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司法部——法治社会的法律总管
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设有司法部，作为政府组成部分，统管司法、法律事务，惟独英国情况特殊，有个司法大臣（或称法律大臣）办公室行使司法部职能，司法部——法治社会的法律总管。这个司法大臣同时还是上议院议长、英联邦首席大法官。各国司法部的职能因国情不同而有所不同，通常可以英美法与大陆法传统分类为视角进行分析。英美法国家常以美国司法部为典型。美国司法部是国家法律事务的总机关，也是最高检察机关、最高执法机关。司法部长同时是总检察长，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都隶属于司法部长。也就是，除法院审判权外，其他司法权如检察权、侦查权、执行权以及法律事务管理权都由这个部门行使。加拿大、澳大利亚司法部与美国类似。这就是所谓大司法模式。大陆法国家以法国、德国司法部为典型。在职能上，与英美法国家特别是美国司法部相比，并不逊色多少。主要差别是司法部长不是总检察长。司法部不是最高检察机关；侦查权由政府其他部门，如内政部行使，司法部不是最高执法机关。但其实这是表面的、相对的。在这两个国家，检察机关虽然与司法部分立而设，但检察长是由司法部长提名任命的，要向司法部汇报工作。对重大敏感案件，司法部长有权过问。由于实行检察一体化原则，可以想象司法部长实际上可通过检察长指导、影响案件侦查权的运作。可见，两大法系国家司法部职能作用有所不同，但彼此差别不是很大，不少人想当然地认为美国司法部是大司法，法德司法部是小司法，这是不准确的，它们的共同之处远远多于特别之点。有的大陆法国家如摩洛哥，虽深受法国影响，但它的司法部在职能上与美国司法部基本相同。俄罗斯、东欧国家近年来掀起司法改革的浪潮，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建立健全司法部。以俄罗斯为例，从职能看，它的司法部与美、法、德的明显不同主要在于检察权、侦查权的配置上。司法部没有检察权，也没有侦查权，这点不同于美国；司法部对检察官没有提名任命、工作指导关系，这点不同于法、德，但司法行政以及各类法律事务由司法部统管，调查报告《司法部——法治社会的法律总管》。这方面与两大法系国家亦无二致。俄罗斯、东欧国家检察机关传统上是独立的，目前司法部不能干预检察权，实际上是尊重传统的结果。说到这里，不妨对各国司法部的共同的表面特征作两点归纳：一是地位显要。美国司法部是国家机构中最庞大的机构，列在国务院、国防部之后，法、德司法部虽没有美国司法部庞大，但地位也很显要，列于外交、国防、内务之后，个别国家如摩洛哥司法部则属于内阁首位。总的看，大多数国家除了内阁，基本上是一外交、二国防、三司法（或四司法，主要是那些设内政部的国家）。二是职权宽泛又庞杂。大凡司法、法律事务，都在司法部视野里。宽泛得几乎无所不包，庞杂的难以准确分类，简言之，司法部的工作范围跨跃或涵盖立法、司法、行政三大领域，是一个综合性的法制工作部门。为什么司法部如此位高权重呢？在我看来，至少有三方面的成因值得注意。这实际上涉及司法部存在的价值和作用问题。第一，这是实行法治的客观要求。实行法治就是依法治国，也就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都要在现实的法制轨道上运行。不论是国务院活动，还是日常生活，方方面面都处于法律调控、规范之中。在某种程度上讲，法治国家的社会生活其实就是法律生活。这样就出现了大量的法律事务。老百姓有法律事务，企业有法律事务，社会有法律事务，政府有法律事务。这就需要国家有个权威部门来统管。这个权威部门就是司法部。第二，这是维护司法公正的实际需要。司法公正的核心在于法院审判公正，在维护司法公正问题上，司法部功不可没。司法部虽然位高权重，但位高高不过法院，权重重不过审判权。很多国家的司法部对与司法活动有关的侦查权、检察权、执行权或直接掌控或间接指导，惟独对审判权不敢越雷池一步。这实际上突出了对审判权的高度尊重。为了让法院排除事务性干扰，专心致志地搞好审判工作，大多数国家包括大陆法国家和很多英美法国家都由司法部负责管理各类司法行政事务。如果说法院是法律王国的国王，那么司法部就像一个大管家，把审判业务以外的事都管了起来，而且要管好。法官们不必为办公大楼、经费开支、人事调整、裁判执行等一大堆琐事操心，他们只在如何适用法律公正判断问题上下功夫就行了，这样才能实现法官“只服从法律”，法官“没有上级”，干净、公平地断案就行了。司法部在维护司法公正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第三，这是分权制约原理的具体运用。司法权特别是法院审判权在法治国家是神圣的，只能由法院集中统一行使，具有终极性。行政权是不能对抗或干预司法权的，相反要受到司法权的监督制约。这是防止“行政专横”的一条重要措施。但权力制约是双向的，不能光讲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还要讲行政权对司法权的制约。这样有利于防止“司法专横”。司法部管理法院的司法行政事务。其实就体现着行政权对司法权的制约。这是分权制原理在司法与行政交叉地带的具体运用，可以说这是一种有效而巧妙的制度设计。
第二篇：司法部2021年法治政府建设报告全文
司法部2021年法治政府建设报告全文
2021年，司法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法治政府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法治政府建设高质量发展。
一、加强党对法治政府建设的领导，确保法治政府建设正确方向
司法部党组坚持和加强党对法治政府建设的领导，党组书记、部长唐一军同志切实履行法治政府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积极推动将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法治政府建设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部党组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唐一军同志多次主持召开部党组会、部务会、部长专题会等，及时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政府建设重要指示批示、重要讲话精神，深入研究部署贯彻落实举措。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编写《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围绕“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主题，会同有关部门在全国组织开展“宪法宣传周”主题宣传活动。将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重要内容。
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重点任务部署。为不断把法治政府建设向纵深推进，按照中央要求，完成《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起草工作。《纲要》印发实施，为“十四五”时期全面建设法治政府确立了路线图和施工图。及时制定印发司法部《贯彻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重要举措实施方案》。
不断强化法治政府建设推进机制。一是开展法治政府建设督察工作，会同24家中央国家机关组成8个督察组，对北京、天津、吉林等8省（区、市）开展实地督察，切实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取得实效。二是开展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活动，组织启动第二批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初审推荐工作，各省（区、市）共推荐综合候选地区87个、单项候选项目149个。目前，正在抓紧推进实地评估和人民满意度测评工作。
二、完善政府机构职能体系，稳步提升政府依法履职能力
一年来，司法部稳步推进依法履行政府职能相关工作，努力推动把更多行政活动纳入法治化轨道。
编制部门权责清单。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工作部署，在司法部“三定”规定基础上，编制形成《司法部权责清单（征求意见稿）》，着力推进司法部职能优化协同高效。
加强党政机关法律顾问和公职律师工作。推动出台《关于切实加强党政机关法律顾问工作充分发挥党政机关法律顾问作用的意见》《关于加快推进公职律师工作的意见》，全国公职律师队伍达到7万人，在依法行政中的作用更加明显。
