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宋诗选注》有感：围城里的一座湖心亭

第一篇：读《宋诗选注》有感：围城里的一座湖心亭

围城里的一座湖心亭

——读《宋诗选注》有感

肖雯川

读《宋诗选注》，其实更像是在读另外一本的《围城》。但这二者又实在是不同，《围城》较之《宋诗选注》，还是要更浓烈些，像夏日遮天蔽日的雨，也像方鸿渐与赵辛楣在前往三闾大学途中宿在旅店时吸满了人血，嗡嗡乱飞的蚊子，热烈而喧闹。《宋诗选注》要清淡得多，薄寡得多，笔力也并不很用劲，就仿佛一位天才作家散坐在书桌前，信笔由缰，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思绪到了就落笔，洒脱自如竟如有神助。写出来的东西味道恰恰好，不大浓，也并不无味，刚好可以做些春天或秋日的好的零嘴。

先生的幽默正有信手拈来之妙。他说亚历山大一听到父亲在外面打了胜仗就要在家里哭一场，因为他觉得照这么打下去自己就没有建功立业的机会了。他说唐诗成就太高了，唐诗攻城略地，给宋诗留下的空间不多。宋诗要想有存在的价值，那就只有跑得更远一些才行。宋诗只好拼命往前跑，这是出于无奈。宋儒中许多人是瞧不起做诗。他们赌咒发誓说是再不做诗了，但赌完咒，诗还是照做不误。这段前言我也实在喜欢得紧，画面感生动得不行，活灵活现的，竟叫我联想到了邻家打架的两个小人儿。钱先生的讽刺从来奇妙而超然，笔锋阵阵，以至于往往在不经意间就行了讥讽之事却又让人生不起大气。一方面是先生的笔法实在有些以妙笔写拙的意味，另一方面这些讽刺倒也实在真实，令人无可反驳，叫那些被讥刺的人竟也忍不住联想起自己的情态，而且常常不愿将自己与文中所讥刺的人物相联系或是对应。或许，不论是《围城》还是《宋诗选注》，先生写的都算是众生百态罢。我们每个人都身在其中，或多或少都是人物的影子。

读《宋诗选注》的时候该是一个春天，或是秋日，天微微阴，但又没什么雨，外面的空气并不是压抑的，反倒有些雨势将来未来的阴凉。当中选的许多诗未必好，甚至于很多都十分拗牙难读，但“选注”既为选注，亦大可不必尽拣些好的拎出来晃荡。读到好诗时，大可叫一声好，品着先生的注，或是默默记诵诗人的名号，等着日后翻来覆去地读。若是碰上不大好的诗，有时倒是更加地有眼福，因着钱先生的绝妙讽刺会登场，挥一回水袖便开始扯嗓，引经据典，旁征博引，笔底生烟霞，非得将那些已经千古了的诗人，将那些或平庸或矫枉过正的诗歌再揪出来，揉面团似的翻腾过几十遍，将它的底子露个干净，扒下它的面皮，方才罢休。譬如在为梅尧臣之诗作注时，钱先生便侃了几句，一开始先讲讲他的妙处，梅诗的用字颇为朴素，“看来是从韩愈，孟郊等那里学了些手法”,但是笔锋一转，就落到了诗歌的“平而而无味”处了。于是，先生在文字，在讽刺方面绝妙的天才也就显现出来了。“他要矫正华而不实，大而无当的习气，就每每一本正经的用些笨重干燥不很像诗的词句来写琐碎丑恶不大入诗的事物，例如聚餐后害霍乱、上茅房看见粪蛆、喝了茶肚子里打咕噜之类的，可以说是从坑里跳出来，不小心又恰恰掉到井里去了。”当宋诗中文绉绉的词句变成先生笔下略带讥刺意味的白话文时，诗人的九曲心肠被连皮带肉地带出来，幽默地令人拍案叫绝。

更妙的其实还在后头：“尤其因为郑玄在笺注里采取了民间的传说，把这个冷热不调的生理反应说成离别相思的心理感应。诗人也有写自己打喷因而说人家在想念的，也有写自己不打喷嚏因而怨人家不想念的。梅尧臣在诗里就写自己出外在家，希望他那位少年美貌的妇人在闺中因此大打喷嚏云云”.这里倒不同于方才的词句讽刺，而是对诗人本身写作想法的一种玩味的揣测，叫人忍俊不禁，颇具生活世俗的妙味与情趣。看似光芒万丈的古人，诗人，倒叫他嘲弄似的究根出了只能躲在诗句中书写调侃的心事，叫人不由得不发笑。

