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选注》的读书报告

第一篇：《宋诗选注》的读书报告

一

在中国古代的诗歌发展史当中，诗兴盛在唐朝，词繁华在宋代，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与唐诗一脉相传宋诗的地位，却一直摇摆不定，从拾唐诗牙慧到出于唐诗而胜于唐诗，各家理论，林林总总又褒贬不一。凭心而论，唐诗和宋诗中国古代诗歌的两大高峰，诗的创作在唐以后经过五代的短暂低迷以及调整反思以后，在两宋的三百多年间逐渐呈现出了不同于唐诗的新的特点。众所周知，宋朝无论在在国运国力还是政治体制上都与唐朝有极大的不同，正如钱钟书在《宋诗选注〉的序中说的那样，“作品在作者所处的历史环境里产生，在他生活的现实里生根立脚，”宋代完善的科举制度和庞大的文官体制，使得宋朝的文人数量远远多于以前的任何一个朝代。同时，如同宋太祖手持玉斧划定自己与赵氏子孙的天下江山，宋诗创作的大方向也始终没有突破唐诗当年的格局。治版图的局限也同样锁住了诗人们的眼光与灵感，大多数身居官位，不愁吃穿的诗人们已经把前人抒发胸臆的诗歌变成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典雅意趣。在《宋诗选注〉的序中，钱钟书举亚历山大的例子来说明后人要超越前人开创的疆土，就要向着更加辽远的地域进发，付出更多的辛苦。因而他指出前人的造诣不仅仅是留给后人的产业，也是对后人的一种挑衅。宋人写诗，面对唐诗高山仰止，无法超越，只能感叹，唐诗中李白、杜甫这一对双子星的创作风格，在宋朝出现了“杜天下，李一角”的局面。人们虽然承认李白的诗仙地位，在创作上却更喜欢学习有规可循的杜甫。

钱钟书在《谈艺录〉中一反传统的文体递变论，认为文体的演化是乃是“一线绵延”的，所以从一定角度而言，宋诗应与唐诗有等同的地位。所谓的“唐诗”、“宋诗”之名事实上是一个时间和风格上综合起来概念，而更倾向于风格上的划分。宋代重视文人，国家每年花费大把的银子养活他们，宋代文人过着一种比前代同行们更加精致士大夫生活，在觥筹交错，丝竹管弦的背景下，诗人们更乐于在词句和技巧上体现自己的价值，当认为这些也再无可突破之处的时候就只能借助理学的外衣讲些粗浅的道理，发些陈旧的议论。以理学入诗可以说是宋人的独创，但是就大多数作品而言都只是失败的独创。所以说宋诗给后人的最大财富是在词语句子的运用上。宋人学老杜，并没有像唐人学老杜那样，堕入较劲脑汁搜刮怪词奇句，写诗如同攀爬悬崖峭壁的境地。宋人写诗，注重词语，但是远比唐人清新准确和雅致，而且丝毫没没有唐人苦吟诗人那样风格诡异。钱钟书面对明代诗人评价宋诗“学唐诗而不想唐诗”的评语婉而一笑，因为正是那一点不象才是宋诗独创性和价值所在。“宋人能把唐人修筑的道路延长了，疏凿的河流加深了，可是不曾冒险开荒，没有去发现新天地。”宋帝国的统治者们谨小慎微的操持着当年太祖皇帝框定的天下，用求和与掏钱维持着帝国内部的安定的同时，宋朝的诗人们却中规中矩地平仄出来一系列的经典。

二

１９５６年的钱钟书在浩繁的宋诗海洋中，一一的甄选，两年以后，宋诗选注〉诞生了。

钱钟书在现代学者中算是个性最十足的一个，这样一部宋诗的选本带有明显的个人风格和学术思想。他在序言里把选诗的标准说的很明确：“押韵的文件不选、学问的展览和典故的把戏不选、仿照前人的假古董不选、当时闪光而今已走电的不选……”亦即凡有宋诗通病的一律不选。钱钟书学贯中西，博览群书，还有超强的记忆力，而在这个注本里面，他并没有直接表达个人的观点，只是注而不评。宋诗本身一直就带有很强的争议性，钱钟书是聪明人，他知道用个人观点和一家之言来评诗，只会给宋诗带来更大的争议性，一招不慎还有可能带来成为众矢之的风险。整本书里，除了对字词的校对和版本的比较以外，都是采用古人的评语和诗句来说明此句诗意境和用法从何而来。例如在序中四川人史尧弼的《湖上》七绝中“此间有句无人得，赤手长蛇试捕看”两句的评论就陆续引用了苏轼的《郭熙＜秋汕平远＞〉、孙樵《与王霖秀才书〉和柳宗元《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中的原句以说明此句并非史尧弼的独创，而已经被前人几经翻用，自以为是的史尧弼在沾沾自喜的时候已经沦为了前人的牙慧。又如在郑文宝《竹枝词〉注中先是引用了唐朝韦庄的《古离别》，指出二者意境相似，后来又强调郑诗胜过韦诗之处，接下来又引用周邦彦《尉迟杯》词、石孝友《玉楼春〉词、王实甫《西厢记〉和陆娟《送人还新安〉来说明此诗后来的流变。钱钟书先是比较文学的专家，在这本书中，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特长，给读者介绍了丰富的知识，比如在梅尧臣《陶者》的注里，通过引用古人诗句来反映当时实际的历史状况。又如在对王禹偁的确《寒食〉的注中引用《东京梦华录〉和《清明上河图〉来说明北宋时寒食节的风俗。书中队不同版本的对比，校勘个中正误常可看到，对诗的注疏又常佐以史料，这都体现着钱钟书的认真仔细和深厚的考据功夫。

