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的读后感

第一篇：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的读后感

查尔斯蒂利（1929-2008），当代美国著名的政治社会学家，在社会运动、抗争政治、民族国家等方面上卓有建树。这本书是由魏洪钟先生翻译的，尽管译者魏洪钟先生声称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在翻译蒂利这本《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时,甚至一个词一句话也要花上一两周时间”学术界对他的翻译的回应是这本“历时两年”的译著,翻译水平和作者所追求的“信、达、雅”境界还是差了十万八千里。蒂利的著作在欧美学界,素以简练直白著称，但在魏先生的译本里,难以读通、读懂的句子却比比皆是。

艰难的读完这本书后，我有几点收获：蒂利首先关注的问题是欧洲历史上曾经存在大大小小的帝国、城邦国家、城邦联盟这样的国家组织形式，为什么在近代历史上却一致的出现了向中央集权国家转化的趋势。首先，我想对民族国家这一概念申明下我的看法，蒂利他在原文中使用的是“national state”，这个词是很难直接翻译的，特别是不能翻译成民族国家（nation state）。民族国家指的是在一个国家里，人民在文化和语言上具有很高的同质性，或者说就是由一个单一民族构成的国家。而在这里，national state并不强调人民的同质性，而是指领土和国家治理的属性。蒂利指出：自17世纪以来，欧洲不同类型的国家越来越多地裹挟到国际体系和国际竞争中，大多数时间是以战争的形式竞争。在长期国际战争压力下，中央集权的国家形式被证明为最有效的，因为随着战争的升级，国家为了应对战争，必须从国民手中稳定地吸取大量的资源，从而维持大规模的常备军，同时有效的政府管理也为国内经济发展提供了保证和支持。使国内财富不断增长，以购买更先进的武器，而传统的帝国，城邦国家以及城邦联盟则受限于分散的间接统治形式、狭小的领土和人口 或 软弱的政府管理能力。比如帝国。帝国虽然也治理着广袤的领土，但是中央政府对于地方事务的干涉一般是很有限的。实际对帝国的各地进行治理的往往是世袭贵族或本地豪绅，中央政府对这些“地头蛇”也没什么发号施令的能力。再如 城邦国家，在欧洲中世纪兴起的许多许多意大利城邦国家，例如米兰和热那亚，就是这样的袖珍国统治面积通常就是一座城市和其周边地区。有限的地域和物力和财力是无法支付起以后高昂的战争费用的。最后，城邦联盟，虽然城邦联盟的面积也挺大，但是城市之间是基本平等的关系，并没有一个中央政府能够对所有城邦发号施令。不便于在短暂的时间内大量累积到宏大的资源来应对战争。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中央集权的国家的胜出：历经战争洗礼而幸存下来的国家都选择了民族国家的形式。蒂利又提出，欧洲国家虽然最终选择的中央集权的国家组织形式，但为什么国家会发展出不同的社会形态呢？梯利认为，这是因为在不同的社会中，强制和资本这两种要素的组合不一样。当然在这一个问题上，梯利说得也很抽象，或者说我天资有限，不能参透他的秘笈。但是梯利大致认为，在那些强制力高度集中，而资本相对匮乏的国家，比如你说的沙皇俄国，代议制的发展就比较缓慢，沙皇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官僚体系对贵族和农民进行无条件的压制和攫取。梯利把这些国家叫做“强制密集型国家”。而在那些强制力相对薄弱，资本却高度集中的国家，比如说荷兰，城市里的资本家就能够在政权中获得更多的代表权，因为你不给我代表权我就不借给政府钱。梯利把这些国家叫做“资本密集型国家”。当然，强制力和资本的分配如何影响政府形态，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我认同梯利的这个观点，即国家如何控制“枪杆子”和“钱袋子”决定了国家形态的发展。如果枪杆子和钱袋子都放在某一个利益集团中，或者枪杆子和钱袋子都通过好心的国家来提供，统治者可以肆无忌惮地绕开为资源榨取而不得不与资本和市民社会力量展开的讨价还价，所以我认为国有经济的过分强

