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国企改革的出路

第一篇：论文：国企改革的出路

国企改革——思考与建议

吴志远班级：04040104学号:201004040116

1【内容摘要】30多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值得反思的问题很多。产权改革不能回避，认准改革方向后就不要迟疑拖延，改革要加快再加快；中小型国企改革的主要方向是建立内部职工持股为主的股份合作制；大中型国企改革的主要方向是少独资、少控股、多元化、规范化。

【关键词】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激进式”改革；“渐进式”改革

（一）国企改革的现状及问题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对国内几家知名企业的质疑，在张维迎率先开口回应之后，终于在国内经济学界和社会各界引起了一番热烈的争论。唇枪舌剑的焦点，是中国的国有企业要不要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怎样推进改革。由此看来，这场争锋已从单个企业是否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微观问题，上升到整个国企改革方向是否正确的宏观问题上来。

静观这场争论，我认为，要回答如此重大的问题，既不能就事论事，更不能不顾中国国情。做到这一点，一是不能脱离中国国企发展的历史，二是不能脱离中国国企改革的实践，三是不能脱离中国正处在转轨期这个特性，而这些恰恰决定了中国国企改革的方向和路径的选择。

国企改革一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国企改革，是公认的全球性难题，而国企产权改革更是最难啃的骨头。

当前，国企改革在步步推进的过程中，暴露出一些问题：一些国有资产在产权转让中流失严重，有些人甚至借改革之名，行侵吞国资之实。

2004年八九月间，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质疑某些企业经营者侵吞国资，并提出目前一些地方上推行的“国退民进”式的国企产权改革已步入误区。他认为，“目前应当停止盛行的管理层收购行为，停止以民营化为导向的产权改革。”这一言论在社会上掀起了激烈的讨论，经济学界中更是争论不断，波澜迭起。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等专家表示，国企不改制，国资流失更严重，只有改制彻底，攫取国资活动才会失去土壤。

郎咸平进而提出，“国有资产绝非无主，国企效率不比民企差，现在要做的是行政行为退出国有企业，引入职业经理人制度，而不应该是国企产权退出市场。”不少学者对此表示赞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文魁等专家则认为，“回避掉产权问题，仅在经营权上做文章，这是靠不住的。”

这场讨论折射出的是当前推行国企改革的深层次矛盾：如不改制，国企效率低下，亏损包袱越背越重；但盲目产权改革，由于缺乏完善制度支撑和经验，国有资产流失严重。改不改，怎么改？这成为当前国企改革必须直面的核心问题。到底有多少国资流失记者也问不到一个权威数字参与各方都不否认这样一个事实：一些地方国企经营者和个体老板通过种种手法侵吞国资，是国企产权改革中暴露出的不容回避的问题。“国有产权转让被很多人认为是最后一次廉价而丰盛的宴席。不少人动用一切手段、关系试图加入这场盛宴。”黑龙江省国资委主任胡祥鼎说。究竟国有资产在产权转让中流失的真实状况如何？记者了解到不少人所运用的种种典型手法：——虚假评估。山西运城市焦化煤气厂、运城市船窝煤矿两厂“离谱”改制，有关部门仅卖两厂的资产却不管债务，未依法评估和招标，结果首次拍卖只以6000多万元卖给一家民营企业，经省纪委严查后，重新拍卖卖了2.3亿元。———自卖自买。有1000多名职工的河南长葛市发电厂，改制评估机构由企业参与委托，产权转让没有进入产权交易市场。3000多万元的国有资产缩水一半，最终购买方仅以1500多万元的底价买到。公司董事长就是原发电厂的厂长。

这些年来，到底有多少国资流失，规模多大，记者问遍有关部门，没有一个权威的、系统的计算，业内说法也不一。不过，专家们公认，国资流失的一大原因正是国企改制不规范所导致。大量国资流失到私人腰包，成了一部分人财富膨胀的“源泉”。

十几年前就呼吁人们警惕国企产权改革中的不公正性，提出“掌勺者私占大锅饭”等问题的清华大学教授秦晖今天仍然强调，任何改革，起点公平是保证效率的前提，否则必然会导致不公和社会不满。在国

企产权改革各种形式中，最具争议的是管理层收购。这种行为可解释为公司的管理人员通过购买本公司的股份，改变公司的股权结构，成为公司所有者的一种收购行为。2002年前后，管理层收购被引入国企改革，进而被一些地方视为“改革至宝”，认为这是国企股权多元化的有效途径，不仅可解决企业所有者缺位的问题，也可解决管理人员的激励机制问题。不过，在改革实践中一些管理层收购却走了样。某些国企管理层利用各个环节为自己攫取利益，利用压低经营利润、操纵资产评估，非法融资等手法，使大量国有资产流进自己的腰包。