加强合法性审核工作。印发《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机制落实情况专项监督行动情况的通报》，强化问题反馈、整改。启动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工作指导性案例征集工作。
持续推进“减证便民”。深入指导、推动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的指导意见》。持续运行“群众批评——证明事项清理投诉监督平台”，2021年共收到涉及证明事项投诉126件，督促办结96件。
三、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不断完善依法行政制度体系
一年来，司法部共完成法律、行政法规起草审查项目62件，包括法律类项目24件，行政法规类项目38件。
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围绕服务保障民生，完成社会救助法草案、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修订草案等审查工作；围绕保障实现共同富裕，完成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草案等审查工作；围绕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完成反垄断法修正草案等审查工作；围绕持续推进生态文明法治建设，完成黄河保护法草案、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草案等审查工作；围绕推进政府治理规范化法治化，完成突发事件应对管理法草案等审查工作；围绕加快完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完成有关法律审查工作，并完成17件国际条约审核。
及时开展一揽子修法、法律法规调整适用等工作。围绕强化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法治保障，先后完成9件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地区、海南自由贸易港调整适用法律法规的决定草案审查工作。围绕“证照分离”改革，报国务院同意后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修改8部法律，推进相关行政法规修改和废止工作。
加强法规规章备案审查工作。坚持“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对各地区、各部门报送国务院备案的1939件法规规章，依法逐件进行审查，39件暂缓备案登记，存在问题的均按照法定程序和权限作出处理。建成备案法规规章数据库，扎实推进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
四、坚持系统观念、标本兼治，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一年来，司法部深入推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加强执法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着力提升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水平。
加快行政执法监督工作体系建设。组织开展省市县乡四级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工作体系建设试点。起草《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通知》。根据国务院工作部署，组织开展涉及行政处罚内容以及不合理罚款规定的专项清理。
提升行政执法规范化水平。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出版《全国行政执法典型案例（第一辑）》。开展行政执法人员培训标准化体系建设试点工作。督促指导各地区各部门推进全国行政执法证件标准样式统一。落实《综合行政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管理办法》，推动有关地方和部门做好服装配发工作。
五、坚持依法化解矛盾纠纷，扎实推进行政复议、应诉工作
一年来，司法部办结国务院行政复议案件6046件，指导监督各级复议机构办结行政复议案件25.4万件，指导各级行政应诉机关办理一审行政案件28.3万件。
积极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动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指导各级复议机构审结相关行政处罚、行政许可案件9.7万件，平均纠错率达11.2%，为中小微企业挽回直接经济损失约1.3亿元。坚决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审理土地类行政复议案件2.3万件。
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聚焦重点民生领域十类争议，在各级复议机构部署开展“复议为民促和谐”专项行动，共排查出涉及群众切身利益、长期未得到解决的行政争议案件6.64万件，实质性化解5.39万件。
从源头推动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指导各级复议机构发挥监督作用，全年作出撤销、变更、确认违法和责令履行决定等纠错决定2.9万件，占已审结立案案件的13.5%。注重一揽子解决案件中反映出的执法共性问题，全年共下发行政复议意见书3911份，督促落实3468份。
深入推进行政复议体制改革。会同中央编办指导各地落实《行政复议体制改革方案》，出台配套制度，23个省（区、市）已全面完成改革，实现各级政府“一口对外”受理复议案件。2021年，复议案件数量比改革前增长了22.3%，行政复议作为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效果初步显现。
六、突出法治为民理念，提供优质高效公共法律服务
一年来，司法部紧紧围绕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法律服务需求，着力推动公共法律服务提质增效。
加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印发《全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21-2025年）》，强化顶层设计。截至2021年年底，已建成省、地（市）、县（区）、乡（镇）、村五级公共法律服务实体57万个。与有关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公共法律服务专业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开展“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活动，为乡村群众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公共法律服务。
推动构建大调解工作格局。与有关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工作的意见》。推进人民调解规范化建设。加强“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港以及各地自贸区商事调解工作。2021年，全国共排查矛盾纠纷507万次，调解矛盾纠纷874万件。
深化律师服务工作。深化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全国共有2594个县（市、区）开展了试点工作，北京等24个省（区、市）实现县级行政区域试点工作全覆盖。与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印发《关于为死刑复核案件被告人依法提供法律援助的规定》，切实保障被告人诉讼权利。深入开展“万所联万会”活动，开展法律服务活动超过10万场次。持续开展“援藏律师服务团”活动。
