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正文-浅论我国反腐倡廉的法制度建设

第一篇：3.正文-浅论我国反腐倡廉的法制度建设

浅论我国反腐倡廉的法律法规制度建设

摘要：本文通过对我国反腐倡廉法律法规制度建设历程及基本构架的引介，进进而结合条规执行、司法实践情况及相关法律条文对我国反腐倡廉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针对分析中发现的问题从：理顺法规、法律关系，创新补充完善法条，借鉴外国先进经验等个几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思考，并提出了几点切实可行的意见、建议。

关键词：反腐倡廉，法律，法规，制度。

引言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1]这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反腐败斗争的高度重视与鲜明态度。同时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推动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要求，强调要“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要坚持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通过“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健全反腐败法律制度，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

[2]腐败。”因此，从法学的角度出发，总结分析我国建国六十余年来在反腐倡廉法律、法规等法制制度方面的经验与不足之处，更好的贯彻落实十八大报告中关于加强反腐倡廉必须“健全反腐败法律制度”的要求，实现用科学发展观指引我国反腐倡廉法律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我国现行的反腐倡廉法制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我国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历程及基本构架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国家先后设立国家监察机关、政府监察机关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等法律法规，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国腐败和廉政法律、法规体制初步建立。[3]为保证新生人民政权的稳定性，在党领导下全国积极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通过这些措施，坚决打击了贪污腐败行为，惩治败以张青山、刘子善为首的一大批腐分子，形成清正廉明、积极向上的良好局面。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改革开放是从集中制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朝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的社会向全方位开放的社会转变的过程，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激发了社会活力。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消极腐败现象。面对新的考验和挑战，中国共产党坚持一手抓经济，一手惩治腐败，开展以打击走私、套汇、贪污、受贿等严重经济犯罪活动为重点的专项斗争，设立审计机关，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一批涉及惩处贪腐犯罪行为的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了我国反腐败和廉政法律法规制度，成功探索出了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反腐败的途径和办法。

20实际9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进入大发展时期。面对新旧体制剧烈变换过程中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情况，中国共产党做出了加大反腐败斗争

力度的决策，正确领导了干部清廉自守、查办违法违纪案件、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的反腐败三项重点工作。明确提出：标本兼治，加强作风教育，法制保证，监督是关键；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这一时期制定了一系列强化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的法律、法规，反腐败制度建设得到不断完善。在检察机关设立了反贪污贿赂部门、反渎职侵权部门和职务犯罪预防部门。提出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一律不得经商等重大决策。并开始推进行政审批、财政管理、干部人事等体制机制改革制度，试行政务公开、厂务公开和村务公开制度。反腐败和廉政法制建设走上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逐步加大治本力度的道路。[4]

进入21世纪，我国把反腐败和廉政法律、法规制度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确立标本同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重视犯罪预防的方针，制定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法律制度体系这一反腐败国家战略，整体推进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在工作部署上，强调严肃查处违法违纪案件，认真解决涉及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突出问题，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制定完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法规制度，扎实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成立国家预防腐败局，统筹各方面预防腐败工作。

2010年12月29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这是中国首次发布关于反腐败的白皮书。白皮书中提到我国在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法律法规制度体系方面，建立了一套“以中国宪法为依据，制定了一系列反腐倡廉法律法规；以中国共产党章程为依据，制定了一系列中国共产党党内制度规定，逐步形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法律法规制度体系”。[5]从而，形成了我国目前以:一是党组织系统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二是政府系统的监察部(局)，三是隶属于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机构反贪污贿赂工作局，这三家机构为主的廉政职能国家机构。通过以《宪法》我国的根本大法为基础依据，《刑法》、《刑事诉讼法法》、《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专门法为根本规程，衔接中共中央制定的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及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关于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诫勉谈话和函询的暂行办法》、《关于党员领导干部述职述廉的暂行规定》等一大批规定，从而形成了我国反腐倡廉法制制度建设的机构——法律的基本构架。并在此基础上，大力宣扬廉政文化，推动廉政建设，实现廉政道德的普遍化，从而构成了廉政法律、法规制度——廉政道德制度的反腐倡廉“二元体系”的总体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构架。[6]

二、我国反腐倡廉法律、法规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反腐败立法的芜杂、凌乱，不够协调统一

据清华大学管理学院廉政研究室任建明的研究成果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仅中央一级发布的具有普遍效力的廉政规则就有450多项。但其中有70%只具有教育功能而无任何处罚措施，有90%是由党和政府制定的临时规定。在政府制定的措施中，多数缺乏长远考虑且具有高度的重复率”。[7]此外，我国有关反腐败的法律、法规，常常使用没有明确内涵的模糊语言，显得比较原则和笼统，如不少“规定”、“通知”中有许多“严禁„”、“不允许„”等禁止性规定，却很少有法律后果的设定，对于违法者如何处理没有确定的规定，使执行部门难于具体操作，难免出现或轻或重的后果现象，起不到教育和惩戒作用。尤为重要的是，我国当前缺乏一部起