2003年前后，黑龙江乳业集团改制过程中，审计为资不抵债1.45亿元，集团管理层在评估国有资产时不把多年形成的知名品牌进行评估，意图进行“零价”收购。后幸被省国资委发觉，果断废止了这个收购方案，评估出无形资产后，以竞价7900万元的价格将这个连年亏损的企业出让给了哈工大集团。

“内外勾结，利用银行的钱来购买国企产权，这是我坚决反对通过管理层收购行为进行民营化进程的主要原因。”郎咸平说。

在2004年11月8日发表的一篇分析文章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左大培称，国企管理者的一夜暴富很大程度上归结于他们无需支付公司的债务。左在文章中分析，通常，国企收购价中并不包含该企业亏欠银行的债务以及以工人权益形式存在的“隐性”债务。两者在国企总债务中所占份额大抵为70-80%和20%。这些债务加起来远远高于国企的总资产。在工人尚未领到的权益（不包括国企给予员工的基本福利）中，未支付的工资占了绝大部分。所有这些未履行的债务，都构成了对公司债权人权利的侵犯和对国有资产的损害。

(二)大中型企业改革方案：少独资、少控股、多元化、规范化。

我国有l万家左右的国有大中型企业，除了少数要依法破产之外，大部分必须按照十六大精神加快改革步伐，任务并不轻。目前的现状是，大部分大中型企业似乎都已“完成”改制任务，而实际情况远非如此。前文所述中小企业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大中型企业也存在，有的甚至更严重，比如独资、一股独大、绝对控股、法人交叉持股、行业垄断、翻牌公司、政企不分等等。由于相当一批大中型企业至今仍然是国有独资或控股企业，因此政企不分、政企难分就成了这些国有企业的顽症。按照十六大的要求，除“极少数”和“重要”的企业采取独资或控股方式外，大多数大中型企业改革的方向也应该是：“推进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在改革的具体操作层面上，则要坚持“少独资、少控股、多元化、规范化”的改革方案。

“少独资”就是指除极少数关系到国计民生、国家安全的大中型企业外，应通过企业产权改革，尽量减少国有独资企业的数量。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国有独资企业当它处于竞争性领域时，较之其他类型的企业往往是竞争力最差的企业。正因为如此，自从1997年党的十五大以来，全国许多省市都相继表示了告别“国有独资”的决心，宣布今后不再搞国有独资企业，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发挥国有资本引导与调控能力上，通过投入国有资本鼓励与引导非国有资本与其一同构建混合所有制经济。“少控股”就是指除重要企业之外，今后国有资本在混合经济体中能不控股的尽量不控股。近几年深圳加大了国有资本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步伐，尽量减少国有控股企业数量，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少控股、不控股，有效地削弱了政府对企业的控制权，实现多年来改革的目标——政企分开，不仅增添了企业活力，也大大促进了政府职能转变。“多元化”指的是投资主体多元化。对于老企业，要通过股权转让，引进外资或民间资金，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对于新办企业，从投资建项目之日开始，就要引进多种经济成分投资主体，使新企业从诞生之日起就建立新的机制。近几年，我国改制了相当一批国有企业，然而通过国家新的投资，又出现了许多新的国有企业，其中相当一部分仍然是国有独资或国有交叉持股企业，这些新企业如果仍然走“国有独资”老路，将来势必又会成为改革的对象。“规范化”指的是大中型国有企业通过改制，少数有条件的改造成为上市公司，大多数应建立规范化的股份有限公司，改革的重点是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对于相当一批至今仍处于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也要积极引入竞争机制，积极引入战略投资者，实现股权多元化，有条件的应发展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20多年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始终牵动着亿万人民的心，国企改革的成败将直接影响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国有企业要实现在局部领域的“激进式”快速改革，无疑必须依靠政府职能转变和社会保障制度两个重要领域的“激进式”快速改革的配合，没有国企外部环境快速改革的配合，仅仅依靠国有企业单兵独进，改革还是难以成功的。