加大法律援助力度。推动各地依法设立法律援助机构，履行法定职责。深入开展“法援惠民生助力农民工”和“尊法守法携手筑梦”服务农民工公益法律服务活动，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与有关部门联合印发《法律援助志愿者管理办法》《关于加强退役军人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等。2021年，全国法律援助机构共组织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近150万件，受援人166万余人，提供法律咨询近1889万人次。
完善公证、司法鉴定、仲裁体制机制建设。印发《关于深化公证体制机制改革促进公证事业健康发展的意见》。制定《司法鉴定机构诚信等级评估办法（试行）》《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退出管理办法（试行）》，加强对司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监督管理。推进仲裁委员会内部治理机制综合改革试点工作，支持仲裁机构设立专业仲裁工作平台，制定专业仲裁规则，促进仲裁专业化发展。
扎实推进普法和基层依法治理。扎实开展民法典学习宣传，会同有关部门印发《“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主题宣传方案》。与中央宣传部联合召开第九次全国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会议，全面启动实施“八五”普法规划。深入开展“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创建活动，命名第八批“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与有关部门联合印发《乡村“法律明白人”培养工作规范（试行）》《培育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实施方案》等。
充分发挥司法所职能作用。印发《全国司法所工作规范》，强化司法所推进基层法治建设职责。各地司法所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法律咨询和基层普法依法治理等工作，全年共参与调解各类矛盾纠纷460余万件，解答群众法律咨询600余万人次，开展法治宣传135万次，为基层党委政府提供重大决策法律意见建议26万余条，协助制定规范性文件5万余件。
组织实施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考试组织实施工作，2021年共有71.8万人报名客观题考试。完成2020年考试成绩合格人员法律职业资格审核认定工作，共授予16.2万余人法律职业资格。制定出台新一轮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放宽政策（2021-2025年），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扶持力度。
七、强化行政权力制约监督，促进行政权力规范透明运行
一年来，司法部坚持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不断完善行政权力运行制约监督机制，着力增强各项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
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依法办理依申请公开答复424件，提交复议答复意见24份，提供诉讼答辩有关证据材料82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服务质量和效率进一步提升。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平台建设，实现行政法规库和司法部现行有效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在部官网集中统一对外公开。
做好人大议案、建议和政协提案办理工作。认真做好人大议案、建议和政协提案的分办、催办、汇总、反馈、总结等工作，157件人大议案、399件建议提案全部按时办复。
加大公众参与监督执法力度。在中国法律服务网APP客户端开设“行政执法监督批评建议”专栏，对收到的有关批评建议进行转办、实地督办。2021年，共收到批评建议489件，已办结463件，正在处理26件。
八、强化科技信息保障，推进数字法治政府建设
一年来，司法部注重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科技手段促进依法行政，大力提升法治政府建设数字化水平。
提升行政执法数字化水平。加快推进全国行政执法综合管理监督信息系统建设，实现与各省（区、市）互联互通。采取“一省一策”工作模式，有针对性地推动数据汇聚，加强行政执法信息数据治理。
强化数字化监管、服务能力。建成司法部大数据监测分析平台，汇聚业务数据29亿条，对外提供18项涉及律师、公证等领域信息资源共享服务，累计被调用358万次。完善司法鉴定管理信息系统，加快推动鉴定意见书在线赋码和电子证照普遍运用。实现法律职业资格认定事项“跨省通办”“一网通办”。建成中国律师身份核验平台和全国律师诚信信息公示平台。
2021年，司法部在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上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比如：推动各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行政复议体制改革成果还有待进一步巩固；公共法律服务还需更普惠均等、优质高效。这些都需要在下一步工作中改进提高。
2022年，司法部将主动作为、开拓创新，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加快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贯彻落实，持续开展法治政府建设责任督察和示范创建活动，认真做好行政立法、行政复议与应诉、行政执法监督、普法与依法治理、公共法律服务等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第三篇：司法部2005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
司法部2005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
部级科研项目课题指南
一、重点项目研究课题
1、法治与和谐社会秩序的建构
2、司法技术与司法公正
3、和谐社会与中国宪法制度完善
4、司法鉴定工作管理体制研究
5、综合行政执法体制研究
6、行政规划法律制度研究
7、罪犯改造理论研究
8、社区矫正在我国的实践及理论研究
9、死刑实体法限制研究
10、量刑标准的理论与实践
11、刑事诉讼法修改中我国刑事辩护制度之改革
12、调解立法研究
13、检察机关法律监督问题研究
14、中国民事诉讼法治的探索与制定
15、新类型合同研究
16、防止知识产权滥用机制研究
17、劳动争议处理法律制度研究
18、国际反腐败公约与国内法协调问题研究
19、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法律制度研究
20、经济欠发达民族自治地方公共卫生法律问题研究二、一般项目研究课题
21、公共利益的界定与法律规制研究
22、建设节约型社会法律问题研究
23、西部区域特征与法制统一研究
24、司法推理与法官思维研究
25、法律视野下的奥运会
26、市场经济与完善我国公民基本权利体系研究
27、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的法律解决机制研究
28、宪法解释制度研究
29、律师收费问题研究
30、公益行政诉讼问题研究
31、信访制度法律问题研究
32、食品安全监管法律问题研究
33、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与法学教育改革研究
34、国资监管法规体系研究
35、行政收费制度研究
36、法治之下警察行政权的合理构建
37、信息时代监狱管理模式创新研究
38、监狱按戒备等级分类管理制度研究
39、保释制度研究
40、刑事被害人学研究
41、公害犯罪的惩治和刑法理论的创新
42、突发性聚众暴力犯罪的预防与控制
43、金融反恐的形势分析及对策研究
44、外逃贪官的引渡问题研究
45、死刑复核问题研究
46、流动人员犯罪控制与权益保护
47、法律援助体制改革研究
48、刑事侦查权的司法控制研究
49、我国刑事一审程序的改革与完善
50、律师执业权利保障研究
51、刑事证据理论基础研究
52、我国职务犯罪侦查体制改革问题研究
53、新时期经济犯罪综合防控机制的建立
54、诉讼价值冲突的平衡选择
55、公证与登记制度改革研究