钱先生的讽刺看上去较之其他粗俗的讽刺其实更为敦厚文雅，即刺而不俗，不曾用粗鄙的话语对人进行嘲弄，然而这也够受的了，他笔下的那种未见讥刺之字而闻讥刺之声的意味倒比真刀真枪，明言开声的嘲讽更叫人难受得紧。譬如《围城》中相当有名的所谓“局部的真理”:那些男学生看得心头起火，口角流水，背着鲍小姐说笑个不了。有人叫她“熟肉铺子”,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的真理”.“真理”在钱先生笔下，居然可以这样用，而且用得令人心服口服，()于言外嗤然而笑。这大约就是未见刺字却字字带血的最高境界了。而在《宋诗选注》中亦有异曲同工之妙处。在论及古时道学家们作诗为文之虚假与弊病时，钱先生的笔锋锐利，难免波及与其枝叶连带的旁支如女诗人朱淑真。大抵女人或是女诗人在钱先生眼中与那些男人一视同仁，故而讥刺起来并不笔下留情：“又像朱淑真这样一位工愁善怨的女诗人，也有时候会在诗里做出道貌岸然，放射出浓郁的‘头巾气’；友人讲她是朱熹的侄女儿，那句查无实据的历史传说倒也不失为含有真理的文学批评。”我竟仿佛看到了《宋诗》中另外一个方鸿渐——要评这现代中国优秀讽刺作家人选，钱钟书若是不得入榜，我是不服的。

讽刺归讽刺，若是一本《宋诗选注》中尽是他所做的讽刺注释，那这本书却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因为好诗都不在，有的只有一句句绝妙的讽刺，再妙亦是单薄。盛唐自有盛唐的气象，唐诗如百川归海，似灼灼其华的桃夭；而宋诗大抵寡薄，素面朝天不假脂粉，端的是素净到了极致，好似伊人洗尽铅华，唱一首清歌落曲，一句“闲敲棋子落灯花”极能概括宋诗安然和婉的意境。譬如：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再譬如：行遍天涯千万里，却从邻父学春耕。又如：明朝大江送吾去，万里天风吹客衣。

宋诗的朴素与清新也许正是它有别于唐诗、宋词的好处罢，故而虽然钱钟书先生时而不时地出言鄙薄，但终究选了这许多好诗，也道了这诸多好处。这与一些旁的选注作者大不相同。我们寻常选本，大抵要择好诗，拣好诗人，纵然一些诗人生平未写过几首好诗，但只要有这一首入选，大不了粗浅带过，也绝口不提其作诗的坏处，只仿佛能入选的诗人都是好的，纵然不好大抵也不坏，纵然有许多坏诗偏只不告诉你，只拿了好诗来敷衍搪塞。如若诗中用典颇多，则不管三七二十一，非得于生僻之处发掘其典故来源，由此证明诗人学识广博，顺便证明一下自己的功课做得够足。但钱钟书显然不愿意随波逐流，他说了好诗的好处，并不吝啬自己的赞美文字，譬如写陆游，写他激情洋溢的爱国诗篇：“尽管他把自己搁置，口吻已经很含蓄温和，然而明明在这一场英雄事业里准备有自己的份儿的。这是‘诗经’‘秦风’里‘无衣’的意境，是李牧‘闻庆州赵纵使君中箭身死长句’的意境……从来没有人像陆游那样把它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也正是杜甫缺少的境界云云”.却也绘声绘色地描摹了诗人的某些坏处，说到兴头上，还要用上许多绝妙的比喻使自己的意见更加通俗易懂。嬉笑怒骂间，高歌颂扬间，笔底生花，灿若云霞。

读着《宋诗选注》，不知怎地，我时常会想到明代的一篇的写景散文《湖心亭看雪》，想到其中的“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想到大雪之下的“湖心亭一点，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大约这二者都有一种寡淡以至于绝然的意境在其中，素朴得仿佛天地间只剩下白色的雪和白色的人影。更重要的是，二者都有一种寡淡疏离间的趣味甚至是趣味背后的寂寞。《宋诗选注》无疑是一本极为有趣的书，倒不是因着里面的宋诗，而是因着先生的注。他的注使得这本书变得博学而富有生趣，他嬉笑怒骂，暗讽明嘲，又不失赞美的风度，让全书盎然生了无限意趣，就连这些不是很有趣的诗歌，不是很精妙的语句在我们看来，都充满了无穷的生趣。生活大抵会有无事可干，无事可做的无聊之境，但先生能够在平庸间发现生活，发现学问的大用处，不外乎调侃生活的柴米，琐碎的烟火，于百无聊赖中找寻博学的趣味。先生一直在用知识讲述生活，《围城》是这样，今日的《宋诗选注》也是这样。他教我们学会发掘，学着热爱，学着热爱并调侃，学着一面从容一面蹦跳地走过生活的独木桥。这好似《湖心亭看雪》中饮烧酒异乡为乐的几位天涯人，于大雪茫茫中浮一大白，不问姓氏，不知归途，只愿做个了然于心的痴人。

怎么说呢，《宋诗选注》就是我心中的湖心亭，是围城里的湖心亭。只是现在，西湖的湖心亭已没有了当初的痴儿张岱，世间也再无先生此人了。

宋诗，怕是孤独了罢？

作者 | 肖雯川

第二篇：读《宋诗选注》有感

读《宋诗选注》有感

三联书店出了一套钱钟书先生的全集，包括《写在人生边上》、《人、兽、鬼》、《宋诗选注》等等。宋诗是被大多数人遗忘的瑰宝，因为唐诗太过壮伟绚烂，宋词亦太过绮丽清婉，以致宋诗在夹缝中幽幽开放，独自叹息。宋代理学之风尤胜，侵入了诗歌领域，故而宋代文人大多以理入诗，诸如朱熹“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之类，自然不如唐诗天马行空、恣意洒脱，而显得死板枯燥；宋词却是宋代文人留给自己的一方私人天地，写一己抱负写美人初醒，鲜明又生动；因此唐诗宋词的日月之光将宋诗的点点星辉遮盖住了。