(三)中小企业改革方案：建立以内部职工持股为主的股份合作制企业。

19万家国有中小企业当中，一小部分严重资不抵债、扭亏无望的企业，应该按《破产法》规定，加快破产进程，趁着国有资产还没有全部流失之前，尽量变现用于安置职工，特别困难的企业，破产之后无力安置职工的，应由政府负责给职工提供法定的社会保障。至于剩下的大部分尚未破产的中小企业，必须坚定地、全面地、快速地推行股份制改革。目前在股份制改革中，中小企业遇到的关键问题有两个。一是国有股权转让多少?二是转让给谁?对于“国有股权转让多少”问题，目前主要争议集中在资产怎么评估上。只要资产评估比较科学，转让又是以公开拍卖、有偿转让方式进行，大部分人还是赞同多多益善，能转让多少就转让多少的。那种认为国有股权转让是“国有资产流失”的观点至今已经没有多少市场了。于是“国有股权转让给谁”的问题，就成了推进中小企业股份制改革的关键。目前各地比较热衷的做法是：对外转让出售国有股份，引进外资或个私资金入股。但全国20万家国有企，20叭年国有资产总计l0．9万亿元，其中经营性资产7．3万亿元，国有中小企业经营性资产约占30％，合计2．2万亿元。而我国每年引进外资400亿美元，400亿美元中大部分为外商独资形式，真正可用于收购国有股份的资金为以lO％计算，仅40亿美元，而且外资看好的主要还是国有大中型企业。这样能用于购买中小企业股权的外资相当有限。个私企业资金总量倒比较可观，但由于私营企业数量大(全国达202万户)，真正有实力购买国有中小企业股权的也不是很多。因此，“国有股权转让给谁”的问题，仅仅依靠对外出售，相对于庞大的2万多亿资产，无异于杯水车薪，实在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量大面广，遍布全国各个角落十几万家国企的股份制改革问题。这也正是目前国有中小企业股份制改革进展不大的主要原因。实际上，要解决“国有股权转让给谁”的问题，关键在于企业自身，企业必须眼睛向内，必须把国有企业职工(包括企业管理层)作为国有股转让的主体。建立以职工内部持股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应成为绝大多数国有中小企业改革的主攻方向。

国有股转让给企业职工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有偿转让”。这种办法很难行得通，一来国企职工普遍工资较低，无力出资：二来职工也不愿出资，怕辛苦劳动积下的钱打了水，业吞蚀。另一种方式是“无偿转让”。但这种办法又遇到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被人指责为“私有化”。两种方式都难以实行，左右为难，但改革总不能就此搁浅，怎么办呢?于是许多企业想出了一个“打擦边球”的办法，从转变职工身份入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买断身份”，后来因为受到批评，便改称为“置换身份”，但实质并没有改变。企业一般按一年工龄抵一个月工资的办法，一次性付给职工“置换身份”补偿费，再将补偿费转为股份，职工于是便成为企业的股东。这种做法，由于避开了国有股权“有偿”与“无偿”转让的争论，在许多地方颇受欢迎，也易于推广，一度还救活了一些企业。但由于此类改革仍属“打擦边球”性质，“买断身份”或“置换身份”的做法至今未获中央文件首肯，因此充满了许多不确定性，一旦企业改制后经营失败，职工断了生计，到头来还是要来找政府求助。但“置换身份”的改革却含有合理成份。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由国家正式制定《国有中小企业内部职工持股改革法》，明确肯定职工转换身份后获得补偿赞的合法性，并批准职工可以以补偿费购买职工所在企业的股份，而且职工股可以转让、可以继承。改制后，企业资产超过职工总股本部分，作为国有股与职工股同股同价、同股同酬。国有股如果要出售，应优先售给企业职工和企业领导层。经过这样的改革之后，国家和职工形成利益共同体，真正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从此，企业职工将具有劳动者与出资者双重身份，既享受按劳分配，又享受按资分配的待遇，党的十五大所倡导的“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将会在较短的时间内得以建立。这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工者有其股”的新型企业。“工者有其股”与“耕者有其田”将成为未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两块主要基石。可以预测，目前相当一批没有亏损或者有赢利前景的、效益较好的国有中小企业，一旦建立起内部职工持股机制，活力将会大大增强。对于那些目前仍然亏损严重的中小企业，为了救活这些企业，在实行内部职工持股改革时，国家可以适当放宽政策，比如可以将职工持股后剩余的国有股拿出一部分或以优惠价或无偿地奖励给为企业扭亏做出贡献的企业经营者或职工，以此激励企业管理层和职工的积极性，增强企业活力。

