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对行政听证的不足和完善的思考
行政听证是指行政机关在制定法规、规章或作出具体决定前,广泛听取公众或利害关系人意见,并参照或依据该意见制定法规、规章或作出决定的制度。行政听证制度被认为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是行政程序的核心内容。
一、行政许可中引入听证制度的重要意义
目前设置法定听证程序的行政法律、法规唯有行政许可法。在行政许可中设置听证程序,过去有人认为不必要,他们认为,申请人通过其申请及理由已?得到了表述意见的机会,所以在行政机关作出驳回决定之前举行听证的实际意义不大。但此后这一观念有所改变,在英美等国,开始区分特权与一般许可的理论,认为对前者不适用听证,对后者则适用听证。现在,随着人们对行政许可性质认识的改变,人们已?普遍认为,行政许可直接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如不能取得行政许可,就不能从事特定活动,也就不能通过一定的行为取得利益,因此,行政机关在作出某些行政许可决定前,应当举行听证。2003年8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并于2004年7月1日正式实施。这部备受人们关注和期待、并被认为是继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后的又一部规范政府行为的重要法律,在行政许可的设定和实施中也设置了听证程序,这对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行政听证制度在我国起步比较晚,尽管发展速度迅猛,但受传统管理模式的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法律理念、配套制度设置、具体技术处理等方面,还都没有跟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再者,我国还没有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对行政听证这个行政程序中的核心制度没有统一、全面的规定。因此,行政许可听证制度还有一些急需完善的地方。
二、现行行政许可听证制度的不足
1、《行政许可法》中听证主持人制度存在缺陷
《行政许可法》第48条第1款第3项规定“行政机关应当指定审查该行政许可申请的工作人员以外的人员为听证主持人,申请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主持人与该行政许可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有权申请回避”,该条款确立了行政许可的听证主持人制度。笔者仔细分析上述条款和《行政许可法》相关内容,在法律制度层面上,涉及听证主持人下列两个方面存在缺陷:(1)听证主持人的独立性存在瑕疵。首先,听证主持人的产生方式不正当。在依听证机关“指定”方式产生主持人的制度中,行政许可机关既是运动员,即行政许可事项的审查人员,又是裁判员,即最后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其次,听证主持人的人选过宽。依《行政许可法》规定,听证主持人是审查该行政许可申请的工作人员以外的人员。而主持人与行政机关之间的人事隶属关系这一客观因素,导致听证主持人与听证结果存在明显的切身的利害关系。(2)听证主持人回避制度过于笼统。依《行政许可法》规定,听证主持人须与该行政许可事项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但有关回避事宜的内容过于简单,法律仅赋予当事人申请回避权利,而没有明确行政许可机关应作出什么结果。诸如这些回避内容,法律均没有规定,《行政许可法》的规定过于简单,有关的回避条件和回避程序存在疏漏,这就导致行政许可机关在操作中有很强的随意性,这也就往往导致听证主持人在操作程序中偏向于行政机关,而使听证结果蒙上不公正、不公平的阴影。
2、行政许可听证范围过于笼统
《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六条:“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实施行政许可应当听证的事项,或者行政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其他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行政许可事项,行政机关应当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行政许可法》第四十七条规定:“行政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行政机关在做出行政许可决定前,应当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在被告知听证权利之日起五日内提出听证申请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二十日内组织听证。”
从上述规定看,行政许可实施中听证范围的规定,定位在性质上属于涉及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的重大行政许可事项,尽管用的是概括方法,但仍不尽全面。首先,适用听证的事项范围规定不明确。适用听证的范围采用了概括式的表述,而且行政机关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范围。这样规定,可能考虑现实生活中对于那些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或个人利益的事项不便于作统一规定,而由行政许可机关根据现实情况自由裁量。但是,这样做的弊端也很明显,很容易导致行政机关滥用裁量权,将应当纳入听证范围的事项以种种理由排除在外或将本不属于听证范围的事项纳入听证范围。其次,适用听证的事项范围规定不全面。根据《行政许可法》,适用听证的事项范围涉及的是公共利益或他人重大利益关系的事项,对于涉及申请人本人重大利益事项的不予行政许可或变更、撤销行政许可前,能否适用听证程序,《行政许可法》未作规定。根据听证的内o,只要对当事人产生不利影响的事项,就应当纳入听证范围,因此,《行政许可法》中的听证制度只注意到行政许可对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的影响,没有关注行政许可的买施对申请人利益的影响,似有不公正对待许可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之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最后,适用听证的实施阶段规定不全面。行政许可的实施应当包括申请与受理、审查与决定、变更与延续、撤
销与注销等过程和阶段。根据《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听证程序只规定在审查与决定阶段,对申请与受理、变更与延续、撤销与注销等过程能否适用听证,没有作明确规定。笔者认为,在行政许可的变更与延续中,还会涉及到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利益的问题。而在申请与受理、撤销与注销中,涉及的是申请人的利益,还会引发国家补偿。因此,在这些阶段,也应当适用听证程序,给受到利益影响的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一个发表意见的机会。《行政许可法》没有明确规定,也是一大缺陷。
3、听证笔录法律地位不明确
听证笔录的法律效力是指听证笔录在行政许可决定、行政许可复议及行政诉讼时对有关各方的约束力。《行政许可法》第48条第5款第2项作出“行政机关应当根据听证笔录,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规定,就该规定,学术界一致认为我国在行政许可听证程序中已借鉴采用了美国所实行的“案卷排他性?则”。但仔细推敲该条文所确定的内容及《行政许可法》其它相关条文,该条虽然明确行政机关“应当”根据听证笔录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但是下列几个问题没有明确:(1)听证笔录的法律地位,即听证笔录是行政许可决定的唯一依据,还是主要依据,还是作为参考依据?如果听证机关不根据听证笔录作出行政决定,该行政许可决定的效力如何?(2)听证之后,作出决定之前,出现新的证据,该新证据如何处置?是否再需组织听证? 《行政许可法》对听证笔录法律效力方面缺乏细致的规定,较为笼统,上述几项具体的事宜,均没有明确的规定,从而在具体执行中,有些听证难免成为过过场的形式,听证制度的作用没法体现,申请人的听证权利不能得到保障。
三、完善听证许可制度
行政听证是一项保障行政行为相对人对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知情权、同时也是确保行政机关行政行为接受监督的重要制度,可以保证行政决策、行政执法、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行政调解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建议可以从以下方面进一步完善行政听证制度。
1、完善主持人制度
听证主持人作为听证的核心人员,其素质、地位及其职责等等对行政许可听证的效果有着直接影响,决定着行政许可听证功能能否有效发挥。在一些发达国家,“有公正、超党派的审讯官主持的听证正是行政裁决程序的精髓,如同法院的法官所作的裁决一样,行政官员在听证中所作的裁决也必须有公正、超党派的审讯官作出,如果审讯官或行政机关受到法律偏见的影响,那么行政裁决是无效的。”