56、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的法律应用研究
57、航班延误立法的国际比较
58、医疗危险行为的法律救济研究
59、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性质与法律保护
60、遗传资源保护、利用、开发与共享的法律应用研究
61、促进就业立法研究
62、行业协会自律的竞争法规制研究
63、中国转型期经济法与社会法关系研究
64、中国金融衍生业务风险管理的法律规制研究
65、我国彩票立法及彩票业监管体制研究
66、特许经营的法律问题研究
67、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土地权益的法律保障问题研究
68、工会法律制度研究
69、中国涉外民事诉讼程序法问题研究
70、国际劳工标准比较研究
71、自由贸易协定研究
72、国家在反恐中的国际法责任
73、中国绿色贸易壁垒法律制度研究
74、外层空间活动的国际法与国内法比较研究
75、“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与我国环境法的完善
76、自然保护区立法研究
77、电子废物立法研究
78、包装立法研究
79、“例”在中国封建法制中的地位与演变
80、现代化进程中人口较少民族经济与社会发展法律研究
第四篇：提升全民法律素质提高社会法治水平
提升全民法律素质 提高社会法治水平
---土溪镇龙台村普法依法治理先进发言材料 龙台村位于土溪镇以南12公里，距离凤冈县县城约29公里，是一个交通便利、民风淳朴、生态环境良好、人文底蕴丰厚的山村。全村总面积35.2平方公里，辖10个大组，41个村民小组，全村总人口7031人，其中党员130人。村内有企业厂矿4家，有村小普法学校一所，普法对象5322人，普法宣传员59人。
五年来，我村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深入开展普法工作，在普法过程中，我村支两委在上级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相关业务部门的支持下，在全体普法人的共同努力下，克服重重困难，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主线，始终坚持以宪法为重点的法律法规宣传、以党员干部为龙头的重点对象学法用法，始终坚持统一部署、齐抓共管、学用结合、普治并举，规模空前，声势浩大，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全村有数千人次先后接受了普法教育，开展了依法治理。在全村初步形成了学法、用法、守法、护法的良好氛围，在村民中逐步形成了依法维权、依法行使权利、依法履行义务的良好风尚，为推进依法治理进程，推动龙台又好又快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治基础。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普法工作实现跨越发展 从2006年至2010年普法工作开展中，经历了由弱至强，由浅入深，从增进法律意识到法律素质的提高，从单纯普法到普治结合，从政策化到法治化的提升历程。
（一）从增进法律意识到提高全民法律素质。2006年间，在一切有接受教育能力的村民中，进行普及法律常识及法律法规的学习教育，及时填补了村民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的空白。随着普法工作的不断深入，法制宣传教育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步由提高村民法律意识转变为提高村民法律素质，增强了村民运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的能力，全社会的法治精神得到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得以牢固树立。
（二）从单纯普法到普治结合。早期的普法强调学习法律法规，在普及法律常识中，为推进依法治理打好基础。从2007年开始，普法工作开始加强对法律知识的实践应用，逐渐突出学用结合、普治并举，注重把自身融入依法治理的各个环节，努力渗透其中。
（三）从政策引导到法治推进。从2008年开始，我们不断在实践中摸索总结，制定了一系列指导普法工作的重要机制，把多年来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以制度的形式规范起来。
使普法工作有法可依，法制宣传教育由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实施转化为依靠法治手段推进，实现了工作的规范化、法治化。
（四）从单一的普法主体到日益健全的运行机制。早期的普法工作由司法所和相关部门负责，随着时代的发展，普法单靠一个部门唱“独角戏”，已远远达不到“质”和“量”的要求。2009年以来，伴随我村普法领导小组的成立、工作机制相继建立，逐步建立起覆盖全村、自然组、村民小组的三级普治工作网络，形成了全民广泛参与的工作格局。
突出重点，服务大局，普法工作呈现自身亮点 5年来，我村的普法工作在严格按照上级统一部署有序开展的基础上，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抓住难点，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拘一格、百花齐放，努力呈现出亮点和特色。
（一）着眼于提高全民法律素质，突出重点法制宣传教育。普法工作只有抓住重点，不断增强针对性，促进村民法律素质的全面提高，才能加快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多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以提高全民法律素质为出发点，以党员干部、青少年、刑满释放人员、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农民和进城务工人员等为重点对象，针对各类人群的不同特点，开展了不同形式的普法活动，切实推进了村民依法维权、依法律己。
特别是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和党员干部学法用法作为我村的亮点工作，重点建立健全了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青少年法制教育网络；建立健全了党员干部学法用法各项制度，引导、督促领导干部切实学法用法，依法办事，不断提高依法管理各项事务的能力和水平。
（二）着眼于。、护基层和谐稳定，扎实推进“法律六进”活动。普法工作只有深入基层，切实维护稳定，才能真正发挥自身的职能作用，全力推进和谐社会构建。多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以维护基层和谐稳定为出发点，以关注民生，普及热点、难点、重点法律知识为重要内容，广泛开展基层普法依法治理。在大力推广“送法下乡”经验的基础上，“五五”普法以来，围绕“学法律、讲权利、讲义务、讲责任”主题，以法律“进乡村”、“进社区”为重点，“法律六进”工作在乡村、社区、学校、企业、机关、单位全面铺开。全市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法制宣传教育，不断提高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水平，全面推行依法建制，切实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大力开展各种法治建设创建活动，共有24个村荣获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称号，463个村和177个社区分别荣获市级“民主法治村”和“民主法治社区”称号。“法律进社区”和“法律进工地”工作取得先进经验，在全国推广介绍。
（三）着眼于服务阶段性中心工作，大力加强专项主题宣传。普法工作只有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才能切实保障和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24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以服务大局为出发点，围绕党和政府各个时期的中心和重点工作，结合我市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大力开展了“严打”整治斗争、规范和整顿市场经济秩序、防治“非典”、应对突发事件等一系列有广度、有深度的专项主题法制宣传，积极组织了“12·4”法制宣传日、“6·5”世界环境日、“6·26”国际禁毒日等主题宣传日活动，集中性专题宣传不断取得新的突破。特别是近期围绕“保增长、渡难关、上水平”目标，及时开展“迎奥运，交通安全普法宣传治理年”、“奥运法制宣传万里行”、“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村级组织和居委会换届选举”及“企业应对金融危机”等法制宣传专项活动，将宣传与治理相结合，以法治实践促进和检验普法，增强了普法的实际效果，受到群众广泛欢迎。其中“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宣传覆盖率达到96.5%，群众满意率达98.9%，“村级组织和居委会换届选举”法制宣传将矛盾纠纷化解于萌芽，为基层组织换届的顺利完成提供了有力保障。
