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书评[小编推荐]

第一篇：史记书评[小编推荐]

浅谈史记

历史文化旅游09独孤雄

多年来，能看得完整的书不多，《史记》是其中一本，现在就浅谈下我对《史记》的一些感受。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 通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分为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五种形式。传记的一种，主要记诸侯之事。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史记》约成书于公元前104年至公元前91年，本来是没有书名的，司马迁完成这部巨著后曾给当时的大学者东方朔看过，东方朔非常钦佩，就在书上加了“太史公”三字。“太史”是司马迁的官职，“公”是美称，“太史公”也只是表明谁的著作而已。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著录这部书时，改成《太史公百三十篇》，后人则又简化成“太史公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一般称为“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 “太史公”。

一部“史家绝唱”，一曲“无韵《离骚》”，这说的正是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史记》之所以在史学界具有如此高的影响力，毫无疑问，这与它的作者司马迁是紧密相关的。司马迁生于一个史官世家，因其父司马炎担任过太史令的职务而从小耳濡目染，受到先父的影响，在二十岁时，开始游历全国各地。在此期间，司马迁收集到了大量的珍贵资料，为后来编写的《史记》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但如果只是这样的话，那么司马迁也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史官。那究竟是什么让司马迁变得与众不同？这就不得不提到李陵之祸了。李陵是飞将军李广的孙子。在一次出征匈奴的战役中，李陵强烈要求汉武帝派他出兵，宁可带着自己的五千步兵，也要出征。在对匈作战中，李陵的部队确实非常骁勇，但无奈遇到了匈奴的主力部队，终以寡不敌众，五千步兵被全部歼灭，李陵也因此投降了单于。汉武帝闻之，勃然大怒，而司马迁就在此时为李陵辩解，被汉武帝处以死刑。但司马迁还有未完成的使命，所以他不能死，他接受了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最耻辱的刑罚——宫刑。

李陵之祸成了司马迁人生的转折点，也正因为受过极其耻辱的宫刑，才让司马迁具有了与其他史官完全不同的观察角度。“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由此彰显。《史记》虽为二十四史之首，但其文风格与之后的史书大相径庭，具有着强烈的批判精神，这也是后来的一些史书所无法与其比拟的。另外，《史记》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先河，分列“本纪”、“世家”、“列传”、“书”、“表”等五种文体，且在每篇文章末都添有“太史公曰”的评价。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反而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司马氏世代为史官，司马谈一心继承先人久绝的世业—太史令，重现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汉武帝元封元年，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

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据《后汉书百官志》载，“太史令”只是俸禄六百石的小官，职责仅在于管理图籍，掌管星象天文，最多也只是记录上代及当代事情，并无著述的责任。然而，司马谈和司马迁明显不满足于“拾遗补蓺”。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身为太史令，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在《报任安书》中亦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史记》书中有很多的故事表达了对古代优秀任务的颂扬，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高尚情操，还有对丑恶现象的揭露，显示了中华民族嫉恶如仇的精神品质。如其中的大禹治水这篇故事，表现了一个为民造福的无私的大英雄，从他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形象塑造中，可以看出他的心地非常的善良，肯为别人付出而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利益。他带领着人们共同治理了九条河流，从而为人民立下了丰功伟绩，这篇文章也体现了劳动人民改变大自然的雄心壮志，最大程度的写出了人的力量的伟大。我还从赵氏孤儿的故事中，看到里面塑造了忠臣程婴和公孙杵同奸臣屠岸贾斗志斗勇的故事。让我们感动于忠诚、善良、正义;鄙视邪-恶，痛恨不忠不义。还有其中的《武王灭纣》通过文王和武王用他们的仁义、善良为民造福，让百姓安居乐业，和纣王的残暴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让子孙后代永远记住文王和武王。《陈胜吴广》的故事则是讴歌了我国古代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农民起义，陈胜吴广带领着奴隶军推翻了秦朝的暴-政。陈胜从起义到牺牲虽然只有6个月，然而他点燃的反秦之火越烧越旺。还有《飞将军李广》，写的是飞将军李广爱兵如子抵抗匈奴进犯，保卫国土，立下了赫赫战功，受到人民的爱戴„„这些故事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史记》这本传世千年而被后人赞叹不绝的名著。他的这种不屈不挠，坚持不懈的精神是我学习的榜样。

