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有法定代表人签名的合同是否有效

第一篇：仅有法定代表人签名的合同是否有效

仅有法定代表人签名的合同是否有效

来源： 作者： 日期：2011-06-14 我来说两句(0条)

2005年4月，广西南宁市某建筑分包劳务公司法定代表人何某以本公司名义（以下简称劳务公司）与湖南某机械工程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机械工程公司）签定了一份劳务合同，双方约定由劳务公司为机械工程公司在广西的建筑项目提供劳务，每人每天50元。此外，双方还就合同的一些权利与义务进行了约定，如工人在工地工作期间的安全、管理等。合同签订后，何某在合同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在合同书没有盖单位的公章情况下，直接将合同书交给机械集团公司的代表人黄某。2005年10月，在劳务合同履行将要结束时，双方就工程款问题发生争议，劳务公司认为机械工程公司应该付给工程款 765万元，而机械工程公司认为应付给工程款732万元。后因双方就工程款数目达不成一致，机械工程公司以所签的合同没有盖有单位公章、合同没有生效为由，拒绝支付工程款。无奈之下。劳务公司聘请律师向法院起诉。

庭审中，当事人双方对合同是否生效展开了激烈的争辩。机械工程公司的代理人坚持认为合同没有经盖章确认，合同不生效；劳务公司认为法定代表人代表法人行使职权，以法人名义对外作出的行为应由法人承担责任，盖具公章并非合同生效的必备要件。

法院审理后认为，劳务公司与机械工程公司签定的劳务合同，虽没有盖有单位公章，但合同是双方在平等的基础上达成协议的，经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确认，且没有证据证明双方法定代表人订立合同超越权限。因此，合同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不存在合同法规定的无效情况，该合同为有效合同。在合同履行完毕的情况下，机械工程公司以合同没有生效为由拒绝支付工程款，违反了法律规定，属于违约行为。法院依据工程款审计情况，进行调解，机械工程公司同意一次性支付给劳务公司750万元。

本案涉及到合同没有加盖单位的公章但有法定代表人的签名，该合同是否有效。我国《合同法》第32条规定：“当事人采取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第4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在签订合同过程中，经过要约、承诺，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合同即可成立。法定代表人作为当事人的法定代表，当然有权在合同上签名以表示对合同内容的确认。在这里，强调的是双方合意，而不是形式上的盖章。对于合同生效所满足的要件，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55条规定包括：

（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二）意思表示真实；

（三）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法定代表人作为代表在合同上签字而不盖章并没有违反上述规定。《民法通则》第58条规定民事行为无效的情形包括：

（一）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

（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

（三）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

（四）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

（五）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

（六）经济合同违反国家指令性计划的；

（七）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包括：“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

（五）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上述规定，法定代表人作为代表在合同上签字而不盖章不是其中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况，故合同有效。

例外情况是，我国《合同法》第50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在合同一方当事人明知对方的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而仍与其签订合同的情况下，只有法定代表人签名而没有盖章的合同对该法人代表的单位没有约束力。

第二篇：合同是否有效

合同是否有效

双方共建联合体

中国某市筑垒工程公司是一家股份制企业。该公司以工程建筑为主业，９０年代后又向服装、汽车配件、木器加工等行业拓展。该公司的股东，先后投资兴建了兴光服装厂、宇东汽车配件厂、华光木器厂等五家企业，其中有三家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兴发科工贸总公司是一家全民所有制企业，其下设三家直属公司，实力实业公司即为其中之一。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兴发总公司以实力公司的名义，兼并了一丝钉厂后，上马保健品、试剂盒等几个项目，但均未能投入正常生产，致使２４０００平方米的厂地和５０００平方米的厂房处于闲置状态，大部分工人放假。为摆脱实力实业公司的困境其主管单位兴发科工贸总公司与筑垒工程公司经多次协商，决定由筑垒工程公司通过引进外资的方式将实力实业公司的厂房厂地利用起来，安置已放假的职工回厂上班，以摆脱实业公司举步维艰的局面。就此兴发总公司和实力公司与筑垒工程公司于１９９３年５月签订了组建紧密型企事业联合体的协议书。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１）为促进集约化规模经营和优势互补，兴发科工贸总公司及实力实业公司与筑垒工程公司自愿组建紧密型联合体，该联合体为下步组建企事业集团的雏形。联合体在董事会的领导下，采用新的管理体制，把企事业单位推向高效率、高效益、高品位的三高境地，在国内外树立起良好的、有影响的企业形象。