（四）着眼于营造浓厚社会氛围，积极夯实阵地建设基础。普法工作只有努力营造出浓厚的法治氛围，才能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支持。24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以提升法制宣传的舆论引导力、社会影响力为出发点，充分发挥传统媒
体在法制宣传教育中的优势，市级和区县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等新闻媒体纷纷开辟专栏和专题，涌现出《天津日报》“法治在线”专版、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法制纵横”专题节目等一大批深受社会欢迎的普法品牌栏目，全市开办法制栏目74个。同时不断适应现代社会的特点和需要，及时采用新的宣传手段，开辟新的宣传阵地，努力实现法制宣传与新型传播渠道的有机结合。市司法局建立了司法行政网，部分区县开办了专门普法网站，市级重点门户网站和各地区、委办局有关网站纷纷开设了法制栏目；手机短信、广场和社区电子屏、地铁和公交车显示屏广泛发布法制动漫、公益广告；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系统《法治时空》板块面向全市3800多个行政村播放法制节目，已成为对广大村民开展普法的有效载体和阵地，对增强法制宣传的针对性、实效性发挥了积极作用。
（五）着眼于满足人民群众新需求，全力培育优良法治文化。普法工作只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新需求、新期待，才能赢得广大群众的喜爱和参与，真正深入人心。多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以为人民群众提供新的普法“大餐”为出发点，尝试法律传播与法治文化建设相结合，将法制宣传渗透到了文艺、雕塑等艺术作品及基层文化建设中，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引领，大力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品牌建设。精心编排形式丰富多彩、群众喜闻乐见的法制文艺节目，大型
法制题材评剧《泃河湾》在我市和河北省巡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法制歌曲大家唱、法制书籍大家读、法制影视大家看、法制故事大家讲”的“四个大家”活动，吸引了城镇居民的热情参与。“福娃说法”法制动漫经多种途径在全市播放，受到了市民的热切关注。近年又建立了以宣传法律为特色的社区广场和公园，设置了法制橱窗和普法长廊等一批新型法治文化设施，并把法制文艺、法律咨询等活动融入到春节庙会、假日游园、消暑纳凉晚会中。基本做到了农村、社区有橱窗，城市有广场，公园有雕塑，青年宫有讲座，法制宣传深入到各个领域，渗透到各个角落，形成了我市独特的法治文化景观。
（六）着眼于顺应时代发展变化，全面深化调查研究。普法工作只有根据时代的新变化、新要求，不断创新发展，才能获得旺盛的社会生命力。24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以适应时代发展为出发点，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在与时俱进中创新工作方式，在思想解放中创新工作思路，不断推进普法工作深入开展。及时开展“依法治市工作机制”和“依法治市工作考核指标体系和具体办法”调查研究，为完善依法治市工作制度提供了理论支撑。深入开展天津市法制宣传教育立法调研，为提高立法质量，使法规更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提供了有力保障。广泛开展市民法律素质和有关专项活动问卷调查，为进一步明确人民群众的法律需求提供了现实依据。
2008年，以纪念改革开放30年为契机，从不同侧面对30年来民主法治建设历程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形成了多篇调研成果，为深入推进普法工作提供了理论参考。深入人心，影响广泛，普法工作取得丰硕成果 普法作为一项政府主导，适应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社会系统工程，已走过二十余年。法律，从未像今天这样神圣而庄严，并逐步拉近和每一个村民的距离；法治，从未像今天这样深入人心，成为党和国家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社会事务的重要手段之一。
（一）村民法律素质显著提升。上世纪80年代，“法律”这个词在人们头脑中还比较陌生,“村民权利”更是谈的不多。24年间，润物细无声的法制宣传教育从无到有，由浅入深，实现了从普及法律常识的启蒙教育到提高广大人民群众法律素质的跨越式转变。村民从持续的普法和不断推进的法治实践中懂得了崇尚宪法与法律，懂得了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更懂得了现代村民的社会责任。从以前的“要我学”到现在的“我要学”，从过去的有矛盾纠纷找领导、找组织，到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村民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和监督国家机关依法办事的自觉性不断提高，通过各种渠道和途径依法参与管理经济社会发展事务的意识及能力显著增强。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至2008年，天津市各级法院共
受理各类案件710470件，其中民商事案件便达到417752件，比上一个五年上升了12.89%。束缚国人多年的“无讼以求”的传统思想正逐渐被“公平正义”、“依法维权”的现代法治精神所替代。与此同时，村民积极参与民主法治实践的热情空前高涨。近年来，每一部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出台，总是伴随着全社会的关注和热议。天津市人大常委会自2003年以来向社会公示的16件法规草案均收到了广泛的意见和建议，《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若干规定》两个法规草案更应群众要求召开了听证会，以更好地集中民智、反映民意。通过这一过程，法治精神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弘扬，相关法律法规得以顺利出台并贯彻落实，村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二）法治政府建设成效明显。多年来，我们通过不断深化公务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学法用法，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使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深切体会到，依法决策，依法行政，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村民合法权益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只有不断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增强依法化解各类社会矛盾的能力，才能担负起领导重任，更好地履行职责。在这种理念的引导下，各级领导干部学法用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显著提高，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明显增强，依法管理经济社会事务和解决涉法问题的能力有了新的提升。四大领导班子会