在完善主持人制度方面,从长远来看,可以设立专门的听证主持人管理机构——行政听证局。鉴于中国各级政府的法制机构比较健全的实际情况,可以将听证主持人的管理机构——行政听证局设立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法制工作机构,与法制机构合署办公,负责本行政区域范围内行政听证主持人的统一任命和集中管理。听证主持人不是听证所在机关的工作人员,而是行政听证局的正式工作人员,他的工资、福利、升迁等由行政听证局负责。各行政机关需要举行听证的,由本级政府行政听证局委派听证主持人;下级政府需要举行听证的,由上级行政听证局委派听证主持人。这种集中统一使用制度不仅可以使听证主持人地位独立、态度超然,也有利于提高听证主持人的专业水平、节省?费、减少开支、合理安排工作量,最重要的是维护了听证的公正性。其次,完善回避制度。程序的操作者,可能会利用自己在程序中的优势地位,促使程序结果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如果法律程序的主持人与程序的结果有利害关系,则人们不以公正的心态去认同法律程序的结果。在西方法学史上,法律始终是被认为公正的同义词,所以离开公正来谈法律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凡涉嫌此种情形的程序操纵者均不得再介入此程序,不得对该程序的发展产生任何影响。行政许可听证程序制度不可避免的涉及回避制度,这就要求听证主持人不得与行政许可听证事项及听证参加人有利害关系,否则应当回避。在主持人回避制度上,要从范围和程序上规范。在范围上,听证主持人不得与行政许可听证事项及听证参加人有利害关系。在程序上,回避分为自行申请回避和应申请回避,特别要强化主持人自行申请回避制度。主持人知道应当回避而不自行申请,要予以问责。
2、进一步具体听证的范围
解决行政许可实施中听证范围的规定中存在的缺陷,笔者认为,应当采取概括式确定听证范围的标准,采用列举式明确纳入听证范围的重大事项,采用排除式排除不予听证的事项。首先,明确概括式确定听证范围的标准,行政许可听证程序适用的范围可以表述为:涉及公共利益、他人重大利益的事项以及在行政许可实施过程中侵害申请人重大利益的事项,均可适用听证程序。其次,采用列举式,明确有关听证事项,具有了较强的可操作性,保护申请人的听证权利,对行政机关起到约束作用。最后,对行政许可不子听证的事项,性质应为涉及国家秘密、紧急事项、通过科学方法认知的事项、只对机关内部发生效力的规定等,并且这些事项必须由法律进行规定。
3、强化听证笔录的法律地位
借鉴美国“案卷排他性?则”的精髓,总结我国听证笔录在实践过程的实效,吸取以往听证制度“听而不证”的教训,应当明确听证笔录是唯一依据的法律地位。笔者建议明确听证笔录是行政许可机关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唯一法律依据,未?听证会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行政许可决定的依据;同时明确规定,行政许可机关依据当事人未知悉和未论证的事实依据作出的行政许可决定无效。这就要求听证参加人在听证会举证期间将各自持有的证据全部展示出来,特别是行政机关更将拟作出行政决定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及裁决结果等等全部展示出来,放置在听证会上质证、辩论。一方面行政机关在举行听证前不得不认真贯彻“先调查,后裁决”行政程序,且在听证前必须将所有的证据全部展出来,提供给行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充分的知情;另一方面明确行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不可将其单方持有的证据不示,否则可能承担不利的后果。确定听证笔录是唯一依据,则明确告示行政许可机关不得找任何借口来考虑听证笔录之外的任何依据,要想考虑其它依据,就得把该证纳入听证会质证。如此同时,为了防止听证?局,还需加强说明理由制度,即对于听质证中出现的材料及观点的采纳或不采纳均予以说明,一方面提高行政许可决定的理性,另一方面提高其可接受性,以便更好地贯彻“案卷排他性?则”。最后还得明确行政许可机关未依据听证笔录而作出行政许可决定是无效的法律结果,告知行政许可机关这样做是徒劳的,同时还要明确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听证笔录中的证据、依据,由于?过质证,因而比行政机关审查人员独立调查的报告要客观、真实可靠得多,这就使得听证笔录及确认过的证据比其它证据更具说服力,强化听证笔录的法律地位可有效避免行政机关暗箱操作,防止听证制度听而不证,流于形式,从而有利于切实维护听证参加人的合法权益。
第二篇:论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论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颁布标志着听证制度在我国的确立,至今十四年的实施,在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监督行政权的行使等方面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在肯定听证制度的前提下,我们仍然发现了一些不足和缺陷,包括:听证的适用范围过窄、听证笔录的效力未作规定以及听证制度本身不够规范和统一等。针对这些问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入手:扩大听证的适用范围、完善听证主持人制度、进一步完善对听证程序的审查、扩大行政听证参加人的范围、加大普法宣传,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等。在走出了“重实体,轻程序”的的误区后,听证制度的作用将日渐突出,对我国法制的完善和公民合法权利的维护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听证制度;不足;完善;听证主持人制度
Talk about our country administrative hearing system with perfect
Abstract:the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omulgated the mark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hearing system in our country, the implementation of fourteen years, safeguard citizen's basic right and supervision of administrative power exercised plays a major aspects of the role.In the hearing system premise, we still find some deficiencies and defects, including: the scope of hearing, and hearing record through the narrow effect not specified and hearing system itself is not standard and unified, etc.To solve these problems, the author thinks that from the following: expanding the scope of hearing, and hearing host system, further perfect the procedure for examination, expand the scope of administrative hearing to people, increasing the franco-prussian propaganda, enhance the legal consciousness of citizens.In out of the “heavy entity, light program” after the hearing system, the error of the role, will be for the perfect legal system in China and the legal rights of citizen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maintaining.Key words: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hearing system;deficiencies and defects;improvement;the system of the hearing host
目录
引言....11.当前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现状....1
1.1具体行政行为听证的适用范围过窄....1
1.2听证笔录的效力未作规定....21.3申请听证的形式未做明确规定....2
1.4听证程序未被严格执行....2
1.5听证程序中行政机关的角色显失正义....2
2.造成以上现状的原因....32.1行政机关办案人员业务素质低....3
2.2“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影响....3
2.3行政听证程序的各项配套制度不健全....3
2.4公民的法律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淡薄....43.行政听证制度的完善....4
3.1听证的范围应扩大....4
3.2完善行政听证主持人制度....53.2.1完善职能分离制度,从制度上明确听证主持人的独立性法律地位....5
3.2.2完善回避制度,从个体上保障行政听证主持人的独立性地位....5
3.3保障听证制度与相关行政救济制度的衔接与协调....5
3.4完善对听证程序的审查....6
3.5制定完善、统一的行政听证制度....6
3.6做好普法宣传工作,增强公民法律意识....6
3.7加强学习,提高行政机关执法人员的素质....7
结束语....7
参考文献....8