（２）本联合体以各方投入的资产为本紧密企业资产。

（３）各方所属或相关企业的重大变革、重大投入、新办项目、高层管理人员变动，均应经最高决策层认可。

（４）本联合体的最高权力机构为董事会，董事长由筑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晓担任，副董事长由兴发总公司法定代表人(也是实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晋担任。在董事会没有正式组建之前，董事长、副董事长为最高决策层，以董事长为主。

（５）关于联合体名称和组建集团事宜待定。

本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各方应认真执行，如有违背将承担法律责任。

联营协议签订不久筑垒公司即投入６５万元人民币，首先进行了锅炉改造并派出车辆供实力公司使用。随后筑垒公司为了引进外资又开展了积极有效的工作。经过与国外几家公司洽谈，初步与日本鲜安株式会社达成合资意向，筑垒公司以实力公司院内南侧１４００平方米厂房与５０００平方米厂地作为股本同日方组建合资公司。在合资公司筹备、厂房改建、设备安装等过程中，始终由实力公司派出的副经理张虹主持工作(合资公司成立后，由他担任中方经理)。

为进一步做好引进外资工作，使实力公司院内有一个崭新形象，筑垒公司又出资对院内南部的厂区进行整体改造，铺设沥青路面２４００平方米，砌筑边石４１０多米，建起了厂内道路形成了绿化带，并改建院内食堂，扩大了就餐用房。

合资经营初告捷

日本鲜安株式会社，是一家经营水产业务的企业，１９９０年来华投资。１９９４年５月该会社与该市一食品公司在合资经营过程中发生争议，正在寻找新的合作伙伴。恰在此时筑垒公司也在寻觅合资对象。双方一拍即合，１９９５年５月双方签订了正式合营合同。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１）中国筑垒工程公司(甲方)位于中国某市城西区青云路２０号，法定代表人王晓，职务：总经理，国籍：中国。鲜安水产公司(乙方)位于日本松仁市于向区，法定代表人池田，职务：社长，国籍：日本。双方本着友好互利原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和中国其他有关法规，同意在中国建立合资经营三星食品有限公司。

（２）公司的一切活动，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和有关条例规定。

（３）合营公司的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各方以各自认缴的出资额对合营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各方按其出资额在注册资本中的比例分享利润和分担风险及亏损。（４）公司的经营范围是冷饮系列、糖果、即食食品。

（５）合营公司的投资总额为１３５万美元，注册资本为１３５万美元，其中甲乙各５０％，甲方出资土地使用权５０００平方米，合２８．５万美元，工厂建筑１４００平方米合２０．５万美元，通讯设备两台合０．２万美元，交通运输工具两台合６万美元，变电所、电、水设施合１８．３万美元，共计６７．５万美元。乙方出资１０台机械设备合６２．３万美元，模具４８０个合５．２万美元，共计６７．５万美元。合资经营期内不得减少注册资本。

（６）合营各方的责任如下：

甲方负责办理向与设立合营公司有关的主管部门申请批准、登记注册、领取营业执照等事宜；向土地管理部门办理申请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手续；协助合营企业招聘经营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工人及其他所需人员；负责办理公司委托的其他事宜。