前学法、政府重大决策聘请法律顾问已成为常态，确保了依法科学民主决策，有效防范了法律风险。行政执法体制改革逐渐深化，行政执法行为更加规范。行政执法责任制、错案责任追究制的建立健全，推动了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环境的形成，服务和保障了工作的深入开展。政府职能进一步转变，以依法、透明、高效、廉洁为原则的服务型政府逐步建立。天津市行政许可服务中心、天津政务网的开设，畅通了政府信息公开渠道，使办事程序更加便捷；天津市行政复议中心的成立，为群众咨询和申请行政复议提供了便利条件，畅通了依法预防和解决行政争议的途径。在开展普法依法治理的过程中，政府不断调整管理手段、不断加强自我约束，法律与权力也由此逐渐达到最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平衡点。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发展经济，始终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也是最初始的一条主线。多年来，普法依法治理在服务和保障市场经济快速健康有序发展方面功不可没。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大批与改革、发展、稳定相适应，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使市场经济发展从单纯的依靠行政手段干预驶入了有法可依的时代；行业专项治理的广泛开展，整顿和规范了市场经济秩序，保护了国家经济安全和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营造了平
稳健康的法治环境。与此同时，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进一步增强了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提高了市场主体依法经营、依法管理的能力和水平。企业依法建立健全内部规章制度，设置专职法务人员或聘请律师担任常年法律顾问，有效防范经营风险，保障了生产经营的健康运行。近年来，普法依法治理在保障天津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方面的作用尤为突出。《天津滨海新区条例》的制定实施，实现了滨海新区依法管理，推进了新一轮开发开放；《天津市就业促进条例》的颁布，为缓解当前金融危机造成的就业困难，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结合防范金融风险、促进依法经营开展的专项法制宣传教育，更成为规范企业运行机制、提升企业法治化管理水平的推进器。面对金融危机的严峻形势，我市保持了强劲发展势头，2009年上半年全市生产总值增长16.2%，增速居全国前列。
第五篇：浅论“法治”与“法律权威”
[内容摘要] 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提到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的高度，党的十六大坚持了法治建设的方针路线。笔者认为，进行法治建设就必须对法治，尤其是当代意义上的法治的基本精神有所认识，同时，笔者认为，建设法治就必须树立法律的权威，而法律有权威本身就是对法治建设的保障，因此，本文尝试着从对“法治”和“法律权威”的阐释分析中，找到二者的契合点，对我国的法治建设进行一番理论探索。
[关键词] 法治、法律权威、亚里士多德、通性
法治是法律史上的一个经典概念，蕴涵隽永，然幽昧经年，即便在标榜法治传统的西方亦不曾有过一个公认的定义。一百个法学家恐怕就有对“法治”的一百种解释。法治何以成为法学家乃至普通民众关注的热点，我想，正在于法治不光是现实中法律的实践，更承载着人们对良好有序的社会生活状态的追求，以及对法律应然状态的思考。
另一方面，法治若要成为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首先，它的内在基础——法律规范，必须是有权威的，法律若无权威，等于没有法律，甚至比没有法律更加糟糕，因为那意味着法律的尊严正在遭受践踏和蹂躏。没有人会服从会信任没有威势的法律，则更谈不上法治。因此，当法治观念渐入人心，让我们高扬法治旗帜，将其上升为治国方略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平心静气的想一想：法治究竟是什么？或者说，法治的内核和通性是什么？以及法律何以值得人们普遍服从？法律凭什么是权威的？法律的权威于法治有何意义？通过这些思考，或许有助于准确把握当前我国朝向法治的各种努力的历史与逻辑定位以及所处语境的特殊性，从而使我们的法治理论和实践皆有一个良好的起步。
一.什么是“法治”
“法治”，首先是一个历史概念，或者说，法治应该首先被看作人类的一项历史成就。如同“宪政”、“司法”等法律概念一样，“法治”也有自己的历史渊源，亦即是说，在不同历史阶段，在古今中外，“法治”有其不同层次的内涵表现。
在我国，“法治”一词为汉语所固有，源于春秋时期的儒法之争。在对待用什么理念治理国家时，儒家主张人治，即通过道德礼仪去感化人，国家的治理应由具有高尚道德的圣君、贤人通过德行去实现，而不能通过刑罚。因为那只会败坏人的品行，使之行为更加恶劣。儒家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与之相反，法家把法律看成“尺寸”、“绳墨”、“规矩”，主张用法律（主要指刑罚）来治理国家，让民众畏惧刑罚，从而指引民众的行为而不出格。“无规矩则不成方圆”，法家认为，“圣人之治国，不能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因而，要“不务德而务法”，实行法治。
综观古代中国法律发展的历史，“法治”扮演的是与“人治”相对应的角色，其特点主要表现在：
第一，“法治”的主要品质是国家治理的工具，意即代表神意的天子用法律（刑罚）治理国家，在法律之上的是天子，是人，因此从根本上看亦然是“少数人之治”的人治。
第二，不管是儒家还是法家，不管是“德治”还是“法治”，其根本是要产生并置于统治阶级的意志之下，二者只是服务于天子的工具，而不可能真正做到“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要求。
因此，“法治”在古代中国，其通意是指，以天子为核心的封建贵族阶级用掌握在其手中的法律，谕令等具有强制性的工具去统治国家及臣民，实现少数人意志的一种状态。
现代意义的“法治”之意，起源于西方。追寻法治的源头，应该从亚里士多德说起。在《政治学》里，他说：“若要由法律来统治，即是说要求由神明和理智来统治；若要求由一个人来统治，便不异于引狼入室。”这段话是针对他的老师柏拉图的治国理念提出的反驳。柏拉图认为，除非由哲学家成为国王，人类将永无宁日。他在其代表作《理想国》中力主“贤人政治”，极为蔑视法律的作用，认为不应将许多法律条文强加于“优秀的人”，如果需要什么规则，他们自己会发现的。只是在他的“贤人政治”的理想国方案失败后，他才在自己晚期著作中将法律成为“第二位最好的”，即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亚里士多德反驳道，“人类的情欲如同野兽，虽至圣大贤也会让强烈的情感引入歧途。惟法律拥有理智而免除情欲。”即是说，人治使政治混入了兽性的因素，因为一般人总不能消除兽欲。虽最好的贤人也难免有热忱，这就往往在执政时引起偏见。同时，他还主张，“法律的确不能完备无遗，不能写定一切细节，这些原可留待人们去审议。主张法治的人不想抹杀人们的智虑。他们就认为这种审议与其寄托一人，毋宁交给众人。”
亚里士多德的这些关于“法治”的主张，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特点：
第一，国家的治理应该依托法律而非“贤人”，“人治”应该只是辅助和补充而非主导。他的这一主张，把“法治”和“人治”有机结合了起来，避免了“法律绝对论”和“法律万能论”的出现。
第二，法治之下的人治也该是“众人之治”，不是“多数人之治”，更不是“少数人之治”。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执政的偏见”，同时法律要体现众人的意志，因为“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和理智的体现。”因此，他主张，即便是一个才德最高的人作为统治者的国家中，“一切政务还得以整部法律为依归，只在法律所不能包括而失其权威的问题上才可让个人运用其才智。”与古代中国相对比，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的权威源于众人的意志，并且民众必须服从法律，统治者从大处看是被纳入众人的意志下，在法律的规定范围内对民众发号施令，而古代中国,法律的权威建立在统治者的暴力之上,法的君主是天子,因此前者是从“法”为中心的国家治理，后者是以为中心的“法治”。在这些思想、主张为基础上，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法治论的第一个经典性论述，“法治应当优于人治”，即法治的定义是“众人之治”，进而，他提出，“法治应
