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案例研讨实习报告

第一篇：刑法案例研讨实习报告

太原工业学院

实习报告

实习地点实习时间系部班级姓名学号成绩指导老师

年月日

刑法案例研讨实习报告

案例一

（1）纪某在14岁之前盗窃得各类财务约7000余元,不会构成犯罪，因为纪某未满14周岁，不应对任何犯罪行为负责任。

（2）纪某14岁生日那天的行为虽是抢劫行为，但按照刑法规定，只有过了生日的次日才应计算为满周岁，当天为未满周岁。纪某实施抢劫行为时正值他十四岁生日，应是未满14周岁，所以不用负刑事责任。

（3）纪某偷开汽车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并且逃逸的行为是交通肇事逃逸行为，应处以交通肇事罪，但纪某尚未满16周岁，根据法律规定，不用负刑事责任。

（4）纪某偷汽车属盗窃，出卖汽车是销赃行为，一并为盗窃罪。但因其未满16周岁，根据刑法规定，纪某不负刑事责任。

中国刑法对此有以下规定：

1、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2、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只有在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才应当负刑事责任；

3、不满14周岁的人实施任何危害社会的行为，都不负刑事责任；

4、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案例三

（1）丁某不用对其行为负刑事责任；

（2）因为丁某在实施行为时未满16岁，按照我国刑法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丁某的行为不属于上述八种犯罪情况，不应负刑事责任。

案例八

（1）甲的行为已构成诈骗罪。甲意图以支票骗取财物，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以欺骗方法使人产生错觉，从而将财物交付给犯罪人，进行交易，是诈骗罪的表现。

（2）甲的诈骗行为，虽然因客观原因没有实施成，但因其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所以应以诈骗罪（未遂）论处。因此甲的辩护人的观点不能成立。

诈骗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诈骗罪侵犯的对象，仅限于国家、集体或个人的财物，而不是骗取其他非法利益。其对象，也应排除金融机构的贷款。

案例十一

（1）陈某的行为既构成抢劫罪，又构成贩卖毒品罪。因而只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实施抢劫行为，不论抢的是合法财产还是非法财产，都构成抢劫罪。在本案中，陈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暴力手段实施了非法占有他人非法财产的行为，所以张某的行为已构成抢劫罪。陈某抢得毒品后，又实施了贩卖毒品的行为，构成了贩卖毒品罪。

（2）在判决书上，对陈某应定两个罪，即抢劫罪和贩卖毒品罪，两罪并罚。

案例十三

（1）甲应构成盗窃罪，乙构成盗窃罪和故意放火罪。甲与乙有盗窃的共同故意，并共同实施了盗窃行为，因而是共同的盗窃犯罪。但乙在放火时，事先未与甲商量，他们之间没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并且甲也没有实施放火行为。所以甲不能为放火罪的共犯。（2）甲、乙应当构成共同犯罪，共同构成放火罪，因为甲与乙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并且有协同一致的犯罪行为。

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这两条是中国《刑法》第25条规定的。

第二篇：刑法案例研讨

第一组案例

1.大栅栏砍人事件

被告人张健飞，于2009年9月17日18时许，酒后在大栅栏步行街、粮食店街、六必居旅馆等处无故持刀刺扎被害人邱某、历某等人。邱某、历某死亡，14名被害人均不同程度受伤。张健飞被当场抓获。

2010年11月8日，北京市一中院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张健飞死刑。2012年5月11日，张健飞被执行死刑。

2.徐玉元故意杀人案

徐玉元，1963年生，江苏省泰兴市人。2010年4月29日上午，徐玉元在江苏省泰兴市泰兴镇中心幼儿园持刀砍伤32人，其中5人重伤，包括2名小孩，1名保安，1名老师，1名志愿者。

2010年5月15日，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徐玉元犯故意杀人罪，虽杀人未遂，但犯罪动机极其卑劣，手段极其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故判处死刑；5月26 日上午二审维持原判；5月30日上午在江苏泰州被执行死刑。

3.河南光山校园杀人案

被告人闵拥军，受“世界末日论”的影响于2012年12月13日离家外出游走，次日7时许，闵拥军行至陈棚完全小学大门斜对面的被害人向家英家中要求烤火，向家英称屋内没有柴禾，闵拥军十分恼怒，拿起向家英家中的菜刀朝向家英头部连砍两刀，致向家英倒地。闵拥军以为向家英已被其砍死，遂想既然已杀人，就再到学校将学生杀一片，而后闵拥军持菜刀冲入完全小学，见学生就砍。闵拥军共砍杀24人，其中致向家英和7名学生重伤，11名学生轻伤。

信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闵拥军犯故意杀人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于2013年6月27日向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12月13日，信阳市中院认定被告人闵拥军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需要思考的问题：

1.对这类在公共场所持刀砍杀不特定对象的行为如何定罪？ 2.这类行为是否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二组案例

吴昌国破坏交通设施案

吴国昌，男，浙江人。2006年3月23日晚，吴国昌携带作案工具窜至京九铁路江西吉安境内，将铁轨切开一梯形缺口，妄图造成列车颠覆和人员伤亡。此外，吴国昌为报复泄愤，于2003年10月6日凌晨，在浙江省建德市连续实施放火，致使5处居民和单位的部分财物被烧毁，1人被烧伤。2006年9月27日，南昌市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吴昌国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需要思考的问题：

1．吴国昌构成放火罪的既遂还是未遂？

2．吴国昌构成破坏交通设施罪的既遂还是未遂？ 3．如何区分破坏交通工具罪和破坏交通设施罪？

第三组案例

谭某故意杀人案 某日下午，谭某到被告杨某家，将要杀害于某一家的意图、作案方法等告诉杨某。起初，杨规劝谭不要这样做。当谭表示决心已下，一定要杀害于某一家后，杨某又说：“你一个还是值得的。”当天傍晚，谭携带木工斧、手电筒等作案工具，乘于某家无人之际潜入室内。深夜12时许，于某全家均已熟睡，谭即窜出用木工斧先后朝于某、于妻王某、长子、次子共四人头部及身上猛砍。后提斧达到杨某家后窗下。杨某之妻陈某闻声打开窗户，并把杨某叫来。杨问谭：“你杀得怎么样了?”谭答：“杀了四人，都没有死。”杨说：“索性砍死一个好了。”谭说：“还来得及。”即又提斧赶到村外路口，截住送于妻王某去医院的手拉车，威胁护送的社员郑某：“你要死还是要活?”强迫其停车。谭又用斧对王和陪同前往医院的王某次子砍了数下。嗣后，谭又跑到杨家后窗下，对杨说：“这次又有两个给我砍过了，差不多了。”杨对谭说：“天快亮了，你不好逃了。”谭即逃往村后山上隐藏，次日早晨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此案造成于某一家一人死亡，三人重伤的严重后果。

需要思考的问题：

1.杨某是否构成杀人罪共犯？ 2.杨某是否构成窝藏罪

第四组案例

马尧海等人聚众淫乱案

2007年夏天至2009年8月间，马尧海等22人通过网络结识之后，结伙先后在秦淮区、鼓楼区、玄武区等处聚集多人进行淫乱活动，这些人总共参与了35起聚集活动，其中马尧海组织或参加了18起。2010年5月20日，南京秦淮区法院一审以聚众淫乱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3年半。马尧海对自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违法性始终缺乏认识，被从重处罚。其他人由于认罪态度较好，有18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1年到2年6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其中有14人适用缓刑；其余3名被告人免予刑事处罚。他们成为了20年来第一批因为“聚众淫乱罪”获实刑的人。

