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都不能少看电影叙事（精选）

第一篇：从一个都不能少看电影叙事（精选）

从《一个都不能少》看电影叙事

曹保平/亦然

【专题名称】电影、电视艺术研究

【专 题 号】J8

【复印期号】1999年06期

【原文出处】《电影艺术》(京)1999年05期第77～81页

作品与观众：吹不皱一池春水

1999年初，张艺谋的新片《一个都不能少》在传媒和领导的极大关注下完成并得到电影局的审查通过。1999年2月25日，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电影集团以1180万的高价买断了这部新片的国内发行权。4月里，各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的经理们正面对着低迷的电影市场愁眉不展。他们终于等来了这部被领导、电影专家、媒体炒到滚烫的影片。他们希望这部影片能吹皱电影市场的一池春水。可是，公映的第二天，北京的报纸上就出现了《一个都不能少》票房成绩平淡的消息。《北京晨报》的礼貌用语是“还算过得去”。4月30 日《北京晚报》援引地质礼堂经理的话：“除了团体票，散票每场只能卖20—30张。而且，团体票现在也越来越难组织了。”至1999年5月7日，《北京晚报》刊登解玺璋的文章：《张艺谋为何被人冷落》。文章说：“《一个都不能少》已经带着某种遗憾退出北京一线影院，首轮票房只有240万元。而其中团体票比例大大超过了个人票的比例。当年，《红高梁》捧回金熊奖，首映该片的大华影院门庭若市。与之相比，上映《一个都不能少》的影院前门可罗雀，少了许多昔日影迷的身影。”

在此前后，还有张艺谋退出戛纳电影节的巨大政治行动和他那封引起广泛讨论的致戛纳电影节主席雅戈布的信。

在我眼里，这部影片的创作、炒作和观赏以及关于该片的讨论是1999年中国电影界和文化领域的重大思想事件。这件事引起我的许多思考。我觉得此事涉及的话题不仅有当前中国的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民族电影与世界文化的关系、中国电影创作与后殖民主义理论问题；也涉及具体的艺术创作现象的研究： 中国电影的叙事方法、艺术欣赏中的人物形象认同与现实关系形成参照和相互影响。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讨论反映出张艺谋对中国社会心态和个体的认识，也反映出张艺谋自己的心态和创作走向。

本文试图由《一个都不能少》的叙事分析入手，考察张艺谋这部电影所反映的艺术现象。我思考的主要方面是：对个体的认识如何影响和决定了对人的表现，即讲述什么样的人如何影响到怎样讲述人。或者是：叙事的要求是否会影响对人的认识，如果有影响，是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们对人的认识和表现。寻找动机

我对影片的第一印象是拍得很不错，在今天中国的文化、经济、政治环境的规定情景下，能把一部影片拍得这样纯粹和有感染力是很不简单、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我在观看影片时有好几次颇为感动。打动我并引起我思考的主要有两点：

一、中国农村人的生活状况极度艰难，中小学教育经费的极度贫乏；

二、教师素质和观念的极度低下，（魏敏芝居然理直气壮、十分蛮横地让学生跟她做她指定的“好事”）。我觉得张艺谋创作这部影片的初衷是来自一种底层眼光和底层关注。这部影片中有他一贯性的东西：平民意识、底层关注和底层同情。我认为，这是一部以艺术电影形态为主的作品。但是这部影片也渗入了一些“宏大叙事”的因素，这是我第一次在张艺谋的影片中发现这种现象。我认为，这种元素的渗入在张艺谋来说是不自觉的。虽然张艺谋在宣传本片中作了重大的政治行动，但在张艺谋的创作中，并不见得有明确的政治考虑。

在退出了戛纳电影节之后，张艺谋声称“观众的热爱是最伟大的奖”。但是影片的票房的确不好。按照放映与发行方的分成比例，中国电影集团要使全国总票房达到3千5百多万才能收回购片费用。可是在影片公映一个多用以后，据5 月17 日的《北京青年报》报道，全国票房才1800万元。

