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关于《宋诗选注》注解中的缺失
关于《宋诗选注》注解中的缺失
十年前，我写了一篇短文，题目是《“莳未匝”注解之误》。短文指出钱锺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1978年重印）中“莳未匝”句的注解有误。短文有幸在《文史杂志》2003年第6期上发表，随后，得到一位读者不满意见的回应；再后，更有读者当面向我质疑：钱锺书先生是当代学术权威，其《宋诗选注》是公认的佳作，岂有“硬伤”可言？
我以为，像这样的“学术问题”是可以讨论的，况且能借以请益于方家也很好。窃以为，钱先生文才得天独厚，学问渊博，然而不是农民出身，或恐不谙农事而致训解中存在某些相关的失误。况且，就此提出意见，丝毫不构成对学界权威的贬损。下面，摘录我那篇小文开始的一段：
宋人杨万里诗《插秧歌》：田夫抛秧田妇接，小儿拔秧大儿插。笠是兜鍪蓑是甲，雨从头上湿到胛。唤渠朝餐歇半霎，低头折腰只不答。秧根未牢莳未匝，照管鹅儿与雏鸭。
钱锺书《宋诗选注》“莳未匝”句注云：“秧还没插得匀”。在下句“照管”下注云：“小心提防。”
秧苗“插得匀”否，实与“提防”无关，就因为“莳未匝”不得其解而语意欠安„„
接着，短文在后面论证其“注解之误”，并着重说明诗中之所谓“莳未匝”，是说移栽水田的秧苗还未生根分孽等等。
那篇短文所引起的质疑至今还存在，反倒让我有一丝欣慰，说明这类文章还有读者；今天再以指出，多加解释，还有意义，或许能够有益于活跃“学术”氛围。现在这里关于《宋诗选注》的又一篇文章，仍欲说明钱先生著《宋诗选注》时，因不熟悉农村某些情况而致对宋诗有关词语注解的缺失与错误。以下扼要列出，借助古今某些农村情况来加以说明。
一、对赵汝?《耕织叹》“耘耔”注解之误
《耕织叹》叹耕织两事，各一段，兹录前面“耕”段：
春耕农工动阡陌，耕犁纷纭牛背血。种莳已?谈丛篷瑁?久晴渴雨车声发。往来巡视晓夕忙，香穗垂头秋登场。一年辛苦今幸熟，壮儿健妇争扫仓。官输私负索交至，勺合不留但糠秕；我腹不饱饱他人，终日茅檐愁饿死！
《选注》对这整首诗的注解共四项，以上“耕”段只占一项，即注解[二]：
“莳”见杨万里《插秧歌》注[二]；“耘耔”两字出于《诗经》里《小雅》的《甫田》，“耘”是除草，“耔”是下肥。
上面说过，《选注》对杨万里《插秧歌》“莳未匝”注解有误，这里对“种莳已?谈丛篷琛币簿湍衙飧?着误解。诗人赵汝?《耕织叹》在深深叹息农民“愁饿死”“愁冻死”那缺食少衣的境况，容易看出：耕、织两段各叙四季生活，下面单说“耕”的四季。
春耕季节农民繁忙辛苦，耕牛也遭罪，“牛背血”极言其犁耙之苦；夏季，既要收割小春作物、又要忙大春的插秧，是最为繁忙劳累的季节，正如华岳《田家诗》所说“老农锄水子收禾”那样。这个繁忙季节，在此后约八百年的当代“人民公社” 时期，就叫它作“大战红五月”！到了秋季，谷穗“勾头”（农家语），即“香穗垂头”，就忙于收割、打谷、晒场、收场，天气炎热难熬而农民却希望天天大太阳！入冬，收了粮食却不能吃饱饭，因为“官输、私负”交相索要，几乎只剩下秕（不饱米的谷粒）糠了。由此诗可见，这个宋朝“江湖派”诗人熟习的农事，连今天的村社（乡）干部也未必知晓。
钱锺书先生对本段的注解（见前引注[二]），正好又能看出对“莳”的训解失误。“种莳已?谈丛篷琛钡脑篷枇阶止倘豢杉?于《诗经?小雅?甫田》，但那“甫田”中的“耘耔”却不是这里对“莳”（水稻）的“耘耔”。
《小雅?甫田》云：“今适南亩，或耘或耔，黍稷?o?o”，孔疏：“言彼适于南亩，耘耔黍稷”，“耔，音兹，壅禾根也”（《毛诗正义》卷十四）。孔疏甚明，“甫田”所种是高粱之类，其“耔”为下肥壅土，当然不错；而宋诗《耕织叹》“种莳已?谈丛篷琛敝?“耔”，《选注》谓为“下肥”就不确切了。这诗说“种莳已?谈丛篷琛保?就是杨万里诗所说栽插秧苗全部完成后，即“莳已匝”后的耘耔，实即“薅秧”。水稻秧苗栽插完毕（?逃斜橐澹?，而且秧根已牢、秧苗已开始分孽粗壮（莳已匝），就忙着先后薅秧了。“?獭毖怠氨椤保?且又与“周、匝”同义。《汉书?高祖纪》载“围宛城三匝”就是围了一遍又一遍。这里指秧苗（莳）滋长分孽，株围增大，就要及时薅秧，从而更利于分孽成长。上世纪中期以前，农民下水稻田薅秧须三次，“人民公社”时，农民常饿肚干活，被干部骂为“磨洋工”，薅秧就更好磨，当然谈不上耘耔，甚者致杂草竞长，谷穗稀疏，可见其“耘耔”之重要。从前的年代，农民常在水稻田“薅秧”时为缓解疲劳曼声歌唱，即为“薅秧歌”，非今之所谓“山歌”也，这里顺带提及。
再看紧接“种莳已?谈丛篷琛钡南戮? “久晴渴雨车声发”，更见农民种水稻何其辛苦了。若田高不能导水引流灌溉，又没有设置筒车汲水的有利条件，而久晴不雨，就必须用水车汲水灌溉了。那需要两人并排协作，各以双足用力“车水”（协作如耦耕），水车之声常有夜以继日的。且说在天府之国都江堰自流灌溉地区常见水力运转的“筒车”（又名“龙角车”），只要小河流水，就有日夜汲水的依呜声。没有自转的筒车，又急需灌溉，就只能用上述木制机械的“水车”了，水车咕噜不停，是谓“久晴渴雨车声发”也，这里指的正是人力足登汲水车。稻田保水，直至“香穗垂头”，才能减、停，以待刈割。当然，种水稻也有老天照顾之时，即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中所说“南山雷动雨连宵，今年不欠秧田水”，岂有时常下雨之理？那是诗人的乐观之论，水稻田的辛苦灌溉决不可少，只想打雷下雨，肯定不行。
