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关于“乡土化司法”的思考
关于“乡土化司法”的思考
一、乡土化司法的内涵及背景
〔1〕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
—— 费孝通
“乡土化”的社会在现在来讲主要是指农村社会和“熟人社会”。在乡土社会里，社会秩序主要靠老人的权威、教化以及乡民对社区中规矩的熟悉和对传统习惯的服膺来保证。隆德县现有人口18.8万，农村人口占85%，农民人均收入低而且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如：2008年，我县农民人均收入2603元，人均月收入217元，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9131元，人均月收入761元，远高于农民收入。由于农业产业化程度不高，市场竞争力弱，经济效益较低；由于经济基础薄弱，第二、三产业发展先天不足，经济缓慢。政府为增加农民收入，缓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的矛盾，利用剩余劳动力较多的人力资源优势，多次组织劳务输出和进疆拾花等活动，使得农民收入结构逐渐由农牧业收入为主转变为以工资性收入为主、农牧业收入为副的收入模式。由于外出务工人员多为青壮年，农村常住人口以老人、儿童、妇女为主。在这样的群体中家族观念和亲情观念较重，熟人之间的印象和自己在村邻当中的影响对他们来说意义重大。
我院年受理各类案件数量均保持在1000件左右，案件以简单的离婚纠纷、相邻纠纷和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为主，办案工作也并非案多人少，执行工作的困难也不及发达地区。但是，落后的社会认知对司法能力和司法方法提出的要求却在不断攀升。为此，我院结合办案需要，提出了乡土化司法理念，走出了一条乡土化司法之路。
乡土化司法就是为适应法治传统资源极端匮乏的聚族而居、熟人社区的社会组织模式下的司法活动需要，而构架出的一种既传承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精髓，又适应“乡土化”社会发展的需要，并渐进地建立起人民群众心中“法治信仰”，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和全面发展的司法理念。其含义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乡土化司法的基础是全面顾及人文环境和生活习惯。在广大的农村社会，习惯法则是他们内心确信的、扎根最深的生活准则，与生活习惯相适应而形成的人文环境更是他们生活状态的集中反映。为了使司法活动能够更容易被接受，我们必须改进工作方法，融理于情，兼顾司法工作的服务性与合法性，达到好的社会效果。
第二，乡土化司法的核心方法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事制宜、因人制宜。全面综合运用柔性化与刚性化相结合的司法方法，重点突出司法的人性化，全面提升司法能动性，力求司法活动能够便捷、简易、本土化且低成本。不断改进为人民群众所乐于接受的方式方法，以法治的核心精神为宗旨，全面整合并调动本土资源，逐步建立起多元、高效、便捷、实用的现代乡土社会纠纷解决机制。
第三，乡土化司法的关键是理念下乡。法律下乡关键在于理念下乡，而非片面强调外在规则。乡土化司法要求我们必须严格遵照乡土化执法规则，重塑司法形象和司法权威，使司法目标得到群众的支持和尊重，令当事人自觉配合司法活动，从而取得理想的司法效果。
第四，乡土化司法的目标是以保稳定促和谐，以保稳定促发展。中国由“法制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变表明，法律的作用不仅是解决矛盾纠纷，维护公平正义，更要坚持以人为本，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推进社会和谐。乡土化司法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提出的目标，对法院的管理水平和司法人员的工作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待。
二、乡土化司法的背景
（一[：http://www.xiexiebang.com]）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乡土化司法的理论基础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要求我们坚持依法治国、坚持科学发展、坚持以人为本、维护社会和谐。在矛盾和问题不断凸显的当今社会，我们〔2〕通过充分发挥法律的规范、引导、制约和保障作用，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通过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法治原则，促进政治文明；借助法律所特有的稳定性、连续性和强制性，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通过改革创新，增加司法工作的活力。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乡土化司法提出的理论基础，乡土化司法理念更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本土化的创新。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是乡土化司法的实践基础