势和外援，就为“去民主化“铺平了道路。这一点,将是所有后发展中国家都不得不面对的。3 蒂利还提出了一个观念，国家发动战争，战争塑造国家(states make wars, wars make states)。最重要的就是建立在普遍征兵制基础上的强大常备军。为了在行政上和财政上支持军队和发动战争和出于社会管理和资源榨取效率的考虑,而逐步从较为简单的政府功能逐步扩大为较为丰富的行政体系。这个过程,一方面扩大了文官政府系统在国家政治权力格局中的权重,相应地削弱了军队组织在国内政治上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与被榨取者的讨价还价中,资本和社会组织力量的壮大和议会的最终出现,也削弱了军队组织的政治影响力权重，比如，为了争得大地主和资本家对战争的支持，国王有时必须建立某种代议制度，为社会精英提供一个利益表达的平台。这些大地主和资本家能够分得政权的一杯羹，也就更愿意为国王的战争出钱出力。法国的路易十六被战争搞得债台高筑，只好召开了三级会议，允许贵族和平民获得某种代表权。在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历史中,军队首先是作为对外威慑力量出现的,作为垄断国内暴力的对内强制工具,只是军队组织的副产品。蒂利将这样一个过程称之为“政府平民化”,军队组织对政治的影响力,在军队自身的专业化、文官体系扩权、资产阶级议会的兴起和社会组织力量上升的过程中逐渐下降,最终成为远离篡取政治权力的一支力量。4 蒂利提出的抗争政治理论，他认为，中央集权国家所要求的直接统治方式与资源吸取能力改变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激起了各社会阶层广泛的“抗争”，抗争对政治民主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政治民主化的过程又在改变民众“抗争的方式。非民主条件下的抗争，往往是hi自发的、地方性的事件、带有暴力倾向，追求的是狭隘的地方或群体目标，通常表现为纵火、大声喧哗、袭击收税人、洗劫房屋等。在民主的条件下。则更采取普适性、模式化和自主性的抗争。包括，罢工，游行示威和群众集会等，斗争的组织性大大增强，并且更多的诉诸于普遍的意识形态和身份认同。换言之，民主化提升了抗争的品质，抗争品质的提高进一步加快了民主化进程。

”

第二篇：白银资本读后感

《白银资本》读后感

作者弗兰克是西方著名学者，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29年生于德国柏林。1957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78年获巴黎第八大学政治经济学国家博士学位。

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中用大量历史资料和大量篇幅说明了一个只要读过 中学历史的人就知道的常识—中国在1400年到1800 年间的对外贸易大量出超，使大量白银作为贸易顺差流人中国。不过, 作者的用意并不在此, 而是以此为依据推出了一个独创性的新颖见解, 即在l400 一1800 年间, 中国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 而在此之前谁也没有想到据此来证明中国是全球经济中心而西方只是中国的边缘地带这么一个结论。弗兰克的这一独创推论既没有实证基础也没有逻辑依据。因为, 从历史视角看, 秦汉帝国毫无疑问是当时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 但秦汉时期恰恰却是大量白银外流的时期，从现实视角看, 当今美国是世界上头号外贸逆差国, 而美国却是不容争议的世界经济中心。

《白银资本》从根本上否定了被西方学术界一度奉为圣经的“ 欧洲中心论” , 提出与之完全相左的“ 中国中心论” : 即在1800年以前, 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是在中国而非欧洲，弗兰克这个新奇观点如同一颗炸弹, 掀起了世界经济史学界、历史学界一场旷日持久的论争。

读完《白银资本》这本书，对于我的触动非常大，首先它使我认识到中国甚至是亚洲在全球所产生的巨大作用，了解到欧洲并不是如一些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从很久以前就主宰了亚洲甚至是世界。

弗兰克一直致力于世界体系史、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运动的研究，特别关注殖民地和前殖民地的欠发达状况，毕业后到拉丁美洲任教，在实地研究的同时还作为“本地人”加入了智利的社会主义政党，卷入拉美的政治斗争当中。在这一阶段他研究拉美欠发达原因，成为“依附理论”的代表人物，思想倾向还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理想型”的分析，侧重考查现代世界如何围绕资本主义把各地区编织进一个世界体系之中的，是世界体系理论的一部分。

