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战国时期的奴隶仆役札记
战国时期的奴隶仆役札记
人民①所属之人。《墨子·尚贤上》：“今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管子·轻重戊》：“楚者，山东之强国也，其人民习战斗之道。”②奴婢。《睡虎地秦简·日书》：“收日可以入人民与马牛禾粟。”《周礼·地官·质人》：“质人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珍异。”郑玄注：“人民，奴婢也。”
人徒①众人。《墨子·非攻中》：齐晋“以攻战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数千里也；人徒之众，至有数百万人”。②供役使的奴仆。《管子·立政》：“衣服有制，宫室有度，六畜人徒有数。”《战国策·韩策二》：聂政辞谢严仲子“车骑人徒，辞，独行仗剑至韩”。③弟子。《荀子·正论》：“今子宋子严然而好说，聚人徒，立师学，成文曲。”
门父守门之隶。统治者对犯法者或俘虏，多刖其足以为守门隶。《管子·揆度》：“自言能为官不能为官者，刖以为门父。”
门隶守门仆隶。《庄子·秋水》：“动为不利，不贱门隶。”
门庭庶子宿卫宫中者。《墨子·尚贤上》：“门庭庶子。”孙诒让闲诂：“凡宿卫子弟，已命者谓之士，未命者谓之庶子。”
小人①先秦时代统治者对平民的卑称。又称“小民”。《书·无逸》：“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又言武丁“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祖甲亦“旧为小人”，故其即位后“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论语·颜渊》：“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邢籨疏：“君子，人君也；小人，下民也。”②指仆人奴隶。《论语·阳货》：“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朱熹集注：“此小人亦谓仆隶下人也。”③无道德者。《论语·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管子·牧民》：“信小人者失士。”④自谦之词，《左传·隐公元年》颍考叔云：“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战国策·秦策二》张仪云：“仪固以小人。”鲍彪注：“贫窭之称。”
仆①奴隶的一种称谓，亦作“臣仆”、“童仆”。《诗·正月》：“民之无辜，并其臣仆。”《易·旅》：“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贞。”也可作为赏赐对象，《伯克壶》：“白太师易(赐)伯克仆卅夫。”《几父壶》：“易(赐)几父„„仆四家。”《左传·昭公七年》：“僚臣仆。”俞正燮《癸巳类稿·仆臣台义》以为“仆则三代奴戮，今罪人为奴矣”。《晏子春秋·内篇杂上第五》：“晏子曰：‘何为为仆?’对曰：‘不免冻饿之切吾身，是以为仆也。’”《战国策·赵策三》：“先生独未见夫仆乎?十人而从一人者，宁力不胜，智不若耶?畏之也。”仆来源于俘虏、罪人或买卖。《墨子·天志下》：“不格者，则系操而归，丈夫以为仆、圉、胥靡。”《战国策·秦策一》：“卖仆妾售乎闾巷者，良仆妾也。”②门徒。《庄子·则阳》：“是圣人之仆也。”王先谦注：“犹言圣人之徒也。”
仆夫①驾车者。《诗经·小雅·出车》：“台彼仆夫，谓之载矣。”孔传：“仆夫，御夫也。”②养马之官。《周礼·夏官·校人》：“厩一仆夫。”
仆妾奴仆婢妾。《战国策·秦策一》：“卖仆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仆妾也。”《史记·张仪列传》：“坐之堂下，赐仆妾之食。”
奴①奴隶。《史记·田儋列传》：“田儋详为缚其奴，从少年之廷，欲谒杀奴。见狄令，因击杀令。”裴集解引服虔曰：“古杀奴婢皆当告官。儋欲杀令，故诈缚奴而以谒也。”②俘囚。《逸周书·作雒》：“俘维九邑。”孔晁注：“俘囚为奴。”③犯罪没入官府的男女。《周礼·秋官·司厉》：“其奴，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春。”郑玄注：“奴，从坐而没入县官者，男女同名。”
奴产子奴婢所生子女。奴产子仍为奴。《汉书·陈胜传》：“秦令少府章邯免骊山徒人、奴产子，悉发以击楚军。“颜师古注：“服虔曰：‘家人之产奴也。’师古曰：‘奴产子，犹今人云家生奴也。’”秦律规定，奴隶杀害其子女，要受处罚。《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人奴擅杀子，城旦黥之，畀主。”
击柝更夫。《晏子春秋·外篇第七·晏子谏第十》：“夫田氏，国门击柝之家，父以托其子，兄以托其弟，于今三世矣。”《荀子·荣辱》：“或监门御旅，抱关击柝，而不自以为寡。”王先谦注：“击柝，击木所以警夜者。”
臣①男性奴隶。主人对臣可以买卖。《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告臣爰书：“告曰：‘丙，甲臣，桥(骄)悍，不田作，不听甲令。谒买(卖)公，斩以为城旦，受贾(价)钱。”臣又可以用于赏赐。《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有投书，勿发，见辄燔之；能捕者购臣妾二人。觳(系)投书者鞫审(谳)之。”臣还用于陪嫁。《法律答问》：“‘夫有罪，妻先告，不收。’妻?(媵)臣妾、衣器当收不当?不当收。”又《司空律》载，主人可用臣代服国家劳役，也可用来作抵罪的赎金或抵偿所欠官府的债务。秦律规定，主人犯罪被籍没，臣亦没入官府。②俘虏。《礼记·少仪》：“臣则左之。”孔颖达疏：臣“谓征伐所获民虏者也”。③吏民统称。《孟子·万章下》：“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谓庶人。”《荀子·儒效》：“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④家臣。《荀子·大略》：“大夫之臣拜不稽首，非尊家臣也，所以辟君也。”⑤自谦之称。《汉书·高帝纪上》：“臣少好相人。”颜师古注引张晏曰：“古人相与语多自称臣，自卑下之道也。”臣仆卑贱者之称。《礼记·礼运》：“仕于公曰臣，仕于家曰仆。”《管子·小匡》：“大国之君，事如臣仆。”
臣御男女仆役。《国语·吴语》：“今孤不道，得罪于君王，君王以亲辱于弊邑。孤敢请成，男女服为臣御。”
役①指门人弟子。《韩非子·五蠹》：“仲尼，天下圣人也„„而为服役者七十人。”《庄子·庚桑楚》：“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成玄英疏：“役，门人之称。古人事师，供其驱使，不惮艰危，故称役也。”②指仆役。《管子·立政》：“若在长家子弟、臣妾、属役、宾客。”③指士卒。《国语·吴语》：“寡人帅不腆吴国之役。”韦昭注：“役，兵也。”
役夫服徭役者。《荀子·王霸》：“县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为之。为之者，役夫之道也。”《管子·轻重己》：“处里为下阵，处师为下通(庸)，谓之役夫。”役徒春秋战国服役者的通称。役徒被驱使参加各种繁杂劳动。有的上山采樵，《左传》桓公十二年：“明日，绞人争出，驱楚役徒于山中。”有的在军中服杂役，《左传》襄公十八年：“楚师多冻，役徒几尽。”有的从事营建，《墨子·七患》：“苦其役徒，以治宫室观乐。”
虏①俘虏。《战国策·韩策一》：“左挈人头，右挟生虏。”《史记·货殖列传》：“程郑，山东之迁虏也。”《礼记·曲礼上》：“献民虏者操在袂。”②奴隶。《韩非子·显学》：“严家无悍虏。”《史记·李斯列传》司马贞索隐：“虏，奴隶也。”《韩非子·五蠹》：“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絃以为民先，股无 紺，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
竖子童仆。《庄子·山木》：“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成玄英疏：“竖子，童仆也。”《吕氏春秋·重己》：“使五尺竖子
引其蒱，而牛恣所以之，顺之。”
妾①女奴隶的一种称谓。《战国策·秦策一》：“卖仆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仆妾也。”《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司空》：“百姓有母及同牲(生)为隶妾，非适(谪)罪(也)而欲为冗边五岁，毋赏(偿)兴日，以免一人为庶人。”②小妻、侧室。《战国策·齐策一》：邹忌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妾又分两种：一为媵妾，又称“贵妾”，由正妻之妹或侄女充当。另一为贱妾，由买卖、强占而来。
庶子①官名。《周礼·夏官》有“诸子”，掌教诫诸侯卿大夫的庶子。战国时有御庶子、中庶子、少庶子等官，盖国君、太子、列侯、相国、县令的侍从之臣。如秦王政有中庶子蒙嘉，甘罗曾为文信侯吕不韦的少庶子，公孙鞅曾为魏相公叔痤之中庶子。②嫡男以外之子。《史记·商君列传》：“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③隶属于有爵者的服役者。《商君书·境内》：“其有爵者乞无爵者以为庶子，级乞一人。其无役事也，其庶子役其大夫月六日；其役事也，随而养之。”隶①奴隶。《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隶不坐户。”意为主人犯罪，隶不连坐。《商君书·境内》：“高爵能(罢)，无给有爵人隶仆。”②从属。《韩非子·难势》：“尧教于隶属而民不听，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则行，禁则止。”③差役。《国语·周语下》：“湮替隶圉。”韦昭注：“隶，役也；圉，养马者。”④刑徒的一种称谓。《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金布律》：“禀衣者，隶臣、府隶之毋(无)妻者及城旦，冬人百一十钱，夏五十五钱。”《周礼·秋官·司厉》：“其奴，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舂。”⑤被征服之人。《战国策·秦策三》：“富擅越隶。”鲍彪注：“隶，犹礼之秋官肆隶，征伐所获之民也。”
隶臣妾官府的刑徒奴隶之称谓。男称隶臣，女称隶妾，合称隶臣妾。来源于罪犯及其家属、战俘等。《睡虎地秦墓竹简》中载：士伍盗窃价值超过百一十钱者，“耐为隶臣”。“寇降，以为隶臣。”隶臣妾用于农耕、手工业、营建及官府杂役等劳动，分别称为“隶臣田”、“工隶臣”、“冗隶妾”。在监牢服役者称“牢隶臣”。秦律规定，百姓戍边五年而不计入应服徭役期限，可赎一名亲属免除隶臣妾身份。“归爵二级”或交纳一定资财，亦可免除一名亲属或本人的隶臣妾身份。隶臣妾因年老而无力服役，可以“免老
”，称“免隶臣妾”。
隶仆官名。因职位低贱，故名。《周礼·夏官·隶仆》：“隶仆，掌五寝之扫除，粪洒之事。”
徒①门徒。《吕氏春秋·遇合》：“孔子„„委质为弟子者三千人，达徒七十人。”《孟子·滕文公上》：“陈良之徒陈相。”赵岐注：“陈相，(陈)良之门徒也。”②下层居民。《管子·立政》：“闾有司观出入者，以复于里尉。凡出入不对，衣服不中，圈(眷)属、群徒不顺于常者，闾有司见之，复无时。”戴望注：“群徒，众作役也。”③奴仆。《商君书·垦令》：“以商之口数使商，令之厮、舆、徒、重(童)者必当名，则
农逸而商劳。”高亨注：“厮、舆、徒、童都是奴仆的别称。”④服役者。《墨子·非攻下》：“兴师，君子庶人也必且数千，徒倍十万，然后足以师而动矣。”⑤刑徒。《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
私徒私家徒隶。亦称私徒属。《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装其轻宝珠玉，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终不反。”《战国策·韩策一》：“公仲躬率其私徒以斗于秦。”
徒役①服役者。《史记·孔子世家》：陈蔡大夫“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②卑贱者之称。《墨子·尚贤中》：“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③门徒弟子。《韩非子·显学》：“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世主必从而礼之。”
徒隶指狱中服役的犯人。《管子·轻重乙》：“今发徒隶而作之，则逃亡而不守；发民则下疾怨上。”《战国策·燕策一》：“若恣睢奋击，稴藉叱咄，则徒隶之人至矣。”
檐徒脚夫。《三代吉金文存》卷18·36下载楚国“王命”节：“王命，命(传)赁一檐饲之。”大意为王命驿传赁给持此节者一个檐徒。
徒属门徒属隶。《韩非子·亡徵》：“太子尊显，徒属众强，多大国之交，而威势早具者，可亡也。”又《五蠹》：“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
胥靡又作“縻”。①服苦役者的一种称谓。《庄子·则阳》：“筑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则又坏之，此胥靡之所苦也。”胥靡有的来自战俘。《墨子·天志下》：“不格者，则系操而归，丈夫以为仆圉、胥靡。”有的来自罪犯。《韩非子·六反》：“刑盗，非治所刑也；治所刑者，是治胥靡也。”胥靡之本义历来众说纷纭。一说为刑罪之名。《吕氏春秋·求人》：“傅说，殷之胥靡也。”高诱注：“胥靡，刑罪之名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司马贞索隐引晋灼曰：“胥，相也。靡，随也。古者相随坐，轻刑之名。”一说因被绳索牵连在一起劳动而得名。《汉书·楚元王传》颜师古注：“联系使相随而服役之，故谓之胥靡，犹今之役囚徒以锁联缀耳。”②奴隶。《韩非子·内储说上》：卫嗣君时，有胥靡逃之魏，“请以五金买之”。③贫困之称。《荀子·儒效》：“乡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举在此，岂不贫而富矣哉?”王先谦集解引王引之
曰：“此胥靡非谓刑徒之人也。胥靡者，空无所有之谓。”
酋一种奴隶的称谓，因用于酿酒，故名。《墨子·天志下》：“太夫以为仆、圉、胥靡，妇人以为舂、酋。”孙诒让：《墨子闲诂》引华沅曰：“〈周礼〉云：‘其男子入于鱙隶，好入于舂’„„酋与臼，声形相近，〈说文〉云：‘抒臼也。’亦舂又与?”又引王念孙曰：“〈说文〉：‘酋，绎酒亡，从酉水半见于上，礼有大酋，掌酒官也。’〈月令〉注：‘酒孰曰酉。’据此，则酒官谓之酋者，以其掌酒也，然则女奴之掌酒者，亦得谓之酋矣”，王说较近。《周礼·酒人》：“女酒三十人。”郑玄注：“女酒、女奴晓酒者。”《吕氏春秋·精通》：“臣之父不幸杀人，不得坐。臣之母得生而为公家为酒。”