乙方负责及时提供生产机械设备并负责全部生产设备的安装、调试直到正式运行；负责培养技术人员和工人、办理合营公司委托的其他事宜。

（７）合营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为董事会。中方委派二名，日方委派三名，由中方王晓任董事长，日方的田中任副董事长。重大问题决策董事会应一致通过。

（８）合营公司设经营管理机构，由日方的池田任总经理，中方张虹任副总经理。（９）公司合营期限为３０年。

此外，合同还就物资购买、劳动管理、合同终止、不可抗力、争议解决和违约责任等重大问题，分别都做了规定。

在合营合同签订后的一个月内，日方将１０台主要设备及其附属设备运抵中国并在其指导下开始组装。筑垒公司又投入了近１５０万元人民币对原厂房进行了彻底改造、扩建、装修。并投资２００万元人民币，在厂房内新

建两个冷库、泵房，购置安装了制冷机组及生产配套设置等。

１９９５年７月２０日，该市人民政府向该公司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１９９５年７月２８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行政管理局向该公司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１９９５年８月，合营企业生产设备组装调试完毕，双方即开始投入雪糕生产。生产的品种有哈密瓜、山葡萄、草莓王、雪霸等６个品种。在产销旺季，平均日产量可达９００多箱。

场地转让起**

就在三星公司投入正常生产之际，１９９６年２月的一个星期五，合营公司副总经理张虹告诉总经理池田，应向实力公司交纳房租。不久又发生了实力公司的守卫人员对三星公司进出车辆多次拒开大门的事件。随后立志实业公司自称是实力公司的上级主管部门，向三星公司正式提出，不允许三星公司在其厂区砌筑围墙，要求另开大门向其交纳房租，租用厂地厂房费用标准要三年一签，并告知三星公司限期解决输电电缆，否则停止供电后果自负。三星公司的负责人顿感情况严重，经过调查原来在１９９５年８月在三星公司正式投入生产阶段，兴发总公司在未与筑垒公司作任何联系的情况下将实力公司的厂地、厂房转让给了立志实业总公司。

对簿公堂

１９９６年５月，立志实业公司停止向三星公司供电，致使三星公司被迫停产。在多次协商未果的情况下，１９９７年２月，鲜安株式会社状告筑垒工程公司。诉称：“筑垒工程公司以自己无权处分的土地使用权和自己无所有权的厂房、设备出资，也没有向对方披露与兴

发公司、实力公司联营的事实，造成合资企业不能正常生产实属欺诈行为。主张合资经营合同无效，返还鲜安公司投入的设备并赔偿损失。”

１９９７年８月，筑垒工程公司状告兴发科工贸总公司和实力公司，诉称：“筑垒工程公司于１９９３年５月与二被告签订组建紧密型企事业联合体协议，原告按协议约定，利用实力公司厂房、场地投资数百万元，建立了三星食品公司，而二被告单方违背协议：将已投资进行生产的场地、厂房转让给立志实业公司，给我方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与名誉损失，引起外商强烈不满。请求法院判决二被告继续履行协议，取消与立志实业公司不合法的转让关系，赔偿违约期间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

１９９７年１１月，立志实业公司起诉三星食品公司，要求支付在其生产经营期间欠交的房屋租金、电费、电话费及逾期付款的滞纳金。

三、讨论参考题

１．怎样认识筑垒工程公司与兴发科工贸总公司和实力实业公司的联营性质?协议是否有效?

２．筑垒工程公司在合资时的出资方式是否存在问题?与鲜安株式会社的合资经营合同是否有效?

３．兴发科工贸公司将实力公司的土地使用权及厂房转让给立志实业公司的行为是否合法?