总领作用的反腐败的专门性成文法典即所谓的“廉政总法”或“反腐败法典”这难免会使反腐败立法显得零乱、分散和芜杂，彼此缺乏有机联系，不够协调统一。

（二）反腐败的法律制度不够完备，没有适时建立相关法律制度

西方欧美发达国家在不断完善惩处腐败法律制度的同时，已普遍以法律的形式制定了有关权力制约、行政道德、薪金养廉、公务员财产申报、政务公开、行政程序、权力监督等方面的法律制度，在实践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对抑制腐败，净化环境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在我国，这方面的工作做得的并不好，要么是没有制定，要么是制定了，却没有适时的修订和完善，导致法律、法规建设远远滞后于时代发展的要求，变相使腐败得到了纵容。

（三）部分制定出来的法律在规定上过于宽泛，可操作性不强具体体现在1.有些法律条款漏洞多，可操作性不强。如《刑法》中有关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规定，其设立的初衷是为了打击腐败，使那些不能说明其巨额财产来源的腐败分子得以严惩。但由于此款罪名的最高刑期为有期徒刑十年以下，跟受贿罪与贪污罪的最高量刑——死刑无法相比，因而，在实际操作中，此款法律条文往往被腐败分子加以利用，成为其逃避法律严惩的理由和通道。而有些司法机关由于受到各方面的压力，也可借这一条款的便利掩盖腐败分子的罪行，一些腐败分子因此得以从轻处罚，这就造成法律对腐败行为的打击不力，甚至纵容了腐败。

2.行贿罪的定罪和量刑过宽、过轻。贿赂是双方行为，不论行贿者的主观愿望是什么，其目的都是为了获得非法利益。而且，行贿本身加大了受贿者大搞腐败的动力。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披露，2011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行贿案件4217件，而同年腐败案件立案则有18464件[8]，这里行贿案件的查处只占腐败案件的约23%，行贿罪的查处力度显然很弱。而美国法律在处理行贿受贿案件时，贿赂双方所受到的惩罚基本相同。但在我国，法律对贪污受贿的惩处条款相对严密些，而对行贿者的惩处反而宽松，并且每年查处的大量腐败案件中，行贿案件相对为数不多，这对于遏制腐败将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3.贿赂犯罪中的对象过于狭窄，我国刑法将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对象限定为“财物”强调腐败犯罪的财物物质性利益特征，忽视了腐败行为带来的其他非物质性利益成为犯罪对象的可能，为很多腐败分子规避法律，找到有利借口，公职人员只要不收受财物，不论采取何种腐败行为，都不能受到法律的制裁，其结果必然是放纵了腐败分子，并鼓励其规避法律进行其他的腐败活动，实践中出现了大量不以财物为对象的贿赂行为。例如：如免费提供住房装修、出国旅游、出国留学、待购奢侈品等等。在司法实践中，受贿罪的社会危害性大小并不仅仅取决于财物的金额，有时接受非物质性的不正当利益的社会危害性更大、影响更为恶劣。

4.以犯罪数额确定腐败犯罪的定罪和量刑的基本标准,缺乏科学性。第一，确定5000元作为量刑起点不仅没有科学依据，还会使人们产生一种错觉，即一定数额的贪污贿赂是我国法律所允许的。第二，犯罪数额作为一个全国统一通用的标准，虽然从形式上看，是一个平等的定罪量刑标准，但却掩盖了实质上的不平等，在实践中完全可能出现贪污贿赂10万元与贪污贿赂几千万甚至上亿元的最终量刑结果一样的可能。另外，由于我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经济收入和待遇差距很大，如果用同一个标准来衡量犯罪与刑罚，这也是一种在法律面前不平等的表现。此外,用一种固定的数额模式来衡量过去、现在和将来也是不严肃的，作

为一部国家制定的法律，刑法的稳定性是十分重要“因此法律应该着眼于对犯罪行为的性质上的否定而将量的把握留给司法机关,如此才能体现法律的明确性、稳定性、也才能体现法律的强制性”。[9]

三、完善我国反腐倡廉法律、法规制度建设的建议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认为完善我国法律法规制度建设应从一下几方面进行考量及着手：

首先统筹好各个层次、各个部门反腐倡廉法律、法规制度设置的关系，既要重视反腐倡廉根部门专法的建设，又要重视反腐倡廉基本法规和具体规章制度的建设；既要重视实体法规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又要重视程序法规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既要重视工作层面的法规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又要重视生活层面上的法规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形成反腐倡廉法律法规的创新性体系，进一步完善反腐败法律法规体系，增强法条的可操作性，设立反腐败总法势在必行。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敢于创新，大胆创新，善于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加强法律制度建设，对现行的繁芜的各种法规要结合工作中的新经验、研究新情况、不断创新工作思路，去芜存菁。同时，做到坚持党内法规与国家法规相衔接，发挥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整体效能。