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
这两个论述，在法治论上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是法治论的源头。在某种意义上，后人的研究皆脱根于此，而与之背道而弛的，必是对法治的错解。可谓源与流、根与枝的关系。
在对亚里士多德的这段经典发展完善过程中，主要有以下几种对法治内涵的认识：
第一，古罗马时期，西方的法治概念是以罗马法和诺曼法的历史文本为基础的。与其他法律传统形成鲜明对照并饶有趣味的是，罗马人和诺曼人乃是以那些重视操作而非耽于理想的法律实践者的视角和需要出发而走近法治的。在查士丁尼《国法大全》中，体现了对这样一种信念的强烈承诺：由法律而不是由专横的权力来提供私人纠纷解决方案的语境地，“万民……皆受法律和习惯的统治。”这确认了一个重要的政治理念：政治社会应该是一个法律社会。同样，诺曼人的法律制度也表现出对法治原则的喜好。1187年格兰维尔在总结亨利二世的法律变革时，以令状形式界定王室的司法管辖权的同时限制了这种管辖权，使“令状统治”富有法治的意味。70年后，布莱克顿在《论英格兰的法律与习惯》一书中，提出，国王有义务服从法律，因为国王处在上帝和法律之下。不是国王创造法律而是法律造就国王。
第二，欧洲中世纪时期。罗马人和诺曼人，丰富的法律语言和辉煌的司法成就不仅铸入中世纪欧洲教会法和世俗法的辉宏体系，而且被用来继续锻造关于法治的理想、原则和规则。
首先，教会和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尤其是司法管辖权关系的构造和维系必须而且只能诉诸法律的权威。教俗两种权力要想“和平共处”，只能通过对法治的共同承认，承认法律高于它们。
其次，在教会体系内部，教会法学院描述道：“教会是一个法治国，一个以法律为基础的国度”，因为“仁慈的上帝掌管着一个依照法律来统治的世界，赏罚分明。”《萨克森明镜》明示：“上帝自身即是法律，故法律为上帝所钟爱。”据此，人人有权利抵御国王的法官的违法判决。
这一时期的法治观念，对近代的当代资产阶级法治观产生了如下影响：
其一是法律至上。不管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应该置身于法律的统治下。
其二是权力的制衡与分立。虽然这个时候的权力分立与制衡主要是就同一地域内不同的政治实体而非同一政治实体内各部分的关系而言的，但权力由此而分立，并发展出一套分权制衡的法律规则。更为重要的是，分权制衡及其规则有效地将权力的存在和运作置于法律之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世把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分立制衡当做法治的基本要求，甚至等同于法治本身。
第三，近代及当代的主要法治认识。19世纪的英国法学家戴雪通常被子视为近代西方法治理论的奠基人。他以已有的法治经验及体验为根据，第一次比较全面地阐述了法治概念。他指出，“法治”应该有三层含义：
首先，法治意味着，与专横权力的影响相对，人人皆受法律统治而不受任性统治。
其次，法治意味着法律面前的平等，人人皆须平等的服从普通法律和法院的管辖，无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再次，个人权利乃是法律之来源而非法律之结果，亦即，对个人自由与尊严的承认与保护应当在法律中得到充分体现，成为法律的内核和品质。
综观西方法治的演化史，我们可以从中大体总结出“法治“的一般概念为，法治是良好的法律及其体系制度在社会生活中调协、管理各个独立人以及各个不同的势力的运作状态，它既是动态概念，又是静态概念。
同时，我们可以从上述分析中，归纳出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应该具备的一些基本品质，我称之为法治的要素或通性。
二．法治的通性
法治的通性，即法治的通常属性，是从法治经验和实践中抽括出来的法治应有的基本要素，是法律的特定品德的体现。
我们可以说法律具有强制性、规范性，这是法律与道德、宗教、政策相区别的一般特征，是法律之为法律的缘由。但是，不是所有的法律制度都具备法治这个特定品德。我们可以说我们需要法律，但这并不必然代表我们需要法治。
柏拉图说：“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就像最野蛮的兽类一样。”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坚持人治。作为制度品德，法治相当于古人所说的“使法必行之法”。它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也不是凭靠严格执法或“一断于法”就可以实现的。应该把遵循法律与遵循法治严格的区分开来。
因此，真正的法治就应该是其法律制度具备以下三个具体的特定品德，而也正是这些通性使法治成为必然之治。
1． 普遍的法律——法治的前提
法律的普遍性是指法律要有统一性，法律规范的制作、适用要有一般性。基于法律不可能包罗、涵盖所有情形，因此不能一事一法、一事一例。所以应该用高度抽象的技术手段提高规则调整的普遍程度。在现代法律中，作为母法、根本法的宪法在原则和规则的表述上尤其必须具备高度的抽象性、一般性，不能因事立法，因人设制。
另一方面，法规的使用在相同的情况必须得到相同的对待，如果一项命令：“为本法20条所管辖的一切人不得进入赌场”，那么，它就必须适用于受20条管辖的一切人和赌场，不能有特别的人和赌场享受特权。即是说，法律应该使用于普遍人，实现条文上的人人平等。
再者，法律制度应该具备统一性。此乃古人所谓“万事皆归于一，百度皆准于法”。在此意义上，一国可以有两制或多制，但不能有两法或多法。一国之内可以有属于不同法系、不同语言、不同渊源、乃至不同政治性质的法律制度。但是，这些不同的法律制度在法理上严格说来都应该看作一法之下的两制或多制。
所以，一个相对成熟的法律体系是法治的前提，无论它是以法典为主导，还是以判例为主导。
2．法律为公众所知晓，同时为公众所遵循——“良法”的必备要件
富勒指出，“为了让规则的接受者知道他们被命令去做什么，命令必须是公开的、协调的、不矛盾的、清楚得足以明白的，而且不能改变过快；为了规则的接受者去做他们被命令去做的事情，命令必须是可预期的、不相矛盾或抵触的，并且在物理上、精神上或环境上不是对被命令的人来讲不可能遵循。”
具体分析说来，首先，法律必须是“公布”的，这是法律可循的前提。历史经验已经表明，将法律藏于官府的做法只会导致权势者借助法律的“神秘感”行人治之实。因此，法治的一个要素，必然是法律向公众公布，昭示天下，让民众知晓其内容，知道他们行为的指导要求，哪怕“百人里仅有一人去了解公布的法律，也足以说明法律必须公布。”此外，法律必须公布，晓之以民众还有两个原因：其一，人们通常不是因为直接了解法律而是因为仿效了解法律者的行为样式而守法，故少数人的法律知识可以间接的影响许多人的行为；其二，法律只有公布后才能由公众评价并约束其行为。正所谓“守法者，非知立法之意者不能；不知立法之意者，未有不乱法者也。”
其次，法律可被遵循还应具备以下品质：
第一，法律必须明确，无内在矛盾。知晓是遵循的前提，然则，法律本身的严密性是法律可依以及按照法律的要求正确行事的内在要求。否则就会“知而无所从”，其实质是对法治的破坏。法律明确是让受众正确认识和理解法律，法律无内在矛盾，则要求法律条文本身不自相矛盾以及几个法律之间应该尽量避免相互冲突。对于后者，公认的解决之道有诸如，“后法优于前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基本法优于派生法”等处理原则。
第二，法律稳定。这并不是否定法律应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变动，及时的废，改，立。而是指频繁改变法律，会使民众感到难以学习和遵守。一方面破坏法律所应有的确定性、可预期性和权威性，另一方面则会造成社会的权势者通过法律侵害私人权利和公共利益。尤其是保持宪法的稳定对于一国的法治至关重要。
第三，法律可预期。即法律应不可溯及既往。因为，法律如果溯及既往，则意味着，你今天吃饭的行为至少在理论上存在着在某一天被法律规定为非法行径的危险。那么你还敢不敢再吃饭了？没有人能遵循溯及既往的法律，因其行动时该项法律并不存在。因此规则之存在须在时间上先于按规则审判的行为。
法律可预期性是支撑法治价值的一个较为关键的要素。如前所述，溯及既往必然会大破已然事实的时空性，导致秩序的颠覆。这显然与法治相违背。这样的法律也难逃“恶法”的罪名。因此，既不能制定也不能使用溯及既往的法律。即使不得不为，亦要慎重而为，不能违背法治之基本精神。