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问题还是出在故事的讲述上。我同意这样的说法：在电影中“故事就是上帝”。我仔细研究了《一个都不能少》的故事及张艺谋的讲述以后，我认为观众和许多影评人的眼光是锐利准确的。从剧作角度而言，本片的故事讲得不好，较为平淡，尤其是矛盾和人物困境的解决太简单。从叙事学研究和文化分析的角度看，本片反映了张艺谋在对个人以及个人与工业产品和文化产品、个人与政治机构的关系等认识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首先引起我思考的主要是在剧作层面，这就是它的人物动机问题。《一个都不能少》全片并无尖锐的矛盾，人物的行动也相互离散，并未构成较激烈的冲突。影片的前三分之一，即张慧科进城之前，给我的印象非常好。这一部分主要的剧作功能是树立起几个很鲜明的人物性格，环境的设置也有较强的视觉陌生感。这种环境设置有着丰富的社会内涵，令人深思许多东西。在张慧科离校进城以后，本片主人公的动作线在于寻找。我感到疑惑的是魏敏芝寻找的动机和编导对这一主导动作的行为动机的处理。我感到这里存在着巨大的阐释偏差，这种阐释的过分离散、漂移是由于叙事上的巨大空洞造成的。魏敏芝进城寻找张慧科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是为了50元钱还是为了10元钱？魏敏芝踏踏实实地当上这乡村教师是在对50块钱的承诺之后。魏敏芝两次拼命追赶在现代工业的产品后面，一次是追拖拉机，一次是追汽车。第一次追上拖拉机之后，她得到了对代课费的承诺。这是一段极重要的台词，影片的片名就出自这段三人对话。村长答应会给她50元代课费，高老师则说过大意如此的话：“这50块钱，他不给你，我给你。但是学生可得看好了。一个都不能少。要是一个都不少，我还给你加10块钱。”到了后来张慧科离开学校进城以后，村长不同意魏敏芝进城去找。这就是说魏敏芝不去找也不会影响她得到村长答应的那50块钱。那魏敏芝是不是为了得到“一个都不能少”的差价，即高老师答应外加的那10块钱呢？抑或她是觉得只有高老师才会给她60块钱？影片刻意地避开了这一动机的解释。而这一动机支配着人物在影片后面约2／3部分的行动。从剧作上说，我感觉这样处理有两个地方过不去。一是结尾处。编导描写魏敏芝的过程把自己最初的目的忘记了，其实这里完全可以提一下魏敏芝对这50块或者10块钱的惦记。这样写完全符合编导对这个人物的初始性格定位。如果提到她还记着60块钱也不见得就把人物写低了，而只能使这个人物形象更丰满、可信。或者用另一种写法也可以，即写她经过了城里的寻找对代课和60元代课费有了新的认识。结尾处不提魏敏芝的寻找动机还可以有多种解释，当中在电视台魏敏芝与主持人对话那一场是我观赏影片时感到最别扭的地方。在这一场戏里，电视台的女主持人直接地问魏敏芝：“你为什么要进城来找你的学生？”我看到这里就以为魏敏芝会脱口说出自己的动机。可编导就是要让魏敏芝缄口不言。如果说编导是要写魏敏芝在电视台演播室这个陌生的环境里感到紧张、生疏、也是一种写法。可要按这个写法就无论如何无法解释魏敏芝后面的表现。在女主持人对着魏敏芝指了两下她可能从未见过的摄像机，本片的导演也用电影语言给了那个黑糊糊的摄像机两个反打以后。张艺谋就假定魏敏芝和我们所有的观众一起认同了那就是张慧科。于是目光无神、局促不安、缄口无语的魏敏芝立即对着摄像机镜头十分动人、声情并茂地说了起来。与剧作上生硬的煽情和逆转的功能要求相应和，这一段的电影语言也极为别扭、生涩。魏敏芝和摄像机之间的那两次正反打和魏敏芝行为性格的突然变化也将成为张艺谋最不愿意让人们注意的蒙太奇段落。许多观众也对魏敏芝进城寻找张慧科的动机觉得不明白。在许多次张艺谋与观众见面谈论本片时，人们都对过一点提出了疑问。大量的报刊评论也对这一构成主人公整个影片后半部分行动的动机问题表示不解。广东省电影公司干部萧尔斯说：“魏敏芝这一点并不明显。她历经磨难找回了张慧科，但她是为了对高老师的承诺，还是为了50元代课费，还是为了对同学的一份感情？至少在影片结尾我们都未能清楚。魏敏芝显得很高兴，因为她做成了一件事。而艺术不同于生活，因为艺术应该揭示这件事做成了对主人公的意义。”（引自《深圳风采周刊》1999、4、12雪耳、牧风文章）《北京青年报》1999年4月30日莞尔的文章也认为这一动机的虚化影响了影片的叙事：“影片的情节进展不仅谈不上精彩，甚至缺少明确的动力。为什么要找回张慧科？似乎全是为了一句空洞的‘一个都不能少’的承诺。这个动力用于推动一部影片显然后劲不足。”

为什么这样写。从剧作上说可能有几种考虑才做出这一处理。

可能是魏敏芝自己忘记了。她在做事的过程中把自己原先来代课时的目的忘了，在做好事的过程中自己的行为异化了，自己的追求升华了，自己的人格高尚了。在影片的后半部分魏敏芝自己也不清楚自己这样做是要得到什么。这是本片可能有的最好的一个艺术方向。即人物在合理利己的出发点上又超越了自己的现实功利考虑。这也是许多艺术作品发展人物的方向。但本片好象并没有这样写。影片的后半段，编导

让人物在自己坚实的立足点上滑走了。魏敏芝变得似乎坚定行动而不知所为；勇往直前而不知为何。从故事编排看，张艺谋并没有写魏敏芝行为的无意识转变。因为我认为如果那样写好象缺几笔。缺的是魏敏芝与张慧科的更紧密的关系建立。如果魏敏芝后来进城寻找不是为了钱，可以写成魏敏芝与张慧科之间有了一种较上劲的关系。这样写于魏敏芝的那种一根筋式的性格也是有依据的。或者，编导可以写成魏敏芝在教学生的过程中对张慧科产生了同情和关心，她的行为目的由敷衍了事、看住学生、挣得60元钱变成了高尚的目的：救助张慧科、启蒙张慧科。可是现在我看到的影片在动机设计上似乎几种考虑都有，但几种考虑都没有写通、写透。所以，许多评论者和观众的疑惑不解是很自然的。

这样动机虚化还可能有另外一种考虑，即张艺谋在回答观众和记者提问时自己做过的解释：是一种艺术追求和艺术手法，留下让人思考的空间，不要把人物写得太实。如果是这样，我认为张艺谋在艺术上犯了比较大的错误。在艺术创作中，作者对人物有的行为因果可以不做十分具体的解释，留下多种解释的空间。但在叙事性电影中，人物重大的动作基点和构成动作线的动机不能留白。魏敏芝后来的行为目的和动机是可以模糊、可以变化、可以自己都把初始动机忘掉。但张艺谋不能忘。张艺谋得想清楚并让我们看清楚。即使是要写人物的动机异化，感情超越私利，张艺谋也要一丝不苟地把这些表达清楚。