总之，《史记》在各个方面都是难得的经典，既使我轻松愉快地了解中国古代历史，品味其中的兴亡成败，悲欢离合，也让我由古人古事引发了对现在社会的思考，从而得出人生的经验和教训,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文化。读了《史记》使我受益匪浅。《史记》是一部经典的文学巨著，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它需要我们用心去领悟，去体会，去感受二千多年前的人文情怀，领略历史的风骚。

第二篇：《史记》书评

《史记》

语文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蕴涵着厚重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而《史记》就是这星空中最璀璨的那颗明珠。

《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第一部，也是最出名的纪传体通史。它既是一部史学著作，又是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其中对古代优秀人物的颂扬，更是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高尚情操。

司马迁笔下的人物个个栩栩如生，有着鲜明的个性。生动的语言，优美的文字让读者读起来仿佛臵身于一个个优美的意境中。随着情节的起伏，我的心情也在为之而改变。喜着主人公的喜，忧着主人公的忧，感受着主人公的感受。轻松幽默的语言，紧张刺激的情节，仿佛把我带到了那个遥远的时代。各个时代的背景特色；各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各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在《史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绘声绘色。

看《史记》就仿佛在作一次足不出户的历史旅行，身如其境的融入那个时代的一切之中。看《史记》就仿佛在读一本有趣的故事书，历史变更的主人公们在向你讲诉着他们经历的一切，带你进入他们的世界、感受他们的生活。

看《史记》就仿佛在和历史学家们的做一次交流，我们会深深的被他那言简意赅、生动形象的语言所打动。在不知不觉中丰富了的历史知识，开拓了视野。

鲁迅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见史记无论在中国史学史还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堪称是一座伟大的丰碑。

司马迁呕心沥血在公元前91年完成的旷世巨作《史记》，它可以让人牢记历史，还可以从中学到许多人生哲理……

第三篇：史记

从历史构筑意识形态：中国现代史学与史剧的意义

中国现代话剧史上史学与史剧的关系，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这种关系的表现形式 如何，内在协调的动力机制是什么，是一种什么力量能够将现代人文活动的两个领域统 合到一种社会文化力量中，跨越真实与虚构、知识与想象?葛兰西的“有机的意识形态 ”与“有机的知识分子”理论，为阐释中国现代史学研究与历史剧创作之间的复杂的历 史关系，提供了富于启示的视野与方法。从历史构筑现代国家意识形态，这一自觉的现 代文化使命感，使启蒙立场的知识分子发现并利用了新史学与新史剧之间的协调动力关 系，使纯粹的思想或学术变成大众世界观，创造出意识形态整体性。

一、郭沫若的史学与史剧

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致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注：《毛泽东书信选集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242页。)此时郭沫若的历史 研究已经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他的历史剧创作也已达到高峰。

毛泽东赞扬郭沫若的，正是郭沫若治史与作剧在“以人民为本位”的立场上的意识形 态意义。郭沫若同时从事历史研究与历史剧创作，他表白“我是很喜欢把历史人物作为 题材而从事创作的，或者写成剧本，或者写成小说”，也表白过自己的史学与史剧观，他说他的史学研究“主要是凭自己的好恶”，而“好恶的标准”“一句话归宗：人民本 位”。(注：《＜历史人物＞序》，《郭沫若文集》第十二卷。)“合乎人民本位的应该阐 扬，反乎人民本位的便要扫荡”。(注：《新陈代谢》，《郭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1 48页。)就戏剧创作，“我们要制造真善美的东西，也就是要制造人民本位的东西。这 是文艺创作的今天的原则。”(注：《走向人民文艺》，《郭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3 16页。)