但后期随着他的政治立场转移，学术分歧加大，弗兰克的思想与前期发生了巨大的断裂，他开始怀疑自己一向认同并作出贡献的现代世界理论体系理论。他在本书的前言中就表达了他的疑惑。

弗兰克借用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所提出的长波周期理论来分析欧洲和中国数千年来的经济成长, 认为在明朝以前的千多年里, 中国一直处在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A 阶段(即繁荣阶段)，17 世纪初期中国进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B 阶段(即衰落阶段), 这个阶段持续了二三十年后再次进人康氏周期的A 阶段, 1762一1790 年中国进人危机和衰退时期, 这正好对应着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又一个B 阶段, 而欧洲却进人了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A 阶段, 这就是1800 年之后中国衰退而欧洲兴起的原因。细细品究弗兰克的分析,不难发现, 他犯了两个错误: 一是把存在争议的理论当成解释性证据。对于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周期这种现象到底是否存在, 经济学界存在很大的争议, 晚近的主流看法是, 康德拉季耶夫所描述的长达500年的周期根本就不存在。那么, 依据被证伪的理论所推断出来的结论, 恐怕不会是一个真命题。即使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确实存在, 那也还存在一个适用性问题。康德拉季耶夫是在分析了有关法国、英国、德国等一些国家长期的时间序列资料, 根据这些国家批发价格水平、利率、工资和对外贸易、煤炭、生铁等产量和消费量的变动情况才得出的长周期理论。也就是说, 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是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运行实际中抽象出来的, 对于非市场经济国家, 这一理论并不适用,这一点康德拉季耶夫氏本人也承认。而弗兰克氏却用它来套沉浸在自然经济汪洋大海中的中国古代经济, 无异于张冠李戴, 这是《白银资本》的一大硬伤。

尽管《白银资本》名噪一时, 不过, 从学者们的赞扬性书评看出, 《白银资本》被引起广泛关注的主要原因不是它本身的学术价值, 而是因为它扮演了反对“ 欧洲中心论” 的旗手, 在这一种充满火药味的氛围中, 为打倒对方提高自己, 忽略《白银资本》的硬伤而仅从史观的角度写点带有夸张性的书评就在所难免了弗兰克本人坦率地承认, 他“ 既不是历史学家, 也不是汉学家, 更不是中国史研究者” , 他毕业于芝加哥大学, 学的是经济学, 研究领域广泛, 涉及经

济学理论、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运动、世界体系史。非专业经济史学者写出的经济史著作中出现硬伤也是在所难免的。

我看了一些关于评价白银资本的看法，许多都是挑剔或者反对，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经济史学家的学术心态。当非专业经济史学家写出了名噪学坛的经济史著作时, 经济史学家的前后反应往往是矛盾的: 第一反应就是充当评委, 从自己视阂所能及的范围内作是非评判, 挑一挑论著中的史料错误, 然后把它当作罪证进行批判, 最后以专家的身份说: 不懂就不要写历史!第二反应是照搬套用, 经济史学家在做完史实挑剔之后, 发现非专业经济史学家所构建的理论体系确实胜过自己, 于是又被它所折服, 折服之后, 不分青红皂白, 拿来套用。由此看来, 经济史学家在经济史学的最高舞台上首先是评判者然后是粉丝,但就不是表演者。要知道, 只有一线的演员才能演出一台真正的好戏, 经济史学家不以主动积极的学术心态去谋取经济史学舞台上一流演员席位, 又怎能演出一台高水平的经济史好戏!

尽管还存在一些问题, 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一书总的来说还是写得比较成功的, 它能够在许多方面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突出地使用了长时段的研究方法, 他用这种长时段的分析来架构他的整体主义研究,并据此预言了亚洲将再次兴起。我认为, 不论弗兰克所使用的周期理周期理论与长时段论是否科学和准确, 单是这种长时段的研究视角也能给我们提供很多启发。从这种视角出发我们不难发现, 世界历史中最繁荣和发达的文明重心实际上也一直是在不断转移的。因此, 未来发生西方再次衰落和东方 或其他地区 再次崛起的情况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否定对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进行的研究,对各种生产方式的意义及它们之间的所谓过渡.提出了质疑, 这是《白银资本》中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论点。弗兰克指明,正如我们指出的, 不仅根本不存在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直线进步., 而且在任何一个社会里, 更不用说整个世界社会, 过去和现在都混合着各种生产关系。许多不同的生产关