钱钟书先生之博学，世人之所共知，一部一百三十万字的《管锥编》，堪称国学大典；随随便便写一写小说，便是一部《围城》这样的上佳之作；钱钟书先生会将目光投到宋诗上，想必这些宋诗应有不凡之处。

坦白地说，要读懂书中每一首宋诗，且明白其不凡之处，是非常困难的。就像一个人年轻时不爱看杜诗，经过岁月的历练才会慢慢读懂杜甫一样。年轻人总是喜欢否定，喜欢摧毁不美好的事物然后重建一个崭新的光洁的宫殿。千帆过尽之后，年轻人成长了，才会明白将不美好的事物消灭殆尽非但耗力，且耗时过久，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正如我们在路上看到垃圾，倘若不去捡起来，城市未必会脏到天怒人怨的地步；但是走两步过去捡起来，城市至少会干净一点点，尽管是很微不足道的一点。所以读《宋诗选注》，亦应抱着读《管锥编》的心情，知道自己会看不懂，但是能读懂一点就算一点，总比一点都不读要好很多。积少成多，也许能读懂一半，就已经对人生大有裨益。

在这个万马奔腾的年代，在一个宁静的午后读一本好书，已是奢侈品。我们忙忙碌碌，其实所做的事情，无非是在重复，且无所得。倘使人人手头有一本百读不厌的枕边书，每日皆有所得，多充实。

第三篇：《宋诗选注》读书笔记

最近读了钱钟书先生《宋诗选注》，获益颇多。其实说实话，以前自己对于宋诗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想，只觉不过就是宋代人所作诗歌，以区别于唐诗罢了，读了钱先生《宋诗选注》，才开始对宋诗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宋诗选注》（钱钟书撰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一九五八年初版之后,之后重印七次，作者都作过均有所校订。一九九二年第七次重印时，钱先生又对注解作了增订，并作为补页附于书末。把理论性、知识性、趣味性熔于一炉；站得高，见得广，说得透。《宋诗选注》是钱钟书集中的一册，书中收入了宋代诗人柳开、郑文宝、梅尧臣、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人的作品，每部作品除原文外均附有较为详尽的注释。

说到诗，我第一想到的会是唐诗，而说到宋，我首先想到的是宋词，对于钱先生《宋诗选注》里所选诗歌，熟悉的少之又少，除了那些以前所学教材所选，其余基本没听说过，更别说读过了，读了这本书，最大一感受就是自己的浅薄。就《宋诗选注》而言，江西派三宗的诗，黄庭坚三首、陈师道五首、陈与义十首，江西派大将的诗，洪炎两首、韩驹一首、吕本中四首、曾几两首，苏轼十八首、陆游二十七首，相比之下，悬殊很大，特别是黄庭坚的诗选得如此之少，而在我印象中，黄庭坚作为宋诗主要流派之一江西派的鼻祖，名气可想而知，对此难免会有疑问，或许是因为对于宋诗的注本仅仅还只读了此本的缘故。但是钱先生在《宋诗选注》香港版前言中评论本书说“它既没有鲜明地反映当时学术界的‘正确’指导思想，也不爽朗地显露我个人在诗歌里的衷心嗜好”。鲁迅先生对于选本有一句话：“倘有取舍，即非全人，稍加抑扬，更离真实”，可见，要作好此项工作，并非易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在我看来，评论宋诗不能脱离它的背景——那就是唐诗。在《宋诗选注》的序中，钱先生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来说明这个问题，“据说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在东宫的时候，每听到他父王在外国打胜仗的消息，就要发愁，生怕全世界都给他老子征服了，自己这样一位英雄将来没有用武之地。紧跟着伟大的诗歌创作时代而起来的诗人准有类似感想。”只是宋代诗人没有看着唐诗的盛极而时时担忧，而是面临着一座高山，原本登上山顶即为赢家，只是当他们到达山脚下的时候，唐人已经登上了山顶，根本没有比赛的时间。鲁迅先生曾说过“中国的好诗到唐朝都已作完”。“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诗歌的世