郭沫若从不隐讳自己研究与创作的意识形态属性。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流亡日 本10年，正式开始史学研究，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规划中国历史，将中国历史 叙事纳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发展模式中。这样做一 则可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历史的“适应度”，二则可以证明现实中中国革命的 合理性。因为如果中国的历史确实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模式，从原始社会到奴隶 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那么，中国的现实与未来也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革 命模式发展，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史学研究可以用中国的“ 历史发展”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可以证明中国的“现实革 命”的合理性。这样，史学就具有了重要的意识形态意义。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自序”中，郭沫若自己表述得很明白：“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 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 们未来的去向。”(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文集》，第14卷，第1 0页。)

郭沫若集学者作家于一身，但他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角色，远不是学者或作家身份 可以概括的。他自觉地构筑现代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话语，是葛兰西所说的真正意义上 的现代“有机的知识分子”。葛兰西将第二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忽视 了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或文化领导权。他认为，意识形态作为“最高意义上”的世界观，凝聚统一起社会集团，形成一种现实的、战斗性的力量。在构筑意识形态并争夺“知 识与道德领导权”的过程中，知识分子起到重要作用。他们不仅提出一种体系化的完

整 的哲学，而且还要将这种哲学大众化、常识化，教育与影响人民，成为人民的思想与信 仰形式。葛兰西将那些自觉地思考历史与时代问题并将自己的思想与大众实践结合起来 的知识分子，称为“有机的知识分子”。“真正的哲学家是而且不能不是政治家，不能 不是改变环境的能动的人……”(注：参见(意)葛兰西《狱中札记》第三章“哲学研究 ”第一节，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293页，引文见第239、265页。)

郭沫若作为“有机的知识分子”的角色，在中国现代文化上具有典范意义。他从历史 构筑现代意识形态，历史可以以学术的形式表现，也可以以戏剧或小说的形式出现。郭 沫若一生三度创作历史剧，早年的抒情历史剧完全将历史现实化变成意识形态的代言。从《卓文君》《王昭君》到《聂@①》，叛逆变成了革命。聂政慷慨赴死，两位女子从 容殉死，在原始的狭义观念之上，作者又加上了“均贫富”、“茹强权”的意义。剧中 一再提倡“刺杀那些王和将相”，剧终士兵们听罢酒家女的演讲，一哄而上杀了长官，准备到“山里去做强盗”，行侠的戏变成革命的戏。郭沫若试图用历史剧构筑历史中人 民的主体与阶级冲突的动力结构。从1920年的诗剧《棠棣之花》，到1940年五幕剧《棠 棣之花》定稿，前后写了22年，不同时代的现实意义叠加在同一个题材上。“百姓”代 表着模糊的人民概念，国家主题取代了个人主题，私仇变成公愤，聂政“铲除国贼”，意义在于抗秦，“于人有利，于中原有利”。国家成为历史剧《棠棣之花》的历史主体。抗战意识形态出现。

席勒在《舞台作为一种道德机关》中说：“如果各种戏剧具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如果 戏剧诗人都有统一的目标——换句话说：如果诗人选材适当而且都从民族当前的主题出 发——那就会出现民族舞台，我们就会成为统一国家。”(注：转引自《戏剧理论文集 》陈瘦竹著，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333-334页。)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深受 歌德与席勒的影响。40年代初抗战背景下郭沫若历史剧创作达到高峰，直接的灵感是在 “历史的精神”中拯救国家与民族意识。他说屈原的悲剧“是全中华民族的”，“中华 民族的尊重正义，抗拒强暴的优秀精神，一直到现在都被他扶植着。”(注：《题画记 》，《关于屈原》，《郭沫若文集》，第十二卷，第238页，第20页。)抗战意识形态的 历史剧试图将阶级意识融合到民族国家意识中，《屈原》的成功在于它获得一种意识形 态的整体性，而《孔雀胆》的问题则在于这种整体性受到威胁。阶级主题(镇压农民起 义)、民族主题(协助梁王异族政权)与个性主题(段功与阿盖的爱情)无意间陷入一种意 识形态冲突中。批评界出现指责，作者一再修改，但剧场演出效果很好。(注：详见《 郭沫若史剧论》，“第五章《孔雀胆》的成败得失”，田本相 杨景辉著，人民文学出 版社，1985年版，第146-172页。)如果《棠棣之花》的意义断层显得突兀，说明历史剧 结构意识形态的困难，《孔雀胆》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历史剧中意识形态结构本身的脆 弱。