系-提供.了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产品。但是, 从来不是哪一种生产关系, 更不是哪一种-生产方式.决定了某种生产者的成功与失败。相反, 世界市场的竞争压力和变动一直是更重要的因素, 决定着生产关系的选择和调适。我认为弗兰克这一论断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近代西欧再版农奴制的出现, 以及奴隶制种植园在美国早期的长期存在等历史现象, 我认为都能够在弗兰克的这一视角下得到解释。

总之, 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不仅在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方面颇富启示性, 它提出的许多观点也是发人深思的。

第三篇：《白银资本》读后感

弗兰克：《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白银资本》一部极具挑战性的重要著作。它对1500年以来世界各地之间的经济联系作了一个气势恢宏的论述。安德烈・贡德・弗兰克，西方著名学者，为依附理论代表人物之一。他把中国置于亚洲的中心，把亚洲置于全球经济的中心，认为中国需求白银，欧洲需求中国商品，这二者的结合导致了全世界的商业扩张。与学术界多数人的通常看法不同，在他的分析中，中国在工业革命前的经济史中占据着极其突出和积极的地位。评：《白银资本》在理论与方法方面既有合理的内核，也有基本的缺陷。这是一部优点与缺点同时存在且对比鲜明的著作。①我认为《白银资本》在理论方面合理的内核是对“欧洲中心史观”的批判，并试图在世界体系或全球历史的框架里重构世界历史。②在理论方面的缺陷是强调一个方面而对另一个方面缺少关注，从而有损理论的周延性。因此遭到中国学者广泛的批评。例如，对历史的联系性（“全球性”、“整体性”、“共通性”、“经济性”）的强调而遮盖了历史的地域性（“民族性”、“差异性”、“制度性”、“文化性”）。不过，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家，他的思维方法还是具有辨证性的。例如他认为多样性里存在着统一性。③在方法方面的合理内核是采用“全球学”（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部分的相加并不是整体，部分分析的方法存在着根本的缺陷）的方法，以及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哲学等多学科的协同研究方法。尤其是历史学与经济学的交融分析方法，并在历史哲学的层次上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予以思考。弗兰克强调，研究历史应该是总体史，应研究整个世界史④《白银资本》在方法方面的主要缺陷是以第二手资料为主，而且中文资料的利用尤其欠缺。

第四篇：资本华为读后感

从民营企业到资本企业的蜕变

《资本华为》读后感

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对于一个角色、一本书的理解都不同。我的阅历尚浅，对这本书的感悟未及作者所长，只是粗略读懂这本书的表面含义。有哪些感受不全的地方，还请谅解。