钱钟书的这个选本的另一个亮点就是为每一位诗人撰写的小序上，几位大家如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杨万里，陆游，范成大等人的小序尤为精彩。这些序文写得干净利落，文字清雅，客观地对诗人进行了评价与定位，不但说出了诗人们的成就，而且也直接的指出了诗人的毛病和不足。钱钟书具有超乎常人的归纳能力，对每个人的成就和缺点都能切入重点，例如在苏轼的序中点明苏轼风格上的最大特色在于比喻的丰、新鲜和贴切，不但具体引用苏轼的诗来做例证，而且同时举出《庄子〉，《诗经〉，和其他诗人的作品以说明中国诗歌有注重语言形象化的传统；接下来又指出苏轼的毛病在于用典泛滥，过于排铺。还有一些诗人的小序写的妙趣横生，令人读之不禁一笑，比如在王令的小序中说他“受韩愈、孟郊、卢仝的影响很深，词句跟李觏的一样创辟，而口气愈加雄壮，仿佛能够头天外，把地球当皮球踢着似的，大概是宋代里气概最阔大的诗人了。”一句话就写活了王令的为人。

《宋诗选注〉自初版几十年来一直为诸多大家青目，大多数人的评价为序、注要远远好于所选的诗。剧作家沙叶新对此有精妙的评论“就像在婚礼上，伴娘却比新娘漂亮，给宾客平添了不少惊喜！”。“晨书冥写细评论，诗律伤严敢市恩。”这是他在选诗的时候自己写的诗句，钱钟书是才子而非呆板学究，他的注充分体现了他的隽永的写作风格和严谨治学风格。上世纪五十年代那样一个充斥着生硬的机械化和千人一面的标准化学术语言的年代，这样一部富有智慧和趣味的著作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有人说，钱钟书的缺点在于喜欢掉书袋，旁证博引反而使人不知所云，而实际上这正体现出他的严谨，自信和那么一点可爱的名士风流。

第二篇：《宋诗选注》作业

《宋诗选注》作业

宋代佛儒思想的碰撞及其对范成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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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佛的斗争和融合经南北朝、隋唐，至宋达到了顶峰，宋代佛教出现了禅教并重、援儒入佛的情况。宋代高僧延寿（904-975）针对当时天台、华严、唯识诸教相互矛盾及与禅宗的矛盾，约请三宗“知法比丘”，就佛教的一些基本问题共同讨论，并以“心宗旨要”而折中之。使得佛教内部各教派的佛法思想基本得到统一。高僧智圆（976-1022）自号“中庸子”，他宣扬儒佛合一，晚年更提出“总如为本”的见解。他说“夫儒、释者，言异而理贯，莫不化民俾迁善远恶也。儒者，饰身之教，故谓之外典也；释者，修心之教，故谓之内典也。惟身与心，则内外别矣。蚩蚩生民，岂越乎心哉？非吾二教，何以化之乎？”。而援儒入佛的另一典型人物是高僧契嵩（1007-1072），他将佛教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相等同，把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和佛教的慈悲、布施等教义等同起来。认为佛教同样有益于治道。他极力宣扬儒佛“心同而迹异”，盛赞中庸，大谈孝道。

2、援佛入儒

就儒家而言，宋代已经出现许多不出家受戒的佛门弟子，如杨亿、李遵勗、张商英等，还有更多的士大夫，虽未皈依佛门，但却精通佛典，而很多的文人大家如王安石、二程、二苏、杨时、晁公武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他们积极发掘佛教的思辨方法，建构起了一个完整的范畴体系。这个体系以“明于庶物，察于人伦”为原则，将理与气、动与静、体与用、心与物、性与情、诚与敬、仁与爱、理与欲、知与学等作为相互对应的范畴来使用，使儒学更富有思辨性和哲理性，从更高层次把握自然和人的关系，以及人与人和人的身与心的关系。方克立先生说，宋代儒学“以复兴儒学的形式出现，实际上受到了佛、道思想的深刻影响，在哲学上突出地表现为重视本体论之建构和心性