郭沫若在他的史学研究与史剧创作之间建立起一种协调的动力结构。同一种意识形态 主题分别用史学与史剧的形式表现出来。史学通过“真实性”获得话语权威，史剧通过 艺术性使这种话语权威获得大众的认可。屈原主题的利用是一个典型。郭沫若希望将屈 原树立为民族精神象征，这是一个层次的意义，另外，屈原的诗人与官吏的双重身份，还寄托着郭沫若的现代“有机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的希望。有关屈原的史学 方面的成果是《屈原研究》，史剧方面的成果是《屈原》。郭沫若习惯将他的史学思想 表现为史剧，因为任何思想必须获得大众化、生活化，才能产生意识形态力量。郭沫若 受一部小说体裁的野史《剿闯小史》的启发，写出轰动一时的《甲申三百年祭》，重庆 的国民党与延安 的共产党在这篇文章中都看到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意义。国民党看到 农民起义成功地推翻了中国的正统政权却最终导致异族入侵，组织人员批判；共产党看 到农民起义推翻了正统政权转瞬之间又自身溃败，将这篇史学论文当作“整风文件”印 发学习。而坦率地说，郭沫若自身关注的却是这段历史的另一种启示，即知识分子的使 命。他认为“杞县举人”李岩的加入才使农民运动走上正轨，而大顺王朝最后失败也是 因为没有采纳李岩的计划。他念念不忘要为李岩与红娘子写一出戏，甚至在论文中也过 分专注于李岩和李岩与红娘子这段野史。(注：参见《郭沫若的史学生涯》叶桂生 谢 保成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75-188页：“„甲申三百年‟**”)

对于构筑意识形态的史学与史剧，理解历史的现实意义比历史事实更重要。葛兰西将 上层建筑分为由国家、军队、法律等机构代表的政治社会与由政党、教会、学校、新闻 媒体与文化团体代表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意识形态的活动场所。国民党政权下郭沫 若的史学与史剧构筑的意识形态在市民社会中与政治社会对立，争夺知识与道德的领导 权。这种格局在建国后发生了变化。上层建筑中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冲突与竞争失去 了“合法性”。知识分子的使命从争夺文化领导权变成服务既定的文化领导权。郭沫若 过去为那些挑战正统的叛逆、流寇翻案写成历史悲剧，现在却需要用史学与史剧重塑正 统。梁启超当年提倡新史学时，批判中国旧史学有君史、无民史，有群统、无国统。郭 沫若早期的历史剧创作力求构筑历史中人民主体、国家主体，到解放后的两出历史剧《 蔡文姬》与《武则天》，他又隐晦地试图构筑新的“君统”。《蔡文姬》用郭沫若的话 说是借蔡文姬为曹操翻案，曹操与武则天，或因出身或因性别，均是有君之实而无君之 名。郭沫若的翻案历史剧的意识形态功能，是为新中国建立新正统。郭沫若一再表白“ 蔡文姬就是我”，他想一方面通过为曹操翻案树立新中国的新正统，另一方面通过蔡文 姬归汉，表达自己意识形态立场上自觉的归属与认同。