纵观这本书三遍，给我最大的感受是资本的力量。众所周知，中国的民营企业在前几年都有融资难的问题，这本书全面揭示了华为资本运作的内幕，是我们未来解决融资难题的学习标杆。在读这本书之前，我首先了解了华为这个公司。华为是一家一家生产销售通信设备的民营通信科技公司，华为在国际市场上覆盖1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13年《财富》世界500强中华为排行全球第315位。很庞大的一个企业，也是中国四大通信设备企业之一。对中国经济产业略微了解的人都知道华为这样一家企业。了解了华为这个企业之后，我对华为的掌门人任正非非常好奇，进而百度了一下任正非这位中国通信行业的大佬，他的简介很简单：毕业于重庆大学暖通专业，1974年应征入伍加入工程建设任务的基建工程兵，历任技术员、工程师、副所长，无军衔。1983年复员转业至深圳南海石油后勤服务基地，工作不顺利，转而在1987年集资21,000元人民币创立华为公司，1988年任华为公司总裁，至今。纵观他的简历，他并没有成为中国富豪榜的前几名的位置，他也没有像王健林，潘石屹，王石这样的地产大佬一言一行都导向着中国的经济走向。但是这个用21，000元创业的人让华为这个如同他孩子般的公司在2008胡润中国品牌榜”，排12位。2008胡润民营品牌榜”，华为排第三位。是的，他没有让华为这个公司成为他自己的聚宝盆，但是让华为成为华为人的摇钱树！看过华为及任正非的背景之后，我对这本书的解读也更容易了。首先我关注的是任正非的军人背景。他的军人背景促使华为很多项管理中温情却不是规矩。甚至华为公司有自己的《华为基本法》，对华为的每一项都有华为式的规定。例如在销售这一项《华为基本法规定》：战略市场的争夺和具有巨大潜力市场的开发，是市场营销的重点。我们既要抓住新兴产品市场的快速渗透和扩展，也要奋力推进成熟产品在传统市场与新兴市场上的扩张，形成绝对优势的市场地位。《华为基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我们努力使筹资方式多样化，继续稳健地推行负债经营。开辟资金来源，控制资金成本，加快资金周转，逐步形成支撑公司长期发展需求的筹资合作关系，确保公司战略规划的实现。类似这样的华为规定还有很多，正是这一项项的基本法，才支撑着华为基本员工的工作方式。任正非的军人背景还体现在他对客户奢华，对自己抠门这一项上。华为公司曾经提出过：鼓励员工在该花钱的时候一定要舍得花钱，对重点客户的投入要不惜成本。但是任正非在对待自己的时候却是能省就省，员工买55美元的运动鞋，任正非说自己穿不了几次，买35美元的运动鞋，这也是后来在华为广为实行的节流政策。

一个公司有了这样的领导人，怎么能不强大。华为公司的强大还体现在竞合这一理念上。这是一个竞合为主调的年代，竞合已成为强者公认的生存法则，合作与竞争是矛盾的，也是同一的。商场上，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华为一次次的和其他公司合作，让华为赚的盆满钵满。更通过与境外企业组建合资公司，进入不同领域。这也让华为从一个小公司逐渐成为民营企业巨头。华为的很多理念都是我们的学习标杆，华为的老员工大多持股，所以即使不工作也会有很多分红，这就导致了华为整体的工作积极性不高，尤其是新员工。于是华为花费10亿元，动用7000人进行辞职重组。工作八年之上的员工全部辞职重新竞聘上岗。还有资本买技术这一理念让我佩服，任正非对知识

产权的厚爱、尊重超乎想象。所以后来华为公司的成就也都是建立在这些知识产权的拥有上。而华为的知识产权也不全是靠买来的，更多的是自主研发和拿来主义。于我而言，一个企业的知识产权决定着这个企业的命运，现今，很多濒临破产的企业之所以能卖个好价钱，都是因为它的知识产权拥有量。最后，华为的财务管理也是我们借鉴学习的好榜样。任正非曾经说过，公司的稳健发展离不开“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点之一——开元，经营创收：基本点之二——节流，控制成本；而中心就是财务管理。由此可见，财务管理的重要性！而华为对财务管理的付出也超乎想象，用四大中的普华永道和毕马威做财务，聘请IBM的财务团队为其指导，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财务管理风格。

上述都是我从这本书中学到的内容，下面是我从这本书中摘录的一些理念。

1.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说：“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在商场和企业管理上用得比较多的就是人们常说的手段之一——互补性资本合作。

2.员工持股的目的时间里利益共同体，践行知识资本化，员工既是出资者又是劳动者，实行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资本结合。

3.拥有并掌握核心技术，才是企业的生存之根，发展之本。

4.如果没有华为，中兴也不可能始终保持着活力，而如果没有中心，华为也不会如此快的发展速度。

5.所有企业从初建到发展壮大，几乎都经历了一个粗放式增长，粗放式经营管理的阶段。

6.华为要改变原有模式，一要有理念，全院上下都一致的理念；二是必须有信息技术工具来解决；三要有成文的规章制度来保障，再就是执行的事了！

在看《资本华为》这本书的时候，我越读越觉得自己渺小，首先自己的领

域知识太浅薄，有很多专业名词读不懂，其次是越读书越觉得自己应该多读书，多学习，才能让自己多了解经济和资本，这也是未来的发展趋势。最后，我想借用高尔基的一句名言来总结我最近读书的感悟：：要热爱书，它会使你的生活轻松：它会友爱地来帮助你了解纷繁复杂的思想情感和事件：它会教导你尊重别人和你自己：它以热爱世界热爱人类的情感来鼓舞智慧和心灵！