需要思考的问题：

1.马尧海等人的行为是否构成聚众淫乱罪？ 2.聚众淫乱罪是否应当废除？

第五组案例

被告人肖传国因对被害人方是民、方玄昌等人在互联网和其他媒体上质疑其学术成果不满，遂接受被告人戴建湘找人殴打方是民和方玄昌的建议。后戴建湘找到被告人许立春，并将肖传国提供的二被害人照片、住址等信息及部分资金交给许立春。2010年5月间，被告人许立春纠集被告人龙光兴来京伺机对被害人方是民、方玄昌实施殴打。6月24日22时许，许立春、龙光兴在本市海淀区增光路，持铁管殴打方玄昌，致其头皮血肿、多处软组织挫伤、头皮裂伤，经鉴定为轻微伤。同年7月间，被告人许立春纠集被告人龙光兴、康拥军到本市石景山区七星园小区附近，持铁管、铁锤寻找机会殴打被害人方是民。8月29日17时许，许立春、龙光兴在该小区北门附近，持铁管、铁锤、喷射防卫器殴打方是民，致其腰骶部皮肤挫伤。2010年9月21日，被告人肖传国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刑事拘留，其他4名被告人因涉嫌寻衅滋事罪分别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9月30日，此案经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侦查终结，以肖传国等5人涉嫌寻衅滋事罪向石景山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10月4日，石景山区人民检察院以相同罪名向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根据所认定的上述事实，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于2010年10月10日判决：

1.被告人肖传国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拘役五个半月。

2.被告人戴建湘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拘役五个半月。3.被告人许立春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拘役四个月。4.被告人龙光兴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拘役三个月。5.被告人康拥军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拘役一个半月。

6.随案移送的作案工具金属管一根、铁锤一把予以没收，人民币八千元予以追缴。一审宣判后，被告人肖传国提出上诉。在其上诉理由中，肖传国提出一审法院适用程序错误；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此案判决被舆论引导胁迫，背离了法律，迁就了舆论。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上诉人肖传国、戴建湘及原审被告人许立春、龙光兴、康拥军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其行为均已构成寻衅滋事罪，应分别予以处罚。原审人民法院根据本案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及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所作出的判决，定罪及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原审被害人方玄昌申请重新进行伤情鉴定的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准许。上诉人肖传国、戴建湘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均缺乏事实及法律根据，本院不予采纳。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肖传国、戴建湘的上诉，维持原判。

需要思考的问题：

1.肖传国是否构成寻衅滋事罪？

2.如何区分故意伤害罪和寻衅滋事罪？

第三篇：刑法案例分析报告

刑法案例分析报告

（一）一、刑事案例编报基本情况

2014年，全省各级法院编报刑事案例633篇，略高于去年。其中省法院编报43篇，各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编报590篇。从刑事案例编报的情况来看，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编报案例类型多样、反映出的问题相对集中。除编报专题性案例外，选取编报的方向和重点，仍以常见、多发的犯罪案件类型为主，主要集中在侵犯人身、财产等暴力型犯罪上。反映出的突出问题集中在犯罪事实和量刑情节、证据效力的认定上，法律概念的理解上，罪与非罪、此罪和彼罪的区分上。

二是专题案例，关注公共议题，回应社会关切。针对非法吸存、集资、经营资本的犯罪行为，安阳中院对所判案件进行了专题编报；针对危害食品、药品安全领域的犯罪，许昌、开封、商丘、信阳四地中院均对所判案件进行了编报；三门峡中院对网上非法炒汇、网上开设赌博网站等非法网络犯罪案件及环境犯罪案件分别进行了专题编报。上述法院还把编报的专题案例，选择适当时机，选准切入角度向社会予以公布，体现了案例对查处类似案件的政策导向，通过案例实现了刑法的一般预防功能；对服务当地乃至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具有示范意义，对法治精神弘扬、宣传、教育民众具有正面引领作用。

三是案例编报的内容质量稳步提升，实效显著。在内容方面，编报的案例注重案件所反映的突出性、疑难性问题方面进行有针对性编报，同时注重以点带面，总结提炼该类问题反映的普遍性、倾向性问题，从宏观角度提出解决的建议。例如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认定上，审判实践中多有分歧，造成法律适用不统一；又如在一些法律概念的理解上，由于法律规定的模糊性、抽象性、概括性，容易造成适用上分歧，通过编报案例，弥补和消除了刑法规范中这些不足，澄清了模糊、分歧认识，统一了一些问题上的法律适用，减少了同案不同判现象发生，实效相当明显。

四是编报案例，办案人员参照最高法指导性案例的意识不强或根本没有参照。最高法截止到2014年12月共发布刑事指导性案例8起，但从编报的案例看，有些案件与最高法指导性案例无论从主要犯罪事实、情节和争议焦点方面都属于类似案件，但发现办案人员在裁判规则、理念、方法等方面并未参照。说明办案人员在审判实践中还未养成主动利用指导性案例解决纠纷的意识和能力，也说明指导性案例制度并未发挥其应有作用。还发现办案人员在实践中遇到的诸多法律适用问题，由于最高法发布的指导性案例数量较少，办案人员无从参考。这说明现有的刑事指导性案例数量还不能满足审判实践的需要。

五是从审级上看，案例报送不平衡，编报案例多集中在一审，二审案件比例比例明显偏低。究其原因，除了审判实践中刑事一审案件实际中所占比例本身较高外，也暴露出中院和高院的一线刑事法官参与撰写案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案件编报工作没有形成科学有效的案例发现、培养、跟踪、撰写机制，致使部分疑难、典型的案例不能有效转化为具有指导意义的案例。

六是从控辩审角度看，上报的编报案例充分体现了控辩双方的意见。据统计，2014全省院编报刑事案例均属于有律师参与辩护的案件，且编报案件所阐释的裁判要点、裁判理由和案件注解均是围绕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而展开。这说明，控辩双方的争议意见对提高案件审理质量和编报刑事案例具有较强的导向作用。

七是体例规范角度看，案例编报存在不统一、不规范等问题。从已编报的刑事案件看，其格式体例并不统一，主要分三类，具体表现为人民法院案例选格式、最高法发布的指导性案例格式。和类似疑案争鸣式对某一焦点问题的分歧观点进行论述的格式。这种格式体例的不统一，导致所编报的案例基本要素的缺失和表述的不规范，如关于证据的采证问题、对“裁判要旨”“基本案情”“裁判理由”的内容表述不准确问题。