（四）把握好推进改制速度和保持社会稳定的平衡度

国企改革赢得良好社会效应的过程，类似于博弈论中的“纳什均衡”过程。“纳什均衡”由美国经济

学家约翰·纳什提出，它是指在给定对手的选择以后，每个参与人都做出了最优选择，即指这样一个协议，协议中利益相关的每个人都认为违背协议并不比按协议行事更好。然而，现在的情形是，在社会各界对国企改革寄予信任与厚望时，许多改制者却迷恋于盘打自己的“小九九”，而没有做出一个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最优选择。

重塑国企改革的社会效应，就必须从透明化、独立性和福利取向三个方面入手。透明化要求摒弃“闭门改制”和“先改后奏”的陋习，规范每一方参与主体的每一个操作细节；独立性要求改革过程不为某强势利益群体的言论所左右；而福利取向则要求国企改革具有“社会普渡”意识，增进百姓福利，改善社会环境。然而，国资委近期出台文件，以“影响企业发展壮大”为由，将企业员工持股给“边缘化”了（5月14日《中国经营报》）。国资委尚不能“身先士卒，”这说明优化国企改制的社会福利效应，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如果说先前的国企改革更多注重的是“内部机理”的话，新国资时代的改革思路正在向良性的“外部效应”倾斜。但由于我国的国有企业实行的是分级管理模式，当地政府部门的操作方式各有千秋，而社会效应的显现又具有一定的时滞性，不会像注资或重组效果一样“来的快”。所以，虽然国资委提出了新的要求，但实行进来也许是步履维艰的，笔者认为，可考虑在不违背市场规律和社会公平的前提下，制定一套制衡、惩治与激励机制，从正反两方面来推动这驾“马车”，促进国企改革参与者之间的“互信”和与社会各界之间的“共信”，从而逐步实现改革速度与社会稳定、改革模式和社会效应之间多重的“纳什均衡”。

相信在数代中国人的努力下，国企改革必将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的！

参考文献

1吴树青 顾问，逢锦聚、洪银兴、林 岗、刘 伟 主编，《政治经济学》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3月第5次○

印刷http://finance.sina.com.cn2004年09月21日○

3张华 期待国企改革社会效应的“纳什均衡” ○

4周放生 《产权制度改革是不可改变的方向》经济观察报2004年09月19日 ○

5时代人物周报 http://finance.sina.com.cn2005年05月10日○

62004年10月21日 ○

7樊纲 《关于当前企业产权关系的改革》 1995年一月 ○

8刘伟《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产权制度解释》 首都经济贸易出版社 1999年版 ○

第二篇：论文：国企改革的出路

国企改革的出路——继续推进产权制度变革

【内容摘要】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03年底，我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已经达到19.7万亿元，涉及15万户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逐渐涉入“深水区”，历时20多年的国企改革，目前已进入破难攻坚阶段，触及到最核心之处———国企产权改革。不久前，学术界和社会上一场关于“国企产权改革”的讨论，再次揭示出国企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当前，国企改革在步步推进的过程中，暴露出一些问题：一些国有资产在产权转让中流失严重，有些人甚至借改革之名，行侵吞国资之实。

【关键词】产权 管理层收购 自由主义 新左派思潮 职业经理人 纳什均衡

（一）国企改革的现状及问题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对国内几家知名企业的质疑，在张维迎率先开口回应之后，终于在国内经济学界和社会各界引起了一番热烈的争论。唇枪舌剑的焦点，是中国的国有企业要不要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怎样推进改革。由此看来，这场争锋已从单个企业是否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微观问题，上升到整个国企改革方向是否正确的宏观问题上来。

静观这场争论，我认为，要回答如此重大的问题，既不能就事论事，更不能不顾中国国情。做到这一点，一是不能脱离中国国企发展的历史，二是不能脱离中国国企改革的实践，三是不能脱离中国正处在转轨期这个特性，而这些恰恰决定了中国国企改革的方向和路径的选择。

国企改革一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国企改革，是公认的全球性难题，而国企产权改革更是最难啃的骨头。

当前，国企改革在步步推进的过程中，暴露出一些问题：一些国有资产在产权转让中流失严重，有些人甚至借改革之名，行侵吞国资之实。

2004年八九月间，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质疑某些企业经营者侵吞国资，并提出目前一些地方上推行的“国退民进”式的国企产权改革已步入误区。他认为，“目前应当停止盛行的管理层收购行为，停止以民营化为导向的产权改革。”这一言论在社会上掀起了激烈的讨论，经济学界中更是争论不断，波澜迭起。