①哲学中心地位之确立。”方克立先生的这句话正好谙合了宋代禅宗所信奉的“顿悟”、“见性成佛”、“非心非佛”等学说。体现了儒家对佛教的吸收和运用。

① 石训、朱保书主编《中国宋代哲学》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第467页。

矛盾的人生，痛苦的人生。在佛教看来，人生便是痛苦，人间世界便是苦海。因而，佛教主张人要出家修行，专心静穆，屏除百事，亦即超俗出世，以求彻底解脱社会人生附加于人的种种束缚和苦难；而儒家则重视人生的地位，并赞美人生，重视社会组织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注重社会整体结构。儒家的人生理想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积极入世的。二者存在着本质的差别，不可能走向真正的“合一”，更不可能简单地“合并”。就像牟宗三说的：“人皆谓宋明儒受佛老之影响，是阳儒阴释，儒释混杂。实则宋明儒对于佛老了解实粗略，受其影响盖甚小。„„故儒自是儒，道自是道，佛自是佛，虽有其共通之形态，而宗义之殊异不可泯。”①

佛儒思想对范成大的影响

范成大是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一生有一千九百一十六首诗歌，诗歌创作贯穿其整个一生。诗歌作为诗人主体思想情感的载体，我们可以通过它探究到诗人的思想及生命历程，所以从范成大的诗歌中可以清楚的把握到佛家思想对范成大的一生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与范成大等传统士大夫所固有的儒家思想始终进行着激烈的碰撞，此起彼伏，但最终占据了范成大的思想之主流。

关于范成大诗歌创作的分期，今人周汝昌先生提出了“五个分期”说。他在《范成大诗选·引言》中谈到：“综观范成大一生，约略可分为五个时期：由十四、五岁始为诗文、连遭亲丧起，十年不出，为第一个时期。从习举业、中进士、初作徽州司户，这十年左右，为第二个时期。入杭作京官以下，约十年，为第三个时期。外任镇帅，亦约十年，为第四个时期。从建康告闲退休，亦约十年，为最后一个时期。②如果是对范成大的生平和对诗歌进行整体或分类研究的话，这个分期都是很合适的，但如果要探究范成大的佛儒思想，这个分期则显得不太分明，所以本文将范成大的一生分为未仕时期、仕宦时期、至仕时期，以便更好的对范成大的儒佛思想进行分析。

①②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97、498页。周汝昌 《范成大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11月第15页。

修行方法，或许是深深吸引范成大的一个地方，它为范成大提供了一个心灵得以庇护及安息的场所，所以这应该也是范成大自少就与佛家结缘的一个原因。

范成大在父母病故之前，生活可以说还是很富足的，其情绪也是高昂和激越的：

少年豪气合摧锋，青鬓朱颜万事慵。畴昔四愁无梦到，及时一笑有谁供。诗情饮兴如云薄，草色花光似酒醲。千里春心吟不尽，下楼分付晚烟钟。”（《登西楼》）

少年行乐怳尚记，瑶林珠树中成蹊。犬骄鹰俊马蹄快，狡穴未尽须穷追。（《次韵李子永雪中长句》）

少年豪纵。袍锦团花凤。曾是京城游子，驰宝马，飞金鞚。旧游浑似梦。鬓点吴霜重。多少燕情莺意，都泻入，玻璃瓮。（《霜天晓角·少年豪纵》）①

由上所引可以看出，在范成大青少年时期确实度过了一段放浪不羁的车马衣轻裘的快意生活：华衣宝马，驰骋京城，尽显意气豪纵的英姿；寻访青楼勾栏，留恋酒色欢娱，一派“京城游子”的举止风貌；还有酒兴诗发，秉烛夜吟的风流雅趣；雪中猎兔，奔走穷追的粗豪都形象地展现了范成大少年时代无忧无虑、无拘无束的生活状态。

但是随着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年）范母的亡故、绍兴十三年范父的去世，范成大便移居昆山荐严资福禅寺。周必大《资政殿大学士赠银青光禄大夫范公成大神道碑》曰：“少师（案：指范雩）薨。公茕然哀慕，十年不出。„„无意科举。欲买山，无赀，取唐人‘只在此山中’之语，自号‘此山居士’。”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在范成大父母相继去世后，其生活境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生活水平大不如前，不仅如此，他还要担起家中抚弟嫁妹的重任，加之以日常生计之琐屑，成大持家之艰难可想而知。范成大在遭际家庭变故之后，回忆、比较前后两个时期的生活、气性时亦曾感慨地写道：“少年豪壮今如此，略与残僧气味同”（《元日山寺》）。有与无的戏剧般的幻灭加重了他对人生变化无常的了解，加深了他对佛教思想的认同，所以在父母亡故之后，他才有了十年寄居荐严寺的生活。