二、刑事案例编报反映出的疑难案突出问题

1.对被告人定罪问题

（1）罪与非罪。正确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是刑法理论和刑事审判的一项基本任务。2014年案例编报中涉及罪与非罪问题的案例共有4篇，主要集中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此类案件被告人多以“朋友之间的正常借贷关系，属于民事纠纷”为由进行辩解。归纳相关个案的裁判要点，我们认为，诈骗罪与民间借贷纠纷的认定，应根据行为人与出借人的相互关系、借款的原因、不能按期归还的原因及借款人的偿债能力等多方面综合考虑，按照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各种主客观因素进行整体判断。申而论之，一是看借贷双方的关系。民间借贷具有较强的人身性，借贷双方多是“熟人”关系。诈骗则往往发生在陌生人之间或双方当事人相识不久，采取欺骗的手段骗取对方的信任。二是看借款的原因。正常的借贷关系中，借款人确实遇到了困难，一时无力解决，才向他人借贷，其借款数额一般说来都在其可承受范围。而以借贷为名实行诈骗的，则往往是编造虚假的困难事实，或以高利息利益为诱惑，隐瞒真相，骗取他人同情或信任。另外，对于有偿还能力而拒不偿还者，即使在签订借贷合同时有一定的欺诈行为，实践中也很难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一般作为民事纠纷来解决。三是看借款人借款后的行为。正当的借贷关系，基于相互信任或者顾及情面而不写欠条，许多借款人往往虚构理由，借款目的不明确，还款期限不明，但借款人并不否认借贷关系，并设法归还。即使不能按期归还，往往是因为遇到了不以其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困难。而以借贷为名诈骗财物，则往往表现为携款潜逃，或是大肆挥霍或赌博，或者多次向同一人、不同人实施诈骗，根本不想归还,使自己处于无力偿还借款的状态，对相对人财产损失的危害后果持积极追求或放任态度。四是看借款人偿还能力。综合客观情况，借款人借款时，或借款后是否有能力偿还，诈骗罪的嫌疑人往往承诺短时间内马上归还，或者写下借条作为保证，其实借款的时候，嫌疑人根本没有偿还能力，或者没有能够偿还的可能。

（2）此罪与彼罪。只有严格地区分此罪与彼罪的界限，才能正确地适用刑法。2014所编报的刑事案例中涉及罪名的选择的案件有26件，主要集中在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盗窃罪与诈骗罪，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危险物品肇事罪、非法运输危险物质罪，骗取贷款罪与贷款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绑架罪与非法拘禁罪，聚众情形下聚众斗殴罪与故意伤害罪，破坏生产经营罪与故意毁坏财物罪等罪名的区分和认定。通过对具体个案裁判理由和注解内容的分析，发现审判实务中对于上述罪名的选择呈现两大特点：一是承办法官能依据现有法律和司法解释，准确把握此罪与彼罪的的异同，并结合具体案情做出合理的裁判结果。二是部分个案的审理中，控辩双方过多地考量了量刑幅度问题，在罪名的选择上出现偏差。如盗窃罪和侵占罪的选择，鉴于此，我们把焦作市修武县编报的谷怀有等盗窃案作为典型案件编报，以对此类案件的审理有所指导。

2.量刑情节认定问题

（1）是关于自首的认定。犯罪分子投案自首是刑事案件常有的问题，我国现行的相关法律和司 法解释对自首的认定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2014所编报的刑事案例中涉及自首的认定问题，出现以下新情况：

一是对于自动投案没有及时如实供述罪行，但一审判决前又能如实供述的，能否认定为自首？该情形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款规定的“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后又翻供的，不能认定为自首；但在一审判决前又能如实供述的，应当认定为自首。”不同，属于司法实践出现的新情形。河南省高院刑四庭上报的张庆臣故意杀人案的观点具要较强的指导意义，即是不否构成自首，关键在于其供述是在公安机关掌握其主要的构成犯罪的事实证据之前，还是在之后，如果其如实供述在公安机关掌握其主要的犯罪证据之后，说明其虽投案，但对抗司法机关对其处理，不符合如实供述的自首法律构成特征，不构成自首。

二是对于醉驾型危险驾驶案件的自首认定，如何界定“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济源中级人民法院上报的王金波危险驾驶案的裁判要点具较强的指导意义。即，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不仅要如实供述饮酒的事实，还要如实供述驾驶情况及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况。

（2）关于主从犯的认定。正确认定主从犯是准确界定各共同犯罪人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的前提。2014年全省编报的刑事案件中涉及共同犯罪的案件有17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类案件中：一是网络化非法经营类犯罪案件。如杨占强、杨智勇、杨喜平、马耐烦生产、销售假药罪一案中，无论是控辩双方还是审判人员均对被告人杨智勇为销售的药品架构销售网站是否应认定为生产、销售假药罪的共犯存在分歧。钱进、苗永丰、李谦等5人非法经营一案中对被告人钱进、苗永丰、李谦、张园、秦翠玲等人在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定亦存在争论。二是职务犯罪案件。如龚广军贪污案，被告人龚广军作为任连军（原县委书记）的专职司机，在明知汇入其个人账户的资金是公款的情况下，仍将该款项转出供任连军家属购车使用。虽然被告人主观无侵吞该款之故意，客观上也未侵吞、占有该公款，但其协助行为是任连军贪污行为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与任连军是共同犯罪，均构成贪污罪，但系从犯。

（3）关于犯罪数额的认定。在侵财类刑事犯罪中，犯罪数额的认定是量刑裁判的重要依据之一。2014年全省编报的刑事案件中侵财类刑事犯罪所占比例较高，其中对数额认定存在的争议情形主要表现为：一是行为人接受他人贿赂后，将部分贿赂款送给他人，用于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受贿数额是否应当扣除送给他人的部分？二是虚开增值税犯罪中虚开数额的认定？被告人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又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进项税额与销项税额是否应当相加计算？三是如何认定和计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的数额？

对于第三种情况，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12月11日通过的《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做了具体规定，从上报的编报案例看，多是依据该解释的相应条款进行计算。安阳中院编报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案例专题则对该解释的部分条款的适用进行了阐释，认为：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成立的前提下，针对不特定对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应包含其中特定对象的数额；如果行为人在收到投资人本金的同时即已经将利息事先予以扣除的，甚至在收到本金之前即已经预先支付了利息的，则利息应当从犯罪数额中扣除；行为人在集资款到期后支付约定利息，本金继续借用的，应认定其犯罪数额为初次的借款金额为准，不宜将初次借款金额与续借金额的累计计算；在非法集资案件中，属于集资户应得利息的部分，应从犯罪数额中扣除。

3.关于缓刑的适用

缓刑作为一种对判处短期自由刑的犯罪分子不予关押而放在社会上改造的刑罚制度，在对教育改造罪犯，使之改过自新，预防重新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从2014年全省编报的刑事案例分析，关于缓刑的适用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关于适用缓刑实质要件的把握。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适用缓刑的实质要件是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一般来说，只有犯罪情节较轻、确有悔罪表现的，才不致再危害社会，才可以考虑适用缓刑。从编报的案例看，认为对缓刑的适用只考虑犯罪情节和犯罪分子的悔罪表现，还是不全面的，还应考虑行为人犯罪前的一贯表现、判处缓刑的监督管理条件以及社会治安的形势等因素。如三门峡中院编报的谢某某污染环境案，围绕污染环境犯罪中量刑环节的“没有再犯罪危险”的认定标准展开论述，提出对于环境污染犯罪主体的再犯罪危险，应综合考量犯罪主体对已犯环境污染犯罪的悔罪态度、地位作用和危害程度，以及再实施“环境污染犯罪”的客观条件等因素进行综合评判。