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等专家表示，国企不改制，国资流失更严重，只有改制彻底，攫取国资活动才会失去土壤。

郎咸平进而提出，“国有资产绝非无主，国企效率不比民企差，现在要做的是行政行为退出国有企业，引入职业经理人制度，而不应该是国企产权退出市场。”不少学者对此表示赞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文魁等专家则认为，“回避掉产权问题，仅在经营权上做 1 文章，这是靠不住的。”

这场讨论折射出的是当前推行国企改革的深层次矛盾：如不改制，国企效率低下，亏损包袱越背越重；但盲目产权改革，由于缺乏完善制度支撑和经验，国有资产流失严重。

改不改，怎么改？这成为当前国企改革必须直面的核心问题。

到底有多少国资流失记者也问不到一个权威数字

参与各方都不否认这样一个事实：一些地方国企经营者和个体老板通过种种手法侵吞国资，是国企产权改革中暴露出的不容回避的问题。

“国有产权转让被很多人认为是最后一次廉价而丰盛的宴席。不少人动用一切手段、关系试图加入这场盛宴。”黑龙江省国资委主任胡祥鼎说。

究竟国有资产在产权转让中流失的真实状况如何？记者了解到不少人所运用的种种典型手法：

——虚假评估。山西运城市焦化煤气厂、运城市船窝煤矿两厂“离谱”改制，有关部门仅卖两厂的资产却不管债务，未依法评估和招标，结果首次拍卖只以6000多万元卖给一家民营企业，经省纪委严查后，重新拍卖卖了2.3亿元。

———自卖自买。有1000多名职工的河南长葛市发电厂，改制评估机构由企业参与委托，产权转让没有进入产权交易市场。3000多万元的国有资产缩水一半，最终购买方仅以1500多万元的底价买到。公司董事长就是原发电厂的厂长。

这些年来，到底有多少国资流失，规模多大，记者问遍有关部门，没有一个权威的、系统的计算，业内说法也不一。不过，专家们公认，国资流失的一大原因正是国企改制不规范所导致。大量国资流失到私人腰包，成了一部分人财富膨胀的“源泉”。

十几年前就呼吁人们警惕国企产权改革中的不公正性，提出“掌勺者私占大锅饭”等问题的清华大学教授秦晖今天仍然强调，任何改革，起点公平是保证效率的前提，否则必然会导致不公和社会不满。

在国企产权改革各种形式中，最具争议的是管理层收购。这种行为可解释为公司的管理人员通过购买本公司的股份，改变公司的股权结构，成为公司所有者的一种收购行为。

2002年前后，管理层收购被引入国企改革，进而被一些地方视为“改革至宝”，认为这是国企股权多元化的有效途径，不仅可解决企业所有者缺位的问题，也可解决管理人员的激励机制问题。

不过，在改革实践中一些管理层收购却走了样。某些国企管理层利用各个环节为自己攫取利益，利用压低经营利润、操纵资产评估，非法融资等手法，使大量国有资产流进自己的腰包。

2003年前后，黑龙江乳业集团改制过程中，审计为资不抵债1.45亿元，集团管理层在评估国有资产时不把多年形成的知名品牌进行评估，意图进行“零价”收购。后幸被省国资委发觉，果断废止了这个收购方案，评估出无形资产后，以竞价7900万元的价格将这个连年亏损的企业出让给了哈工大集团。

“内外勾结，利用银行的钱来购买国企产权，这是我坚决反对通过管理层收购行为进行民营化进程的主要原因。”郎咸平说。

在2004年11月8日发表的一篇分析文章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左大培称，国企管理者的一夜暴富很大程度上归结于他们无需支付公司的债务。左在文章中分析，通常，国企收购价中并不包含该企业亏欠银行的债务以及以工人权益形式存在的“隐性”债务。两者在国企总债务中所占份额大抵为70-80%和20%。这些债务加起来远远高于国企的总资产。在工人尚未领到的权益（不包括国企给予员工的基本福利）中，未支付的工资占了绝大部分。所有这些未履行的债务，都构成了对公司债权人权利的侵犯和对国有资产的损害。

左还列举了其他七种国有资产和工人权益受侵害的情形：

1．竞标机制缺失。个别官员主导企业出售，合理、透明的程序荡然无存。企业无意寻得最高出价，只是想方设法将公司廉价转让出去，而这为行贿行为提供了温床。

2．将公司资产出售给内部经理人的方式，让熟谙公司业务运作的管理者得以有机会修改财务报表，使公司看上去是亏损，从而更好地压低价格。

3．“只有原始投资（initial investment）才算国有资产，余下的累积盈余（accumulated earninigs）为集体共有”的说法让参与产权改革的企业只将累积盈余的一小部分分配给工人，而剩下的绝大部分都归了管理者。

