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合作行为研究

第一篇：农民合作行为研究

农民合作行为研究——苏北P村蔬菜产业协会调查

李义波朱考金

（南京农业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摘要：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对维护我国农民的利益具有重要意义，但农民的合作行为却体现出既具有合作倾向又是有限合作的矛盾的两面性，其原因可能与专业合作组织大多由地方政府推动、合作组织自身建设的不足、农村社区契约精神的缺位以及家族联系纽带对合作组织功能的替代等社区性因素相关联，而农民个体性特征对其合作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对农民合作行为的分析，应将其置于具体的独特的“农村社区”中，作为一种地域性的社区参与行动来进行考察。关键词：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合作行为；农村社区；农民

The study on peasantry cooperative behavior------a survey of vegetable industry association in a village in Jiangsu province

Abstract:special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 has great signification of maintenning the profits of peasantsin our country.But the peasantry cooperative behavior reflacts both the cooperative tendency and the conflict of the limited cooperation.The reason may be related to these community factors such as the fact that the special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 is mainly impulse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the shortages of the cooperation itself;the lact of contractual spirit in rural community;the substitute of the cooperative oganization’s function by the ligament of family contact,and so on..The peasant’s individual character has no prominent influence on his cooperative behavior.So we should analyse the cooperative behavior under the ground of the idiographic “rural community”,and take it as an regionally participant action.Key word:rural special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cooperative behavior;rural community;peasant

农民合作组织在提高我国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方面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近几年来，各级政府越来越重视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鼓励合作组织的发展壮大。学术界也展开了一系列的探讨，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概念探讨或政策措施方面[1]；虽然孙亚范[2]、石敏俊和金少胜[1]等一些学者就农民合作组织的意向以及哪些因素影响其合作意向问题做了一些有成效的分析，但总体而言，这方面的研究仍显不够。本文拟通过一个农村社区内400户农户的调查资料，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当前农民的合作行为及影响其合作行为的因素进行探讨。

一、研究设计

1.调查地点社会经济概况

本文选取苏北淮安市X镇P村为调查地点。X镇是一个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的乡镇，蔬菜、花卉和粮食是其三大支柱产业。截止2005年底，全镇人口31917人，耕地面积1976公顷，其中蔬菜种植面积达900 公顷；人均收入3911元。P村是X镇蔬菜种植最为集中的行政村，2005年P村2607亩耕地中，蔬菜种植面积占90%。

基金项目:南京农业大学人文社科基金项目(Y200641)

作者简介:李义波（1974—），男，南京农业大学社会学系讲师。

朱考金（1973—），女，南京农业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南京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在职博士。

2.苏北X镇P村蔬菜产业协会发展概况

P村蔬菜产业协会全称“淮安市X镇P村蔬菜产业协会”，成立于2004年5月20日并于当年在民政部门注册。协会下辖种植、加工和销售三个分会，目前有会员475户；制定了协会章程、财务制度、活动制度及三年发展规划；在“组织”方面设有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理事等职务，在“机构”方面设有理事会、种植分会、营销分会、加工分会和协会党支部；办公地点设在P村村委会办公楼。2006年6月1日，协会在淮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了“淮安市P村蔬菜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是蔬菜种植和销售。

P村蔬菜产业协会的成立缘于当地种植结构的改变。1988年前后，P村的一群年青人到上海务工，发现将蔬菜贩卖到上海可以获得很好的收益，于是开始在自己的承包地里种植上海需要的蔬菜销往上海并获得了成功。之后，周围的农户也大多开始种植蔬菜，P村由此改变传统的种植结构，成为一个以蔬菜种植、加工和销售为主导产业的村落。为获得更高收益和应对市场压力，最先种植和销售蔬菜的这批农户于1995年7月成立了P村“盛源”、“宏达”和“桥头”3个蔬菜生产合作组织，主要从事引进和推广蔬菜良种、示范运用各种蔬菜增产技术和蔬菜销售工作。3个协会成立时会员人数42人，2002年达到300余人，2004年增到475户。为进一步扩大当地蔬菜生产规模，提升蔬菜产品品质和增强市场竞争力，2004年5月20日，在1995年成立的3个蔬菜生产合作组织的基础上，组建了“淮安市X镇P村蔬菜产业协会”。

3.研究方法和分析方法

研究方法。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和半结构式访谈法收集资料。通过随机抽样，对P村的400农户（一家只做一份问卷调查）做了问卷调查，回收396份，有效回收率为99.0%。访谈对象包括X镇主管农林水工作的镇政府负责人、蔬菜协会负责人（协会会长、秘书长、营销分会会长、加工分会会长）、协会种植大户、协会普通会员和非会员共47人。问卷调查主要收集农户合作行为现状方面的资料，访谈则关注农户合作行为的影响因素。

分析方法。采用SPSS11.5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

4.样本特征

表1调查对象基本特征 变量样本数（N）百分比（%）

性别男26165.7

女13634.3

年龄30岁以下287.1

30-40岁9423.7

40-50岁10025.2

50-60岁11729.5

60岁以上5814.6

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

小学

初中

高中（中专或中技）

大专及以上

11011413933127.7 28.7 35.0 8.3 0.3

二、农民合作行为现状及成因分析

1.P村居民合作行为现状

（1）P村农民大多认可成立合作组织的必要性，但参与合作组织的人数比例偏低。对“成立协会是否必要”问题的数据分析表明，在396份有效问卷中，有比例为71.8%的人认为有必要，其中选择“非常必要”的为33.3%，选择“有一定必要性”的为35.9%；明确认为“没有必要的”为12.8%；选择“可有可无”的为15.4%。但另一方面，“是否参加了蔬菜协会”问题的数据分析

显示，所有有效问卷中，仅有39人参加了合作组织，比例为9.8%，其中包括“参加过但现在已经退出”的19人，比例为4.8%。由此可见，虽然P村大多数农民认为成立合作组织有其必要性，但实际参与的人数并不多，因此要将农户的合作意识转化为实际的合作行为，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2）P村农民参加合作组织的动机主要出于利益考虑，但主动了解合作组织的比例很低。对“加入协会的原因”问题的数据分析显示，在参加协会的农户中，有29人选择了“能够给自己带来经济利益”，比例为74.4%，选择“身边的人都加入了，自己也跟着加入”的有4人，比例为10.3%，选择“可以增加自己的社会名望”、“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求加入”和“其他”的分别为2人。可见，大多农户参加协会主要是为了获得较好的经济收益，因此，似乎可以推论，为了获得经济效益，当地居民应该主动去了解合作组织并加入其中以通过合作来增加自己的经济效益，但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对“通过什么途径知道蔬菜协会的”问题的数据分析表明，在加入协会的农户中，通过“协会宣传”和“政府宣传”知道蔬菜协会的分别为13人（比例为33.%）和10人（比例为25.6%），两者相加比例为58.9%；而“自己主动询问了解”的仅有4人，比例为10.3%，这一比例虽与因为是协会的发起人而知道协会的人数（6人，比例为15.4%）相加达到了25.7%，但仍然偏低。

（3）P村农民对合作组织提供各类服务的需求不显著。下表2的数据显示，参加协会的39户农户大多并不希望协会提供表中所列各类服务；尤其在提供生产资料供应服务方面，选择“否”的比例接近80.0%。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P村村民已经通过蔬菜种植的实践经验积累，大多能独立进行蔬菜种植活动了；二是仅仅就蔬菜种植而言，一般所需现金（主要是购买种子、化肥和农药的费用）并不多，而且P村虽然地处苏北，但整个社区的经济发展形势较好，大多农户并不为蔬菜种植过程中的资金短缺而为难；三是农户种植的蔬菜大多被当地的几家蔬菜加工厂收购，或是到就近的城镇零售，加上蔬菜品质好，因而并不愁销路，对市场信息的需求也不强烈；四是就提供生产资料服务而言，由于当地农户对合作组织及其负责人大多持负面评价，因而并不放心让协会提供服务，宁愿自己购买或托亲朋邻里购买；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P村在主体上仍然是一个重视血缘和邻里朋友等熟人关系的传统社会，在涉及到技术、资金、产品销售、市场信息和生产资料供应等困难时，大多仍然在家族内和熟人间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对“当缺乏资金时会找谁帮忙”和“当不懂种植技术时会找谁帮忙”两个问题的数据分析结果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前一问题中，选择“已分家的兄弟姐妹和父母”、“娘家人”、“本家人”、“其他亲戚”的人数比例占有效样本数的47.7%，选择“邻居”和“朋友”的人数比例为22.7%，二者比例合计达到70.4%，而选择专业合作组织的仅仅3人，比例为0.8%。就后一问题而言，选择“已分家的兄弟姐妹和父母”、“娘家人”、“本家人”、“其他亲戚”的人数比例占有效样本数的28.5%，选择“邻居”和“朋友”的人数比例为36.9%，比例合计达到65.4%，而选择专业合作组织的仅仅2人，比例为0.5%。可见，蔬菜生产经营活动的低成本性和较低的技术门槛，以及农村熟人社会中各种非正式关系在农户蔬菜种植经营活动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降低了P村农民对合作组织的需求程度。