又如鹤壁鹤山区法院上报的刘庆杰交通肇事案，面对交通事故的受害人是同辆车乘坐的被告人的妻儿，肇事者既是犯罪嫌疑人,又是被害人的至亲；既是危害行为的实施者，也是犯罪行为的受害者；既要接受刑事制裁，又要承担被害人未尽的抚养、赡养等法定义务——肇事者的特殊身份决定了处理此类案件必然带来情与法的博弈。提出司法机关应该综合判定合理地处理该类“悲情肇事”案件。首先应以法理为基础，维护法律地位；同时也要以情理为考量，追求公平正义。要充分考虑对犯罪产生的主客观因素、外在条件等酌定情节，既达到刑法惩治犯罪的司法目的，又彰显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大程度地避免给交通肇事而破碎的家庭带来二次伤害，力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在情理与法理面前，最大限度地谋求两者的平衡。

（2）关于缓刑的撤销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缓刑的监督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应当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从编报的案例看，审判实践中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缓刑的监督管理规定”的理解较为统一，但对“情节严重”则存在分歧。如南阳市唐河法院上报的刘进生盗窃案，在依法认定刘进生的盗窃行为既不属于“入户”盗窃的构成要件，其盗窃的数额与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出台了关于办理盗窃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认定盗窃公私财物价值2000元以上属于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数额较大”的标准相差甚远，但仍做出了撤销缓刑的裁判结果。针对此问题，课题组综合分析认为，“情节严重”是引起缓刑被撤销在程度上的要求，犯罪分子偶尔地轻微地违反有关法律法规是不足以导致缓刑被撤销的，否则，对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来说是不公平的。理解“情节严重”应综合考虑以下因素：一是多次违反规定的，可以是多次违反同一规定，也可以是多次分别违反了不同的规定；二是违反规定虽不构成犯罪，但接近犯罪标准的，如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再次盗窃，数额接近1000元；三是因违反有关法律规定，被决定劳动教养或强制戒毒的；四是犯罪分子违反规定的行为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或具有较为严重的危害后果的；

(3)缓刑适用率过高，判决轻刑化问题较为突出。从编报的专题案件分析报告内容看，该问题主要集中在职务犯罪中的渎职犯罪、生产销售假药犯罪和环境污染刑事犯罪等三类案件，不仅严重损害法律的严肃性，而且降低了此类犯罪的犯罪成本，既没有实现预防犯罪人重新犯罪的目的，也没有实现刑罚的目的。课题组综合分析后认为，引发上述问题的原因，一是在立法层面，法律对上述三类刑事犯罪所规定的法定刑偏低，本身就存在轻刑化问题。二是被告人普遍存在认罪态度“好”和悔罪表现。从编报的专题案例分析，此类案件均存在自首、坦白等量刑情节。三思想认识不到位，无论是公安、检察院、法院，还是党政机关，对此类案件的危害和影响认识不足，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多夹杂着地区经济发展和自身利益等因素。四是案件本身存在取证难题，如环境污染类刑事犯罪，很难证明是经单位集体研究决定且以单位的名义实施和具体造成的损失。因此，课题组认为，对于上述三类案件的审理，应严格掌握缓刑适用的条件，慎重适用缓刑，以便更好地发挥缓刑的作用，实现刑罚的目的。

4.证据证明力的认定问题

整个的审查起诉和公诉的过程，都贯穿着证据的审查判断和运用问题。如何对贯彻“疑罪从无”、准确适用《刑事诉讼法》第195条之规定，河南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上报的李怀亮故意杀人案所形成的裁判要点值得借鉴和学习。该案的裁判要点有三：一是虽然物证、书证、勘验笔录等不变证据确能够证明犯罪案件发生，但是这些证据与犯罪人之间缺乏必要的关联性，则不具证明力。二是虽然证人证言能够证明犯罪人曾经出现在犯罪现场，但是被告人并非是出现在案发现场附近唯一人，则证据证明力极低。三是虽然被告人曾多次作过有罪供述，而且在判处其死缓的情况下服判未提起上诉，但并不能否定“无罪供述”的合理性，不能推定“有罪供述”具有强证明力。

5.法律概念理解问题

(1)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中的“明知”。在2014年全省刑事案件编报工作中，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件上所占比例较高，从形式上看，此类案件既有专题性分析，又个单独的个案解读，但其中焦点均集中在对被告人是否“明知”的判定上，通过对上述裁判要点进行归纳分析，裁判被告人是否“明知”的判定方法可以统一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是行为犯，行为人一旦实施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食品的即构成犯罪。但是该罪的主观方面只能由故意构成，因此被告人在豆芽中添加的物质是否明知有毒、有害物质对于本案中被告人的罪与非罪至关重要。如何认定故意犯罪中的“明知”需要根据具体犯罪情节认真考量，在审判实践中把握尺度难以统一。

(2)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危险方法”。危险驾驶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存在许多相似之处，两者都是故意犯罪，都为刑法分则第二章中的罪名，侵害的客体是公共安全，且性质上同属于危险犯，二者存在想象竞合问题。要准确区分危险驾驶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关键是要弄清楚危险驾驶行为是否属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其他危险方法”，在实践中如何把握，以什么标准判断危险驾驶行为满足了“其他危险方法”的要求是一个难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其他危险方法”，指的是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的危险性相当，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其他危险方法，而不是泛指任何具有危害公共安全性质的方法，属具体危险犯，即指对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身体等造成侵害的紧迫危险，没有发生侵害结果实属偶然；是否存在这种具体危险，需要以行为当时的具体情况为根据，而且只有形成了现实性的具体性危险才成立犯罪，这种类型危险犯需要在个案中进行是否存在现实性的具体性危险判断。单纯造成多数人心理恐慌或者其他轻微后果，不足以造成《刑法》第114条、第115条第1款规定的具体的公共危险或者侵害结果的行为，不得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罪中的“其他危险方法”，同时还必须是现行刑法没有明确规定的危险方法，如果某种行为符合其他犯罪的犯罪构成，并且已明确纳入刑法规范，则应当按照罪刑法定原则，尽量认定为其他犯罪，直接适用相应条款，不宜认定为本罪，以免将本罪的适用范围任意扩大。

(3)对交通肇事刑事犯罪的“逃逸行为”。从全省法院报送的2014年案件编报看，交通事故刑事犯罪所占比例较高，且多涉及对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认定。课题组综合分析发现，全省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对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的认定，已经从传统的对义务履行的分析转为对事实行为的判断，将其定义为发生交通事故后，行为人出于逃避抢救义务或逃避责任追究等动机而故意逃逸的行为。综合具体个案的裁判要点，我们认为，下列八种情形，均应当认定为交通肇事逃逸：①明知发生交通事故，交通事故当事人驾车或弃车逃离事故现场的；②交通事故当事人认为自己对事故没有责任，驾车驶离事故现场的；③交通事故当事人有酒后和无证驾车嫌疑，报案后不顾现场听候处理义务，弃车离开事故现场后又返回的；④交通事故当事人虽然将伤者送到医院，但未报案且无故离开医院的；⑤交通事故当事人虽将伤者送到医院，但给伤者或家属留下假姓名、假地址、假联系方式后离开医院的；⑥交通事故当事人接受调查期间逃匿的；⑦交通事故当事人离开现场且不承认曾发生交通事故，但有证据证明其应知道发生交通事故的；⑧经协商未能达成一致或给付赔偿费用明显不足，交通事故当事人未留下本人真实信息，有证据证明其是强行离开现场的。

