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古代史学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地位和功能

第一篇：浅析中国古代史学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地位和功能

浅析中国古代史学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地位和功能

史学是一个民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个民族在滚滚岁月长河中的每一次迈步都由历史铭记，史学在每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中都有着十分特殊的地位；史学的发展是一个民族发展的见证的同时，也是对后来这个民族发展方向的一个指引，对这个民族向前良好地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中国古代史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中国古代史学是座瑰丽的宝库，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状况的反映。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正是因为她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古代文化，而这些信息都是由历代的历史学家记录在史学著作上保存下来的。

历史著作是史学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历史著作作为史学的社会表现形态，具有很多的职能，这些职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历史的发展和进步。

中国古代史学涵盖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同时，史学的求真、经世的传统也影响着儒家经学。中国古代史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隋志》著录文化成果，四部分书，确定经、史、子、集的顺序，由此直至清代编《四库全书总目》，史书一直位居第二位，这一点足可看到史学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

二、史学的功能

史学作为一个民族发展的记录，具有以下的几个功能：

1、记录、综合人类文化创造、积累和发展的功能。

史学的作用一般都通过史学著作表现出来，史学著作具有记录的作用，综合对历史的记录就是一部民族的发展史，它记录和综合了一个民族的创造、积累和发展的过程，是对人类发展和进步的传承。

2、增长学识，认识历史的发展规律，以史为鉴。

历史是人类知识与智慧的百科全书，是我们认识民族文化的源泉。通过对历史的学习，我们不仅可以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而且还可以从中认识历史的发展规律，以史为鉴，避免发生前人出现的错误。

3、具有教育作用，包括道德教育、理想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

学习历史，对于提高人们的人文素养、思想境界、完善人格、陶冶情操、塑造完好心灵、学习做人都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我们学习和了解历史的过程中，就相当于在上一门课，一门关于道德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理性教育的课。

4、特殊的娱乐功能。

闲暇时间，我们可以阅读史学家留下的史学经典，度过闲暇的时光，并可以从中得到愉悦和审美的乐趣。

第二篇：中国古代

中国近现代仁人志士对国家出路探索的艰辛及启示

【内容摘要】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办封建社会，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对国家的出路进行探索，先后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和方案。但无论是农民阶级自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还是资产阶级建立西方式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努力，都先后以失败告终。历史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武装下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目标才能够真正实现。

【关键词】近现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仁人志士；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启示

鸦片战争后的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致使中国人民除了继续遭受残酷的本国封建压迫以外，还遭受了外国帝国主义势力残暴的民族压迫。为了救中国，无数的仁人志士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

农民阶级

为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中国的农民阶级开展了自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其中典型的就是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和团运动。太平天国运动对腐朽的封建王朝发起了猛烈冲击，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它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此外，它拒绝承认不平等条约，严禁鸦片贸易，有力地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义和团运动打出“扶清灭洋”口号，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者，为后来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但它们最终在中外势力的联合绞杀下都失败了。

启示一

由于农民阶级自身的局限性，最终导致了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和团运动等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失败。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和团运动的失败表明：在中国出路的早期探索中，由于缺乏先进的阶级力量和正确的理论指导，农民阶级无法承担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反动统治的使命，中国出路的探索需要新的先进阶级力量和政党的领导。

地主阶级洋务派

l9世纪后半期，为了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部分成员打出“自强”、“求富”的旗号，发动“洋务运动”，历时30多年，虽然办起了一批企业，建立了海军，但却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甲午战争一役，洋务派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

启示二

洋务运动的失败表明，尽管地主阶级引进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为近代化开启了道路，但本质上却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虽然有些微的成效，但是从本质和实际进程来看，洋务运动不可能承担起发展资本主义的使命，也不可能真正使中国实现近代化。

资产阶级维新派

甲午战争失败后，在新的民族危机下，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在光绪帝的支持下开展了百曰维新。戊戌维新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革运动。维新派主张用君主立宪制取代君主专制制度，但是由于维新派在政治上不敢根本否定封建君主制度，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害怕人民群众，从而最终导致了失败。

资产阶级革命派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选择了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力求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在他们的不懈斗争下，取得了推翻2000年之久的皇权专制的伟大胜利，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是中国近代历史的第一次伟大的历史性转折。但好景不长，革命成果很快落到旧军阀手中，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落空了。

资产阶级激进派

辛亥革命失败虽然失败了，但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袁世凯的尊孔复古的逆流为民主知识分子所不容，于是爆发了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是由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发动的。它有伟大的功劳，也有严重的缺点。运动的倡导者忽视人民群众，没有把新文化运动同广大群众相结合，使文化运动局限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他们还回避当时对军阀政府的实际斗争，也没有正面提出反帝的任务。

启示三

中国资产阶级没有科学的革命理论武装，缺乏革命政党和武装力量的支持，中华民族资产阶级天生的软弱性导致他们不可能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由于缺少一个深入的启蒙过程，人们不了解民主共和的精神，因而也无法建立组织

严密、团结战斗、坚强无比的革命政党。他们也不敢深入地发动群众，因而始终缺少广大群众的支持。辛亥革命时期和民国初年移植西方民主共和制度失败的实践表明，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方案不能够救中国，先进的中国人仍需进行新的探索。无产阶级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它同时引发了各种新思潮进入中国，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围绕如何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了29年的艰苦探索，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同志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七大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继往开来, 与时俱进,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大踏步前进。

启示四

正是在中国共产党这一新的革命政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这一新的革命理论的武装下，在社会主义这一新的中国发展道路的指引下，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目标才得以真正实现。

在四川大地震的救援工作中，中国共产党再一次向世人展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始终坚持把抢救人员放在第一位的方针，“只要有1％的希望，就要尽100％的努力”，不惜一切代价抢救震灾中的每一位幸存者，切实反映了尊重所有生命、注重心理关怀的人文思想和仁者态度。