① 范成大《范石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8月第3、107、485页。

甘露寺遗事二首》）；有描写世间不平事的如“传呼津吏至，弊盖凌高埃。嗫嚅议讥征，叫怒不可裁”（《长安闸》）；“姑不恶，怨姑还当被姑责。但愿生身复作妇，死别不如生见乐。”（《姑恶并序》）；有着意于评论历史人物的如“嫡长承祧有大伦，老公爱子本平均。”（《读唐太宗纪》）；“父子情深苦亦深，盖天神武一沾襟。”（《重读唐太宗纪》）等。这些诗歌表明范成大在遭受生死考验及家世颓变后，虽对人生痛苦及虚无有所看破，但自小父母那里因袭到的积极用世之心在其体内与佛家的摒弃外物，超脱尘世等思想进行着激烈的碰撞，其内心深处矛盾不堪。

2、仕宦时期儒家思想的凸显

周必大在《资政殿大学士赠银青光禄大夫范公成大神道碑》中所记范雩同年王葆对成大所言“子之先君，期尔禄仕，志可违乎！”①从字面上来看，范成大转入仕宦生涯的原因乃是其父辈好友的诘责以及恐有违父命，但从上文所提到的范成大自少所经受的教育及其在荐严寺十年的矛盾思想可以看出，潜藏在范成大骨子里的文人士大夫的儒家入世用世之心才是真正促使他进入宦途的根本原因，而王葆之诘责与不敢有违父命都只是外因，这种借口就像吴梅村非不欲殉人主，奈何其母尚在一样。但无论如何，随着范成大的应试成功，其三十年的儒家治世功业就此展开，儒家积极用命的思想在这三十年中占据了其思想的主流。

作为文人的范成大在三十年官宦生涯中的业绩是可圈可点的：在处州任上，设法兴修水利，灌溉很广，又在当地人自创的基础上设立了义役法，使胥吏无法措手贪索，减轻了役法害民的程度，处州因为丁钱重得连男婴都不敢养育，他也设法请减；在起居舍人任上，曾就处理狱犯的酷虐和两浙丁钱太重等问题上书进言，均获得了一些采纳。在范成大的官宦生涯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其在出使金国是表现出来了那种不畏强权，舍身为国的大无畏精神，这正是传统文人士大夫忠君爱国思想的最有力的体现。后来他流转于静江、成都、明州、建康 ①于北山.范成大年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21页。

羊耳，未用苦商略。”；《次韵温伯苦蚊》：“小虫与我同忧患，口腹驱来敢倦飞。”；《晓出古城山》：“吏事亦挽我，归路盘朝阳。”等作品，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诗人那种苦闷无奈以及希求解脱，出世无忧的愿望；诗人曾经做过静江、成都、明州、建康的大吏，尤其是在到静江和成都的任上，千里跋涉，路途遥远，险山恶水，艰苦难行，处在这样的情况，诗人自然而然的就会产生一种深陷枷锁，无力挣脱的痛感。这时诗人对佛家关于人生苦痛的认识就会更加深入，对佛家的参禅、静修以期超俗出世之心就会更加强烈。《豫章南浦亭泊舟二首》：“来朝风一席，随处且浮家。”；《珠塘》：“路傍行役苦，随处有柴荆。”；《连日风作，洞庭不可渡，出赤沙湖》：“吾生一叶寄万木，况复摇落浮沧溟。渔蛮尚自有常处，羁官方汝尤飘零。”；《胡孙愁》：“仆夫酸嘶诉涂穷，我亦付命无何中悲风忽来木叶战，落日虎嗥枯竹丛。”；《鲁家洑入沌》：“可怜行路难如此，一簇寒芦尚税场！”这些诗歌就是诗人此种思想的体现。

另一方面，在范氏入仕目睹过官场中的风风雨雨后，常有人生如梦的感慨。隆兴元年，积极抗金的胡栓为秘书省少监，这年他曾上书论政令，用语及情感甚为激越，因此范氏有次韵诗：“斯言向来立，千古敢疵瑕。有命孤蓬转，何心劲箭加。人穷名满世，天定客还家。回首冥恩怨，虚空不着花。”范氏显然是以释家的命理来规劝胡栓不应太冲动，生命一切都是虚无的，何必去缔结这些恩恩怨怨呢？功名利禄之争也完全和蜗角的争斗一样是虚无的。他认为事从口生，只有心如枯井，消除一切欲望，人生方能清净。经历了人生的大风大浪，东归后的他更有人生如梦的感慨：“二千里往回似梦，四十年今昔如浮。”（《宋举老归庐山》）

所以，在范成大仕宦期间，虽说用世思想占据着他思想的主流，但佛家的出世思想也和他如影随形，在他痛苦无奈时给予他一定的舒缓和解脱。

3、至仕时期佛家思想的回归

在仕宦的晚期，由于历经宦海的沉浮、衰老和疾病，范成大人生

已，人便可领略天地造化，享受人生的快乐。范成大诗中有很多是表现这方面内容如“习闲成懒懒成痴，六用都藏缩似龟。”（《习闲》）；“林下故人知几个，就中老子得闲多。”（《放下庵即事三绝》）。范成大对白居易晚年生活态度的审度，较突出地反映了他的这种人生思想。诗共有三首：

