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雷摩托案例分析作业

第一篇：哈雷摩托案例分析作业

哈雷摩托案例分析作业

哈雷用于选择企业软件供应商的标准，是否包括你认为是最重要的因素？你倾向于认为最重要的因素是哪个？

答：哈雷公司的企业文化比较特殊,产品设计也是个性鲜明，属于小众客户最爱，因此他的ERP系统不能套用一般的模式,只有能够深刻理解公司文化和业务，能按公司要求进行流程调整才是最重要,供应商的资质、业绩固然重要，但并不应该作为最重要的因素。

1、你以本案例的信息为基础，你会选择哪家供应商，为什么？如果你必须做一个两分钟的陈述，向上级领导概括你的选择，你会说些什么？

答：选择供应商1,原因如下:

1)供应商1的团队与众不同，他们有热情,可以并愿意按哈雷公司的要求来设计软件产品,哈雷是一家特点鲜明的公司,项目实施意味着软件公司要了解哈雷内部这些组织的个性，并且要尽量透彻地了解其个性形成的原因。

2)供应商1服务质量高，在实际工作开始之后，软件公司必须跟那些相关的人合作融洽,所以选择一家有热情且服务意识强的公司很重要 ,在之前的调研中,他们的精力充沛, 有礼貌, 诚实,对我们业务的理解,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他们没有让人有丝毫的不悦、委曲求全或者盛气凌人等感觉,并且愿意按我们的要求来对软件进行调整。

2、你对哈雷公司选择企业软件的方法的总体评价是什么？如果可能，你会采取什么不同的方法？

答：我认为总体方法比较合理, 哈雷公司了解自己企业的特点是什么, 也了解自己真正需要什么, 使选择供应商时能够做到有的放矢。另外通过让直接接触业务的人来梳理流程并对软件选择做出决策,确保了能让软件商开发真正适合自己企业的产品,从而使业务需求能够迅速得到满足,如果可能,应当有一个被授予相关权利的人在企业内部进行协调,能够在各部门间合理调配和安排资源来支持软件项目,这样也许可以适当加快软件实施的进度。

第二篇：案例3哈雷—戴维逊：被超越的摩托王者（写写帮整理）

哈雷—戴维逊：被超越的摩托王者

哈雷—戴维逊生产摩托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03年，当时哈雷与戴维逊两家在戴维逊家后院150平方英尺的木栏小院内开始制造摩托车。由于很忙，他们只能在晚上和周末干这行当。参加者主要是两家的家庭成员及几个外面的人，其中最著名的有欧勒·伊文罗德，他后来成为著名的拖斗摩托生产商。第一年他们只卖出了4辆摩托，第二年卖出8辆。由于作为运输工具的马车逐渐被摩托车所代替，摩托车的需求日益增加，哈雷—戴维逊的产量也迅速增至18，000辆。此时，另外一个牌号印地安摩托车也进入市场，二者共同垄断着美国双轮摩托车市场。当美国加入一战之后，哈里—戴维逊的摩托车也开始为军队服务。

战争结束后，摩托车市场冷淡下来。非畜力运输工具，尤其是福特公司的T型汽车，成为它强劲的市场竞争对手。摩托车远远赶不上T型汽车的舒适和方便，而且福特将价格降得很低，一辆T型汽车比一辆摩托车贵不了多少，有时甚至更便宜。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30年代经济萧条时期。然而哈雷—戴维逊以及印地安、亨德逊等生产商此时非但不降低产品成本，以适应消费者收入减少的现状，反而生产更加豪华、马力更大、价格更高的摩托车。一辆高级拖斗摩托车在1930年的售价是2000美元，超过了大部分汽车的售价。

二次世界大战再次刺激了摩托车工业，仅哈雷—戴维逊就卖出了9万辆。不过摩托车在这场战争中只扮演了一个小角色，真正唱主角的是其它现代化设备。一到和平时期摩托车又再次被挤到一旁。和汽车销量的增长速度相比，摩托车的发展很慢。此时购买摩托车的只是一些并不十分需要它们的人，如流浪汉、地痞流氓等。

多年以来，美国公众往往把摩托车与黑皮夹克、甚至暴力联系起来。这主要是因为在20年代和30年代经济危机而引发的高失业率时期，一些没有工作的人，衣着不整、酒气熏天地开着摩托车四处游荡，追求所谓吉普赛人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不管这种人是否很多，但公众对这类人的不良看法却与摩托车联系在一起了。

二战后，摩托车的消极形象更加突出。1947年，在加州的霍利斯特镇，一伙骑着黑色哈雷一戴维逊摩托车的流氓涌入当地的小酒店，到傍晚时这伙伴人几乎把小镇弄了个底朝天。当地为数不多的警察集中了一些有正义感的市民与流氓们进行了激烈战斗，共有50多人受伤。这一事件被拍成电视剧《疯狂者》，主要讲述一伙无视法律的流氓骑着摩托车占据了一个小镇。在以后的8年内，摩托帮派的荒诞行动引起了人们的公愤，从而也增加了公众对摩托车的反感。1966年佛罗里达警察局的官员这样评述道：那些骑着摩托车的流氓以及他们的纳粹行为使所有的人感到不安，他们对社会是一个严重的威胁，而且这种威胁每年都在增长。