胡锦涛同志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具有蓬勃生命力的关键所在，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正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情、中国文化相结合，为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本土化和民族化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过程。司法的乡土化正是借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历程中的宝贵经验而提出的适应地方经济发展的司法理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本土化”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样，也是法院推进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本土化”的过程，正是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同隆德乡情、隆德文化相结合，运用本地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阐述当地法治建设的理论，为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乡土化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过程。
（三）人民群众法制观念薄弱是乡土化司法的现实基础
隆德县虽然是全国文化先进县、“中国现代民间绘画画乡”，但是剪纸、刺绣、砖雕、泥塑等民间艺术依然没能够积极参与到市场竞争中去，书法、绘画的商品化程度依旧不高，加之本县经济基础薄弱，教育、经济等事业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约。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虽然老百姓维权意识有所增强，寻求司法援助的人逐渐增多，但大部分人对法院的办案方式、司法理念以及法律规定理解不深，尤其是证据规则中对“举证不能应承担败诉法律后果”的规定，他们始终认为自己受害了得不到救济就是司法不公。
不仅如此，习惯法则的影响力也不容忽视，这些法则主要体现在婚姻家庭和继承方面。比如，按照当地的习惯，男女双方缔结婚约时，男方会给女方一些彩礼，若男方悔婚，女方则可不予退还彩礼，若女方悔婚，则应全部退还。但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应当予以退还。再如，按照当地规则，无论在室女、出嫁女还是归宗女均没有继承权，赡养老人的义务也落在了家族男性身上，女性只是依照自己的经济状况和“良心”赡养老人。但是，依照法律规定，依照男女平等原则，家庭子女均享有赡养父母的义务和继承财产的权利。实际处理的继承案件中，很多女性放弃了自己的继承权，其中的原因就有这些内心确信的潜规则，他们顾及自己所生存的环境中的人对自己的评价，顾及父辈们留下的传统，顾及“争”得了财产后自己的兄长、弟弟会不会很好的奉养老人。所以，在这个家族传统浓重的社会里，法官处理案件时也会考虑习惯法则，必要之时会邀请村里有威望的老人、家族中年龄较长的亲属或者村干部以及阿訇参与调解。
我们不能否认“熟人社会”信息传播速度和影响力远大于新闻媒体的影响力现实，所以，法院的工作也必须结合当地的习俗和风土人情，只有与乡情、民情相适应，才能让司法工作的公信力成为人民群众心中的常青树。
三、乡土化司法的推行
乡土化司法是一项系统的大工程，不仅需要司法人员具有坚定的司法理念和可操作的司法方法，而且需要一套符合实际的制度和方法为依据。针对农村人口普遍文化素质低、法律意识淡薄的现状，为了妥善解决纠纷，法院领导积极探索新方法、新思路，面对新形势、新要求，全面推行乡土化司法，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司法之路。
一、转变司法理念，保障人民权利
保障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维护法律正义一直是司法工作追求的目标，隆德法院经过实践探索，给司法工作重新定位:坚持“以公开促公平、以公开促公正、以公开促为民”原则，树立“亲民、爱民、为民、利民、想民所想、谋民所需”的司法目标，以人民满意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为民解忧为己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权利。〔3〕第一，建立以尊重当事人为中心的司法公开模式，使司法公开成为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权利表达与实现方式；第二，切实尊重和保障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司法过程的参与权、知情权、监督权和选择权，扩大公开范围，丰富公开形式，增加公开内容，将司法公开中的“权力”转化为应对当事人和社会公众诸项权利应履行的“义务”。第三，以加强人民群众各项权利的保障为落脚点，让权利更有效率地约束权力、权利更有力地监督权力，权力更好地服务于权利。通过营造司法公开氛围，充分赢得当事人的认同与信任，让社会公众与国家主体进行平等对话，形成良性互动。
二、强化业务学习，提升工作能力
为提升法院干警做群众工作的能力，法院以培养干警本土文化热情为基础，强化业务学习，创新将善良风俗引入诉讼调解中，运用民法“善良之法”的法律精神解决矛盾纠纷，并总结和改进了工作方法。即法院在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工作的职能作用之时，按照“调防结合，以防为主”的工作方针，坚持“抓早、抓小、抓苗头”，对纠纷苗头“早发现、早疏导、早调解”，按照“排查的早，发现得了，控制得住，解决得好”的工作原则，深入最基层，排查纠纷，对出现易激化的苗头，及时介入，及时调解。