4．以各种形式存在的“折扣”，授予了企业最早的一批管理者。在现金支付的条件下，“折扣”通常达企业净资产的30%。左援引财政部一位周姓研究员的研究分析指出，一家总资产3亿元的国有企业，如果不算它拖欠银行的债务和来自职工的“隐性”债务，那么资产净值将只有2亿元人民币。如果算上折扣，那么经理们最终支付的价格将只有1亿元人民币！

5．为了鼓励管理层收购，政府通常会贷给企业经理们一笔款，这些看上去顺理成章的援助却为收购方将企业经营不力的亏损转嫁给贷款者埋下了伏笔。

6．那些被收购的国企通常要从其原有主管机关脱离出来，其中的大多数因长期以来为政府所荫护而享有特权和丰厚的利润。

7．企业对财务报告公然篡改，通过各种腐败途径诈取公司财产。

对公司新的“所有者”们来说，通过土地财产致富的状况是十分普遍的，这甚至构成了管理层收购的“主要动机”。产权制度改革低估了国有资产的实际价值，一句流行于中国企业家们中间的话这样说：“如果你花了2块钱购买了一家资产价值10块钱的国有企业，那你 3 应该吃亏了。

（二）来自理论界的论战

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形态急剧变化的转型期，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矛盾的积累越来越深、越来越尖锐。而不同的人对问题的诊断和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不同的，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形成了不同的派别。总的来说，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在中国知识界中产生了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思潮以及这两种思想的争论。这是自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知识界中罕见的、大规模的、具有自发性、不使用官方意识形态词汇的争论。

产权制度改革的支持者们声称，国企管理层财富的增加应归结于“更富效率的、市场驱动的管理技能（management skills）”，而左派知识分子则坚持认为，国企改革是建立在国有资产受损害和广大职工利益受损基础上的。在中国，维护市场导向，坚持国企产权改革的知识分子常被归入“新自由主义者”或“主流经济学家”一族，而反对者们则被冠以“非主流经济学家”或“新左派”的称号。

从2004年6月起，郎咸平公开批评海尔、TCL和格林柯尔三家公司利用产权改革侵吞国有资产，引起媒体与民众的广泛关注、经济学界的各种反应和企业界的强烈反弹，引发了又一轮关于国企改革的争论。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是当今改革的重头戏，但在这个过程中，掌权者一管理者私分公有财产，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下岗工人处境悲惨，从而产生社会不公正的问题。

从媒体(包括网络)反映的民意看，支持郎咸平的意见是一面倒，那些批评郎咸平的学者受到很大责难。总体上说，新左派是大力支持郎咸平的意见，而主张市场化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站在郎的对立面。

经济学家张维迎的反应被视为自由派的典型立场，他强调要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他说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社会财富不断增加的过程，认为“只要有人赚钱，就一定有人吃亏”的观点，是极具误导性的。不能看到买的人赚钱了，就说国有资产流失了。他认为更严重的问题，反而是国家政府部门对私人资产的侵吞，不能因为会出现国有资产流失的可能，就终止国有企业的改革。他特别强调改革的时间价值，在回答“可不可以把产权改革的步子放得慢一点”的问题时，他说：“现在很多政府官员害怕承担责任，他并不是真正害怕国有资产流失，而是害怕承担国有资产流失的个人责任，所以很多改制方案他能拖就拖。就好比，这个西红柿放着放坏了，我没有责任，但如果这个西红柿卖了，而人家说我卖便宜了，这是要承担国有资产流失的责任的，那肯定就不卖了。难道我们现在还要国有资产就这样子流失吗?”