养做饭的人。《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二年》：“厮役扈养，死者数百人。”何休注：“饮烹者曰养。”《睡虎地秦墓竹简·金布律》：“都官有秩史及离官啬夫，养各一人。”《管子·轻重乙》：“请以令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五乘者有伍养。”《史记·儒林列传》：“儿宽常为弟子都养。”《索隐》：“谓儿 宽家贫，为弟子造食也。”
舂一种女奴的称谓。因强迫从事舂米，故名。来源于俘虏或罪犯。《墨子·天志下》：“丈夫以为仆、圉、胥靡，妇人以为舂、酋。”《周礼·秋官·司厉》：“其奴，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舂。”《管子·小匡》：“女三嫁，入于舂谷。”据《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载，舂与城旦同为刑徒，男称城旦，女称舂。舂不仅舂米，亦用于土木修建。《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仓律》：“城旦舂、舂司寇、白粲操土改(功)，参食之。”
阍守门之隶。《左传》庄公十九年，鬻拳“自刖也，楚之以为大阍”。又昭公五年，“以韩起为阍”。杜注：“刖足使守门也。”
臧获奴隶或卑贱者之称。《韩非子·难一》：“今使臧获奉君命诏卿相，莫敢不听，非卿相卑而臧获尊也，主令所加，莫敢不从也。”《难势》：“夫良马固车，臧获御之则为人笑。”臧获又称臧，《荀子·礼论》：“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犹且羞之。”《庄子·骈拇》：“臧与二人相与牧羊而俱亡其羊。问臧奚事，则挟?读书；问奚事，则博塞以游。二人者，事业不同，其于亡羊均也。”又称臧聚。《庄子·盗跖》：“今谓臧聚曰：‘汝行如桀纣。’则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贱也。”马叙伦《庄子义证》：“孙诒让曰：聚读为驺。《说文》曰：驺，厩御也。”《方言》：“奴婢贱称也。荆淮海岱杂齐之间，骂奴曰臧，骂婢曰获。齐之北鄙，燕之南郊，民男而婿婢谓之臧，女而妇奴谓之获；亡奴谓之臧，亡婢谓之获。皆异方骂奴婢之丑称也。”《汉书·司马迁传》颜师古注引晋灼曰：“臧获，则敌所被虏获为奴隶者。”
圉人养马者。亦称圉。《周礼·夏官·圉人》：“圉人，掌养马刍牧之事。”《晏子春秋·内篇·谏第一》：“景公使圉人养所爱马，暴病死，公怒，令人操刀解养马者。”《墨子·天志下》：“丈夫以为仆、圉、胥靡。”
厮仆役。《史记·楚世家》张仪言于楚王曰：“虽仪之所甚颐为门阑之厮者。”《商君书·垦令》：“以商之口数使商，令之厮、舆、徒、重者必当名。”
厮役仆役。地位低下，供人役使。《墨子·非攻下》：“厮役以此，饥寒冻馁疾病，而转死沟壑中者，不可胜计也。”《战国策·燕策一》：“冯几据杖，眄视指使，则厮役之人至。”
厮徒军卒中的杂役。《战国策·魏策一》：“大王之卒，武力二十万，苍头二千(当“十”之误)万，奋击二十万，厮徒十万„„”《韩策一》：韩之卒“不过三十万，而厮徒负养在其中矣”。
厮养士砍柴养马从事杂务之士。《战国策·齐策五》：“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厮养士之所窃，十年之田而不偿也。”
庸亦作佣。出卖劳动力者。又称庸客。《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夫卖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易钱者，非爱庸客也。”《管子·轻重甲》：“聚佣而煮盐。”又称庸民。《商君书·垦令》：“无得取庸，则大夫家长不建缮，爱子惰民不窳，而庸民无所于食，是必农。”又称庸保。《史记·刺客列传》：“高渐离变名姓为人庸保。”又称庸夫。《战国策·齐策六》齐盡王子法章“为莒大史家庸夫”。又称庸赁。《史记·范睢蔡泽列传》：范睢“为人庸赁”。又称庸奴。《史记·张耳陈余列传》载张耳之妻曾“嫁庸奴”。又称佣徒。《荀子·议兵》：“故赏庆刑罚执诈之为道者，佣徒鬻卖之道也。”
赘典身。《汉书·贾谊传》：“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说文》：“赘，以物质钱。”《汉书·严助传》：“岁比不登，民待卖爵、赘子以接衣食。”如淳云：“淮南俗，卖子与人作奴婢，名为赘子；三年不能赎，遂为奴婢。”赘婿①男子就婚于妇家。《史记·秦始皇本纪》：“赘婿。”裴集解引瓒曰：“谓居穷有子，使就其妇家为赘婿。”《滑稽列传》：“淳于髡者，齐之赘婿也。”《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附《魏户律》规定：凡经营商贾、客店及为人赘婿者，都不准立户，不分给田宅。②债务奴隶。《汉书·贾谊传》：“家贫子壮则出赘。”颜师古注：“赘，质也。家贫无有聘财，以身为质也。”如淳曰：“淮南俗，卖子与人作奴，名曰赘子，三年不能赎，则为奴。”
豪奴受主人信任并有权势的奴仆。《史记·货殖列传》：“齐俗贱奴虏，而
刀间独爱贵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刀间收取，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或连车骑，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故曰‘宁爵毋刀’，言其能使豪奴自饶而尽其力。”
僮奴隶的一种称谓。亦作童。《史记·货殖列传》：“僮手指千。”裴集解引《汉书音义》曰：“僮，奴婢也。古者无空手游日，皆有作务，作务须手指，故曰手指，以别马牛蹄角也。”《史记·吕不韦列传》：“不韦家僮万人。”僮可以随便买卖。《史记·季布栾布列传》：“乃髡钳季布，衣褐衣，置广柳车中，并与其家僮数十人，之鲁朱家所卖之。”《商君书·垦令》：“以商之口数使商，令之厮、舆、徒、重者必当名。”重借为童，奴仆别称。
1983年稿(原载《中国历史大辞典·先秦卷》)
第二篇：春秋战国时期的成语故事
春秋战国时期的成语故事：
退避三舍：春秋时期，晋国内乱，晋献公的儿子重耳逃到楚国。楚成王收留并款待他，他许诺如晋楚发生战争晋军将退避三舍（一舍为三十里）。后来重耳在秦穆公的帮助下重回晋国执政。晋国支持宋国与楚国发生矛盾，两军在城濮相遇，重耳退避三舍，诱敌深入而大胜。
一鸣惊人：相传楚庄王（另一说为齐威王）临政三年终日作乐，不理朝政。一臣下对庄王说：“听说国中有一只大鸟，三年不飞，三年不鸣，是怎么回事？”庄王说：“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然后整顿朝政，富国强兵，短短数年形成大治局面。
卧薪尝胆：春秋时期，吴王夫差打败并俘虏了越王勾践。勾践给夫差喂了三年的马，受尽折磨，回国后立志报仇复国，请范蠡帮助训练军队，任用有贤能的人，自己亲自参加劳动并坚持睡在柴草上，每次饭前均要尝一个苦胆，后来终于灭掉吴国。
老马识途：春秋时期，齐桓公应燕国请求，带兵打败了山戎国的侵犯；山戎国国王密卢逃到孤竹国请求救兵，管仲跟随齐桓公打败了孤竹国的援兵。在回国途中，因假向导引入迷谷，使齐军受困。管仲建议用一匹老马带路而化险为夷。
负荆请罪：战国时，赵国有两位重臣廉颇与蔺相如，因蔺相如多次立功，赵王封他为相国，廉颇不服气，认为自己的武功盖过他的嘴。蔺相如为了国家，对廉颇多次避让，廉颇得知他的良苦用心后惭愧不已，便背着荆条，到蔺相如家门请罪，从此两人和好，成为同生共死的交情。
纸上谈兵：战国时，战国名将赵奢的儿子赵括饱读兵书，能健谈用兵之道，连父亲也难不倒他，自认为是天下无敌。赵奢认为他是纸上谈兵不知交通。后来赵奢死了，赵括顶替廉颇带兵，蔺相如等人极力反对，赵王坚持，赵括在长平之战中损兵40万。
三令五申：孙武流寓于吴，吴王想试试孙武的军事才能，就将180名年轻宫女交给孙武操练。孙武将宫女分作两队，让吴王的宠姬当队长。孙武向宫女们交代了口令之后击鼓传令，宫女们一阵哄笑，队伍乱成一片。孙武再一次下达命令，宫女们只觉得好玩，根本不听命令。孙武说号令既然已经明白又不听令，这是头领之罪，下令将两名队长处死。吴王急忙叫人传令不能斩杀王妃，孙武仍然杀了两个王妃。然后，孙武重新操练宫女，这回没人敢不听号令了。
围魏救赵：战国时，魏军围困赵国京城邯郸。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威王命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出兵救赵。田忌原想直接引兵去救赵国的邯郸，孙膑主张引兵去围攻魏国的京城大梁，魏必回兵自救，这样，不但能解除赵国的围困，还能使魏军疲劳不堪。田忌采纳了孙膑的策略，引兵直奔大梁。魏军闻讯急忙撤回围攻邯郸的部队，星夜回军援救大梁。走到桂陵，齐军以逸待劳迎击魏军。魏军大败，几乎全军覆没。
胡服骑射：战国时，赵国国君武灵王决心变革图强。武灵王见胡人（少数民族）身着窄袖短褂便服，骑着战马，边跑边射箭，行动迅疾，十分灵活，便决定向胡人学习，改革士兵服装，发展骑兵。不到一年功夫，赵国拥有一支强大的骑兵，经过南征北战，赵国成了当时有数的强国之一。
窃符救赵：战国时，秦国派兵围攻赵国的都城邯郸。赵国向魏国求救，魏国派兵前去救赵。秦国听说魏国派兵救赵一事，派人去魏国威胁魏王，魏王屈服于秦国，下令让前去救赵的魏兵按兵不动。赵王向魏国公子信陵君写信求救。信陵君曾为魏王的宠妃如姬报了杀父之仇，信陵君请求如姬从魏王那里盗出了兵符，从而夺取了兵权，率领几万精兵，奔赴邯郸，打败了秦军，解了邯郸之围。
第三篇：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教案
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教案
一、历史背景
1、经济：井田制崩溃，铁器和牛耕推动生产力迅速发展，促进商业繁荣和城镇兴盛。（物质基础）
2、政治：社会剧变，周王室衰微，诸侯之间兼并战争频繁，为了实现富国强兵和在残酷的兼并战争中能生存下来，各国统治者四处招揽人才，采纳各种思想。
3、阶级基础：士人的崛起，他们对各种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并奔走呼告，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史记·魏世家》：“子击逢文侯之师田子方於朝歌，引车避，下谒。田子方不为礼。子击因问曰：„富贵者骄人乎？且贫贱者骄人乎？‟子方曰：„亦贫贱者骄人耳。夫诸侯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贫贱者，行不合，言不用，则去之楚越，若脱躧(xi)(草鞋)然，柰（同奈）何其同之哉！‟子击不怿而去。”后因以“贫贱骄人”指对富贵权势持轻蔑鄙视态度。
4、思想文化：私学的兴起，培养了大批博学和阅历丰富的学者
二、人性本善。孟子主张人性本善说。他认为，人一生下来就有仁、义、礼、智等天赋道德意识，人的品质不是外加的，是与生俱来的。
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陈述、告发)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於君而曲於父,报而罪之.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誉而用之。
——《韩非子·五蠹》
这两则故事在《论语·子路》中也有记载。同样的事情孔子孟子与韩非子看法是完全不同的。对于儿子告发父亲，孔子和孟子认为这是“子为父隐”，隐就是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过失是孝，父亲为儿子隐瞒过失那是慈。而儿子孝顺抚养父母，也是天经地义，人之常情。一个人亲爱自己的家人，是最真实的。因此，他为亲人隐瞒事实，其心理动机和情感体验也是真实的。这是人性的真实，也是最高的真实。
所以孔孟是怎样看待人性的呢？每个人生来就爱自己的亲人，首先是父母，也就是双亲。这叫做“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由爱自己的父母推及到子女，兄弟，亲戚，朋友，再发展到君王和天下的百姓，甚至是周边的少数民族和原始部落。孟子就说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越亲近的，爱得越深、越多；这就是儒家所说的亲亲之爱，越是疏远，则爱得越浅、越少。这就叫“爱有差等”，这也就是“仁爱”。墨子的兼爱，则是“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
孟子认为人人皆有爱，这是每个人的天性，所以孟子就提出了人性本善的观点。当然孟子也举了个例子，也就是课本上的恻隐之心。所以他认为，人一生下来就有仁、义、礼、智等天赋道德意识，人的品质不是外加的，是与生俱来的。
可是韩非子并不这样认为，他认为，那个正直儿子不惜告发自己的父亲，在忠孝之间选择了忠，维护了国家的法律和权威，坚持了社会的正义和原则，是值得肯定的。所以韩非子说“夫父之孝子，君之北人也。”——《韩非子·五蠹》对于那个屡次从战场上逃跑的人，韩非子毫不留情地批驳道：你们儒家整天谈论仁爱，孝顺，结果这些奸邪卑鄙的小人正是打着孝的名义，为自己的胆小，懦弱寻找借口。结果反而得到重用，冷落了那些真正的忠贞之士，助长了这种不正之风，最终损害的是国家的利益。
而韩非子对人性是怎样认识的呢？韩非子说了个故事。楚成王有个嫡长子是叫做商臣，那么按照西周宗法制应该由他来继承王位。可是后来楚成王喜欢一个小妾并想立她的儿子为太子，因此想废长立幼。这种事在春秋这种礼坏乐崩的时代应该说不少。作为嫡长子的商臣 感到地位岌岌可危，便去找他的母亲。他的母亲问他，你能说服你的父王让他回心转意，重新立你为太子吗？商臣说不能。他母亲又说：那你能安于现状吗，不做未来的楚王而做臣子，商臣说还是不能。他母亲又说，那你能发动政变，夺取王位吗？商臣说能。于是商臣就发动政变，杀了父亲，自立为王。韩非子又说现在民间生了男孩，全家庆贺，生了女孩，就垂头丧气。为什么呢，男孩是劳动力，父母老了要靠男孩赡养啊。
韩非子认为商臣对待自己的父亲是算计，父母对待男孩女孩也是算计，就连自己的父母和妻儿这些最亲的亲人尚且相互算计，那就更不要说是和自己毫无关系的陌生人了。
韩非子从这两件事情中总结出人和人之所以在一起相处并非儒家所说的仁义，而是利害，而人和人的关系也不是儒家所说的礼让，而是算计。所以韩非子主张人性一直是丑恶的，这是天性，生来如此，后天也无法改变。
那么荀子呢？荀子的思想夹在儒家和法家之间，他认为，人性生来就是恶的，但凭借后天教育可以使人由恶变善。
那么我们来总结一下三个人的对于人性的看法。孟子是人性本善，荀子是人性本恶。他们指的是人性的本来状况，那么经过后天的培养教育，那么人性既可能向善，也可能向恶。而韩非子的主张就是人性一直是丑恶的，不可能向善。
三、治国思想