界固然无边无际，要么后来居上，打破记录，或者异曲同工，别开生面；要么就是学习唐诗，这样又往往会戴上优孟衣冠的帽子，或者如黄庭坚评晚唐体之说“刻鹄不成反类鹜”。但就一个时代的诗或一个诗派而言，没有自己的艺术风格一定是失败的。宋诗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反古曰复，不滞曰变。若为复不变，则陷于相似之格。”这是唐人的说法，“不求与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与古人异而不能不异。”这是宋人的话，另辟蹊径似乎缘于被逼无奈。宋诗固然没有唐诗那么盛大繁荣，丰富多彩，虽显得清浅，口味略淡，却不失自己的韵味，钱先生的这一选注，让宋诗更加的清晰，明白。如果说宋词，极尽艳丽之能事，那么宋诗则是以素面照人的。读宋词，你能记得的“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浓浓妆容，宋诗很多时候却是素朴的向你讲述。宋词让你记住柳眉如削，而宋诗则是向你缓缓走来的情净女子，温婉，真实。如果说唐诗是一场盛宴，那么宋诗就是小酌，两三样小菜，清淡的颜色。雅起来了。少了唐诗的雄健豪迈气象。但这也是一种风格。说到这，我想起最近刚好导师在说缪钺先生的《论宋诗》，缪钺先生对于唐宋诗的比喻颇有意思，他说“唐诗如芍药海棠，秾华繁采；宋诗如寒梅秋菊，幽韵冷香。唐诗如啖荔枝，一颗入口，则甘芳盈颊；宋诗如食橄榄，初觉生涩，而回味隽永。譬诸修园林，唐诗则如叠石凿池，筑亭辟馆；宋诗则如亭馆之中，饰以绮疏雕槛，水石之侧，植以异卉名葩。譬诸游山水，唐诗则如高峰远望，意气浩然；宋诗则如曲涧寻幽，情境冷峭。”唐诗之

美在情辞，宋诗之美在瘦劲，暂且不说他的观点符不符合唐宋诗的特点，只是无论古人或是今人，在研究一件东西之时，常常以比较法占主要地位，但在这句话中，我个人认为情辞乃说诗歌艺术手法，而瘦劲乃说诗歌艺术风格，还是因为我读书甚少，见识浅薄也不为知，这仅是我个人的疑问。

我很喜欢钱先生这本《宋诗选注》，应该说它是一本很难得的注本，以前看书看到这种竖排繁体就觉得头疼，但是这本书给了我不一样的感受，虽然在读书过程中还是有一定的困难，比如很多繁体字不认识这样就需要花大量时间在查生字词上面，但是觉得自己受益良多，很多诗选对诗人的介绍不过生平简历，平淡无奇，而钱先生此书则更偏向于诗人个性，诗家渊源，创作风格以及诗坛趣事且用语风趣，如评价王安石的俚语入诗如同大观园中建稻香村，刚叹惜完陆游没为苏轼诗集作注，又在介绍秦观时爆料陈师道发牢骚苏轼待秦观比待自己亲热，然后又冷讽后人对山谷诗的疑神疑鬼，将大儒叶适比作鸵鸟等等，虽然如鲁迅先生所说，稍加抑扬，则更失真实，但是钱先生在诗人的介绍中虽有自己的主观情感与判断，但却也相对客观，主要是给读者耳目一新之感。而先生对所选诗所作的注解更是让人拍案，他不光语言平易风趣，文章典故信手拈来而看不见一点学究气，而且在对诗的注解中常常将诗句词语来龙去脉解释得一清二楚，如郑文宝的《柳枝词》中那句“不管烟波与风雨，载将离恨过江南”，刘攽《新晴》中“惟有南风旧相识，径开门户又翻书”，黄庭坚《病

起荆江亭即事》中对“正字不知温饱未，西风吹泪古藤州！”的注解，还有对王安石那句“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的来源让我们似乎看到王安石来回踱步苦思冥想的模样。

对于宋诗，有褒有贬，这也是自然之理。以“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为一大特点的宋诗，有时候是给人一种生硬、晦涩难读的感觉，但又因此而具理趣，但宋诗里也有很多清新淡雅的好作品，如王质《山行即事》、刘攽《新晴》、杨万里《过百家渡》等等作品，都觉清新自然，不逊于唐诗。每一时代的作品都或多或少会打上本时代的烙印，宋诗当然也不例外，如何评价宋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我个人就此说些自己对宋诗的认识和感想，并无什么深刻的东西，这与个人的学识修养息息相关，期待自己能不断进步，一句话，多读书。不足之处，望老师多批评指导为谢。

第四篇：宋诗选注读后感

钱钟书笔下的“宋诗”

读了钱钟书先生的《宋诗选注》之后，你会发现虽然宋朝在我们的印象中好像不是很太平，但是在宋朝却出现了一大批名垂青史的文人骚客，如苏轼、欧阳修、寇准、范仲淹、王安石、岳飞、文天祥、沈括、辛弃疾、朱熹、李清照等。如此简单的罗列出来，可能有的人会不明白，就以一个事情为例，“在古今中外最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中，宋朝就占了六位之多，”由此可见，宋朝当时的文化是何等的辉煌!