４．立志实业公司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

联营是指两个以上的企业之间或企业、事业单位之间的横向经济合作关系的一种法律形式。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联营有三种形式：

一是法人型联营，又称紧密型联营，其特点是两个以上企事业单位共同出资创办的联营体是一个新法人，所需要具备的条件和一般企业法人的条件相同。

二是合伙型联营，又称半紧密型联营，其特点是各方共同出资创办的联案例背景 联营是指两个以上的企业之间或企业、事业之间的横向经济合营体是一个不具备法人条件的新企业，从法律性质上看是联营各方组成的一个合伙企业，由联营各方按照出资比例或协议的约定，以各自所有的或者经营管理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协议的约定负连带责任的，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例中的联营体尽管合同中提及的是紧密型联合体，但就其性质来看并不具备法人资格，因此实际上属此种类型。

三是合同型联营，又称协作型联营或松散型联营。其特点是联营各方按照合同的约定各自独立经营，它的权利义务关系由合同约定。

２．利用外资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一项重要内容，可以弥补我国建设资金不足，调整改善产业结构，是开拓国际市场的有效途径。目前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可分为：

（１）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又叫股权式合营企业。它是依据中国法律在中国境内取得了中国法人地位的，由中外合资者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共担风险的有限责任公司。本案例中的三星食品有限公司即是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２）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即契约式企业。它是依照中国法律由中外双方在中国境内建立的、以合同为基础的经济联合体或经济实体。

（３）外资企业。它是依据中国法律在中国

境内建立的、全部资本由外国投资者投资的企业。

四、分析要点

１．筑垒工程公司在与兴发公司和实力公司签订联营协议时，双方的权利义务约定不明，董事会的人选人数也未予以明确。作为紧密型联合体，应是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应有自己的名称，而该联合体不但没有自己的名称，甚至连字号都没有。这种条款不完备的协议，为后来争议的出现埋下隐患。

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规定，组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各方的出资方式有：外方可以用现金、实物、工业产权等方式出资；中方可以用现金、实物、工业产权和场地使用权等方式出资，但中外双方无

论以什么方式出资，都必须是投资者自己所有的现金，自己所有的且不设立任何担保物权的实物、工业产权、专有技术、场地使用权：

本案例中筑垒公司在未取得土地使用权，也未明确厂房、场地的有偿使用条款的情况下，单方面与日方合资对此应承担法律责任。同时兴发公司和实力公司在明知筑垒公司已利用其厂房、场地投入大量资金，以筑垒公司的名义组建合资企业的情况下予以默认，也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３．凡是民事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即是合同，合同有效成立后，双方当事人必须依约履行。本案例中的联营协议虽不完善，却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当事人有法律约束力；而兴发公司单方终止协议，将场地、厂房转让给立志公司，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属违约行为。

４．作为合资经营的中外投资者来说，在确定合资之前一定要对合营方的资信情况加以了解，切莫投资心切求“资”若渴，要做到有的放矢。

第三篇：判断一份购房合同是否有效

判断一份购房合同是否有效，要依据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只要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之下签订合同，不管是否经过公证，合同都会有效，并且受到法律的保护。在这里，我们所说的符合法律规定包括：签订合同的主体合法、签订合同的内容合法、签订合同的形式合法以及签订合同后履行相应的法定手续。

一份合法有效的购房合同首先要求签订合同的双方符合法律规定。购房合同中的销售方应该是房地产项目的开发企业，而不是其他组织或个人。在实践中，有许多房地产项目的销售方是中介公司或其他组织（如：××村等），他们的这种销售行为违反我国房地产法的有关规定，购房者与其签订的购房合同肯定是无效的。房地产开发商只有经过政府主管部门严格审查，满足相关条件，才有可能获得《销售许可证》，也才可能进行商品房的销售与购房者签订购房合同。在此前提下签订的购房合同中，应当对房地产开发商的销售行为合法性予以阐述，并且对合同中其他内容条款也要依法约定（比如质量保修条款等）。