对待人性看法的不同也导致他们在治国理念上的不同。
大家都知道尧舜禅位，汤武革命的故事吧。那儒法两家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呢？
1、先看孟子，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认为桀纣是暴君，称他们是“残贼”，罪有应得，而认为尧舜那是圣贤，对商汤和周武王持肯定态度，并不认为他们是“弑君”，而是替天行道。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孟子什么样的治国理念？
我们前面讲了孟子认为人性本善，而且孟子希望所有人经过后天的教育都能成为圣贤之人。所以在他孟子的心目中“民权高于君权”。在他看来，君权虽由天授，但“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上》），因此君权名义上是天授予的，实际上是人民授予的。因此，如果君王残暴害民，人民就有权利进行革命，推翻他的统治。所以，孟子又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
那么对待人性本善的老百姓，该怎么统治呢？君王应该用仁爱，礼让来统治他们，不违农时，让所有人能有饭吃，有衣服穿，上下有序，父慈子孝，兄恭弟友，老有所养，幼有所教，老百姓都安居乐业，那么这个国家就是孟子心中理想的和谐社会。所以孟子主张仁政。这和孔子主张仁和礼的思想一脉相承。
他要求统治者以仁爱之心对待人民，以德服人，争取民心。孟子认为，土地、人民、政事是国家的三件宝物，实行仁政，必须重民。在此基础上，孟子又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仁政学说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
2、那么法家如何看待尧舜和商汤周武的呢？韩非子认为，尧舜禅让，那是君臣不分，而商汤和周武王更是乱臣贼子，犯上作乱。所以儒家所说的这些圣贤其实都是天下大乱的罪魁祸首。
孟子主张仁爱，法家又主张怎样治国呢。韩非子主张法治。我们前面讲韩非子认为人性一直是丑恶的，所以和他们讲道理是没有用的，必须用严刑峻法来惩治那些违法奸诈的刁民。韩非子也说：你们儒家不是老说仁义吗，可是你看看村子里的那些浪荡子，父母教育他不听，兄弟朋友劝导他也不听，村里的长者批评他还是不听，只有怎么办呢？士兵拿着刀剑和绳子来捕捉他的时候，他马上老实了。所以韩非子认为治理天下应该施行法治。
对于民众，他吸收了其老师荀子的“性本恶”理论，认为民众的本性是“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要以法来约束民众，施刑于民，才可“禁奸于为萌”。因此他认为施刑法恰恰是爱民的表现。（《韩非子·心度》）。
对于君主，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主道》）；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
对于政治，韩非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韩非子·问田》），“以法为教”（《韩非子·五蠹》）。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
3、那么荀子呢？荀子生活的年代是战国后期，荀子可以吸收先前诸子的思想，同时也看到了各家学说的不足。因此，荀子虽是儒家代表人物，其思想却与孔孟的思想并不完全一致。
荀子觉得单凭孔子的仁和礼是难以治理好国家的，（《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在范雎相秦期间（公元前266年—前255年），荀子到秦国见过秦昭王。昭王问：“儒无益于人之国？”荀子回答说：“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儒之为人下如是矣。”（《儒效》）“应侯（范雎）问孙卿子曰：入秦何见？”荀子回答说：“形胜”“百姓朴”、“百吏肃然”、士大夫“明通而公”，朝廷“听决百事不留”，“治之至”；然而“殆无儒”，是“秦之所短”。由于秦国实行法治，荀子以儒治国的思想就行不通了。
从荀子的秦国之行可以看出荀子对秦国实行法治十分赞赏，不过他也认为秦国没有儒家思想也是它的短处。
4、那么请同学们站在孟子、荀子和韩非子的立场上分别评述一下儒法两家思想的优劣？哪家的思想更有道理呢？
儒家：
因为法家的思想也有许多不足之处。比方说商鞅，我们承认是他使秦国走向强大，可是商鞅执法过于残忍，据说在渭水，商鞅一次性就处决了七百名囚犯，史书记载：“渭水尽赤。”可见流血之多。同时商鞅也是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卑鄙小人，商鞅曾经带领秦国的军队去攻打魏国，魏国的领兵大将是商鞅的好友公子昂，开始秦军打不过魏军，商鞅就诱骗公子卯见面，说要宴请他，然后双方签订和约，各自退兵。公子昂不知是计，欣然赴宴，结果被商鞅活捉了。然后商鞅乘魏军防备松懈，群龙无首之际乘机进攻，大败魏军，夺取了魏国的西河之地。
我计算了一下，孔子活了72岁，孟子活了83岁，荀子活了75岁，墨子活了92岁，庄子活了83岁，而老子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他应该也活了七老八十的。当然我在这里不是去探讨这些思想家为什么长寿。但是相比之下法家代表人物中则有很多死于非命。吴起、商鞅、韩非子、李斯的最终结局都是悲惨的。他们得到这样的下场，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坚持法不阿贵而遭到报复是一个原因；其行事的刻薄寡恩，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所以我们在讲到法家时，法家的代表人物往往不惜鲜血乃至生命去实践他们的变法和改 革，他们执法如山，铁面无私，不畏权贵，刚正公平，这些是值得肯定的，可我们也不得不看到法家的严刑峻法，独断专横，缺乏人情。在变法过程中所流的血不仅有反对变法的政敌和旧贵族，也有朋友、亲人甚至是那些无辜的老百姓。荀子作为战国后期的思想家，应该说很清楚的看到了这些，所以他主张把儒家和法家结合起来，那就是礼法兼施。
四、天人关系理论
由于三个人讨论的问题并不一致，所以我们分开来讲。
1、首先是孟子 孟子谈得是义利观。我们知道孔子其实是主张用仁和礼来治理国家的，如果自己的子女，亲戚朋友犯了错误，应该劝导他，教育他，让他改正。如果是小错误，那当然应该批评教育，可是如果这个人犯的错误是不可饶恕的呢？比方说犯上作乱，大逆不道，滥杀无辜，投敌卖国呢？孔子没有给出答案，这时孟子认为如果自己的亲人如此，就应该将他绳之以法，这叫做“大义灭亲”，大家看，义的繁体字是由一个“羊”和一个“我”字构成的，羊是用于祭祀的，就是牺牲的意思，所以义最早是牺牲我自己的。说明当义和利发生冲突时，就得先义后利，舍生取义。
所以孟子是很注重修身
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一身正气，大义凛然的孟子。
纵观《孟子》全书，我们可以看到它洋溢着孟子作为那个时代一个知识精英崇高的精神境界和不渝的救世情怀：以民为本，以利为本，崇古尚贤，崇义尚道，自承先圣，身任天下。正因为那个变革性、过渡性时代的礼乐崩坏、诸侯恣行、政由强国、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孟子以天下苍生黎民为念，高举仁义的思想大旗四处游说，奔走呼号。
养浩然之气。他强调先义后利，舍生取义。孟子要求人们应具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动、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人格精神。
影响：唐代以后，《孟子》一书被当作经典。南宋朱熹将其列为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之一。孟子被尊为亚圣，地位仅此于孔子。
2、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法家，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基本上都是很有理想的，比方说孔子和孟子，他们要构建的是一个和谐社会，他的理想就是恢复西周的等级名分和礼乐制度；而墨子则是要构建一个贤人社会，他的理想就是要恢复到尧舜的时代；老子和庄子则想构建充满原始共产主义的大同社会，他们想要回到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社会。而韩非子家则不谈这么多社会理想，他批驳孟子、墨子，你们经常说圣人怎么样，先王怎么样，祖宗怎么样，尧舜怎么样，商汤、周武怎么样，可是那都是几百上千年前的事情，你们说得清吗？我们要面对的是现实。
“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所以韩非子反对儒家那种是古非今的做法。他主张后代必然要胜过前代，历史永远向前发展。
3、荀子的思想
荀子具有朴素的唯物思想。他认为，“天”就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自然界的运行有自己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即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问》但人也可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改造自然，“制天命而用之”。
第四篇：春秋战国时期法律制度
法制史：春秋战国时期法律制度
（公元前770年----前221年）
一、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53年）的法律制度
（一）、春秋时期的社会变迁： 从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洛邑到公元前453年三家分晋。始称春秋时期。
“国与国之相攻，家与家之相篡，人与人之相贼，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墨子《兼爱中》)“子弑父者有之,臣弑君者有之”.(《孟子》)“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①政治上，周天子大一统的宗法统治已经动摇。权力下移，由“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变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甚至“礼乐征伐自大夫出”。②经济上，铁器应用，牛耕推广。井田制破坏，私田出现。突出特点:1.王纲解纽，“礼崩乐坏”；2.大国争霸，各领风骚。
春秋时期涌现了很多新事物:郡县制取代分封制(秦楚晋)；官僚制度取代世卿世禄(上承君命,下理庶政.仕官而不领土,任职食傣)。而在法制领域，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郑晋等国掀起的成文法运动。
（二）、春秋时期的颂成文法活动：
夏商西周三代，中国法律尚处于习惯法时期。此时期的一些法律虽经整理编纂，并有文字记录，已成为系统化的法律，但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文法。真正的成文法要到春秋战国时期才得以问世。
1、郑国“铸刑书”。郑国的执政子产是春秋时代的著名政治家。他有一句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之”。郑国是一个小国，用论语的话说就是“千乘之国摄于大国之间”，处境十分艰难。子产以其卓越的政治才能从容周旋于秦晋大国之间。外御强敌，内修政事，把郑国治理得井井有条。他治理郑国一年，手段比较强硬，郑国人恨他，编了一首歌谣：“孰杀子产，吾其与之”；三年以后，受到民众的拥戴。郑国人又编了一首歌谣唱道：“子产而死，谁其嗣之”。他死后，被孔子称作“古之遗直”；后人尊之为“春秋第一人”。
在礼和刑的关系上，子产主张礼刑并用，宽猛相济。《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子产临死时，对他的继承人说：“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则多死焉。故宽难。”这是一种很清醒的认识。子产的这一主张在儒法两家那里得到了回应：儒家继其宽，法家继其猛。
子产又是一个很开明的政治家。他主张保留乡校，增强政治的透明度，允许郑国人批评时政，局部开放了言论自由。在法制领域，他开了公布成文法的先河。
据《左传》昭公六年记载：公元前536年，子产“铸刑书”，就是将法律条文铸刻在鼎上，公之于众。使法律由秘密状态走向公开，这是中国法制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子产铸刑书的内容已不可考。有人推测，它应当是适应春秋末期社会转型的现实，以保护私有财产为中心内容。大致是鼓励开垦荒地，新恳地为开恳者私有财产，不准他人任意侵占。国家的军赋按丘、按亩向土地私有者征收等。
2、邓析制“竹刑”。邓析是郑国大夫。他是名家的先驱，也算是中国律师的鼻祖。《吕氏春秋。离谓》篇上记载了他的一个故事，大意是，洧水发，淹死一个富人。其尸首被人捞走，富人家属要赎尸，但对方索价太高，富人家属于是找邓析拿主意。邓析说：不用急，他不把尸首卖给又你卖给谁呢？过了几天，捞得尸首的人等急了，也找到邓析拿主意，邓析回答：不要急，他不找你买，还找谁呢。
此篇又谓：“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裤。民之献衣襦裤而学讼者，不可胜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郑国大乱，民日欢哗。子产患之。于是投邓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依此，邓析是为子产所杀，支持这种说法的文献尚有《荀子·宥坐》、《说苑·指武》、《列子·力命》。
邓析私自编制了法律规范，刻在竹简上。故称“竹刑”。这为他引来了杀人之祸，因为法律体现的是国家意志，私人制作是违法的。《左传》定公九年记载：
“郑驷颛（郑国执政）杀邓析，而用其竹刑”。杜预注：邓析“欲改郑所铸旧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邓析并未接受君命，其制作竹刑属个人行为，名不正且违法，故为驷颛所杀。不过，驷颛虽然杀了邓析，却不因人废言，依旧用其竹刑。这意味着竹刑经过国家认可，有了法律效力了。
3、晋国“铸刑鼎”。时间在公元前513年，铸鼎颁布的是赵鞅和荀寅，著刑书的是范宣子。皆为晋国大夫。