还有一种可能的考虑，这样虚写人物的动机是了把人物写得较为有“亮色”，精神上较为“向上”；是为了完成一种主旋律呼应。我是一个主旋律意识非常强的人，对影片在基本伦理或具体元素层面对主导意识形态的种种直接或巧妙的应和很是敏感。可我没觉得《一个都不能少》是替政府说话。我在看这部影片时，我也不怀疑戛纳电影节的雅哥布主席对影片的评论有许多隔膜甚至简单化的误读。但是，在看了张艺谋给雅哥布的信之后我想到，张艺谋在目前中国拍片子不可能一心只为艺术谋。这时，我才注意到张艺谋的《一个都不能少》也有一些主旋律文化的特征。国内的许多评论也看到这一点。有评论认为：“张艺谋也从《一个都不能少》开始表现出他也真有创作主旋律影片的才能。影片创作自始至终得到了电影主管部门的支持与鼓励。”（余韶文《北京青年报》1999年2月27日7版）雪耳、牧风的文章认为：“张艺谋从这部影片中透露出来的患得患失心态却令人担忧。政治上要讨好，商业市场要讨好，艺术上的追求还是不能舍弃了。对目前的张艺谋来说，‘三性合一’，真是完美地结合，一个都不能少。”（引自1999年4月12 日《深圳文化采风报》）电影学院文学系的黄丹老师是今年的电影华表奖评委，与他谈起这个人物动机的处理时他也认为这样处理可能是想把人物写得“高”一点。

我认为，张艺谋这部影片并不是一部经典形态的主旋律影片，我也没觉得张艺谋在创作上存在有意识的与主旋律呼应。但这部影片确实是一部有主旋律元素的作品。比较重要的就是反映在他对人物动机的开头的坚实设置和后半部分的漂移处理。主旋律元素还表现在他解决矛盾和人物困境的方法。

崇高个体与叙事空洞

这是叙事的巨大疏漏？为什么张艺谋的一枝笔写出了两个故事？本片引起了我的极大注意和广泛思考。张艺谋是国内少有的几个非常注意剧本的导演之一。他的《有话好好说》不光用电影语言显示了我们民族心理状况和大众情绪的脉搏跳动，在剧作上也是极其讲究的，剧作深入地挖掘了戏剧情境和人物内涵。他在本剧中的这一对人物动机的虚化处理不是疏漏而是重大的偏差。编导虚化了魏敏芝的动机是为了躲避人的自私、消极或者渺小、卑劣的一面。这种处理既反映了编导对今日社会个人定位、个人状态、个体与社会关系的错误认识和导向，也影响了影片的叙事。

从私人生活和个体定位角度看，编导抛弃了今日中国社会的真实状况和关系。今日中国正在走向商业社会。这时的个人身份和个人权利正在重新定位。这种新型的关系不是建立在人身依附的封建基础之上的，也不是建立在高尚的、大公无私的崇高信念和伦理乌托邦之上的；而是建立在平等交换的新型基础之上的。从秋菊的“我就是要个说法”到魏敏芝的要得到60块钱，其中有着重要的转换。魏敏芝要的是自己的一份应该有的天经地义的权利。我从这一点出发觉得不可理解的是编导对魏敏芝的动机处理，认为这是编导在剥夺魏敏芝的合理权利。报刊上发表的许多评论也是从这一点出发认为魏敏芝的行为动机不应该模糊掉。“她不会对带有恩赐性质的救助过分感激，而会主动去要回她应得的50元钱，因为那不仅是呼应开头，更重要的是代表着魏敏芝所追求的自尊和自立。（胡克《评析〈一个都不能少〉的剧作》《当代电影》1999 年

2期）这样写已经在观赏上引起了障碍。如果以中国现实社会为参照系，魏敏芝的性格更加显得不典型。中国内地的文艺创作以现实主义的为普遍要求和最高形态。这一社会主义文艺的经典定义是恩格斯提出的：“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引自《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462页）。这一经典定义现在似乎不被提起。更多的时候是被我们用各种功利的需要和种种无限辨证的理论所覆盖或曲解了。另外，从描写人的经济关系出发来描写人的性格在现实中展开和社会的变化轨迹也是恩格斯在阐释现实主义理论时对巴尔扎克赞颂有加的原因。我比较喜欢这部影片从开始到魏敏芝追吉普车的段落也是因为觉得人物性格准确鲜明而且其行为有社会学和文艺学上的典型意义。