第五篇：白银资本读后感

本书作者A.G.弗兰克，出版于1998年，白银资本读后感。英文名称《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大意是重新认识亚洲时代的全球贸易的意思。内容，按章节来说大致如下：

第一章）回顾前人理论。

这本书的很多篇幅用来描述1400年到1800年的、世界各地之间的国际贸易体系，剩下的篇幅则用来对这样一个体系的某些方面做具体分析。这个问题显然不会被之前的历史学研究者们给漏掉，于是第一章便用来回顾和分析早致斯密的大量世界各地的研究者们关于这个问题、或其中某个片段的理论。

按作者所说，之前的各种理论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

以结果反推原因，作者在列举时注意比较了斯密等早期研究者的说法和之后的说法之间的差别；

“八卦”，比如各种依赖于人种优越性学说；

宗教因素决定一切，比如犹太教、新教伦理，神道教独特性，甚至还有儒教，本质上说也是事后诸葛亮的说法；

以满足意识形态需求为目的，“挑战与回应”似乎就是一例——而如作者所说，许多反驳欧洲中心论的观点也侧重于意识形态分析；

缺少跨地区分析，也就是说欧洲历史学家研究欧洲历史，却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叫做世界历史，；

...简单的说就是在研究世界历史时缺少“世界视野”。当然，这种“缺少”可能还有不少研究者以外的因素，在史料或前人的研究成果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前，只有好的研究态度仍然可能造出一栋空中楼阁。这一点可以从作者对自己之前研究成果的分析里看出点东西来。

此章还略为介绍了下之后章节的内容等。

第二章）全球贸易流程。

简单的说，就是按地区分章节介绍了1400-1800之间，世界各地的人们在做什么生意，以及怎么做生意。这里的有些内容是老生常谈，有些则很有意思：

陆地与海洋贸易的一体性，也就是说海港城市有陆地城市作为其生产基地和地区市场，类似十九世纪时纽约之于美国东海岸的情况；

造船业本身是东方贸易的重要产业；

世界性的生产分工出现的很早，作者举的例子之一是美洲白银生产需要从中国进口部分水银；

历史上的“锁国”相当于现在的高关税等地方保护主义政策，事实上没有实现中断贸易的作用；

少数大国在选择海洋利益还是陆地利益方面政策有反复，如明朝中国，即当时的海禁与停止官方航海活动不是简单的自闭；

“朝贡”所指的活动，是各方默认的商业活动，当然官面上的说法有一些强调上下关系的政治味道，如作者所说这种做法自负但有部分的事实基础；

“生态帝国主义”，也就是说大规模蔓延的瘟疫的受害方，往往是相对封闭的一方；

古代的“城市化”，可能反映了当地社会手工业的发展状况，随之而来的至少包括粮食等生活必需品作为商品在地区内的流动；

等等。

作为总结，作者似乎把这个时期的贸易活动描述成同心圆结构。中国地区是一些广受欢迎的商品的生产中心，中国朝贡体系中的国家与中国直接进行贸易，南亚中亚等各有地区市场同时也做转口贸易，非洲的贸易相对简单和孤立些，欧洲则用美洲得来的贵金属参与上述的贸易圈。

这里，作者侧重的是各地区之间的相互贸易，或者作为这些过程附属的对外口岸和内陆生产基地之间的贸易，各地区的内部贸易似乎很少提到，可能是因为和主题无关。此外，作者之所以把各地的贸易联系在一起，似乎是因为两点：各地的同类产品之间有竞争；各地进口出口的货物包括制成品，也有原材料。

第三章）白银推动贸易。

这里介绍了1400-1800年之间，贵金属产量，用途，及后果。

众所周知，一般等价物促进商品交换。作者在第二章中提到，1400年后的一百多年，是世界范围贸易快速货币化的时期。这和欧洲殖民者首次将美洲纳入世界贸易体系有关。之前的时代里，世界各地的经济活动，如作者在最后所总结的，达到了某种平衡，欧洲对美洲的控制则是在这个平衡/饱和之后的一个持续的改变因素。其后果，包括各地通过贸易获得资本用于更大规模的商业生产，物价变化，人口增加，信贷发展等。简单的说，就是世界各地都开始“用钱做生意”。