致谢词....9
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颁布标志着听证制度在我国的确立,至今十四年的实施,在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监督行政权的行使等方面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我国行政处罚程序中的听证程序从制度外形上讲移植于西方、尤其是英美国家,事实上作为一种听取“群众意见”的思想和活动我国早就存在,只不过没有形成法律制度。所谓行政听证,是指行政机关在实施抽象行政行为或影响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具体行政行为前,应举行公开会议,听取行政相对人的评价和意见,对行政相对人提出的疑点和问题,当面予以说明、解释和答复的一种行政程序法律制度。[1]设立听证制度的主要意义在于:一方面有利于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使得受行政处罚的一方有权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另一方面有利于对行政权的行使加以控制,规范行政权的使用,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之前,应当通过听证程序听取当事人的意见。通过听证程序,行政机关和相对人、相关人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协商的机制,听证各方在听证过程中加强了沟通,使根据听证作出的决定更有说服力。听证基于其自身的说服力和公正性,可以促使处罚决定的实施,缓解社会矛盾。只有公正的程序才能产生公正的结果。[2]从行政处罚听证制度出台到现在的十几年时间里,在肯定取得的成果的前提下,不难看到听证制度的不足和缺陷,需要进一步的去完善。
1.当前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现状
1.1具体行政行为听证的适用范围过窄
根据我国行政法理论,具体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行使职权过程中对特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产生影响并能够产生法律后果的行为。除行政处罚会对当事人产生不利影响外,还有其他的具体行政行为如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征收、行政收费、行政许可、行政裁决等。[3]而《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我国行政处罚又分为: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吊销许可证或执照、行政拘留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如劳动教养、驱逐出境、通报批评等。国外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适用范围较广,一般不加太多限制;二是主要适用于相对人不利的处分;而我国行政听证程序仅适用于行政处罚中的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以及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除了2004年7月1日实施的《行政许可法》规定了听证程序也适用于行政许可外,其他的具体行政行为显然则排除在听证程序之外,这种现状不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行政法的公正价值目标的实现。在行政处罚听证制度出台了14年之久,其实施过程中不难发现这一漏洞,需要立法机关尽快的出台新的司法解释,将行政拘留和其他限制或剥夺公民人身权利的行政处罚列入听证的范围中。因此,扩大听证程序适用范围是我国行政程序法发展的必然趋势。[4]
1.2听证笔录的效力未作规定
听证程序与行政决定权力的抗衡机制无法保障。听证笔录一般是听证主持人在听证过程中对调查取证人员、案件当事人陈述的意见和提供的证据所作的一种书面记载。它在行政处罚听证程序中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听证笔录应当作为行政处罚决定的唯一依据。”笔录是对整个听证过程所作的记录,以它作为行政处罚决定的唯一依据是听证程序抗衡机制实现的最终保障。听证所形成的笔录是封闭的,未经听证的证据不得成为该笔录的组成部分。在我国《行政处罚法》中根本没有体现出“听证笔录应当作为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唯一依据”的理论要求。但在《行政许可法》中,这一问题得到了重视,在第四十八条中规定了“行政机关应当根据听证笔录,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内容。[5]听证程序的目的就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免受行政权力的侵害,而听证笔录作为听证会的书面记载,它的作用在于为行政处罚的执行与否提供依据,可以说它的正义与否直接的关系到公民的合法权利。如果说听证笔录不能起到它应有的作用即作为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据,那么,听证会的意义就淡然无存了,也就影响到了实体公正。所以,听证笔录是行政听证的重心所在,在行政听证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6]
1.3申请听证的形式未做明确规定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在行政机关告知后三日内提出。[7]当事人应以何种形式提出听证?是书面申请,还是口头申请或书面申请都可以。这一点,行政处罚法没有明确规定。在实践中,有的行政机关根据部门规章的规定,要求当事人必须以书面形式提出听证的请求,否则视为放弃听证的权利。笔者认为这种限制当事人权利的行为在程序上与法律规定的立法精神相悖。从行政处罚法的规定看,在行政机关告知当事人有申请听证的权利后3天内,只要当事人有请求举行听证的意思表示,行政机关就有义务举行听证。而法律规范中并没有限制性地规定“当事人以书面形式要求听证的”作为申请听证的法定形式要件。因此,不管是口头或书面的请求,只要当事人有要求的意思表示都应认为提出了听证要求。
1.4听证程序未被严格执行
在我国一向有着“重实体,轻程序”的恶习,听证程序往往不能被严格的执行。在传统观念的束缚下,大多数人认为听证会只是行政机关在“做做样子,过过场而已”。虽然,听证程序在立法上得到了肯定,可在实际操作中却不尽人意。由于行政人员业务素质低,对听证程序的不了解以及不重视,使得听证程序发挥不了它应用的作用。
1.5听证程序中行政机关的角色显失正义
在听证程序中行政机关往往扮演的是被质问的角色,因为听证程序就是针对行政机关所作出的行政处罚是否合法而进行的,这与它往常“公民合法权利的维护者”的形象不符。听证会是典型的“官民对话”,在这场较量中,民是弱者,出于同情弱者的缘故,行政机关成了反面人物。
2.造成以上现状的原因
2.1行政机关办案人员业务素质低
许多行政人员自进入行政机关后,整天忙于应酬,想着如何巴结上司,如何升官,忘了学习,提高业务素质。对旧法律一知半解,对新法律闻所未闻,与自己业务不相关的就不关心,作为行政人员尚且如此,普通老百姓就可想而知了。由于行政人员的素质低,听证会变得不透明,以权谋私、失职渎职、执法犯法的现象屡见不鲜。根据调查,我国人情案、关系案的比例居高不下,很大一部分的行政案件是在酒桌上办成的。行政人员的业务素质低对我国法制建设是极其不利的,他们作为法制化建设的“领头羊”况且如此,也难怪老百姓对程序不够重视。
2.2“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影响
在传统观念的束缚下,大多数人认为听证会只是一种形式,“过过场而已!”在我国这样一个缺少法治传统的国家,“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可谓源远流长。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形成了重人治、轻法治的政治传统,结果必然是只注重目的,不考虑过程,从而导致执法过程的随意性成为中国法治的一大顽疾。[8]长期以来,我国对程序法价值的认识陷入了一个误区,认为程序法只是实体法的工具,程序法的目的旨在与实体争议的视线,而没有认识到程序的独立价值和本身的正义性。虽然,这几年我们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程序正当”与“实体相当”相提并论,虽然我们国家提出了行政机关要依法行政,执法守法,但是几千年的法治思想传统和建国后几十年的执法实际,加之广大行政执法人员素质不高,使得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仍然是对程序方面注意不够,“重实体轻程序”仍然是行政机关执法实践中的一大顽疾。大多数人乃至法律工作者都认为只要有“理”,自己就是对的,对法律程序的“无视”到了可怕的地步。
2.3行政听证程序的各项配套制度不健全
行政听证程序的顺利进行,要依赖各项配套制度的相互作用才能完成。一个合理的听证程序,必须有完备的制度体系。它包括通知制度、公开制度、回避制度、代理制度、质证制度、主持人制度、物质保障制度、监督机制等内在的制度体系。而目前我国这些制度还很不健全,有些制度,如物质保障制度。虽然《行政处罚法》上明确规定:“听证程序所需经费由行政机关承担”,[9]但在实践中常因行政机关经费不足而无法履行或大打折扣;有些制度,如主持人制度,由于法律规定过于简单笼统而在实践中难以把握;甚至有些制度,法律上根本未作出规定,如监督机制。这些都导致了听证程序无法进行。这就好比一辆车,当车没了汽油,它是开动不了的。行政听证程序的顺利进行是离不开各项配套制度的健全和完善的,即使政府在大力宣传公民要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2.4公民的法律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淡薄