表2农民对协会提供各类服务的需求

是否缺省值

人数[N]比例（%）人数[N]比例（%）人数[N]比例（%）

是否希望协会提供技术指导1538.52256.425.1 是否希望协会提供资金资助1025.62769.225.1 是否希望协会提供产品销售服务1641.02359.1

是否希望协会提供生产资料供应服务615.43179.525.1 是否希望协会提供市场信息服务1333.32564.112.6

（4）P村农民对建立合作组织的目的不明确，对合作组织的约束形式认同度不高。数据分析表明，在参加协会的农户中，有66.7%的人认为他们了解蔬菜协会创立的目的，但仍然有33.3%的人选择了“否”。对于协会对会员的约束形式，有15.4%的人认为要靠“会员自律”，48.7%的人认为“没有任何约束”，选择依靠“协会与会员签订的合同”和“合作组织的规章制度”的比例之和仅为20.5%，原因就在于，相当部分被调查者（比例为33.3%）认为协会制定的规章制度执行情况不理想。在缴纳会费方面，“一直持续缴纳”的为30.8%，“以前没缴现在缴纳了”的为15.4%，二者之和为46.2%；另一方面，“以前缴纳过现在不缴纳了”的却占了53.8%，原因在于，相当部分被调查者认为 “不应该缴纳会费”（比例为33.3%）或“会费偏高”（比例为6.7%）。

上述分析结果显示了当前P村农民合作行为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农民具有合作的意愿。上文中有71.8%的人认为组建合作组织是有必要的就是一个证明。而且，访谈中也经常听到当地农户说“搞合作组织好啊”、“合作（组织）还是需要的”、“能参加（蔬菜协会）当然参加了”等等话语。另一方面，P村农民的合作行为又是有限的，他们对于参与合作组织的积极性并不高，对于合作组织提供服务的需求也不强烈，对合作组织及其领导者的评价也不高。那么，导致这一矛盾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或者换句话说，是哪些因素制约了农户的合作行为呢？

2.影响P村农民合作行为的因素

一般认为，当农民遇到生产、销售、经营上的困难（如信息、技术和资金障碍）而其其他社会关系网络又无法解决困难时，农民会有合作的需要。目前的一些研究表明，教育程度较高以及在商品性集约经营上进行较大特殊生产投资的农户是加入合作组织的先锋者；而兼业农户和离农户的增加，有生产经验的农户不愿与别人分享集约种植技术，当前农民合作组织规模小、实力弱以及缺乏降低市场风险的可能性等几方面则是不利于农民合作行为形成的因素。[1]换句话说，农民合作行为的生成可以从农民的个体性特性（如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来源、家庭经营结构、生产投资方向）和合作组织发育状况及其在农民生产活动中的实际作用两方面来考察。对P村的调查则表明，影响当地农民合作行为的因素除了上述两方面外，还有其他因素。

（1）农民个体性特征对合作行为的影响不显著。这些特征包括农民的教育程度、家庭收入来源、家庭经营特征、生产中遇到的困难等方面。以“你认为成立协会是否有必要”和“你家是否参加了协会”两个问题为例，在控制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来源、家庭经营特征和生产困难四个变量后，就总体上而言，具有不同个体性特征的农民的合作行为意向都不明显。但在缺乏市场信息和缺乏技术时，农民的合作意向更为明显。卡方检验（双尾，5%的可信度）结果如下表3。

表3农民个体性特征对合作行为的影响

是否参加协会成立协会是否必要

受教育程度ⅹ2=8.939df=10 sig(2-sided)=0.538ⅹ2=19.609 df=10 sig(2-sided)=0.238 家庭收入来源ⅹ2=3.535df=10 sig(2-sided)=0.966ⅹ2=9.468df=10 sig(2-sided)=0.663 家庭经营特征

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ⅹ=3.893df=2sig(2-sided)=0.143ⅹ=1.583df=4sig(2-sided)=0.812 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ⅹ2=4.640df=2sig(2-sided)=0.098ⅹ2=5.457df=4sig(2-sided)=0.244 生产中的困难

缺乏劳动力ⅹ2=24.588 df=16 sig(2-sided)=0.077ⅹ2=25.077 df=16 sig(2-sided)=0.396 缺乏资金ⅹ2=13.249 df=16 sig(2-sided)=0.777ⅹ2=24.286 df=16 sig(2-sided)=0.618 缺乏市场信息ⅹ2=60.360 df=16 sig(2-sided)=0.000ⅹ2=16.170 df=16 sig(2-sided)=0.441 缺乏技术ⅹ2=30.598 df=16 sig(2-sided)=0.032ⅹ2=19.116 df=16 sig(2-sided)=0.328 注：“教育程度”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包括中专和中技）、大专及以上四个层次；“家庭收入来源”分为全部来自农业、农业经营收入为主、非农业经营收入为主、全部来自非农业、他人供养五个类别；由于P村以农业特别是蔬菜种植业为主，在此“家庭经营特征”分别考察种植蔬菜和种植传统农作物的农户的合作行为。22

（2）政府主导型的合作组织兴办方式不利于农民合作行为的生成。从调查来看，P村蔬菜产业协会的组建，是政府主导和农民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政府主导的体制内因素占主导地位。P村蔬菜产业协会是在1995年成立的3个蔬菜专业合作社的基础上，2004年由一群专业大户发起组建的。这些大户既有蔬菜种植大户，也有蔬菜销售能人，还有的经营着蔬菜冷冻、脱水、保鲜等加工厂，他们出于损失最小化和利益最大化的需要，首先有了组织起来的需求，并最终成立了根

植于相互利益联接之上的合作组织。但是，P村的合作组织没能够依此路径，按照合作社的原则，吸引、调动当地农民参与协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地政府在协会成立之初就开始涉入并实际上对协会起主导作用。在协会成立之前的2002年，地方政府就在运作从世界银行获得贷款事宜（即“江苏省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加强灌溉农业三期项目”）。为获得世行的贷款，X镇确立了以“农民龙头合作经营试点”作为吸引贷款的政策，为此，需要有一个专业合作组织作为运作贷款的载体，P村蔬菜产业协会理所当然的进入了政府的视野。正是在政府的推动下，加上体制内外需求的重合，2004年P村成立了蔬菜产业协会，X镇也相续成立了X镇蔬菜产业协会。此后，经过政府相关部门和协会的运作，2006年成功地从世界银行获得了贷款。政府扮演的关键性角色，虽然使得协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不利于农民合作行为的生成。一方面，合作组织的建立不等于农民合作行为的生成。在我国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己经成为重要的推动力量，[3]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在推动合作组织建设的同时能一同培育起农民的合作行为。因为作为一种微观层面上的个体的合作行为，其形成是个体理性选择的结果，如果农民认为合作不能给自己带来实际的效益，即便有政府的推动，农民仍然可以选择不参与。另一方面，在现行行政考核体制下，政府在推动合作组织建设时，往往将满足政府目标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农民的利益，这也不利于农民合作行为的形成。

（3）合作组织自身建设中的缺陷不利于农民合作行为的形成。首先，P村蔬菜产业协会属于专业大户牵头的松散型合作组织，没有形成稳定而牢固的利益联接机制，[4]难以形成对普通蔬菜种植农户的吸引力。2004年6月18日P村蔬菜产业协会会员会议通过了《P村蔬菜产业协会股份合作章程》，其中对协会“会员”的入会条件做了规定，即入会者要同时满足“拥护协会章程”、“有加入协会意愿”、“提交申请书”等软性条件和“具有蔬菜种植、加工、销售一技之长”、交纳会费和认购一股身份股（100元一股）等硬性条件才能成为协会会员。但实际上，目前475个会员中，能满足入会硬性条件的大多是协会的核心会员。核心会员一般经济实力较强，是当地“有头面”的人，参加协会于他们而言，不仅是获取利益的需要，也是体现自身在当地影响力的需要，因而他们大多具有很强的合作意愿，也有事实上的合作行为。但是，就普通蔬菜种植农户而言，由于协会和会员之间在蔬菜种植、销售、加工等方面没有签订协议；协会较少开展各种技术服务；由于没有经营收入，协会也还没有形成收益的二次分配，因而他们大都不愿交纳会费，也很少认购身份股，其合作行为也不强烈。其次，大户对协会的控制不利于合作行为的形成。所谓大户，在P村蔬菜产业协会中，主要指种植面积大，拥有加工工厂，或是具有较强销售能力的经济能人，也就是核心会员，其人数不足协会总人数的10%。大户对协会的控制，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担任协会的主要领导，制定协会的章程和活动规则，并实际掌握着协会的运作；二是通过协会将本应属于协会的利益私人化，例如以协会的名义获得各级政府和各类社会团体的贷款并使用贷款建立由他们控股的工厂和企业，或是获得各种政治待遇；三是利用自己的官方身份进一步强化自己在协会中的利益。由于大户对协会的控制，协会内部成员间形成了两个分裂的具有不同利益述求的群体：大户表现出极强的合作需求，而普通联系会员与协会的关系则越来越疏远。事实上，人们对协会的诟病也正在于他们认为协会成了少数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而这一点，显然严重影响普通农户参与协会的积极性。