其次，又要善于借鉴国外和其他部门的有益做法，结合好自主创新和吸收借鉴的关系。例如：“立足本国国情，通过立法设置隶属于最高行政机关的总反腐败机构并加强其职能建设、建立高效廉洁的行政管理体制、加大廉政教育力度、以立法的形式加强政府和社会组织内部监督、拓宽监督渠道，严厉惩治腐败行为、实行激励机制等综合措施。”[10]等等有益的先进经验，进一步完善我国权力制约、行政道德、薪金养廉、公务员财产申报、政务公开、行政程序、权力监督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制度。

再次，应加强反腐败法律制度的研究工作。对《刑法》、《公务员发》、《预防职务犯罪法》等与反腐倡廉工作密切相关的专门法律制进行适当补充完善，一是，要明确对象、概念设定，例如，应考虑扩大我国刑法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的对象范围,将“财物”扩大为“不正当的利益或好处”。二是，要量刑清楚，增强惩处力度。同时针对，我国区域性差别大这一特点，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角度出发积极推动各地出台地方性法规，正真实现我国反腐败司法实践的公平、公正性。

最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腐败已成为一种跨国境的犯罪行为，反腐败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我国应在反腐败上加强国际合作，要以积极主动的姿态，着力推进反腐败国际交流与合作，建立健全防范腐败分子外逃、境外缉捕、涉案资产返还等工作机制。

结论：

综上所述，党和国家在60余年的执政中在反腐倡廉法律、法规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受体制、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等影响，在我国现行的反腐倡廉法律、法规制度中还存在着：反腐败立法芜杂、凌乱，缺乏相关总法，法律条文对象设定、定罪、量刑有所欠缺等问题。本文在介绍反腐倡廉法律、法规制度建设历程构架的基础上，集体分析了这些问题，并提出了几点有益思考和切实可行的意见、建议。本文的创新点有三：其一，在问题分析中对《刑法》关于行贿、受贿、贪污方面定罪、量刑的欠缺进行了分析；其二，在建议思考中关于借鉴国际先进经验设立反腐总机构和加强国际合作的思考与建议的提出；其三，是关于推出地方性

法规以完善反腐法律制度中“人人平等”的司法公正性的思考。当然，由于篇幅有限，和笔者个人学力不足，在许多问题上特别是具体的立法操作等问题的论述上显得不够深入详细，这是本文主要的不足之处，只能通过以后进一步加强学习、研究来弥补这一不足。

注释：

[1]胡锦涛.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1:55.[2]同上，53页。

[3]胡鞍钢.中国:挑战腐败.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47.[4]何增科.转型期中国腐败问题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102.[5]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2012.12）.北京：新华社2012年12月29日电.[6]付金锋.当前我国腐败形势与反腐败法律机制构架.理论战线，2004，（2）：21-23.[7]任建明.廉政与实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1：234.[8]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最高人民检察院2012年工作报告.http:///gzbg/201208/t20120820_2499.shtml，最高人民检查院网站，2012年3月11日.[9] 刘金国.权力腐败的法律制约.中国法学.2000.(l):20-23.[10] 何良朔.我国当前腐败现象的存在根源和治理对策.中州学刊,1993,(6)：31-37.参考文献：

[1]胡锦涛.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胡鞍钢.中国:挑战腐败.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3]何增科.转型期中国腐败问题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4] 孔祥仁.国际反腐败随笔.北京：方正出版社，2003.[5] 窦效民等编.新中国反腐败60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2012.12）.北京：新华社2012年12月29日电.[7]付金锋.当前我国腐败形势与反腐败法律机制构架.理论战线，2004，（2）.[8]任建明.廉政与实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1：234.[9]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最高人民检察院2012年工作报告.http:///gzbg/201208/t20120820_2499.shtml，最高人民检查院网站，2012年3月11日.[10] 刘金国.权力腐败的法律制约.中国法学.2000.(l).[11] 何良朔.我国当前腐败现象的存在根源和治理对策.中州学刊,1993,(6).

第二篇：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

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是我们党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的重要内容和具体体现。近几年来，全省各级党委、政府按照中央和省委的统一部署，连续三年以制度建设年、制度建设推进年、制度建设提高年为载体，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着力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大力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深入发展，为全省实现“两个率先”目标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

（一）领导高度重视，贯彻落实有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得到全面推进。提高反腐倡廉的制度化、法制化水平，发挥法规制度的规范和保障作用，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是新形势下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必然要求。省委对加强制度建设高度重视，多次明确指出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依靠制度惩治和预防腐败，是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保证。并在中央颁布《实施纲要》之后，迅即制订我省贯彻落实《实施纲要》精神的《具体意见》，按照2005至2007年的序时进度，把《具体意见》中涉及的24个方面工作、112类具体任务、189项工作要求，分别落实到有关部门。省委还把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作为先进性教育活动的重要整改措施之一，要求形成长效机制，保证党的先进性建设。最近，又提出以陈良宇等案件为反面教材，深入研究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权力的合理配臵问题。这