公民、法人等法律主体听证权利意识淡薄听证程序是一项旨在保障公民、法人等法律主体合法权益的法律制度,它的正常运转,除执法人员的努力外,更需要公民、法人等法律主体积极主张权利。而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公民、法人等法律主体意识极为淡薄,他们不想听证,不敢听证,不要听证,他们怕得罪了行政机关,导致有法可依却不依的现象。甚至在工作人员告知其有听证的权利时,一脸茫然。在被告知什么是听证制度时,才知道有听证这一程序的存在,可见公民对法律的生疏以及对自己权利的维护方面明显落后于法治现代化的发展。很多行政法律、法规规定了公民在行政行为中享有陈述权、申辩权、要求举行听政权以及复议请求权、行政起诉权和国家赔偿请求权等,但公民通过行使这些权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却相对较少。听政程序制度的良好实施效果,以及法治的实现,都还有待于公民的法律主体意识和利权意识的增强,否则,法治社会不可能实现,行政听政制度功能也不能很好发挥。当然,公民的法律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淡薄是和历史原因分不开的,古人忌讼,息讼的思想以及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使老百姓有了“官官相护”,“民不告官”的心理,即使自己有证据、有理由,也不敢争取自己的权利。
3.行政听证制度的完善
3.1听证的范围应扩大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作出吊销许可证以及处二千元以上罚款的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权要求举行听证;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要求听证的,公安机关应当及时依法举行听证。”我国目前仅规定了三种适用听证的条件,对行政权涉及面日益扩大的趋势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所以,笔者认为,要将行政听证范围逐步扩大至其他的重大侵益性行政行为以及部分将影响相对人重大利益的授益性行政行为(如行政许可),同时将行政拘留纳入行政听证的范围,在行政复议活动中引入听证程序。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是最严厉的,对当事人的影响也比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执照、较大数额的罚款更为直接和重大,对此,应该更为审慎和严肃,但不知为何在《行政处罚法》当中却将其排除在适用听证程序的案件之外。无论何种原因,都不应该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排除于听证程序之外。[10]
3.2完善行政听证主持人制度
3.2.1完善职能分离制度,从制度上明确听证主持人的独立性法律地位
保障听证主持人的独立性是实现行政听证公正的核心与关键,这也有利于实现行政听证程序的基本价值:公正。职能分离制度作为保障听证主持人独立性的一项法律制度,基本要求是听证与调查职能分离。因此,此环节可以保证某种程度的公平。[11]
调查人员和主持人员职能分离的原则,蕴含了程序公正的价值判断。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建立一支相对稳定、独立的行政听证人队伍。固定听证主持人,在行政机关内部设立专门机构,或指定专门人选,独立负责组织行政听证的主持工作,其地位和行使行政调查权的机构或人员平等,双方独立行使职权,互不隶属。通过立法逐步推行听证官资格全国统考制度和行政听证官的资格取得制度,由同时具备本领域专业法律知识和相关行政管理经验的人员报考,通过统考,取得听证官资格。听证官应当具有独立性质,由专门机构予以任免、考核,在任用、工资、任职、晋升、奖惩、考核、罢免等方面不受所属机关的直接控制,并享有一定的行政豁免权,他们应当具有良好的品格、熟悉法律并具有所属领域的行政管理经验;他们应仅以执行听证职务为限而不得从事与听证不相容的工作;他们应当拥有主持听证所必须的权力以及获得行使这些权力的保障。
3.2.2完善回避制度,从个体上保障行政听证主持人的独立性地位。
关于回避制度,我国诉讼法中关于审判人员已有一些相关规定,分为申请回避和主动回避两种情况。在一些行政机关制定的关于听证的规则,也对回避有明确的规定,例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听证暂行规则》12条规定,听证主持人有下列情形之第一时应当回避:(1)是案件的当事人或当事人的近亲属;(2)与案件有利害关系;(3)与案件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案件的公正听证。该暂行规则第13条规定,当事人认为听证主持人有本规则第12条所列情形之一的,有权以口头或书面形式申请其回避。当事人提出回避申请的,听证主持人应当于当日报告本机关负责人,由本机关负责人决定是否回避。
回避制度能够切实有效地从人的个体性上保障听证主持人的独立性法律地位,一个公正的裁决必须由公正的组织按照公正程序做出。从由司法程序移植到行政程序,要求公正必须排除偏见,即排除对于要处理的案件事先存有的见解,法律上的偏见即由法律规定或判例确定的偏见,包括“利害关系”,“个人偏见”。总之,应尽可能的确保主持人的中立性、专业性。[12]
3.3保障听证制度与相关行政救济制度的衔接与协调
行政听证一般而言是一种事前程序,他同事后补救程序有所不同,他同行政救济,司法救济也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功能:保证行政处罚的正当性、维护当事人合法权利、解决纠纷。但是应该考虑到我国行政法制化历史发展进程的特点,即先公布了《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条例》以及《国家赔偿法》。作为后出的法律,在运用上与其他法律相比显的有点生疏,再加上它作为一道程序,本身人们对它的关注度不够,它的法律效果难免显的差强人意。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国家赔偿与听证制度它们是存在关联性的,它们的法律功能是是为了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只是先后顺序不同。笔者认为,当事人之所以对听证不够重视的一部分原因是: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才是行政决定的最后以及最重要的依据。但他们没有注意到听证程序的重要性。因此,听证制度的建立需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相协调。
3.4完善对听证程序的审查
对听证程序的审查是指对听证程序是否合法,以及经过听证后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适当问题进行审查。这是行政行为的一种监督,也是对受侵害的相对人的一种救济。听证制度目前我国尚属初创阶段,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对此都未有充分的认识,也没有多少经验,在执行当中难免会有差错,违反听证程序的现象也属不可避免。因此,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监督、制约机制,也是理所当然的。可以通过建立全面的监督机制来进行相应的救济,如以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监督听证行为,以社会组织、社会舆论监督听证行为等。对听证程序的审查,可以纠正其在听证过程中以及听证程序结束后发现的错误,对公民的合法权利的救济以及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有重要作用。
3.5制定完善、统一的行政听证制度
由于我国有关听证程序的规定散见于各个法律法规之中,因此容易产生诸多弊端:具体操作规则不一,听证做法各行其是乃至重复、冲突等,妨碍行政管理权的正当行使,妨碍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正当行使;因没有统一的行政程序法规,听证制度的执行带有明显的部门色彩;虽然召开了听证会,但在作出行政行为时却置相关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和建议(甚至是听证会上论证过的证据)于不顾。要统一行政程序法中进一步完善听证程序,明确规定凡属于对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行政决策的制定,事前应当举行听证会的制度。召开听证会应认真选择能真正反映行政相对人权益的代表参加,严格规范听证程序,注意倾听各方意见,注重对听证结果的处理。同时要严格把握听证制度的内涵,避免听证走过场、流于形式的庸俗化做法,保证政府行政行为的严肃性和有效性。
3.6做好普法宣传工作,增强公民法律意识