结语

通过学习中国近代仁人志士对国家出路的探索，我深刻地了解了国情，坚定了信念：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了国家富强做出了不朽的牺牲，使我深感肩负的重任。当代社会要求我们有开阔的眼界和博大的胸襟，又要求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不迷惘，不惶惑。这就要求我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便是这个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相信年轻的我们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通过不断完善自己，一定能能够肩负起历史赋予振兴中华的神圣使命。

第三篇：中国古代史学三种主要体例的差异和特色

中国古代史学三种主要体例的差异和特色

2009-6-14 13:56

提问者：sjyaz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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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6-15 02:0

2最佳答案

中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而史书则是其中的一枝奇葩。这些史籍在长期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又形成了多种体例，犹如奇花异放，色彩纷呈。

先秦史籍，有记言（如《尚书》、《国语》、《战国策》等）和记事（如《春秋》、《左传》等）之分，有国别体（如《国语》、《战国策》等）和编年体（如《春秋》、《竹书纪年》等）之别。但这些史书，有的失之简短，有的流于散碎，不具有系统性，就其规模和体制而言，仍尚欠成熟。

史书的真正成熟始于汉代。自汉以后，中国史书（不包括笔记野史）的体制大致可以分为纪传体（有通史和断代史之分）、编年体（也有通史和断代史之分）和纪史本末体三类。如究其特点，则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

纪传体首创于司马迁的《史记》（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这种体例，以人物为中心，通过记叙人物的生平事迹反映历史事件，如《史记》中的本纪、世家、列传都是人物传记。因而，纪传体的最大特点就是对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记叙集中而清楚。

自《史记》问世以后，中国史书大多以这种体例写成，从《史记》到《清史稿》的二十五史（除《史记》为通史外余为断代史），可谓纪传体的一统天下。纪传体深受史家的青睐，这还应归功于其较合理的编排体例。以《史记》为例，它由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部分组成。本纪以帝王事迹为纲，按年代顺序记叙历史大事；世家中的部分内容以朝代或诸侯国的事迹为纲，按年代顺序记叙历史大事。表又分为世表、年表、月表，是以表格形式，分别按世代、年、月排列的简明大事记，以补纪、传叙述之不足。书记载典章制度的沿革，分门别类地记叙了礼仪（《礼书》）、音乐（《乐书》）、军事（《律书》）、历法（《历书》）、天文（《天官书》）、祭典（《封禅书》）、水利（《河渠书》）、经济（《平准书》）等方面的知识和发展概况，具有专门学科史的性质。如此一来，这部史书不仅体例完备，包举全面，规模宏大；而且纲目井然，点线交织，铺陈有方，使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郑樵《通志考》）。到了《汉书》（第一部断代史），它取消“世家”，并入“列传”，称“本纪”为“纪”，改“书”为“志”，并增加了《地理志》、《艺书志》等纲目。自此以后，其他纪传体史书虽由于时代特点或史家个人价值取向的差异，在设立条目时有增易，但大都没有跳出《汉书》所创的体例。自《汉书》以后的纪传体史书，便以纪为纲，包举大端，以列传和志为目，详述其事，从而构成了一种以线带点，以点补线，较为系统而完备的史书体系。这样，要了解历史发展的脉胳，可以在纪中找到线索；要掌握人物事迹或事件发生发展的具体过程，可以在传中得知详情；要获得天文地理、经济

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可以查找志中的有关条目（《三国志》分魏、蜀、吴三志，志中只有纪传，体例较独特）。总之，体例全面、纲目清楚、点线互补便是纪传体史书的第二大优点。

再次，纪传体史书写人时以本人传纪为主，但在他人传说中也能见其踪迹，有时二者互为补充映衬，使人物事迹更为丰富，形象出更趋丰满。如，在《史纪·项羽本纪》中记项羽焚烧阿房宫欲东归之后写道：“项王使人致命怀王。怀王曰：„如约。‟乃尊怀王为义帝。”在《史记·高祖本纪》中则写道：“项羽使人还报怀王。怀王曰„如约。‟项王怨怀王不肯令与沛公俱西入关，而北救赵，后天下约。乃曰：„怀王者，吾家顶良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约！平定天下，诸将及籍也。‟乃佯尊怀王为义帝，实不用其命。”正是有了《高祖本纪》中的补充，我们才了解了项羽当时对怀王的不满和尊怀王为义帝时的虚假以及他自矜功伐的狂妄。但是，纪传体作为一种史书体例，也有其难以克服的痼疾。首先，这种缺憾表现在它在选材上有时就显得捉襟见肘，顾此失彼。纪传体史书对历史事件的具体记叙一般是散见于人物传记之中，因而对有些历史事件的斜述就难以做到全面、完整、集中，而对事件的前因后果有时也就交待不清。相反，对于有些重大历史事件，在写与之有关的主要人物时跳不过去非写不可的内容，这就势必造成同一事件在不同人物的传记中重复出现（虽然描写角度、详略时有不同）。以《史记》写“鸿门宴”一事为例，对这一事件的具体过程描写最为详尽的是《项羽本纪》，但它却在《高祖本记》、《留侯世家》、《樊哙滕灌列传》中逐一出现，只是详略、侧重点和文字上的略有不同而已。陈寿不屑《史记》的极力铺排，他的《三国志》又以文笔简练著称；但对这一缺陷仍无法避免。如对赤壁之战一事，《周瑜鲁肃吕蒙列传》中记载最详，但同一史事也散见于其他人物的传记之中。《魏志·武帝纪》：“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时大疫，史士多死者，乃引军退，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蜀志·先帝传》：“先主遣诸葛亮自结于孙权，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至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蜀志·诸葛亮传》：“权大悦，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亮诣先主，并力拒曹公。曹公败于赤壁，引军归南郡。”《吴志·吴主传》：“备进住夏口，使诸葛亮诣权，权遣周瑜、程普等行。是时，曹公新得表众，形势甚盛，诸议者皆望风畏惧，多劝权迎之。惟瑜、肃执拒之议，意与权同。瑜、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备俱进，遇于赤壁，大破曹公军。公烧其余船，引退，士卒几疫，死者大半。瑜等复追至南郡，曹公遂北还，留曹仁、徐晃守江陵，使乐进守襄阳。”以上内容，虽互有补充，但大多重复雷同，显得繁冗拖沓，有违史书用笔经济的原则。而这，却是被历代史家奉为正史的纪传体史书无法克服的通病。