三、关于加强刑事案件编报和刑事审判工作的建议

一是建立和完善刑事典型案件编报机制。应充分发挥裁判文书上网、案件流程管理和法院审委会讨论案件等渠道，及时发现具有指导性、典型性和疑难性的刑事案件，拓宽刑事案件的来源。

二是规范和统一刑事典型案例的编写体例。应形成与刑事案件相符合的案件编写体例，并对体例格式的要求进行具体明确细化。如增加对刑事证据的排除和认定、量刑环节的控辩等。

三是增加和丰富刑事指导性案例的发布数量。应加强对近几年来编报的刑事案件的整理和研究，将审判实践中存在的争议问题进行总结分析，梳理出裁判相同或相近的规律，以适应新形势下的刑事审判需要。

刑法案例分析报告

（二）一、危险驾驶案件概况

（一）案件数量概况

2014 年，我院共审结危险驾驶案件288 件，判处罪犯288 人，相比2012 年、2013 年均增加76 件，增幅为35.84%。其中第一季度60 件，第二季度55 件，第三季度97 件，第四季度76 件，平均每月审理24 件，也就是说每个月就有24 件危险驾驶案件发生，几乎是每天一件。危险驾驶案件已经成为除盗窃案件以外犯罪数量最多的案件。醉驾入刑以来，虽然酒后驾驶的风气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但是危险驾驶案件数量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还有上升的趋势。一方面我们要根据刑法及相关的量刑规则依法对醉酒驾驶的犯罪分子进行惩处，另一方面还应通过其他手段来解决这一问题。

（二）犯罪人员概况

2014 年，我院共判处危险驾驶罪犯288 人。其中男性273 人，占全部罪犯的94.79% ；女性15 人，占全部罪犯的5.21%。本地人口154 人，占全部罪犯的53.47% ；外地人口134 人，占全部罪犯46.53%。其中五十岁以上罪犯33 人，四十岁至五十岁的罪犯为89 人，三十岁至四十岁的罪犯为97 人，二十岁至三十岁的罪犯为65 人。所判处罪犯中大部分为初中以下学历，法律意识淡薄。绝大部分罪犯并无前科劣迹，只有少数罪犯曾因违章驾驶受过行政处罚。

（三）酒精含量概况

我院审结的触犯危险驾驶罪的犯罪人员血液中酒精含量相对较高，酒精含量主要集中在100-300 mg/100ml 之间。其中酒精含量在80-100 mg/100ml 的有19 人；在100-150 mg/100ml 的有91 人；在150-200 mg/100ml 的有94 人；在200-300 mg/100ml 的有80 人；在300 mg/100ml 以上的有4 人。危险驾驶案件的立案标准是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80mg/100ml。从上面数据可以看出，大部分罪犯血液中酒精含量超出入罪标准的一倍以上，还有相当一部分罪犯的酒精浓度大于200mg/100ml。根据量刑规则，酒精浓度越高，对公共安全的危害也就越大，所判处的刑罚也会越高。危险驾驶案件最高可判处拘役六个月，并处罚金。

（四）案发时间地点概况

据统计，危险驾驶案件发生在19 时至24 时的案件共计168 件，占全部案件的58.3%。发生在0 至7 时的案件为43 件，占全部案件的14.93%。从上面数据可以看出，危险驾驶案件受饮酒习惯的影响较大，一般来说，晚餐饮酒的人比午餐和早餐的人要多，所以夜间发生醉酒驾驶的情况也最多。夏季饮酒的人比冬季饮酒的人数要多，据统计，第三季度危险驾驶的数量为97 件，占全部案件的33.68%。而第一季度危险驾驶案件的数量为55 件，占全部案件的19.09%。

（五）造成交通事故的损伤情况

危险驾驶罪系行为犯，只要有醉酒驾驶的行为，不管有无造成交通事故，均构成危险驾驶罪。但是根据统计数据，危险驾驶案件往往伴随着交通事故的发生。()据统计，没有发生事故的危险驾驶案件仅为62 件，占全部案件的21.52%，其余226 件均造成了人身损伤或财产损失，有的既有人身损伤也有财产损失。其中仅造成财产损失的有143 件，仅造成人身损伤的有28 件，既造成人身损伤又造成财产损失的有55 件。

二、危险驾驶案件的特点

（一）案情简单，多适用简易程序，审结期限较短

危险驾驶案件与其他案件相比案情较为简单，证据收集比较容易，此类案件的关键证据是被告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只要被告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超过80mg/100ml，且在公共道路上驾驶了机动车，即构成了危险驾驶罪。危险驾驶案件案发多为发生事故后当事人报警或民警当场查获，被告人均能配合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在庭审中也能自愿认罪。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人民法院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据统计，288 件危险驾驶案件中，只有7 件适用普通程序，其余281 件案件均适用简易程序。案件的平均审理期限为14.32 天，审理期限比其他案件要短。

（二）自首坦白率高，被告人均能自愿认罪

危险驾驶案件中绝大部分被告人都能主动配合公安机关的调查，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也能自愿认罪，绝大部分被告人具有自首或坦白情节。一是因为这类犯罪案情较为简单，证据收集也比较容易，如果被告人不认罪，根据其他证据，也足以认定被告人构成危险驾驶罪。二是因为被告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法院可以依法对其从轻处罚。案件判决以后，绝大多数被告人都不会上诉，危险驾驶案件服判息诉率较高。

（三）取保候审率高，宣判后再对被告人实施逮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危险驾驶案件的法定刑为拘役一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由于危险驾驶的刑罚较轻，若是案发时就对行为人采取逮捕的强制措施，明显违反逮捕的适用条件。为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对危险驾驶案件的被告人一般采取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待宣判以后，需要剥夺被告人人身自由时，再对被告人实施逮捕。据统计，审结的288 件危险驾驶案件中有253 件适用的是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占全部案件的87.8%，取保候审率在各类案件中是最高的。

（四）刑罚较轻，但适用缓刑率低

危险驾驶案件的法定刑是拘役一到六个月。大部分罪犯刑期为二至四个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都可以适用缓刑。但是2014 年所判处的288 名罪犯中仅有8 人被宣告缓刑。危险驾驶案件适用缓刑率低是因为这类案件一直居高不下，为了减少醉酒驾驶行为，对这类案件判处实刑可以起到更好的威慑效果。

三、危险驾驶案件多发的原因

（一）麻痹大意、心存侥幸是危险驾驶案件多发的重要原因。很多酒后驾驶人员往往主观地认为自身驾驶技术高超, 只要小心一点, 喝点酒对行车安全不会产生影响, 有的则心存侥幸, 感觉喝点酒没事, 只要不被交警查到就可以了。然而, 人们在饮酒后, 由于酒精对中枢神经的医学专用抑制作用, 触觉迟钝, 视力下降, 对于行车危险因素的反应时间延长, 应变能力减弱, 往往无法准确判断距离、速度、方向, 给行车安全带来极大隐患。