“乐天号达道，晚境犹作恶。陶写赖歌酒，意象颇沉著。谓言老将至，不饮何时乐？未能忘暖热，要是怕冷落。我老乃多戒，颇似僧律缚。闲心灰不然，壮气鼓难作。岂惟背声尘，亦自屏杯酌。日课数行书，生经一囊药。若使白公见，应讥太萧索。当否竟如何？我友试商略！”（《读白傅洛中病后诗戏书》）；

“香山晚岁错芳辰，索酒寻花一笑欣。列子御风犹有待，邹生吹律强生春。若将外物关舒惨，直恐中涂混主宾。此老故应深解此，逢场聊戏眼前人。”（《再题白傅诗》）；

“白傅病犹牵爱，晃公老未断嗔。莫问是情是性，但参无我无人。”（《自箴》）

范氏认为白居易虽“号达道”，但他内心并没有忘却外物，而常为之“作恶”，心绪不平，其情感的波动仍需依赖歌酒来陶写、渲泻。这是一种“有待”的生活，是混淆了静修与外物的关系。诗中表白自己已离情舍欲，内心不再为外物所激发，如死灰不复再燃一般，过着屏弃了歌酒，只以书药为伴的“闲心”生活。

对“闲”的寻求，又促使他更趋向于注重日常生活的享受。《殊不恶斋铭》中“困则佳眠，饥（则）大嚼。但觉日月之舒长，不知户庭之寂寞。愧何修而何为，而擅区中之闲乐。”这一段言语便已流露出了这种倾向。“憨憨与世共儿嬉，兀兀从人笑我痴。闲里事忙晴晒药，静中机动夜争棋。心情诗卷无佳句，时节梅花有好枝。熟睡觉来何所欠？毡根香软饭流匙。”（《睡起》），在憨痴的面目下，诗人更注意于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事情，下棋、写诗、观花、睡觉、吃饭，甚至连晴日里晒药似乎也成了一件使人感觉得有乐趣的事情。

“习气不解老，壮心故嵯峨。忽与乡曲齿，方惊年许多！有眼不自见，尚谓朱颜酡；今朝镜中逢，憔悴如枯荷。形骸既迁变，岁华复蹉跎；悟此吁已晚，既悟当若何。乌兔两恶剧，不满一笑呵；但淬割

[12]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13] 朱人求.宋代儒佛关系的澄清与拓展——评《儒士视域中的佛教——宋代儒士佛教观研究》[J].学海，2010年，01期.[14] 赵彩芬.浅谈儒教佛的碰撞对中国古代文学名家的影响[J].邢台学院学报.1994年，03期.[15] 林德龙.一个士大夫的进退出处——范成大万年归居退闲生活与佛道思想[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01期.[16]周宝珠等主编.《简明宋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17]石训、朱保书主编.《中国宋代哲学》[M].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5-

第三篇：《宋诗选注》读书笔记

最近读了钱钟书先生《宋诗选注》，获益颇多。其实说实话，以前自己对于宋诗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想，只觉不过就是宋代人所作诗歌，以区别于唐诗罢了，读了钱先生《宋诗选注》，才开始对宋诗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宋诗选注》（钱钟书撰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一九五八年初版之后,之后重印七次，作者都作过均有所校订。一九九二年第七次重印时，钱先生又对注解作了增订，并作为补页附于书末。把理论性、知识性、趣味性熔于一炉；站得高，见得广，说得透。《宋诗选注》是钱钟书集中的一册，书中收入了宋代诗人柳开、郑文宝、梅尧臣、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人的作品，每部作品除原文外均附有较为详尽的注释。

说到诗，我第一想到的会是唐诗，而说到宋，我首先想到的是宋词，对于钱先生《宋诗选注》里所选诗歌，熟悉的少之又少，除了那些以前所学教材所选，其余基本没听说过，更别说读过了，读了这本书，最大一感受就是自己的浅薄。就《宋诗选注》而言，江西派三宗的诗，黄庭坚三首、陈师道五首、陈与义十首，江西派大将的诗，洪炎两首、韩驹一首、吕本中四首、曾几两首，苏轼十八首、陆游二十七首，相比之下，悬殊很大，特别是黄庭坚的诗选得如此之少，而在我印象中，黄庭坚作为宋诗主要流派之一江西派的鼻祖，名气可想而知，对此难免会有疑问，或许是因为对于宋诗的注本仅仅还只读了此本的缘故。但是钱先生在《宋诗选注》香港版前言中评论本书说“它既没有鲜明地反映当时学术界的‘正确’指导思想，也不爽朗地显露我个人在诗歌里的衷心嗜好”。鲁迅先生对于选本有一句话：“倘有取舍，即非全人，稍加抑扬，更离真实”，可见，要作好此项工作，并非易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在我看来，评论宋诗不能脱离它的背景——那就是唐诗。在《宋诗选注》的序中，钱先生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来说明这个问题，“据说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在东宫的时候，每听到他父王在外国打胜仗的消息，就要发愁，生怕全世界都给他老子征服了，自己这样一位英雄将来没有用武之地。紧跟着伟大的诗歌创作时代而起来的诗人准有类似感想。”只是宋代诗人没有看着唐诗的盛极而时时担忧，而是面临着一座高山，原本登上山顶即为赢家，只是当他们到达山脚下的时候，唐人已经登上了山顶，根本没有比赛的时间。鲁迅先生曾说过“中国的好诗到唐朝都已作完”。“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诗歌的世