将晋国法典铸在铁鼎上，史称“铸刑鼎”。这是中国法制史上第二次公布成文法。三家公晋以后，韩有《刑符》，赵有《国律》，魏有《魏宪》，都是成文法，沿续的是“铸刑鼎”。的晋国传统。郑国和晋国公布成文法是前无古人的，是对现存法律制度的挑战，因而受到保守人士的非议和批评。晋国的叔向、鲁国的孔子分别对郑晋两国公布成文法进行了批评。
（三）关于公布成文法的争议。
我们推测，郑晋两国颁布成文法，其各自在国内遇到的阻力一定不小。因为它触犯了作为法律“守藏人”的贵族阶级的既得利益。这方面文献缺乏，只能存疑。现有文献披露的是来自国际的批评。代表人物是晋国的叔向和鲁国的孔丘。叔向写信写子产，对郑国铸刑书公布成文法提出批评：
“昔先王议事以制（制度，先王之制，即礼），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这是抬出先王，诉诸祖宗之法，来压子产改弦更张，取消刑书。
“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民众知道有了法律依据就不用害怕上面了），并有争心（民众会起争夺之心），以征于书（从刑书上寻找法律依据），而侥幸以成之（却希图侥幸来成就他们的不良行为）。”
“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民众一旦发生纠纷和争端，就要抛弃礼仪规范，援引刑书作为依据。一丝一毫的小利都不会放过）。
这两段话都是讲铸刑书的危害。“不忌于上”，“并有争心”，“将弃礼而征于书”，手里有了法律依据，也就有了抗争的本钱。会起争端，导致社会的无序状态。
晋国铸刑鼎则受到孔子的批评：“晋其亡乎，失其度矣！”（晋国大概要亡国了吧，丧失了它既成的制度，即先王之制）。
（五）、公布成文法的意义：
梅因在《古代法》里讲到：东西法律都曾有一段秘密时期。有关法律知识和判断争讼的原理为少数特权阶层所独占。这少数特权者就成为法的守藏人和管理者。这个论述具有相当大的概括性，中国古代也不例外。西周时代的“临事制刑，不预为法”，叔向所谓“议事以制，不为刑辟”。都暗示了刑法的不公开性。但这里有个问题：这个不公开的刑法是临时制定的呢，还是已有预定的法典只是不公开、处于秘密状态？注《汉书》的师古认为：“非不预设，但弗宣露使人知之”。这可以称作“法条预设论”；另一个注者李奇则认为：“先议其犯事，议定然后乃断其罪，不为成之刑，著于鼎也。”李奇的看法和叔向是相同的，可以称作“法条临时论”。哪一种说法正确呢。我倾向于师古的意见。理由很简单。无论是商之汤刑，还是周之九刑，都是预设之刑，而不是随机应变、临时制作。
那么，为什么预设的法律不公开，要使其处于秘密状态呢？答曰：“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法律处在秘密状态就会让一般人不可知，无从知。只知其有，不知其详，什么是法所禁止的，什么是法所允许的，一概不知，故深不可测；因为那个法深不可测，界限朦胧，只有处处加着小心，为防动辄得咎，必须来去侧身。行走天地之间，无处不感到法的威摄力，这就是威不可测。
现在再说公布成文法的意义：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认识，一个是当时段意义；一个是长时段意义。
“当时段意义”着眼于当下。我引荀子的话来说明：“天下晓然皆知夫盗窃之不可以为富也，皆知夫贼害之不可以为寿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为安也。（中略）皆知夫为奸则虽隐窜逃亡之由（犹）不足以免也”（《荀子·君子》）“君法明，论有常，表仪既设民知方，进退有律，莫得贵贱孰私王”（《成相》）简单的说，就是可以让天下人知法、明法、守法，充分发挥法律禁奸止暴的功能。
长时段意义着眼于中国法制史的过程，① 对传统法律观念、法律制度、社会秩序的一种否定。法律不是少数人的私产，而是全社会公开的调节器。②开创了成文法的先例，引发起春秋战国时期轰轰烈烈的成文法运动，客观上为封建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③标志着法律观念和法律技术的发展与进步。
二、战国时期（前453----前221）的法律制度。
（一）、社会政治特点。
1、列国争锋。
刘向《战国策·序》说:“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攻争强，胜者为右”。列国之间的这种争夺和征战是极为残酷的，充满血腥和野蛮。用孟子的话说就是“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这种征战是以无数的生命和鲜血为代价的，充满了野蛮、残酷和血腥。
由于战场胜负决定国家存亡，因此战国时代是一个武力横行天下的时代。战国初期，见诸史书的尚有20多个国家，经过大国兼并，形成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并立，逐鹿中原的格局。此时的周天子连名义上的天下共主也不是了。较之春秋时代，战国时代的战争次数频繁，据《春秋》记载，在春秋时期242年间各种战争448次。到了战国时期仅大规模的战争就有222次”（此据法国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所著《中国社会史》一书）；规模扩大、春秋时期投入兵力最多不过几万人，战国时期则动辄几十万。攻防手段和技术都有了很大的改进；孙子兵法、吴子兵法。战争的目的不再是列国之间争夺霸主，而是以兼地略土为直接目的，以王天下为长远目标。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尊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日知录》卷13《周末风俗》）
2、变法更制。
为了达到富国强兵，统一天下的目的，魏、楚、赵、韩、秦等国先后进行了变法更制。崇尚法制、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担当了变法的主要角色。率先进行变法的是魏国，法家的先驱人物李悝以“魏文侯师”、“魏文侯相”的身份主持，改革涉及政治、经济和法律等众多领域。
在楚国，有吴起变法。他变法的要点是“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使私不害公”，着眼点是吏制改革（政治制度），矛头指向“巨室”。孟子有言：“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吴起反其道而行之，因此，阻力很大。吴起的变法前后沿续十年，成效颇为显著。楚国原本落后，经过变法迅速强盛起来。“南攻扬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并一度战败魏国，“马饮于大河”。但吴起的变法遇到保守势力的强烈抵抗。变法中途夭折，他本人也被乱箭射死，并五马分尸。
列国变法中规模最大、程度最烈，成效最显著的是秦国的商鞅变法（下详）。总起来看，战国时期各国变法的内容大体相同。即摧毁旧的贵族势力，废除世卿世禄制度，耕战并重，实行富国强兵政策。
3、百家争鸣。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十》说：“诸子十家，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锋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持说，取合诸侯。”这是百家争鸣的时代背景。
班固论列的十家包括：儒家,墨家,名家,道家,法家,农家,杂家,阴阳家,纵横家,小说家。
具体到中国法制史，对中国古代法制的价值理念和制度建构贡献较大的有两家，即儒家和法家。
（二）儒家的主要法律观点。《周礼.天官.冢宰》: “以九两系邦国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长，以贵得民；三曰师，以贤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下略)郑玄注: “师，有德行以教民者；儒，有六艺以教民者”。《汉书》： “游文于六艺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概括之，儒家的共同特点是：据于德，游于艺，法先王，宗仲尼。
先秦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孔子、孟子、荀子。
1、孔子（前552----前479）的法律思想：
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其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来而让，不取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
孔子的主要法律思想：以德治国，“为国以礼”；在中国法制史上，孔子是第一个主张德政、礼治的。他深信：“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孔子认为，为政最重要的是德。那么什么是德？古人解释，“德者得也”，指良好行为的成果，与我们现在理解的道德一词，意义大致相近，综合起来考查，孔子的所谓“德”是以仁为本质的，而仁的核心是“爱人”。所以，孔子特别要求统治者要修身正己，爱惜民力。用道德的感化力来感化民众。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就是这个意思。
问题：究竟什么是德，统治者怎样才算有德？理论上可以讲“有德者必有位，”然而倘若其无德又占据其位，试问子将何以处之？
孔子又讲克己复礼，他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都是强调礼的规范意义。礼既治身，又治心，其大规模扩张的结果，是吞并了法，挤占了法的位置。
德主刑辅，重德轻刑。孔子说过：“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这意味着孔子并不排斥“听讼”这种随着公共权力产生，而必须由国家承担的政治责任，只是他更加强调听讼的目的，是为了达到无讼的社会理想。听讼只是手段而非目的。我们看到，孔子是从稳定社会秩序的角度来解决社会矛盾和裁断两造争讼的。
在孔子的价值天平上，德礼与政刑的地位不同的。孔子说：“道之以政（苛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归服）”（《为政》）我们要注意的是，孔子以德礼并列而与政刑（萧公权说：孔子所谓政刑，即一切典章法令之所包，文武方策之所举，周礼之所载，以制度为体而以治人治事为用之官能也。（《中国政治思想史》）对举。可以明显看出，孔子是把德礼（德）看作治国为政的第一义，而把政刑（力）置于第二义的位置上。孔子反对用严刑苛政来治理国家，主张用德礼对民众进行教化。在他看来，德礼和政刑都能使民众服从，达到统治目的。但服从政刑是因为惧怕；归顺德礼是因为心服。政刑只能让民免却无耻；德礼却能让民有耻且格。对比德礼的优长显示出政刑的局限。因此，孔子崇尚德礼，排斥政刑。表现出重德轻刑的倾向。这一价值定位成为汉代及以后的中国法制史占主流地位的思想。亲亲为大，亲亲相隐。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注：偷盗）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於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做父亲的偷别人家的羊，这有悖于做人之理和为父之道，是“父不父”。这等于给做儿子的出了一道伦理难题。当儿子的怎么办？大义灭亲、告发父亲？这是不孝。根据礼的要求，儿子应当“隐”。想办法消脏灭迹，瞒天过海，悄悄的摆平它。儿子这种做法本身就包含着“直”，用孔子的话说就是“直在其中矣。”它与法的精神相悖，却合乎孝道，自然也合乎礼的要求。这意味着当法制与伦理产生矛盾时，那就要牺牲法制来成全伦理。在这里，人治高于法治，亲情大于王法。孔子的这一法律思想，至汉代就具体化为“亲亲匿相首”的法律原则。
先教后诛，刑罚适中。
2、孟子（约前371---289）的法律思想。
孟子早年经历与孔子有点相似，幼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他一生以孔子的继承人自居：“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公孙丑上》）为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周游于列国公卿之间，“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他自视甚高，声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虽然政治主张得不到诸侯采纳，平治天下的理想得不到实现，却不肯调整或改变自己的思想主旨。他把放弃原则，追随世俗称之为“妾妇之道”。对自己的才智和学说表现出一种高度的自信和过人的乐观。
“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尽心上》）（1）反对“杀人以政”，强调“教以人伦”。
孟子提倡仁政，反对暴政。所谓“杀人以政”就是以虐政杀人。孔子曾感叹“苛政猛于虎”，孟子亦对虐政讨伐不遗余力。他指责统治者以虐政杀人无异于“率兽以食人”。他重视人的生命价值，对统治者提出很高的要求：“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
“教以人伦”的“伦”字。费孝通解释：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释名”于沦字下也说“伦也，水文相汰有伦理也。”潘光旦说凡是有“仑”作公分母的意义都相通，“共同表示的是条理，类别，秩序的一番意思。”(见潘光旦‘说伦字)《社会研究》第十九期)引自《乡土社会》）人伦就是为人之道，做人的道理、道德。“教以人伦”就是厉行仁政，重视德教，用人伦之道教化民众。它不是诉诸法律的强制力量，而是依靠道德的感化作用。
（2）主张“薄其税敛”，强调“制民之产”。