在不断创新调解工作方法，运用战略战术，讲究调解艺术的调解理念指导下，法院案件年调解率保持在了80%以上。这些措施的落实，极大地提高了法官的司法能力和综合素质，加快了法官职业化进程。
三、承袭乡土文化，营造廉洁氛围
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法律知识的欠缺，群众无法理解什么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他们评断司法公正的标准最注重的是司法廉洁，所以，司法廉洁成为树立司法公信力的重要指标。为此，法院结合当地实际，突出时代特色，探索将法院文化融入乡土文化，营造法院公正廉洁的司法氛围。利用隆德县“书画之乡”人人爱书画的优秀传统，以书画的形式营造法院廉政文化的氛围，将廉洁奉公潜移默化到每一名法官心中，映入到每一位当事人眼中，时刻警醒干警勤政廉洁，努力做到以廉洁取信于民，以公正树立权威。
四、落实便民措施，切实服务群众
第一，建立“三调联动”网络，巡回审理民事案件
“三调联动”网络即诉前告知人民调解、诉中委托人民调解和吸收人民调解员参与诉讼调解的调解网络。为了确保网络覆盖面的广泛性，法院在全县范围内聘请了138名基层调解人员担任司法调解联络员，并向社会公布了联系方式和联系电话；为了确保调解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法院对全县13个乡（镇）的138个基层调解组织的400余名调解人员进行了集中培训，针对典型案件，还邀请辖区调解人员参与旁听，结合个案进行庭后讲解，传授调解技能、讲解法律适用，全面提升调解人员的调解能力；为了突出典型、带动全院工作上台阶，法院以沙塘人民法庭辖区为主战场，设立“巡回审判点”，聘请了12名廉政监督员和3名人民陪审员，公布了“法官就在你身边”热线电话，发现苗头性问题随时派员协调解决。沙塘人民法庭试点成功后，将经验向各审判庭推广，稳固“三调联动”网络根基，带动全院调解和巡回审理工作深入开展。
第二，运行“速调机制”，及时化解纠纷
法院针对年调解结案率80%以上的现状，为降低受理案件数量，节约司法资源、降低诉讼成本、提高司法能动性，制定了《隆德县人民法院速调机制管理办法》，运行了“速调机制”，考虑到减轻群众经济负担，“速调”案件实行免费服务。该机制主要为：1.当事人到法院起诉的案件，立案庭在征得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在受理前通知相关审判庭在7日内进行诉前调解，调解不成则由审判庭告知立案庭进行立案。对有给付内容但当时不能清结的案件，经当事人申请或法院决定，可出具人民法院调解书，但要补办立案和诉讼调解手续，重点解决由于调解协议执行不能而造成的司法资源浪费和司法公信力的减弱。2.对于未诉至法院但已出现的矛盾纠纷，要主动、及时深入事发地，指导人民调解组织进行处理，防止矛盾加剧、激化。对于有调处结果的纠纷，还可由人民调解组织给双方当事人出具《人民调解协议》。无论属于何种情况，各审判庭均须在《诉前调解案件登记簿》中予以记载，并将调解的全过程和结果详细记录在案，制作成诉前调解卷宗，形成法院开展诉前调解工作的鲜活记录。
五、加强监督管理，强化社会效果
法院加强对调解案件的监管，通过定期听取工作汇报，全面掌握工作动态；不定期深入民间追踪调查，检查工作开展情况；及时总结工作情况，探究新方法，适应新形势。为了避免因片面追求案件调解率而引发违法调解或变相强迫调解，在统筹兼顾调判关系、强化调解自愿性与合法性的前提下，加强调解程序的规范化建设，不断改进调解方式和方法，进一步提高调解的质量与效率，使法院的民事调解工作走上规范化道路。
六、强化司法公开，树立司法权威
一是制定试行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检察院人员列席审判委员会，监督审判委员会评议案件。通过拓宽监督渠道，加强社会舆论监督，最大限度的实现了立案、审判与执行等各个环节的透明化。二是开通“隆德县人民法院网”，通过加大裁判文书网上公开力度，及时、准确、全面的保障了当事人对案件进展情况的知悉权。三是完善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交流商谈机制，加强裁判过程的交涉性。通过依法公开、及时公开、全面公开，实现了法院内外监督工作机制的有效衔接，使法院工作真正在阳光下运行。
第二篇：宪法司法化第一案
“宪法司法化”第一案——山东姑娘9年后讨要受教育权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可现在我国公民宪法意识还不强，相当一部分公民对宪法知之甚少，或者认为宪法离自己很远。人们往往以为宪法是抽象的，很少运用于保护公民根本权利。其实宪法与老百姓并不远，宪法的许多规定，如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男女平等实行同工同酬等都与百姓有密切的联系。
1990年，山东省滕州第八中学初中毕业生齐玉苓考上了济宁商校，却被同村同学陈恒燕盗用姓名就读直至毕业，毕业后陈继续冒用齐的名字参加工作。齐诉陈侵犯姓名权、受教育权纠纷案，经山东省高院二审公开开庭审理，并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于2001年8月24日向社会公布了审理结果：齐玉苓获得计10万余元的赔偿。法律界人士普遍认为：此案开创了我国“宪法司法化”的先河，对今后的司法实践具有积极意义。
求学路突然中断，齐玉苓被迫卖早点
1990年的夏天，山东省枣庄市滕州鲍沟镇圈里村17岁的姑娘齐玉苓参加中考，预考通过后，她按照要求进行了体检。7月份她又参加了全省的统考。到8月初，学校张榜公布了录取名单，齐玉苓没有看到自己的名字。而委培生的名字却是不公布的。无奈，齐玉苓到班主任家打听，班主任说如果被录取的话应该有通知书的，让齐玉苓第二年再考。齐玉苓不死心，回家继续等待。可是一直到9月初，大家都去上学了，她还是没等到通知书。
没有上成中专的齐玉苓最后借钱上了邹城技工学校。命运弄人，技校毕业后，工作还没干两年，厂里减员分流，她下岗了。于是，每天早上卖早点、下午卖快餐成为齐玉苓维持生活的惟一途径。
中学同学九年前冒用她名上了中专
时光荏苒，一晃到了1999年。这时的齐玉苓已经准备结婚了，本来，对生活并无什么苛求的齐玉苓以为自己的一生就这么平平淡淡地过下去了，但是，戏剧性的一幕却在这时悄然掀开。