50年代全美摩托车年销售量平均为5万辆，市场主要被美国的哈雷。戴维逊，英国的诺顿以及德国的宝马瓜分。到60年代，日本的本田摩托车开始打入美国市场。到1960年全美摩托车大约有40万辆，其中大部分是战后15年中购买的。和汽车类运输工具相比，摩托车的发展相对缓慢。然而到了1964年，摩托车增加到96万辆，两年以后增加到140万辆，到1971年时几乎达到400万辆。

当稳定的市场受到威胁时，哈雷—戴维逊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哈雷利润—戴维逊认为自己在大型摩托车市场上正处于主导地位，虽然由于产品多为黑皮夹克青年使用，公司的形象多少难堪一些，但值得宽慰的是全美国的警察部门都使用他们的产品。因为哈雷·戴维逊的头头们并没有认识到本田发展轻型摩托车。市场对自已有何威胁。

直到哈雷—戴维逊公司终于认识到本田现象并非只是昙花一现时，他们才采取措施。公司于60年代中期开始推出意大利制造的轻型摩托车，但已为时过晚，因为本田已垄断了整个市场，消费者普遍认为意大利摩托车质量比不上日本。就这样，本田以及其它一些日本生产商在60年代中后期占据了比人们预想的大得多的市场。

哈雷—戴维逊的错误在于疏忽大意。它没有采取措施，没有做出任何投资决定。它的问题不在于错误的投资扩展方向，而在于反应迟钝，缺乏生机，不愿意作任何改变。

1965年哈雷—戴维逊第一次公开发行了公司的股票。但这很快就面临着一个控制问题。当时，购买公司股票的竞争主要在一个亚洲公司班戈尔一潘塔与一家美国公司AMF之间进行。在这场竞标战中，哈雷—戴维逊的股东最后选择了AMF，尽管其标额比班戈尔的每股23美元少了1美元。股东们主要是对班戈尔接管一个公司的信誉有些谨慎，而且AMF提出的哈雷—戴维逊扩张计划似乎更为可行。

但这桩“婚姻”有些麻烦：哈雷—戴维逊的陈旧设备对AMF的扩张计划没有多大用处。而这时，本田以及日本其他公司都带着高品质的摩托车产品蜂涌而至，哈雷—戴维逊败在质量问题上。公司的一位高级官员说：“随着公司生产加快，产品的质量快速下降。”哈雷—戴维逊生产的产品中，质量控制指标下降了50％至60％。在质量检查中，只有5％的日本摩托车出现质量控制问题。

11年来，AMF每年承受着平均480万美元的经营损失，1981年，AMF宣布退出，并且将部门转售。负责摩托车销售的副总裁V．比尔斯，对公司仍充满信心，他从花旗银行筹集了815万美元的资金，组成了一个新的班子，继续完成大业，但与AMF的所有关系也变得十分严峻。

比尔斯是一位重型摩托车迷。他毕业于MIT航空工程学院，被人们公认为一名生产专家。不仅仅如此，不论从个人爱好还是从职业上来讲，他都是一名真正的摩托车喜爱者。对AMF的质量下降问题，他深表忧虑，而且成功地将这个部门从AMF公司中接管下来。

公司的前景十分暗淡。在本田进入美国以前，它一直主导着美国的这一行业，但现在其市场份额只有3％。1983年，哈雷—戴维逊庆祝其成立80周年纪念日，有人怀疑公司是否还能运转。哈雷的唯一希望是寻求关税保护，他四处游说。198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对日本摩托车增加关税的条例，进口税额由4％提高到45％。关税保护给公司带来了新的希望，其市场份额开始重新建立，获得新生的关键是重新树立对产品质量的信心。比尔斯亲自领导了这一工作。1986年12月，哈雷—戴维逊要求国会废除关税障碍，这比原计划早了一年。公司的信心已经得到了恢复，他们相信可以与日本同行展开肩并肩的竞争了。

公司的另一项举措是向日本人学习。接管后不久，比尔斯与其他经理参观了日本的工厂，并且还特意参观了位于美国俄亥俄州的马里斯咸尔的集中工厂。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们之所以被击败，并不是因为日本企业的“机器人，文化、早间训导、公司歌曲等，而是因为日本企业拥有懂得商业、并且能够明察秋毫的职业经理们。”仅这一项，日本公司的经营成本比哈雷要低30％。

比尔斯与经理们尽力实施一些日本的管理技术，他们将每个工厂划分为利润中心，各经理都指定负责特定的职责和工作范围，建立了即时所需存货的急需物资制度以控制内外的成本并使之最小化。他们建立了质量循环制度以提高员工对质量目标的参与程度，促进管理阶层与工人之间的交流。公司还制定了一个新的规划——统计操作控制，让职员承担自我检验质量并改进调整的责任。比尔斯与其他经理则努力改善劳资关系，他们更加关心雇员，提供更好的帮助与福利待遇以解决员工的问题。同时，他们还引进了某些新的产品技术?如全新的发动机，并附加橡皮垫以减少震动。在摩托车头盔里装置立体声系统和微处理器，这些设施的革新让用户广为接受。1981年至1988年生产变革产生了显著的效果：存货减少了67％，生产力提高了50％，浪费和返工率降低66％，每单位错误率减少70％。