从叙事学研究的角度看，对个人认识的崇高化描写给《一个都不能少》带来了人物塑造上的非个人化、戏剧冲突的虚化和叙事本文的政治化。

人物的崇高化看起来是可能有一种时代的最强音或者符合某种公意道德，但实际上是一种消极的人生信念。维护个人的完整性是维护人的生命意义之源。再美好的社会制度都不可能把自然的、千差万别的、会说会跑的、私心难去的个性性情整合成一个精致美好的花园。在非个人化的“宏大叙事”中，个体是无私、无欲的，但只是为了演示“历史发展的必然”。这就把选择的自由和选择的责任全从个人的肩头拿走了。这其实就是马克思批评过的“席勒化”，即“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传声筒。”（《马克思致斐·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340页）最近的所谓历史剧《雍正王朝》除了在历史观上犯了复活封建皇权思想的错误之外，由于它急于做现实政治的参考书和献计图还犯了人物简单拔高、直说作者思想的“席勒化”错误。由于它把封建皇帝嫁接到今天的导演胡玫鼓吹的政治口号上，许多观众说它是一部“戏说戏”。落实在《一个都不能少》中，魏敏芝动机的虚化还没走到崇高的程度但却逼着作者让人物原本鲜明、立体的脸孔模糊扁平化，也逼着作者在处理情节的重大逆转时完全依赖于政治的动力。没有个人往往会带来冲突的虚化。因为所有戏剧冲突的出发点都是一个个分散的个人。如果每个人都能够无私、无欲或被归结于一个国家、一种思想、一个整体民族大义就不需要“金钱”这种交换工具，也不会有利益冲突了。“现在这种按照剧中人物预先说好的情节发展，看起来是比较笨拙的。„„电视台导演根据台长的意向设计了一个节目，播出后顺利找到了张慧科，一切平淡无奇。”（胡克《评析〈一个都不能少〉的剧作》，《当代电影》1999年2期）。

就这样，《一个都不能少》的编导从私人生活出发转移到了政治化的叙事本文。影片的叙事转折点是电视台长的出现。电视台长在中国不是一种文化机构的代表。王一川先生在《再现文化装置的力量》中首先把电视台看作代表一种现代性的、与世界普通情况一致的文化装置。（参见1999年3月26 日《戏剧电影报》）我的分析重点还在于中国现实关系的特殊性。中国的电视台是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机制，而不是一种普遍现代性的产品。众所周知，在中国，电视台不是散乱、自由的大众媒体，它首先是一个政治机构。电视台长首先是一个干部，他代表的是一种思想的主旋律和意识形态的“时代最强音”所以，如果说叙事者让魏敏芝一意孤行地进城寻找，就开始了一种从个人目的本能行事转向一种较为“高大全”的道德示范，到了电视台长出现就升华为一种政治的解决。到这里，叙事者由展示个人的一心向钱看的行动，变成了高扬一种广泛的主旋律信念。解玺璋在《张艺谋的童话故事》一文中说：“张艺谋的想象由农村进入城市，由过去进入现在，由审美进入政治。他一再强调影片的政治、伦理、社会功能。他在叙事中实现了某种意识形态对未来的许诺，并力图使观众相信它的真实性。”（《戏剧电影报》1999年3月22日7版）。私人碎片与人民伦理

以上，我分析了《一个都不能少》是如何从坚实的个体形象出发一步步走向动机的虚化，走向道德性的“做好事帮助同学”，最后到达简单化的点石成金式的政治解决；分析了这样编写是如何形成了叙事上的巨大空洞。这样写从观赏故事的角度说是戏剧性的弱化和人物的模糊；从叙事或剧作的角度说是简单化、无冲突。那张艺谋为什么会在这一部影片中完成这种引起众说纷纭的三级跳呢？

我认为这是伴随着中国社会道德观念转型时出现的伦理畸形而出现的叙事分裂。中国在1978年以前是“人民伦理”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在人民伦理的道德真空中，每一个人都是道德清白的化身。“在人民民主论的界定中，‘人民’只是一个抽象的道德符号，行为符合这一公意道德符号的市民才是‘人民’，否则就是社会的渣滓。”（刘小枫《沉重的肉身》1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现在，这种整体性的人民伦理已经破灭，但是与之相替换的从个体出发的公共伦理并没有建立。私人生活如果有了在社会机制和公共道德两方面的承认和保障就会产生个人伦理。可我们在集体有所解冻以后并没有完成个人化的、商业社会的伦理建立。没有把块结、凝固的人民概念还原为松散的、有血有肉的、从自我出发的个人。我们现在有了私人生活，但如果没有从个体出发、承认个体各种动机和欲望的公共伦理做依据、没有公共性的社会机制做保障，私人就只能是一些碎片。这时的个人没有个人伦理。她／他只能是理不直气不壮地乞求点什么，只能是给什么拿什么。魏敏芝要的是有一弹呱呱作响的人民币，是能养家糊口的现钱，却只得到一盒花花绿绿的粉笔。

在这时候，叙述什么样的“大众”对我们的文艺家来说是一件十分迷惑困窘的事，越是认识深沉的艺术家越是感到一种艰难的叙事编排和政治选择。

1998年最好的艺术电影是《没事偷着乐》。这部影片的最深刻之处是表现了平民个体的觉醒和极度的困窘。“《没事偷着乐》主人公的名字都被冠以‘民’字。影片无意将他们表现成‘人民’之民，于是‘平民’及其生活空间就成了灰色叙述下的呈现物。„„人物的困窘„„无不明确地宣告了‘人民’的神话的破产；既而平民自觉意识苏醒„„”。（左衡《平民活着》，《当代电影》1999年第1期）但是，这部影片也出现了一个极为光明、亮堂的结尾，这种光明和亮堂中，主人公发出了阿Q式的假高兴：“小树，你就没事偷着乐吧。”也许，那不是假高兴，其实是一种真苦笑。在我看来，这种与影片前面判若两枝笔的涂抹也是一种叙事风格的分裂。所以，有的论者发出疑问：“偷着如何乐得起来？”

张艺谋为什么要在人物解释、动机设定、性格定位上往回走，这是为什么？张艺谋的最具电影家物质的天才是对中国大众集体无意识的惊人感悟力和表现力。在《一个都不能少》中，他让我们看到了个人动机的实现和个人欲望的现实展现是多么需要公共性的支持；个人的发展是如何需要一个广阔、清晰、具有坚实支撑的公共空间。张艺谋特别擅长从个人动机、个性张扬、个人欲望出发去展开叙事。在《一个都不能少》中他不仅把我们带到了穷困的乡村、穷苦的教育这样一些逼人的现实面前；还把我们带到了一个门口，他无意识地用这种分裂的人物和叙事让我们发现我们缺少一个公共空间。在这里，我们发现张艺谋的创造力是如何被社会现实所捆绑和规定的。他带着他的人物和观众一起擅到了一个半开半闭的门口，这就是那扇公共空间的大门。这个公共空间是商业社会所必需的。