后面“官输私负索交至”句指秋收以后的事，这是指官私一体，即晚唐皮日休《橡媪叹》中所写，“熟稻”舂为米粒纳于官家，而“狡吏不畏刑，贪官不避赃，农时作私债，农毕归官仓”，以权谋私的事，唐宋早已有之，是谓“索交至”也。紧接下句“勺合不留但糠秕”，说稻粮终于收刮殆尽，给官家上缴了白米，留下了谷糠和“秕”。秕，我天府之国农民称作“二粱子”，不够碾米的资格，碾也碾不出米粒，即“不成粟也”（《说文》）。《左传》段注：“若其不具，用秕稗也”，即至今还有骂人所说的“恍壳”。
本文不惮辞费，意在说明诗歌所言并不夸张，上世纪的特殊年代，农民连糠秕也吃光。或问“但糠秕”的南宋农民又如何过来？答案应是“瓜菜半年粮”，至于瓜菜、糠秕也吃不上了，就过一天算一天，过一时算一时，只怕“愁饿死”的忧虑都麻木了。
《选注》对“耘耔”注解有误，对以上重要的“章句”注解有失，这里不妨补充出来。
二、对戴复古两诗的农事注解有误有失
先说戴复古《织妇叹》，《选注》注解一处失误，另两处应解而失解：
绢未脱轴拟输官，丝未落车图赎典[一]。（注解）[一]赎回当掉的东西。
《选注》未深解“赎典”而误注。这两句应是说：织绢未成已计划上交官家，缫丝未完已准备取回债据。窃以为，“典”应有“典当”与“典质”二义。“典当”，如杜诗《曲江》“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此时杜甫仍有当年“裘马轻狂”（《壮游》）的洒脱气，况且“杜曲尚有桑麻田”，家境还殷实，所以此诗第三句敢说“酒债寻常行处有”了。典衣在安史之乱前，时杜甫还相当于“官二代”。也许杜甫真把“轻裘”之类衣物典当了，他是有物可典；而宋诗《织妇叹》中，这农家一贫如洗，还有何物可“当掉”？不能度日也得想法度，只有以画押的字据为“典”了，也就是“二月卖新丝”（李绅《悯农》），其实是悲哀的“预售”。
《织妇叹》共八句，以上是第三、四句。再说末两句：
有布得着犹自可，今年无麻愁杀我[二]。
本句《选注》的注解[二]，征引五项用“尚可”的例句来解释“自可”。如《古乐府?独漉篇》“泥浊尚可，水深杀我”、《汉书?王莽传》“太师尚可，更始杀我”、《后汉书?南蛮传》“虏来尚可，尹来杀我”等等。窃以为，这些“尚可”句组的两句紧密相连，“尚可”作两相比较的关连词。例如“泥浊”与“水深”比，犹言“泥浊只算小事情，水深要命才可怕”，其它仿此。以这些“尚可”来解释“自可”，并不切合。反不如引证王安石《示德逢》诗中的“自可”：“处世但令心自可，相知何借一刘龚”。“自可”一词，宋朝即有，不必远求“尚可”。尚可句这种比较判断的感叹与织妇“有布得着犹自可”的“自慰”之叹显然不同。织妇叹息：我的衣裳还勉强能穿（“织妇布衣仍布裳”），说有衣蔽体自身还过得去（“有布得着犹自可”），而父母丈夫儿女衣衫褴褛怎么办啊？吃的问题大（种稻梁），而穿的问题也不小（种桑麻），饥寒始终困扰着农民。在农村，可以说桑麻与赋税系连，与生存攸关。“但道桑麻长”“把酒话桑麻”就是人们都知道、关注的。上世纪，凭布票才能买到棉布，“烟麻”尚且一度由国家计划生产、统购统销，可见还没有棉布纺织的宋朝种麻是多么重要了。然而织妇一家为能“输官”“赎典”，有时又不能不放弃种麻，当然会有“今年无麻愁杀我”之叹了。
以上有关农民生活及其所思所想，《选注》则有所不知而误解或失解。
下面再说戴复古另一首《庚子荐饥》，诗歌分两段，前段摘录如下：
饿走抛家舍，纵横死路歧。
有天不雨粟，无地可埋尸。
劫数惨如此，吾曹忍见之？
官司行赈恤，不过是文移。
拙文说这段：宋嘉熙四年，岁在庚子，史载外患接连，饥荒不断，“饥民掠人为食”，“劫数”之惨烈，岂忍目睹！赵宋王朝竟想到“赈恤”而行文，诗人悲叹“不过是文移！”这“文移”实即红头文件，即赵汝?《翁媪叹》中所说“朱书急急符”；当时“文移往返”（陈亮《上孝宗皇帝第一书》），就指“指示”“报告”“批复”“转达”之类，有司岂不知饥民外逃流窜？“文移”之词已见于《后汉书?光武帝纪上》“更始元年”：“于是置僚属，作文移，从事司察，一如旧章。”注：“文书移于属县也”，或谓文移即指文令笺表之类。皇朝统治者搞这些名堂于民何益？
《庚子荐饥》这前段，《选注》无注解。窃以为，诗人陈述农民惨苦，是此诗文献价值所在；末句，尤为重要，而“文移”应加注解，这里就不免词费了。
三、对华岳诗《田家》第三首注解之误
这首诗说农民家一天生活情况，摘录如下：
拂晓呼儿去采樵，祝[二]妻早办午炊烧；日斜枵腹归家看，尚有生柴炙未焦[三]。
（注解：）[二]请求。[三]表示儿子采来的柴不好。
两注恐皆误，先说注[二]：窃以为应作“吩咐、叮嘱”解。祝与属、注，同一声系，其义互通。《诗??{风?干旄》“素丝祝之”，郑笺：“祝当作属”；《国语?晋语五》“则恐国人之属耳目于我也”，注：“属犹注也”；《老子》四十九章“百姓当注其耳目”，朱谦之案：注犹聚也。据以上例证看，“祝妻”是叮嘱山妻（今流行称“老婆”）：注意准备装肚皮的啊！“祝”从示旁，固然有祈愿义，但在这诗中倘作“请求”解，不妥。且说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家庭地位）自暴秦之后逐渐跌落，况且此诗中，说“良人”要下地赶农活，他当然清楚妻子在家辛苦，所谓“请求”，并不妥帖。
再说注[三]：（农汉）在天刚见亮时就叫儿子早早出门砍柴枝，又叮嘱妻子备午炊（实即午后的“晡时”之飧，近晚那第二顿饭），太阳落西，肚皮咕咕大叫，饥饿疲乏，呼吸也有气无力，收工回家一看，柴生饭难熟！虽有俗谚云：湿柴怕猛火，但必须借助干柴燃烧，而柴山上的干柴几乎找不着了，儿子采回的生柴只能慢馒在灶膛焖烧。唐诗杜荀鹤《山中寡妇》“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谁不愿有好柴呢？得过且过，临时砍点生柴来烧煮，是农民都能体验的。当然，也有持斧去找干柴（或较干）卖的专业户，如萧德藻《樵夫》“一担干柴古渡头”的；但这要远走上山去采，不是那急于赶农活的“田家”。上世纪的成都郊县农村，公共食堂下放，燃料奇缺，远郊山区烧湿柴的时候常有。不过城镇居民有蜂窝煤供应，对《田家》烧柴的领会不多。