第三项措施是进行市场开拓。尽管由于不良时机以及质量问题，导致公司市场丢失，但哈雷仍拥有空前的消费者，公司进行的一份调查表明，92％的消费者仍对哈雷情有独衷。尽管有这些忠实的顾客，但哈雷公司仍存在着一个严重的公众形象问题。摩托车仍然使人们联想起那些骑着摩托车，刁着烟、喝得醉醺醺、调戏女人、身穿皮夹克的流氓形象。

哈雷的另一问题在于，一些私自经营者将新产品的名称和商标贴到了那些没有检验合格的劣质产品上，这对公司的声誉造成了极大影响。公司得通过警告和联邦法律来打击这种不经授权温用公司名称和商标的行为。并且在许多产品上打出公司自己的名称和商标，如皮夹克、衣服、鞋子、毛巾等。一时间，零售商们发现，这些检验的商品深受欢迎，甚至一些新顾客到现在也开始购买：如银行家、医生、律师等。这些新的顾客群体还将他们的购买对象扩大到哈雷公司生产的自行车上。

比尔斯很快投资大笔资金扩大了重型车生产线，以充斥这一新的市场，1989年，最大的摩托车“胖仔”推出，80立方英寸的双V型发动机，最高速度可达每小时150公里，1991年哈雷已生产出20种型号，价格从4500美元至15000美元不等。

1989年，哈雷忠实的消费者将它推入本行业的顶尖地位，几乎占了重型摩托车市场的60％，1993年的第一季度达到63％，顾客对哈雷的重新青睐可以从1990年《华尔街杂志》的统计描述中看出：“哈雷—戴维逊今天1／3的买主都是职业人士或经理，60％为大学生，而1984年只有45％，平均年龄35岁，平均每户的收入从5年前的36000美元增长到45000美元。”

1989年，比尔斯退居为公司总经理，将大权交给了理查德·泰尔林克。泰尔林克曾经负责摩托车分部办公室的工作。但比尔斯仍保留着董事会主席的职务，他对哈雷的复兴功不可没。

1993年，哈雷—戴维逊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这一问题伴随成功而生。公司生产的产品供不应求，顾客们看到的只是空荡的展厅。如果顾客看到一些杂志上的广告后愿意支付10％或更高的订金，那也要等上6个月之久才能得到一部新车。美国600多家经销商中，有些人担心这些空空的展厅和长久的等候会迫使他们源源不断的客户转向美国以外的进口产品，正如几十年前发生的事情那样。另一些经销商则认为比尔斯及其公司已在本行业中树立了一个独特的无可替代的品牌。由于很久没能供货，经销商只得寻找其他收入来源。哈雷品牌的系列商品只有哈雷的经销点才能买到。哈雷黑皮夹克俏销到500美元一件，射击眼镜12美元一副。顾客看中的似乎只有带有哈雷名称和品牌的商品。因此，1992年，哈雷公司的非摩托车产品收入大大增加，销售额为1．557亿美元(1991年为1．303亿美元)。

从某种程度上说，哈雷的生产形势喜人，其产品供不应求。不仅如此，它拥有一大批忠实的顾客，他们不可能转移到其他竞争者手中。当然其中存在的问题就是生产的潜能还没有充分发挥。理查德·泰尔林克表明了公司在增加数量满足顾客需求这一问题上的想法：“数量问题不是本质上的，质量才是真正的问题。”

不久，公司产量增加了。1992年，每天可以生产280辆摩托车，1993年提高到每天345辆，由于增加资本投资，到1996年公司的生产目标为每天420辆。

一些经理表示他们对泰尔林克保守的国际经营扩张计划极为关注，欧洲出口市场召唤着哈雷，哈雷产品风行欧洲。公司向国内经销商承诺，在北美市场没有充分满足之前，出口量不超过总量的30％。1990—1992年问，当欧洲巨大的摩托车市场增加33％时，生产制约成为了哈雷的一个重大问题。由于生产受到限制，哈雷的市场份额只能占到9—10％，换句话说，它把这大好的市场又送给了国外竞争者。

1982年，哈雷—戴维逊的营业收入为2．1亿美元，纯收入亏损2510万美元，10年之后的1992年，营业收入为11亿美元，纯收入5400万美元，销售和利润的增长给投资者也带来了极大的好处。1990年，哈雷—戴维逊的股票价格为7美元，1993年1月高达39美元，其重型摩托车的市场份额从1983年的12．5％升到1993年的63％。日本拥有了轻型车的市场，哈雷则主导着重型车的未来。

1986年，哈雷—戴维逊收购了假日漫游者公司，公司希望这一行动能给哈雷的经营带来一些起色，并解决销售高峰时供应不足的问题。事实证明，这一公司表现平平，1992年其销售额占总公司的26％，而利润只有2％。由美国制造商自己生产的大型摩托车车在美国市场仍然畅销。1993年6月12日，大约10万人，其中有18000名哈雷车迷在密尔沃基庆祝了哈雷诞生90周年纪念日，96．54公里以内的宾馆饭店全都订满，哈雷—戴维逊继续稳健前行。