（二）派酒、劝酒等不良风俗习惯是引发醉酒驾驶的原因之一。中国是一个酒文化源远流长的国家，自古以来，无酒不成席，朋友相见, 必然盛情款待, 一醉方休；婚庆嫁娶, 酒宴更是必不可少；新春佳节, 走亲访友, 饮酒能够增进感情。请客者唯恐朋友喝不尽兴，想出各种办法劝酒、派酒，而在亲戚朋友的盛情劝说下, 有些人禁不住美酒的诱惑, 安全意识被抛到脑后，使得醉驾成为可能。特别是青年人缺乏自我约束力，酒后逞强心理重，使得青壮年成为危险驾驶的主要群体。

（三）驾驶者的交通安全意识和法律观念淡薄。不少机动车驾驶人员对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等知识缺乏了解, 对酒后驾车对公共安全的危害和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认识不足。许多人认为酒后驾车只要不发生交通安全事故, 就不必大惊小怪。即使现在刑法已经将醉酒驾驶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内，许多驾驶员也知道醉酒后驾驶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但是对于要承担什么责任、喝了多少酒要承担责任不甚清楚。这种法律意识的欠缺既有行为人不主动了解、关心法律的原因，也说明当前相关法律宣传工作有待提高和加强。这些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驾驶人员的侥幸心理, 导致危险驾驶行为频频发生。

四、危险驾驶案件的防治对策

（一）建立联动机制，形成综合治理体系。有效预防和遏制醉酒驾驶事故的发生, 是一项社会化、长效化、系统化工程。因此，要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形成齐抓共管氛围。要积极与其他司法机关、政府部门沟通、协调，以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为目标，推动形成从行政处罚到刑事处罚的完整而严密的惩防体系。要探索建立更加简便快捷的案件审理方式，对一些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较为简单的危险驾驶案件，应畅通渠道，建立公检法联动快侦、快诉、快审工作机制，力争大部分案件都能依法快速审结。

(二)严格执勤执法, 强化安全行车管理。交管部门要积极采取措施, 始终保持对醉酒驾驶行为的“零容忍”, 加大对酒后驾车行为的查处力度, 加强对重点路段、重点时段的排查频率和密度, 将日常检查整治与集中专项整治相结合, 及时发现隐患, 努力压缩醉驾行为滋生的空间, 使醉酒驾驶人员真正从心理上受到震慑, 强化安全行车意识, 自觉改正不良习惯。

（三）开展针对性的法律宣传。要借助电视、报刊、广播等传统媒体以及网络、手机等新媒介，大力宣传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形成强有力的社会舆论氛围，促使机动车驾驶人员提升法律意识，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观念，正确认识醉酒驾驶的社会危害性。通过法律宣传让广大机动车驾驶员从内心形成“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强烈观念。一是要确立宣传对象，针对危险驾驶案件中被告人外地户籍居多、青壮年居多、文化程度较低等特征，应将农民、中青年列为重点宣传对象；二是确立重点宣传场所，将车站、饭店、酒楼、KTV 等娱乐场所作为重点宣传场所；三是丰富宣传教育方式方法，要广泛利用电视、报刊、网络等新闻媒体对危险驾驶的内容及危害后果进行宣传，同时公安、检察机关可以通过开展专题讲座的方式以案说法，法院可以采取危险驾驶犯罪案件集中宣判的方式教育广大人民群众，最大程度地调动群众拒绝危险驾驶的积极性，不但自己与家人不危险驾驶，在与朋友、亲友聚会时也能减少他人危险驾驶的发生率。

（四）倡导积极健康的酒文化。要在全社会倡导积极健康的酒文化，引导公民树立健康饮酒、适量饮酒的理念。要改变劝酒、派酒的不良风俗习惯，不仅需要主人一方少劝酒、多劝阻；还需要开车一方坚持原则，自觉拒绝饮酒，或者以茶代酒。同时，还要加强饭店、娱乐场所的提醒责任，对开车前来消费的顾客及时劝止酒后驾车行为。通过多种方式，使“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的观念深入人心，使全社会形成禁止酒驾、文明驾车的浓厚氛围。

（五）引导代驾行业发展。应当意识到，在短期内是难以改变过度饮酒、劝酒等酒文化的。因此，政府各级部门应当尝试采取“疏导”的策略，发展代驾行业便是一种很好的“疏导”策略。但是当前在吴江地区，代驾行业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代驾业务和代驾人员还没有形成一定规模。政府可以通过为代驾从业人员购买人身保险、提供补贴等形式，扶持代驾产业发展。交通管理部门可以作为代驾行业的主管机关，做好对代驾从业人员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四篇：刑法案例

案情：2008年初，被告人龚某、丁某共同商议将龚某之父龚某某所有的一间房室出售后归还赌债。同年8月，被告人龚某、丁某经预谋后，至上海市东方公证处，由龚某冒充其父，办理委托丁某于2008年10月6日，持上述虚假委托公证书，以及龚某交付的其父身份证、房产证，与王某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骗取购房款人民币43.5万元，并将临沂路房产过户至王某、赵某名下。

本案把被害人定位为王某，判决之一为：“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予追缴后发还被害人。”

补充情节：

1、从身份证上的照片上龚某与其父相差无异，容易让人误以为他就是其父亲本人；

2、出示给王某看的身份证、房产证、公证文书都是真实的，王某有理由相信；

3、现龚某父亲向法院起诉想要回房子，民庭法官为难了，为此还专门请了房管局的同志过来一起讨论研究。

被告丙為家醫科醫師，曾在台北、台中，於民國（下同）八十五年六月任嘉義榮民醫院家醫科醫師。緣丙於七十五年間就讀陽明醫學院時，即與乙認識進而相戀，約至七十九年畢業在台北縣泰山鄉服兵役期間，即同居於台北市，至八十三年三月二十日公證結婚。被告丙明知乙罹患類風溼性關節炎一直服用類固醇等藥物，丙乃以兼為專業醫師之身分，決心照顧湯女並為其主治醫師之一，使乙得以在幸福戀愛中控制病情。詎丙於八十四年與甲密切來往後，深覺照顧乙好累，乃決心以消極不作為之犯意，刻意不施以救治；嗣於八十四年七月間，乙右乳房有不正常分泌物及出現硬塊，乙乃向其深愛及信任之丈夫兼醫師丙求診；丙卻答以：「不用擔心，我會隨時替你留意！」，使乙不疑有他，致延誤向其他醫生求診之時機。至八十五年初，乙右乳房流出血絲，乳頭湧出鮮血，丙摸觸後，又故意不當一回事說：「無大礙，可能係你洗澡太用力所致，流血並不表示什麼，或只是女人內分泌失調或精神過度緊張所招致」，使乙再失去即時診治之時機。俟乙自覺不妥要去榮總看乳房專科時，丙怕其他同事知悉他們是夫妻關係，而厲聲禁止，並表示：「伊就是家醫科醫師，再看別的醫師也是一樣！」，仍給予無關之類固醇藥物服用。拖至八十五年底，乙乳房疼痛頻率越來越近，疼痛之程度亦趨據烈。丙卻公然在嘉義與甲舉行訂婚儀式，而置其妻乙生死於不顧。直至八十六年三月間乙病倒經家人送至財團法人孫逸仙治癌中心醫院就醫急診，赫然發現已罹患乳癌第三期，其五年存活率已自八十七月份發現第一期之百分之八十三降