所谓公证指国家公证机关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证明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文书和事实的真实性、合法性。在商品房买卖过程中，对于合同的公证，我们采取的是自愿原则，也就是说，买卖双方可以对所签的合同进行公证，也可以不公证，不管公证与否都不影响合同的效力。现在，在购房人当中，流行着这样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只要经过公证的购房合同就肯定是有效的，其实不然。在实践中，就有许多经过公证的购房合同被认定为无效合同。

第四篇：传真合同是否有效4

传真合同是否有效？

传真合同是指：甲、乙双方并未订立正式书面合同，而是采取先由甲方在合同上盖章后传真到乙方，乙方盖章后再传回甲方的形式订立的合同。如果产生争议一方需要向法院提起诉讼，举证材料中只有对方签章的合同传真件，没有双方签章的正式合同，如何办呢？以传真方式签订的合同是否有效呢？

根据《合同法》规定，签订合同可以用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来订立合同。因此，从理论上，传真合同是有效的，但传真件、复印件因为很容易造假，如果一方否认以传真方式签订的合同的真实性，对方应当对此负有举证责任。在实务中，以传真形式订立的合同时证据收集与提供有一定的困难，有关部门在认定时也多有分歧，合法利益难以得到维护。

律师提示：签订传真合同时，尽量通过信函邮寄合同给对方并分别签署非传真的书面合同；同时，收集、保留其他能够证明双方以传真方式签订了合同的证据，如有关信函、电话录音、电子邮件、有关的凭证(如电话的记录单)等。紧急情况下以传真方式签订合同，在紧争情形消失后，当事人应及时就传真内容补签书面的确认书，或直接在原传真件上重新签名盖章，变传真件为真正的原件。

第五篇：无效合同是否有诉讼时效

无效合同是否有诉讼时效

一、无效合同的定义

所谓无效合同，是相对于有效合同而言的，它是指合同虽然已经成立，但因其在内容和形式上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应确认为无效。①无效合同属绝对无效，自始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我国《合同法》中关于无效合同的规定体现在第52、56、57、58、59条当中，但其中没有涉及诉讼时效的规定。因此，无效合同是否涉及诉讼时效就成为大家争辩不休的问题，笔者也试对此谈谈自己一点肤浅的认识，意在抛砖引玉。

二、无效合同诉讼时效的两种观点

很多民法学者认为无效合同不受诉讼时效。例如江平、王利明、崔建远等。其中，学者崔建远曾在《人民法院报》撰文对合同无效与诉讼时效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他认为合同无效不受诉讼时效限制，返还财产的时效的起算点就是判决、裁决生效之日，返还财产的义务就成立，从次日起诉讼时效就开始起算。据作者讲，其观点也被最高法院的判决采纳。事实上最高法院关于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问题也的确是采取否定说。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所主编的《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2002年第一期关于深圳安益投资有限公司与深圳机场综合开发公司合作建房合同纠纷上诉一案中，法官认为“我国现行法律对合同无效提起诉讼并没有时间限制，合同未经法院判决确认为无效时，当事人往往遵守„合同‟，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只有合同被确认为无效后，才发生返还财产及赔偿损失问题。故即使事隔多年，当事 1

人就确认合同无效问题起诉，法院也应当受理并对合同效力问题进行确认，这里不存在时效问题。”另外，最高人民法院（2005）民一终字第26号民事判决书也写道 “关于合同无效的请求是否适用诉讼时效问题。本院认为，确认合同无效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实质是国家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当事人之间民事行为进行干预。单纯的时间经过不能改变无效合同的违法性。当事人确认合同的无效的请求，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

但是，也有法官表示反对的，如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宋晓明法官认为，一般而言，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应当自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次日起算，而不应从合同被确认无效之日起算。如认定从合同被确认无效之日起算诉讼时效，则因权利人怠于行使权利或以合同无效为由得以在无限的期间内随时要求合同对方实施给付行为，必将使其间的民事关系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有碍于社会流转的客观需求和民事秩序的稳定，有悖于民事诉讼时效制度的本旨。