编年体是以年代为线索来编排历史事件的史书体例。早期的编年体史书要数《春秋》、《竹书纪年》、《左传》等书（均为通史）。汉荀悦抄撮《汉书》，改纪传体为编年体，写成《汉纪》。自此以后，断代史编年与纪传并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共16个朝代1362年的历史，是我国古代一部空前的编年体通史。以后，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清代毕沅《续资治通鉴》等书都用这种体例写成。

编年体史书根据事件发生、发展、结束的先后来写，按年编次，以年月为经，以史事为纬，材料被安排得井井有条，避免了复沓和零碎，也容易看出同时期各事件的前后联系。但是，在编年体中，同一时期的几件事情往往参差错落，犬牙交互，记事就难免前后割裂，有时首尾也不能连贯，甚至有一件事相隔数卷的情况，给查阅带来极大的不便，以致司马光在完成《资治通鉴》之后又编成《资治通鉴目录》30卷以备查检，朱熹更编《资治通鉴纲目》以明其条理。另外，这种体例以记政治事件为主，以时间一以贯之，不分项设目，因而也就不易从中把握人物的生平全貌，不易从中了解当时的典章制度、文化经济等的发展源流。南宋史学家袁枢，把《资治通鉴》分事立目，抄辑成书，称《通鉴纪事本末》，创立了史书纪事本末的体裁，从此形成了三体并行的局面。以后《宋史纪事本末》（明陈邦澹撰）、《元史纪事本末》（作者同前）、《左传纪事本末》（清谷应泰撰）等本末体史书相继问世，并且在设立专题上突破了《通鉴纪事本末》只写政治、军事大事的局限，把内容扩展到了职官科举、经济水利、天文地理等方面。纪事本末以事件为纲，将有关专题材料集中到一起，分类编篡，各篇自立标题，各详其起讫，部目分明，记事完整，始末了然。这一体例在记事上虽然避免了纪传体和编年体的一些不足，但各篇目相对独立，篇目之间的连贯性较差。人类历史本来是一条让人眼花缭乱、色彩斑斓的长河，要想用一种体例把这条长河的主干支流、惊涛涟漪、珍珠泥沙都尽善尽美地展示给后人，看来的确不是一件易事，难怪历代史家殚精竭虑，多方营谋，不断探索，也终难找到一种一劳永逸的方案。看来，折衷的办法只能是多体并存，互为补充了。

第四篇：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

形成：孔子与儒家（孔子儒家思想主要内容：仁；德政；礼。教育思想重点在有教无类和学习方法）

先主

秦流发展孟子（性善论；仁政说；民本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时思荀子（性恶论；仁政说；水舟之说；唯物思想等）期想的的 形成：创始人老子，主张：道为万物本原；道法自然，清静无为，无为而治；小国寡民为理想状态；辩证思想。

发展：庄子。思想主张：万物齐一；不执着于物。

思奠想基战国时期的百家背景：经济生产力发展铁器牛耕，经营方式变化，小农经济开始出现。文时

化期争鸣及其历史意义 政治：分封制度遭到破坏，贵族没落，新的社会阶层正在崛起，士阶层扩大，不同人从不同角度发表主张。—思想文化：学术下移，学在官府的垄断局面打破。内容：各家主张战国时期的儒家和道家之外，还有法家思想需注意，为后来

中

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提供理论基础。

国

汉朝儒学正统背景：汉初黄老之学不能解决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后所面临的社会问题。需要新的理论适应巩固中央集权的需要。

古

思想地位的确立 经过A 董仲舒发展儒家思想：春秋大一统；天人感应（有限限制君权学说）和天人合一理论（阴阳五行学说）；三纲五常学说代 B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与汉武帝的反应作用：有利于巩固中央集权；有利于国家统一；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传 魏晋南北朝：佛、道传播，儒学出现危机

统背景唐朝：调和之风兴盛，“三教合一”弥漫各个领域。；儒学丰富、更新深受佛道影响既要回答佛、道关于宇宙、自然的深层思考，又要与传统儒家对现实人文儒— 生的关怀联系起来。理或天理为其核心观念。化学宋的的明代表：程颢、程颐、朱熹

主发 主张A、世界观：理。(在世界――本原、在社会――儒家道德伦理，在个人――人性)

展学B、方法论：格物致知，即研究事物，穷尽事理。（事理不是科学知识而是人伦道德）流影响：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元、明成为科举考试内容，确定了程朱理学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思想内容 代表：陆九渊、王守仁。

陆王心学 陆九渊主张：A、世界观：心是万物渊源(“心即理也”，“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B、方法论：发明本心以求理，内心反省”

强调了主动王守仁主张: A、世界观：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外无佛，即心是佛）B、方法论：致良知。只要克服私欲，回复良知就能成为圣贤；知行合一。

作用，激励A、是宋明儒学主流，影响深远

人们奋发立影响 B、三纲五常维系专制――消极

志 C、重视主观意志，注重气节品德，讲求自我节制，强调责任使命――积极

A、明朝中后期社会矛盾激化

背景B、商品经济的冲击，市民阶层兴起，主张追求个性，发展经济李贽思想 C、儒家道德与吏治腐败

主张A、鞭鞑程朱理学，反对绝对权威（反对孔子思想为万世至论，反对四书五经为思考标准）

明清时期的 B、认为人皆有私，追求物质享受，穿衣吃饭就是人伦物理 思想家 背景：明末清初，士大夫寻求改革社会的方案，将学术研究与现实结合形成经世致用思想

代表：顾炎武、黄宗羲

反对君主专制与经世致用 A、经世致用

主张 B、工商皆本

C、批判君主专制。（顾：＜天下郡国利病书＞ 黄：＜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 影响 A、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开清代考证学术之风气。立足现实，学以致用的观念也为后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