此外，还因为当时宋朝正好收拾了残唐五代的那种混乱的割据局面，使人民获得了比较长时间的统一和稳定，促使经济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百姓也因此获得了物质上的满足，开始了精神上的追求。于是便出现了后来“诗”和“词”，（“词”自唐末兴起，经五代至宋已经达到全盛，因此有唐诗、宋词、元曲等并称）。有大量的文人学子开始了诗歌的创作。北宋有沈括、辛弃疾、朱熹和李清照等；南宋有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和尤袤等。纵观历史，可以说“诗”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精髓，在宋朝时期，人们把对“诗”的诠释提升到新的层面 一个更加大众化的普及层面，一个更加自由的格律层面，宋朝虽然是“词”的全盛时期，但是同时是一个“诗”的国度。

在《宋诗选注》中，钱钟书先生对宋诗的评价，我把它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诗”和“史”的不同

二、宋代的五七言诗反映部分真实的社会现象

三、宋诗所存在的缺点

首先，钱钟书先生认为《诗史》的看法是一偏之见。在他看来，诗是有血有肉的活东西，史诚然是它的骨干，然而假如单凭内容是否在史书上信而有征这一点来判断诗歌的价值，那就仿佛要从爱克司光透视里来鉴定图画家和雕刻家所选择的人体美了。通过以下几个例子可以来说明，历史资料只是局部说明诗歌内容上的真实性，但并不能作为衡量诗歌的唯一标准。

1、梅尧臣的《田家语》和《汝坟贫女》和注释引了司马光的《论义勇六札子》来印证诗里所写当时抽点弓箭手的惨状。

2、王禹偁《对雪》的注释里所引的李复《兵馈行》。

3、范成大的《州桥》，注释引了范成大自己的以及楼钥和韩元吉的记载来说明诗里写的事情在当时并没有发生而且也许不会发生。

另外还从书写时作者所表现出来的情感程度不同，说明了“诗”和“史”的不同。萧立之的《送人之常德》，就可以说明这一观点，作者在诗中引了方回的逸诗作为参照，说明宋末元初有些人的心理是：要是不能抵抗蒙古人的侵略，就希望找个桃花源去隐居，免得受异族的统治。

简而言之，史料只是把一件事叙述的详细而已，但是诗歌却在经过一番提炼和剪裁，就能够把一件事情表现的更集中、更具体、更鲜明，产生一种既强烈又深永的效果。诗歌是具有一定的艺术特性的，而并不只是简单的反映历史。

后来因为诗人的出生地位发生了改变，观念发生了改变，致使后来的五七言律诗的题材也发生了改变。譬如后世哄传的宋江“聚义”那件事，当时的五七言诗里都没有“采著”，而只是通俗小说的题材，像保留在《宣和遗事》前集里那几节，所谓“见于街谈巷语”（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上载龚开《宋江三十六赞》）。

而在阶级问题上，文人们可以说是“墙头草，随风倒”的一种形式，他们一方面宣扬爱国思想，同情人民，但都只是动动嘴皮子，当真的要反抗时，他们还是站在了官府的那边。就好像在北宋的诗歌里对于梁山泊的描述都是宋江“替天行道”之前的，如苏辙的《栾城集》卷六《梁山泊》，又《梁山泊见荷花忆吴兴》第五首：“菰蒲出没**际，雁鸭飞鸣雾雨中；应为高人爱吴越，故于齐鲁作南风。”）而文人士大夫们对于宋江的评价也只是“乱臣贼子”

并不像元明诗中所称颂的“好汉”形象。

在诗歌写作上，大多讲“理性”和“道学”而少写爱情，即使有，在内容上也都比较淡薄、笨拙、套板，毫无趣味。像朱淑真《断肠诗集》里的作品，实在肤浅得很，只是鱼玄机的风调，又添了些寒窘和迂腐。

钱钟书先生还指出宋诗在写作上习惯性的喜欢讲道理，发议论；但是所讲的道理又往往粗浅，议论往往陈旧，也煞费笔墨去发挥申说。这种风气，韩愈、白居易以来的唐诗里已有，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宋代诗人在诗歌写作上缺少内容性。有关这一点在南宋时期，金国的作者就曾评价宋诗是“衰于前古„„遂鄙薄而不道”；宋代著名诗人王若虚也曾评价宋诗“亦有以自立，不必尽居其后”。后来，严羽也对宋朝的诗歌作出了公允的评价：“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可见宋诗的缺点是一目了然的。

也就因为这一点使宋诗的社会地位在明朝遭到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质疑，但是到了清朝，宋诗又再次得到了认可。

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过分的追究宋诗的创造性，就如钱钟书先生所说的诗歌的世界是无边无际的，前人占领的疆域愈广，继承者要开拓版图，就得配备更大的人力物力，出征得愈加辽远，否则他至多是个守成之主，不能算光大前业之君。是个也正如此。唐代诗歌的造诣其实已经很高了，对于宋代诗人来说既是一种产业，也是一种挑战。因此，宋代诗人会在技巧和语言方面精益求精，但是，同时也因为有了唐代诗歌这一个宝库的存在，使大部分宋代诗人开始学习唐代诗歌。也就有了后来明朝人看不起宋诗的原因了，认为宋诗学唐诗而不像唐诗，但是这不同之处正是宋诗创造性和价值所在。它不会像明人学唐诗那样完全缺失了本身的个性。凭借了唐诗，宋代作者在诗歌的“小结裹”方面有了很多发明和成功的尝试，譬如某一个意思写得比唐人透澈，某一个字眼或句法从唐人那里来而比他们工稳，这就是宋代人的成功。