我国的法制化建设不仅需要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法律体系,更需要做好普法工作,让公民知法,懂法。我国的法制化建设正在起步,虽然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政策,可公民对法律的认知尚浅,以致于许多人对某些法律闻所未闻,更别说用那些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了,所以,笔者认为,做好普法宣传工作是我国法治化进程中的重中之重。一个国家虽有健全的法律体系,可它的国民大多数是法盲,那么法治化建设一定是举步唯艰。在这个问题上,如何做好普法宣传工作,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入手:农村一直是普法宣传工作的重心,因为,从大体上来讲,农村的受教育水平普遍比城市低,以致出现了如“女儿不能继承父辈遗产”等村规民风。面对农村这些陈规陋习,可将普法工作交由村委会完成。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农村的普法宣传是长期的艰巨的任务,需要耐心和毅力。村委会通过宣传窗,法律讲座等形式,可以将新出台的法律灌输给老百姓。通过媒体宣传法律。现在可以说家家有电视,没电视的,收音机总还是有的,可以通过这些工具宣传法律。司法部门可以组织法律讲座,如“法官到我家”活动等,面对群众要有耐心,要热情,将法律宣传进行到底。教育机构加大普法力度。现在的教育机构,如学校,不仅要教知识,更要教他们懂法,教他们做人。以前是“文盲很可怕”,现在是“法盲更可怕”。
3.7加强学习,提高行政机关执法人员的素质
听证对行政执法人员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加强行政机关执法人员的政治理论学习和职业道德教育,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政治素质。要办好业务培训,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加强行政执法人员对有关法律知识的学习,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素质。要求全体行政执法人员认真学习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加强对《行政处罚法》的学习,可以专门就听证程序组织广大执法人员进行培训,使他们明确我国引入听证制度的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弄清楚听证程序的具体操作步骤及注意事项,以承担日益提高的执法水准要求。
结束语
行政听证制度的建立有利于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做出公正决定,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同时增强了行政机关与公民间的良好行政关系,促进行政管理秩序的改善,因此,对听证制度的完善显的尤为重要。
目前听证制度已融入到法制建设中来,对行政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但我国的法治化建设起步较晚,目前处于探索阶段,需要一步步的完善。只有法制体系的健全才能确保国家的繁荣发展。[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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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张德瑞.论社会转型期的我国行政听证制度[N].内蒙古社会科学,2004
致谢词
非常感谢张旭光老师在我大学的最后学习阶段——毕业设计阶段给我的指导,从最初的定题,到资料收集,到写作、修改,到论文定稿,给了我耐心的指导和无私的帮助。在此,我表示诚挚的谢意。同时,感谢所用的任课老师和所用的同学在这四年来给自己的帮助和指导。
第三篇:行政听证制度完善的必要性
行政听证制度完善的必要性
在西方国家,行政听证制度的法学理论基础是“自然公正”原则,该原则是其人文文化中的神学律法文化发展演化的结果。并最终于20世纪产生了行政听证制度。
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法学理论基础,是《宪法》规定的人民民主原则,该制度适合中国国情,有利于提高我国各级政府的执政能力。
我国行政听证制度存在适用范围狭窄的问题,其在行政处罚领域主要表现为对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方面没有听证制度;在抽象行政行为领域表现为文明立法少、矛盾多,群众参与意识薄弱,认同感差等。
我国行政听证制度主体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自弹自唱”的问题和听证主持人地位模糊的问题,前者的解决在于应当逐步建立独立的听证机构,后者的解决在于补充立法,并组建一支高素质的听证主持人队伍。
我国行政听证制度在效力方面,既存在体制上的因素,又存在听证笔录本身的效力问题。前者的解决方法,主要应将听证程序作为一般程序,原来的立法应当修改。后者应根据笔录在不同程序中的地位来确定。
行政听证制度的确立、及其法学理论基础,在中国不存在演化过程。
从古代的封建中国到近代的旧中国都没有行政听证制度。相反,中国历史上的长期专制制度和专制意识,决定了统治者的统治意识为君主中央集权制意识形态,它不反映任何民主思想,不反映人民的要求,在政治体制上常表现为行政与司法的混同。而近代中国,引进西方法律制度时,则主要集中在司法审判方面引进了一些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引进的是人文文化演进的成果,而先进文化本身并未进入中国封建统治者的思想意识。故而,在古代的封建中国和近代的旧中国,都不存在听证法学理论孕育诞生的基础,自然就不会产生听证法学理论了。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制定以前,也没有行政听证制度,虽然党和政府很重视调查研究、强调实事求是,也继承了中国古代“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法律思想,但依法治国的观念为《宪法》所确认,以及政府职能观念的改变,却是建国40年以后的事。中国的行政听证制度本身,不是直接来源于宪法规定,而是在向国外学习、改变观念的基础上,从国外引进的这一制度。行政听证制度,虽不直接来源于宪法规定,但它符合我国宪法精神和中国国情,而且其法学理论基础仍在于我国宪法所确立的相关基本原
则。比如,宪法第二条、第二十七条中规定的人民民主原则,就可作为行政程序法及行政听证制度的法学理论基础。
行政听证制度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听证,具有集思广益、加强政治沟通、促进政治参与、提高行政效率、防止政治腐败、杜绝行政专横等等很多益处,对我国国情中的一些容易激化的矛盾,能起到缓和作用。
根据我国现状,听证制度在我国,既适用于行政执法领域,又适用于行政立法等领域。在行政执法领域,听证,具有查明事实真相、体现行政相对人的主体性和参与的平等性、提高执法活动的透明度、增加行政行为的可接受性等诸多优越性,这些已经为我国近年的实践所证实;在行政立法领域,听证,又具有实现直接民主、提高立法质量、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等的益处。总之,听证制度,有利于提高我国各级政府的执政能力。但也应该看到,行政听证制度,在我国实施的时间比较短、范围也不够广,在实践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2004年7月实施的行政许可法,是我国听证制度立法的又一重大进步,它第一次以立法的形式,在抽象行政行为领域确立听证程序(第46条的“主动听证”),这一立法明确了在解决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事项上,行政机关都要举行听证的规定。具体地说,当前还应该在环境保护、城市建设、征地拆迁等方面推动听证工作。行政机关在作出涉及这些方面的行政许可时,不能只考虑申请人是否符合条件,还应该了解这些许可实施后,可能对他人的生活、生存、生产等产生的影响。而第47条的被动听证,要求只要是在行政许可决定涉及申请人与他人有重大利益关系的,行政机关就要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有听证的权利。比如在一些有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中,申请人的要求量超过了许可批复的最高数量,而有些许可事项又不能采用招标、拍卖的方式处理,这就可能使一些申请人得不到批准,这些申请人就有要求举行听证会的权利。行政许可的审查人员应当给予未被批准的申请人说明不予批准的理由;该申请人还可据理申明自己应该被批准的理由。又比如:城市规划部门欲批准某房地产开发商建造楼房,该楼房的建造,可能对周围居民的采光、交通、环境等产生影响,规划部门在作出许可决定前应告知有关居民,他们有听证的权利,等等。这些方面,急需依法开展听证工作,缓和并最终解决公民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与矛盾。
从体制因素上看,我国行政处罚法体系中,将听证程序作为三种程序中的一种单列出来,区别于简易程序和一般程序,从而使一部分行政处罚可以听证,另一部分行政处罚没有听证权,这种体制上的倾斜,在我国行政处罚的行政行为实践里,产生了一些不规范的现象,比
如:较大数额罚款的听证问题。治安处罚的听证规定界限是2000元以上,可是在执行中,某些公安执法人员作出处罚时只罚1900;其他行政行为也有类似,如:按规定5000元以上罚款需要听证时,就只罚4900元。就在这模棱两可的“恰恰” 达不到、而又最接近听证标准的界限以内做文章,目的是尽可能不举行听证就作出处罚。应当指出,听证程序,并不是独立于一般程序之外的程序,而是行政处罚一般程序之中的一个特别程序,是包含在一般程序之内的。所以,鉴于此因,我国行政处罚法很有修改的必要,使听证成为一般性程序,使听证的效力趋于扎实、并贴近实际的需要,以消除“盲点”。
听证制度,是一个国家行政程序现代化、民主化的重要标志,2004年7月,我国行政许可法实施,其对听证程序的规定,使我国在行政听证制度的法制建设上又上了一个新台阶。而我国也开始在其他许多领域展开听证的探索与实践活动。我国比起西方国家来,虽然在某些方面尚有不足之处,但展望未来,我国的听证制度必会更加完善,适用范围也将更加扩大,违反程序的救济制度也将更加健全,并将拥有一支高素质的听证主持人队伍,这一切定会实现。
中国在发展,研究在继续,愿中国的行政听证制度,早日步入先进国家行列!