讨论：

1）60年代，美国摩托车市场比过去增长了数倍，但美国公司的占有率却下降了35%，哈雷—戴维逊为主的美国摩托车业是如何被“本田”击败的？有时如何进行反击的？

2）日本占领了轻型车市场，哈雷—戴维逊却主导重型车市场，美国摩托车已把以“本田”为首的日本公司视为头号敌人，而且，在美国消费者心目中“本田”已成为轻型车的代名词，这种形象无疑对“本田”进入重型车市场造成很大困难，如何克服上述困难，使“本田”顺利打入重型车市场？

3）“哈雷”系列非摩托车产品走俏市场，面对这种情况，“哈雷”在保护其重型车市场时应继续进攻轻型车市场，还是另辟蹊径将战略重点放在开发非摩托车产品上？

第三篇：案例分析作业

案例分析作业

案情：

被告人张晋奉，男，45岁，汉族，成都电视设备厂驻重庆片区销售人员。被告人在任职期间，于1997年和1998年两年期间，先后3次收取重庆市北培区澄江镇广播站、天府镇广播站购买成都电视设备厂有线电视设备的货款，共计六万九千余元。张向购买单位打了收条，但并未将这些货款交回工厂。并于1998年3月在未办理任何手续的情况下离开该厂，到附近某公司工作，并在半年后派驻安徽做销售业务。工厂将张以旷工除名。2000年，该厂清查货款，派人到上述客户单位催收货款时，发现货款早以被张拿走。张辩称在重庆开展业务时请客和其他一些开销已经将该款花光，离开工厂是为了到某公司挣更多的钱还款。

被告人张晋奉构成贪污罪VS被告人张晋奉不构成贪污罪，只是挪用公款行为。请你选择控方或者辩方协一份辩护词。

【案情介绍】

被告人李嘉廷，男，59岁，原系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云南省人民政府省长，住云南省昆明市西昌路。2001年10月10日被逮捕。

1994年年初至2000年7月，被告人李嘉廷在担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省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单独或伙同其子李勃（另案处理）先后30次收受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1038万元、港币649万元、美元9.1万元、日元20万元，折合人民币共计1810.532375万元。被告人李嘉廷受贿案由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于2003年3月6日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公诉机关指控李嘉廷犯受贿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李嘉廷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论罪应当判处死刑。鉴于李嘉廷有揭发他人犯罪的立功表现，且认罪悔罪，赃款已全部追缴，于2003年5月9日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李嘉廷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一审宣判后，李嘉廷不服，提出上诉。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审理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于2003年6月20日依法裁定驳回李嘉廷上诉，维持原判。

请你按照上课时的步骤写一案例分析。主要写明罪名及其构成，以及与其他相关罪名的比较及其法律适用。

第四篇：案例分析作业（定稿）

浅析法和舆论习俗的关系

学院班级：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法学0902班

姓名：吴云秀学号： 200933402022

3联系方式：1523122658

2案例回顾：婚礼恶搞引发悲剧“浴火新郎”状告是十一位朋友和加油站

2010年11月在贵州某县曾凡旺的婚礼当天，一帮朋友对新郎曾进行了恶搞：扒光他的衣服，用不同颜色的油漆喷了他一身，过了朋友的“恶搞关”，曾回到家中清洗身体，但由于普通洗涤用品根本无法清洗油漆，必须使用香蕉水或汽油。为了抓紧时间，他的朋友肖长武就近在中石化湄江加油站用开水壶给曾凡旺买了壶汽油。但在清洗过程中，汽油突然发生燃烧，曾凡旺全身着火，全身烧伤面积高达95%以上，被鉴定为三级残疾。曾将11位朋友的故意的恶搞行为和湄江加油站对易燃危险的三危物品之一—汽油管理不善的行为告上法庭。

朋友们却称恶搞是当地习俗，为了烘托婚礼气氛。而加油站称自己没有权利拒绝向购买者销售汽油及询问消费者买汽油的用途以及用什么容器装。

最后法院判决：应由被告和第三人共同分担原告损失50%。

到底该不该赔：

十位朋友在婚礼上的恶搞行为无主观恶意，而且未明显超出道德规范的基本要求，但与曾凡旺的损害后果有一定关联，应当承担一定民事责任；肖长武未经原告曾凡旺明确授权的情况下，主动的购买汽油让原告清洗身体上的油漆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危险性，应承担一定的责任；而原告曾凡旺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自身明知汽油是易燃物品，在未采取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用汽油清洗身体，未尽到应有的注意和谨慎义务，应当承担主要责任。最后，加油站疏于对汽油管理，是导致结果发生的间接原因，也应承担一定责任。

当法律遇到习俗

面对上述审判结果有网友曾评论到曾凡旺身体大面积杀伤的确让人同情，而当地风俗也应该杜绝吗？这是法院和稀泥的表现。而单从被告本身的处境考虑，不仅遭受身体心理的重大创伤，朋友之间也因为此事不欢而散。这些都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我们到底应该怎样更好的处理法律和习俗的关系，应该怎样减少或杜绝此类事情的发生呢。