界固然无边无际，要么后来居上，打破记录，或者异曲同工，别开生面；要么就是学习唐诗，这样又往往会戴上优孟衣冠的帽子，或者如黄庭坚评晚唐体之说“刻鹄不成反类鹜”。但就一个时代的诗或一个诗派而言，没有自己的艺术风格一定是失败的。宋诗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反古曰复，不滞曰变。若为复不变，则陷于相似之格。”这是唐人的说法，“不求与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与古人异而不能不异。”这是宋人的话，另辟蹊径似乎缘于被逼无奈。宋诗固然没有唐诗那么盛大繁荣，丰富多彩，虽显得清浅，口味略淡，却不失自己的韵味，钱先生的这一选注，让宋诗更加的清晰，明白。如果说宋词，极尽艳丽之能事，那么宋诗则是以素面照人的。读宋词，你能记得的“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浓浓妆容，宋诗很多时候却是素朴的向你讲述。宋词让你记住柳眉如削，而宋诗则是向你缓缓走来的情净女子，温婉，真实。如果说唐诗是一场盛宴，那么宋诗就是小酌，两三样小菜，清淡的颜色。雅起来了。少了唐诗的雄健豪迈气象。但这也是一种风格。说到这，我想起最近刚好导师在说缪钺先生的《论宋诗》，缪钺先生对于唐宋诗的比喻颇有意思，他说“唐诗如芍药海棠，秾华繁采；宋诗如寒梅秋菊，幽韵冷香。唐诗如啖荔枝，一颗入口，则甘芳盈颊；宋诗如食橄榄，初觉生涩，而回味隽永。譬诸修园林，唐诗则如叠石凿池，筑亭辟馆；宋诗则如亭馆之中，饰以绮疏雕槛，水石之侧，植以异卉名葩。譬诸游山水，唐诗则如高峰远望，意气浩然；宋诗则如曲涧寻幽，情境冷峭。”唐诗之

美在情辞，宋诗之美在瘦劲，暂且不说他的观点符不符合唐宋诗的特点，只是无论古人或是今人，在研究一件东西之时，常常以比较法占主要地位，但在这句话中，我个人认为情辞乃说诗歌艺术手法，而瘦劲乃说诗歌艺术风格，还是因为我读书甚少，见识浅薄也不为知，这仅是我个人的疑问。

我很喜欢钱先生这本《宋诗选注》，应该说它是一本很难得的注本，以前看书看到这种竖排繁体就觉得头疼，但是这本书给了我不一样的感受，虽然在读书过程中还是有一定的困难，比如很多繁体字不认识这样就需要花大量时间在查生字词上面，但是觉得自己受益良多，很多诗选对诗人的介绍不过生平简历，平淡无奇，而钱先生此书则更偏向于诗人个性，诗家渊源，创作风格以及诗坛趣事且用语风趣，如评价王安石的俚语入诗如同大观园中建稻香村，刚叹惜完陆游没为苏轼诗集作注，又在介绍秦观时爆料陈师道发牢骚苏轼待秦观比待自己亲热，然后又冷讽后人对山谷诗的疑神疑鬼，将大儒叶适比作鸵鸟等等，虽然如鲁迅先生所说，稍加抑扬，则更失真实，但是钱先生在诗人的介绍中虽有自己的主观情感与判断，但却也相对客观，主要是给读者耳目一新之感。而先生对所选诗所作的注解更是让人拍案，他不光语言平易风趣，文章典故信手拈来而看不见一点学究气，而且在对诗的注解中常常将诗句词语来龙去脉解释得一清二楚，如郑文宝的《柳枝词》中那句“不管烟波与风雨，载将离恨过江南”，刘攽《新晴》中“惟有南风旧相识，径开门户又翻书”，黄庭坚《病

起荆江亭即事》中对“正字不知温饱未，西风吹泪古藤州！”的注解，还有对王安石那句“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的来源让我们似乎看到王安石来回踱步苦思冥想的模样。

对于宋诗，有褒有贬，这也是自然之理。以“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为一大特点的宋诗，有时候是给人一种生硬、晦涩难读的感觉，但又因此而具理趣，但宋诗里也有很多清新淡雅的好作品，如王质《山行即事》、刘攽《新晴》、杨万里《过百家渡》等等作品，都觉清新自然，不逊于唐诗。每一时代的作品都或多或少会打上本时代的烙印，宋诗当然也不例外，如何评价宋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我个人就此说些自己对宋诗的认识和感想，并无什么深刻的东西，这与个人的学识修养息息相关，期待自己能不断进步，一句话，多读书。不足之处，望老师多批评指导为谢。