由此看来，张艺谋这个动机缺失不是叙事的深入而是简化，不是表现个体情感和私人行为的多面、模糊、漂移不定；而是简单地确立了“积极向上”的信念。这里我并不是看到了张艺谋的浮浅而是注意到现实社会中两种伦理信念的交叉、覆盖；注意到两种叙事方法（宏大叙事和私人叙事）的共时性存在和彼此的影响或臣服。而且，在这里我看不清哪一者是本原的、先在的。到底是伦理信念影响了故事的讲述，还是叙事要求的铁丝网捆绑、编织出僵化、畸形、分裂的人物？我要好好想想。

我认为，张艺谋这次的叙事分裂能看出一种集体症候，但首先表现出他自己的内心是迷茫的，认识是摇摆的，情感是漂移的，所以他的语言才会发生矛盾甚至混乱。这一回矛盾的社会现实不是通过张扬、强化、偏执的个性表现出来，而是通过他自己有关本片的言行（他在给雅哥布的信中把整个中国导演跟自己视为一个整体与他对魏敏芝的非私人化认识正好相互印证）和断裂的故事表现出来。

故事也是综合国力的一部分，故事是我们的重要文化资本，故事生产我们的当代英雄形象和共同的伦理契约。我们要听故事，我们只听好听的故事。张艺谋是有话语权力和话语力量的，尽管我对《一个都不能少》不太满意，我仍有理由期盼他、相信他并要求他讲好故事给我们听。^

第二篇：从一个微笑开始

从我们降临到这个世上的那一刻起，睁开眼第一眼看到的是家人对于我们的到来欣喜的笑容，第一次感受的到是家人笑容中传递的那份关爱。从那时起我们便与笑结了缘。得意的笑使人倍感自信;开怀大笑使人心情舒畅。

这些都是生命的自然悸动，还有一种笑是那样的淳朴，平静，使人享受到生命底蕴的醇味，体验情感，超越悲欢，这就是微笑。人的一生是有限的，总有一天，你再也看不到世间的美景，感受不到世间的亲情。然而只要我们的内心春风洋溢，人生的哪一个时候不是最美好的春天呢?只要我们有着一颗平静，珍惜，愉悦的心。即使在人生的无寸草处行走，你也会看到那美丽神奇的一瞥。所以，微笑着面对生活中的一切，就可以在微笑中品味生活，感受生活中的精彩!

笑对人生，从一个微笑开始。生活就是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甜美的生活是我们每个人所向往的，但上天往往不遂人愿。我们在生活中也常常会遭遇挫折和失败。心慌慌，真想回到从前，但日历不能倒翻。请不要害怕开始，生活总把我们送到起点。请记住一句话：“压伤的芦苇，上天不会折断;将残的灯火，上天不忍吹熄。”勇敢些，请现出一个微笑，迎上前!生活就是这样，换一种心态去面对，将是另一种风景，另一种境界。虽然不完美，但过的踏实。我们带着心中的微笑，穿过世事的云烟，就可以学着应变，努力耕耘，收获果实，并提升认知，强健心弦，迎向幸福的彼岸。在幸福的彼岸上，得意而欣慰的笑一下!

微笑也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桥梁。与他人会心的微笑，就仿佛在他人心中形成一股涓涓的流水，缓缓的流淌在他人间，滋起一丝丝爱意。社会是一个大家庭，人与人之间需要彼此关爱，有家就有爱，有爱才有家!请大家现出一个微笑，微笑是表达，让我们的世间充满真爱!

笑是人的本能，群体的微笑构筑和平，他人的微笑导致理解，自我的微笑则是心灵的净化剂。心灵的宁静使人快乐，而快乐才是生命不断走向高处的动力。从一个最简单的微笑开始，重筑自己灵魂的免疫系统，再次将胸怀拓宽。微笑吧!在每一个早晨，向着天边第一缕阳光;在每一个春天，面对着地上第一株新草;在每一个起点，遥望着也许还看不到的地平线。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你不能改变天生的容貌，但你可以时时展现笑容。请大家都笑一笑，从一个微笑开始，微笑着面对生活中的每一天，那就离成功很近，离幸福不远!

第三篇：演讲稿 从一个微笑开始

从一个微笑开始

各位领导、各位同事：

大家上午好！

我是来自xxx前台营业员xxx。很荣幸能参加今天的演讲比赛，在此感谢各位领导及同事对我的支持与帮助，给了我一次展现自我的机会。

在我演讲开始，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请大家和我一样献出一个微笑。

所以，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从一个微笑开始”。感动人不一定要用泪水去感染，有的时候微笑也能让别人感动，一个微笑就能感动你的上帝，一个微笑就可以产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重意义。推开邮政营业大厅的门，第一映入眼帘的即不是崭新的装潢，也不是统一的着装，而是我们的脸。但是，我们的装潢可以统一，我们的着装可以统一，我们的脸能统一吗？答案是：能，因为我们的脸上都有微笑呀！

俗话说，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太差，所以说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微笑，作为一名邮政前台营业员更是如此。为客户提供各种不同的服务并使客户真心的接受你的服务，在这个服务差异化和同质化并存的社会，发自内心的微笑才能有效保留客户并增加客户。营业员是邮政服务社会并得到外界