鲁哀公问政于孔子，对曰：“政在使民富且寿。”哀公曰：“何谓也？”孔子曰：“薄赋敛则民富，无事（“事”指争端、麻烦）则远罪，远罪则民寿。”（《说苑·政理》）薄税敛而使民富，是孔子德治的重要内容。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主张“薄其税敛”、强调“制民之产”，这是孟子仁政思想，在经济政策和法规上的具体体现。税敛太重，民不堪负，就会怨声载道，甚至铤而走险。这会威胁到政治统治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薄其税敛是一种消极的方法，还有一种积极的方法，就是“制民之产”，使“民有恒产”。恒产就是稳定的财产田产。具体说，就是每家农户要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为什么要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这道理很简单，在小农经济条件下，有了田产和宅院，就可以相对安居乐业。无此就意味着他是一个无产者，穷极无聊，“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那就要另谋生路，所谓偷盗、抢劫、革命、造反，都从这里起念。用孟子的话说：“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安分守己之心）。苟无恒产，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民也”。
为防止此种情况发生，就要通过治民之产，达到富民的目的。使之“仰（上）足以事父母，俯（下）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他认为，如果民众致富了，“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尽心上》）。犯罪事端也会大量减少。
应当说，孟子以上的法律思想是相当有价值的。它已经涉及到道德、法律与经济的关系，把解决人民的衣食问题看作防止犯罪的首要条件。确实抓住了问题的实质。
（3）主张以民为贵，声言“暴君放伐”。
君与民之关系：西周以来的敬天保民思想，到了孟子这里有了一个重大的发展。孟子提出“民贵君轻”说，这在思想史上，不但是振聋发聩的，更是史无前例的。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的地位最贵；作为国家象征的土神、谷神次之；而君主的地位更次之。这个位序排列把“民”的地位空前的提升了，而君主只能屈居第三，什么贵为天子、富有四海都变得无足轻重了。对于不可一世的君主来说，这是很难接受也无法忍受的。我们要知道，在秦汉以后的专制条件下，一个知识分子敢说出这样的话，那要有包身之胆。果然，大明皇帝朱元璋氏读到孟子这句话，大为光火，《明史·钱唐传》：“帝（明太祖）尝览孟子，至草芥、寇仇语，谓非臣子所 宜言，宜罢其配享，诏有谏者以大不敬论”。朱元璋读《孟子》，怪其出语不逊，说：“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也” 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三十五：“使此老在时，宁能免也”。
主张民为贵，在逻辑上必然强调民心向背的重要。孟子是把民心向背和天下的得失，法律的公平与否联系在一起来认识的（下详）。
君与臣之关系：在君主专制的条件下，维护君君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关系，维护君主的权威，既是礼的核心内容，也是法的重要职能。特别是如何处理君臣关系，是法律避不开绕不过的问题。
孔子主张君君臣臣，“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既否定君不君，也反对臣不臣。考查孔子的言行，翻检孔子修订的春秋可知，孔子主要是把关注点放在反对臣不臣上。至于君不君的行为，孔子常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还要曲意回护。孟子则不然，他似乎更强调君臣之间的人格平等。而把关注点放在反对君不君上，较之孔子的立场有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
孔子对君主的态度是：“勿欺也，而犯之”（《宪问》）主张在对君主保持忠诚的前提下，直面君过，犯颜直谏。孟子的态度要峻烈得多：“说大人则蔑之”。游说他的时候，先不把他放在眼里，在气势上把他压倒。这不是狂妄。因为在孟子看来，他是代表“道”的，而大人也好，君主也罢，都是代表“势”的。以“道”对“势”，自然有一种道德的优越性。实际操作起来，大概需要很过硬的心理素质。对君主的态度是：“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万章下》）。他的这句话是讲给齐宣王的，据孟子说，齐宣王听了“勃然变乎色”。
孟子特别注意君臣之间要建立一种平等的关系，在君面前保持一种独立的人格，反对臣属一方单方面、无条件对君主尽义务。“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简言之，就是你好我也好，你不好也别想让我对你好。这是对传统的君臣关系的颠覆。具有思想革命的意义。
当齐宣王问孟子，“汤放杰，武王伐纣”算不算“弑君”时，他宣称“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实际上承认了汤武革命的正当性，主张独夫民贼人人得而诛之。这种思想也带有暴力革命的异端色调。革命不是绣花，是要流血死人的，孟子谓之“逆取”；革命成功，就要实行仁政，注重道德教化，孟子谓之“顺守”。马上打天下和马下治天下的全部要义就体现在这“逆取顺守”四个字上。
（4）德主刑辅，慎用刑罚。孟子有一句名言，叫做：“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离娄上》）在主张仁政、重视教化的前提下，也不排斥刑法的强制作用。在它看来，“上无道揆（度也、约束）”、“下无法守”是要出乱子的。因此，孟子主张“善”与“法”要互相配合，不能偏废。这与孔子的有关法律思想有所不同。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而死刑剥夺人的生命，所以孟子特别注意死刑的适用问题，他的慎刑也主要表现在对死刑的民本主义态度上：“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梁惠王下》）这说法理想色彩很浓，在操作上也很困难，但它体现出对生命的尊重，有合理的因素。孟子反对滥用刑罚，对杀戮无辜尤其深恶痛绝。他是先秦时代提倡“罪人不孥”、反对“诛连”最有力的思想家。“泽梁无禁,罪人不孥”。《孟子·梁惠王》）
3、荀子的法律思想。
荀子（公元前298年—前238年），名况，也称孙卿。战国郇（今山西临猗县）人，是战国后期儒家学派的最大代表，也是先秦儒家学派的最后一位大师。李泽厚先生说他：“上承孔孟，下接易庸，旁收诸子，开启汉儒，是中国思想史由先秦到汉代的一个关键”（《中国思想史论》上册，110页）。这个评价是公允的。
荀子在先秦儒家中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其政治主张与孟子有同也有不同，尊王道，举贤能，与孟子同；兼称霸道，法后王，则与孟子异。孟子重义，重内化自觉（内圣）；荀子崇礼，重外在约束（外王）。荀子虽然也说：“诛暴国之君，若诛独夫”，但不承认汤武取天下，因为天下归之；不承认桀纣有天下，因为天下去之；所以说，桀纣无天下，而汤武不弑君（《正论》）。他把主要关注人事和心性修养的儒家学说扩展到各个领域，他主张“隆礼”与“重法”结合，在礼面前有限平等，建立新的等级制度，完成国家统一。荀子的弟子很多，著名的有韩非、李斯，都是法家著名代表人物。
（1）隆礼尊君，君主至上。“《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论》），“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论》）孔子之礼尚有祭祀和规范两意。荀子之礼，原始的祭祀之意已荡然无存，规范之意则空前突出。这一学理上的变化，不仅大大提升了“礼”的地位，而且为礼兼容法预留了空间。
“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致士》）。后世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至此已呼之欲出。
（2）礼法并用，教刑相辅。荀子在隆礼的同时，也重视法制的作用：“法者，治之端也”（《君道》），把法律看作是治理国家的首出措施。礼与法皆为治国所需，缺一不可。他认为，“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在治国方略上，荀子提出“治之经，礼与刑”，这就一改儒家先辈德主刑辅、先德后刑的位序排列和价值判断，变而为礼刑并用，教刑相辅：“起礼义以化之，重刑罚以禁之”。
（3）引礼入法，礼体法用。荀子重视法理学的研究和以法治国的作用。它提出“法义”和“法数”等概念。所谓法义即是立法的基本精神和指导思想；法数即是指法律的运用技巧。在荀子看来，法数必须以法义为归依，因为“不知法之义而正法之数者，虽博，临事必乱”（《君道》）“法义”是什么？就是礼。“非礼，是无法也”（《修身》）。礼为法之体、之纲，法为礼之用、之目。明体达用，纲举目张。这标志着先秦儒家法律思想的重大转变。荀子以礼作为立法和执法精神原则的主张可以说是董仲舒春秋决狱的直接思想来源。
（4），严惩元恶，罪罚相当。“元恶不待教而诛”。这就把刑罚惩一儆百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同时，荀子也主张罪刑相当，有适当的尺度和公平的精神：“刑称罪则治，不称罪则乱。罪至重而刑至轻，庸人不知恶矣，乱莫大焉”。
如果说儒家是以德治国，其法律思想带有浓重的伦理格调，那么法家则是以法治国，其法律思想则带有强烈的暴力色彩。
（三）、法家的主要法律观点。
1、法家主要特点。
何谓法家？刘邵《人物志·业流篇》说：“建法立制，富国强人（兵），是谓法家”。近人章太炎则说：“著书定律为法家”。这个学派发源于春秋时代的成文法运动，活跃于战国时代变法更制的政治舞台。
司马谈在《论六家之要指》中这样评价法家：“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按地域分，法家分为晋法家和齐法家。司马谈的这段评价主要是以晋法家为参照的。
其特点：四海为家，六亲不认；以法治国，一断于法；重刑轻罪，严而少恩；尊主卑臣，严守职分。①在治国的策略上，以法治国。国家应制定法律成为全社会的基本准则，国家应依照所制定的法律来处理各种事务（缘法而治），以法律作为统一的取舍标准（事断于法）②在法律适用上，刑无等级（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③在法律的内容上，轻罪重判，重刑主义④法布于众。
吴起：卫国（今山东定陶）人，娶齐国妻子，做鲁国将领，到楚国主持变法；商鞅卫国人，到秦国主持变法；韩非为韩国人，李斯为楚国人，都到了秦国。吴起之舔疮励士和杀妻取将。
韩昭侯在宫中饮酒致醉，就在宫里睡着了，宫中替国君管理冠冕的“典冠”在旁，担心他着凉，给他盖上了一件衣服。韩昭侯醒来见有人主动给他盖上衣服，很高兴，问身旁的侍卫是谁给他盖的衣服？侍卫说是典冠。韩昭侯下令以越职罪处罚“典冠”，以失职罪处罚“典衣”。
管仲说：“君主所操者六：生之杀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此六者，君主之所独操也。”
法家的代表人物大多是当时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其先驱人物是春秋时期的管仲，鼻祖是战国初期的李悝、吴起、主要代表人物包括战国中期的商鞅（法）、慎到（术）、申不害（势），战国末期的韩非、李斯等。
2、韩非的法律思想。
韩非（前288---前233），出身韩国贵族，荀况的学生。“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本归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韩非本来要效力于他的祖国，在韩国有一番作为，但“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心灰意冷，发愤著书。他的著作传到秦国，秦王赢政读了非常佩服，曾感叹：“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公元前234年，他出使到秦国，受到同窗李斯的嫉妒和陷害，系狱经年，被迫自杀。
韩非人性论的预设是“性恶”。“人人皆挟自为心”，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这是天性、本性。这种恶的个人本性是要发作的。随着人口增加和社会财富的消耗，“人民众而财货寡”的矛盾愈益突出。于是，人与人之间逐利争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你争我争，大家都争，这就要危及秩序，引起混乱。必须加以约束。如果说儒家对这种无序状态是诉诸道德的约束，那么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则是借助法律的威慑。
从性恶论的预设出发，韩非用一种异常犀利、冷峻和清醒的眼光来洞察人世间的一切，他近乎残酷地撕去了儒家仁爱的温情面纱，而代之以冷冰冰的利害关系的计较。社会的一切信仰、道德、关系，人的一切思想、观念、直至情感本身，其崇高、庄严、神圣性都被韩非横扫一空，最终还原为一种赤裸裸的利害计算。
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无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劳而爵禄，臣利在无功而富贵；主利在豪杰使能，臣利在朋党营私。（《韩非子·孤愤》）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韩非子·难一》）
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韩非子·六反》）
卫人有夫妻祷者，妻祝曰：使我无故得五匹为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对曰：益是子将以买妾。《韩非子·六微》
故舆人成舆则欲人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卖，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韩非子·备内》
夫卖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易钱者，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耕耘者，尽巧而正畦陌畴畤，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以得富也；战之为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可以得贵也（《韩非子·五蠹》）
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分也。