“习俗移性”，习俗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从饮食起居到养老哺幼，无时无刻地铸就改造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逐渐成为人们的认知判断和信念的基础。尤其是在我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拥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传统文明，它在中国老百姓的眼里是无比神圣不可逾越的。习俗对我们每个人的影响都已是刺入脊骨的了，老百姓极其缺乏法律意识，你若拿法律知识或法律规定给他们讲，他们会既听不进去又解决不了问题甚至会把问题越闹越大。当然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它的积极作用。

首先，当立法出现空白和漏洞时，我们可以参照善良风俗，把它作为法律的补充性原则。法律是立法者根据对现在的认识、把握和对未来的预测而制定的，当然由于立法者的认识水平和时代的不断发展，同时，由于人类个性的差异，人们行为的多样性以及所有人类事务无休止的变化这使得法律在任何时候都不可

能覆盖所有问题，法律不可比避免的会出现漏洞。此时，善良风俗对法律时有弥补作用的，填补法律空白；同时，是有利于法律本土化进程的。我国法律对善良风俗没有明确的规定，只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的第七条不得违背社会公德以及《合同法》尊重社会公德中稍有所体现。

其次，在司法过程中，我们可以利用民俗举证质证，以树立司法的威信，得

到当事人的信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借助习俗背后存在的实际逻辑对案情进行解释，或对当事人未明确的意思进行解释，都有助于司法的行进。

司法困惑：

借用一句话，到底是法律“强奸”了习俗，还是习俗“强奸”了法律？

倘若法律和恶习俗发生冲突，当然这是最容易解决的，我们应当毫不犹豫的对它进行取缔，比如，“配阴婚”等蒙昧无知的东西。就如上述案例中的婚礼恶搞也应当适度调整。而人们在民俗指导下，对司法公正产生负面作用，使得法律扭曲偏离正常轨道时怎么办或者人们在习俗的影响下，利用舆论给司法者以强大的压力，影响处理的结果，一定程度上造成司法不独立，此时，司法者会不会只顾迎合民意，而忘记手中操持的是司法的权柄。比如，“我爸是李刚”的案件，李一帆醉酒驾车，违反交通规则的相关规定，肇事逃逸，触犯刑法有关条款，法官为迎合民意，在赔偿被害者46万的情况下，被判处6年有期徒刑。其实冷静下来思考，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自古以来，我国官与民的关系中“官老爷凌驾于百姓之上”“官员一手遮天贪墨腐化”的形象根深蒂固于老百姓的感情和习俗中的影响。再例如，在某次感动中国节目中，我们为一救助洪水中的孩子而抛弃了自己的女儿时，我们在为这位“英雄”鼓掌的时候，赞同优良的社会习俗成功的铸造人的行为时，是不是通过法律的视角来看这件事呢。这位父亲是不是属于不作为犯罪，没有担负基于父女关系的救助义务；而这位父亲对其他孩子却没有这项义务。是不是让我们更清醒的意识到：有时习俗会覆盖住法律对人们的指导，直接指导人的行动，致使人们忽视或践踏法律。

寻找最佳契合点

面对上面所述的法律和习俗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和现实的司法实践过程中合情合理不合法的情景时，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对待风俗和法律之间的冲突呢。

第一，我们不能忘记成文法是从习惯法衍生而来的，我们不能忘记司法为民的宗

旨和目的。不能单纯的把法律作为立法者的主观意志和纯粹的国家力量，法律的运作还是要靠人民的，避免“案结事不了”的情况，让法律神得民

心和社会的普遍认可，因此，我们不能完全摒除习俗对司法的影响完全盲

目的推行国家法，而应处分考虑各个地方的习俗，扩大审判的影响，提高

法律的公信力。若法律完全摒弃人间情欲，隔绝世俗情感，成为超然与中

立的位置，让人们尽情想象它的严肃性时，就会增加法律的运行成本或法

律结果得不到执行，最终结果适得其反。法律也就成为机械化的代名词。

第二，我们要通过在立法司法执法过程中，逐步深化人们对法律的认识和践行，提高我国公民的法制素养。加强法律知识的宣传力度。培养基层调解员等

其他基层法律人员，基层人员在解决具体法律事务时，既注重当地风俗习

惯又依据法律处理民间纠纷。当然国家要给予制度保障，让法官或基层调

解员在自由裁量时不拘泥于法律制度。基层法官应当根据日常生活经验，自觉将与案件有关的风俗习惯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在法无明文规定

时，可将善良风俗作为评判当事人过错责任的标准之一。当双方当事人对

案件某个事实有争议时，在双方都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基层调解

员可以根据双方当事人都确认的有关风俗习惯来认定案件的具体事实，把

握其中的技巧和恰当方式。

第三，由于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和偏远的内陆地区，历史延续下来的风俗习惯作

为乡土文化根深蒂固地在乡村民众的观念中扎根，短时间内完全改变习俗

对人们的影响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必须暂时妥协，对善良风俗进行统一

汇编或统一标准，甄别分析，尽量避免“一事不两判”。

第四，加强立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国家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那

么对于公民法律意识的培养显然是句空话，一要通过立法健全做到有法可

依；二是自觉守法护法，依法办事。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倘若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把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