再说那“枵腹”的况味，不同于今天所谓“肚子饿了”（大约是肚皮底子的差异）。这只有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过来的农民才理会得深些。
总之，《选注》的注[三]所说不恰当，不应是“表示儿子采来的柴不好”，实在是一来要抓紧时间，二来山上也只能采到“不好”的柴了。
结 语
钱锺书《宋诗选注》体现了作者渊博的学问，这是当代一般学人难以企及的。钱锺书先生出身书香名门，具有突出的学术天分与素养及作为大学者能享受到的优遇，是同时代人一般难以达到的。然而任何学问都会留下研究的馀地，也就留下了让别人学习的兴趣；也许这就是“学术问题”之能让读书人由此得到的快乐吧！
人们对学术大家的钦服是常情，而对有所“指谬”的文字难免讶怪，也是常情。不过，窃以为，不是出身农家或难免有不谙农事知识之谬，这比起出身农家而谬说农事，如说一亩产粮几千斤、几万斤乃至几十万斤来，是否更当讶怪？而后者恐怕就不是做学问难免留下一些瑕疵那么简单的问题了吧！再说拙文的“指谬”，倘有不是或不足，亦因学识浅薄所致，尚祈读者指正。
第二篇：《宋诗选注》作业
《宋诗选注》作业
宋代佛儒思想的碰撞及其对范成大的影响
穆延柯0932054027
儒佛的斗争和融合经南北朝、隋唐，至宋达到了顶峰，宋代佛教出现了禅教并重、援儒入佛的情况。宋代高僧延寿（904-975）针对当时天台、华严、唯识诸教相互矛盾及与禅宗的矛盾，约请三宗“知法比丘”，就佛教的一些基本问题共同讨论，并以“心宗旨要”而折中之。使得佛教内部各教派的佛法思想基本得到统一。高僧智圆（976-1022）自号“中庸子”，他宣扬儒佛合一，晚年更提出“总如为本”的见解。他说“夫儒、释者，言异而理贯，莫不化民俾迁善远恶也。儒者，饰身之教，故谓之外典也；释者，修心之教，故谓之内典也。惟身与心，则内外别矣。蚩蚩生民，岂越乎心哉？非吾二教，何以化之乎？”。而援儒入佛的另一典型人物是高僧契嵩（1007-1072），他将佛教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相等同，把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和佛教的慈悲、布施等教义等同起来。认为佛教同样有益于治道。他极力宣扬儒佛“心同而迹异”，盛赞中庸，大谈孝道。
2、援佛入儒
就儒家而言，宋代已经出现许多不出家受戒的佛门弟子，如杨亿、李遵勗、张商英等，还有更多的士大夫，虽未皈依佛门，但却精通佛典，而很多的文人大家如王安石、二程、二苏、杨时、晁公武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他们积极发掘佛教的思辨方法，建构起了一个完整的范畴体系。这个体系以“明于庶物，察于人伦”为原则，将理与气、动与静、体与用、心与物、性与情、诚与敬、仁与爱、理与欲、知与学等作为相互对应的范畴来使用，使儒学更富有思辨性和哲理性，从更高层次把握自然和人的关系，以及人与人和人的身与心的关系。方克立先生说，宋代儒学“以复兴儒学的形式出现，实际上受到了佛、道思想的深刻影响，在哲学上突出地表现为重视本体论之建构和心性
①哲学中心地位之确立。”方克立先生的这句话正好谙合了宋代禅宗所信奉的“顿悟”、“见性成佛”、“非心非佛”等学说。体现了儒家对佛教的吸收和运用。
① 石训、朱保书主编《中国宋代哲学》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第467页。
矛盾的人生，痛苦的人生。在佛教看来，人生便是痛苦，人间世界便是苦海。因而，佛教主张人要出家修行，专心静穆，屏除百事，亦即超俗出世，以求彻底解脱社会人生附加于人的种种束缚和苦难；而儒家则重视人生的地位，并赞美人生，重视社会组织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注重社会整体结构。儒家的人生理想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积极入世的。二者存在着本质的差别，不可能走向真正的“合一”，更不可能简单地“合并”。就像牟宗三说的：“人皆谓宋明儒受佛老之影响，是阳儒阴释，儒释混杂。实则宋明儒对于佛老了解实粗略，受其影响盖甚小。„„故儒自是儒，道自是道，佛自是佛，虽有其共通之形态，而宗义之殊异不可泯。”①
佛儒思想对范成大的影响
范成大是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一生有一千九百一十六首诗歌，诗歌创作贯穿其整个一生。诗歌作为诗人主体思想情感的载体，我们可以通过它探究到诗人的思想及生命历程，所以从范成大的诗歌中可以清楚的把握到佛家思想对范成大的一生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与范成大等传统士大夫所固有的儒家思想始终进行着激烈的碰撞，此起彼伏，但最终占据了范成大的思想之主流。