第四篇:对完善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制度问题的思考
对完善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制度问题的思考
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制度是市场经济及市场价格机制条件下,提高政府价格决策透明度,促进政府价格决策民主化、科学化、规范化的重要举措。这一制度“推而广之”,增强了价格工作在广大群众心目中的分量,树立了政府价格部门良好的社会形象。据有关部门统计,自 1998年5月1日起施行的《价格法》确立了价格决策听证的法律地位以来,各级地方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先后围绕自来水、供电、燃气、有线电视、城市供暖、医疗、教育、公共交通、铁路或公路客运等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以及自然垄断经营商品价格的调整,已组织召开了200多次价格听证会,收到明显成效。尤其是去年底广东省举行的关于2002年公路春运调整价格听证会和今年初国家计委举行的关于铁路客运调整价格听证会,中央电视台都进行了现场直播,效果颇佳。为进一步规范政府价格决策行为,国家计委还于去年发布了《政府价格决策听证暂行办法》,对听证会的组织、听证范围、听证程序及相关法律责任等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随后又制定了《国家计委价格听证目录》,并对地方制定价格听证目录提出了原则要求。可以说,价格听证会制度正在日益深入人心,群众参与政府价格决策的意识日渐增强,政府价格决策行为将会更民主、更科学、更合理、更规范。这也是我们努力争取达到的目标。问题在于,政府价格决策听证毕竟是市场经济新形势下出现的新事物、新举措、新制度,毫无疑问,它需要有一个发展、完善、健全、成熟的过程。尽管《价格法》赋予了价格听证的法律地位,国家计委也发布了规范价格听证的暂行办法,但价格听证会的具体实施还是要靠各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来组织。笔者在调查研究中发现,有的地方属于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商品和服务价格的调整,该听证的未进行听证,结果政府价格部门被消费者推上了“被告席”;有的同样召开了价格听证会,但效果反映却大不一样;甚至有的听证会“有名无实”,流于形式,走了过场;等等。因此,要进一步完善价格听证制度,提高价格决策水平,还需要各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精心组织,认真细致地做好价格听证过程中各个环节的工作。
第一、听证会组织者要有事业心、责任感,这是提高价格听证会质量的思想保障。各级物价局是各级政府主管物价工作的行政机关,是其管理经济的必不可少的职能部门。毫无疑问,也是价格听证会的具体组织者、主持者。《价格法》第二十三条就明确规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主持,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论
证其必要性、可行性。”可见,依法组织价格听证会是各级政府物价部门义不容辞的一项重要职责。诚然,相对于过去“一对一的你报我批”的政府定价管理模式,价格决策听证要复杂得多。如,一要确立价格调整项目,二要申请单位提供有关材料,三要组织中介机构审定成本,四要组织召开听证会,五要整理听证会纪要,六要拿出审定意见报政府批准,最后才能发文公布、执行,等等。仅价格听证会的组织,就很麻烦,要安排时间,联系场地,选定代表,征求意见,甚至安排代表住宿,等等。有鉴于价格决策听证会工作的复杂性,一些地方政府物价部门对待这项工作报有消极情绪。一是有的物价部门“怕麻烦”,价格调整项目该举行听证会的不举行,往往以小型座谈会、征求意见的形式“取而代之”。二是有的领导同志“怕丢面子”,担心听证会上代表们提出这样或那样的难以回答的问题,形成尴尬场面,弄得自己下不来台,影响自己的威信。三是还有的同志产生“失落感”,认为价格听证公开、透明,社会舆论,群众参与,物价部门说话的分量轻了,自己的权威性没了。这些片面的思想认识问题不解决,价格决策听证工作则很难搞好。因此,要提高价格听证会质量,为政府进行价格决策当好“高参”,就必须首先统一物价系统内部人员的思想认识问题。应看到计划经济时期那种“你报我批”、“高度保密”、“暗箱操作”的定价管理模式已不适应市场经济新形势的要求;现在,制定、调整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公开是为了公平、公正,听证是为了价格决策的科学、合理,说到底是为了维护人民群众(包括企业)的根本利益。市场经济及市场价格机制条件下,依法举行价格听证,既是规范政府价格行为的一项重要制度,亦是法律赋予政府物价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责。我们应转变观念,尽职尽责;加强学习,增强素质;知难而进,迎难而上;以艰辛的努力,扎实的工作,保证价格决策听证制度的贯彻落实。
第二、听证会代表要有广泛性、代表性,这是提高价格听证会质量的组织保障。《政府价格决策听证暂行办法》规定:“听证会代表应该具有一定的广泛性、代表性,一般由经营者、消费者代表、政府有关部门代表以及相关的经济、技术等方面的专家、学者组成”;“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听证内容,合理安排听证会代表的人数和构成。”据此规定,一是要注意选定那些社会责任感强,具有一定的物价基本知识和一定的社会实践经验的人当代表,使之切实成为消费者的代言人。二是代表的组织结构要有合理的比例,能够反映各方面的意见,以形成多方制约,保证听证会的公正性。听证会上“一个调子”、“一个声音”的现象不一定是正常的。应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观点,力求在分析、争论中取得共识。三是价格调整方案应提前告知代表,让其心中有数,并有针对性的搞好调查研究,切实能反映人们的真实意愿,为听证会提
供可靠参考意见。不能让代表在听证会上“只听不讲”,没有发言机会。听证会上要讲实话,听真言。否则,也就失去了举行听证会的意义。选定代表并非易事,一定要细致周全。如,2002年1月12日国家计委在京第一次举行了调整我国铁路客运票价听证会,中央电视台作了现场直播,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但在代表人员的选定问题上,尚有美中不足之处。媒体反映,参加听证会的有来自各方面的33名正式代表,看起来是代表了不同的力量,但人们一直提出疑问:为什么2001年曾起诉铁道部不举行听证就擅自涨价的石家庄律师乔占祥与“打假”英雄王海未被选中?为什么没有学生代表?并且,由于组织者简化了听证程序,调价方案在听证会举行的当天公布,这33名代表并不能事先就调价方案广泛征求意见,而只能当场就方案谈方案,这样是否能够代表公正?人们心存疑问,不能说没有道理。它至少提醒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在选定听证会代表以及组织听证会之前要把工作做得更深入更细致一些。
第三、价格调整申请方的成本材料要有真实性、可靠性,这是提高价格听证会质量的基础保障。成本、税金、利润是价格的三大构成要素,而成本则是制定、调整价格的基础。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的高低决定着价格的高低。价格听证会上,价格调整申请方所提供的成本材料是否真实可信、详实易懂,则关系到听证会的成败。计划价格时期,有时政府价格决策的失误,往往缘于一些企业成本材料的虚报。当今市场价格机制条件下,虽公开举行价格听证,但由于受利益机制的驱动,有的企业(价格调整申请方)所提供的成本材料却带有较大的“水分”,不真实,不可靠,甚至弄虚作假,谎报高成本,误导听证会。南方某大城市的自来水公司,为了达到提高水价的目的,为价格听证会提供了一份成本、利润资料。资料显示,上一全系统利润为8000多万元,下一利润却成了负数,在没有大的政策及市场波动的情况下,这一利润的“雪崩”能让人信服?价格听证会围绕这种没有法律效力的成本及利润资料“听”来“证”去又能“听证”出什么效果?即便是请来专家,因其对企业生产成本、经营状况毫不知情,又能提出什么样的建设性意见?这样的价格听证会能不流于形式?因此,申请方能否事实求是地提供真实、可信的成本、利润资料,是价格听证会能否成功的关键一环。要保证价格调整申请方所提供成本资料的真实性,必须严把“三关”:一是严格按照《政府价格决策听证暂行办法》规定的“申请人应当对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的要求,强调企业必须求真务实,不得弄虚作假,“低本高报”,否则,“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责令改正,并建议有关机关依法追究其相应责任。”二是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按照自己的职责权限,发挥价格调控、价格研究等所属有关机构的作用,“开展价格、成本调查”,对听证申请方近三年的生产经营成本、利润