认可的一种桥梁，是决定邮政口碑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所以我们需要用微笑服务来使客户对我们的服务达到百分百的满意，通过微笑服务会使得我们邮政的口碑越来越好。

刚到xx支局时，由于人生地不熟，周边的客户对我们并不了解。整整一天下来，没有多少客户办理开户业务。看到这种情况，曾局长就召集大家找原因，想办法，出对策。最后达成一致的共识：服务热情、面带微笑。因此，当早晨8点的钟声敲响的时候，我们就微笑着开始一天的工作。果然，没几天就见效了，越来多的客服跟我们目光交流，主动跟我们呼应了，距离不再遥远了，感觉多了一份亲情，在板桥镇持有印着邮政局红章存折的客户也越来越多了。

记得在有一次快下班的时候，有一位大爷提着一大袋零钱一脸难色地走进大厅来，站在门边像在犹豫什么，我当时见了马上微笑着说“大爷，有什么要帮忙吗？”看到微笑，老大爷受到了鼓舞，走过去问：“小姑娘，我家拆房子了，零钱整出一大堆，能帮帮忙换一下吗？”“能”我马上爽快地应了下来，几位同事都过来帮忙，不到二十分钟就好了，老大爷拿着五十几元钱，像中了大奖似的非常开心，逢人就说：“我儿子、媳妇都说这么碎的零钱现在没处换，我也在好几家银行碰了壁，在邮政的门口，我看到了里面小姑娘的笑脸，进去试试，成了。这真是我们老百姓自己的银行啊。”简短的几句话让我们受感动与鼓舞。近两年来，微笑在板桥

支局是一种传统，一阵风，谁到了那儿都会染上微笑的习惯。

一位名人这样说：人生如画，有了微笑的画卷更添了亮丽的色彩；人生如酒，有了微笑的美酒便漂着诱人的醇香；人生如歌，有了微笑的歌声便有了动人的旋律；人生如书，有了微笑的书籍便多了闪光的主题。只要我们的微笑像母亲对等儿女那样的真诚，像阳光那样的灿烂，像火山热海那样的热情，像杜鹃花那个的美丽，像呼吸那样的自然，还怕做不好服务工作，还怕每一个客服不满意吗？

有一首歌这样唱道：“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对我们邮政营业厅的每一个营业员来说则是：“请把我的微笑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一切从一个微笑开始，我们用青春照亮邮政营业大厅，用微笑温暖每一个人。

我的演讲完毕。

谢谢大家！

第四篇：《从一个微笑开始》读后感

尊严是生命之盐，信心比黄金重要。自尊自信是拯救自己的唯一药方。下面是小编准备的《从一个微笑开始》读后感，希望对你有帮助！《从一个微笑开始》读后感

这是一篇微笑着写出的文章，也需要微笑着看、想。

微笑虽不算难得！然而这篇文章告诉我们：微笑不可不得！，什么是“微笑”？所谓”微笑”，不光指脸部肌肉向上移动——这是没有感情的，只是装样罢了——这个动作还表现着：、自信、理智、理解、关爱……这个动作很重要，甚至能重构自己灵魂的免疫系统。的确，在生活中，微笑是十分重要的。

我认为，微笑不可缺少，正如文中一样，微笑是理智的表现，唯有微笑，可以区分人类与其他生物。自然母亲对人类最为宽容，给予了我们这些东西：哈哈大笑、嚎啕大哭、低声细语、默不作声、暗自落泪、咯咯一笑……但我们很幸运——我们懂得微笑，这才是灵魂的财富啊！

文中又说到：“微笑”这一“功能”在某些人身上会退化，那他（她）必须采取措施，把微笑的“法宝”一件一件地找回来——温柔、顾念、自惜、、包容、理解……丝丝缕缕都别放过。是啊，地球上的生灵中，唯有人会微笑，群体的微笑，能够构建和平。心灵的净化剂便是微笑，忘记了微笑是一种严重的病患，是心灵的污染源之一。

同样，对于看似需给予怒目相视的人，报于其微笑也无妨，给对手微笑，也是给予自己力量，对于另外一些所谓的“坏人”，以微笑面对，是饱含怜悯的批判！

微笑不可放弃，无时无刻，我们都要给予自己微笑的力量，从一个微笑开始，便能踏上的道路。

今天我读了《从一个微笑开始》，本文用诗化的语言，从正反两方面形象地阐释了“从一个微笑开始”的重要性，意蕴深刻。

笑声是乐观与希望、健康与积极的体现，是和谐与平衡、成功与幸福的流露。笑声是生活的必要点缀，面对生活，微笑相待，灿烂的阳光永驻心房。

面对生活，要坦然微笑。因为微笑生活是善待自己，也是善待别人，因为微笑着生活，生活也会向我们微笑。

微笑更是一种态度。不仅着自己，也感染着别人。在苦难面前，我们选择微笑，只要拥有微笑，生活依然是一片晴空。

就像我，为自己打气，为自己加油，给自己鼓励，也要给自己加大压力，给自己的压力就是给自己的动力。你可以在作文的时候，看时间，给自己定时完成，以后每天都比前一天少一分钟，一天比一天有进步。对自己微笑，完成了给自己点小奖励，这样，就会离成功更近，离幸福、快乐不远了。

当你痛苦时，对自己微笑，微笑着去做事，微笑着去面对生活，这样，日子会过得很快，快乐，也这样来临。

微笑是一曲动人的音乐，微笑是交往中的一份礼品。从一个微笑开始，用微笑表达情感，用微笑传递友谊，用微笑传播文明，用微笑构筑和谐，一个微笑开始，那就离成功很近，离幸福不远！