B、冲击君主专制良知支配行动

第五篇：浅谈王莽在中国古代历史中的应有地位

浅谈王莽在中国古代历史中的应有地位

虢邦杰

（安阳师范学院

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 河南

安阳

455002）

摘要：在中国历史上，王莽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在许多人眼中,他被看作是阴谋家、伪君子,也有人把他看作是理想主义者、改革家。王莽改制也是千秋功罪,众说纷纭，或曰“动欲慕古,不度时宜”,或曰“政治上的初期早熟”。总之,王莽的品行与功过反映了强烈的时代特点,令世人争议不休。本文从王莽的个人经历、掌握政权的过程、改制的内容以及他的儒学思想等方面来对王莽进行重新认识，以还其历史的真实面目。

关键词：王莽；古代；历史地位

自从有了《汉书·王莽传》,甚至更早，人们心中就已经给王莽盖棺定论：沽名钓誉、大奸似忠、外示恭俭、内怀贪毒、觊觎皇位、窃权篡国，一个虚伪歹毒的野心家、阴谋家。鲁迅先生曾表达过一个观点——“一个朝代越短，史书上它往往越黑暗。因为它还来不及为自己写历史，只能等到下一王朝——往往是它的敌人（如秦与汉）——来为其修史，“黑暗”自是难免”。①因此，对于《汉书·王莽传》——这篇推翻王莽而建立的东汉朝的著作，尤其不能尽信。王莽之成败，由当时社会状况和客观规律决定是无疑的，但他个人的思想性格，也是绝对不可忽略的因素。一个人的性格又决非完全与生俱来，而是在后天由其独特的生活环境与成长经历造就的。近代史学家虽然也注重到了他的一些积极方面，或者肯定他的改革意图，但他的“阴谋”、“虚伪”似乎已成定论，是近两千年来中国历史上争议最多的人物之一有人称他是改革家，有人斥他为复古狂。有人把他比作“周公再世”，是忠臣孝子的楷模；有人把他看成“曹瞒前身”，是奸雄贼子的榜首。有人赞他救世主，有人骂他野心家。有人说他虚伪奸诈，有人说他坦荡无私。褒他的，最出名的是胡适之，甚至封他为一千九百年前的“社会主义者”；贬他的，最有才的是白居易，说他“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即使到了现代对王莽的评价也不尽一致，有的认为王莽是西汉腐朽统治的替罪羊；②有的认为王莽是矫情伪饰夺取帝位。③在此我并非为王莽翻案，只是想通过其人以及其所做的事，对其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给予重新认识，从而揭示出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在历史进程中“两面性”。

一、王莽人格惨遭鞭挞两千年，其实他人品并不差

王莽（公元前45年—23年10月6日），新朝的建立者。公元8年—23年在位。王莽字巨君，魏郡元城人。汉元帝皇后王政君之侄。幼年时父亲王曼去世，很快其兄也去世。王莽孝母尊嫂，生活俭朴，饱读诗书，结交贤士，声名远播。他对其身居大司马之位的伯父王凤病重之时极为恭顺“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④王凤临死嘱咐王政君照顾王莽。王莽初任黄门郎，后升为射声校尉。王莽礼贤下士，清廉俭朴，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和穷人，甚至卖掉马车接济穷人，深受众人爱戴。其叔父王商上书愿把其封地的一部分让给王莽。

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封新都侯，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绥和元年（前8年）继他的三位伯、叔之后出任大司马，时年38岁。翌年，汉成帝薨。汉哀帝继位后丁皇后 ①②后汉书·王莽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175.中国史纲要.翦伯赞[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156.③中国历史.张岂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78.④班固.汉书·王莽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263.的外戚得势，王莽退隐新野。其间他的儿子杀死家奴，王莽逼其儿子自杀，得到世人好评。

公元前2年王莽回京城居住。公元前1年汉哀帝无子而薨。王政君掌传国玉玺，王莽任大司马，立汉平帝，得到朝野的拥戴。1年王莽在推辞再三之后接受了“安汉公”的爵位，将俸禄转封两万多人。3年王莽的女儿成了皇后。元始四年（4年）加号宰衡，位在诸侯王公之上。大力宣扬礼乐教化，得到儒生拥戴，被加九锡。

王莽仿照周朝的制度推行新政。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削夺刘氏贵族的权利，引发豪强的不满。由于他看不起边疆藩属，削王为侯，不断挑起对匈奴和东北、西南各族的战争。赋役繁重，刑政苛暴。11年，黄河改道，灾民遍野。天凤四年（17年）各地农民纷起反抗，形成赤眉、绿林大起义。地皇四年（公元23年）绿林军攻入长安，混乱中他为商人杜吴所杀，新朝灭亡。

西汉自宣帝以后，连续元、成、哀、平四个皇帝，都极端荒淫无道，腐朽无能。把文、宣之治苦心经营的昌盛局面，逐步糟蹋的一片衰败，民不聊生。达官贵族穷奢极欲，下层民众怨声载道，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可以说是危机四伏。而当权的皇帝一个个不是九岁，就是两岁，皇权完全操纵在外戚和后宫手里。此时要靠刘氏皇权扭转败局，只能是望梅止渴。而此时的王莽是手握大权的大司马，经过多年的积累，形成了庞大的权力网。再加上王莽一向有孝悌之名，为官期间谦逊自重，秉公无私，在朝野上下有较好的人缘。当时的人们甚至把王莽当成圣人、周公来歌颂。所以当大臣们上书要求王莽即位时，倒不是慑于王莽的权威，而是寄希望于王莽出来撑起天下，扭转惨局，造福于民。此议提出时，并没有多少人出来反对，刘氏后宫和小皇帝也不好说什么。王莽就比较顺利的当上了新朝皇帝，应该说是历史把王莽推上了皇位。