总而言之，在我认为既然宋人能够把唐人修筑的道路延长，疏凿的河流加深，这就是宋诗的成功；而能够时刻做到“不求与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与古人异而不能不异”，即“合”中求“异”，这就是宋诗的独特之处。其实在某些方面，我们应该学习宋代文人们，就像我们写论文一样，现在其实大部分前人都有研究过，但是我们就是要在这个基础上，以我们的观点，去深入研究它们，创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来。

第五篇：《宋诗选注》作业

《宋诗选注》作业

宋代佛儒思想的碰撞及其对范成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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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佛的斗争和融合经南北朝、隋唐，至宋达到了顶峰，宋代佛教出现了禅教并重、援儒入佛的情况。宋代高僧延寿（904-975）针对当时天台、华严、唯识诸教相互矛盾及与禅宗的矛盾，约请三宗“知法比丘”，就佛教的一些基本问题共同讨论，并以“心宗旨要”而折中之。使得佛教内部各教派的佛法思想基本得到统一。高僧智圆（976-1022）自号“中庸子”，他宣扬儒佛合一，晚年更提出“总如为本”的见解。他说“夫儒、释者，言异而理贯，莫不化民俾迁善远恶也。儒者，饰身之教，故谓之外典也；释者，修心之教，故谓之内典也。惟身与心，则内外别矣。蚩蚩生民，岂越乎心哉？非吾二教，何以化之乎？”。而援儒入佛的另一典型人物是高僧契嵩（1007-1072），他将佛教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相等同，把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和佛教的慈悲、布施等教义等同起来。认为佛教同样有益于治道。他极力宣扬儒佛“心同而迹异”，盛赞中庸，大谈孝道。

2、援佛入儒

就儒家而言，宋代已经出现许多不出家受戒的佛门弟子，如杨亿、李遵勗、张商英等，还有更多的士大夫，虽未皈依佛门，但却精通佛典，而很多的文人大家如王安石、二程、二苏、杨时、晁公武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他们积极发掘佛教的思辨方法，建构起了一个完整的范畴体系。这个体系以“明于庶物，察于人伦”为原则，将理与气、动与静、体与用、心与物、性与情、诚与敬、仁与爱、理与欲、知与学等作为相互对应的范畴来使用，使儒学更富有思辨性和哲理性，从更高层次把握自然和人的关系，以及人与人和人的身与心的关系。方克立先生说，宋代儒学“以复兴儒学的形式出现，实际上受到了佛、道思想的深刻影响，在哲学上突出地表现为重视本体论之建构和心性

①哲学中心地位之确立。”方克立先生的这句话正好谙合了宋代禅宗所信奉的“顿悟”、“见性成佛”、“非心非佛”等学说。体现了儒家对佛教的吸收和运用。

① 石训、朱保书主编《中国宋代哲学》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第467页。

矛盾的人生，痛苦的人生。在佛教看来，人生便是痛苦，人间世界便是苦海。因而，佛教主张人要出家修行，专心静穆，屏除百事，亦即超俗出世，以求彻底解脱社会人生附加于人的种种束缚和苦难；而儒家则重视人生的地位，并赞美人生，重视社会组织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注重社会整体结构。儒家的人生理想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积极入世的。二者存在着本质的差别，不可能走向真正的“合一”，更不可能简单地“合并”。就像牟宗三说的：“人皆谓宋明儒受佛老之影响，是阳儒阴释，儒释混杂。实则宋明儒对于佛老了解实粗略，受其影响盖甚小。„„故儒自是儒，道自是道，佛自是佛，虽有其共通之形态，而宗义之殊异不可泯。”①

佛儒思想对范成大的影响

范成大是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一生有一千九百一十六首诗歌，诗歌创作贯穿其整个一生。诗歌作为诗人主体思想情感的载体，我们可以通过它探究到诗人的思想及生命历程，所以从范成大的诗歌中可以清楚的把握到佛家思想对范成大的一生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与范成大等传统士大夫所固有的儒家思想始终进行着激烈的碰撞，此起彼伏，但最终占据了范成大的思想之主流。

关于范成大诗歌创作的分期，今人周汝昌先生提出了“五个分期”说。他在《范成大诗选·引言》中谈到：“综观范成大一生，约略可分为五个时期：由十四、五岁始为诗文、连遭亲丧起，十年不出，为第一个时期。从习举业、中进士、初作徽州司户，这十年左右，为第二个时期。入杭作京官以下，约十年，为第三个时期。外任镇帅，亦约十年，为第四个时期。从建康告闲退休，亦约十年，为最后一个时期。②如果是对范成大的生平和对诗歌进行整体或分类研究的话，这个分期都是很合适的，但如果要探究范成大的佛儒思想，这个分期则显得不太分明，所以本文将范成大的一生分为未仕时期、仕宦时期、至仕时期，以便更好的对范成大的儒佛思想进行分析。

①②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97、498页。周汝昌 《范成大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11月第15页。