一天，齐玉苓在银行工作的一个朋友对她说：“真是巧，我们银行里也有一个叫齐玉苓的，姓和名跟你都一样。”齐玉苓倍感蹊跷，因为姓名同音倒不奇怪，但“苓”字也一样就有点让她好奇了，而更让齐玉苓震惊的还在后面——这位“银行齐玉苓”正是1990年考取中专的，而且这个人上的中专正是当年齐玉苓所报考的济宁商校。
经过仔细调查，齐玉苓发现，那个已经是银行储蓄所主任、已为人母的“齐玉苓”就是原圈里村党支部书记陈克政的女儿陈恒燕。其实陈恒燕早在自己预考落选之后就开始了冒名齐玉苓的行为。没资格参加统考的陈恒燕已用齐玉苓的名义取得了鲍沟镇政府的委培合同，而费尽心血考试的齐玉苓已注定在“为她人做嫁衣”了。
她把冒名者和学校全告了
9年后突然出现的这场变故让齐玉苓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她怎么也没想到，当年她自以为中考失利而痛苦万状的时候，却已有人偷偷拿走了她的录取通知书，摇身一变，成了“齐玉苓”，上了本是她考上的济宁商校，从此当上了城里人，还捧上了银行这只令人羡慕的饭碗。而自己呢，却在打工、下岗。
令人惊讶的是，在假齐玉苓的假体检表上竟赫然盖有滕州市教委招生委员会的钢印。而法院的鉴定结果更表明：钢印并非假印。
查看这位假齐玉苓的档案，里面仅有当年的体检表和学期评语表(也纯属伪造)，很不全。但就是这样一张连滕州八中也认为是假的学期评语表，在校长签字处却盖有当时八中校长邢启坤的私章，在学校盖章处也清晰地盖有“滕州市第八中学”的公章。
1999年1月29日，忍无可忍的齐玉苓在家人的帮助下将陈恒燕、山东省济宁商业学校、滕州第八中学、滕州市教委等推上枣庄中级法院被告席。
不满一审判决，继续上诉
1999年5月，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齐玉苓诉陈恒燕等四被告一案作出一审判决。一审判决后，没有认定齐玉苓的受教育权被侵犯，齐玉苓又上诉至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而这起特殊的案件着实让法官感到为难，陈恒燕等人侵犯了齐玉苓的受教育的权利，应该承担民事责任，但是却苦于找不到具体的法律规定。所以决定向最高法院请示。2001年6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法释[2001]25号批复，明确指出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他人依据宪法规定享有的受教育权，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据此对这场冒名顶替上学案作出了终审判决：判令陈恒燕停止对齐玉苓姓名权的侵犯，济宁商校、滕州教委、滕州八中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与陈恒燕父女共同赔偿齐玉苓精神损失费5万元、赔偿齐玉苓因受教育权被侵犯所造成的经济损失5万余元，总计10万余元。据《北京青年报》报道
■名词解释
宪法司法化
宪法司法化，就是在司法审判活动中间，人民法院用宪法来作为判决案件的法律依据。通俗地说，就是法院可以像运用其他法律法规一样运用宪法来解决纠纷。宪法司法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现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的做法。通过齐玉苓案，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对这个案子所作出的批复，告诉老百姓不仅享有民法所规定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你还有宪法权利，如果受到侵犯也可以得到法律的保护。
■专家解读
宪法尝试走进法院
1982年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确认和尊重，使得公民的宪法意识和权利意识都有了很大的提升。自上世纪80年代之后，陆续出现了一系列涉及宪法中规定公民权利的案例。最早的案例是有关超生子女是否享有计划内生育子女同等权利的争论。此外，农村出嫁妇女能否与男性村民一样保留自留地也成为当时的一个焦点。
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韩大元谈到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这批案例时总结说，尽管这些当事人大都以维护自身利益为出发点，带有一定的自发性，但却具有现实的宪法意义。这些案例的核心点大都与宪法中规定的“平等权”有关，通过一系列现实案例的争论，人们切实体会到宪法权利的现实性和重要性，也为公民人权意识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长期研究“宪法司法化”的学者、北京大学法学院王磊副教授则谈到，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期，公民利用宪法维权出现自觉化和纵深化的发展脉络。而这种脉络在2001年前后形成一个高潮。其中山东齐玉苓诉陈恒燕一案被认为是开启宪法司法化的第一案。2001年同样引人关注的还有青岛3名考生以高校招生分数线不统一为由，起诉教育部侵犯宪法规定的平等受教育的权利。
此后，公民利用宪法维护自身基本权利的案例更是屡见不鲜。“怀孕大学生是否应被开除”、“四川大学毕业生蒋韬因身高歧视起诉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夫妻在家看黄碟被查处”等等，无不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
王磊认为，此一轮利用宪法维权的案例与上世纪80年代的案例相比，不但范围更加广泛，涉及教育权、平等权、人身权等诸多方面，而且具有强烈的自觉性。“这不但反映了人们对个人权利认识的加深，也为理性、合法、有序地维护自身权利寻求出一条现实路径。”
■维权案例