汉宣帝晚年已开始重用宦官和外戚。元帝时石显等宦官擅权，成帝即位后杀 了石显，但太后王政君控制了成帝，外戚王氏的势力迅速膨胀，兄弟子侄把持朝 政，为所欲为。哀帝继位后，贬黜王氏，但新的外戚傅氏、丁氏的作为比王氏有 过之而无不及。更糟糕的是，哀帝竟封自己的同性恋伙伴董贤为大司马卫将军，让他执掌朝政。在元帝后的数十年间，特别是从成帝开始，外戚轮流执政，忠正 能干的大臣被杀害、排斥，留下者不是谄媚奉承，就是明哲保身，政治腐败。皇室滥加封赏，外戚宠臣穷侈极欲，贪得无厌，如董贤在短短几年里，积聚的家 产竟有四十三万万。朝廷如此，地方上更加黑暗。地方官只要能结交上外戚、宠 臣，就能肆无忌惮，对百姓搜刮盘剥。成帝、哀帝时，流亡的百姓已以百万计，在发生灾害的年份，流离失所，死于沟壑的百姓更不计其数。贫富相差悬殊，奴 婢与牛马一起供买卖，对农民实际的剥削量已达收成的一半，全家辛劳终年却连 自己都不能养活，这样的社会怎么能长久存在呢？

从高层官员到百姓贫民，对现实普遍不满，对前途已丧失信心，无不希望 出现某种积极的变革，但却一直不见其人，以至无所寄托。在这种情况下，王莽 的出现当然会给大家带来希望。

在政界贪赃枉法成风，外戚聚敛唯恐不及的社会，王莽非但不贪，还一次次 把自己的钱财、土地和获得的赏赐分给下属和贫民，甚至连俸禄也常常用于救济；他自己生活清苦，太太穿得像仆人，这些都是《汉书》承认的事实。王莽并没有 表面吃素菜，背后喝参汤，也没有公开将钱财散发，暗底下又去搜刮回来。要是 有这等事，绝不会逃过东汉史臣的刀笔。

在奴婢的地位与马牛相同的情况下，像王莽这样一位贵戚高官的儿子杀死一 个奴婢，实在是小事一桩，但王莽竟逼他自杀，百姓和奴婢们闻讯，怎能不感激他，称颂他？而王莽的儿子的确自杀了，并没有藏起来或送到外国去。至于他揭发 淳于长，虽然不能保证他没有个人野心，但所揭发的都是事实，事后又没有任何人出来翻案。相反，王莽孝母、赡养寡嫂、抚育侄儿、对人谦恭有礼等行为都是 货真价实。

第 1 页 王莽的这些行为，就是在一个国泰民安的时代也已够得上典范了，何况是处 在一个腐烂透顶的社会和一群禽兽般的贵族之中？要说这是作假，如果政治家都愿意付出如此大的代价来作假，那么吏治一定会清明很多，封建社会的道德水平也一定会提高很多，也就不愁国家不富强了。

二、王莽称帝不应看作是篡位，实际是社会拥戴而登基

两千年来，王莽作为“篡汉”的乱臣贼子，一直成为人们口诛笔伐的对象。毛泽东曾经过说：“关于王莽变法，汉时一般做史的人——范晔、班固、班昭等——因为他们吃的汉朝的饭，要给汉朝说几句好话，把王莽说的怎么坏。其实王莽也不是怎么不得了的坏人，我们现在研究王莽，要拿很公平诚恳的态度来研究。”①关于“篡”字，《说文解字》解释为“逆而夺取曰篡”，但王莽代汉的事实并非如此。王莽代汉是受万民拥戴的，是顺应人心的。

第一，统治阶级的属望。西汉末年，到处弥漫着奢靡的空气，帝国濒于崩溃的前夜。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忧心忡忡。怎样才能稳定封建统治秩序，他们进行了种种尝试，但由于积重难返，都没有成功。此时，外戚出身的王莽以“折节恭俭”、“勤身博学②”的面貌登上了政治舞台，立刻成为统治阶级属望的中心人物。尤其难能可贵的王莽职位越高，“节操愈谦。舆马衣裘，振施宾客，家无所余”，因此声誉出隆。哀帝即位后，王莽被贬回封国，而名声反而更高，原因是其间发生“子获杀奴，莽切责获，令自杀”一事，王莽的这一异乎寻常之举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像王莽这样的外戚豪门之家，因一奴婢而让亲生儿子自杀的能有几人？哀帝的早亡为王莽提供了契机，哀帝无子，国统危机，王莽在处理危机中，表现得从容镇定，为稳定西汉政局发挥了重要作用。于是，当王太后诏公卿推荐大司马人选时，“举朝皆举莽”③。太后于是拜王莽为大司马。王莽之才德几乎得到人们的一致好评：“始则颂功德者八千余人，继则诸王公侯议加九锡者九百二人，又吏民上书者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八”。④这么精确的数字，反映了王莽当时的确深得民心，我读古代历史，还从未发现还有谁能像王莽这种备受国人尊敬。平帝时，王莽辅政，班固也发出溢美之词：“孝平之世，政自莽出；休征嘉应，颂声并作。”⑤

第二，知识分子的厚望。王莽对知识分子的尊重，赢得了他们的拥戴和支持。王莽本人就是一个标准的儒生，早年“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有个侄子王光，其父早亡，由王莽抚养，王莽让他求学博士门下，自己亲自“休沐出，振车骑，奉羊酒，劳遗其师”。小事说明大问题，王莽对教师的尊敬是真诚的。担任大司马时，“聘诸贤良以为掾史，赏赐邑钱悉以享士。”官拜宰衡时，在长安为知识分子筑舍万区，给予优厚的待遇。他“立《乐经》，益博士员，经各五人……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将今正乖廖，一异说云”。像刘歆、陈崇、桓谭等名儒都得到王莽的重用。王莽的谦恭下士赢得了知识分子的衷心拥戴。