关于范成大诗歌创作的分期，今人周汝昌先生提出了“五个分期”说。他在《范成大诗选·引言》中谈到：“综观范成大一生，约略可分为五个时期：由十四、五岁始为诗文、连遭亲丧起，十年不出，为第一个时期。从习举业、中进士、初作徽州司户，这十年左右，为第二个时期。入杭作京官以下，约十年，为第三个时期。外任镇帅，亦约十年，为第四个时期。从建康告闲退休，亦约十年，为最后一个时期。②如果是对范成大的生平和对诗歌进行整体或分类研究的话，这个分期都是很合适的，但如果要探究范成大的佛儒思想，这个分期则显得不太分明，所以本文将范成大的一生分为未仕时期、仕宦时期、至仕时期，以便更好的对范成大的儒佛思想进行分析。
①②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97、498页。周汝昌 《范成大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11月第15页。
修行方法，或许是深深吸引范成大的一个地方，它为范成大提供了一个心灵得以庇护及安息的场所，所以这应该也是范成大自少就与佛家结缘的一个原因。
范成大在父母病故之前，生活可以说还是很富足的，其情绪也是高昂和激越的：
少年豪气合摧锋，青鬓朱颜万事慵。畴昔四愁无梦到，及时一笑有谁供。诗情饮兴如云薄，草色花光似酒醲。千里春心吟不尽，下楼分付晚烟钟。”（《登西楼》）
少年行乐怳尚记，瑶林珠树中成蹊。犬骄鹰俊马蹄快，狡穴未尽须穷追。（《次韵李子永雪中长句》）
少年豪纵。袍锦团花凤。曾是京城游子，驰宝马，飞金鞚。旧游浑似梦。鬓点吴霜重。多少燕情莺意，都泻入，玻璃瓮。（《霜天晓角·少年豪纵》）①
由上所引可以看出，在范成大青少年时期确实度过了一段放浪不羁的车马衣轻裘的快意生活：华衣宝马，驰骋京城，尽显意气豪纵的英姿；寻访青楼勾栏，留恋酒色欢娱，一派“京城游子”的举止风貌；还有酒兴诗发，秉烛夜吟的风流雅趣；雪中猎兔，奔走穷追的粗豪都形象地展现了范成大少年时代无忧无虑、无拘无束的生活状态。
但是随着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年）范母的亡故、绍兴十三年范父的去世，范成大便移居昆山荐严资福禅寺。周必大《资政殿大学士赠银青光禄大夫范公成大神道碑》曰：“少师（案：指范雩）薨。公茕然哀慕，十年不出。„„无意科举。欲买山，无赀，取唐人‘只在此山中’之语，自号‘此山居士’。”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在范成大父母相继去世后，其生活境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生活水平大不如前，不仅如此，他还要担起家中抚弟嫁妹的重任，加之以日常生计之琐屑，成大持家之艰难可想而知。范成大在遭际家庭变故之后，回忆、比较前后两个时期的生活、气性时亦曾感慨地写道：“少年豪壮今如此，略与残僧气味同”（《元日山寺》）。有与无的戏剧般的幻灭加重了他对人生变化无常的了解，加深了他对佛教思想的认同，所以在父母亡故之后，他才有了十年寄居荐严寺的生活。
① 范成大《范石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8月第3、107、485页。
甘露寺遗事二首》）；有描写世间不平事的如“传呼津吏至，弊盖凌高埃。嗫嚅议讥征，叫怒不可裁”（《长安闸》）；“姑不恶，怨姑还当被姑责。但愿生身复作妇，死别不如生见乐。”（《姑恶并序》）；有着意于评论历史人物的如“嫡长承祧有大伦，老公爱子本平均。”（《读唐太宗纪》）；“父子情深苦亦深，盖天神武一沾襟。”（《重读唐太宗纪》）等。这些诗歌表明范成大在遭受生死考验及家世颓变后，虽对人生痛苦及虚无有所看破，但自小父母那里因袭到的积极用世之心在其体内与佛家的摒弃外物，超脱尘世等思想进行着激烈的碰撞，其内心深处矛盾不堪。
2、仕宦时期儒家思想的凸显
周必大在《资政殿大学士赠银青光禄大夫范公成大神道碑》中所记范雩同年王葆对成大所言“子之先君，期尔禄仕，志可违乎！”①从字面上来看，范成大转入仕宦生涯的原因乃是其父辈好友的诘责以及恐有违父命，但从上文所提到的范成大自少所经受的教育及其在荐严寺十年的矛盾思想可以看出，潜藏在范成大骨子里的文人士大夫的儒家入世用世之心才是真正促使他进入宦途的根本原因，而王葆之诘责与不敢有违父命都只是外因，这种借口就像吴梅村非不欲殉人主，奈何其母尚在一样。但无论如何，随着范成大的应试成功，其三十年的儒家治世功业就此展开，儒家积极用命的思想在这三十年中占据了其思想的主流。
作为文人的范成大在三十年官宦生涯中的业绩是可圈可点的：在处州任上，设法兴修水利，灌溉很广，又在当地人自创的基础上设立了义役法，使胥吏无法措手贪索，减轻了役法害民的程度，处州因为丁钱重得连男婴都不敢养育，他也设法请减；在起居舍人任上，曾就处理狱犯的酷虐和两浙丁钱太重等问题上书进言，均获得了一些采纳。在范成大的官宦生涯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其在出使金国是表现出来了那种不畏强权，舍身为国的大无畏精神，这正是传统文人士大夫忠君爱国思想的最有力的体现。后来他流转于静江、成都、明州、建康 ①于北山.范成大年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21页。