推进制度建设，较好形成了一个重点突出、整体推进的工作格局，有利于使制度建设覆盖到权力运行的各领域、全过程。

（三）紧贴中心，服务大局，不断拓展源头治理领域，为推进“两个率先”提供有力保障。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深入推进，使制度防治机制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一是源头治理措施进一步强化。行政审批制度、干部人事制度和财政体制以及资源配臵方式的改革，对遏制腐败的发生正发挥着作用。特别是把公开引入监督，在制度建设上取得很好效果，有利于更好地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二是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得到维护。有关生产安全、食品卫生、环境污染责任追究等一批制度规定的出台，构成了独具特色的问责体系。针对上学难、看病贵等问题，有关限定收费、加强定价管理等措施的推行，也使这些问题得到有效缓解。各地还开通了“政（行）风热线”，受理群众咨询、投诉，受到了普遍欢迎。三是通过推进制度创新，深化各项改革措施，出台有关重点工程纪检监察派驻制、行政效能投诉等规定，形成高效率服务体系，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打造投资环境，保证了改革开放的健康发展。

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实践，不断丰富和深化我们的认识。我们在实践中体会到，制度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全方位展开，综合运用各种措施才能奏效；制度建设是反腐倡廉工作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趋势，只有通过标本兼治、渐次推进，才能最终解决深层次问题；制度建设的关键在于预防，预防在先，往往代价最小，效果最好；制度建设的成效要从政治、经济、建设情况作一次检查，对2005至2006没有完成的工作，一定要补上。对2007安排的工作，要尽快着手去做，务必不拖全省制度建设的后腿。目前，省纪委根据中央纪委的要求，正在起草2008至2010年建立健全惩防体系工作规划，各地各部门也要把制度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臵。特别要按照省委最新的工作部署，突出重点，加强有效制约权力运行的制度体系建设，努力形成用制度管权、用制度管人、用制度管事的体制机制，力争到2010年，基本建成具有江苏特色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制度框架，让制度要素在反腐倡廉工作中发挥更大作用。

（一）规范权力运行，科学界定权力职能和作用范围。要深入研究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公共权力的配臵问题。当前，在反腐败斗争中，有一个突出现象值得注意，就是有时候腐败问题的发生，不是没有制度，而是有制度，但不起作用。权力的过于集中，制约权力的制度不健全和执行不力，往往是导致制度失灵的重要原因。从制度的角度来说，任何公共权力都有一个法律和制度上的界限，超过这个界限就是权力的滥用。对公民来说，法无禁止，就有行动自由。对党政机关和公务人员而言，授权之外，即为行动禁区，表明除法律和制度明确授予的权力，绝对禁止再以公职人员身份做任何事情。因此，权力的过于集中，实际上也是一种权力滥用行为。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厘清权力界限，控制越权行为。各地各部门根据这样的要求，都要着手对现有权力运行情

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保证各级领导干部切实做到依法用权、有限用权、公正用权。

（三）把公开引入监督，全面构建权力阳光运行机制。阳光是天然的杀毒剂，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权力以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看得见的方式运行，是预防腐败的有效途径。我们要在现有工作基础上，进一步创新监督方式，全面构建权力阳光运行机制，着力打造电子政务平台，将权力运行流程图逐项加以固化，实现网上公开透明运行。同时要同步建立电子监察监控系统，全面监督网上权力运行情况，最大限度地减少暗箱操作的空间。目前，这项工作已在南京等地开展，其他地方也要着手推开。省级机关各部门尤其是涉及人财物权限管理以及执法执纪等部门，也要开展这项工作，实现政府行政权力运行数字化、流程标准化、流转网络化、信息公开化，推动行政权力规范、透明、廉洁、高效运行。下一步待条件成熟，党务公开工作也要纳入阳光运行机制之中。推进权力阳光运行机制，还要求在制度建设上走“阳光立法”道路。过去一些制度之所以没有得到很好落实，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制定制度时，对实际问题不甚了解，对存在的问题研究不透，缺乏应有的民意基础。“阳光立法”就是走群众路线。特别是涉及到人民群众和党员干部切身利益的法规制度，更要注意让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真正使制定制度的过程，成为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的决策过程。

到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快慢。当前，各个地区之间的竞争，更多地表现为这种制度要素的竞争。哪里的政府管理规范，廉政环境好，办事效率高，哪里就能吸纳到更多的资金、技术和人才，就能赢得发展的主动权。例如，在昆山，每年召开的第一个大会，就是效能建设大会，并明确提出把效率和服务作为第一投资环境。昆山以占全国千分之零点一的土地，吸收占全国千分之二十三的外资，投资环境的改善发挥了重要作用。最近，韩国的海力士有一个总投资超过100亿美元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项目在无锡落户，再次深刻说明这个道理。为了争取这个项目，无锡不是比拼土地、税收的优惠，而是通过建立首问负责制、限时办结制等，实实在在地改进服务质量，使外商确信在这里投资能够获得成功。这说明好的制度确实能发挥重要的带动效应。各地各部门在制度建设中，都要努力把握市场经济运行的特点，不断挖掘制度潜力，使之成为加快发展的重要动力。