翻案史学与翻案史剧不是忠于历史事实，而是以新的意义挑战旧的意义。郭沫若的史 学研究不再提“人民本位”，开始关注所谓“对人民有利”的帝王。《胡笳十八拍》中 蔡文姬归来看到的景象是“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 无人声，豺狼号且吠。”剧中蔡文姬归来看到的却是丰收的“太平景象”，农民唱着“ 屯田歌”，歌颂“为民造福”的曹丞相。郭沫若继续史学与史剧写作，却领会到新的历 史语境中意识形态的结构与功能发生变化的深刻含义，“以古鉴今”或“以古喻今”变 为“古为今用”，历史不再有构筑意识形态的使命，反倒是意识形态开始构筑历史。郭 沫若有时强说革命胜利后还可以写悲剧，但他自己却明白地不再写悲剧了。他的两部历 史剧参与掀起了有关历史剧的大讨论，但他本人却没有积极参与讨论。历史剧的现实性 比真实性更重要，只是把握现实性的问题是纯粹的权力问题，在理论形式中无法言说。

二、新史学的意识形态意义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始人，也是中国现代话剧中历史剧创作的领导 者。他同时以史学与史剧的方式，实现了从历史构筑现代革命意识形态的意义。我们在 有机知识分子与精英思想大众化的现代意识形态语境上理解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并将 他当作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典型，思考中国现代启蒙与革命立场上的“有机的知识分子 ”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郭沫若并不是一个特例，而是一个将典型性表现到极致的 个案。

从史学角度看，他体现了梁启超等人发起的“新史学”的理想。1902年2月到11月间，《新民丛

报》分6期连载了梁启超的《新史学》，(注：分别刊载于《新民丛报》第1、3、11、14、16、20期，本书的相关引文，均出自《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林毅校点，香港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42页。)在中国知识界引起轩然大波。梁启超认为，历 史是叙述国族之进化的学术。国族是历史的主体，进化是历史的精神，历史则表现为国 族之间竞争和优胜劣汰的进程。中国无历史，是因为旧史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 ”。中国的史是君史，一朝一姓的家谱，势利腐儒堆积的耗损民智的故纸堆，培养国民 的奴隶根性。梁启超呼吁在新观念下建立新史学，当时虽有异议，但响应者众

第四篇：浅谈史记

浅谈《史记》的文学之美和文学史贡献

《史记》是我国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 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具有“史文学，双合璧，树正史，把典立。纪表书，有列传，纪传体，百卅篇。自黄帝，止汉武，三千载，祥记述”的文学特征。历来被奉为中国“古文”的最高成就。鲁迅先生称赞它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中国文学历史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为对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 史记》是我国古代文学的一座丰碑，有着独特的文学成就和艺术之美。首先，它使以人物为中心的文学创作达到了高峰，表现在运用真实的历史材料成功地塑造出众多的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司马迁像一个出色的画家，以他那十分传神的画笔，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又像一位善于捕捉瞬间的雕塑家，以他那锋利的刻刀，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风采各异的雕像。在《史记》这座人物画廊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历史上那些胆识过人的王侯将相的英姿。也可以看见奋起草莽而王天下的起义者，看上去怯懦无能而胸怀大志的英雄，不居权位而声震人主的侠士，血溅五步的刺客，运筹帷幄、智谋百出的文弱书生，乃至富可敌国的寡妇，敢于同情人私奔的漂亮女子，妙计藏身的士人食客、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已诺必诚的游侠、富比王侯的商人大贾，以及医卜、俳优等各种人物的风采，司马迁创造性地把文、史熔铸于一炉，所塑造的人物都形神兼备，相当完整，能准确捕捉历史人物的特征且善于精心选材，选择重大的历史事件，展示人物的生命遭际，突出人物的主要形象特征，善于通过矛盾描写、虚实相生、细节描写、心理描写、语言描写、对比映衬等手法来刻画人物形象。往往某种极其复杂的事实，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再加以视线远，见识高，文字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思想上的启迪，为我们写下了一部形象的历史。所以，鲁迅先生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古代浩瀚的史著中，《史记》拥有的读者量是首屈一指的