修行方法，或许是深深吸引范成大的一个地方，它为范成大提供了一个心灵得以庇护及安息的场所，所以这应该也是范成大自少就与佛家结缘的一个原因。

范成大在父母病故之前，生活可以说还是很富足的，其情绪也是高昂和激越的：

少年豪气合摧锋，青鬓朱颜万事慵。畴昔四愁无梦到，及时一笑有谁供。诗情饮兴如云薄，草色花光似酒醲。千里春心吟不尽，下楼分付晚烟钟。”（《登西楼》）

少年行乐怳尚记，瑶林珠树中成蹊。犬骄鹰俊马蹄快，狡穴未尽须穷追。（《次韵李子永雪中长句》）

少年豪纵。袍锦团花凤。曾是京城游子，驰宝马，飞金鞚。旧游浑似梦。鬓点吴霜重。多少燕情莺意，都泻入，玻璃瓮。（《霜天晓角·少年豪纵》）①

由上所引可以看出，在范成大青少年时期确实度过了一段放浪不羁的车马衣轻裘的快意生活：华衣宝马，驰骋京城，尽显意气豪纵的英姿；寻访青楼勾栏，留恋酒色欢娱，一派“京城游子”的举止风貌；还有酒兴诗发，秉烛夜吟的风流雅趣；雪中猎兔，奔走穷追的粗豪都形象地展现了范成大少年时代无忧无虑、无拘无束的生活状态。

但是随着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年）范母的亡故、绍兴十三年范父的去世，范成大便移居昆山荐严资福禅寺。周必大《资政殿大学士赠银青光禄大夫范公成大神道碑》曰：“少师（案：指范雩）薨。公茕然哀慕，十年不出。„„无意科举。欲买山，无赀，取唐人‘只在此山中’之语，自号‘此山居士’。”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在范成大父母相继去世后，其生活境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生活水平大不如前，不仅如此，他还要担起家中抚弟嫁妹的重任，加之以日常生计之琐屑，成大持家之艰难可想而知。范成大在遭际家庭变故之后，回忆、比较前后两个时期的生活、气性时亦曾感慨地写道：“少年豪壮今如此，略与残僧气味同”（《元日山寺》）。有与无的戏剧般的幻灭加重了他对人生变化无常的了解，加深了他对佛教思想的认同，所以在父母亡故之后，他才有了十年寄居荐严寺的生活。

① 范成大《范石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8月第3、107、485页。

甘露寺遗事二首》）；有描写世间不平事的如“传呼津吏至，弊盖凌高埃。嗫嚅议讥征，叫怒不可裁”（《长安闸》）；“姑不恶，怨姑还当被姑责。但愿生身复作妇，死别不如生见乐。”（《姑恶并序》）；有着意于评论历史人物的如“嫡长承祧有大伦，老公爱子本平均。”（《读唐太宗纪》）；“父子情深苦亦深，盖天神武一沾襟。”（《重读唐太宗纪》）等。这些诗歌表明范成大在遭受生死考验及家世颓变后，虽对人生痛苦及虚无有所看破，但自小父母那里因袭到的积极用世之心在其体内与佛家的摒弃外物，超脱尘世等思想进行着激烈的碰撞，其内心深处矛盾不堪。

2、仕宦时期儒家思想的凸显

周必大在《资政殿大学士赠银青光禄大夫范公成大神道碑》中所记范雩同年王葆对成大所言“子之先君，期尔禄仕，志可违乎！”①从字面上来看，范成大转入仕宦生涯的原因乃是其父辈好友的诘责以及恐有违父命，但从上文所提到的范成大自少所经受的教育及其在荐严寺十年的矛盾思想可以看出，潜藏在范成大骨子里的文人士大夫的儒家入世用世之心才是真正促使他进入宦途的根本原因，而王葆之诘责与不敢有违父命都只是外因，这种借口就像吴梅村非不欲殉人主，奈何其母尚在一样。但无论如何，随着范成大的应试成功，其三十年的儒家治世功业就此展开，儒家积极用命的思想在这三十年中占据了其思想的主流。

作为文人的范成大在三十年官宦生涯中的业绩是可圈可点的：在处州任上，设法兴修水利，灌溉很广，又在当地人自创的基础上设立了义役法，使胥吏无法措手贪索，减轻了役法害民的程度，处州因为丁钱重得连男婴都不敢养育，他也设法请减；在起居舍人任上，曾就处理狱犯的酷虐和两浙丁钱太重等问题上书进言，均获得了一些采纳。在范成大的官宦生涯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其在出使金国是表现出来了那种不畏强权，舍身为国的大无畏精神，这正是传统文人士大夫忠君爱国思想的最有力的体现。后来他流转于静江、成都、明州、建康 ①于北山.范成大年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21页。