（4）社区契约精神缺位消解了农民参与合作组织的积极性。虽然市场经济已经在P村得到认同并实际运行着，但市场经济内含的契约意识在P村仍然是一种促进发展的稀缺要素。一方面，就核心会员来说，他们实际控制着协会的运行并从中获利，但这种收益不是来自与联系会员和当地其他蔬菜种植户的协议交易，而是根据市场对蔬菜品种和数量的需求凭借其垄断优势获得的垄断收益。当市场价格高于当初口头商议的价格时，核心会员则以低于市场的商议价格收购农户的蔬菜；当市场价格低于协议价格时，核心会员则以低于协议价格的市场价格收购蔬菜。当初所承诺的协议价格仅仅是一个形式而已。另一方面，普通会员也认为，当市场价格高于当初的协议价格，如果核心会员不能按照市场价格收购，他们不会把蔬菜出售给核心会员；而一旦市场价格低

于协议价格，他们则认为核心会员应该按照当初的协议价格来收购他们的蔬菜。总之，对于眼前短期利益的最大化是核心会员和联系会员的追求目标，所谓的契约精神，在现实的经济利益面前是如此的不堪一击。这种契约精神的缺位，既与合作组织的基本原则相背，又导致核心会员与联系会员之间的隔阂，消解了普通蔬菜种植农民参与协会的积极性。

（5）家族联系纽带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合作组织的功能。对“在合作组织的领导中你希望有你的本家吗”问题的统计数据表明，选择“希望都是”的有27人，选择“至少有一个”的有105人，两者比例合计达34.2%；而选择“不希望有”的只有39人，比例为9.8%。进一步的调查发现，那些希望在协会中有自己本家的农民，一般都认为本家能帮助自己从协会中获益。通过与P村农民的交谈也发现，在蔬菜协会中存在着因某一人占据协会领导地位或从协会获得较好收益而带动其他亲属加入协会并获益的现象，而这些人往往是协会的拥护者，并在新优品种推广、种植技术和市场信息服务、获取贷款、享受保护价收购蔬菜等方面具有优先权；相反，其他一些农民却远离协会，并基本上对协会抱有负面评价。

三、结论和思考

本文通过实地调查资料，考察了一个农村社区内农民合作行为的现状，分析了影响其合作行为的因素，结果表明：P村农民的合作行为具有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既体现出具有合作倾向的一面，但其合作又是有限的；影响其合作行为的因素，可能与合作组织主要由地方政府推动、合作组织自身建设中的问题、农村社区契约精神的缺位以及家族联系纽带对合作组织功能的替代几方面有关，而农民的个体性特征与合作行为的关系并不显著。

上述个案表明，在当前分析农民的合作行为，农民的个体性特征可以作为一个变量来进行考虑，但还应该结合具体农村社区的具体情况来分析。因此，可以将农民的合作行为看作是一种社区参与行动，这种社区参与行动，与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社区性及社区内的某些因素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一方面，从P村蔬菜产业协会目前的运作情况来看，虽然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与外界有着各种联系，但蔬菜生产者和其生产销售活动以及从事销售的人员都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主要由P村村民参与并主要在P村社区内开展合作，因而它是一个具有地域性特征的社区合作组织。更为重要的另一方面在于，在P村社区内，这样的一个社区性组织，不可避免受到社区内诸多社区要素的影响，进而影响到农民合作行为的形成。无论是合作组织自身的建设和发展，还是农民是否经由组建合作组织而产生并事实上形成真实的合作行为，地方政府对合作组织的影响、利益联接机制的作用、合作组织中核心会员与联系会员的关系、社区契约精神的形成和传统的家族网络，无不在实实在在地影响着农民的合作行为。这些要素，就是一个农村社区内规范和影响农民个体行为的主要的方面，因此，如果忽略了这些社区要素，笼统地把农民的合作行为放在一个抽象的宏观的“农村”中进行考察，恐怕难以真实地把握当前农民的合作行为，也难以因地制宜地制订出有针对性促进合作组织发展的政策措施。事实上，目前诸多关于农村合作组织的研究所得出的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相互对立的结论，也正揭示了在研究农民合作行为时将其放在具体的农村社区进行考察的必要性。

参考文献：

[1]石敏俊,金少胜.中国农民需要合作组织吗？——沿海地区农户参加农民合作组织意向研究

[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3).[2]孙亚范.现阶段我国农民合作需求与意愿的实证研究和启示——对江苏农户的实证调查与分

析[J].江苏社会科学，2003(1).[3]郭晓鸣,曾旭晖.农民合作组织发展与地方政府的角色[J].中国农村经济，2005(6).[4]姚兆余,应瑞瑶.江苏省苏北地区农村专业合作组织运作机制与发展对策[J].南京农业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2005(4)．

第二篇：农民合作研究

摘要：近些年，农业效益和农民收入问题不仅关系到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稳定，而且关系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十五”计划纲要提出，必须高度重视农民收入问题，把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做好新阶段农业和农村工作、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基本目标。

关键词：农业发展社会经济农业知识

材料二：“庄稼上了保险，遇到灾害时有人赔，这地种得踏实！”唠起农 业保险，吉林省扶余县农民那是打心眼儿里乐呵。2008年，扶余县通过组织农业保险专业人员进村入户，宣传农业保险政策和保险知识，使农民认识到农业保险80%的保费由政府承担，自己只掏20%的保费，如果赶上灾年，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和降低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咋算都划得来。当年，这个县玉米、水稻、大豆、花生、葵花等农保面积达到了15.8万公顷，在农作物因自然灾害受灾后，县安华农业保险公司按照保险责任规定，对受灾地块和作物及时进行现场查勘、定损，认真做好灾害记录。有关方面专家经科学准确的评定，确定了理赔标准，在规定时间内发放理赔金658万元，所有受灾农户均得到了补偿。今年，扶余县农民参保热情高，他们纷纷为自家的“五大”农作物买保险，全县涌现出了百分之百投保的保险乡、保险村，日前，扶余县又有15000公顷的农作物都上了保险。

1我觉得要想拓宽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领域，要在以下三点

上想办法：

1.1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

鼓励农民服务组织创新，培育经纪人队伍，加强农业质量标准体系、农产品质量检测检验体系和市场信息体系建设，加快制订或修订农业行业标准和重要农产品质量标准，推广采用国际标准，创建一批农产品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加强农村市场体系建设，有计划地兴建或扩建一批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和科技、劳务等要素市场。搞好农业服务，大力推广优良品种，引导农民发展优质高效经济作物；搞好对农民的科技教育和培训，组织技术人员深入到农户，及时为农民提供技术指导和服务。

2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推进规模经营和农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也是加快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带动力量。

2.1鼓励采取公司加农户、订单农业等多种形式。

要采取财政、税收、信贷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扶持重点龙头企业发展。从信息、技术、资金等方面为龙头企业搞好服务，支持龙头企业建设农产品生产、加工和出口基地，引进、开发和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支持农产品加工企业、销售企业和科研单位带动农户进入市场，与农户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营机制。合理调整农业生产区域布局，发展特色农业，形成规模化、专业化的生产格局。推进农业机械化，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

2.2提高农产品加工水平和效益。

农产品的转化主要是发展畜牧业和水产养殖业。目前，我国农产品加工业水平还很低，通过运用高新技术，实行对初级产品的深加工，还可以为农产品的增长提供极为广阔的市场空间。要加快农产品加工技术和设备的引进开发，发展农产品销售、储运、保鲜等产业，积极促进初级农产品的转化和加工，不断开发名、优、特、新品种，搞好优良品种的繁育。

2.3扩大对外开放，发展创汇农业。

“十五”期间，我国将加入世贸组织，要以此为契机，千方百计引进国外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我国农产品结构调整优化和升级。建设农产品出口创汇基地，重点扶持和扩大畜禽、水产品、水果、蔬菜、花卉及其加工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特色产品和有机食品的出口。有计划地组织劳务输出，参与国外农业开发、水利工程承包等。积极有序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

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步从种植业向多种经营、乡镇企业和小城镇转移，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必由之路，也是使农村丰富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的客观需要。

3.1向农业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引导农民更多地从事非农产业，要立足当地资源优势，重点发展农副产品加工、储藏、保鲜、运销等行业，加快改造传统工业，积极发展商业、运输、饮食服务、旅游等劳动密集型产业。

3.2发展个体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

通过深化改革，完善机制，充分调动投资者、经营者的积极性，引导乡镇企业加快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加快科技进步和体制创新，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名、优、特、新产品，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提高乡镇企业的科技水平和竞争能力。

3.3加快发展小城镇。

小城镇是转移农民的基地，是二、三产业的载体，对增加农民收入具有强大的带动作用。有选择的培育一批重点的中心集镇，努力在城镇投资体制、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等方面取得突破，使小城镇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