三、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进一步开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工作新局面

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是一个发展的、动态的过程。我们要围绕改革和发展进程，不断加以探索和推进。当前，我省制度建设已经有了一个较好基础，但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的积累还不够。需要在广度和深度上下更大功夫。各地各部门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进一步明确责任，狠抓工作落实，不断提高制度建设的质量和水平。

门对这次会议的贯彻落实情况进行一次抽查，并在一定范围内通报。

（三）把制度建设摆上重要位臵，形成整体合力。制度建设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工作，政治性、政策性、专业性都很强。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领导，要把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作为“一把手”工程，切实抓在手上。要充分发挥业务主管部门的职能作用。业务主管部门对本部门本单位存在的问题最清楚，对问题的症结和要害最了解，因此，各业务主管部门要根据制度建设的规划和要求，结合各自的职能和作用，采取有力措施，确保各项制度建设任务按时保质地完成。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充分发挥好组织协调、监督检查和业务指导作用，督促各有关单位抓好制度落实。要加强制度建设的整体性研究，努力形成一个科学合理、结构严谨、运转协调的反腐倡廉制度系统，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发挥更大作用。

第三篇：浅谈如何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

浅谈如何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提高制度执行力

当今社会，腐败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公害。我们的党和政府也充分认识到了

这一点，尽管党和政府不断加大反腐败的力度，但腐败现象在我国非但没有彻底铲除，反而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特别是在当前的国有企业当中，腐败现象正处于高发期、多发期。如何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提高制度执行力？笔者根据

自己的工作实践和思考，浅谈一下自己的看法。制度建设是最好的反腐倡廉策略。因为制度具有规范性、强制性、程序性、稳定性的特点，在反腐倡廉中能发挥规范指引、预见制约、惩罚威慑功能。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用了大量篇幅阐述制度建设的重要意义并提出工作要求，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指明了方向！笔者认为，在基层实践中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应做到以下几点:

一、认识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制度是一种行为规范。党的制度就是把党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形成的、体现在党的领导工作中和党的生活中的经验教训加以总结和概括,上升为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共同遵守的党内规章、条例、规则的总称。加强党的建设,必须注重抓好制度建设。

1、制度建设是时代新变化的要求

胡锦涛总书记在五次全会上的讲话，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特别强调制度问题，在新华社发布的通稿中，胡锦涛同志30多次提到“制度”一词。如“要以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各项制度为重点”，“以提高制度执行力为抓手”，“逐步建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切实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制度实效”，“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推进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等。学习贯彻中纪委五次全会精神，要求我们必须坚持把制度建设作为惩防腐败体系建设的重中之重来抓，突出重点，整体推进，真正做到用制度管权、用制度管事、用制度管人，为我矿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2、制度建设是推进反腐败的根本

党的十七大以法定形式确立了“制度建设”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的“根本性”地位。不仅是因为保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制度建设是最根本的，而且还是因为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同样是最根本的。胡锦涛同志在第十七届中纪委五次全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必须重点抓好反腐倡廉制度建设。”还指出：“反复发生的问题要从规律上找原因，普遍发生的问题要从机制上找原因„„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是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紧迫任务，是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保障”。

多年的实践表明，制度建设的根本性地位决定了：制度建设靠得住，反腐倡廉建设才靠得住。党的制度建设这一根本性建设，关系到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和执政地位的巩固，深刻影响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是党的先进性和廉洁性得以充分体现的重要保证。因而，面对日益加大的反腐强度和日益严峻的反腐形势，制度建设既是反腐倡廉

二、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制度建设是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依靠制度惩治和预防腐败，是我们党对执政规律和反腐倡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是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根本举措。

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是我们党开展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经验。我们党反腐败斗争的历史进程，从依靠“群众运动”反腐到运用权力反腐，再到走制度化、法制化反腐之路；从刹风整纪到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再到逐步加大治本力度、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依靠制度反腐的理念逐步确立，党的抵御风险和拒腐防变的能力不断增强。实践证明，只有加强制度建设，才能有效抵制和纠正各种不正之风，防止和遏制各种腐败现象的发生。

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是反腐败斗争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当前，我矿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一些领域的体制机制制度还不完善，适应当前形势下反腐倡廉要求的制度体系还不健全，由于制度上的缺陷和管理上的漏洞，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依然存在。要适应反腐败形势的需要，必须从根本上寻找出路，不断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加大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力度。

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是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必然要求。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是贯彻党中央新时期反腐败战略方针的有效途径，是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要内容。只有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加强教育、健全法制、创新体制、强化监督之中，通过制度建设夯实教育这个基础，保证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通过制度建设强化监督，保证监督的规范化和制度化；通过制度建设，改革和完善体制机制，才能最大限度地遏制腐败现象的产生。

三、建立健全与企业相适应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

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决定了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在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中,应该做到以下三点:

要强化制度的科学性。要以前瞻性思维做好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总体设计、中长期规划和近期计划,使制度建设科学有序。要立足全局,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加强制度的对接和联系上,努力形成一种既能发挥各项制度作用,又能让各项制度协调配合的制度分工格局。要把制度的原则性要求具体化,凡出台的制度,及时制定配套办法,提出细致、明晰、可操作的具体要求;把实体性要求程序化,着力完善执行的配套制度和违反规定的惩戒制度。要建立制度审查和后评估机制,制度出台前要由业务部门与监督部门共同审查和会签,看是否符合制度规划的要求;要定期分析现行反腐倡廉制度执行的适应性、有效性和存在的运作缺陷,及时做好调整修订工作,使制度建设进程与反腐倡廉进程相适应,制度建设与职业道德建设相结合,党内制度建设与企业管理制度建设相协调,形成比较完善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决定了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在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中,应该做到以下三点:

要强化制度的科学性。要以前瞻性思维做好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总体设计、中长期规划和近期计划,使制度建设科学有序。要立足全局,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加强制度的对接和联系上,努力形成一种既能发挥各项制度作用,又能让各项制度协调配合的制度分工格局。要把制度的原则性要求具体化,凡出台的制度,及时制定配套办法,提出细致、明晰、可操作的具体要求;把实体性要求程序化,着力完善执行的配套制度和违反规定的惩戒制度。要建立制度审查和后评估机制,制度出台前要由业务部门与监督部门共同审查和会签,看是否符合制度规划的要求;要定期分析现

行反腐倡廉制度执行的适应性、有效性和存在的运作缺陷,及时做好调整修订工作,使制度建设进程与反腐倡廉进程相适应,制度建设与职业道德建设相结合,党内制度建设与企业管理制度建设相协调,形成比较完善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四.要强化制度的适用性

根据企业发展和反腐倡廉工作的实际,深入研究反腐倡廉建设中的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建立健全相应的制度措施。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突出制度建设的现实意义,使企业制度建设可行、管用。确保制度行得通、管得住、用得好。要强化提高制度的执行力。

1.提高制度的执行力，要从教育这个基础入。

加 强国企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教育是基础。国企要着眼于实际，把反腐倡廉教育纳入党的思想建设的总体部署，不断探索反腐倡廉教育规律，建立健全具有国企特色的反腐倡廉教育长效机制。要准确把握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发展、新变化，特别是要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情况，针对经济体制变革、社会结构变动、思想观念变化、利益格局调整对企业员工思想产生深刻影响的客观实际，及时建立健全反腐倡廉教育制度。要以学习贯彻《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为重点，强化领导人员廉洁从业教育。在贯彻落实过程中，要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具体实施办法，提高制度执行的针对性、可操作性和有效性；二是完善反腐倡廉定期教育培训制度。建立健全国企中层以上领导人员、纪检监察部门以及关键岗位从业人员任职前和任职期间的反腐倡廉定期教育培训机制，根据社会和企业发展的新情况，不断丰富教育内容，提升国企专职纪检监察人员的能力素质，筑牢国企领导人员及关键岗位人员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三是完善新任领导人员廉洁谈话、廉洁承诺等制度。做到警钟长鸣，及早提醒，增强国企领导人员廉洁从业意识；四是完善反腐倡廉专题民主生活会制度。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多渠道征求意见，深刻剖析领导人员自身在廉洁自律方面存在的问题，广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针对问题及时制定整改措施，并做好落实情况的反馈工作。

2.提高制度的执行力，要从监督这个重要环节发力。

监督是加强国企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关键。对此，国企要积极探索加强监督的有效途径和方法；一是完善权力运行的制衡机制。严格执行“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进一步完善企业决策、经营、监督等规章制度，强化权力运行的相互监督制衡，防止个人或少数人专断。明确集体决定事项的范围和程序，履行签字程序并实行终身责任追究；二是加强对人事权行使的监督。进一步完善选拔任用领导人员征求纪检监察部门意见的制度，强化对领导人员选拔任用全过程的监督。通过实行公开选聘、定期轮岗等制度，切实加强对企业重点领域、关键环节人员选拔任用的监督管理；三是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和厂务公开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监督制度，保障职工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充分发挥国有资产监管部门、纪检监察机关和审计部门、职工代表大会等方面的作用，形成监督合力；四是完善领导人员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运用信息化手段，建立健全领导人员廉洁档案制度，逐步扩大领导人员个人有关事项申报范围，自觉接受职工群

众的监督；五是严格执行国企领导人员薪酬管理相关规定。合理确定国企领导人员基本年薪，使其收入与本企业职工收入保持合理比例，严格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建立健全国企领导人员收入及职务消费公开制度，保证个人收入及职务消费的公开透明；六是推进效能监察制度化。结合企业实际，围绕工程建设、物资采购、产权交易、资金管理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开展效能监察，在实践中积极探索深化效能监察工作的思路和方法，不断完善效能监察长效机制，强化过程监督，促进中央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政策措施在企业的落实。逐步建立各项效能监察制度，提高效能监察工作质量，抓好效能监察建议和决定的落实，保证效能监察成果的转化。