至第三期之百分之四十以下。而丙卻只去探視過一次即不聞不問，致乙今已罹患癌症末期，體重驟降至三十公斤以下，只能以輪椅代步，命已危旦夕，丙更以有重大難治之疾病為由相逼而提出離婚要求，遂達丙於八十五年六月間寫給不知情之甲之信：「湯（指乙）之事一直是我心中最痛，但我一定料理妥當，在安定甜蜜下，求妳答應，但給我時間」之致乙於死之境之犯意，再完成簡、許二人公開結婚之目的。

被告人刘芳系农民，小学文化。1981年与张成结婚。婚后半年，张成即患“小脑萎缩”，不能生育。二人抱养一女。患病后的张成四肢哆嗦，全身乏力，疼痛，丧失，劳动能力。全家生活由刘芳一人打理。2003年以后，张成病情加重，因疼痛难忍，每夜无法入眠，呻吟不停。张成因此多次产生自杀念头，并让刘芳为其买毒药，但刘芳均未理睬。

2010年11月8日凌晨3点，张成再度因疼痛无法入睡，低声呻吟。女儿被吵醒，指责张成，张成说：“我也不想这样，但控制不了，想死死不了，活受罪。”刘芳安慰女儿，并说：“你睡吧，别管他。”张成因此情绪激动，与刘芳争执。刘芳激动之际，想起柜子下有用来灭苍蝇的敌敌畏，遂拿出来倒在一个蓝色花玻璃杯中，放在张成床边小桌上，说：“你不是想死吗？这里有毒药，有本事你就喝了。”“谢谢你！”张成回了妻子一句，拿起杯子便喝。刘芳见状赶紧上前抢夺，但张成还是喝下了一口。刘芳赶紧另外盛了白水喂丈夫，希望能把毒药吐出来。但由于敌敌畏遇水会加速生效，结果适得其反，张成昏迷过去。女儿建议打急救电话，但刘芳说：“你爸不行了，不用打了，赶紧打电话叫你姑姑他们来，处理后事吧。”女儿无奈打110报案。女儿报案时，刘芳将敌敌畏瓶子和蓝花玻璃杯子扔进垃圾堆。警察赶来后，张成已死亡，刘芳被抓获。

某年的6月30日晚被告人宋福祥酒后回到家中，因琐事与其妻李霞发生争吵撕打。李霞说：“三天两头吵，活着还不如死了。”被告人宋福祥说：“那你就去死。”李霞听后，就去寻找准备自缢用的凳子。宋见状，喊来邻居叶宛生对李霞进行规劝。叶走后，宋李两人又发生争吵撕打。李霞再次寻找自缢用的绳索时，宋福祥采取放任不管、不闻不问、不加劝阻。直到宋听到凳子作响时，才起身过去，但仍未采取有效措施或呼喊邻居，而是离开现场到一里以外的父母家中

去告知自己的父母，待其家人赶到现场时，李霞已无法挽救而死亡。

第五篇：刑法案例

案情：甲与余某有一面之交，知其孤身一人。某日凌晨，甲携匕首到余家盗窃，物色一段时间后，未发现可盗财物。此时，熟睡中的余某偶然大动作翻身，且口中念念有词。甲怕被余某认出，用匕首刺死余某，仓皇逃离。（事实一）

逃跑中，因身上有血迹，甲被便衣警察程某盘查。程某上前拽住甲的衣领，试图将其带走。甲怀疑遇上劫匪，与程某扭打。甲的朋友乙开黑车经过此地，见状停车，和甲一起殴打程某。程某边退边说：“你们不要乱来，我是警察。”甲对乙说：“别听他的，假警察该打。”程某被打倒摔成轻伤。（事实二）

司机谢某见甲、乙打人后驾车逃离，对乙车紧追。甲让乙提高车速并走“蛇形”，以防谢某超车。汽车开出2公里后，乙慌乱中操作不当，车辆失控撞向路中间的水泥隔离墩。谢某刹车不及撞上乙车受重伤。赶来的警察将甲、乙抓获。（事实三）

在甲、乙被起诉后，甲父丙为使甲获得轻判，四处托人，得知丁的表兄刘某是法院刑庭庭长，遂托丁将15万元转交刘某。丁给刘某送15万元时，遭到刘某坚决拒绝。（事实四）

丁告知丙事情办不成，但仅退还丙5万元，其余10万元用于自己炒股。在甲被定罪判刑后，无论丙如何要求，丁均拒绝退还余款10万元。丙向法院自诉丁犯有侵占罪。（事实五）

问题：

1．就事实一，对甲的行为应当如何定性？理由是什么？

2．就事实二，对甲、乙的行为应当如何定性？理由是什么？

3．就事实三，甲、乙是否应当对谢某重伤的结果负责？理由是什么？

4．就事实四，丁是否构成介绍贿赂罪？是否构成行贿罪（共犯）？是否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理由分别是什么？

5．就事实五，有人认为丁构成侵占罪，有人认为丁不构成侵占罪。你赞成哪一观点？具体理由是什么？

1．甲携带凶器盗窃、入户盗窃，应当成立盗窃罪。如暴力行为不是作为压制财物占有人反抗的手段而使用的，只能视情况单独定罪。在盗窃过程中，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毁灭罪证而使用暴力的，才能定抢劫罪。甲并非出于上述目的，因而不应认定为抢劫罪。在本案中，被害人并未发现罪犯的盗窃行为，并未反抗；甲也未在杀害被害人后再取得财物，故对甲的行为应以盗窃罪和故意杀人罪并罚，不能对甲定抢劫罪。

2．甲、乙的行为系假想防卫。假想防卫视情况成立过失犯罪或意外事件。在本案中，甲、乙在程某明确告知是警察的情况下，仍然对被害人使用暴力，主观上有过失。但是，过失行为只有在造成重伤结果的场合，才构成犯罪。甲、乙仅造成轻伤结果，因此，对于事实二，甲、乙均无罪。

3．在被告人高速驾车走蛇形和被害人重伤之间，介入被害人的过失行为（如对车速的控制不当等）。谢某的重伤与甲乙的行为之间，仅有条件关系，从规范判断的角度看，是谢某自己驾驶的汽车对乙车追尾所造成，该结果不应当由甲、乙负责。

4． ①丁没有在丙和法官刘某之间牵线搭桥，没有促成行贿受贿事实的介绍行为，不构成介绍贿赂罪。

②丁接受丙的委托，帮助丙实施行贿行为，构成行贿罪（未遂）共犯。

③丁客观上并未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主观上并无收受财物的意思，不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5.（1）构成。理由：①丁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退还，完全符合侵占罪的犯罪构成。②无论丙对10万元是否具有返还请求权，10万元都不属于丁的财物，因此该财物属于“他人财物”。③虽然民法不保护非法的委托关系，但刑法的目的不是确认财产的所有权，而是打击侵犯财产的犯罪行为，如果不处罚侵占代为保管的非法财物的行为，将可能使大批侵占赃款、赃物的行为无罪化，这并不合适。