在2006年8月底举行的“国资流失与国有资产改革”研讨会上，新左派经济学家左大培、杨帆等与郎咸平一同出现，并且在郎咸平发言之后，相继发表了言辞激烈的“挺郎”观点。9月底10月初，“挺郎”派通过网站做出一系列强烈表态，被形容为国内本土派、实践派、非主流经济学家出面集体支持郎咸平，一举改变了郎咸平孤军奋战的局面，将“郎顾之争”引向社会大讨论的阶段。其中有人说，从1997年以来，人们普遍感受到所谓国企 4 改革实际上就是国有资产的廉价大转移，是将50多年来广大工人和干部用心血和汗水积累起来的国有资产廉价转移到极少数现任企业和地方、部门的领导手里。说得直白一些，就是一些官员和企业家在合伙盗窃国资产。还有人说：“我们不仅需要中国的普京，严厉打击那些掠夺人民而致富的富豪，我们更需要真正的清算：对那些借‘改制’掠夺人民财产的人进行清算，对那些推行权贵资本主义的贪官污吏进行清算，对那些有意识支持掠夺人民财产的人进行清算。不能再宽容他们的掠夺罪行，要把人民的财产夺回来，把人民的权力夺回来!”这些激烈的言辞使得郎咸平感到有必要划清界限，表示自己与其完全无关。

郎咸平的问题是，他主张不搞产权改革，不承认国企存在的问题，认为国企经营得很好，效益不比民企差。他为了证明这一点，使用的数据来自于国有垄断性行业在香港的上市公司，就没有什么说服力。他的观点似乎有变化，后来说同意国有企业应该改革，只是主张应该按青啤模式进行。这就使得双方在大方向上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强调和侧重点不同。

可以说，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并不持市场至上和不要公正的观点，可以把他们的立场归结如下(事实上他们从来都是这样表达的)：(1)坚决主张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以形成最终能防止权力参与掠夺的机制；(2)批判现行改革中严重的不公正，要求规范市场经济体制，排除权力的干预；(3)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和当务之急是立即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三）继续推进产权制度变革

我认为，改革是一个由浅入深、不断推进的过程。浅层次的国企改革阶段还没有暴露出那么多的腐败问题，群体间的贫富悬殊也不大，但改革不能停留于放权让利、搞承包制，现在的产权改革是深层次的改革，它触及了制度变革的根本。有人借产权改革搞腐败。企业腐败、管理层腐败就是随着改革的深化逐渐暴露出来的。

从历史和现实事实来看，不能认为国有企业的效益一定不如私营企业，因而国有企业改革只能搞私有化。国有企业应因企制宜、因地制宜，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不搞一刀切，一股风。对待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中央有“两个毫不动摇”———发展公有制经济要毫不动摇，鼓励发展、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也是毫不动摇。国企改革的方向是对的，问题出在有些地方官员、国有企业的管理层贯彻这种精神时，出现了很大的偏差。造成这种情况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中央提出改革的思路、方针、政策的时候，开始很抽象、粗线条，没有把它具体化，可操作化。二是有些学者错误的理论宣传，和尚把经念歪了，客观上为地方官员、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各择所需、各自解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关于国企改革具体做法怎样，我有以下几点看法：

一、内部人收购和外部人收购之分析

国有产权究竟应该卖给内部人还是应该卖给外部人，两种改制模式虽然都符合“国退民进”的取向，但改制路径的不同会带来不同的改制效果：

（1）内部人收购模式的利与弊

按照国有产权的最终受让主体不同，国企改制可分为内部人收购模式与外部人收购模式。简单地说，内部人收购模式就是原国有企业管理层和员工作为国有产权主要受让主体的改制模式。按管理层拥有的股权集中度和决策权集中度从大到小排列，内部人收购模式又可分为： MBO（经理层融资收购）模式、员工信托管理层持股模式、职工持股会控股模式和股份合作制模式。

支持国有企业采用内部人收购模式的主要观点是：经营层及骨干员工稳定，对企业历史及现状熟悉；改制过程震动较小，系统风险也较小；能激发企业内部人对改制的积极性，推动改制顺利进行；由于内部人收购往往将产权置换与身份置换联系在一起，减少了改制过程中的现金支出。

但也有专家指出内部人收购模式存在的弊端：管理层收购的资金来源问题难以解决，即使融资成功在巨大还贷压力下其实管理层无法给企业发展继续注入资金资源；事实上形成的内部人控制不利于制度创新；内部矛盾潜伏而非消除，未来的系统风险加大；员工观念转变困难，职工持股会控股模式和股份合作制模式下容易形成新的一轮“大锅饭”；特别是在监督机制不健全情况下内部人收购容易滋生“暗箱操作”。

（2）外部人收购模式分析

正因为内部人收购模式在实现企业跨越式发展方面存在的不足，许多大型国有企业在改制过程中选择了以引进外部战略投资者进行控股式收购的模式。从实践来看，成功和失败的案例均不鲜见，成功引入外部投资者的经验是：借助外力（优势企业）介入，有利于快速改变企业现状，特别是企业战略方面；借助外力有利于消除长期积累的内部矛盾；可以借优势企业的资金、品牌、管理、技术、制度等优势资源，快速做大企业。