老人手持宪法守祖宅
北京63岁老人黄振沄的房子挺立在一片拆迁后的废墟中。2004年4月1日上午，当强制搬迁的人员来到他家时，黄振沄拿着一本宪法进行抵制，使得这座建于清朝的院落暂时保留了下来。据称，这是修宪后北京市第一例抵制强制搬迁的事件。
这本宪法中有一页被老黄特意折起一只角，又用笔画出这样一些字句：“第十三条 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据黄振沄介绍，他家的老四合院位于北京的黄金地段。由于拆迁办的现金补偿不到位，老黄不同意搬迁。今年3月29日，他收到了崇文区人民政府的“强制搬迁通知书”，称将于4月1日8时30分强制搬迁。4月1日从5时30分开始，周围还未拆迁的五六十户就都自发地集中到他家门口。老黄在屋前插了一面国旗，又把从宪法中摘出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语句写大了放在门口。当20多名穿警服的人8时30分开着警车到来时，现场已经聚集了100多人，组成了人墙进行抵抗。一个多小时后，警察和来拆迁的工人们无奈地撤走了。
矮个起诉招工身高限制
“仅因为身高不够我竟失去了报名资格！”四川大学毕业生蒋某感觉受到了歧视，于是依据宪法第三十三条中关于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规定，将招工方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告上法庭。2002年1月7日，成都市武侯区法院受理了该案。担任蒋某诉讼代理人的四川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周伟表示，该案为中国首例宪法平等权案。
2001年12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在成都某报刊登《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招录行员启事》的广告。其中第一项规定招录对象为“男性身高1．68米，女性身高1．55米以上”。原告蒋某为2002年普通高等院校应届生，身高未到被告规定的高度，但符合其规定的其他招录报名条件，仅仅由于身高的原因，无法成为招录对象。
蒋某认为，中国人民银行招考国家公务员这一行政行为，违反了宪法第三十三条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规定，侵犯了其享有的依法担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平等权与政治权利。2002年1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招聘行员启事》登在成都某媒体头版上，其“招录对象”说明里，已经找不到“男性身高1.68米，女性身高1.55米以上”的表述。在这则广告右下角，一排黑体字十分醒目：招聘行员启事以本次为准。
第三篇：大学生“村官”接受“乡土化”培训
大学生“村官”接受“乡土化”培训
“谈到村支部和村委会的关系，我先给大家举个例子，有个村里的支部书记和村主任闹不团结，村支部书记说我是全体党员选出来的，党是最高领导，我说了算；村主任不服，一拍胸脯说我是全体村民选举出来的，我们村的党员只有二十几个，而村民有一千多人，选我的人多，少数服从多数，我说了算……如果大家在工作中遇到这样的问题该怎么解决呢……”。在胡阳镇党校培训教室内，授课“老师”正在讲台上绘声绘色的讲，“学生们”边听讲边记录边思考，“咦，这是上的哪堂课，昨天的支部书记怎么摇身一变成了老师”，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胡阳镇选派到北尹村任职的优秀支部书记石廷德在给大学生“村官”讲课。
9月5日，来自全省各地的12名大学生“村官”到胡阳镇6个村分别担任书记助理和主任助理等职务，胡阳镇为切实管好用好大学生“村官”这支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生力军，采取培训、帮带等多项措施，帮助大学生“村官”尽快融入农村，落地生根。针对大学生刚迈出校门，对农村工作存有“水土不服”，多数不懂农业生产，不了解农村文化习俗特点，不会用农民的语言和农民一起工作交流，不知如何开展工作等现象。镇党委组织了为期3天的“乡土化”培训班，镇“两委”成员、优秀支部书记代表、优秀机关干部代表和优秀部门负责人代表等14人分别授课，授课人从不同的角度、多个层面进行讲解，大到当前国家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小到具体细节问题的处理，同时采取了小组讨论、双向交流等多种形式进行互动和沟通。通过培训，使大学生“村官”初步了解了新农村发展形势、村民自治、民主管理等农村工作的基础知识，掌握了一定基层工作方法。
“我虽然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但是由于一直在上学，对农村工作接触的非常少，我现在急需的是从思想上、知识上都尽快与农村接轨，融入农村，通过这三天的培训，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四个字--豁然开朗，作为一名大学生“村官”，我一定要虚心学习，尽量缩短“磨合期”，在农村这个大舞台上锻炼自己。”选聘到山阳村任主任助理的李洋坦诚地说。
王京艳（***）
第四篇：宪法司法化的冷思考
宪法司法化的冷思考
近年来随着司法改革呼声的不断提高，各界人士对于我国司法制度的各个方面进行广泛地大讨论，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宪法的司法化”问题。宪法的司法化之所以被关注有着其内在和外在的深刻原因。一方面，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整个社会制度、社会生活的核心。宪法的实施和对宪法实施的监督必然要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另一方面我国宪法实施和监督宪法实施的方式和外国的情况有什么不同，二者差距在哪？以及我们是否要引进国外的宪法司法化相关制度？这些问题牵引着人们去思考有关的宪法司法化问题。宪法司法化正是在这些因素的综合刺激下而被广泛讨论的。这里笔者将从宪法司法化的含义谈起，具体分析宪法司法化的负面影响，以期理论界在极力倡导宪法司法化的同时进行深层次的理性思考。