君和臣之间各有一套自己的拳经，各自的想法、利益相悖、不得已而妥协；父母对子女之间并无恩义可言，只有利害计算、得失考虑；夫妻之间也无亲情可言，双方同床异梦，各打各的小算盘；至于买卖双方，雇主之间，也是一种利益交换。即使是做官的，也不能高估他们的觉悟。他们不过是为政以利，冲着做官的巨大油水而来，归根结底是要满足自己的私欲。什么为政以德，忧以天下，乐以天下不过是面冠冕堂皇的金字招牌。如此，儒家的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孝悌为本、仁者爱人都被韩非借助经验的事实轻轻化解了。他的举例有点极端，但也确令人耳目一新，有一种难以遮当的说服力。韩非的主要法律观点：
（1）仁义不足以治天下。韩非的社会发展观是：“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知谋，当今争于气力”。这就是说，在上古竞于道德时，大家都崇尚道德，自然可以用仁义治天下；现在时代不同了，它的特点是“人人皆挟自为心”争于气力，仁义那一套已经过时了，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用韩非的话说，就是“德厚不足以止乱”，只有威势方可以禁暴。因而，他主张“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怜”。他的老师荀子曾讲“起礼义以化之，重刑罚以禁之”。韩非砍去了上联，只剩下一个下联，连老师的账也不买了。（2）以法为本，法术势综合为治。“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
（3）法不阿贵。在刑罚适用上必须贵贱平等。针对儒家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他提出：“刑过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为什么刑过不避大夫呢，这是因为“犯法为逆以成大奸者，未尝不从尊贵之臣也”。
（4）重刑轻罪。“董阏于为赵上地守。行石邑山中，见深涧峭如墙，深百仞。因问其旁乡左右曰：人尝有入此者乎？对曰：无有。婴儿盲聋狂悖之人尝有入此者乎？对曰：无有。牛马犬彘尝有入此者乎？对曰：无有。董阏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治之无赦，犹入涧之必死也，则人莫之敢犯也，何为不治”。（韩非子《内储说上》）这可以说是重刑主义的经验论证；性恶论是其人性预设；定分止争是其现实考量；以刑去刑是其目的（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
轻刑罚，民必易之。犯而不诛，是驱国而弃之也；犯而诛之，是为民设陷也。（《六反》）
（5）尊君卑臣。“万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共患也。”“赏之誉之不劝，罚之毁之不畏，四者加焉不变，则除之”。(《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四）、《法经》的内容及历史地位。
1、李悝其人
李悝，亦名李克，战国初期魏人，生卒年在公元前455年至385年之间。生平不详，只知其为魏文侯师，又为魏文侯相，颇有治绩。第一、首创“平籴法”（见《汉书·食货志》），即运用政府财力和调节能力，丰年由国家平价收购粮食，用来备荒；荒年由国家平价粜出，借以平衡丰年和荒年的粮价，防止商人囤积居奇，维护农民利益。第二、“尽地力之教”，即整划土地，开垦扩种，挖掘土地潜力，提高粮食产量。
李悝认为，刑罚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有奸邪淫佚，而“奸邪之心，饥寒而起；淫佚者，久饥之妄也”，在这个意义上，刑罚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要富国裕民。
李悝反对世卿世禄制度，认为“其父有功而禄，其子无功而食之”，足以“乱乡曲之教”。他的“为国之道”是“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说苑·政理》）他要剥夺那些世家子的俸禄，用来招徕“四方之士”。在中国法制史上，李悝最大的贡献是编撰了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法经。
2、《法经》及其影响
《法经》一书早已失传。《汉书·艺文志》儒家列有“李克七篇”，法家列“李子三十二篇”，推想《法经》应在其中。现在所见《法经》的记载最早见于唐朝人所撰的《晋书》和《唐律疏议》。《晋书》刑法志曰：“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囚、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唐律疏议》也有类似记载。
此后论及《法经》都引证上述片断。直到明朝，董说著《七国考》，其中引用西汉桓谭所著《新论》一书，才更多的披露《法经》的一些内容。但桓谭《新论》在南宋末年就已失传，董说又从何处得知呢?现已无从考证。故学界多疑董说造假。
尚有两事学界未及，特此指出，以作旁证。其
一、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清儒已指出，明朝人喜欢伪造古书，清儒慨叹：“明人造古书而古书亡”，流风所及，连它的第一流学者杨慎都颇乐此道，留恋忘返，董说受时风影响，偶尔染指，亦未可知；其
二、董说是个小说家，著有《西游补》。其凭空结撰的想象力也非常了得。所有这些，都加重了对董说的嫌疑。
据董说的意见，《法经》的体例可分三部分：正律、杂律、减律。
盗、贼“窃货曰盗，害良曰贼”、囚、捕四篇为“正律”。董说引《新论》曰：“正律略曰：杀人者诛，籍其家及其妻氏；杀二人及其母氏。大盗戍为守卒，重则诛。窥宫者膑这其实与我们今天所说的隐私权相当。不过，我们今天讲的隐私权，是一个舶来概念。它是在1890年，由美国学者路易丝·布兰戴斯和埃·威斯汀在《哈佛法学评论》上提出的。拾遗者刖（“拾遗”即指拾得他人遗失的财物，这大体上相当于现代刑法中所说的侵占他人遗失物犯罪）曰，为盗心焉”窥、拾非盗而有盗之心，这是“意识犯罪”。重点惩治的是盗、贼重犯。
杂篇为“杂律”、董说略曰：“夫有一妻二妾，其刑馘（guó，割左耳）；夫有二妻则诛；妻有二夫则宫，曰淫禁。盗符者诛，籍其家；盗玺者诛；议国法令者诛，籍其家及其妻氏，曰狡禁。越城，一人则诛，自十人以上夷其乡及族，曰城禁。博戏罚金三币，太子博戏则笞，不止则特笞，不止则更立，曰嬉禁。群相居一日以上则问，三日四日五日则诛．曰徒禁。丞相受金，左右伏诛；犀首以下受金则诛；金自镒以下罚不诛也，曰金禁。大夫之家有侯物，自一以上者族。”惩治各种各样的刑事犯罪，动辄诛、族，沿续的是商殷以来的重刑传统。
具篇为“减律”，略曰：“罪人年十五以下，罪高三减，罪单一减：年六十以上，小罪情减，大罪理减。”规定的是一些定罪量刑原则。六篇之中，首列《盗法》、《贼法》，至于《囚法》、《捕法》不过是捉盗捕贼的有关程序。这说明《盗法》、《贼法》是法经的核心。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盗法》、《贼法》会成为法经的核心？或者说为什么《法经》会把“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作为指导思想？
战国时代的两极分化严重：一方面，“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后汉书·仲长统传》）。而农民“或耕豪民之田，见税十五”（《汉书·食货志》）；另一方面，一般民众“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xù）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或则“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孟子·梁惠王上》）。这样一种情况，生活在春秋末叶的墨子已经敏锐地观察到，并表示了自己的担心：“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něi），虽欲无乱，不可得也”（《墨子·非乐》）。生活在战国中期的孟子则说的更形象：“庖有梁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下层反抗激烈：“聚群多之徒，以深山广泽林薮扑击遏夺”社会治安环境糟糕。（《吕氏春秋·安死》）；“王公则病不足于上，庶人则冻馁羸瘠于下，于是焉桀纣群居，而盗贼击夺以危上矣”（《荀子·正论》）。跖有“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庄子·盗跖》）。严刑峻法威慑：战国是一个乱世，不必搬用“刑乱国用重典的古训”，只需依照习惯就行了。“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古代用于加在囚犯颈部的一种木制刑具）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庄子·在宥》）。庄子又有“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之说，同样是盗窃，性质无乎不同，但后果却形成巨大的反差。而从另一个方面看，所谓“窃钩者诛”也正是战国时代重刑主义的真实写照。
“宋（康）王谓其相唐鞅曰：“寡人所杀戮者众矣，而群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唐鞅对曰：“王之所罪，尽不善者也；罪不善，善者故为不畏。王欲群臣之畏也，不若无辨善与不善而时罪之，若此则群臣畏矣。”居无何，宋君杀唐鞅”。《吕氏春秋·淫辞》
《法经》以重刑轻罪为基本特征，充分体现了法家的法律思想，迎合了当时急切以武力实现统一的君主的要求。
《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比较完整的成文法典。它既是战国时期政治变革的重要成果，也是列国立法的典型代表和全面总结。它构建了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其体例、内容为后世以刑法为核心的成文法典的完善奠定了重要基础。它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五）、商鞅变法与秦国法制的发展：。《史记·商君列传》：“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座为中庶子”。不甚得志。
商鞅反对儒家的仁义道德，认为其对治国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辩，国有十者，上佚无战。国用诗、书、礼、乐、孝、弟、善修治者，敌至必削，敌不至必贫。”（《商君书》）
“乃遂西入秦，事孝公，为相，“秦封于商，故号商君”（据张守节正义）。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与五十金”。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徙木立信”）。
1、商鞅变法的内容。
商鞅变法是分两次进行的。第一次开始于公元前359年，第二次开始于公元前350年。其变法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是列国变法中规模最大，成效最显著的一次变法。
政治方面的改革。此以彻底废除旧的“世卿世禄”制、建立新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为重点。主要内容包括：（1）制定二十级爵位。这意味着旧的世卿世禄制被废除，旧贵族原有的家世、身份等不再起作用。根据军功大小授予爵位,官吏从有军功爵的人中选用。分二十级爵，自二十级至一级分别为：彻侯、关内侯、大庶长、驷车庶长、大上造、少上造、右更、中更、左更、右庶长、左庶长、五大夫、公乘、公大夫、官大夫、大夫、不更、簪□、上造、公士。各级爵位均规定占有田宅、奴婢的数量标准和衣服等次。同时，还制定了“奖励军功，严惩私斗”的法律规定。奖励军功的规定是：将卒在战争中斩敌首一个，则授爵一级，可为五十石之官；斩敌首二个，授爵二级，可为百石之官。宗室贵族无军功者，不得授爵位；有功劳者，可享受荣华富贵；无功劳者，虽家富不得铺张。严惩私斗的规定是：为私斗的，各以情节轻重，处以刑罚。（2）实行郡县制、废除分封制。以县为地方政区单位。分全国为四十一县，县设令以主县政，设丞以副县令，设尉以掌军事。县下辖若干都乡邑聚。后来秦在新占地区设郡，郡的范围较大，又有边防军管性质，因之郡的长官称守。后来郡内形势稳定，转向以民政管理为主，于是郡下设若干县，形成秦的郡县制度。（3）实行什伍制度。秦之都乡邑聚原来都是自然形成的大小居民点。至此时，均作为基层行政单位。居民登记于户籍，分五家为一伍，两伍为什，同于后代的保甲制度。为了加强治安管理，规定什伍之内各家可以互相纠察，“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 重刑轻罪，不赦不宥，鼓励告奸，实行连坐。
经济方面的变革。此以废除“井田制”、实行土地私有制为重点。秦国是战国时代唯一用国家的政治和法律手段在全国范围内变革土地所有制的国家。主要内容包括：（1）废井田，开阡陌。在全国范围废除井田制度，实行土地私有制度。废除“田里不粥（鬻）”的原则，准许民间买卖田地。此后秦政府虽仍拥有一些国有土地，如无主荒田、山林川泽及新占领国土地等，但后来都陆续转为私有。（2）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凡“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免除徭役）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汉书·食货志》）凡努力耕织、生产粮食布帛多的，免除徭役；凡从事末业（工商）及因懒惰而贫穷的，全家没入官府，罚为官奴婢。（3）统一度量衡。统一斗、桶、权、衡、丈、尺，并颁行标准度量衡器，严格执行，不得违犯。现在传世的有所谓“商鞅量”，其上有铭文记有秦孝公“十八年”“大良造鞅”监造，“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之一为升”。知此量为“升”。由这件量器及其铭文可知，当时统一度量衡一事是十分严肃而重大的事。
社会生活方面的改革，主要是推行小家庭政策，以利于增殖人口、征发徭役和户口税等。颁布《分户令》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凡一户有两个以上儿子到立户年龄而不分居的，加倍征收户口税。禁止父子兄弟（成年者）同室居住。（别籍异财）
王安石曾赋诗称赞商鞅：“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商鞅变法为秦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为秦最终扫灭六国，实现全国统一准备了条件。