第三，下层人民的希望。西汉末年，是疯狂兼并土地的年代，王莽却每每退还封田，受到时人的普通赞誉。平帝元始二年，王莽早书“愿出钱百万，献田三十顷，付大司农助给贫民。”⑥王莽的女儿立为平帝皇后，大臣上奏“请以新野田二万五千六百顷益封莽”，王莽回答到：“臣莽国邑足以共朝贡，不须复加益地之宠。愿归所益。”此外，他还经常赈济灾民。西汉末年，灾害频繁，“每有水旱，莽辄素食”，为流民安置住所，在长安“宅二百区以居贫蔽膝，见之者以为僮使，问知其夫人，皆惊。”无论怎么说，这种行为都是值得肯定的，①②盛巽昌.毛泽东眼中的历史人物[M].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班固.汉书·王莽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③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王莽篡汉[M].北京：中华书局，1955.④赵翼.廿十二史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2.⑤⑥班固.汉书·平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62.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王莽篡汉[M].北京：中华书局，1955.第 2 页 应该受到人民的尊敬。王莽代汉的过程中，几乎得到社会各阶层人民的支持，他是在万民的拥戴和期盼中代汉立新的，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对王莽评价颇为尖刻的王夫之也说：“故莽之篡汉如是其速者，合天下奉之以篡。”①连王夫之都承认王莽代汉是因为天下人都很支持他。“篡汉”说是毫无道理的，不但与历史事实不符，也人为的丑化了王莽的历史形象。

“篡”，《辞海》解释为“夺权”，《现代汉语大词典》解释为“用强夺权”。然而王莽代汉称制的过程中没动用一兵一卒，代汉完全是西汉出现统治危机，机遇使然。这是因为：

第一，危自上起，宣帝后，西汉国运开始衰落。元帝沉溺于声色，奢靡无度。当时“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三工官官费五千万，东西织室亦数。厩马食粟万匹，今民大饥而死，死又不葬，为犬猪食。人至相食。厩马食粟万匹，苦其大肥，气盛怒至，乃日步作之。”②这真是皇家愁肥，百姓苦饥寒。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想像出皇室糜烂到了何等地步。成帝刘骜治国无能，荒淫有道，“成帝之无道也，足以亡国”。③哀帝则癖爱男色董贤，赏风赐动辄千万，董贤死，家财竟达四十三万万钱。如此荒淫之君怎么能扭转西汉将亡的颓势呢？

第二。公卿贵戚、官僚贵族上行下效竞相淫侈、贪赃枉法。元帝初即位，匡衡就上奏说：“今天下俗贪财好贱仪，好声色，上侈靡，廉耻之节薄，淫辟之意纵，纲纪失序。”④哀帝时臣董贤，靠着皇帝的宠幸，极其腐化堕落，哀帝还亲自为自董贤“治大第，开门乡北阙，引王渠灌园池，使者护作，赏赐吏卒，甚于治宗庙。”⑤西汉地主阶级的腐化，使其尽失人心，王朝大厦的根基已经动摇，行将倾覆。

第三，农民的奴化流亡。地主阶级的腐朽生活必然建立在农民阶级的悲惨生活之上。西汉末年，土地兼并之风愈烈，汉成帝时，丞相张禹人谨厚，内殖货财，家以田为业。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溉灌，极膏腴人贾。史称为人谨厚的张禹都能多据良田四百多顷，我们不难想像那些奸邪、不守法度之徒如何聚敛土地了。元帝初即位，御史大夫薛广德就上奏：“窃见关东困极，人民流离，陛下日撞亡秦之钟，听郑魏之乐，臣诚俾之”。⑥哀帝建平不能得到政府赈济和安置的流民群体为了能够生存下去不择手段，从而对西汉政权构成直接的威胁。哀、平年间，流民暴动非常频繁，而此起彼伏的流民暴动又证明了西汉政权已经彻底丧失人心，刘氏王朝时刻有倾覆之虞。

通过分析，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王莽上台并非是用强力手段谋权篡国的，他甚至没有动用一兵一卒。而事实是西汉末年，地主阶级的腐化堕落，导致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崩离析；农民阶级的破产流亡，形成与地主阶级无法调和的矛盾。西汉王朝已黄昏届临，走到了历史的尽头，是谁也挽救不了的。正是这样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王莽被时代的浪潮推上了皇帝的宝座。

遗憾的是，人们至今对王莽及其改制的评价仍然建立在“篡汉”的前提下，说到底是因为王莽的行为触动了中国士大夫忠于一家一姓的人生信条。王莽又有他的致命短处，那就是他姓„王‟而不姓„刘‟，在正统观念、名份思想极为苟严的封建社会中，这一点甚至比他的其他弱点都更容易地致他于死地。

三、王莽改制确因不切实际而失败，但其经济史地位应该肯定

王莽所处的年代，是公元纪年前后。《汉书·天文志》载，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彗星出牵牛七十余日”，“其出久者，为其事大也”，也就是在这年，耶稣降生在犹太的伯利恒。①②③论语·先进[M].长沙：岳麓书社，1996，186.班固.汉书·王莽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王夫之.读通鉴论·平帝(第五卷)[ M].北京：中华书局，1975.④班固.汉书·谷永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⑤班固.汉书·匡蘅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⑥班固.汉书，薛广德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 3 页 ①公元前一年汉哀帝死、平帝立，王莽掌权。笔者在此并非为王莽篡权着以迷信的外衣，但王莽获取至尊权位虽有卑劣的一面，然而当时的客观条件却也不能不说是王莽崛起的温床。文景之后，外乱侵扰，多次远征，府库空虚。