等情况查清核实,掌握第一手资料,把握价格听证的主动权。三是还可以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事先将申请方提交的成本资料提交给具有合法资格的社会中介机构进行评审,由其对成本资料出具真实性的评审报告。唯有如此,才能保证成本资料的真实性,也才能保证价格听证会开出高水平、高质量。
第四、要有社会新闻媒体的积极参与、正确引导,这是提高价格听证会质量的舆论保障。《政府价格决策听证暂行办法》规定:“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应当遵循公正、公开、客观的原则,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除涉及国家秘密外,听证会一律公开举行。”“听证过程应当接受社会监督。”听证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透明度高,公开性强,可让广大人民群众“人人皆知,个个清楚”。听证,既是让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过程,也是接受社会舆论监督的过程。一般来讲,凡是举行价格听证会,政府价格主管部门都要邀请当地新闻单位派员参加,一则接受新闻单位的舆论监督,二则加强对听证会内容的宣传。应该说,通过新闻媒体对国家价格法律法规以及价格方针、政策的宣传,通过对群众提出问题的解难答疑,增强了人民群众对价格调整现实意义的理解,有力地保证了政府价格调整方案的顺利出台。但是,也有的新闻单位对价格听证会的宣传报道在内容上有所片面,在观点上有所偏颇,导致人们的误解,造成对政府价格决策行为的不满情绪,形成社会不安定因素。譬如,在如何对待消费者代表意见问题上,有的提出质疑:“听证会听谁的”?在其看来,好象完全“听”消费者代表的意见,让消费者代表“说了算”,听证会才是成功的。事实上,这种观点是片面的。价格听证,是价格决策程序的一个环节,主要任务是论证价格变动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不能把“环节”当“结果”。价格听证会更不是当场“定价拍板会”,听证意见只是政府进行价格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可见,听证是过程,是手段,是民主,是监督,而价格的制定或调整公平、合理、正确,才是根本目的。再说,价格是调节利益分配的杠杆,制定或调整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作为具有经济管理职能的政府及其价格主管部门,必须立足全局,通盘考虑:一要符合国家的价格方针、政策,二要适应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三要考虑市场的供求需要,四要考虑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一句话,要兼顾国家、企业和消费者三者的利益,而不能顾此失彼,无视大局。诚然,如果价格听证会对价格拟调整方案的反对意见高度一致,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就应“协商申请方调整方案”,使之价格调整方案反映民意,体现对消费者代表意见的尊重,不让群众意见“说了白说”。对价格听证会的新闻宣传只有客观、公正,既报道国家价格制定、调整的方针、原则、政策,也报道群众(消费者)代表意见,还要报道申请方的调价理由、依据,才能坚持正
确的舆论导向,保证价格决策听证会的顺利进行。
总之,价格决策听证制度实践的时间比较短,还是个新生事物,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健全。只要涉及有关价格听证的各方共同努力,加之价格法律法规的保障,相信在规范政府价格行为,增强民众参与意识,提高政府价格决策科学性、公平性、合理性问题上,一定会进一步显示出价格决策听证制度的更大作用,促进市场经济及市场价格机制的健康发展。
第五篇:论我国行政许可法的不足与完善
论中国行政许可法的不足与完善
摘 要 《行政许可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在法律框架下塑造现代政府的进程又取得了重要的、建设性进展,是政府的又一场自我革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我国行政许可制度仍处于幼年期,还存在着一系列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关键词 行政许可法,不足,完善
2004 年7 月一日起实施的《行政许可法》的出台是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重要里程碑。它不仅对于提高行政效率,遏制行政腐败现象有重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在于它可以重新塑造一个政府的执政理念,使政府由过去的管理型逐步向服务型转变。从而加快推进建设法制政府的进程。【1】
一、行政许可法的优点
行政许可法的出台是我国行政法理论与实践上一次立法理念的革命性转变, 实现了从“平衡论”向“控权论”,“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2】。行政许可法的制定和实施中有许多优点, 有利于建立阳光政府、有限政府、责任政府、高效政府、诚信政府。
(一)走向阳光政府:《行政许可法》确立了信息公开制度、听证制度、案卷排他制度,努力打造出一个阳光下的透明政府,使我国向阳光政府的进程又前进了一大步。
(二)建立有限政府:《行政许可法》严格限定许可的设定权与设定程序,在设定事项、设定行政许可的权限方面作了严格的限定,对可以设定的归为6 类,不可设定的归为4 类,体现了个人自治、市场优先、自律优先、事后机制优先等立法精神,有利于打造有限政府。
(三)推进责任政府:《行政许可法》奉行的基本理念之一就是现代民主政府要对自己的一切行为负责。不论是合法行为还是违法行为, 只要其行为造成了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侵害, 政府都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有利于我国推进建立责任政府的进程
(四)追求高效政府:《行政许可法》中规定的电子商务, 相对集中行使行政许可权, 一个窗口对外, 统一办理、集中办理、联合办理是我国追求高效政府的有利的例证。
(五)打造诚信政府: 行政许可法!首次肯定了行政许可领域的合法信赖保护原则, 这对政府提高行政效能、扫清障碍、创造良好有利条件, 争强行政组织的内聚力与外长力, 加强廉政建设、树立政府的良好形象有重要的意义。
二、行政许可法的不足
(一)行政许可法律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
1、法条概念模糊。《行政许可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行政许可,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 经依法审查, 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依此规定,行政许可仅指行为许可, 而不包括资格许可。尽管在该法第十二条第(三)项、第(五)项已明确将资格许可的事项列入行政许可设定的范围, 对此概念上的缺漏作了弥补, 但作为概念性的法条阐释的不完整则是客观存在的, 极易造成理解上的片面和适用上的混乱, 对此应作全面科学的概括与修正。应该看到, 这种权威的法律定义上的欠准确在我国许多立法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立法技术的科学性问题应引起足够的重视。【3】