第四篇：宋诗选注读后感

钱钟书笔下的“宋诗”

读了钱钟书先生的《宋诗选注》之后，你会发现虽然宋朝在我们的印象中好像不是很太平，但是在宋朝却出现了一大批名垂青史的文人骚客，如苏轼、欧阳修、寇准、范仲淹、王安石、岳飞、文天祥、沈括、辛弃疾、朱熹、李清照等。如此简单的罗列出来，可能有的人会不明白，就以一个事情为例，“在古今中外最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中，宋朝就占了六位之多，”由此可见，宋朝当时的文化是何等的辉煌!

此外，还因为当时宋朝正好收拾了残唐五代的那种混乱的割据局面，使人民获得了比较长时间的统一和稳定，促使经济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百姓也因此获得了物质上的满足，开始了精神上的追求。于是便出现了后来“诗”和“词”，（“词”自唐末兴起，经五代至宋已经达到全盛，因此有唐诗、宋词、元曲等并称）。有大量的文人学子开始了诗歌的创作。北宋有沈括、辛弃疾、朱熹和李清照等；南宋有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和尤袤等。纵观历史，可以说“诗”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精髓，在宋朝时期，人们把对“诗”的诠释提升到新的层面 一个更加大众化的普及层面，一个更加自由的格律层面，宋朝虽然是“词”的全盛时期，但是同时是一个“诗”的国度。

在《宋诗选注》中，钱钟书先生对宋诗的评价，我把它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诗”和“史”的不同

二、宋代的五七言诗反映部分真实的社会现象

三、宋诗所存在的缺点

首先，钱钟书先生认为《诗史》的看法是一偏之见。在他看来，诗是有血有肉的活东西，史诚然是它的骨干，然而假如单凭内容是否在史书上信而有征这一点来判断诗歌的价值，那就仿佛要从爱克司光透视里来鉴定图画家和雕刻家所选择的人体美了。通过以下几个例子可以来说明，历史资料只是局部说明诗歌内容上的真实性，但并不能作为衡量诗歌的唯一标准。

1、梅尧臣的《田家语》和《汝坟贫女》和注释引了司马光的《论义勇六札子》来印证诗里所写当时抽点弓箭手的惨状。

2、王禹偁《对雪》的注释里所引的李复《兵馈行》。

3、范成大的《州桥》，注释引了范成大自己的以及楼钥和韩元吉的记载来说明诗里写的事情在当时并没有发生而且也许不会发生。

另外还从书写时作者所表现出来的情感程度不同，说明了“诗”和“史”的不同。萧立之的《送人之常德》，就可以说明这一观点，作者在诗中引了方回的逸诗作为参照，说明宋末元初有些人的心理是：要是不能抵抗蒙古人的侵略，就希望找个桃花源去隐居，免得受异族的统治。

简而言之，史料只是把一件事叙述的详细而已，但是诗歌却在经过一番提炼和剪裁，就能够把一件事情表现的更集中、更具体、更鲜明，产生一种既强烈又深永的效果。诗歌是具有一定的艺术特性的，而并不只是简单的反映历史。

后来因为诗人的出生地位发生了改变，观念发生了改变，致使后来的五七言律诗的题材也发生了改变。譬如后世哄传的宋江“聚义”那件事，当时的五七言诗里都没有“采著”，而只是通俗小说的题材，像保留在《宣和遗事》前集里那几节，所谓“见于街谈巷语”（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上载龚开《宋江三十六赞》）。

而在阶级问题上，文人们可以说是“墙头草，随风倒”的一种形式，他们一方面宣扬爱国思想，同情人民，但都只是动动嘴皮子，当真的要反抗时，他们还是站在了官府的那边。就好像在北宋的诗歌里对于梁山泊的描述都是宋江“替天行道”之前的，如苏辙的《栾城集》卷六《梁山泊》，又《梁山泊见荷花忆吴兴》第五首：“菰蒲出没**际，雁鸭飞鸣雾雨中；应为高人爱吴越，故于齐鲁作南风。”）而文人士大夫们对于宋江的评价也只是“乱臣贼子”

并不像元明诗中所称颂的“好汉”形象。

在诗歌写作上，大多讲“理性”和“道学”而少写爱情，即使有，在内容上也都比较淡薄、笨拙、套板，毫无趣味。像朱淑真《断肠诗集》里的作品，实在肤浅得很，只是鱼玄机的风调，又添了些寒窘和迂腐。

钱钟书先生还指出宋诗在写作上习惯性的喜欢讲道理，发议论；但是所讲的道理又往往粗浅，议论往往陈旧，也煞费笔墨去发挥申说。这种风气，韩愈、白居易以来的唐诗里已有，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宋代诗人在诗歌写作上缺少内容性。有关这一点在南宋时期，金国的作者就曾评价宋诗是“衰于前古„„遂鄙薄而不道”；宋代著名诗人王若虚也曾评价宋诗“亦有以自立，不必尽居其后”。后来，严羽也对宋朝的诗歌作出了公允的评价：“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可见宋诗的缺点是一目了然的。