3.4 鼓励、支持和组织农民开展劳务输出。

采取多种形式，通过多种渠道，把农村富余劳动力组织起来，到大城市和沿海开放城市务工经商，加快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步伐。

这次“三下乡”活动虽然早已结束，但它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思考，使我们这些“读圣贤书”的人也开始关心“窗外事”。它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在生活着九亿多农民的广大农村中，还存在着许许多多这样或那样问题，那里的经济还不够发达，那里的政治体制还不够健全，非常需要我们这些大学生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整体提高，为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尽自己应尽的一份力，作出自己应做的一份贡献！

参考文献：

[1]论文发表，《调整农村和农村经济结构》

第三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研究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研究

汪金敖 涂建明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由从事同类农产品生产经营的农民自愿组织起来，在技术、信息、资金、购销、加工、贮运等环节开展互助合作的经济组织，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新时期我国农民群众顺应农村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重大创造，也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组织创新。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步伐和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必须大力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

一、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

纵观世界农业的发展历程，通过组织、引导农民联合起来，共同进入市场、参与竞争，是各国农业发展的成功经验和普遍做法。从英国创立世界第一个成功合作社----罗奇代尔公平先锋社至今，合作组织的发展已走过150多年的历程，现遍布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日本几乎全部，美国、法国80%以上，德国70%以上农业生产者加入了各类农业合作社。美国1/3农产品、法国2/3谷物和猪肉、荷兰90%牛奶、丹麦90%左右猪肉和牛奶都是通过合作社销售的。我国合作制也有几十年的历史。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956年全国实行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及由农民入股发展的供销合作和信用合作。但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加之其他种种原因，人民公社化后，农业生产合作社逐渐演变成了农业集体化，供销合作和信用合作也逐步走上了“官办”道路，完全失去了合作属性。我们现在引导发展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种新产物，与过去农业合作社有作根本区别，最重要的不同，是在办社原则上实行了“民办、民管、民受益”，强调专业性和经济性。这种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我国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最早的雏形是农村专业户基础上产生的联合体。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以专业技术协会、研究会、专业合作社、联合体、服务中心等专业合作组织开始加快发展，并进入数量增长和规模扩大的新阶段。到2004年底，全国各类专业合作组织已发展到15万多个，会员2363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8%。按照成员合作的紧密程度和运行机制区分，目前主要有专业合作社和专业协会两种形式。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家庭承包、独立生产的基础上，从事同类产品生产的农户自愿按照合作制原则组成的加工销售自有农产品的自助性经济组织。这类合作组织一般是实体性的，内部制度比较健全、管理比较规范、与农民利益联系紧密，形成劳动者约定共营的企业和社会利益共同体。农民专业协会，是由农民自愿组织起来，以增加成员收入为目的，在农户经营基础上，实行资金、技术、生产、供销、加工等互助合作和服务的开放性、民间性经济合作组织。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推进新农村建设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有利于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增强农民市场竞争力

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必须长期保持稳定。但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顺应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有利于这一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创新。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能够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实现劳力、土地、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优化配臵；进入合作组织的农民能够通过组织表达和实现他们的愿望，增强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从而提高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同时它既能加强政府在国际农产品贸易谈判中的地位，又能作为一个重要手段更好地实施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因此，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将有力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和农民的市场竞争力，促进农业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有利于培育农业支柱产业，提升农业整体素质和综合效益 培育农业支柱产业，是农业产业化经营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根据当地资源条件和产业发展状况，以共同利益为基础，把农民组织起来，围绕主导产业共同从事产、加、销等经营活动，有利于克服分散农户无法对农产品生产环节进行全程质量监控的弊端，有利于逐步形成名特优农产品的优势产业带和优势区域布局，从而推进农业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促进当地优势产业的发展壮大和农业整体素质的提升。如湖南桃江县是个竹资源大县。1997年，该县创办竹业协会，该协会一手抓资源培育，一手抓产业开发，有效扩大了产业规模，提高了产业档次。全县竹资源面积由60万亩发展到现在的72万亩，增长20%；竹产业实现了由手工生产向机械化生产，由单一产品加工向多品种加工，由多品种加工向发展主导产品三次升级。2003年，该县竹产业产值达15.14亿元，占全县工农业总产值的40%，竹业增加值达到9.08亿元，占全县GDP的35%。

（三）有利于构建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实现企业与农户的共同发展 构建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是农业产业化经营健康发展的关键环节。显然，仅仅依靠分散的农户是不可能真正建立与企业间利益联结机制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以其特有的民办性、合作性和专业性优势，将农民与龙头企业连接在一起，架起了生产、加工、销售的桥梁，延伸了农业产业链条，从而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不断向前发展。永州祁阳县发展优质稻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过来由于企业和粮农没有一个适合的纽带和桥梁，该县的优质稻发展一直比较缓慢。农民由于受单户种植的局限，往往不知种什么，种了卖给谁，而企业由于收不到质高量足的优质稻，也难以做大做强，企业和农户都迫切需要一个中介组织将两者联系起来。针对这种情况，祁阳县委、县政府因势利导，依托天龙、银利来、神怡、湘妹等稻米加工龙头企业，先后组建了祁阳县优质稻推广种植协会、银利来优质稻米开发协会、神怡优质稻种植协会和湘妹优质糯米种植协会，通过这几个协会把企业和农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共同开拓优质稻米市场，打造优质稻米品牌。目前，协会共发展会员25.5万人，发展优质稻75万亩。由于有了充足的优质原粮，三大龙头企业都创出了一批优质稻米品牌。如天龙米业精深加工的“天龙”系列优质米被授予“全国质量信得过食品”、“放心米”、“湖南省名牌产品”等殊荣，还有多个品种的大米分别被国家权威部门认定为“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天龙米业跻身“全国大米加工十大企业”排名榜。2004年，会员农户共增收1.56亿元，户均增收531元，加工企业增效2200万元，实现了互惠互赢、共同发展。

（四）有利于完善农技服务推广体系，加快农业技术的引进和推广 农技服务推广体系，是农业产业化经营健康发展的重要推力。由于目前基层农技服务体系功能的弱化，农技的引进推广正面临有效载体缺失的问题。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通过对其成员及周边农民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将服务渗透到从生产到流通的各个环节，有效解决了农民普遍存在的信息难寻、门路难找、技术难学、产品难销等问题，成为现阶段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新生力量，极大地丰富了农村经营体制的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讲，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现己承担着基层农技服务体系的部分职能，一个专业合作组织就是一个培训基地，就是一个乡土人才的聚集基地。衡阳祁东县牲猪养殖合作社为了让社员所养牲猪达到外贸出口的严格要求，仅2004年先后聘请各级专家16人来合作社进行科学养猪讲座，培训社员836人次，使合作社379名成员获得了国家出入境商品检验检疫证。2004年合作社带动农户出栏牲猪122万头，实现总产值1.2亿元，其中出口港澳活大猪1.6万头，实现利润240万元，全年全体社员养猪纯利润达2258万元，提高了广大社员的科学养猪水平。

（五）有利于畅通农产品的销售渠道，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机制的建立 农民持续增收，是农业产业化经营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解决农产品的销售问题。显然，我国农村这种一家一户为单元的小规模生产经营方式，难以解决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之间实现有效对接的矛盾，分散的小农经营难以适应市场竞争特别是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改变了农村一家一户小生产的经营方式，有效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搭建了农民进入市场的桥梁和纽带，较好地改变了单家农户闯市场的弱势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产品的“买难、卖难”问题，并通过参与产后的加工、营销等经营活动，延长农产品产业链条，使成员获得更多的农产品增值利润。如湖南湘潭县青竹村养猪协会成立以前，农户单家独户养猪，疫病难防，销路难寻，市场竞争力差，养猪效益不高。2002年5月，村支两委成立了养猪协会后，协会实行“八统一”服务（即统一引种、统一防疫、统一饲料供应、统一培训、统一贷款、统一生产标准、统一销售、统一结算），大大提高了该村养猪的市场竞争力和养猪效益。2001年，该村农民纯收入仅1930元，2003年达到3680元，增长90.7%。益阳市2004年全市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经营纯收入6.1亿元，会(社)员人均纯收入3796元，比全市平均水平高1485元。

二、湖南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现状

（一）基本情况

湖南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起步于90年代中后期，近几年呈加速发展态势。至2004年底，全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共有11647个，其中专业合作社5645个，专业协会6002个,有社（会）员167.19万个（户），占总农户数的12.2%，位居全国前列，并呈现新的发展趋势：合作形式由农民间的合作逐步向农民与龙头企业、科研机构等相互联合转变，形成了企业（科研机构）+专业合作组织+农户+基地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合作内容由单项合作逐步向产加销全程合作转变，形成了产前、产中、产后的配套服务；合作机制由松散型逐步向紧密型转变，形成了“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利益共同体；合作区域由区内合作逐步向跨区合作转变，形成了跨行政区域的广泛联合。按组建主体划分，主要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农民合作创办型。大多数由农村能人或专业大户牵头创办。全省共有4461个，占总数的38.3%；二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举办型。全省共有2051个，占总数的17.6%；三是企业带动型。主要通过农产品加工企业带动兴办。全省共有1142个，占总数的9.8%；四是技术服务部门领办型。全省共有3226个，占总数的27.7%。其中农技部门领办652个，占全省总数的5.6%；畜牧部门领办787个，占总数的6.8%；科协部门领办484个，占总数的4.1%；供销部门领办467个，占总数的4%；林业部门领办400个，占总数的3.4%；水产部门领办184个，占总数的1.6%；水利部门领办152个，占总数的1.3%；农机部门领办100个，占总数的0.9%。五是其它类型。共有767个,占总数的6.6%。按从事行业分，已涵盖种植、养殖、加工、旅游、劳务、运输、信息、技术、销售等多个领域。