羊耳，未用苦商略。”；《次韵温伯苦蚊》：“小虫与我同忧患，口腹驱来敢倦飞。”；《晓出古城山》：“吏事亦挽我，归路盘朝阳。”等作品，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诗人那种苦闷无奈以及希求解脱，出世无忧的愿望；诗人曾经做过静江、成都、明州、建康的大吏，尤其是在到静江和成都的任上，千里跋涉，路途遥远，险山恶水，艰苦难行，处在这样的情况，诗人自然而然的就会产生一种深陷枷锁，无力挣脱的痛感。这时诗人对佛家关于人生苦痛的认识就会更加深入，对佛家的参禅、静修以期超俗出世之心就会更加强烈。《豫章南浦亭泊舟二首》：“来朝风一席，随处且浮家。”；《珠塘》：“路傍行役苦，随处有柴荆。”；《连日风作，洞庭不可渡，出赤沙湖》：“吾生一叶寄万木，况复摇落浮沧溟。渔蛮尚自有常处，羁官方汝尤飘零。”；《胡孙愁》：“仆夫酸嘶诉涂穷，我亦付命无何中悲风忽来木叶战，落日虎嗥枯竹丛。”；《鲁家洑入沌》：“可怜行路难如此，一簇寒芦尚税场！”这些诗歌就是诗人此种思想的体现。
另一方面，在范氏入仕目睹过官场中的风风雨雨后，常有人生如梦的感慨。隆兴元年，积极抗金的胡栓为秘书省少监，这年他曾上书论政令，用语及情感甚为激越，因此范氏有次韵诗：“斯言向来立，千古敢疵瑕。有命孤蓬转，何心劲箭加。人穷名满世，天定客还家。回首冥恩怨，虚空不着花。”范氏显然是以释家的命理来规劝胡栓不应太冲动，生命一切都是虚无的，何必去缔结这些恩恩怨怨呢？功名利禄之争也完全和蜗角的争斗一样是虚无的。他认为事从口生，只有心如枯井，消除一切欲望，人生方能清净。经历了人生的大风大浪，东归后的他更有人生如梦的感慨：“二千里往回似梦，四十年今昔如浮。”（《宋举老归庐山》）
所以，在范成大仕宦期间，虽说用世思想占据着他思想的主流，但佛家的出世思想也和他如影随形，在他痛苦无奈时给予他一定的舒缓和解脱。
3、至仕时期佛家思想的回归
在仕宦的晚期，由于历经宦海的沉浮、衰老和疾病，范成大人生
已，人便可领略天地造化，享受人生的快乐。范成大诗中有很多是表现这方面内容如“习闲成懒懒成痴，六用都藏缩似龟。”（《习闲》）；“林下故人知几个，就中老子得闲多。”（《放下庵即事三绝》）。范成大对白居易晚年生活态度的审度，较突出地反映了他的这种人生思想。诗共有三首：
“乐天号达道，晚境犹作恶。陶写赖歌酒，意象颇沉著。谓言老将至，不饮何时乐？未能忘暖热，要是怕冷落。我老乃多戒，颇似僧律缚。闲心灰不然，壮气鼓难作。岂惟背声尘，亦自屏杯酌。日课数行书，生经一囊药。若使白公见，应讥太萧索。当否竟如何？我友试商略！”（《读白傅洛中病后诗戏书》）；
“香山晚岁错芳辰，索酒寻花一笑欣。列子御风犹有待，邹生吹律强生春。若将外物关舒惨，直恐中涂混主宾。此老故应深解此，逢场聊戏眼前人。”（《再题白傅诗》）；
“白傅病犹牵爱，晃公老未断嗔。莫问是情是性，但参无我无人。”（《自箴》）
范氏认为白居易虽“号达道”，但他内心并没有忘却外物，而常为之“作恶”，心绪不平，其情感的波动仍需依赖歌酒来陶写、渲泻。这是一种“有待”的生活，是混淆了静修与外物的关系。诗中表白自己已离情舍欲，内心不再为外物所激发，如死灰不复再燃一般，过着屏弃了歌酒，只以书药为伴的“闲心”生活。
对“闲”的寻求，又促使他更趋向于注重日常生活的享受。《殊不恶斋铭》中“困则佳眠，饥（则）大嚼。但觉日月之舒长，不知户庭之寂寞。愧何修而何为，而擅区中之闲乐。”这一段言语便已流露出了这种倾向。“憨憨与世共儿嬉，兀兀从人笑我痴。闲里事忙晴晒药，静中机动夜争棋。心情诗卷无佳句，时节梅花有好枝。熟睡觉来何所欠？毡根香软饭流匙。”（《睡起》），在憨痴的面目下，诗人更注意于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事情，下棋、写诗、观花、睡觉、吃饭，甚至连晴日里晒药似乎也成了一件使人感觉得有乐趣的事情。
“习气不解老，壮心故嵯峨。忽与乡曲齿，方惊年许多！有眼不自见，尚谓朱颜酡；今朝镜中逢，憔悴如枯荷。形骸既迁变，岁华复蹉跎；悟此吁已晚，既悟当若何。乌兔两恶剧，不满一笑呵；但淬割
[12]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13] 朱人求.宋代儒佛关系的澄清与拓展——评《儒士视域中的佛教——宋代儒士佛教观研究》[J].学海，2010年，01期.[14] 赵彩芬.浅谈儒教佛的碰撞对中国古代文学名家的影响[J].邢台学院学报.1994年，03期.[15] 林德龙.一个士大夫的进退出处——范成大万年归居退闲生活与佛道思想[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01期.[16]周宝珠等主编.《简明宋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17]石训、朱保书主编.《中国宋代哲学》[M].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5-
第三篇：《宋诗选注》读书笔记
最近读了钱钟书先生《宋诗选注》，获益颇多。其实说实话，以前自己对于宋诗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想，只觉不过就是宋代人所作诗歌，以区别于唐诗罢了，读了钱先生《宋诗选注》，才开始对宋诗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宋诗选注》（钱钟书撰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一九五八年初版之后,之后重印七次，作者都作过均有所校订。一九九二年第七次重印时，钱先生又对注解作了增订，并作为补页附于书末。把理论性、知识性、趣味性熔于一炉；站得高，见得广，说得透。《宋诗选注》是钱钟书集中的一册，书中收入了宋代诗人柳开、郑文宝、梅尧臣、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人的作品，每部作品除原文外均附有较为详尽的注释。