一、宪法司法化的具体含义
宪法司法化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对此理论界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这个概念是指直接将宪法作为法律渊源，由法官在司法审判中援引，予以“法律适用”或“司法判断”的过程；有学者将其理解为由法院对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法规进行‘违宪审查’的过程；也有学者认为，宪法司法化应兼有以上两种含义①。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宪法司法化应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宪法司法化是指以宪法作为判断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纠纷的法律依据的依据②。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由某个具有特殊地位的机构依据宪法审查有关法律规范的违宪审查。另一方面，宪法司法化也是指宪法条文可以被当作法院判案的直接依据，即宪法的“司法适用性”。这两方面在本质上都是将宪法直接纳入到了司法的范围之内，使宪法在司法的过程中直接被运用，无疑这都是在将宪法进行司法化的过程。所以，宪法的司法化应兼具以上两方面的含义。
二、宪法司法化的冷思考
宪法的司法化是指将宪法纳入司法领域，也就是说要使宪法进入诉讼领域，具有可诉性。我们难道真的要像很多学者所倡导的那样对我国的宪法要进行司法化吗？笔者认为这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
（一）对于宪法司法化的第一层含义，很多学者都提倡我国应建立美国式的普通法院的违宪审查制。笔者窃以为这种制度不适合我国。这种制度，在我国并没有其生长的土壤，因为普通法院的违宪审查制度是建立在三权分立、权力制衡的政治基础和遵循先例的判例法之法律基础上的。一方面，我国实行的是以人民权力为核心人民代表大会制，我国的政治制度在根本上否定三权分立。我们的社会主义总设计师小平同志早就指出，我们不搞三权分立，我们的国家权力必须始终牢牢的掌握在人民手中，而不是被某一个或几个阶级所操纵，这是我们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所做出的理性选择。我国的司法机关是从属于国家权力机关的。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八条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可见，我国的法院由国家权力机关产生，从属于国家权力机关并对其负责。允许普通法院的法官根据自己对宪法的理解来裁定权力机关制定的相关法律规范无效，这显然是违背宪法的。总之，我国缺乏普通法院违宪审查的政治基础，这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不能建立美国式的违宪审查制度。另一方面，我国的法律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大陆法系的法律体制为模板的，这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我们有着太多的与大陆法相近的传统，却缺乏遵循先例和法官造法的判例法传统。我们的法律是以成文法的方式存在的，法典是（或将是）我国法律渊源的最主要载体。法官只能援用成文法中的规定来审判案件，就算是法官对成文法的解释也需要受成文法本身的严格限制，我们的法官只能适用法律而不能创造法律。如果在这种法律基础上授予普通法院法官的违宪审查权，由普通法院的法官凭借自己对宪法的理解，来决定相关法律规范的合法性，那么势必造成立法者与司法者之间的冲突，从而容易引起法律规范体系的混乱和内在冲突。在成文法的法律体系上，我们缺乏由普通法院进行违宪审查的法律基础。另外，建立在法官造法的判例法基础之上的违宪审查要求具有高度专业化、技术化，高素质的法官团体作为基础。客观地说，我国目前的法官团体还不具备这一条件，大部分法官的法学素质和政策判断能力难以胜任违宪审查。盲目赋予法官违宪审查权“还极有可能导致‘法官政治’”。③总之，我国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以及现实情况决定了美国式的违宪审查在我国没有移植的土壤。
美国之所以采用普通法院进行违宪审查是因为它不象我国以及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那样，有专门独立于普通司法机关的宪法监督机构。我国并不缺少宪法的监督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是我国的宪法监督机构，同时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和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协助全国人大及人大常委会行使监督宪法实施的功能。所以我们在宪法监督方面没有必要将宪法监督权再交给普通的法院
。我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德国的宪法法院以及法国的宪法委员会在本质上都是独立于普通司法机关的宪法实施的监督机构，与美国相比是不同宪法监督体制下采取的不同设置方式的机构而已，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再引进另外一种建立在不同政治、法律、文化氛围下的宪法监督制度。