（二）运作方式

1、经费来源。主要有三个渠道：一是收取会费。如望城县奶牛养殖协会向会员收取每年每头奶牛100元的会费，协会负责奶牛引进、技术培训、劣质奶牛淘汰补助和无偿提供挤奶设备等。二是部门扶持。石门县柑桔协会挂靠县农业局柑桔办，办公场地和运转费用由柑桔办提供。临澧县供销社给其入股组建的县清水鸭养殖协会支持30万元作开办费。三是政府扶持。资兴市采取以奖代投的形式，给每个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奖1000元作为开办费。四是由会员大户募捐。桃江县竹业协会每年的活动经费主要由几个企业老板捐献，会长莫运湘每年要拿出6000—7000元资助协会搞活动。

2、活动方式。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开展技术服务。以技术研究和技术推广为主。如临武县同益乡老寨村党支部书记刘圣文率先与本村26户农民成立了临武县第一家“农民科学技术学会”，通过举办培训的形式推广技术，目前全乡有400多人加入了协会，发展水果专业大户260户，1200多人由此走上了致富之路。二是开展综合服务。协会在产前、产中、产后对会员进行技术、资金、物资、销售等多方面的服务。三是开展实体经营。协会通过自我积累或集资入股，逐步发展成为经济实体。如安化县优质果品产销合作社，有核心会员260多户，2001年成立以来，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已拥有柑桔加工生产线三条，固定资产45万余元，安臵500余个劳动力就业，成为当地有实力、有影响的农产品产销龙头企业。

3、利益机制。按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与其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紧密程度可分为紧密型与松散型两种。紧密型利益机制，是专业合作社通过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向社员返还盈利所得。祁东县生猪养殖合作社创办了两个经济实体，4年来，该社共返回社员红利650万元，股平3421元。松散型利益机制，大都是各类专业协会依靠向会员收取会费、大户的捐献、部门和政府的支持，向会员提供无偿信息、技术、培训、产品销售等方面的服务。

（三）主要作法

为了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湖南各级各部门都采取了一系列得力措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政策支持。2004年，省里专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意见》（湘办发[2004]11号），由省财政安排专门资金试点示范。长沙、常德、益阳、郴州、永州、娄底、岳阳、湘西等市州,以市（州）委或政府名义下发专门文件，出台财政、信贷、税收、用地、登记等方面的扶持政策。湘西自治州免收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登记手续费，并奖励1000元开办费，从创收开始三年内免税，在2003年安排资金279万元的基础上，2004年又从扶贫开发、农业综合开发等资金中切块800万元用于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常德、郴州、益阳三市2004年分别安排400万元、182万元和130万元用于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其他市县也安排了一定的扶持资金。

2、业务指导。各地坚持一手抓发展，一手抓指导，促进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规范发展。如益阳市为了帮助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完善内部机制，市县两级都配备了工作专干，安排了专项工作经费，通过加强指导和专业培训，目前，全市有一定规模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都建立和完善了三大机制：一是内部管理机制。在建立章程，健全成员大会、理事会和监事会等法人治理机构的基础上，按“一人一票”和“一股一票”相结合的办法，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二是利益分配机制。专业合作组织经营产生的收入，在留足一定比例的公积金、公益金和风险金后，大都采取按交易量还利和入股分红二次返利相结合的办法进行分配。三是风险消减机制。专业合作组织从每年经营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的风险基金，用于投资改善生产条件、对社(会)员农产品实行保底价让利收购和给受灾社(会)员直接补贴等方面，为社(会)员抗御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提供了保障。其它市州县农经部门也都结合本地实际，积极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进行注册登记，帮助、指导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

3、办点示范。2004年，共安排国家、省级单位71个进行试点，其中财政部11个、农业部4个、省级56个。各地结合本地实际，也办了一些试点，通过以点带面，摸索了经验，促进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健康发展。

三、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动因与制约因素分析

湖南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迅速发展壮大，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综合分析，主要是“五力驱动”：

（一）发展动因

1、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农产品生产面临国际国内两大市场的激烈竞争，过去传统的生产经营模式很难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变化。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由于受市场、资金、体制与人的观念的影响和冲击，已很难直接面对千家万户的农民并建立稳定的利益关系，单家独户的农民也难以把生产与市场紧密连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正是适应了这一要求，将千家万户的农民和龙头企业联系起来，变小生产为大生产，从而实现与大市场的对接。

2、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提供了强大推力。近几年，党中央国务院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高度重视，明确要求要把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作为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农民增收的一项重要举措来抓。湖南各级党委政府把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列入重要议事日程，采取比较过硬的措施，加快了发展步伐。省委、省政府专门下发了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文件。有关部门把引导指导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作为重中之重，狠抓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各市州县及有关部门也加大了工作力度，召开专门会议，下发专题文件，安排专项经费，创办工作试点，形成了良好的发展氛围。据统计，2004年，省、市两级共安排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专项经费1500万元，有力地促进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

3、龙头企业和大户带动，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强大拉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村能人大户为了扩大生产规模，建立稳定的原料基地，提高市场竞争力，立足自身资金、技术、加工、管理和销售网络优势，领办和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加快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拉动作用。近几年，全省依托龙头企业和大户创办、领办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5503个，并且这类专业合作组织参会(社)人员多、辐射带动力强。如省茶叶公司这几年一手抓国际市场拓展，一手抓优质茶叶基地建设。公司通过多种措施支持茶叶专业协会的发展，目前建立基地52个，总面积42万亩，发展会员8.5万个，2004年实现产值3.52亿元，利税2236.4亿元，茶农户均增收1860元。沅江市珍珠养殖大户、全国劳动模范甘松柏领办的沅江市珍珠产业合作社，发展社员1860户，养殖水面42000亩，珍珠蚌养殖规模达到3100多万只。龙头企业和能人大户带动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专业合作组织反过来又促进龙头企业和能人大户的发展。

4、政府职能转变，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农村税费改革的不断深入，基层政府职能也在随之转变，乡村干部已从过去主要抓税费收缴转为抓经济发展和社会服务。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作为发展农村经济改进服务方式的有效载体，越来越受到基层干部的重视，他们把主要精力逐步转变到了抓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上来。临武县双溪乡背溪村主任陈桂成牵头办起来的香芋协会，会员发展到2300人，辐射带动全县种植香芋3.5万亩，带动农民1.8万人，芋农人均增收800元。不少地方还有部分干部主动分流领办协会，带动农民致富。如新田县大五星枇杷协会会长蒋建平2002年从乡党委副书记的岗位上主动停薪留职，联合其它大户办起了枇杷协会，目前已发展会员128人，带动种植枇杷2万多亩，发展前景看好。基层干部的积极主动参与，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壮大注入了新的活力。

5、比较紧密的利益联系机制，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增强了凝聚力。随着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内部管理逐步规范，建立了比较紧密的联系机制，农民得到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加入专业合作组织的积极性高涨。岳阳县张谷英镇芭蕉扇业协会与江苏舜天集团建立长年合作关系，产品畅销16个国家和地区，2004年实现产值9500万元，创汇600多万美元，二次返利940多万元，会员人均增收1600元以上。协会带来的实惠，对农民入会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会员从成立时的几十户，不到两年时间，就发展到1198户。

（二）制约因素

上述“五力驱动”促进了湖南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长足发展，但总体看，还处于初始阶段，普遍存在规模不大，覆盖面小，实力薄弱，管理制度不健全和稳定性较差等问题,在为农民提供技术、信息、资金、物资和产品销售服务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有限，从当前看，主要有以下制约因素：

1、认识不够到位。部分地方对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认识不够高，没有把它摆上重要的议事日程。有的领导调查研究不够，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形势和作用估计不足。有的片面强调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应由农民“自我发展、自我管理、自我监督”，放松了指导和引导。还有的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对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心存疑虑，有的甚至担心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后，影响基层政权组织的权威，不敢放胆发展。

2、法人地位不够明确。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近几年涌现的新的组织形式，国家还未制定相关法规和规章，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法人地位尚未明确，给登记工作带来了一定难度。目前，湖南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面临要么无部门登记，要么多部门登记的局面。据统计，全省经过有关部门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仅占52.9%，其中民政部门登记的占7.05%，农经部门登记的占13%，其他部门登记的占32.85%。