其次，《史记》叙事和场面描写相当悲壮慷慨，其塑造的人物多具有悲壮之美，如屈原忠贞爱国、坚守节操，“上下求索”，却“忠而被谤”、“信而见疑”，屡遭放逐，最后自沉汨罗江；荆轲反抗强暴，慷慨赴义，行刺秦王，壮烈牺牲……在这些人身上体现着真理的价值，闪耀着正义的光辉，与此相应，其叙事场面多为具有悲壮色彩，总能引发人们的深思，唤起人们的怜悯之心。

另外，《史记》具有浓郁的抒情性。太史公的不幸遭遇使其满怀愤慨，他将这种浓郁的感情融入《史记》的创作中，因而其笔下的人物刻画和论赞中都跳跃着自己愤慨之情。

再次，《史记》的的叙事刚柔并济，以刚为主的艺术风格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既有阴柔之美，又有阳刚之美。全书的阳刚之美主要表现在：气魄宏浑，笔力千钧；内容奇伟，惊心动魄；气势凌厉，一泻千里。

最后，其结构和语言都是具有开创性的，《史记》的整体结构宏伟。开创了一种新的传记体格式，开头先介绍人物姓氏、籍贯，中间是记叙主体，选择与人物性格、事功最相关的几件事进行叙述，结尾以太史公曰表自己意见。具体到每篇专辑的写作又有所不同，其人物传记分为分传、合传、寄传、杂传，这是太史公根据人物性格和事功的差异进行安排的，其结构对后世史书、传记文学及小说的创作都有深远的影响。《史记》在语言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首先是人物语言富于高度个性化特征，如正直口吃的周昌廷之语、毛遂自荐之言，最突出的是陈涉、项羽、刘邦表述早年抱负之语的不同表现。其次是太史公的叙述之言通俗、简练、质朴、生动、传神。太史公把许多古典文籍资料和民间材料提炼加工成符合汉代人语言习惯的书面语。最后，有些语言接近当时的口语，还引用大量的诗赋、民谣、谚语，语言丰富，有很强的表现力，使作品激荡着诗的情韵，富有强烈的抒情色彩，充溢着感人的魄力。

《史记》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它的文采历来为我国文学界所称颂，给我国后来的文学一深远的影响。

首先，开创了“纪传体”体例，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纪，指本纪，即皇帝的传记；传，指列传，是一般大臣和各式人物的传记。，司马迁在前人的基础上，在《史记》中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创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学方法。

“本纪”按年代顺序记叙帝王的言行和政绩；“表”按年代谱列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书”记录了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世家”载述诸侯国的兴衰和杰出人物的业绩；“列传”记载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司马迁创造性地把这五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这种撰史方法可以容纳广泛的内容，有一定的灵活性，又能反映出封建的等级关系，因而为历代史家所采用，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影响十分深远。

其次，建立杰出的通史体裁

《史记》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无论说它是古代中国文学史的最辉煌成就，还是说它是世界古代文学史的最辉煌成就，都毫不为过。正因为《史记》能够会通古今撰成一书，开启先例，树立了榜样，于是仿效这种体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继而起了。通史家风，一直影响着近现代的史学研究与写作。

再次，《史记》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史记》以她高度的文学性，促进了我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在文学方面，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以人物描写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础和多样性。《史记》所写的都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通过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在写作方法、文章风格等方面，自汉以来的许多作家的作品都或多或少地模仿《史记》。

此外，《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在各民族早期文学中，都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人类通过艺术手段认识自身的一种方法。只是中国文学最初的类型化人物出现在历史著作中，情况较为特别。

