，“妖术”便理所当然地成为底层百姓所能抓住的唯一权力机会，就像“扔在大街上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者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这一种潜在威胁的妖术恐惧终于变成了一种实在的生存斗争，把广泛弥漫社会的冤冤相报的相互敌视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相互攻击。

让人悲叹的是，这样的疯狂在此之后并未绝迹。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经历了十年类似的全社会歇斯底里的“疯狂”，作者也在一个脚注里提到，1982

年，他在北京遇到了一个老红卫兵——当时是一个低收入的服务工。那人说，文革对于像他这样没有正式资格通过常规途径在社会上进身的人来说是一个黄金时代。毛号召年轻人起来革命造反，这一突然可得的权力使他的野心得到了满足。

“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孔飞力以悲悯的语调结束了他的力作。而牛顿也曾经说过，“我可以计算天体运行的轨道，却无法计算人性的疯狂。”群体意识一经扭曲，将是最可怕的力量。现如今的舆论暴力又会不会酿成无法控制的灾难？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是否还会面临这样非理性的狂热？不管这种根源是否扎根于我们民族土壤中，我们都必须警惕，必须思考。人们对于权力对于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是有诉求的，一个正常的社会中，这样向上的渠道应该是畅通的，人们的诉求可以通过自己的奋斗实现，人们能够相信知识改变命运，但如果这一渠道阻塞（比如居于社会上层的利益既得者封锁了这个途径），民众便不得不寻求其他方式，这是危险的，但形势逼迫之下他们也别无选择。显然当今社会这样的狂热我们已经承受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