3、机制不够健全。目前相当一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内部管理无章可循，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运行不太规范或活动不经常的占了40%左右。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没有建立起社员所有的产权制度，存在产权不清的问题；二是没有形成社员控制的决策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普通社员的参与度低。三是政府干预较多，许多合作组织对政府的依赖性过强。加上一部分专业合作组织负责人的素质不高，缺乏科学管理经验和完善的内部管理机制，容易出现“一年合伙、二年红火、三年散伙”的现象。

4、扶持不够得力。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应在政策法律上给予帮助，特别是在资金上给予扶持。但目前从中央到地方还没有建立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扶持机制，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自发性和盲目性比较突出，资金短缺，发展后劲不足。

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基本思路

（一）基本思路和主要原则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新农村建设的若干决定，以保护农民利益、增加农民收入为目的，充分发挥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按照合作经济的运作方式，在稳定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围绕农业特色产业和优势产品，多形式、多层次、多领域兴办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促进农业和农村向产业化、现代化方向发展。

根据目前情况，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要坚持以下主要原则：

1、坚持家庭联产承包经营的原则。长期稳定并不断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党在农村的一项基本政策，必须长期坚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只能建立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不能以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实行规模化经营为借口，强行将农民承包的集体土地收回，改由集体经营、出租，或者违背农民意愿，强迫农民统一种植，统一经营，破坏和动摇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地位，侵犯农民家庭承包经营的自主权。

2、坚持农民“入会自愿，退会自由”和“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这是合作制度最基本的特征。“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就是要完全依照农民个人意愿加入专业合作组织，不搞强迫命令，不搞行政“归大堆”，坚决防止人为“拉郎配”。“民办、民管、民受益”，就是在创办上，要以农民为主体，按照农民意愿，自主开展劳动合作、资本合作、技术合作、营销合作；在管理上，要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充分保障成员对组织内部各项事务的知情权、决策权和参与权；在利益分配上，应建立科学的分配办法和利益联结机制。

3、坚持“边发展、边规范、边完善”的原则。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尚处于起步阶段，达到规范运作还须一个过程，因此，在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过程中，要树立“扶上马，送一程”的理念，通过“边发展，边规范”，逐步达到“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责权平等、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要求。

4、坚持因地制宜，多种形式发展的原则。根据生产经营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农民意愿，既可以引导成员以入股形式开展紧密的合作，也可以采取入会形式松散半松散的合作；既可以开展单项的技术、信息合作，也可以兴办加工、流通实体，开展产加销一体化的经济合作与贸易服务；既可以在本地、本专业范围内开展合作与联合，也可以跨地域、跨所有制开展合作与联合。

5、坚持市场运作与政府引导扶持相结合。既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不搞包办代替，更不搞行政干预和强迫命令，又要坚持政府的正确引导和政策扶持，通过办点示范、制定优惠政策、开展培训与服务、帮助协调有关方面的关系等，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二）发展重点

1、围绕主导产业和优势产品，突出专业合作社建设，在数量上加快培育一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包括专业协会和专业合作社两种形式。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农民的经济利益关系最为密切，能够解决农民分散生产和经营的问题，同时，专业协会的组建必须建立在大量专业合作社的基础上，缺乏一定规模和数量的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将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现阶段要突出抓好专业合作社建设。要发挥农村各类生产大户、运销大户和农民经纪人在生产、经营、购销的优势组建，扶持基层农技部门利用其技术优势组建，引导各类农产品加工企业利用其资金、信息、管理和加工、流通优势组建，鼓励基层供销部门和其他部门利用其人员、场地、经营优势组建，真正形成多元化发展的新格局。在抓好种植业和养殖业专业合作组织的同时，突出培育一批加工、流通、信息等专业合作组织。

2、以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为目标，突出农业标准化建设，在服务质量上迅速提高一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除开展一般性的技术、信息服务外，应注重农业的标准化体系建设。按照市场准入制度的要求，统一制定并实施产品质量和安全卫生标准，有条件的要完善安全生产监控体系，确保产品质量。积极实施农产品的品牌战略，创造条件在合作组织内部统一注册商标，统一包装。积极申报无公害农产品基地和绿色农产品、绿色食品等项认证，一个合作组织内部应尽可能统一产品的销售价格；同类产品的不同合作组织之间，应相互协调，互相沟通，或者通过行业协会，逐渐形成一种良好的价格运行机制，规范市场行为，防止相互低价竞争，损害农民利益。

3、积极探索与农民的利益连接机制，突出内部制度建设，在运行机制上力争规范一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一是建立健全民主管理制度。在合作组织内部一般实行“一人一票”制，这是合作组织与股份制的重要区别之一。二是建立健全价格保护机制。积极创造条件，对社员的产品实行最低保护价收购，尽可能采取“下保底上不限”的作价原则。三是建立健全利益分配机制。有条件的合作组织应建立风险基金，实行二次返利。四是建立健全财务公开制度。定期向社员公开收支情况，接受社员监督。

五、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级党委、政府要把支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列入“三农”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各级农业行政部门切实履行协调、指导、管理、监督和服务职能，加强和充实业务指导力量，使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指导管理工作制度化、具体化。各级财政、民政、工商、税务、交通等部门应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主动搞好有关方面的协调和配合，形成支持和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合力。

（二）加强宣传培训

要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刊、互联网等新闻媒体，采取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方式，大力普及合作知识、宣传合作典型、弘扬合作精神、培养合作意识。同时，对主管农业的领导、乡村干部、合作组织负责人应分层次进行培训，尽快培养、造就一批熟悉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知识的骨干队伍。

（三）加强政策扶持

加强政策扶持既是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现实需要，也符合利用“绿箱”政策支持保护农业的新要求。

1、加大资金投入。各级应安排专门资金，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开展信息、技术、培训、质量标准与认证、市场营销等服务。各金融机构应把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作为支农重点，增加信贷投入。

2、加强项目支持。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规模种养、项目引进、加工销售、基础设施建设等，在立项、用地、用电和运输等方面给予支持和优惠。

3、优化发展环境。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进行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和服务给予税费优惠，该减免的要减免，严禁向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特别是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跟踪服务。

（四）扩大典型示范

近年来，通过办点示范，取得了一定成效，积累了一些经验，今后应进一步加强这方面工作，增加试点投入，扩大试点范围，提高试点水平。要加强示范项目跟踪指导，深入项目单位，认真解剖典型，及时发现问题，帮助协调解决实际困难。要加强对国家扶持补助资金的监督检查，按照有关规定，实行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和平调。

（五）规范注册登记

在国家相关法律出台前，我们要按省人民政府第196号令的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村工作部门登记。专业合作组织所办经济实体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非营利性的农民专业协会到民政部门登记。对符合登记条件的，登记机关要简化手续，依法予以登记，核发证照。经登记的专业合作组织具有独立法人地位，其资产收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其财产和经营自主权。

汪金敖，研究员，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副所长、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

涂建明，湖南省政府农村工作办公室综合处副处长

第四篇：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问题研究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问题研究

鼓励和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已成为大陆当前农业生产关系调整的一个关键，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因应农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有效组织农业生产要素的一种迫切需求。目前大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势头良好，但存在的问题也比较多，需要在发展过程中及时汲取先进、成熟的经验和做法，并加以修正和规范，才能少走弯路，真正发挥合作经济对农业产业化、农业现代化的支持和推动作用。

一、大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特点

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在我国的起步较晚，但不同历史阶段对农业经济的贡献都很重要。从1949年至改革开放初期，大陆农民合作组织历经30年的实践，对农业生产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伴随农业商品化、专业化的进程，农民合作组织逐渐由农业经济的推动力量变为体制障碍。进入80年代以后，逐渐出现的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以农户为主体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适应了农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显现出强劲的生命力和发展需求。90年代中期，国家农业部在陕西、安徽、山西、四川、河北、黑龙江等省进行试点推广，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起到了较大的带动作用。目前，在中央农业政策和国家规划的指导下，加上农民合作社法的即将出台，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越来越快速、规范。

大陆目前倡导和推行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可谓是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或称现代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强调“民办、民管、民受益”原则，突出独立经济行为能力。新型的农民合作组织与上个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相比，有着根本的不同。至少表现在三点：（1）合作的性质不同，过去的合作是“政社合一”，兼具行政和经济职能，现代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单纯的经济服务组织，以追求组织成员经济利益为主旨。（2）指导原则有差异，现在推行的合作组织是市场主导的原则，过去的合作组织强调的是公有和计划的原则。（3）合作的内容有差异。现代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往往既有劳动的联合，也有资本的结合，过去的合作组织只有劳动的联合，不涉及资本。

大陆目前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技术、信息服务为主的非经营性组织，一种是从事经营性活动的实体型合作组织。非经营应组织主要以农产品行业协会的形式存在，是由从事农产品生产、销售、加工的企业或农户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以产品和技术为纽带组建的社团性合作组织，主要为会员提供市场、技术等信息服务，实行行业自律，在组织形式上比较松散。实体型合作组织的主要形式是农民专业合作社，是由从事农业经营的农户围绕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通过劳动与资本联合，实现自我服务、民主管理、合作经营的目的。比较而言，以实体经营型合作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内部经济利益联系紧密，合作效率高，更适合大陆农业经济发展的需要，将是大陆主要倡导和推行合作组织形式。根据农业部的统计，大陆现有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总数已超过15万个，其中专业协会约占合作经济组织总数的80%，专业合作社仅占20%左右。因此，从目前的发展现状来看，大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中专业协会占有绝对多数，专业合作社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数量相对较少、涉及面比较窄，需要大力的引导和扶持促进其发展。