（二）在宪法司法化的第二层含义
下，司法机关直接援用宪法条文做出具体裁决。这实际上是指将宪法纳入了除宪法监督外的普通诉讼领域中。笔者将这种情况的宪法司法化称为“宪法的世俗化”。宪法的世俗化对宪法乃至整个社会的政治制度都极具负面影响。
首先，一个国家的宪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理想的书面表达，宪法的世俗化就意味着人类理想的世俗化。世俗化了的理想就不能称之为理想，它不但不会引导人们继续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反而会造成历史性的倒退。我国目前正处在转型时期，各种不良的世俗现象的冲击着社会生活、社会制度的各个方面，人们普遍缺少崇高的理想。如果作为国家灵魂的宪法也受到了世俗化的影响，势必导致整个国民思想观念的混乱乃至共产主义理想的丧失。其次，宪法世俗化不利于宪法的稳定性。宪法处于根本大法的地位，稳定性是其重要特征之一。宪法司法化就意味着把宪法纳入到一个运动的司法过程中。既然是在运动中，宪法就必然受到法官、律师、政府等各种社会力量的综合作用。这些力的作用在一定条件下是平衡的，但这种平衡之下又隐藏着千丝万屡的、朝着各个方向的作用力，因此这种平衡就很容易被打破，很容易失去平衡，从而导致在这些力之上的宪法受到冲击而动摇，失去稳定性。再者，宪法司法化不利于维护宪法的权威性。将宪法应用于个案当中，如果对某些当事人产生了不利于他们的负面影响，则立刻会使他们对宪法产生抵触情绪，这种抵触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宪法的权威性。另外，众所周知法律不可能周全地维护所有人的利益。一些人的利益可能会因宪法的直接适用而受到保护，这充其量只能达到个案公平的效果。但是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人的利益可能会因宪法的直接适用而受到损害。尤其是当宪法被法官不当适用而损害当事人利益时，就会使人们对宪法产生不满情绪。宪法的权威性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正当性的基础上的，因此当宪法的非正当适用的范围扩大时就会使宪法的权威性受到严峻的挑战。最后宪法是由一些原则性很强的条文组成，这就导致了宪法具有操作上的任意性。因此要在司法过程中很好的进行把握具有很大的困难，客观上要求一批高素质，具有很强正义观、效率观，具有高度技术化、专业化的法官团体，正如前面所提，我国目前缺少这一要件。
作为母法的宪法主要是通过具体的子法来实施的，当然子法会有不完善的地方，会使某些个案丧失公平、公正，这是法治进程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再者解决这样的问题并非一定要将宪法司法化，完全可以由法官依据并运用法律原则进行自由裁量。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宪法司法化并不象很多学者想象的那样适宜我国。我国缺乏宪法司法化的客观条件。另外，宪法并非一定要纳入司法领域才能够很好地被实施。在我国现有的相关制度下，宪法也能够被很好的实施。这只不过是不同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以及历史传统下的实施宪法的不同选择方式而已，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通过对现行宪法监督制度的改进和在宪法的指导下完善调整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立法依然能够实现法在我国得到很好的实施。
三、结束语
其实我们在极力倡导移植国外相关优秀法律制度时，不妨思索一下，为什么我们引进的很多优秀的制度（不仅仅是法律方面的）在我国实行不久就发生了异化？引进的这些制度不仅没有使现实情况有所好转，反而使局势更加恶化。例如我国建立监事制度后又引进了独立董事制度，然而这不仅造成了对公司监督的混乱，事实上也导致这两种制度对公司的监督完全虚化，这是公司治理上的倒退。并非相关制度不优秀，亦非我们使用不得其法，关键是其适用的条件我们不具备。这种条件是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传统等各方面沉淀融合的产物，并不是能够由人简单的予以创造的。这种条件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漠视和忽视这种条件的存在势必会遭到客观世界的报复，由此付出的代价将是不可估量的。
第五篇：加强司法行政队伍建设思考
关于加强司法行政队伍建设的几点思考
司法行政队伍承担着法制宣传、法律服务、法律援助、人民调解、安置帮教、社区矫正等工作重任，是维护社会稳定、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力量。队伍建设是做好司法行政工作的组织保证和基本保障，加强司法行政队伍建设是适应新时期新形势新任务的根本要求。我国的司法行政队伍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不断壮大，水平和能力整体提高，但仍存有若干不足。如队伍业务能力还不够强、活力不够足，法律服务高端人才缺乏，工作制度尚不够健全，个别人进取心不够强、工作主动性不够高等等。
要加强司法行政队伍建设，进一步推动司法行政工作科学发展和更好地服务经济转型跨越发展，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注重人才引进和培养，增强队伍活力
把好人员准入关,吸收年轻化、知识化、德才兼备的高素质的人员进入司法行政队伍，切实解决人员老化和专业人才缺乏的问题。由人事部门通过公务员招录，引进一些法律专业的大学生参加到司法行政工作岗位的同时，人才引进也应由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统一按计划、用人条件进行招录，克服由人事部门招录的程序慢、业务实用性不强问题。通过公开的考试招聘，选拔一些具备法律知识、具有一定工作经验、了解当地风俗习惯和基层民情、作风正、肯吃苦的人员参加到司法行政岗位，并将其纳入司法行政编制统一管理。基层司法行政人员招录上可采取从乡镇机关单位有实际工作经验人员中调剂，这样，可降低人才培养成本，使招录人员尽快适应第一级工作角色需要。