也就因为这一点使宋诗的社会地位在明朝遭到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质疑，但是到了清朝，宋诗又再次得到了认可。

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过分的追究宋诗的创造性，就如钱钟书先生所说的诗歌的世界是无边无际的，前人占领的疆域愈广，继承者要开拓版图，就得配备更大的人力物力，出征得愈加辽远，否则他至多是个守成之主，不能算光大前业之君。是个也正如此。唐代诗歌的造诣其实已经很高了，对于宋代诗人来说既是一种产业，也是一种挑战。因此，宋代诗人会在技巧和语言方面精益求精，但是，同时也因为有了唐代诗歌这一个宝库的存在，使大部分宋代诗人开始学习唐代诗歌。也就有了后来明朝人看不起宋诗的原因了，认为宋诗学唐诗而不像唐诗，但是这不同之处正是宋诗创造性和价值所在。它不会像明人学唐诗那样完全缺失了本身的个性。凭借了唐诗，宋代作者在诗歌的“小结裹”方面有了很多发明和成功的尝试，譬如某一个意思写得比唐人透澈，某一个字眼或句法从唐人那里来而比他们工稳，这就是宋代人的成功。

总而言之，在我认为既然宋人能够把唐人修筑的道路延长，疏凿的河流加深，这就是宋诗的成功；而能够时刻做到“不求与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与古人异而不能不异”，即“合”中求“异”，这就是宋诗的独特之处。其实在某些方面，我们应该学习宋代文人们，就像我们写论文一样，现在其实大部分前人都有研究过，但是我们就是要在这个基础上，以我们的观点，去深入研究它们，创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来。

第五篇：宋诗选注读后感

宋诗选注读后感

沈德潜说：“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诗运一转关也。”宋朝诗人崇尚声色，追求艺术形式的完善与华美。萧子显说：“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更是宋朝诗人另辟蹊径，努力创新的理论总结。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中，诗兴盛在唐朝，词繁华在宋代，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与唐诗一脉相传的宋诗地位，却一直摇摆不定，从拾唐诗牙慧到出于唐诗而胜于唐诗，各家理论，百家争鸣，林林总总却又褒贬不一。《宋诗选注》，在我看来，是钱钟书先生编得一部“文学经典”，注解字字珠玑，让读者觉得“诗是有血有肉的活东西”。

大多数人认为宋诗劣于唐诗，甚至认为宋“一代无诗”。他们认为宋诗的毛病在过于追求理致，驰骋辩驳，不如唐诗真率多情、生动活泼。但是钱钟书先生就很客观的评论“宋诗的成就在元诗、明诗之上，也超过了清诗。我们可以夸奖这个成就，但是无须夸张、夸大它。”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认为，大都数的学者其实都是顺着前人的批判而进行再次批判，“学唐诗而不像唐诗”，这句话其实并没有错，但是，钱钟书先生在评价宋诗时能够十分客观，指出其好的一面，当然也会指出其不好的一面，从心所欲不逾矩。关于宋诗的特点，一般认为最主要的是议论化、散文化。宋诗形成自己的这一风格特征，有著深刻的时代根源。众所周知，北宋时期，时局动荡，政治改革、朋党之争、主战主和，绝大多数诗人具有官僚和知识分子双重身份，“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是这批人的共同特点。我认为，这也就宋诗的创造性和价值所在，在唐代诗歌格律完备、意象纯熟、臻于顶峰的情况下另辟蹊径，为近世诗歌的发展提供了富有时代意义的榜样。在宋代，也涌现出一批批十分优秀的诗人，例如：苏轼、黄庭经、王安石、陆游等等。我最喜欢的诗人是苏轼。喜欢他的洒脱，“草头秋露流珠滑，三五盈盈还二八”，喜欢他的浪漫，“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昔是何年”，喜欢他的多情，尽管“多情总被无情恼”，“不思量，自难忘”，喜欢他的超脱，既然生命“渺沧海之一粟，寄蜉蝣于天地”，那何不“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

喜欢宋词的人也许更着眼于它的优点，诚然，宋词也是有许多不尽人意处。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大不幸，放纵了摹仿和依赖的惰性，旧货翻新，把巧妙的裁改差补来代替艰苦的创造，都没有向自然形态的东西里去发掘原料。唐诗主情致，宋诗重理性，宋诗不少作品缺乏形象性、音乐美，感染力不强。而且，在选注中，钱钟书先生能够做到一视同仁，干净利落客观地对诗人进行了评价与定位，不但说出了诗人们的成就，而且也直接的指出了诗人的毛病和不足。这真真是极好的！

总之，若是闲来无事，细细品读这本选注，想必会受益匪浅吧！

汉语言文学1102

高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