二、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对农业产业化的促进作用

上个世纪80年代实施至今的包产到户在大大激发农村经济活力的同时，也使得分散经营的小农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从而如何有效地增强农民组织化程度成为化解“三农”难题的一个关键。2004年至2006年，三个中央一号文件和国家“十一五”规划均明确提出鼓励和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定位和护航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也即将出台；全国25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制定了

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政策意见。这些政策和法律上的推动，目的是能够有效地解决农民组织化低这个症结，解决农业产业化发展所面临的生产关系保障问题。

农业在我国作为一个产业部门，显著的特点是农户生产规模普遍太小。没有规模化、标准化的生产，就不可能实现农业的产业化和现代化。大陆目前存在最普遍的所谓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是“公司＋农户”形似，这一模式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带动了农业产业化发展，但实践证明还存在很多问题。公司和农户同是市场主体，可二者的市场主体地位又天然的不平等，在各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时候，分散农户的利益往往不能得到保障，也常常导致公司和农户之间违约率高、合同履行难的问题，同时也导致 “公司+农户”的组织成本高，面临同时被市场淘汰的威胁。问题的根本在于，这种模式终究没能解决农民组织化问题，两个独立的市场主体之间缺乏协调、过渡的桥梁。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将分散、弱势的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共同应对外部市场。在此过程中，农民通过专业合作组织，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的各个环节，同时也能够以积聚的规模效益、标准化的生产方式推动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因此，“公司+组织+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具体而言，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对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促进作用表现在：

一是完善了农业产业化链条。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与企业协作配合，作为企业的生产基地，实行标准化生产，为企业提供安全放心的农产品原料，解决了困扰龙头企业的农产品质量问题。同时，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将企业和农民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利益共同体，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互惠互利机制，增加了产业化经营的稳定性。

二是拓宽了产业化经营领域。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既在农业产业化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又可以独立带动一个完整的产业领域，带动农民走向市场。

三是提高了产业化经营水平。一方面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根据企业的产品质量标准和生产技术规程，建设与企业配套的标准化生产基地，确保了农产品加工安全，有效地解决了农产品走向国际市场问题；另一方面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农业技术推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提高了农民生产技术水平。

四是有利于提高产业化经营的抗风险能力。农业面临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推进农业产业化，建立风险防范机制十分必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通过为农户提供生产和市场信息服务，帮助农民解决农产品生产技术、产品销售等问题，对受灾农民给予补偿，能够有效提高农民抗御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的能力。

三、如何培育中国特色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实践，对于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健康、快速发展开始逐渐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但如何促进？促进哪些类型？如何适应中国的实际？等等许多问题需要面对。

在诸多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中，最突出的当属专业合作组织的法人地位问题。现在强调较多的是对将来成立或已经成立却没有登记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身份的确定，据有关部门的典型调查，没有登记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约占75%。另外，对于相当一部分已经成立并且登记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要真正转型为规范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需要根据条件变更自己的法人身份。这里会涉及到合作组织的功能定位、发展条件的路径依赖以及政策的适应性等多方面的问题。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合作组织与政府部门的关系问题。大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形成类型多样，有政府部门组织创办的、有依托科技推广部门建立的、有依托企业创办的，有基层供销社合办的，也有科技人

员或种养大户带头创办的。等等类型中由农民自主建立的少，由政府部门组织或参与创办的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多头管理现象比较普遍，结果常常造成要么干预介入过多, 力度过大, 不能很好尊重农民意愿, 要么无暇顾及, 使其处于松散状态, 任其自生自灭。因此，在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过程中调整好政府部门与合作组织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

对于采取什么途径和措施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比较普遍的观点是在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基础上多元形式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笔者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既要兼顾现有基础，更要重视未来农业经济发展的需求，鼓励和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同时，也要逐步规范和支持专业协会的发展。一方面，目前大陆注册登记的专业合作组织绝大部分是协会形式的松散型组织，在逐渐规范的过程中，专业协会仍将在农业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另一方面，国家在农业信息提供、技术推广等方面有无可替代的责任，而这些公共产品需要通过协会这样的非盈利、非经营性的载体来传递到农民。

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对“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社认识会逐步提高，专业合作社与农民的经济利益联系也会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以专业合作社为主要发展形式符合农业经济发展的要求，必将成为今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主流。从发展规律和前景可以预见，专业协会这种松散型组织，会有相当多逐渐面对被要求转型为合作社的诉求。

四、结语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市场经济在农业、农村经济中不断发展完善的必然产物，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的重要力量，是连接企业和农户的重要纽带，是形成“公司+组织+农户”产业化经营模式的关键环节。加大力度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是实现农业产业化、现代化、标准化，解决“三农”问题的一条有效途径。

要保障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健康、快速发展，还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包括思想上的错误认识、实践中的浮夸作风和树政绩作风、部门间的利益协调等等。趋势使然，大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广阔的发展前景是可以清晰预见的。

第五篇：关于深入推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建设的研究

关于深入推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建设的研究

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新时期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结合点，是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培育新型农民的有效途径。在我国工业化转型、城市化加速和国际经济格局发展大背景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有利于促进农村和谐发展、科学发展。

一、我市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概况

近年来，我市认真贯彻落实《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指导服务，创新工作机制，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蓬勃发展。截止2009年，全市共组建各类合作组织303个。其中，农民专业合作组织208个，成员总数2.38万人，销售农产品4.58亿元，带动农户6.6万户；土地股份合作社68个，入股土地面积2.28万亩，入股农户1.24万户，连片300亩以上的34个；社区股份合作社27个，折股量化村组集体经营性资产4800万元，入社社员8200人。我市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有五个特点：

1、发展势头迅猛。自我市2005年第一家合作社成立以来，每年都以新增几十家合作组织的速度发展，尤其是2007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实施以来，农民合作组织发展速度迅猛，再加上多种利好因素的推动作用，2009年增速明显，新增各类合作组织128家，新入社农户1.38万户，全市合作组织及入社农户数迅速增长。

2、产业覆盖面不断扩大。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经营项目从一开始的家禽、生猪养殖发展到水产、蔬菜、粮食、水果、林业、农机等多个产业，带动了农业的产业化发展，培育出生猪、特水、葡萄等一批优势产业和特色农产品。此外，不少合作社开展了产前、产中、产后合作，提升了合作层次，延伸了产业链。

3、合作类型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合作社的兴办主体有专业大户、农民经纪人、技术能人、基层涉农部门、村级基层组织等，使得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在各自领域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在发展“三大合作”的基础上，部分地区萌发了开展资金互助合作及劳务合作的新趋势，合作内容更加丰富。

4、带动作用日趋明显。全市统一销售成员80%以上产品的合作社有115个，占总数的55.3%，统一购买农业生产资料比例达80%以上的合作社有99个，占总数的47.6%。合作社销售农产品总额达4.58亿元，参加合作社的农民增收额高于全市平均水平196元。

5、运行日益规范。新成立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都能依法办理有关登记手续，认真制定章程，建立了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三会制度，实行民主管理决策制度、完善财务管理及利润分配制度等，全市合作社的发展已逐步走上规范化道路。

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主要经验及存在问题

我市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取得了较快发展成果，得益于基层干部群众的艰苦努力和开拓创新，也得益于市委、市政府及有关部门热情服务、大力扶持、悉心指导。有以下三点经验：

1、坚持因地制宜，促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加快发展。一是围绕产业特色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和市场优势，结合我市实际，重点围绕生猪、家禽、水产、蘑菇、獭兔、葡萄等特色产业，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兴办各类合作组织。加快建设产业带动型、龙头带动型、市场带动型、能人带动型合作组织，力求将更多的农民有效组织起来，依托优势产业，进一步打开市场。二是围绕产业链延伸不断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坚持用抓工业的理念抓农业，通过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提升产业规模，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延伸产业链，努力促进转化升值。如**市兴泰源鹅业专业合作社，在原来单纯养鹅的基础上，分步建设了种鹅基地、苗鹅炕孵场、肉鹅屠宰场和冷冻房，集苗鹅销售、养殖、初加工、贮藏、肉鹅销售等一条龙服务。成员在养鹅产业的多个环节都能得到一定利润，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三是围绕增强体量提升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建设水平。为提升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市场竞争力，各合作组织积极开展技术、信息等各项服务，把新技术、新观念、新品种传送给社员，提高生产的专业化水平。有条件的合作组织按照市场准入制度的要求，统一制定并实施产品质量和安全卫生标准，完善安全生产质量体系，确保产品质量。积极实施农产品品牌战略，创造条件在合作组织内部统一注册商标，统一包装，帮助合作组织申报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认证。至目前，已有10家合作社农产品注册了商标，3家合作社通过农产品质量认证。