说到诗，我第一想到的会是唐诗，而说到宋，我首先想到的是宋词，对于钱先生《宋诗选注》里所选诗歌，熟悉的少之又少，除了那些以前所学教材所选，其余基本没听说过，更别说读过了，读了这本书，最大一感受就是自己的浅薄。就《宋诗选注》而言，江西派三宗的诗，黄庭坚三首、陈师道五首、陈与义十首，江西派大将的诗，洪炎两首、韩驹一首、吕本中四首、曾几两首，苏轼十八首、陆游二十七首，相比之下，悬殊很大，特别是黄庭坚的诗选得如此之少，而在我印象中，黄庭坚作为宋诗主要流派之一江西派的鼻祖，名气可想而知，对此难免会有疑问，或许是因为对于宋诗的注本仅仅还只读了此本的缘故。但是钱先生在《宋诗选注》香港版前言中评论本书说“它既没有鲜明地反映当时学术界的‘正确’指导思想，也不爽朗地显露我个人在诗歌里的衷心嗜好”。鲁迅先生对于选本有一句话：“倘有取舍，即非全人，稍加抑扬，更离真实”，可见，要作好此项工作，并非易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在我看来，评论宋诗不能脱离它的背景——那就是唐诗。在《宋诗选注》的序中，钱先生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来说明这个问题，“据说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在东宫的时候，每听到他父王在外国打胜仗的消息，就要发愁，生怕全世界都给他老子征服了，自己这样一位英雄将来没有用武之地。紧跟着伟大的诗歌创作时代而起来的诗人准有类似感想。”只是宋代诗人没有看着唐诗的盛极而时时担忧，而是面临着一座高山，原本登上山顶即为赢家，只是当他们到达山脚下的时候，唐人已经登上了山顶，根本没有比赛的时间。鲁迅先生曾说过“中国的好诗到唐朝都已作完”。“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诗歌的世
界固然无边无际，要么后来居上，打破记录，或者异曲同工，别开生面；要么就是学习唐诗，这样又往往会戴上优孟衣冠的帽子，或者如黄庭坚评晚唐体之说“刻鹄不成反类鹜”。但就一个时代的诗或一个诗派而言，没有自己的艺术风格一定是失败的。宋诗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反古曰复，不滞曰变。若为复不变，则陷于相似之格。”这是唐人的说法，“不求与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与古人异而不能不异。”这是宋人的话，另辟蹊径似乎缘于被逼无奈。宋诗固然没有唐诗那么盛大繁荣，丰富多彩，虽显得清浅，口味略淡，却不失自己的韵味，钱先生的这一选注，让宋诗更加的清晰，明白。如果说宋词，极尽艳丽之能事，那么宋诗则是以素面照人的。读宋词，你能记得的“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浓浓妆容，宋诗很多时候却是素朴的向你讲述。宋词让你记住柳眉如削，而宋诗则是向你缓缓走来的情净女子，温婉，真实。如果说唐诗是一场盛宴，那么宋诗就是小酌，两三样小菜，清淡的颜色。雅起来了。少了唐诗的雄健豪迈气象。但这也是一种风格。说到这，我想起最近刚好导师在说缪钺先生的《论宋诗》，缪钺先生对于唐宋诗的比喻颇有意思，他说“唐诗如芍药海棠，秾华繁采；宋诗如寒梅秋菊，幽韵冷香。唐诗如啖荔枝，一颗入口，则甘芳盈颊；宋诗如食橄榄，初觉生涩，而回味隽永。譬诸修园林，唐诗则如叠石凿池，筑亭辟馆；宋诗则如亭馆之中，饰以绮疏雕槛，水石之侧，植以异卉名葩。譬诸游山水，唐诗则如高峰远望，意气浩然；宋诗则如曲涧寻幽，情境冷峭。”唐诗之
美在情辞，宋诗之美在瘦劲，暂且不说他的观点符不符合唐宋诗的特点，只是无论古人或是今人，在研究一件东西之时，常常以比较法占主要地位，但在这句话中，我个人认为情辞乃说诗歌艺术手法，而瘦劲乃说诗歌艺术风格，还是因为我读书甚少，见识浅薄也不为知，这仅是我个人的疑问。
我很喜欢钱先生这本《宋诗选注》，应该说它是一本很难得的注本，以前看书看到这种竖排繁体就觉得头疼，但是这本书给了我不一样的感受，虽然在读书过程中还是有一定的困难，比如很多繁体字不认识这样就需要花大量时间在查生字词上面，但是觉得自己受益良多，很多诗选对诗人的介绍不过生平简历，平淡无奇，而钱先生此书则更偏向于诗人个性，诗家渊源，创作风格以及诗坛趣事且用语风趣，如评价王安石的俚语入诗如同大观园中建稻香村，刚叹惜完陆游没为苏轼诗集作注，又在介绍秦观时爆料陈师道发牢骚苏轼待秦观比待自己亲热，然后又冷讽后人对山谷诗的疑神疑鬼，将大儒叶适比作鸵鸟等等，虽然如鲁迅先生所说，稍加抑扬，则更失真实，但是钱先生在诗人的介绍中虽有自己的主观情感与判断，但却也相对客观，主要是给读者耳目一新之感。而先生对所选诗所作的注解更是让人拍案，他不光语言平易风趣，文章典故信手拈来而看不见一点学究气，而且在对诗的注解中常常将诗句词语来龙去脉解释得一清二楚，如郑文宝的《柳枝词》中那句“不管烟波与风雨，载将离恨过江南”，刘攽《新晴》中“惟有南风旧相识，径开门户又翻书”，黄庭坚《病
起荆江亭即事》中对“正字不知温饱未，西风吹泪古藤州！”的注解，还有对王安石那句“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的来源让我们似乎看到王安石来回踱步苦思冥想的模样。