要解决队伍活力不够的问题，须创新用人机制，推行轮岗制度。根据有关交流、轮岗的规定，实现交流、轮岗的制度化，实现机关各股室与司法所之间、司法所与司法所之间、机关各股室之间干警轮岗。健全奖惩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规范工作行为和工作程序。通过竞争上岗、双向选择等措施，优化人员配置，提高工作效率。完善干部考核机制，建立绩效评价体系，建立健全规范化的考核指标体系，把“德、能、勤、绩、廉”等五个方面指标尽可能细化、量化，使考核工作能准确反映人员的真实工作状况，坚持考评结果与晋职晋级相结合。
二、加强人员教育和培训，提高队伍能力
只有经过有计划、有针对性的系统培训，司法行政队伍的业务能力和水平才能不断提高，其知识结构才能不断完善。应当坚持培训与使用相结合，把业务培训作为上岗、任职、晋升的必要程序，更新理念和强化能力意识培养，实施人才培养工程。培训时间方面，应涵盖岗前培训和入岗后培训。培训主体方面，除了单位集中培训外，要重视国家公务员教育培训基地建设，依托法学类院校以及管理类院校，充分发挥其教育资源优势，建立长期合作的机制。培训对象方面，强化重点人员培训，把业务骨干和一线司法干部作为重点，全力培养优秀司法干部。培训内容方面，邀请法学界专家、教授、法官、检察官、公安干警、律师参与授课，讲授法理知识、宪法、现行法律法规、党的方针政策，对文学、艺术、历史等人文知识也要有所涉及，同时开展职业道德教育和社会公德教育活动。在传授基础知识的同时，培训还应具有针对性，为不同岗位设置特色课程，有效、快速提高其业务能力，如对从事社区矫正、安置帮教岗位的人员特别开展心理学基础知识培训，培养其心理分析辅导能力，使其能更好地完成调解、帮教任务，也为将来的社区矫正工作培训骨干分子，打下新的工作基础。
三、加强制度建设和完善，规范队伍行为
完善行政执法工作机制，建立健全工作制度，全面推行服务承诺、首问负责、限时办结等工作制度，以制度的规范化来促进队伍的建设和管理。形成一套科学、规范、可操作性和针对性强的司法行政工作管理体制，促进各项工作和管理走上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通过将修订后的规章制度汇编成册发给司法行政工作人员，广泛深入地开展制度学习教育活动，使广大干警谙熟制度，严格对照执行，着力解决制度意识不强、制度执行不力等突出问题。将制度执行情况作为目标绩效考核一项重要内容，开展经常性督查，对违反规章制度、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相应职责的，实行层级问责，切实提高制度的执行力，确保各项制度真正落到实处。
四、重视思想和作风建设，稳固队伍根基
切实加强队伍思想和作风建设，司法行政工作才能落到实处，才能得到群众肯定。要坚持学以致用，开拓创新，增强学习意识；坚持真抓实干，务求实效，增强责任意识、强化奉献意识和与时俱进精神。坚持发扬民主，团结共事，增强团结意识。通过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职业道德教育，使司法行政人员从思想上解决好“为谁执法、为谁掌权、为谁服务”的问题，不断加强其理想信念教育，牢固树立其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通过开展廉政教育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引导其乐于奉献，服务为民，增强其政治意识,使其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法律。按照法律赋予的职责和各自岗位的要求,立足于工作实际,忠诚履职尽责,严格依法办事,公正文明执法,不逃避困难,不敷衍塞责,不马虎大意,不被干扰所惑,不被关系所扰,扎扎实实做好工作,认认真真办好实事。
五、着重班子建设，强化队伍管理
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是队伍建设的关键环节，一流的班子，才能带出一流的队伍，创出一流的业绩。领导班子要精通业务，作风过硬，锐意进取，探索创新，敢为人先。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做到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班子成员敢于负责、善于负责。要强化反腐倡廉教育，增强其廉政意识，促进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充分利用党组中心组学习、廉政报告会、警示教育基地参观等形式，开展警示教育和廉政教育，运用正反两方面的典型来提高廉政教育效果。借助媒体开展廉政文化创建活动，增强宣传教育效果。同时，严格落实并完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加大对其约束和监督。
六、发挥制约和监督力量，提高队伍公信力
根据政务信息公开要求，不断探索新方式、新途径，积极推进政务公开。健全体制机制，建立和完善相关规章制度，形成政务公开工作的制度体系。以关心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事项和本部门的核心权力为重点，把握公开重点，不断丰富政务公开的内容，不断提高政务公开的质量和水平。通过网站、公告栏、电子信息屏等形式，公布职责权限、办事流程等信息，切实维护群众的知情权。
总之，只有多措并举，不断加强队伍建设，才能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高素质司法行政队伍，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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