2、商鞅“改法为律”的意义。“商鞅传授，改法为律”。何以要改法为律呢？“律”本指钟鼓声调和音律，而音律既要求和谐，也要求精确严密，不容有丝毫差错。《易经。师卦》、《左传·宣公十二年》皆有“师出以律”之句，杜预注：“律，法。”《左传·哀公十六年》“尼父，无自律”杜预注：“律，法也。言丧尼父，无以自为法。”因此，强调“明法”、主张信赏必罚的法家，一方面为了与传统的礼、刑相区别，一方面也希望法律能像音律一样精确严密而为人们所信奉，于是便以“律”名“法”。此其一；其
二、此大概还与秦耕战立国，全民皆兵、军政合一、军民合一的历史文化背景有关。秦居戎狄之邦，习游牧、善征讨、薄礼义，尚军法。“律”本来就是指的军令军法，现在扩展它的对象和外延，不但用它约束军队，也用它来约束民众，规范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个律已不仅限于军令军法的意义，它包含广了，范围大了，就成为一代法典的统称。改法为律有何意义？首先，“改法为律”不仅是名称的改变，重要的是法律观念和法律实施的发展变化。“法”字本义表示法的公平性，平之如水，落实到狱讼上就是不偏袒。但对不同身份、等级的人是否同样公平则不一定了。而“律”字，按《说文》：“律．均布也”，段注“律者，所以范天下之不一而归于一”。《尔雅》释诂篇：“律，常也，法也”。《易》有“师出以律”之说。可见起于军旅之“律”，更强调法的普遍适用性，不论什么人都要一律按法办事，不允许有超乎律之上，之外者，这正是法家“壹刑”思想的体现。其次，改法为律以后，律已不再是单纯的刑制，它按照同心圆的轨迹，以刑法为核心空前地扩大了调整范围。农业、手工业、畜牧业等经济活动都可以用律来加以规范，做到所谓“事事皆有法式”。从此以后，律这一名称为中国历代王朝（宋元除外）沿用不绝。
第五篇：春秋战国时期成语典故2008
春秋战国时期成语典故2008-09-09 21:43退避三舍：春秋时期，晋国内乱，晋献公的儿子重耳逃到楚国。楚成王收留并款待他，他许诺如晋楚发生战争晋军将退避三舍（一舍为三十里）。后来重耳在秦穆公的帮助下重回晋国执政。晋国支持宋国与楚国发生矛盾，两军在城濮相遇，重耳退避三舍，诱敌深入而大胜。
一鸣惊人：相传楚庄王（另一说为齐威王）临政三年终日作乐，不理朝政。一臣下对庄王说：“听说国中有一只大鸟，三年不飞，三年不鸣，是怎么回事？”庄王说：“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然后整顿朝政，富国强兵，短短数年形成大治局面。
卧薪尝胆：春秋时期，吴王夫差打败并俘虏了越王勾践。勾践给夫差喂了三年的马，受尽折磨，回国后立志报仇复国，请范蠡帮助训练军队，任用有贤能的人，自己亲自参加劳动并坚持睡在柴草上，每次饭前均要尝一个苦胆，后来终于灭掉吴国。
老马识途：春秋时期，齐桓公应燕国请求，带兵打败了山戎国的侵犯；山戎国国王密卢逃到孤竹国请求救兵，管仲跟随齐桓公打败了孤竹国的援兵。在回国途中，因假向导引入迷谷，使齐军受困。管仲建议用一匹老马带路而化险为夷。
负荆请罪：战国时，赵国有两位重臣廉颇与蔺相如，因蔺相如多次立功，赵王封他为相国，廉颇不服气，认为自己的武功盖过他的嘴。蔺相如为了国家，对廉颇多次避让，廉颇得知他的良苦用心后惭愧不已，便背着荆条，到蔺相如家门请罪，从此两人和好，成为同生共死的交情。
纸上谈兵：战国时，战国名将赵奢的儿子赵括饱读兵书，能健谈用兵之道，连父亲也难不倒他，自认为是天下无敌。赵奢认为他是纸上谈兵不知交通。后来赵奢死了，赵括顶替廉颇带兵，蔺相如等人极力反对，赵王坚持，赵括在长平之战中损兵40万。
三令五申：孙武流寓于吴，吴王想试试孙武的军事才能，就将180名年轻宫女交给孙武操练。孙武将宫女分作两队，让吴王的宠姬当队长。孙武向宫女们交代了口令之后击鼓传令，宫女们一阵哄笑，队伍乱成一片。孙武再一次下达命令，宫女们只觉得好玩，根本不听命令。孙武说号令既然已经明白又不听令，这是头领之罪，下令将两名队长处死。吴王急忙叫人传令不能斩杀王妃，孙武仍然杀了两个王妃。然后，孙武重新操练宫女，这回没人敢不听号令了。
围魏救赵：战国时，魏军围困赵国京城邯郸。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威王命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出兵救赵。田忌原想直接引兵去救赵国的邯郸，孙膑主张引兵去围攻魏国的京城大梁，魏必回兵自救，这样，不但能解除赵国的围困，还能使魏军疲劳不堪。田忌采纳了孙膑的策略，引兵直奔大梁。魏军闻讯急忙撤回围攻邯郸的部队，星夜回军援救大梁。走到桂陵，齐军以逸待劳迎击魏军。魏军大败，几乎全军覆没。
胡服骑射：战国时，赵国国君武灵王决心变革图强。武灵王见胡人（少数民族）身着窄袖短褂便服，骑着战马，边跑边射箭，行动迅疾，十分灵活，便决定向胡人学习，改革士兵服装，发展骑兵。不到一年功夫，赵国拥有一支强大的骑兵，经过南征北战，赵国成了当时有数的强国之一。
窃符救赵：战国时，秦国派兵围攻赵国的都城邯郸。赵国向魏国求救，魏国派兵前去救赵。秦国听说魏国派兵救赵一事，派人去魏国威胁魏王，魏王屈服于秦国，下令让前去救赵的魏兵按兵不动。赵王向魏国公子信陵君写信求救。信陵君曾为魏王的宠妃如姬报了杀父之仇，信陵君请求如姬从魏王那里盗出了兵符，从而夺取了兵权，率领几万精兵，奔赴邯郸，打败了秦军，解了邯郸之围。
『 义不帝秦 』
出于《战国策·鲁仲连义不帝秦》 表示坚持正义，宁死不屈。『 顶天立地 』
出于元杂剧《赵氏孤儿大报仇》 形容光明正大，气概豪迈。『 脱颖而出 』
出于《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比喻有才能的人得到机会就能表现自己。『 歃血为盟 』
出于《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比喻订立盟约时，嘴边涂上牲口的血，表示 诚意。
『 因人成事 』
出于《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意为依靠别人的力量办成事。『 碌碌无能 』
出于《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形容没有能力，无所作为。『 前功尽弃 』
出于《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表示以前的功夫完全白费。『 难至节见 』
出于《藏书·名臣传·肥义》 比喻人们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贞。『 拔帜易帜 』
出于《史记·淮阳候列传》 比喻取而代之。
『 两鼠斗穴 』
出于《史记·淮阳候列传》 比喻两军相遇于险要而狭窄的地方，没有与会 侧击的余地。『 贫贱之交 』
出于《藏书·虞卿平原君》 指患难之交，生死与共的朋友。『 刎颈之交 』
出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形容友谊极其深厚。『 知人不易 』
出于《藏书·直节名臣·虞卿平原君》 指了解人不容易。『 两虎相斗 』
出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比喻两雄像争。
『 不遗余力 』
出于《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意为用尽全力。『 吞炭漆身 』
出于《战国策·赵策》 表示下决心报仇泄恨。
『 排难解纷 』
出于《战国策·赵策三》 指调停双方争执。
『 因势利导 』
出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指顺着事情的发展趋势加以引导。
『 攻难易守 』
出于《藏书·九国兵争》 指古代军事家在双方条件相差不太远的情况下得出 的结论。
『 四分五裂 』
出于《战国策·魏策一》 形容分散，不统一，不团结。
『 怒发冲冠 』
出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形容气愤到了极点。『 安如磐石 』
出于《荀子·富国》 形容稳固。
『 金枝玉叶 』
出于《元曲选·纪君祥〈赵氏孤儿〉二》 旧指皇族。帝王之家的子孙。『 犹豫不决 』
出于《战国策·赵策三》 指拿不定主意。『 弹丸之地 』
出于《战国策·赵策三》 形容地方很狭小。
『 舍本逐末：
出于《战国策·齐策》 比喻做事不抓主要问题，只顾细微末节。『 胶柱鼓琴 』
出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形容对事物处理不当，失去应有的作用。『 管窥锥指 』
出于《庄子·秋水》 比喻见识狭窄或片面。
『 嫁祸于赵 』
出于《史记·赵世家》 指祸害转移到别人身上。
『 市道之交 』
出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比喻有些人重利忘义，交朋友与市场买卖交 易一样。
『 不翼而飞 』
出于《战国策·秦策》
比喻言语或消息流传得极快。『 伤弓之鸟 』
出于《战国策·楚策四 》
比喻受过惊吓变的过分胆小怕事。『 以卵击石 』
出于《荀子·议兵》等 比喻不自量力，自取灭亡。『 矿日持久 』
出于《战国策·赵策》 意为空废时日，长久拖延。
『 利令智昏 』
出于《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利欲使人头脑发昏，丧失理智。
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出于《史记·赵世家》 比喻人才或事物的贵重，在于起 作用而不在于数量。
『 清出于蓝而胜于蓝 』
出于《荀子·劝学篇》 比喻学生胜过老师，后人胜过前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出于《史记·淮阴侯列传》 聪明人多次考虑问题，也难免会 有失误的时候。
『 不可同日而语 』
出于《史记·苏秦列传》 形容两者不能相提并论。『 三寸不烂之舌 』
出于《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形容能言善变。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出于《荀子·王制》 古时用以告诫君主要居安思危的意
------春秋战国典故汇集
一、爱媵贱女
出自《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昔日秦穆公嫁女儿怀赢给晋公子，准备了非常丰厚的嫁妆，光穿着有华丽衣裳的婄嫁女妾就有７０人之多。新嫁到晋国时，晋国人看到陪嫁的女子都那么漂亮，于是都想找个陪嫁的女妾抢回家去，却认为秦国的国主还不如女妾漂亮，而轻贱秦国的国主。
这是则故事是韩非借齐国传墨子学说的田鸠之口回答楚王所提出的问题时讲的一则故事。所举的“秦伯嫁女”一例与“买椟还珠”一起说明一种办事的道理，即切勿怀文忘用，甚至以文害用。后世常以此比喻办事情舍本逐末，本末倒置。
作者：黃金獅子小艾2006-6-7 13:48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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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白虹贯日
出自《战国策之魏策四》：
聂政是战国时韩国轵人，因为杀人避仇，逃到齐国，以屠宰为生。韩卿严遂与韩相韩傀有隙，想要报仇，听说聂政侠义勇为，便送黄金百镒做为聂政母亲的寿礼，并说明欲请聂政刺杀仇人之意。聂政以母亲尚在需要人奉养为由没有答应。后来聂政的母亲死后，聂政独行仗剑刺杀韩傀，碰上了白虹贯日的现象，刺中了韩哀侯，他自己也自杀身死。
白虹贯日是一种大气光学现象，就是现在所说的日晕。古人迷信，常把此做为是危害君王的天象异兆，也附会为精诚上感天道。
作者：黃金獅子小艾2006-6-7 13:48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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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毕万昌大
出自《左传 闵公元年》：
春秋时，晋献公灭掉魏，把魏地赐给大臣毕万。管占卜的大夫卜偃说：“毕万之后必大。万，盈数也；魏，大名也（魏同巍，故云），现在把魏地赏给毕万，是天意要启发他的后代，使其昌大。”后来，毕万的后代果然建立了战国时的魏国。
其实这些都是古人附会之说。后世就常以“毕万昌大”的典故指人后辈发扬，繁盛昌大。
作者：黃金獅子小艾2006-6-7 13:48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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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抱冰握火
出自《吴越春秋 勾践归国外传》：
越王勾践为了灭吴复国，常常以艰苦的生活条件来磨砺自己的意志。他寒冬抱冰，炎夏握火，卧薪尝胆，夜以继日，内修军政，外结诸侯，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转弱为强，灭亡了吴国。
后人以“抱冰握火”比喻刻苦自厉，也用指生活艰辛。
作者：黃金獅子小艾2006-6-7 13:48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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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抱柱信
出自《庄子 盗跖》
屋生与自己心爱的女子相约于河桥之下，女子一直到河水涨潮时都没有来，而尾生则宁愿抱梁柱而死都不愿失约。尾生忠于爱情，信守约誓，但头脑僵化，不知变故，故抱柱而死。
后以此为坚守信约的典故，特别多用于男女间的爱情信誓方面。
作者：黃金獅子小艾2006-6-7 13:48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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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表里山河
出自《左传 僖公二十八年》：
春秋时，晋楚决战之前，晋文公的谋臣，他也是晋文公的舅舅子犯劝文公参加决战，他认为即使仗打败了，凭太行山和黄河之险，也可固守无虞。原话为：“战也。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指晋国外黄河而内太行山，地理形势使国防极为稳固），必无害也。”
后世常用“表里山河”说明地理国防之固。