羊耳，未用苦商略。”；《次韵温伯苦蚊》：“小虫与我同忧患，口腹驱来敢倦飞。”；《晓出古城山》：“吏事亦挽我，归路盘朝阳。”等作品，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诗人那种苦闷无奈以及希求解脱，出世无忧的愿望；诗人曾经做过静江、成都、明州、建康的大吏，尤其是在到静江和成都的任上，千里跋涉，路途遥远，险山恶水，艰苦难行，处在这样的情况，诗人自然而然的就会产生一种深陷枷锁，无力挣脱的痛感。这时诗人对佛家关于人生苦痛的认识就会更加深入，对佛家的参禅、静修以期超俗出世之心就会更加强烈。《豫章南浦亭泊舟二首》：“来朝风一席，随处且浮家。”；《珠塘》：“路傍行役苦，随处有柴荆。”；《连日风作，洞庭不可渡，出赤沙湖》：“吾生一叶寄万木，况复摇落浮沧溟。渔蛮尚自有常处，羁官方汝尤飘零。”；《胡孙愁》：“仆夫酸嘶诉涂穷，我亦付命无何中悲风忽来木叶战，落日虎嗥枯竹丛。”；《鲁家洑入沌》：“可怜行路难如此，一簇寒芦尚税场！”这些诗歌就是诗人此种思想的体现。

另一方面，在范氏入仕目睹过官场中的风风雨雨后，常有人生如梦的感慨。隆兴元年，积极抗金的胡栓为秘书省少监，这年他曾上书论政令，用语及情感甚为激越，因此范氏有次韵诗：“斯言向来立，千古敢疵瑕。有命孤蓬转，何心劲箭加。人穷名满世，天定客还家。回首冥恩怨，虚空不着花。”范氏显然是以释家的命理来规劝胡栓不应太冲动，生命一切都是虚无的，何必去缔结这些恩恩怨怨呢？功名利禄之争也完全和蜗角的争斗一样是虚无的。他认为事从口生，只有心如枯井，消除一切欲望，人生方能清净。经历了人生的大风大浪，东归后的他更有人生如梦的感慨：“二千里往回似梦，四十年今昔如浮。”（《宋举老归庐山》）

所以，在范成大仕宦期间，虽说用世思想占据着他思想的主流，但佛家的出世思想也和他如影随形，在他痛苦无奈时给予他一定的舒缓和解脱。

3、至仕时期佛家思想的回归

在仕宦的晚期，由于历经宦海的沉浮、衰老和疾病，范成大人生

已，人便可领略天地造化，享受人生的快乐。范成大诗中有很多是表现这方面内容如“习闲成懒懒成痴，六用都藏缩似龟。”（《习闲》）；“林下故人知几个，就中老子得闲多。”（《放下庵即事三绝》）。范成大对白居易晚年生活态度的审度，较突出地反映了他的这种人生思想。诗共有三首：

“乐天号达道，晚境犹作恶。陶写赖歌酒，意象颇沉著。谓言老将至，不饮何时乐？未能忘暖热，要是怕冷落。我老乃多戒，颇似僧律缚。闲心灰不然，壮气鼓难作。岂惟背声尘，亦自屏杯酌。日课数行书，生经一囊药。若使白公见，应讥太萧索。当否竟如何？我友试商略！”（《读白傅洛中病后诗戏书》）；

“香山晚岁错芳辰，索酒寻花一笑欣。列子御风犹有待，邹生吹律强生春。若将外物关舒惨，直恐中涂混主宾。此老故应深解此，逢场聊戏眼前人。”（《再题白傅诗》）；

“白傅病犹牵爱，晃公老未断嗔。莫问是情是性，但参无我无人。”（《自箴》）

范氏认为白居易虽“号达道”，但他内心并没有忘却外物，而常为之“作恶”，心绪不平，其情感的波动仍需依赖歌酒来陶写、渲泻。这是一种“有待”的生活，是混淆了静修与外物的关系。诗中表白自己已离情舍欲，内心不再为外物所激发，如死灰不复再燃一般，过着屏弃了歌酒，只以书药为伴的“闲心”生活。

对“闲”的寻求，又促使他更趋向于注重日常生活的享受。《殊不恶斋铭》中“困则佳眠，饥（则）大嚼。但觉日月之舒长，不知户庭之寂寞。愧何修而何为，而擅区中之闲乐。”这一段言语便已流露出了这种倾向。“憨憨与世共儿嬉，兀兀从人笑我痴。闲里事忙晴晒药，静中机动夜争棋。心情诗卷无佳句，时节梅花有好枝。熟睡觉来何所欠？毡根香软饭流匙。”（《睡起》），在憨痴的面目下，诗人更注意于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事情，下棋、写诗、观花、睡觉、吃饭，甚至连晴日里晒药似乎也成了一件使人感觉得有乐趣的事情。

“习气不解老，壮心故嵯峨。忽与乡曲齿，方惊年许多！有眼不自见，尚谓朱颜酡；今朝镜中逢，憔悴如枯荷。形骸既迁变，岁华复蹉跎；悟此吁已晚，既悟当若何。乌兔两恶剧，不满一笑呵；但淬割

[12]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13] 朱人求.宋代儒佛关系的澄清与拓展——评《儒士视域中的佛教——宋代儒士佛教观研究》[J].学海，2010年，01期.[14] 赵彩芬.浅谈儒教佛的碰撞对中国古代文学名家的影响[J].邢台学院学报.1994年，03期.[15] 林德龙.一个士大夫的进退出处——范成大万年归居退闲生活与佛道思想[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01期.[16]周宝珠等主编.《简明宋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17]石训、朱保书主编.《中国宋代哲学》[M].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