第四章）经济体系的比较。

之前的章节不断重复的主题之一是东洲主导世界。从这一章开始，作者把论述内容从“怎么样”变成“为什么”，第一步便是比较东西方的各方面的情况以试图找出差别或反驳之前理论所推崇的、事实上按作者观点并不存在差别。

首先作者总结了一下1400年-1800年这个发展过程的结果，即十八世纪末世界各地的基本经济状况。结论是到此时为止，从各种史料看，东西方之间没有巨大差距。当然，这里说的是某个时间段的状态，而不是发展趋势。后者作者作为本书的结论写到了第六章。

经过上面的史料比较，作者引出了这样一个话题：东西方如果发展的结果无差别，那么是否说明其各种社会特征也无差别？这里作者比较了东西方的主要技术成果。

最后一节比较的是东西方金融制度。

当然，说是“比较”，作者实际上偏重于介绍东方各地区的情况。同时，这一节的目的是为了反驳“不存在”，所以作者有时只是简单的列举些说明“存在”的前人研究成果、数据、引文等。

第五章）应当横向整合。

感觉这一章是过渡性的。开篇引用了约瑟夫*弗来彻的观点“近代早期世界各地的平行现象，可能意味着其背后有共同的规律在起作用”。这里所说的平行现象似乎就是所谓的“十七世纪危机”。

具体的说，在十七世纪，我国发生了明、清交替，英国发生了革命，葡萄牙独立，一些欧洲和亚洲国家开始走下坡路，读后感《白银资本读后感》。但是也有很多例外。作者的结论是，不存在普遍的、长时间的十七世纪危机，但是当时确实发生了一些事情导致世界各地的不同国家同时出现了类似的问题。

作者所说的“一些事情”是白银供应的变化。作者引用了斯密的说法为左证之一：“矿山不断发现导致的贵金属供应量增长停止，白银等在1936年前后开始更加值钱”。同时作者也提到，贵金属货币供应问题只是导致各国不同状况的因素之一，其它如气候、政府财政状况、社会各界的对策等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第六章）西方如何胜出。

首先，作为对之前章节的总结，作者说到，“东方衰落，然后西方兴起”。这之间谁先谁后会引出二种说法：西方打压了东方VS东方给西方让出了位置。作者应该是赞同后者的，但是他也说到二者同属于一个密切相关的世界经济体系里，二不是互相孤立的。

然后，作为对全书的总结，作者提出了一个基于人口VS土地关系的解释。这可以说是全书核心吧，下面仔细说一下：

机器化大工业是很晚的事情，大约在十九世纪开始才大行其道吧。也就是说，之前的时代，社会生产力表现为各种形式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简单的说，就是能养活的人越多，国力便越强。——当然，古代不存在什么把汽车流水线改个摸组就能冲压出廉价步枪的情况，所以社会生产力从一种产品转到另一种产品上比今天困难得多。于是生产力强却打不起仗的情况也随时都是。

人力即国力，这个说法很粗糙。因为即使在古代，劳动也是很有技术含量的事情，这个大约可以从我国的传统农业上看出点端倪：首先是种子几百年一变，然后是产量、耕作制度、水利工程设计建造技术，晚到近代早期还有商业作物混作制度和产品初级机械加工技术（哦...简单的说就是黄道婆等的技术革新）。此外，让所有的人力能够充分发挥，各种社会组织制度也有不小的作用。

但是撇开这些零碎不谈，最重要的因素还是人力。这可以从相反的角度来看：碰上天灾人祸，人口锐减，社会生产力必定大打折扣。书中提到的例子是明清交替时中国地区外贸的国际地位的变化。