究，分别好坏，立存废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

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我们可以以此为指导或借鉴，不

断推进我们司法体制的改革与进步。

第五篇：票据法案例分析作业

第3—7讲作业：案例分析

案例一：（票据无因性与票据责任）

2001年7月20日，B公司与C食品厂签订一份购销合同，向该食品厂购买货物一批，合计货款22080元。同年8月12日，B公司向C食品厂签发相同金额的商业汇票一张，到期日为同年11月12日，汇票付款人为B公司的债务人A公司。同年9月15日，C食品厂持该商业汇票向A公司提示承兑，A公司对该商业汇票作了承兑。同年9月20日，C食品厂因经营急需资金而向C县农行申请贴现，C县农行经审核后同意贴现。当日，C县农行为其办理了贴现手续，扣除贴现利息1766.4元，向C食品厂实付贴现金额20313.6元。

汇票到期后，C县农行持汇票提示付款，因A公司无款支付而遭退票。C县农行遂直接与A公司交涉支付票款，未果；又向C食品厂追索票款，仍未果。于是，C县农行诉至法院，要求A公司偿付票据金额及利息，B公司和C食品厂承担连带责任。

B公司辩称，是C食品厂未履行购销合同，应由C食品厂承担票据责任；C食品厂辩称，A公司是承兑人，应由A公司支付票款。（未提及情节视为无）

分析：1.B公司的答辩理由依法是否成立？为什么？

案例二：（票据权利）

A市洪山商场、光华塑料制品厂和四海化工原料公司是相互经济往来比较密切的单位。到1999年底，洪山商场结欠光华塑料制品厂货款53.6万元；光华塑料制品厂结欠四海原料公司货款53万元。按照合同，债务履行期均剩6个月。光华塑料制品厂在征得洪山商场和四海化工原料公司同意的前提下决定以商业汇票清结3方之间的债权债务。于是，光华塑料制品厂签发商业汇票一张。汇票上载明四海化工原料公司为收款人，洪山商场为付款人，票据金额为53万元，出票日期为1999年12月26日，付款期为6个月。洪山商场与光华塑料制品厂之间结算尾数差额用现金清结。

四海化工原料公司拿到商业汇票后，为了保证获得支付并便于票据流通，便找到洪山商场，由洪山商场作了承兑，并由洪山商场的开户银行D银行为洪山商场作了票据付款保证。

2000年3月24日，四海化工原料公司因进货将该商业承兑汇票背书转让给振华化工厂。2000年3月27日，振华化工厂因采购设备，将该商业承兑汇票作了背书签章交采购员持往C市采购设备，不幸，该汇票连同手提包一起被窃。采购员即速回厂，由振华化工厂于2000年3月28日向A市西区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

2000年3月28日，外地来C市从事个体经营的张明在回家路上拾到被小偷扔弃在支票夹内的本案商业承兑汇票，发现该汇票尚在有效期内，且最后一次背书只有背书签章，却无背书记载。张明喜出望外，遂将被背书人填为C市家电批发中心，背书日期写为3月29日，并于当天从该家电批发中心购走高档彩电、冰箱和洗衣机一批，总价值53万元，然后低价很快脱手，携款逃离C市。

C市家电批发中心取得本案商业承兑汇票后，于2000年4月14日向C市B银行申请质押贷款，C市B银行通过K类电报向A市D银行查询，确认本案汇 票真实、确由A市D银行作票据保证，遂收质并向家电批发中心发放为期2个月的周转贷款45万元。

本案商业承兑汇票到期，由于家电批发中心无力还贷，C市B银行遂依法行使质权，以持票人身份向A市洪山商场请求付款。洪山商场以本案商业承兑汇票已经公示催告为由拒绝支付。

C市B银行遂向A市西区基层法院申报权利，但被告知公示催告程序已经终结，振华化工厂已申请作除权判决。情急之下，C市B银行遂以振华化工厂为被告，提起票据权利纠纷的诉讼。

分析：

1、分析各当事人对票据权利取得的合法性。

2、分析D银行在本案中的法律地位。

3、本案票据权利应当归论证享有？

案例三：（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

1999年8月16日，中国××银行S市支行（以下简称S市银行）受理开户企业清泉饮料厂的贴现申请，贴现取得该企业的0056516号银行承兑汇票一张。该汇票载明：出票人为D市新科保温瓶厂（以下简称D市保温瓶厂），承兑人为中国××银行D市支行（以下简称D银行），收款人为D市保温材料厂（以下简称D市材料厂），金额为20万元，到期日为1999年12月21日。该汇票后经D市材料厂背书转让给D市清泉饮料厂。

由于S市银行工作人员张三忘记将该汇票放在何处，致使该汇票到期后S市银行未能在提示付款期内提示付款，而张三一直在账务上采用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予以掩盖。2001年12月2日，张三终于找到了失踪一年多的银行承兑汇票，遂电话与承兑人D银行联系要求付款，但被D银行以超过提示付款期限为由予以拒绝。由于害怕支行处分，张三一直掩藏不报。

2002年10月，该银行员工轮换岗位，方才发现本案汇票票款尚未到位，且已超过了票据追索权的期限。S市银行向D银行请求支付票款，D银行以超过票据时效为由予以拒绝。S市银行遂向D市基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利益偿还请求权。要求D银行返还票款20万元及其逾期利息。