第四，法律本身应尽量正义以及切合实际。非正义的法律是否是法律，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恶法”必不是构成法治的法律。因此，基于少数人意志的法律不是良好的法律，或者由少数人制定的代表大多数人意志的法律才是良法。
另一方面，法律的时效性要求法律必须与时俱进。一部法律在此时可能是“良好的”，但在彼时，它就可能演化为“恶劣的”。比如，国务院颁布的收容条例，在特定历史时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于现今高速发展的中国社会，已经显现出了巨大的不适应，最终因孙志刚事件引发全国的广泛声讨而终被废止。可以说，废止本身就是中国法治建设的一个胜利。
此外，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是，良好的法律必须为众人所服从，所切实执行。正如前述，需要法制，不等于必然需要法治，众人不按良法的要求去做，良法就只能是束之高阁的一纸空文。因此，法律能有效的被遵循就要求法律必须有权威。
3．法律是有权威的——法治实现的保障
任何社会里的法律皆有权威，但权威的建立却可能是通过众人的心悦诚服，也可能是统治者的暴力为之。另一方面，权威的层次亦可高低，法律权威的地位应处几何，是高于诸如政府在内的各种势力还是低于某种势力。基于此的权威于法治有何意义，将在下面专门论述。
三．法治所要求的法律权威
显而易见，基于法治的要求，法律权威的建立应该体现其正义性，这是其内在要求。这一点主要表现为：
第一，自然法的观念与传统是法律权威的重要理念基础。自然法是西方历史上经久不衰的一种思想传统，它通常是指人类所共有的一整套权利和正义，往往与国家的“成文法”相对照。考文教授十分经典的概括了自然法的思想：“有某些关于权利和正义的特定原则，它们凭着自身内在的优越性而值得普遍遵行全然不用顾及那些支配共同体物质资源的人们的态度。这些原则并不是由人制定的；实际上，如果说它们不是先于神而存在的话，那么他们仍然表达了神的本性并以此来约束和控制神。它们存在于所有意志之外，但与理性本身却互相渗透融通。它们是永恒不变的。”而人定法基于人的理性限制以及社会的变化发展，总会有相互冲突、相互矛盾甚至不可调和的时候。因此，人们需要一种“永恒的”实在进行裁判。如果一部法律能基于这些自然法的先验规则制定，那无疑会受到人们的追捧。其中，诸如平等、自由、独立、尊严等理念正是自然法的组成。
第二，人们对法律、对法治的需要，从人性论的角度看，正是基于“人性恶”的预设。简单的说就是，人是靠不住的，人治是危险的。这既可能是一种事实判断，亦可能仅仅是一种假设。基于恶的、悲观的估计，使人们对统治者心存不信任，对其权力的膨胀和腐败有着深刻的警惕，由此设计出一套完整的权力制衡机制，要求政府置自身于代表众人意志的法律之下，从而树立法律高于政府的权威。
第三，法治的功能是决定法律权威的内在要求。法治应该是工具价值与实体价值的结合。
对于法治的工具价值，在波斯纳看来，其一，法治首先是法律秩序的一种管理功能，是一种程序框架，通过这种框架，法律结果更容易识别并用于取得其他政治目的的计算；其二，在维护法律秩序稳定的意义上，法治是一种“公共的善”。
只有法律能够切实的实现独立人、势力的权利，保证其履行义务，这样，法治才不会成为一种“道德”的号召。
在莱兹看来，法治还应具备如下实体价值：
其一，法治能够抑制专横的权力。
其二，法治使法律自身成为一个人计划的一个稳定、可靠的基础，即实现个人的自由。
其三，如果法律是尊重人类尊严的，那么就有必要谨循法治。尊重人意味着把人作为有能力计划和规设自己未来的个体来对待，因此，尊重人包括尊重他们的自治，尊重他们控制自己未来的权利。
莱兹把人的自由和尊严看作是法治的内核，事实的确
如此，法治的终极目标其实是让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在一种实现自我价值的环境下有序的存在，因此，法治理当以人为本。我国刚刚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把尊重人权写入宪法，正是传达了这样的一个信息：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依然要尊重人的基本权利。
在此意义上，法律的权威源于对自然法规则的趋近，对其它威势的制衡，对人的尊重。反过来，法律的权威也成为“法治”的应有之义是不能缺少的要素。
此外，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法律权威的建立必须具有两个外部条件。其一，必须有国家的强制力做保证。正如莱兹所说，“设若法治不过是良法之治，那么，在阐释法治的性质就是提出一套完整的社会哲学。可是，如果这样的话，法治这个词汇就会缺乏任何有用的功能。我们无需仅为昭示笃信善良当居优势而皈依法治。”因此，罗尔斯强调，“法律制度是公共规则的一种强制秩序。”；其二，就是要求按法律的规定严格行事。法律的正义、公平，归根到底要靠法律的实践，人的执法，守法来边为现实。如果当事人感受不到法律的公正，那么法律的权威岂不就是纸上谈兵，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吗。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法律权威是法治的内在应有品德，是实现法治的保障，同时，树立法律至上的权威，不仅是法治追求的目标，甚至其追求过程就是动态的法治表现，其结果正是静态的法治之体现。
四．结语
法治之所以是法学上的奇葩，其魅力所在正是它自身本就是充满悖论和陷阱，任何对它的解释，天然的就存在模糊与含混之处。
比如，纵观古今西方法治发展对法治都力图做到某种超然，贯穿的一条主线就是，法律应体现众人之意志，法律应高于一切实体。但是，法律的制定只可能是由少数人制定，按阶级意志论，法律只能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同时，要把法律置于统治者之上，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另外，既然法律是“众人之意志体现”，那么为什么还要借助统治者的强力对它进行保障和强制施行，要求众人遵守？
其实，这样的矛盾不一而足的充斥于法治本身。
对此，莱兹认为，由于法律不可避免的存在着某些模糊之处，完全符合法治是不可能的；由于某些受控制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尚受青睐，最大限度地符合法治也是不受欢迎的。因此，符合法治只能是一个度的问题。
这一点对我们解决党与法的关系，以及如何把握法治的程度提供了借鉴。
党的领导最基本之处是执政，因此我国的依法治国就表现为：“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
因此，法律是党的意志的体现。按照前述法治的“众人之治”原则，党应该把自己的行为置身于法律之下，因为，法律本就是党的意志体现，严格依法办事，作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则必然会树立法的权威，同时，在完善法制建设时，法律应该尽可能广泛的囊括对民众的权利义务的设置，这也是我们党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的党性所要求的，也只有在法律里体现对人民的关爱，法律才会成为“良法”，党才能真正作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另一方面，基于法治的“度”的问题，我们不能排斥除法律外的政策、政令等其他规范，因为这本身就是“法律万能论”的错误表现。因此，在我们的法制没有尽善尽美的今天，我们依然有必要以政策和政令为治国手段的补充，既不能“以党代法”，更不能“以法代党”。两者本就该相辅相成，有机统一。
法治的争论还会继续，让我们在把握现代意义的法治的一般要义的基础上，果敢的扬帆起航，在探索依法治国的道路上勇敢前进！
[参考文献]
1．《法律与权利》 高志明主编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3年
2.《依法治国与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 张文显 《法理学论丛》第三卷 法律出版社 2002年
3．《法律权威论》 刘 杨 《法理学论丛》第三卷 法律出版社 2002年
4．《法治是什么：渊源、规诫与价值》 夏勇 2001年
5．《“法制”、“法治”、“人治”的词义分析》 沈宗灵
浅论“法治”与“法律权威”(第4页)一文由www.xiexiebang.com搜集整理，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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