如果“人力重要”的说法成立，那么显然可由此搞出个评价社会生产力状况的指标。书中提出的是人口/土地比例。个人觉得这里的土地应该是在说可养活人口的土地，比如牧场、耕地、沙漠中的绿洲等等。同时这个说法似乎也有些可商榷之处，比如土地产出不同地区、时代是不同的——当然，按书中所说这也可以解释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内部对人口压力所表现出的适应过程，即人口/土地比例还是最基本的因素。此外，书中还提到了人口结构的问题，即在中国地区适龄劳动力的比例可能还要更小些。也就是说各种修正因素本身也相互抵消，合作用如何在下看不清楚。

按书中所表达的意思，人口/土地比例实际上反映了社会所能养活的生产力的规模。那么这样一个数据如何反映出生产力状况呢？由于老祖宗时的各种主观客观因素，我们有了养活一大家子人的实能力。这人一多，就有人可以不忙着土里刨食混日子；就不会动不动被天灾倾城、被人祸灭国；上一辈人的经验能更保险的传到下一辈而不断档。如是千年传承，人多一点、书多一点、地方多一点、点子多一点，就都是自然而然的。而如上所说，机器大工业时代之前，一个有大量人口能安稳生活并从事劳动的国家/地区，绝对能做出很多东西，尤其是当地能断断续续维持个几百上千年大致和平的社会环境的时候。

好的方面说完了，坏的方面也得说。机器大工业时代之前，最便宜的机器海战术用不了，一切靠人力，改造自然的能力自然弱。机器大工业时代以前，年代越早，生存权问题对于各地的人类社会来说就越严峻。其表现么，最平常的来说大约就是生了养不活，活着死的早，生病医不好，等等。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个社会是否成功，就在于它能养活多少人口密度。如上所说，前机器工业时代人力是根本——注意，人力不是牲口力，不单是体力。也就是说，在那样的“大环境下”成功的社会，会为其继续成功积累人力资本。——这说的或脱脱就是我们中国地区么。揭掉所有神秘的面纱之后可以看到，古代中国人在中国地区的成功，靠的其实不过是大量普通中国人普通地过日子的本事。——当然，要是有机会去古代“农家乐”一把，我们这些后人肯定会觉得古人的生活新鲜得不普通。

然后问题就来了。有一句话很经典，说的是资本主义时代生产出来的东西超过以往总和云云。简单的说，就是工业革命一到来，世界大变样——冷水变开水，里面养的鱼就得从耐冷变得学会耐热；变得快得活，变得慢即熟。而这适应速度，从无到有者和积重难反者是不同的。这里的“大变”不神秘，简单的说，人力有时而穷，机器的生产能力却可以不断提高（其极限可能只受物理规律的限制吧，肯定远高于人力的情况）；而这“大变艰难”，大约就是说古代社会劳动密集型比技术密集型来的更容易上手吧。

道理很简单，结果很无奈。

然后是第七章，似乎和主题无关，属于关于论述的论述。就不废话了。

通观全书可以发现，作者所有的论述实际上都回到了几个我们熟悉得不能再熟悉（或者说曾经熟悉）的基础上。

生产力VS生产关系。全书大篇幅的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世界贸易的状况，这就是从产品流通状况反推各地的商品生产状况。而上面提到的人口/土地，说的实际上就是构成生产力的主体——劳动者，和为了保证一定规模的生产力的维续而产生或设计的社会制度——也就是生产关系，二者之间如何相互影响。

一般等价物对于商品流通的意义。对于商品生产、流通开始初步壮大的的时代来说，一般等价物的有无或者说匮乏/充盈，可能意味着二种经济运行方式（类似的比如层流/湍流之类）。于是，从“有”变“无”或者反过来，意味着社会巨变，能否适应这种变化则和社会的具体特征有关——而这个特征显然是某个历史过程的结果。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就是说不是“文明基因”之类事后诸葛亮的东西塑造文化，而是一群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具体的生活环境、生存方式、繁衍历史等，决定了她在什么时代有什么样的文化。

利益驱动，同时社会活动参与者里没有高瞻远瞩、胸怀全人类者，其活动都以短期预计为指导，目的都在于为不同的社会小团体牟利。

技术的传播是无法遏止的。这个...大约就是说古代也盗版横行吧。具体的例子很多，比如中国的丝绸、威尼斯的玻璃，等等。不过这似乎不是什么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