3.提高制度的执行力，、要从预防这个前提着眼。

国企要定期分析本企业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环节、部位，通过查找风险部位、评估风险指数、界定风险等级、建立预警机制和风险防控长效机制，做到事前预防，及时化解风险，实现对权力运行的全过程监督，减少和预防腐败行为的发生。要坚持和完善领导人员述职述廉、民主评议、诫免谈话等项制度，对涉及领导人员廉洁自律等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及早解决，做到关口前移。要切实提高国企纪检监察部门对预防腐败工作的组织协调能力，逐步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发挥好各监督主体的作用。要建立健全产权集中交易制度，加强对国有产权交易的监管，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降低权力集中和垄断造成的制度风险，努力形成一套有效的预防腐败制度。

4.提高制度的执行力，要以惩治这个核心为本。

在反腐倡廉中，惩治腐败具有治本功能。要以惩治制度建设为依托，认真研究和把握新形势下国企腐败案件发生的特点和规律，建立健全腐败案件及时揭露发现查处机制、腐败现象易发多发领域调查分析和专项治理制度、查处案件协调机制，重点查处发生在领导人员、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违法违纪案件。建立健全反腐败协调工作机制，坚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加强查办大案要案的组织协调，充分发挥执纪部门的职能作用。要通过案例剖析得出的规律性认识运用于制度建设，从发生的案件中，吸取深刻教训，举一反三，有针对性地加以完善，从体制机制上解决“不能腐败”的问题。

第四篇：加强我国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思考

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思考

导言：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必须进一步抓好反腐倡廉工作体制机制创新。要抓住正确行使权力这个关键，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３月１６日接受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记者提问时说：应该承认，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腐败现象接连不断地发生，在一些部门和地方还比较严重，甚至涉及到许多高级领导人。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从制度上入手。

党的十六大以来，随着《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等一系列法规和文件的陆续颁布，我国已构建起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的基本框架。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一些法规制度落实不到位，没有发挥出应有效力。我们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就是按照中央的要求，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制度建设，形成用制度规范从政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制。

一、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应与国家法律和法规相统一

反腐倡廉制度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要在制度建设的规划上与国家法制建设的总体目标和具体安排相配套，又要在内容上与国家相关法律规范相协调，用法律的强制力保证反腐败工作持续、深入、健康发展。

把反腐倡廉制度建设贯穿于反腐全过程，真正形成用制度规范从 1

政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机制，不断提高反腐倡廉制度化、法制化水平。要完善监督制约机制，通过述职述廉、民主评议、考核、经济审计、参加各级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等渠道对领导干部日常行为实行动态监督，对在发扬党内民主、维护党员民主权利方面存在轻微问题或苗头的领导干部及时进行诫勉谈话、提醒帮助，提高监督的及时性和经常性；要规范领导干部从政行为，强化惩处机制，注重综合运用经济、政治、法律、社会舆论等多种手段建立惩处腐败制度，提高案件查处率，强化威慑效应，打消腐败分子的侥幸心理。

二、反腐倡廉制度建设要与反腐倡廉工作实际相符合，拓宽从源头上防止腐败的领域

反腐倡廉制度是一个集教育、管理、监督于一身的实践体系，它根植于反腐倡廉实践，又反作用于反腐倡廉实践。因此，构建科学的反腐倡廉制度，必须坚持实践性原则。要认真解决一些制度指导性不强、针对性不够、不便于操作等问题，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起草、修订、发布反腐倡廉制度。

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就要在制度环节上减少或堵塞发生腐败的机会和漏洞。要抓住新旧体制转换中权力运行方面容易出现的薄弱环节，重点从权力的制约、资金的监控和从政行为的规范等关键环节切入，加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步伐。要注意将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制约结合起来，建立并形成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保证权力沿着制度化和

法制化的轨道运行。

三、反腐倡廉制度建设须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在发展中不断充实完善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也不断面临新的挑战。因此，制度建设既要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相适应，又要与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相适应，把反腐倡廉的要求寓于各项政策和措施之中，使制定的制度有利于促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把制度建设放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前提下、构建反腐败惩防体系的大格局中来把握；针对不同地方、不同领域的特点，有的放矢地进行制度创新和改革，使它与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改革相配套。

制度建设是动态的、开放的、发展的。如果制度存在缺陷而不及时修补，就可能为破坏制度的人提供机会。因此，要在实践中及时总结经验，不断完善制度，使制度体现时代要求，注重制度建设的前瞻性和可操作性。在制定完善法规制度时，既要注重配套完备，又要防止繁琐过滥，要便于执行、易于操作，要行得通、管得住、有很强的约束力，确保改革和发展顺利进行。

四、打造反腐倡廉合力，充分发挥教育、制度、监督的整体效能教育是基础，要通过扎实有效的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了解掌握各项相关制度，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筑