抿一杯热茶，字里、行间透着淡淡的书香——《从一个微笑开始》。人生虚虚实实，有得有失，当什么都离开了，我们还剩什么？是坦然，是失落……而我们始终拥有的，必需的，却是微笑。

正如书中所说的，生活总把我们送到起点，考验我们的勇气，现出一个微笑，迎上前。时间无法回转，当失败、挫折包围着我们的时候，我们只能面对——现出一个微笑。

其实，无论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我们都需要微笑。

我们是一个群体，微笑就是和平的根基。现出一个微笑，构筑信任的高墙；现出一个微笑，回报你的是别人的理解；现出一个微笑，除去我们心灵的污点……

到底什么是微笑，有着那样无止境的力量？微笑，是表情？是表达？还是表露？都是，他们都是。微笑是自信最好的证明，微笑是坦然面对失败，微笑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微笑是无言的心灵的一种沟通……其实，微笑就是一种生命，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力。

虚假的微笑，它身后掩盖着的是背叛，是疑惑，是恼怒，是辛酸。而真实的微笑，却是一汪纯净、晶莹、透明的泉水，是温存、力量和感动。

当然，一个不懂得怎样微笑的人，也同样可以拥有地位，拥有权力，拥有金钱，拥有家庭。但是，他绝对无法拥有生命的真正平静与幸福。而反之，一个懂得微笑的人，不一定拥有地位，拥有权力，拥有金钱，但是他一定拥有人生最真实的、最原始的乐趣。懂得微笑，就懂得努力、应变、奋发，就会渐渐驶向幸福的端点。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遗忘了微笑。当世界上最后一抹微笑走向周期的尽头，这个世界也将变得昏暗、惨淡。

微笑吧！成功，就是从一个微笑开始……

第五篇：从一个案例看企业文化实质

作为一名从事多年企业管理与咨询的人士，笔者一直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企业文化的实质到底是什么？企业文化建设的根本目标是什么？或者说，企业文化如何真正为企业的发展服务？

在此，笔者想从一个著名的企业文化案例——科龙集团“万龙耕心”文化塑造工程谈起，通过这一个案例来解答企业文化的实质到底是什么这一问题。

一、科龙：文化塑造活动案例获金奖后的巨亏

1、案例简介

科龙集团是位于广东顺德的大型企业集团，中国最大的家电企业之一。自1984年创业后的十多年里，科龙集团以务实、锐意进取的拼搏精神取得极大成功，从一家乡镇企业发展成为大型家电企业集团。科龙集团是国内第一家同时在香港、深圳发行股票的上市公司，邓小平、江泽民等国家领导人曾亲临视察，由此可见其当年的辉煌。

随着市场形势的不断发展，科龙集团所在的家电行业逐渐呈现严重供过于求的竞争态势，竞争日趋激烈，企业遭遇极大的经营压力。

在此背景下，1998年，科龙聘请以CI策划而闻名的台湾某策划专家及某大学教授为顾问，实施一项命名为“万龙耕心”的企业文化塑造工程，希望借助这一“耕心”工程能够进一步凝聚人心，提高士气，以适应家电市场日益惨烈的竞争。

下面是“万龙耕心”工程及相关的重要事件回放：

1998年8月18日，项目启动；

实施了样本数为5000人的内部文化问卷调查；

召开了3000人的新闻发布会；

12000名员工在10面“万龙耕心”旗帜上亲笔签名；

举办一场集团高层参加的，为时三天两夜的文化研讨营；

形成了文辞精美的“科龙文化纲领”；

“万龙耕心”文化塑造工程获得第四届中国最佳公关案例大赛金奖；

2000年，科龙公告亏损7亿元；

2001年，科龙再次公告亏损15.7亿元；

2001年底，科龙被民营企业格林柯尔收购，成为民营企业；

2002年，科龙集团在顾雏军的领导下，通过严格的成本控制实现扭亏为盈；

2003年，顾雏军通过成本+资本的运作，占据了冰箱市场的半壁江山，重塑冰箱格局。

2、问题思考

通过对科龙“万龙耕心”文化塑造工程重大事件的回顾，我们可以大致了解科龙这一文化活动的过程。当年科龙的“万龙耕心”文化工程声势浩大，外部反响热烈。从文字结果来看，其企业理念、奋斗目标非常具有振奋性，没有理由说不好，要不怎么会得到一个“金奖”呢？

然而，文化工程金奖与业绩巨亏这两幅图像似乎组合成了一道令人啼笑皆非的“风景线”，科龙2000、2001年的经营业绩表现及后来被收购的结局又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下面两个最基本的问题：

第一，科龙的“万龙耕心”文化工程是否真正成功？

第二，如果说“万龙耕心”工程是成功的，那科龙为什么会巨亏？

3、案例分析

众所周知，企业文化建设对企业的经营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对科龙“万龙耕心”文化工程，大家毫不怀疑是按照这一思维逻辑去预想的，也就是说，通过这一工程，大家的心理预期是：科龙应该会更上一个台阶。因为科龙是国内非常著名的大型企业，知名度非常高，其产品在中国消费者心目中拥有极高的地位，在过去十多年里科龙集团也一直是先进管理的典型。在这样的光环下，加之科龙集团在“万龙耕心”文化工程活动本身的宣传造势比较到位，使得这一案例影响巨大。