分析：

1、分析本案票据的基础关系，S市银行应当要求谁向其返还利益？为什么？

2、分析S市银行在2001年12月2日和2002年10月的票据权利状况。

3、分析S市银行在票据关系中的法律地位。

案例四：（票据背书与时效）

1991年6月21日，某省汇丰工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丰公司）为了偿还C银行江东分行营业部（以下简称C银行）的债务与其约定：汇丰公司背书转让给C银行一张由B银行江北分行营业部（以下简称B银行）承兑的金额为2000万元的商业汇票。当晚，汇丰公司总经理朱一兵将这张号码为X16078477的银行承兑汇票背书交付给C银行。该汇票载明：金额2000万元，承兑申请人为江口市农垦公司（以下简称农垦公司），收款人为汇丰公司，签发日为1991年6月30日，汇票到期日为1992年3月30日。

1991年6月25日，C银行致电B银行称：“你行于6月30日是否签发 X16078477号、金额为20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是否承兑，速复。”B银行收电后未予回复。同年7月17日，C银行再次致电催问。7月19日，B银行复电称：“维护银行信誉，保障结算渠道畅通，经研究，对我行原签发使用的旧式银行承兑汇票一律更换新凭证，你行受理的旧式银行承兑汇票请退原持票人于8月20日前到我行更换新凭证„„”同日，B银行又致电C银行称：“贵行来电我行上午已复，请把承兑汇票退回原持票人换新凭证。”同年9月13日，C银行派人到B银行换新汇票。因B银行当时无新版银行承兑汇票，经该行负责人罗小平、农垦公司负责人曾明、C银行副行长张杰协商，由农垦公司将X16078477号汇票交给B银行，换取B银行开出的一份整存整取定期储蓄存单。该存单金额为2000万元，户名是农垦公司，期限为1991年6月30日至1992年3月30日。曾明在存单背面签注“我公司同意将此存单转让给C银行，到期在B银行支取有关存款”，并加盖其公章。B银行亦在存单背面签注“同意转让，到期兑付，但不能提前支取”，也加盖了公章。C银行向农垦公司出具了收条，收执了该存单。同时B银行又应C银行要求，出具了一份承诺书：“我行于1991年9月13日开出中国××银行××省分行整存整取定期存单一份，金额2000万元整，存单号为2103125，待新银行承兑汇票到后及时更换，如新银行承兑汇票到1992年3月30日仍不能换回，则你行可持存单到我行兑付。”该营业部负责人罗小平在承诺书上加盖了公章及其个人名章。

1992年2月18日，公安部以汇丰公司朱一兵涉嫌诈骗立案，对涉及有关汇丰公司的所有银行承兑汇票、定期存单均采取了冻结措施。因此，C银行未能在B银行换取新式银行承兑汇票，也未支取2000万元票款。

1994年11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安部联合通知，涉案的银行承兑汇票、定期存单的清理工作，涉及金融系统内部的，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各专业银行总行参加组成“218”专案金融系统清理领导小组（以下简称218清理小组）负责进行。1995年2月，C银行参加了在海口召开的、由中国人民银行主持的“218”专案资金清理会，在该会议上申报了债权。1997年10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通知各商业银行，对已提出申请但尚未审批的与“218”专案有关的各笔债权债务，清理组不再审批，由各债权人自行向有关的债务人协商解决或依法追索。据此，C银行向中国人民银行江东分行申请协调未果，遂向该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B银行兑付2000万元的存款本金及利息。B银行以本案票据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为由进行答辩，主张不应承担支付责任。

分析：

1、1991年6月21日，C银行取得的X16078477号票据的效力应如何认定？

2、如何认定本案票据背书日期？ 3、1997年10月22日之后，C银行因其权利受到侵害而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的案由如何认定？其权利请求是否应当受到法律保护？

案例五：（瑕疵票据）

2000年11月14日，A市达利办公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利公司”）与B市东海贸易商行（以下简称“东海商行”）订立传真机等办公用品购销合同1份。合同约定由东海商行供货，达利公司提货时付款11.7万元人民币。次日，达利公司向A银行申请签发同额银行汇票1张，该银行汇票载明达利公司为申 请人，A银行为出票人，东海商行为收款人。达利公司向东海商行交付票据，从B市将所购办公用品运回A市。

东海商行取得票据后，因向香港汇丰公司进货便将该票据背书转让给香港汇丰公司。背书时按汇丰公司驻穗办事处的要求在该汇票背面第三栏内将被背书人载明为汇丰公司，背书人东海商行作背书签章并填明背书日期。

香港汇丰公司驻穗办事处刚取得本案汇票，债权人新华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新华公司）即登门“造访”，要求清偿已经拖欠了1年之久的500多万元的工程款。迫于无奈，汇丰公司总经理授意财务部经理将东海商行交付的11.7万元的银行汇票用退色灵将票据金额涂改成511.7万元，然后背书交付给新华公司的讨债人，索回债务凭证。汇丰公司在该票据背面第二背书栏上载明被背书人为新华公司，并在背书人签章处作背书签章。