（2）不构成。理由：①10万元为贿赂款，丙没有返还请求权，该财物已经不属于丙，因此，丁没有侵占“他人的财物”。②该财产在丁的实际控制下，不能认为其已经属于国家财产，故该财产不属于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据此，不能认为丁虽未侵占丙的财物但侵占了国家财产。③如认定为侵占罪，会得出民法上丙没有返还请求权，但刑法上认为其有返还请求权的结论，刑法和民法对相同问题会得出不同结论，法秩序的统一性会受到破坏。12

案情：镇长黄某负责某重点工程项目占地前期的拆迁和评估工作。黄某和村民李某勾结，由李某出面向某村租赁可能被占用的荒山20亩植树，以骗取补偿款。但村长不同意出租荒山。黄某打电话给村长施压，并安排李某给村长送去1万元现金后，村长才同意签订租赁合同。李某出资1万元购买小树苗5000棵，雇人种在荒山上。

副县长赵某带队前来开展拆迁、评估工作的验收。李某给赵某的父亲（原县民政局局长，已退休）送去1万元现金，请其帮忙说话。赵某得知父亲收钱后答应关照李某，令人将邻近山坡的树苗都算到李某名下。

后李某获得补偿款50万元，分给黄某30万元。黄某认为自己应分得40万元，二人发生争执，李某无奈又给黄某10万元。

李某非常恼火，回家与妻子陈某诉说。陈某说：“这种人太贪心，咱可把钱偷回来。”李某深夜到黄家伺机作案，但未能发现机会，便将黄某的汽车玻璃（价值1万元）砸坏。

黄某认定是李某作案，决意报复李某，深夜对其租赁的山坡放火（李某住在山坡上）。

树苗刚起火时，被路过的村民邢某发现。邢某明知法律规定发现火情时，任何人都有报警的义务，但因与李某素有矛盾，便悄然离去。

大火烧毁山坡上的全部树苗，烧伤了李某，并延烧至村民范某家。范某被火势惊醒逃至屋外，想起卧室有5000元现金，即返身取钱，被烧断的房梁砸死。问题：

1．对村长收受黄某、李某现金1万元一节，应如何定罪？为什么？

2．对赵某父亲收受1万元一节，对赵某父亲及赵某应如何定罪？为什么？

3．对黄某、李某取得补偿款的行为，应如何定性？二人的犯罪数额应如何认定？

4．对陈某让李某盗窃及汽车玻璃被砸坏一节，对二人应如何定罪？为什么？

5．村民邢某是否构成不作为的放火罪？为什么？

6．如认定黄某放火与范某被砸死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可能有哪些理由？如否定黄某放火与范某被砸死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可能有哪些理由？（两问均须作答）1．村长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黄某、李某构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出租荒山是村民自治组织事务，不是接受乡镇政府从事公共管理活动，村长此时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不构成受贿罪。

2．赵某父亲与赵某构成受贿罪共犯。赵某父亲不成立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因为只有在离退休人员利用过去的职务便利收受财物，且与国家工作人员没有共犯关系的场合，才有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余地。

3．伙同他人贪污的，以共犯论。黄某、李某取得补偿款的行为构成贪污罪，二人是贪污罪共犯。因为二人共同利用了黄某的职务便利骗取公共财物。二人要对共同贪污的犯罪数额负责，犯罪数额都是50万元，而不能按照各自最终分得的赃物确定犯罪数额。

4．陈某构成盗窃罪的教唆犯，属于教唆未遂。李某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李某虽然接受盗窃教唆，但并未按照陈某的教唆造成危害后果，对汽车玻璃被砸

坏这一结果，属于超过共同故意之外的行为，由李某自己负责。

5．邢某不构成不作为的放火罪。虽然法律明文规定发现火情时，任何人都有报警的义务，但是，报警义务不等于救助义务，同时，仅在行为人创设了危险或者具有保护、救助法益的义务时，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义务，才能构成刑法上的不作为的义务来源。本案中火情是黄某造成的，邢某仅是偶然路过，其并未创设火灾的危险，因此邢某并无刑法上的作为义务，不构成不作为的放火罪。

6．黄某放火与范某死亡之间，介入了被害人范某的行为。

肯定因果关系的大致理由：（1）根据条件说，可以认为放火行为和死亡之间具有“无A就无B”的条件关系；（2）被害人在当时情况下，来不及精确判断返回住宅取财的危险性；（3）被害人在当时情况下，返回住宅取财符合常理。否定因果关系的大致理由：（1）根据相当因果关系说，放火和被害人死亡之间不具有相当性；（2）被告人实施的放火行为并未烧死范某，范某为抢救数额有限的财物返回高度危险的场所，违反常理；（3）被害人是精神正常的成年人，对自己行为的后果非常清楚，因此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4）被害人试图保护的法益价值有限。只有甲对乙的住宅放火，如乙为了抢救婴儿而进入住宅内被烧死的，才能肯定放火行为和死亡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案情：陈某因没有收入来源，以虚假身份证明骗领了一张信用卡，使用该卡从商场购物10余次，金额达3万余元，从未还款。（事实一）

陈某为求职，要求制作假证的李某为其定制一份本科文凭。双方因价格发生争执，陈某恼羞成怒，长时间勒住李某脖子，致其窒息身亡。（事实二）

陈某将李某尸体拖入树林，准备逃跑时忽然想到李某身有财物，遂拿走李某手机、现金等物，价值1万余元。（事实三）

陈某在手机中查到李某丈夫赵某手机号，以李某被绑架为名，发短信要求赵某交20万元“安全费”。由于赵某及时报案，陈某未得逞。（事实四）

陈某逃至外地。几日后，走投无路向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交待了上述事实二与事实四。（事实五）

陈某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将自己担任警察期间查办犯罪活动时掌握的刘某抢劫财物的犯罪线索告诉检察人员，经查证属实。（事实六）

问题：

1．对事实一应如何定罪？为什么？

2．对事实二应如何定罪？为什么？

3．对事实三，可能存在哪几种处理意见（包括结论与基本理由）？

4．对事实四应如何定罪？为什么？

5．事实五是否成立自首？为什么？

6．事实六是否构成立功？为什么？

1．对事实一应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因为以虚假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触犯了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数额较大，构成信用

卡诈骗罪，二者具有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的牵连关系，从一重罪论处，应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

2．对事实二应认定为故意杀人罪。因为长时间勒住被害人的脖子，不仅表明其行为是杀人行为，而且表明行为人具有杀人故意。

3．对事实三主要存在两种处理意见：其一，如认为死者仍然占有其财物的，事实三成立盗窃罪；其二，如认为死者不可占有其财物的，事实三成立侵占罪。

4．事实四成立敲诈勒索罪（未遂）与诈骗罪（未遂）的竞合。因为陈某的行为同时符合二罪的犯罪构成，属于想象竞合。陈某对赵某实行威胁，意图索取财物未果，构成敲诈勒索罪（未遂）；陈某隐瞒李某死亡的事实，意图骗取财物未果，构成诈骗罪（未遂）。由于只有一个行为，故从一重罪论处。

5．事实五对故意杀人罪与敲诈勒索罪或诈骗罪成立自首。因为走投无路而投案的，属于自动投案，不影响自首的成立。

6．事实六不构成立功。因为根据《刑法》规定，陈某提供的犯罪线索虽属实，但是其以前查办犯罪活动中掌握的，故不构成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