2、行政许可主存在多主体问题,部分临时性行政许可期限不明确。根据该法第十四、十五条的规定,符合一定的条件,国务院可以采用发布决定的形式设定行政许可,扩大了行政许可主体的范围。另外,既然是临时性行政许可就应该有一个明确的使用期限,否则存在临时性行政许可长期有效的可能,而十四条并未涉及期限。
(二)、行政许可法律制度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1、受理申请的书面凭证的问题。由此建立了行政许可受理程序中的出具书面凭证制度。出具书面凭证,对于行政许可申请人诉权的保护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在申请书上无关于应载明内容的规定。行政许可法应规定行政机关在收到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之后应出具相应的书面凭证。对这一点很多学者都已明确指出。
【4】
2、公示制的局限。《行政许可法》第30 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将有关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序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这一规定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公示不能只限于“办公场所”。在信息的公布上,只规定了行政机关应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这一要求没有考虑信息公布的期限与当事人权利的关系。
3、行政许可制度中的听证制度缺乏可操作性。《行政许可法》的立法宗旨在于提高行政效率,作为行政许可程序核心的听证程序更应当是体现公正与效率最佳结合的典范。”【5】在立法中使用了诸如“直接涉及”、“重大利益关系”等模糊字眼,给了行政机关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且对于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行政许可听证参加人、听证主持人的规定都过于简单而不具有操作性。《行政许可法》规定有权申请听证的只能是行政许可申请人和直接利害关系人,这种规定显然不合理。”【6】
4、有关许可期限的问题。《行政许可法》在规定法定期限的同时,又规定了一些“法律法规另外规定的除外”的但书条款,这些条款如果在立法中不能严格控制,就可能会使原本很好的期限制度设计的作用大打折扣。
5、多头审批,重复许可仍然严重。老百姓要办成一件事,多个部门都规定需要办理许可证,如办一个旅馆,申请营业执照之前,需要办理治安许可、特种行业许可、消防许可、食品卫生许可、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等。同一部门的行政机关上下级之间行政许可权限冲突,导致对有利的事项大家都去管、都去批,使行政许可失去控制。
三、完善行政许可法
(一)、加强对行政许可事项的界定
1、采用禁止性立法方式。《行政许可法》列出的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事项, 显
得宽泛而无实际意义,但我们可以转换思路, 从相反的方向规定不得设立行政许可的事项。这样就相当明确而具体。
2、建立有效的外部制约机制。采用禁止性立法方式, 仍然可能会显得过于宽泛, 因此, 还必须启动外部制约力量来制约滥设行政许可现象。行政机关设定行政许可属于抽象行政行为范畴,我们还应当积极推进行政复议制度和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 为监督行政许可的设定权提供必要的外部制约力量。
(二)、完善行政审批制度
1、推行行政审批服务化建设。首先,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必须以服务社会、企业和广大公众为基本目的;其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必须按照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进行有步骤、有计划的放权,从而有力地促进公共行政改革中的多元化、分权化和服务化的发展趋势;其三,根据“服务行政”要求,建立和完善提供公共产品行政审批机制,将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模式从 “指挥式”管理向 “服务式”管理转变。
2、提高行政审批效率。要切实简化审批手续和程序。要合理划分和界定各级政府及部门之间的事项分工,理顺职能配置,改进审批方式,大力精简行政审批程序,实现行政审批程序的规范化。对政府各部门原有的审批事项要进一步逐一进行清理,每一事项的审批必须规定合理时限,大力推行行政审批工作“五办制”。此外,结合信息化网络建设,加快电子政务建设步伐,在行政审批管理中充分运用现代化手段,实行网上登记、备案、审批等,以此来提高行政审批的效率
(三)、完善监督制度
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 没有救济的权利只能是空中楼阁【7】。由此,我们要加强内外监督。
1、在内部,要建立行政机关内部的监督检查制度。上级行政机关要加强对下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检查, 对乱设定、乱许可、乱收费及不作为问题等坚决查处,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责任领导和工作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2、在外部,首先要建立许可人被许可的监管制度。按照“谁许可、谁负责、谁监督”的原则,各行政许可机关应依法通过书面检查、实地核查、属地管辖和举报等方式,检查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其次,要建立行政许可的申诉、检举制度。实行执法责任制和执法过错追究制,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要把事前审批与事后监管有机统一起来, 强化对行政许可活动的监督检查。要将行政许可法的贯彻实施情况, 作为行政执法责任制的重要内容严加考核,严格兑现奖惩。
(四)、加大普法工作力度
观念转变和精神转变在现实中的地位至关重要。《行政许可法》旨在规范行政行为,依法行政,促进行政法治建设,实现社会自治。因此削减行政许可是必然的,它不仅削弱了行政机关的权力,加重了其责任,导致了收入的锐减,甚至还有可能使其面对被行政许可人的补偿请求。新旧法律的交替意味着秩序的冲突,而秩序冲突的背后意味着利益的冲突。面对本机关利益的触动,若一些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观念陈旧,认识不到位,甚至有抵触情绪,不能很好的执行法律。因此,进一步加大普法宣传,尤其是再次组织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学习《行政许可法》,彻底领悟其精神和立法理念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 姜明安.推进法制建设的关键步骤[N].法制日报,2003-9-3(8)
【2】李运华.行政立法从平衡论向控权论过渡[ N].长江日报, 2004-7-1(11)
【3】卓晓宁.浅析《行政许可法》存在的不足[A].政治与法律,2007,(5),70-72
【4】应松年, 杨解君.行政许可法的理论与制度解读[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周佑勇.行政许可法理论与实务[M].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4.【5】杨宝成.行政许可法实施现状及对策分析[J].学习论坛,2006,(10):48.【6】张静.浅谈行政许可法实施以来暴露出的问题[J].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06,(6):14.【7】唐璨, 赵永伟.论行政许可法的成就与缺陷[ J].福建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