而元张养浩在《潼关怀古》中：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者，意踟蹰。中的“山河表里”即用此事，一方面说明潼关形势的险要；另一方面反衬诗人一路所见秦汉宫阙的破败，百姓处于战乱之际的无边苦难。
作者：黃金獅子小艾2006-6-7 13:48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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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拜下风
出自《左传 僖公十五年》：
在秦晋韩原之战中，晋军大败，晋惠公被秦兵所俘获，晋大夫头发蓬乱下垂的拔帐随行。秦穆公劝说道，：“二三子何其担忧也！寡人准备请晋君去我秦国，岂敢太过分呢（这是表面上安慰晋国大夫等人的放话）？”晋大夫于是三拜稽首道：“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实闻君之言，群臣敢在下风。”
实际上晋大夫这番话，是与秦穆公约誓，希望他说了话要算数。“下风”的意思就是你的诺言不仅天地共鉴，我们在下这些做臣子的也都听见了，希望你不要食言。
“拜下风”原是谦恭卑怯的举止，后逐渐又演化成“甘拜下风”的成语，用为甘居下列的自谦词。
作者：黃金獅子小艾2006-6-7 13:48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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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背城借一
出自《左传 成公二年》：
公元前五八九年，晋、鲁、卫三国的联军击败齐军后，齐顷公派大臣宾媚人（即国佐，曾主持齐国之政）带上贿赂去见晋军主帅却克，当晋方提出屈辱齐国的苛刻条件（必以萧同叔子就是齐侯之母为人质，并且将齐国境内田间的垄亩变成东西走向，这样道路、水渠都将成为东西方向，以便晋军的行动）时，宾媚人本着维护齐国尊严，坚决地加以拒绝，并准备决一死战（原话中为背城借一）。鲁、卫两军主将，都劝告却克与齐停战求和，晋终于放弃了继续进攻的主张，签订了盟约，齐国得以转危为安。
后来以“背城借一”表示誓与敌人决一死战。
作者：黃金獅子小艾2006-6-7 13:49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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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班荆道故
出自《左传 襄公二十六年》：
春秋时，楚国伍子胥的祖父伍举与蔡水师子朝（文公之子，公子朝）的儿子公孙归生是好朋友。伍举娶与王子牟（即申公），王子牟因犯罪逃亡后，楚人皆言：“王子牟逃亡实为伍举护送之。”于是伍举也因受牵连而逃奔到郑国，然后准备到晋国去。恰在这时，公孙归生也将要去晋国，二人在郑国郊国相遇。他们“班荆（扯草铺地）相与食（坐在上面，一面吃东西），而言复故（一面攀谈返回楚国的事情）。
后以“班荆道故”指朋友在途中邂逅相逢共话旧情。
作者：黃金獅子小艾2006-6-7 13:49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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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苌弘化碧
出自《庄子 外物》
苌弘是春秋时周敬王的大臣刘文公所属的大夫。刘氏与晋范氏世代通婚姻，在晋卿内讧中（所指为公元前４９０年即周敬王三十年，赵氏击败范氏和中行氏），苌弘曾帮助过范氏，晋卿赵鞅为此声讨他，晋君怪怨周敬王，周敬王便把苌弘杀死。苌弘死于蜀（今四川），蜀人感之，以柜盛放其血，三年而化为碧玉，及精诚之至也。
当然化碧之说为后人的演义。后来常以“苌弘化碧”来比喻忠贞之人含冤而死；或指为国献身，忠烈精神长存。
像明末著名将领袁崇焕就有死后，鲜血化碧一说。
作者：黃金獅子小艾2006-6-7 13:49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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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刺股
出自《战国策 秦策一》：
苏秦游说秦王，上书上次，秦王没有采纳他的主张，他回到家中，父母妻嫂都不理睬好。他伤感之余，刻苦自励，夜以继日的努力攻读。夜里读书至困欲睡时，就用锥子刺扎大腿，以便清醒起来，继续学习。这种勤苦自强的精神，历来被人称颂，成为旧时劝学的典型事例。
后世常以“刺股”用为勤苦读书、奋发自强的典故。
作者：黃金獅子小艾2006-6-7 13:49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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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操刀伤锦
出自《左传 襄公三十一年》：
春秋时，郑国大夫子皮想让自己的一个小臣尹何，担任私有领地的邑大夫的官职。因为郑子产是他晚年举荐而执政的，可能认为提拔尹何，子产不会反对。郑子产主张“学而后入政”，这样才不致把事情办坏，才是用人稳妥的办法；如果“以政学者”，那就是拿“政”去开玩笑，这是对“政”的不负责任，这将给“政”造成危害。为了说明这个道理，子产以“未能操刀而使割“，”美锦不使人学制“作比，阐明不可本末倒置。
以今天的眼光看，学而后作虽无可厚非，但干中求学，干也是学，也是不能偏的。
后人“操刀”“伤锦”合二为一，用来比喻才薄力单，难以预胜任。
作者：黃金獅子小艾2006-6-7 13:49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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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楚幕有乌
出自〈左传 庄公二十八年〉：
楚伐郑，郑国得到其他诸侯国家的援救，迫使楚军连夜撤退。楚军为了防止郑军及诸侯国援军的援救，军队于夜间悄悄撤走，却留下了空空的营幕作为掩护。军幕空虚，所以乌鸦才栖止在上面，郑国人由此判断出楚军营内的虚实，才停止了向桐丘奔逃。
后来用这个典故，常指败退或军事力量的空虚。
作者：黃金獅子小艾2006-6-7 13:50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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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丁公凿井
出自《吕氏春秋 察传》：
春秋战国时宋国一个姓丁的人因为家中无井，所以就在自家院中打了一口井，他觉得这样一来，洗涤和取水就不需要专用一个人了，说是等于得到了一个人的帮助。有人听到这话后就把它传讹了，说丁家打井得到了一个人。
后来就以此比喻以讹传讹，或主观主义凭空解释，把事情搞得颠倒悖谬。
作者：黃金獅子小艾2006-6-7 13:50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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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大义灭亲
这个故事就比较有名了，在〈东周列国志〉上也有记载，不过我要讲的则是出自〈左传 隐公四年〉：
春秋时，卫国石蜡之子石厚，与公子州吁共谋杀君篡位。石厚为了安定国内人心，去求计于自己的父亲。石蜡因之而设计，借陈桓公的帮助，乘他们到陈国之机，逮捕了州吁和石厚。卫国派人到濮杀死了州吁，石蜡派家臣到陈杀死了石厚。《左传》因此称赞道：“君子曰：‘石蜡，纯臣也。恶州吁而厚与（同与，就是一同处死的意思）焉“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
“大义灭亲”原指为君臣大义而灭父子私情，后用以泛指炎维护正义而不徇私情。
作者：黃金獅子小艾2006-6-7 13:50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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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东施效颦
出自《庄子 天运》：
说越国有一个绝色美女名叫西施。她长得非常漂亮，无论怎样打扮，一举一动都是美丽动人的。西施有个心口疼的毛病，犯病的时候，总是用手按着胸口，皱紧眉头。有一天，她在村中的道路上行走，突然，胸口疼痛起来，疼得紧皱眉头，便不知不觉地用手按着胸口处，咧着嘴似笑非笑的。正巧，迎面走来一位叫东施的丑姑娘。东施看见西施皱着眉头，用手接着胸口在笑，觉得样子十分好看。于是，就照样模仿起来。东施本来没有胸口疼的毛病，却也用手按住胸口咧嘴笑，把眉头也照样紧皱起来，自以为这样就美丽了。村民们看到她一反常态的样子，莫名其妙的多看了她两眼，丑姑娘东施却以为人家喜欢上她了，于是她更加紧皱眉头咧开大嘴强笑，这一下，把别人都给吓跑了。
后以“东施效颦”来比喻“丑拙”盲目机械地效仿“美巧”，结果适得其反，闹出笑柄。
李白就有：丑女来效颦，还家惊四邻。
作者：黃金獅子小艾2006-6-7 13:50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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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呆若木鸡
《庄子 达生》：
战国时，斗鸡是贵族们寻欢作乐的一项活动，齐王便是当时的一位斗鸡迷。为了能在斗鸡场上取胜，齐王特地请专家纪渻 子帮他训鸡。齐王求胜心切，没过几天，便派人来催问，纪渻子说：“鸡没训好，它一见对手，就跃跃欲试，沉不住气。”过了几天，齐王又派人来问，纪渻子说：“还不到火候，看样子鸡虽不乱动了，但还不够沉稳。”又过了几天，纪渻子终于对来人说：“请你告诉齐王，我花工夫把鸡训好了。”待到斗鸡时，对手的鸡又叫又跳，而纪渻子训好的鸡却像只木鸡，一点反应也没有，别的鸡看到它那副呆样竟然都被吓跑了。因此，齐王用这只鸡和别人斗，自然场场获胜。
庄子用这个故事，愿意是指为了说明有些事情不必亶承天生自然之理，经过人为的训练，也能积习成性，达到改造“物”的目的。
但是传到了后世，却用“呆若木鸡”来形容人因恐惧或惊讶而发愣的神态，则全用为贬义。
想想也真是好笑啊，这句成语的出处与现在的解释居然如此不着边啊。呵呵，古人也很有意思。
作者：黃金獅子小艾2006-6-7 13:50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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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盗憎主人
出自《左传·成公十五年》：
春秋时，晋伯宗（晋大夫孙伯纠之子）为人正直，在朝常直言不讳，妻子常劝他说：“盗憎主人，民恶其上，好直言，必及于难。”后来伯宗果然因为结怨过多而被杀。
“盗憎主人”是说盗贼憎恨被他盗窃、抢劫的主人，后来就比喻坏人怨恨正直的人，无道恨有道，恶恨善，丑恨美，坏人恨好人。
作者：黃金獅子小艾2006-6-7 13:51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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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得鱼忘筌
出自〈庄子 外物〉：
庄子说：“筌（就是一种捕鱼的竹器）所以能捕到鱼，是因为得鱼而忘筌；蹄（捕兔的哭具）都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指语言，言词）所以在意（要表达的意思、事理），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人言哉（就是说深悟其道、专心致意却并不侈于言辞的人，其实难得，故庄子希望能找到这样的人和他交谈）！’”
庄子在这里以“得鱼忘筌”“得兔忘蹄”为比喻，并不从消极的意义上使用，承上启下，目的在于比照说明“得意忘言”的道理。
后世用“得鱼忘筌”却改变了原本的本意，一般都是有在消极的意义上，比喻办事情一旦达到了目的，便把赖以达到目的的手段忘掉或抛弃。
可见这也是一个后世用意与出处不相符的成语。也不知是怎么传的。
作者：黃金獅子小艾2006-6-7 13:51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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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断织（孟母继织）
出自汉韩婴〈韩诗外传〉及〈列女传〉：
孟子是战国时期墨家代表人物，姓孟名轲，由于赏识渊博，道德高尚，被后世誉为“亚圣”。孟子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么高的地位，与他幼年所受的教育有关。孟子年幼时，他的母亲非常注重对他的教育。有一次，孟子由于贪玩而没有上学，他母亲知道后，非常生气，当即拿起剪刀，割断正在织布的织线。孟子孝敬母亲，看到母亲如此生气，既害怕又难过。孟母看到儿子有悔改之意，就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说：“你废弃学业像我剪断布线，一个人要专心读书，才会有知识，如果现在不用功读书，将来就一事无成。”从此以后，孟子发奋苦读，终于成为大学者。
后来就用“断织”为勉励努力求学，不可中道荒废的典故。此外人们也用断织来表示贤妇劝学。
唐代骆宾王的《上衮州张司启》里有这个典故：“加以承断织之慈训，得锐志于书林。”
另外一个有关断织的故事就是乐羊子妻劝其夫进学的故事，和孟母劝告孟子的形式大致相同。而且目的也都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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