对于宋诗，有褒有贬，这也是自然之理。以“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为一大特点的宋诗，有时候是给人一种生硬、晦涩难读的感觉，但又因此而具理趣，但宋诗里也有很多清新淡雅的好作品，如王质《山行即事》、刘攽《新晴》、杨万里《过百家渡》等等作品，都觉清新自然，不逊于唐诗。每一时代的作品都或多或少会打上本时代的烙印，宋诗当然也不例外，如何评价宋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我个人就此说些自己对宋诗的认识和感想，并无什么深刻的东西，这与个人的学识修养息息相关，期待自己能不断进步，一句话，多读书。不足之处，望老师多批评指导为谢。
第四篇：宋诗选注读后感
钱钟书笔下的“宋诗”
读了钱钟书先生的《宋诗选注》之后，你会发现虽然宋朝在我们的印象中好像不是很太平，但是在宋朝却出现了一大批名垂青史的文人骚客，如苏轼、欧阳修、寇准、范仲淹、王安石、岳飞、文天祥、沈括、辛弃疾、朱熹、李清照等。如此简单的罗列出来，可能有的人会不明白，就以一个事情为例，“在古今中外最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中，宋朝就占了六位之多，”由此可见，宋朝当时的文化是何等的辉煌!
此外，还因为当时宋朝正好收拾了残唐五代的那种混乱的割据局面，使人民获得了比较长时间的统一和稳定，促使经济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百姓也因此获得了物质上的满足，开始了精神上的追求。于是便出现了后来“诗”和“词”，（“词”自唐末兴起，经五代至宋已经达到全盛，因此有唐诗、宋词、元曲等并称）。有大量的文人学子开始了诗歌的创作。北宋有沈括、辛弃疾、朱熹和李清照等；南宋有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和尤袤等。纵观历史，可以说“诗”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精髓，在宋朝时期，人们把对“诗”的诠释提升到新的层面 一个更加大众化的普及层面，一个更加自由的格律层面，宋朝虽然是“词”的全盛时期，但是同时是一个“诗”的国度。
在《宋诗选注》中，钱钟书先生对宋诗的评价，我把它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诗”和“史”的不同
二、宋代的五七言诗反映部分真实的社会现象
三、宋诗所存在的缺点
首先，钱钟书先生认为《诗史》的看法是一偏之见。在他看来，诗是有血有肉的活东西，史诚然是它的骨干，然而假如单凭内容是否在史书上信而有征这一点来判断诗歌的价值，那就仿佛要从爱克司光透视里来鉴定图画家和雕刻家所选择的人体美了。通过以下几个例子可以来说明，历史资料只是局部说明诗歌内容上的真实性，但并不能作为衡量诗歌的唯一标准。
1、梅尧臣的《田家语》和《汝坟贫女》和注释引了司马光的《论义勇六札子》来印证诗里所写当时抽点弓箭手的惨状。
2、王禹偁《对雪》的注释里所引的李复《兵馈行》。
3、范成大的《州桥》，注释引了范成大自己的以及楼钥和韩元吉的记载来说明诗里写的事情在当时并没有发生而且也许不会发生。
另外还从书写时作者所表现出来的情感程度不同，说明了“诗”和“史”的不同。萧立之的《送人之常德》，就可以说明这一观点，作者在诗中引了方回的逸诗作为参照，说明宋末元初有些人的心理是：要是不能抵抗蒙古人的侵略，就希望找个桃花源去隐居，免得受异族的统治。
简而言之，史料只是把一件事叙述的详细而已，但是诗歌却在经过一番提炼和剪裁，就能够把一件事情表现的更集中、更具体、更鲜明，产生一种既强烈又深永的效果。诗歌是具有一定的艺术特性的，而并不只是简单的反映历史。
后来因为诗人的出生地位发生了改变，观念发生了改变，致使后来的五七言律诗的题材也发生了改变。譬如后世哄传的宋江“聚义”那件事，当时的五七言诗里都没有“采著”，而只是通俗小说的题材，像保留在《宣和遗事》前集里那几节，所谓“见于街谈巷语”（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上载龚开《宋江三十六赞》）。
而在阶级问题上，文人们可以说是“墙头草，随风倒”的一种形式，他们一方面宣扬爱国思想，同情人民，但都只是动动嘴皮子，当真的要反抗时，他们还是站在了官府的那边。就好像在北宋的诗歌里对于梁山泊的描述都是宋江“替天行道”之前的，如苏辙的《栾城集》卷六《梁山泊》，又《梁山泊见荷花忆吴兴》第五首：“菰蒲出没**际，雁鸭飞鸣雾雨中；应为高人爱吴越，故于齐鲁作南风。”）而文人士大夫们对于宋江的评价也只是“乱臣贼子”
并不像元明诗中所称颂的“好汉”形象。
在诗歌写作上，大多讲“理性”和“道学”而少写爱情，即使有，在内容上也都比较淡薄、笨拙、套板，毫无趣味。像朱淑真《断肠诗集》里的作品，实在肤浅得很，只是鱼玄机的风调，又添了些寒窘和迂腐。
钱钟书先生还指出宋诗在写作上习惯性的喜欢讲道理，发议论；但是所讲的道理又往往粗浅，议论往往陈旧，也煞费笔墨去发挥申说。这种风气，韩愈、白居易以来的唐诗里已有，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宋代诗人在诗歌写作上缺少内容性。有关这一点在南宋时期，金国的作者就曾评价宋诗是“衰于前古„„遂鄙薄而不道”；宋代著名诗人王若虚也曾评价宋诗“亦有以自立，不必尽居其后”。后来，严羽也对宋朝的诗歌作出了公允的评价：“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可见宋诗的缺点是一目了然的。