其一，自汉高祖刘邦建国始，长期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就当时历史条件而言，刘邦实施趋松的政治经济政策是深得人心的，因为他的前朝秦的严律酷刑和高度集权实在过度，致使其王朝本身短命倾覆。汉初宽松的政策使经济很快得以恢复和发展，加上文景二帝的勤奋经营、武帝的励精图治，刘汉王朝政通人和、百业俱兴。然而，长期宽松的政治经济政策也使民间富豪滋生，土地兼并、贫富差距日渐严重；刘邦及其后代实施的宽松政策，亦使刑律疏松、权力分散，动辄出现内乱分裂，外敌侵扰不断。特别是自武帝始，多次远征、大动府库、屡扰民生，为汉王朝埋下了自此日衰的隐患。

其二，自吕后始世代沿袭的外戚侵权、后宫干政的政策，到元亮时期已愈演愈烈，积重难返。汉元皇后王政君，即王莽的姑母，先后历经元帝（皇后），又经成帝、哀帝、平帝各朝（皇太后、皇后），其60余年的后宫历史，对汉王朝的政治具有极大的左右力。王氏一门共九人封侯、五人先后为大司马（辅政外戚）；而王莽任大司马时，汉室连续出现幼主即位，大司马从辅政到摄政，直到“居政”乃势所必然。

其三，自汉初始，迷信之凤盛行，这也为王莽登基提供了舆论准备。从董仲舒《春秋繁露》揉合先秦儒家和邹衍阴阳五行思想而成的神学目的论，发展到西汉中后期纬书连篇累牍宣扬符瑞、遣告等天人感应思想，给王莽炮制谶纬登极提供了社会思想基础。以至刘秀利用《赤伏符》当上皇帝后，变本加厉，对谶纬崇拜至极，不仅“宣布图谶于天下”，更为甚者以谶纬作为处理朝政的指南。②

其四，公元前6年，哀帝即位时，农民处于水深热之中，破产流亡，多沦为奴婢，各地荒乱四起。哀帝下令改革，抑兼耗、限奴婢，并大赦天下以图兴汉。只可惜哀帝短命，壮志未酬身先死。而九岁的平帝即位，则为王莽掌权提供了最好不过的机遇。王莽于是“以周公辅成王”自比，开始摄政。

最后，宫廷、皇帝与外戚的荒淫奢侈，财政极端困难，社会矛盾极其尖锐。

王莽登极后面临的社会经济矛盾十分复杂。如何处理这些严肃课题，王莽在缺乏预见的情况下就进行了善意的改制，主要内容为：

一、土地国有：私人不准卖，恢复一千二百年以前废除了的古代井田制度。八口以下的家庭，耕地不得超过九百亩，超过了的土地，一律没收，或由地主直接分给他的邻居或家属。

二、耕地重新分配：没有土地的农夫（佃农），由政府分给土地，以一对夫妇一百亩为原则，不满一百亩的，由政府补足。

三、冻结奴隶制度，虽没有马上废止，但禁止所有奴隶婢女继续买卖，以限制奴隶的范围和数目不再扩大，使它最后自然消灭。

四、强迫劳动：凡无业游民，每人每年罚布帛一匹，无力缴纳的，由政府强迫他劳役，在劳役期间，由政府供给衣食。

五、实行专卖制度：酒专卖，铁器专卖，由中央政府统一发行货币。山上水中的天然资源，都为国家所有，由政府开采。

六、建立贷款制度：人民因祭祀或丧葬的需要，可向政府贷款，但为了经营农商事业而贷款，则政府收取纯利十分之一的本息。

七、实行计划经济：政府控制物价，防止商人操纵市场，以消除贫富不均。食粮布帛之类日用品，在供过于求时，由政府照成本收买。供不应求时，政府即行卖出，以阻止物 ①②陈慰中.中庸经济学[M].北京：中国财政出版社，1987.51.黄金鹏.纬书与汉魏六朝文论[J].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4).第 4 页 价上涨。

八、征收所得税：一切工商业，包括渔猎、卜卦、医生、旅馆，以及妇女们家庭养蚕织布，从前都自由经营，现在新政府都课征纯利十分之一的所得税。政府用这项收入作为货款或平抑物价的资金。从这些措施，我们可发现王莽所从事的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全面社会改革。然而王莽的改制因缺乏可行性而以失败告终。从而使王莽在历史上留下了“篡权者”和“阴谋家”的恶名。然而我们应该如何客观看待他改制的影响呢？

毛泽东1969年在谈及王莽改制时曾有这样一段话：“其实王莽也不是怎么不得了的坏人。我们现在研究王莽，要拿很公平诚恳的态度来研究。”①而在其题为《永久奋斗》一文中曾指出：“从前有一首诗说：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这在我们的历史学家那里叫做„盖棺定论‟，就是说，人到死的时候，才能判断他是好是坏，假使周公在那个谣传的时候死了，人家一定会加给他一个„奸臣‟的头衔；又若王莽在那个谦让卑恭的时候死了，那后世一定会赞扬他的。”②毛泽东作为一位深谙中国古代历史的学者、政治家，其上述精辟阐述不愧为伟人之论，给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我们封建时代的历史学家（史官），由于时代局限，加之长期受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思想束缚，对王莽彻底否定、对王莽思想讳莫如深均属情理之中的事。但如今对王莽改制及其经济思想仍一概斥之为异端，则不仅有失偏颇，而且对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是无益的。评价王莽改制及其经济思想的历史地位，需要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不应把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史混淆起来。尽管王莽提出了许多不适于当时历史条件的政策主张，但他在许多方面对问题敏锐洞察是超时代的、亘古末有的，其改革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对后人是有启发意义的。从经济史的角度看，王莽改制对中国当时的社会经济并未能带来积极的促进作用，相反给人民带来的却是灾难性的危害，应予否定。但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而言，王莽所提出的某些观点、政策主张却具有积极的一面，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上应给予肯定的地位。