三、分析

《合同法》中关于无效合同的规定，实为两个部分：一为无效合同的确认，第五十二条中明确规定以下情形合同无效：(1)一方以欺诈、胁近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二为无效合同确认后相关事宜的处理，包括请求返还财物、赔偿损失、财物收归国家及返还集体或第三人。当事人要想通过确认无效合同进行救济，首先必须诉

请对合同进行无效确认，然后才能请求返还财产和赔偿损失的救济。因此，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问题体现在无效合同的确认是否受诉讼时效限制、如何确定诉讼时效以及合同被确认无效后所产生的请求权三个方面。

实践中，对于确认合同无效，在提起方式上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进行诉讼或申请，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另一种是在审理或仲裁过程中，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主动审查合同效力，认为合同符合《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有关无效情形，确认合同无效。

对于无效合同的确认是否受诉讼时效的约束，目前在理论界和务实派之间存在不同的观点。

理论界普遍认为，无效合同因其具有违法性，对无效合同实行国家干预原则，法院和仲裁机构均应主动审查并确认合同无效，而不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这种观点为之“否定说”。而务实派则对无效合同的确认受诉讼时效限制持肯定态度，这种“肯定说”观点认为，无效合同具有违法性，合同当事人对于其行为的违法性应当知晓。《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根据该条规定，确认合同无效也同样具有诉讼时效。因此，确认合同无效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②

理论界的“否定说”，只是以无效合同具有违法性这一点来确定其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明显脱离实际，也与法律规定不符。对于“肯定说”，虽然法律未作具体规定，但有相应法律根据，也符合诉讼时

效制度的立法原则，因此，笔者作为一名司法实践者，同样认同“肯定说”，无效合同的确认应当受到诉讼时效的约束。

四、笔者认为：

（一）无效合同的确认受诉讼时效限制有法律依据。

对于合同的诉讼时效问题，在我国的《合同法》中没有规定，但仍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原因很简单，《合同法》仅是民法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我国的《民法通则》在目前尚无完整“民法典”的情况下，充当了总则的角色。因此，《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合同法》应当遵循。

纵观《民法通则》第七章和有关诉讼时效的法律法规，对于不受诉讼时效限制的情形，只有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0条“未授权给公民、法人经营、管理的国家财产受到侵害的，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有明确规定，而这则司法解释仅适用于未授权给公民、法人经营、管理的国家财产，除此之外，再无不受诉讼时效限制的其他情形，既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无效合同的确认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当然也不能凌驾与此之上。因此，无效合同的确认应当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而主张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既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没有法律依据。

(二)从无效合同的违法程度来看，也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法律规定的违法行为，从侵犯客体来讲，包括刑事违法行为即犯罪行为、行政违法行为和民事违法行为，一般认为，这三种违法行为

中，犯罪是应受刑罚处罚的严重违法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性最大，比其他两种违法程度要严重得多。我国《刑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一)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二)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经过十年;(三)法定最高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十五年;(四)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二十年。如果二十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据此规定，国家对于最严重的违法行为进行干预和处罚，都有追诉期限限制，超过此期限，除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认为必须追诉的以外，其余犯罪行为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也就是说，该犯罪行为应当给予的刑事处罚得到免除。《行政处罚法》第29条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然而，无效合同之所以无效，正是由于合同本身存在违法性，但属于民事违法范畴，其违法的严重性远远小于刑事违法，国家对最严重的刑事违法行为都规定了追诉时效，超过追诉时效则放弃对其责任追究，对于违法性较轻的民事违法行为也就无需无限期进行干预和追究责任。如果认为无效合同的确认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那么就产生一个问题，行政违法行为经过二年、罪当死刑的犯罪行为经过二十年就不再受法律的追诉，只对无效合同的确认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永远都要接受法律的处罚，显然违反了法律体系理论中的统一性和协调性原理。因此，对于无效合同违法性的干预，应当受诉讼时效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