《史记》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也表现在古代文学的批判上，反对形式主义的繁缛或苦涩古奥文风的古文家，将《史记》作为他们的一面旗帜，郑樵所说的“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无论对史学还是文学来说，都是合适的。被称为“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十分推崇太史公，把《史记》的文章看为成文的规范，他的《张中丞后序》、《毛颖传》等文，很显然是模仿《史记》的人物传记。随着古文运动的兴起，《史记》的地位越来越高，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不断扩大，代代相传，绵延不绝！《史记》在我国散文史上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而对明清以来的通俗小说和戏剧创作的影响非常大。

《史记》的人物传记有人物形象、有故事情节。绘声绘色，简练生动，千百年来在民间流传，为广大平民百姓所熟悉，这都为通俗小说和戏剧创作提供良好的借鉴。在后代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在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他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

《史记》的显著影响。明清以来的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一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照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些都主要源于《史记》。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世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此外，史传以外的别传、家传、墓志铭等各种形式的传记也深受《史记》的影响。

至于戏剧，《史记》的叙事简明生动，系统清晰，生动活泼，文笔绚烂，尤其是富有戏剧性场景的描写，更增加了作品的吸引力。《史记》的语言朴素简炼、通俗流畅，既疏缓从容、庄谐有致，又富于变化，其中取材于《史记》人物的也很多，特别是它的一些艺术手法，如通过人物的行动、对话来表达人物性格，避免冗长静止的叙述，以及注意故事曲折动人，语言简洁生动等，无疑为后来的优秀戏剧创作所吸收并加以发展。

第五篇：《史记》

《史记》读后感

很早就知道鲁迅先生对《史记》的评价：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是我国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开创了以人物为中心记载史实的模式，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原名《太史公记》。该书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在阅读《史记》之前很激动，可是真正拿起书看的时候头却觉得力不从心，特别是在看本纪和世家的时候，繁杂的家族谱和人物关系使我不得不经常把书来来回回地翻着看，虽然看书的过程中有点索然无味，但是在看完《史记》后，真的有了一种全新的收获。仿佛自己去过了书中记载的各个朝代，见过了形形色色的人，真实感受到了上千年的中国历史，深深地爱上了祖国这样厚实的历史积淀。《史记》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二本纪是对各朝代历史帝王活动的记录，十表是大事年表，八书是关于社会制度及天文水利等方面的记载，三十世家是周代各诸侯国的历史和汉代列侯的传记，七十列传是人物传记，是核心部分，开创了纪传文学的先河。

本纪、世家都是分国叙事、编年叙事，用以统摄后面的列传。本纪、世家之外，还有“十表”互见，作全书的时空框架。其“纪传五体”，其中只有“八书”是讲典章制度，时空观念较差，属于结构性描述。原始人类有“寻根癖”，古代贵族有“血统论”，春秋战国“礼坏乐崩”，但“摆谱”的风气更盛（“世”在当时是贵族子弟的必修课），很多铜器铭文，都是一上来就“自报家门”，说我是“某某之子某某之孙”。司马迁虽生于布衣可取卿相的汉代，但他是作“大历史”。他要打通古今，保持联贯，还是以这样的体裁最方便。司马迁作《史记》，其特点不仅是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以“互文相足之法”，节省笔墨，存真阙疑，尽量保存史料的“鲜活”。

说到《史记》就不得不提《报任安书》，在《报任安书》中我们就可以明白司马迁做《史记》的原因。司马迁作为史官地位低下，想要推贤进士而又不能，后因为李陵求情而身受极辱。作为史官世家的后代，他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忍辱偷生，最终做了《史记》这一开创性的伟大著作。

通过《史记》让我更深刻地了解了中华民族渊源历史，还学会了做人的道理，了解历史人物的丰功伟绩，懂得了一些历史典故，知道一些历史事件发生背景、过程以及对当时社会带来的深刻历史影响。而司马迁的博学、不屈不挠的精神值得我们中国人引以自豪，在中华民族复兴的今天古为今用以史为鉴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