牢廉洁从政的思想道德教育防线，营造一个执行制度的良好氛围。但仅仅依赖党员干部个人的自觉性来执行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具有一定的暂时性。要通过对制度的执行状况的严格监督，提高制度的执行力，切实维护制度的尊严和权威。当前比较有效的工作方式，则是加强对法规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机制。同时，要在全体公民中营造“腐败可耻、廉政光荣”的廉政文化氛围，调动群众监督的积极性。

建立健全督办机制，及时汇总执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责成有关部门认真研究解决。只有把教育、制度、监督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多管齐下，综合施策，形成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合力，反腐倡廉制度化、法制化程度才能有新的提高。

五、正确处理定制度与抓落实的关系，确保反腐倡廉制度发挥应有的效力。

制度是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和行动准则，落实则是确保制度发挥效力的保障。由此论之，定制度与抓落实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不可偏废。在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中，制度建设相当重要。但有了制度，而不认真抓落实，那么再好、再严、再细、再多的制度亦于事无补，起不到“规范”“提高”的作用。要使制度能够顺利贯彻、坚决执行，而且管用、管住、管好，关键是要抓好制度的落实。制度不失“度”。关键要切合实际，具有可操作性。在制定制度和执行制度过程中，有些人总以为制度规定得越严越好，要求得越高越好，出台得越多越好。但如此做来，却常常事与愿违，许多制度由于拔之

太高，缺乏科学依据，不切实际，看似面面俱到，应有尽有，滴水不漏，实则概而不全，形同虚设。因此，制定制度务必实事求是，注重其适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制度不失“严”。关键在于真正兑现，狠抓落实，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各地方、各部门及各行各业没有规章制度不行，有了规章制度不认真执行也不行。制定制度目的就在于执行，从而发挥制度的约束力和威慑力。制度一旦形成，就要坚决执行，言必行、行必果、违者必究，不能照顾“面子”，乱开“口子”，搞“刀下留人”、“下不为例”和“既往不咎”那一套。

制度不失“效”。关键要督促检查，责任到人。要使制度建设与制度落实相互统一，相互促进，形成合力，发挥威力，真正使一项好的制度成为执行者的行为规范和自觉行动，不仅要靠制度本身的约束力、强制力，而且要靠来自上下左右、四面八方的监督检查。如果说制度仅仅是一项工作全过程的一半，甚至仅是一个开端，那么执行制度则是最艰苦、最艰巨和最艰难的任务。要完成好后面的工作，还必须在执行中加大督促检查的力度，落实责任制，监督到人，检查到位，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唯有如此，才能抓紧、抓细、抓实，抓出好作风、抓出新成果。

陈慧峰 男 山西省长治县振兴新区郜则掌村村官 政治面貌：团员联系电话：***

第五篇：浅谈我国目前反腐倡廉工作的制度建设及其对策

浅谈我国目前反腐倡廉工作的制度建设及

其对策

党的十七大对反腐倡廉工作提出“更加注重制度建设”的要求，指出加强制度建设是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的治本之策，充分发挥制度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中的保障作用是新时期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根本途径。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再次强调：“要以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各项制度为重点，以制约和监督权力为核心，以提高制度执行为抓手，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我们发现绝大多数腐败案件的发生与制度有关，很多腐败分子钻制度的空子和漏洞，制度的缺失和有制度不规范执行已成为产生腐败行为的重要根源。

一、当前影响和制约制度建设的主要因素

（—）思想观念认识不到位。

靠制度反腐，是有效预防腐败、构建惩防体系的基础性工程。在一些部门和单位，有少数党员干部对此认识不足，有的认为抓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是走过场，搞形式主义，没有多大实质性意义；有的认为制度建多了，条条框框束缚了手脚，不利于工作的开展；有的认为制度建设是纪检监察部门的事，职能部门不必花太多时间和精力去做务虚的工作；极少数领导干部从方便需要的角度出发，不愿建、也不想执行对自身进行监督制约的有关制度。上述种种错误认识的存在，经常出现在腐败分子的剖析材料里，很多党员干部违法违纪被查处后后悔莫及。

（二）制度的修改与完善不及时。

很多单位建立了不少制度，但有些制度的缺陷比较明显：一是缺乏系统性。存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现象，对发生过问题的部位或对一些重点领域、关键部位制定的相关制度较多，而对部门整体工作如何通过制度的设计来预防和治理腐败，则显得不够，往往使腐败分子仍可“曲径通幽”。二是缺乏针对性。有些单位看似制度很多，但真正管用的制度不多，实用价值不大，难以付诸实施，往往存在形同摆设的现象，未能达到制度建设的目的。三是缺乏可操作性。有些单位不从实际出发，而是出于应付需要，制定的制度大多是原则性的要求，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和操作办法，实践中难以组织实施。如“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很多单位都没有量化的刚性要求和具体的操作办法，客观上给一些腐败分子留有可乘之机，使其打着“制度”的旗号办着不制度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