四、王莽是一个虔诚的儒学信奉者，但儒学无力保他展鸿图

王莽是历史上少数几个具有自己的政治思想的政治家之一。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政治活动家，他的政治理想就是打造一个理想国：君王以儒家学派的观点来规范自己的行为，社会依照《周礼》的描绘来规范秩序实现大一统，概而言之，就是要实现他所信奉的儒家对“内圣外王”的追求。

王莽是一个极端虔诚甚至于顽固的儒家信徒，他的成败，是他所信仰的儒学思想体系不能单独成为国家统治思想联系在一起的。

王莽生于汉元帝初元四年，出生于西汉最煊赫的家庭——王氏家族。他的姑母已被立为皇后，伯父王凤权倾朝野。河平二年莽的五位叔伯同日封候。但这对王莽并没有什么好处。莽父兄早逝，未及封候，孤儿寡母相依为命。众人皆贵，莽独无爵。可以想像他在这样一个家庭度过了怎样的童年。也许一次次的教训让他懂得了何谓尊卑，让他学会谦卑循礼，也让他知道了位居人下的感受，这一点也许可以解释他善于笼络人的原因。因为他没有任何引以骄奢的资本，他只能学会生活俭朴，勤奋好学。他曾跟从陈参学习《礼经》。儒家的孝悌恭谦礼仁爱非常适合他在家庭中的地位；且西汉儒学得到空前的推崇，鸿儒学者受到社会的充分尊重，甚至会被王候征召为官，学问上的造诣也许可以与叔伯兄弟的高官显爵建立一丝平衡，使莽在家庭中保持一个有尊严的地位。这两点也许是王莽勤奋、博学而闻名远近的内在原因。总之，入仕前的环境和经历，已使儒家的价值体系、伦理道德以及行为准则在他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成为其终身不渝的信仰。

儒家是要积极入仕的，是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尽一切力量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同 ①②唐汉巽.“龙之魂”——毛泽东〈历史笔记〉解析[M].北京：红旗出版社.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永久奋斗”[M].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 5 页 时，儒家又是及力宣扬恭谦礼，或者是压制内心欲望的表达的。这两种矛盾的思想在王莽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统一，从而形成了他看似虚伪实则虔诚的独特性格。

儒家恪守礼法，主张臣事君以忠，但在政治原则上又认为事君不能苟合顺从为上，而应该首先考虑是否合“道”，要以“道事君”，孔子就讲：“以道事君，不可则止。”①荀子甚至更明确地提出了“从道不从君”的命题，主张以臣事君应该有所选择，即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君不正则臣投别国；臣有相对的自由，可以对君采取不合作态度，或采用某些比较激烈的方式，以“道”约束其君，如直谏庭争，抗君之命，反君之事；有时在特定的条件下甚至可以“有道伐无道”，废黜或诛杀无道昏君。荀子说：“诛暴国之君若诛独夫。”②据此他还发挥说：“夺然后义，杀然后仁，上下易位后贞，……汤武是也。”③在儒家看来，君而无道则不成其为君，放逐无道昏君，或由具备特定条件的人取而代之，甚至诛而杀之也是合乎道义的，也是达到“内圣外工”的必然要求。

儒家既把“道”摆在“君”之上，就有“死守善道”和不怕牺牲的精神，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④要做“独行其道”的大丈夫，甚至牺牲性命以成仁取义，这种强调儒家理想人格的精神是相当突出的。它在培养儒家理想人格的身体力行时不可缺少，是儒家提倡的“经世济民”社会责任感和参与意识的集中表现。王莽在遭起义冲击城破时，犹言：“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⑤

儒家的最高理想是恢复上古大同之世。信徒王莽既掌权，便不遗余力、不惜代价地为之奋斗，由此出台了一系列看似可笑的政策法令；更名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实行“井田圣制”，理由只是“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掀起疯狂的改名运动，官名郡名改得不亦乐乎，只是为了“如典诰之文”；四改币制，原因十分荒唐，结果却非常严重，更有甚者，为凑齐“四海”，设四海郡，硬是制造了“一千万数”的罪犯迁往那里。倒行逆施只能导致民怨沸腾，群起反抗。

西汉经学极重谶纬，相信天人合一，王莽深信不够，也深受不移，也深受其害。他给一批工于钻营的小人封王封候，只因他们能捧出一个金匮或口称梦见一口井等等；不论贤愚，大封先圣王 之后。他的政策本就很不高明，再用这样一批人去贯彻执行，后果可想而知。

儒家极言“华夷之辨”，“天无二日，士无二王，百王不易这道也。汉氏诸侯或称王，至于四夷亦如之，违于古典，缪于一统。”⑥内部已是千疮百孔，又在边疆挑起争端。由是内外交困，加速灭亡。

王莽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将儒家理论充分运用于政治的儒生，其失败实际反映了儒学独立作为统治思想的苍白无力。实际王莽始终是一个悲剧，他以儒修身，百般节制言行思想，深受其累；以此齐家，而弑伯杀子；以此治国平天下，只能让国累而天下反。王莽为儒学是否足以治理国家的论争画上了一个彻底的句号。但王莽作为一代大儒，其儒学思想中的闪光点，我们是应该积极肯定的。

综上所叙，王莽是一位极具争议的历史人物，当然出现这样的局面，也与其后世的史家有一定的关系，当我们拨开历史迷雾，重新对王莽进行客观公正评价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王莽之为人与行动都具有强烈的时代特点。因此，我们要用唯物辩证法中一分为二的观点来重新认识这一历史人物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应有地位。

①②王夫之.读通鉴论·平帝(第五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5.荀子.荀子·正论[M].长沙：岳麓书社，1987，58.③荀子.荀子·臣道[M].长沙：岳麓书社，1987，39.④论语·子罕[M].长沙：岳麓书社，1986，464.⑤班固.汉书·王莽传[M].长沙：岳麓书社，1998，1820.⑥周桂钿.王莽评传——复古改革家[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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