也就因为这一点使宋诗的社会地位在明朝遭到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质疑，但是到了清朝，宋诗又再次得到了认可。
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过分的追究宋诗的创造性，就如钱钟书先生所说的诗歌的世界是无边无际的，前人占领的疆域愈广，继承者要开拓版图，就得配备更大的人力物力，出征得愈加辽远，否则他至多是个守成之主，不能算光大前业之君。是个也正如此。唐代诗歌的造诣其实已经很高了，对于宋代诗人来说既是一种产业，也是一种挑战。因此，宋代诗人会在技巧和语言方面精益求精，但是，同时也因为有了唐代诗歌这一个宝库的存在，使大部分宋代诗人开始学习唐代诗歌。也就有了后来明朝人看不起宋诗的原因了，认为宋诗学唐诗而不像唐诗，但是这不同之处正是宋诗创造性和价值所在。它不会像明人学唐诗那样完全缺失了本身的个性。凭借了唐诗，宋代作者在诗歌的“小结裹”方面有了很多发明和成功的尝试，譬如某一个意思写得比唐人透澈，某一个字眼或句法从唐人那里来而比他们工稳，这就是宋代人的成功。
总而言之，在我认为既然宋人能够把唐人修筑的道路延长，疏凿的河流加深，这就是宋诗的成功；而能够时刻做到“不求与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与古人异而不能不异”，即“合”中求“异”，这就是宋诗的独特之处。其实在某些方面，我们应该学习宋代文人们，就像我们写论文一样，现在其实大部分前人都有研究过，但是我们就是要在这个基础上，以我们的观点，去深入研究它们，创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来。
第五篇：宋诗选注读后感
宋诗选注读后感
沈德潜说：“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诗运一转关也。”宋朝诗人崇尚声色，追求艺术形式的完善与华美。萧子显说：“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更是宋朝诗人另辟蹊径，努力创新的理论总结。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中，诗兴盛在唐朝，词繁华在宋代，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与唐诗一脉相传的宋诗地位，却一直摇摆不定，从拾唐诗牙慧到出于唐诗而胜于唐诗，各家理论，百家争鸣，林林总总却又褒贬不一。《宋诗选注》，在我看来，是钱钟书先生编得一部“文学经典”，注解字字珠玑，让读者觉得“诗是有血有肉的活东西”。
大多数人认为宋诗劣于唐诗，甚至认为宋“一代无诗”。他们认为宋诗的毛病在过于追求理致，驰骋辩驳，不如唐诗真率多情、生动活泼。但是钱钟书先生就很客观的评论“宋诗的成就在元诗、明诗之上，也超过了清诗。我们可以夸奖这个成就，但是无须夸张、夸大它。”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认为，大都数的学者其实都是顺着前人的批判而进行再次批判，“学唐诗而不像唐诗”，这句话其实并没有错，但是，钱钟书先生在评价宋诗时能够十分客观，指出其好的一面，当然也会指出其不好的一面，从心所欲不逾矩。关于宋诗的特点，一般认为最主要的是议论化、散文化。宋诗形成自己的这一风格特征，有著深刻的时代根源。众所周知，北宋时期，时局动荡，政治改革、朋党之争、主战主和，绝大多数诗人具有官僚和知识分子双重身份，“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是这批人的共同特点。我认为，这也就宋诗的创造性和价值所在，在唐代诗歌格律完备、意象纯熟、臻于顶峰的情况下另辟蹊径，为近世诗歌的发展提供了富有时代意义的榜样。在宋代，也涌现出一批批十分优秀的诗人，例如：苏轼、黄庭经、王安石、陆游等等。我最喜欢的诗人是苏轼。喜欢他的洒脱，“草头秋露流珠滑，三五盈盈还二八”，喜欢他的浪漫，“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昔是何年”，喜欢他的多情，尽管“多情总被无情恼”，“不思量，自难忘”，喜欢他的超脱，既然生命“渺沧海之一粟，寄蜉蝣于天地”，那何不“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
喜欢宋词的人也许更着眼于它的优点，诚然，宋词也是有许多不尽人意处。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大不幸，放纵了摹仿和依赖的惰性，旧货翻新，把巧妙的裁改差补来代替艰苦的创造，都没有向自然形态的东西里去发掘原料。唐诗主情致，宋诗重理性，宋诗不少作品缺乏形象性、音乐美，感染力不强。而且，在选注中，钱钟书先生能够做到一视同仁，干净利落客观地对诗人进行了评价与定位，不但说出了诗人们的成就，而且也直接的指出了诗人的毛病和不足。这真真是极好的！
总之，若是闲来无事，细细品读这本选注，想必会受益匪浅吧！
汉语言文学1102
高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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