2、加强规范管理，确保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健康运行。一是尊重农民意愿。在发展过程中，坚持不限形式，不限规模，不限产业，农民需要什么类型的合作，需要办到什么规模，需要合作到什么程度，均由农民自主决定和选择。各级政府、部门和基层组织积极创造条件，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始终如一地贯彻“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原则，尊重农民的选择，不搞拉“拉郎配”，使农民合作组织真正成为自由联合体。二是突出农民主体。要求合作组织成员必须绝大部分是农民，理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中，都要是以农民成员为主体。要严格遵循民主的原则，充分尊重农民成员参与管理的权利，重大事项由成员讨论决定，使农民真正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的决策和管理。三是坚持办会宗旨。指导和督促各合作经济组织坚持“致富为本”的办会方针，对内讲合作，不以盈利为目的，以最大限度服务成员、增加成员收入为己任。对外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追求利润最大化，确保合作经济组织稳定和健康发展。四是规范运行机制。按照法律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章程的规定，指导和监督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建立健全章程、财务管理制度、民主管理制度、经营决策制度等各项规章制度，帮助其规范和完善组织关系、利益分配机制、运营机制等，使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逐步走上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的轨道。

3、强化引导保障，优化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环境。一是舆论发动。通过电视台、电台、报社、板报等多种形式和途径，大力宣传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相关知识，消除一些农民群众和干部的模糊认识；大力宣传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成效和作用，倡导自愿合作、互惠互利和民主管理精神；大力宣传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成功典型，使广大干部和农民认识到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二是政策驱动。市委、市政府先后研究下发了关于加快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政策性文件，成立了工作领导小组，明确了市各相关部门的工作职责，建立定期会商制度，并将该项工作列入全市乡镇目标管理考核内容，强化考核激励力度。同时，还根据上级有关规定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在财政、税收、信贷、项目审批等各方面予以支持和帮助，努力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三是典型带动。积极探索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路径，选择不同类型的合作社强化指导，提高合作水平。在此基础上，认真总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成功经验，召开现场观摩会，典型示范、以点促面。全市涌现出广陵镇兴盈葡萄专业合作社、分界镇七贤家禽养殖合作社、元竹镇诚信兔业合作社、刘陈镇东建乳业合作社、横垛镇禽蛋合作社、曲霞镇蔬菜合作社、黄桥镇祁巷肉鹅养殖合作社、珊瑚镇镇前土地股份合作社等一批具有示范带动效应的特色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四是培训推动。通过召开会议和专题培训等多种形式，大力普及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相关知识，先后邀请省农林厅领导和有关专家教授，加大对成员合作知识和有关法律法规的培训，培养了一批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骨干队伍。同时，还组织力量逐乡镇帮助筛选项目，落实牵头人，明确合作内容，制定管理制度，进行面对面的指导服务，努力提升合作水平。

当前，我市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整体带动力不够强。总体而言，我市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合作组织覆盖面及规模偏小，据统计，全市入社农户数为3.86万户，占总户数的12.8%，与省定2012年入社户数达总户数40%的目标相差较大。大多数合作社规模普遍偏小，其带动辐射范围仅限于本村，局限于周边几十户经营同一产品的农户，跨村、跨区的合作经济组织不多。合作组织稳定性差，服务功能发挥不够，开拓市场能力不强，不能实行有效的农超、农企对接，在农民增收、农业增效中的作用发挥尚不够。有的合作组织在市场行情不好时就不能正常运转，甚至停止运转。

2、组织运转不够规范。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治理结构不健全，组织活动流于形式，成员出资不到位，民主管理难以落实，财务管理不规范、不公开，存在少数人控制着合作组织的决策管理和利润分配的现象，一般农民成员从合作组织得益不多。

3、持续发展后劲不足。一方面，部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淡化了为成员服务的宗旨，服务意识较弱，服务领域狭窄，服务手段落后，没有能更好地把农民组织起来。同时，我市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横向联合以及纵向产业链延伸上尚未有较好突破，没有能实现合作社的做大做强。另一方面，有的社员存在“重得益，轻参与”的思想，并没有以主人翁的心态来看待合作社，使得合作社功能和作用不能很好发挥，合作社发展后劲不足，少数合作社出现“一年合作，两年红火，三年散伙”的情况。此外，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面临资金瓶颈制约，社员出资以及合作社积累不足难以持续扩大生产、提高农业生产水平，提高市场竞争力。

4、农村社区股份合作难推进。一是村组经营性净资产总量偏小难改制，我市大部分村组集体经济薄弱，没有集体企业、物业、农业生产资源等经营性资产，不具备开展社区股份合作的基础条件。二是部分村组干部有思想障碍，怕社区股份制改革搞出矛盾，怕失权，怕麻烦。三是城中村、城郊村难推进，这些村已变为开放式或半开放式社区，农民与居民混合居住，社区成员难界定。

5、发展环境还不够优。农民合作组织作为弱势群体的联合体，需要得到政府及社会各界的扶持和帮助。我市的合作社发展在财政、信贷、税务、工商等方面得到的支持还不够。目前，没有安排财政专项资金直接扶持合作社发展，合作社向金融机构贷款存在贷款难、贷款贵的问题，税务上的报税手续对合作社而言相对较繁琐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合作社快速健康发展。

三、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健康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1、强化组织领导和宣传引导。各级党委、政府应成立领导小组，由党政分管负责人担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建设领导小组组长，成员由宣传、农经、农业、工商、税务、财政、民政、供销和农村信用联社等部门的领导组成，各部门要各司其职，积极配合，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排忧解难，搞好服务，同心协力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应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新闻媒体，采取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形式，大力普及合作知识，弘扬合作精神，唤起农民的合作意识，培植农民合作的群众基础，使更多的农民支持、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建设，营造加快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舆论氛围。可在我市各类媒体上常年开设“三农”专栏，开展致富技能培训，宣传先进典型经验，解析合作社运行过程等。此外，应对各级主管领导和工作人员，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负责人，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成员等，开展针对性培训，努力培养一批有合作思想、懂得如何指导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领导干部，培养一批具有管理才能的负责人和参与合作的农户，培育一批熟悉市场经济规律，具有营销、生产、技术本领的专业人员，使更多的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更好地了解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性质、职能和作用，从而把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变成自觉行动。

2、强化政策支持和服务。一是增加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资金与项目支持。认真落实《江苏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中的有关扶持规定，各级财政应安排专项扶持资金，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加快发展。对功能较全、带动面大的合作经济组织，还可在农业产业化和高效设施农业扶持等资金中切出一块，用于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建议扶持的合作组织必须是列入合作社名录的合作社，防止翻牌成立的伪合作社骗取财政扶持资金。二是引导、鼓励银行、信用社等金融机构积极提供信贷支持，帮助解决资金问题。对能带动农民增收、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并由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实施的产业化、标准化体系建设、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等项目要优先给予安排扶持。有关金融机构应安排一定额度的贷款支持农民合作组织，并实行优惠利率，政府可对符合条件的合作社贷款实行贴息。三是优化合作社发展环境。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定期不定期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掌握了解合作社发展的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要大力治理经济环境，切实维护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不打折扣地落实合作社登记、税收、前置审批、用地、用电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坚决治理向合作社乱收费的行为。

3、完善合作社运行机制，促进规范发展。坚持扩大数量与提高质量并举，从抓规范、促完善入手，积极引导合作组织加强自身建设，科学制定章程，坚持按章办事；健全民主管理制度，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护成员的合法权益；健全利益分配机制，坚持惠顾原则，充分调动全体成员的积极性；健全财务核算体系，实行财务公开，引导和鼓励合作组织不断完善规章制度，健全运行机制，放大合作效应。

4、围绕培大培强，提升合作组织发展实力

各级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应紧紧围绕“做大做强”发展思路，多着并举，促进合作组织发展壮大。一要以市场为导向，依托优势、特色产业发展壮大。必须根据当地资源优势和农业产业发展规划，紧紧围绕特色产业，选择市场开拓能力强、综合效益明显的项目来兴办和扶持各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二要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要突破单纯的生产合作的局限，积极创造条件，大力兴办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延长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带动农民增收。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兴办加工企业应制定专门的一系列扶持政策，促进其加快发展，才能真正发挥好合作组织发展产业，带动农民增收的作用。三要大力发展现代营销业态，促进农产品销售。政府应引导和帮助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与农产品批发市场、超市、物流配送中心、农产品加工企业建立销售网络，通过订单形式建立契约关系。大力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社产品推介活动，拓宽销售渠道，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有条件的还可以加大境外促销的力度，把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四要强化科技支撑，提高产品质量。要增强农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必须顺应人们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提出的新要求，顺应社会对生态农业、绿色食品的新要求。加强农业标准化工作，做到以标准化，推动商品化和产业化，大力实施品牌战略，围绕规模—质量—特色—营销—策划等多个环节培育优势、特色、品牌产业，做强做大合作社，努力把**打造成农业大市、强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