当外界还不知道科龙巨亏的时候，其影响是正面的，甚至可以说，科龙通过这一活动推进了中国企业文化的建设。但后来的事实无情地将人们的愿望打破。科龙“万龙耕心”文化塑造工程在金奖与巨亏之间，使很多人对企业文化产生了极大的疑惑。但必须认清的是，企业文化本身并没有错，而是当时的科龙做错了。

让我们继续对科龙这一文化案例进行分析。

早在1981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特伦斯•迪尔和麦肯锡顾问阿伦•肯尼迪在其著名的《企业文化》一书就提出，企业环境是塑造企业文化最重要的因素，企业文化的塑造必须以外部环境的变化为基本的考虑依据。进入21世纪，中国家电产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后，已经成为市场竞争程度最高的行业。技术成熟、产品同质化严重、市场供过于求成为家电产业的明显特征。在这样的产业状况下，品牌与价格已经成为竞争的最关键手段。

价格的后面是成本，成本的高低成为企业竞争胜利、能够获利的根本性问题。而科龙的致命问题是，缺乏对这一竞争形势的根本性判断，并据此进行真正的文化变革，建立以成本管理为核心要求的企业文化。这才是科龙最后失败的本质性。因此，科龙最终的结局，要么继续亏损直至被淘汰；要么被收购兼并，让新主人来完成适应新形势的文化变革。

当然，现在来说，科龙是幸运的，因为它被格林柯尔顾雏军收购了。顾雏军入主科龙，彻底改变了科龙的旧文化，把成本降低作为其最根本、最核心的工作，从根本上适应家电竞争环境的要求。而科龙也在被收购后的2002年实现了扭亏为盈，经营业绩得到完全改观。过去的2003年，顾雏军通过资本+成本的运作，成功地占领了中国冰箱市场的半壁江山。

二、企业文化的实质是什么

科龙的“万龙耕心”文化塑造工程案例被不断地被一些文化专家们拿来作典型案例，请注意，不是失败典型而是成功典型，这是有点可笑的。这说明，在中国，企业文化已经被一些所谓的专家们给空洞化、片面化、表面化了。对事实已经证明失败了的科龙“万龙耕心”文化塑造工程大肆引用为成功经典就是一例。这当然让很多企业管理才特别是从事企业文化建设的人士感到困惑。因此当谈到此话题时，笔者不得不要先从企业的本质说起，以便为企业文化正本清源。

1、认清企业文化建设的本源

企业是一个经济实体，它生来就是为实现利润这一目标而存在的，实现经济利益是企业的根本目标，它只有一个恒等的公式，即：

企业利润=企业销售收入—成本费用

更进一步地，企业经营的目的，就是让公式左边的利润最大化，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又需要努力促进销售收入的最大化和成本费用最小化。因此扩大销售收入和降低成本费用就成为企业经营的根本性目标任务。企业的一切活动为此而来，为此而去。企业文化及其活动莫不如此。当然，我们谈企业经营目的的时候，是建立在一个基本的符合社会道德、法规的前提之下的。

思考企业文化问题，只有基于上述思维，才不至于被一些所谓的“专家”们拖入“庸俗”的、只做表面化文章的危险之地。就如当年科龙“万龙耕心”文化塑造工程已经被后来的巨亏无情地宣告彻底失败后，还有所谓的文化专家将该案例列入优秀企业文化建设案例一样，这对企业文化来说是多么的悲哀。如何增加企业的利润、销售，降低企业的成本费用是企业文化的本源问题，企业文化的建设必须围绕这一本源才具有现实的意义。

2、企业文化的实质

根据一般的解释，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所坚持的价值观、理念及其具体表现出来的行为模式、规范等，包含了精神、制度、物质三个层面的内容。但是，这样的解释似乎过于中性，很难让人懂得企业文化应该怎么去做，怎么实现优秀文化的塑造，或者进行文化上的变革。科龙集团 “万龙耕心”文化工程及后来的变化，让我们对企业文化建设有了更深切的体会。

企业必须能够有效地整合资源，以达到对外部的适应性，只有这样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进而实现持续发展。打造持续、有效的内部资源整合能力，以达到持续的外部适应性，这才是企业文化的要义所在。经过长期的思考与研究之后，笔者得出这样的结论：企业文化是企业在寻求最适合自己的生存、发展道路上所逐渐形成的生存方式。例如，惠普是世界公认的优秀企业，它的“惠普之道”其实就是惠普在长期的市场竞争中所形成的生存方式。而“惠普之道”其实也就是惠普的核心企业文化表现。

因此，作者对企业文化给出这样的解释：企业文化是企业在市场竞争环境中，为保证企业获得持续发展而选择或努力去营造的适应外部竞争的生存方式。这才是企业文化的实质所在。由此，企业文化建设的出发点是，让企业适应竞争。当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企业文化的时候，也就给企业文化建设即企业开展文化管理指出了一个明确的方向：企业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是建立能够对外部竞争环境具有高度适应性，并能根据环境变化作出迅速反应的行为方式的能力，这种能力其实也就是企业所拥有的根据外部竞争环境需要而对内部资源进行整合运用的能力。企业文化建设应促进这一能力系统的形成并维持好这一能力系统。

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约翰•科特所著的《企业文化与经营业绩》一书中，将企业文化的建设归纳为两个基本方面，一是企业的价值观，二是企业的行为方式。根据科特的观点，企业文化的实质应是指适应外部竞争环境的企业价值观及其价值观指导下的行为方式。企业拥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包括愿景、理念等，将决定你可能走多远，爬多高；企业所建立的行为方式将最终决定你能走多远，能爬到什么样的高度。这就是企业文化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