新华公司持回这张银行汇票后，因急于购买钢材，遂将该汇票背书转让给内地C市中原钢材贸易公司。新华公司在该汇票背面的第一背书栏里载明被背书人为C市中原钢材贸易公司，并作背书签章。由于中原公司钢材质量不合要求未能成交，便将其已作的背书用“×”涂销，然后在粘单上将汇票背书转让给D市江南钢材贸易公司（以下简称钢材公司）。

2000年11月13日，D市钢材公司持票委托D银行进账，D银行通过同城票据交换将本案汇票交给A银行在D市的分理处。A银行D市分理处经核对发现本案汇票金额被涂改、票据背书不连续，于是拒绝付款。

D市钢材公司遭到退票后遂向前手东海商行行使追索权。东海商行声称该票据金额只有11.7万元，只愿承担11.7万元的责任。D市钢材公司欲向香港新华公司追索，新华公司称汇丰公司交付的票据金额确为511.7万元，但此时汇丰公司已去向不明，新华公司拒绝接受追索。D市钢材公司走投无路，遂向A市中级人民法院对A银行及全部前手提起民事诉讼。

分析：

1、评价本案银行汇票背书连续性。

2、如何界定本案汇丰公司的行为性质？

3、D银行在本案中处于何种法律地位？

4、假设江南公司向东海商行行使追索权，东海商行返还票款的金额应为多少？

案例六：（空白票据）

2002年4月23日，A市力源培训公司向新世纪书店购买一批培训教材，价款3600元。力源公司将一张已作出票签章、用途注明为“购货”的空白转账支票交付给新世纪书店。因一时找不到填写支票的碳素墨水笔，力源公司采购人员未在支票上记载收款人名称和票据金额，嘱咐新世纪书店收银人员按实际教材价款补记。

力源公司提书离去半小时后，一自称力源公司员工的年轻小伙来到新世纪书店，称其公司购买教材的转账支票上的签章有误，领导要其取回。新世纪书店收银员收取了年轻小伙现金3600元，将尚未补记的空白支票退交给年轻小伙。

年轻小伙骗取空白转账支票后，将该支票的金额补填为8.9万元，收款人填为洪发钢材公司，从洪发钢材公司购买各种型号钢材合计20余吨，然后逃之夭夭。洪发公司取得该转账支票后，将该支票背书转让给三冶钢厂，购回钢板一批。

2002年5月2日，三冶钢厂出纳员持转账支票及其进账单到开户银行办理 进账，途中手提包被盗，转账支票丢失。三冶钢厂遂与出票人力源公司联系，要求补签相同金额的支票，力源公司获悉转账支票金额被填为8.9万元后拒绝补签支票。三冶钢厂请求力源公司的开户银行A银行支付票款，因不能提示支票亦被A银行拒绝。无奈之下，三冶钢厂遂以A银行和力源公司为共同被告，向A市江北区基层人民法院提起票据权利纠纷诉讼。

分析：

1、如何界定力源培训公司交付新世纪书店的支票性质？

2、本案新世纪书店收受的欠缺收款人名称和票据金额的支票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3、三冶钢厂遗失支票后应当采用什么方法对自己的票据权利加以补救？

4、三冶钢厂的票据权利依法应当实现？

案例七：（票据质押与抗辩）

1998年5月4日，A公司以其与B公司有钢材交易为由向A银行申请承兑汇票1500万元。A银行经审查其与B公司的购销合同和其他相关条件后，同意承兑。谁知A公司骗得A银行承兑后并未与B公司进行钢材交易，而是将收款人为B公司的15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交给B公司，请求B公司帮其套取银行资金。

1998年5月7日，B公司向开户银行申请贷款1490万元，并以其所持的15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设定质押。B公司取得贷款后将三张合计金额15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交付给B银行，但未在汇票上作成质押背书。B公司取得贷款1490万元，扣除帮助套取资金的手续费2万元后，将余款1488万元交付给A公司。

汇票到期前，A公司因经营被骗损失惨重，依法申请破产。破产时各债权人仅按5%获得清偿。但A银行因未接到申报债权的通知，也未注意报纸上的申报债权公告，因而A银行没有得到任何清偿。

1998年11月2日，因B公司不能偿还所借的1490万元贷款，B银行便依法实现质权。双方商定由B公司在汇票背面的第一背书栏加盖背书章，写明“委托收款”字样，并以B公司名义填写委托收款凭证，将汇票及委托收款凭证一并寄A银行提示付款。

A银行收到汇票后即与A公司联系交存票款，这时才发现A公司已于1月前被人民法院宣告破产。A银行立即找到A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方知该汇票系其财务科出纳员冒用A公司名义申请承兑所为，该票款已被出纳员用于个人炒股而亏得一干二净。承兑时提交给银行审查的购销合同系B公司将加盖了公章的空白合同书复印传真给A公司的出纳员，A公司出纳员在传真件上填写虚假合同内容后再复印而伪造的。于是，A银行以B公司欺诈取得票据不能享有票据权利为由，依法向某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确认之诉，请求确认A银行对B公司享有抗辩权。

分析：

1、分析B银行对本案票据依法是否享有票据权利？

2、B银行因收受本案票据质押而蒙受的贷款本息损失应由谁承担责任？

3、A银行作为本案票据的承兑人，应当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