外部人收购模式失败的教训是：由于制度、文化的差异较大，整合风险大；被购并企业往往在战略上会失去主动性；管理层人员往往变动较大，易造成整合成本高；若未选择好战略投资者对象，将反而会使原来的企业消亡。

（3）上述两难问题的选择标准和对策

1、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适宜于做MBO或内部人收购

由于MBO或内部人收购往往面临着融资和还贷问题，企业的基础条件在选择是否进行内部人收购时显得尤其重要，从成功案例来看，适宜MBO或内部人收购的企业特征大致为：

第一、企业所处的行业为竞争性行业，企业生存不易，企业成长与管理水平息息相关，因此有必要通过管理层收购来改善对管理层的激励；企业所处行业成长性好且发展稳定，能为企业发展提供广阔空间。

第二、企业股本或净资产较小，不需要动用太多的资金就可以实现管理层控股或内部人控股。

第三、企业创业之初国家没有投入资本金或投入资本金很少，企业的发展过程基本上就是管理层创业并领导企业发展壮大的过程。现有的股东财富中实际上有很大一块是管理层应得报酬的资本化的结果，当地政府对管理层认可程度高；企业的发展历程表明公司管理层有优秀的管理能力，特别是管理层内形成了一个有权威、有凝聚力的领导核心，对管理层收购涉及的内外矛盾具有最终驾御能力。公司业绩优良，同时管理层比较有进取精神并且愿意承担一定的风险。

第四、企业有较为充裕的现金流。实施管理层收购的目标公司一般要求资产负债率不高，且有较为充裕的现金流，同时企业现有资产状况良好且资产增值潜力大。

2、实行内外联合、优势互补是可行的解决对策

将外部投资者的资金优势与创新优势与内部管理者的管理经验结合起来，是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和解决两难问题的有效办法。但在这个过程中要解决联合收购中的权利义务问题和在未来公司中的股权比例问题，需要艰苦的谈判。

3、选择内部人收购模式要着力做好收购后的管理创新工作

内部人收购完成的只是产权制度改革，但产权制度改革不是改制的终点，由产权制度改革带来的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员工观念更新和企业文化的彻底变革才是改制的最终目的。“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源泉”，创新包括机制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管理层在收购完成后不仅要起到减少代理成本的效果，还要在治理结构、管理结构、基础制度方面作出创新以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

4、选择外部人收购模式要着力解决收购前研究和收购后整合工作

对于外部人收购模式来说，收购前的研究工作实际上是决定收购是否成功的关键。最重要的收购研究工作包括两项：一是被收购方要研究收购方是否适合成为企业未来发展的主导者。因为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引入外部投资者进行收购目的是融资，但不仅是融资金还是融资源，外部投资者必须带来能支持企业持续发展的管理资源和市场资源才是最合适的收购者；二是收购方除了要研究国有企业的资产之外一定要研究国有企业的人，必须在财务规划之外专门制定收购的人力资源规划，保证国有企业的核心价值创造人才不至于流失。做好了收购前的研究和规划工作，收购后的整合工作就是执行，整合的最终目的是文化和行为方式的合一，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二、完善管理层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

对时下有些国企进行的职业经理人制度尝试，我是赞成的。从我国当前现实出发，要真正建立起一套对经营者既有激励、又有约束的机制，我认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其一，要尽快建立形成一个比较完善的经营者市场或经理市场。这是要解决经营者的筛选和产生机制的问题，使企业的领导人实现从行政官员到企业家的转变。改革就是制度变革，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是制度变革的重要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基础，7 可通过市场优化配置经营者资源。这是个前提。

其二，建立经营者享受与其奉献相对应的薪酬制度。国有企业的企业家对待薪酬具有双重心理：一方面，与外资、私营企业的老板比，有的厂长经理心理不平衡；另一方面，薪酬过高，有的厂长经理害怕职工不满意，脱离群众，给多也不敢要。所以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或者搞腐败。对这一现象，要分析根源，采取办法。国家要区别对待，对真正有贡献的人给予高额的回报，但考虑到职工心态，可以采取变通方式：在企业可以拿工资是职工的多少倍，对企业的税收包括将来奖励厂长经理的那部分也收上来，不以企业的名义给他，而以政府的名义奖励他。对高级经营管理人员，可以实行股票期权制度，国际经验表明，股票期权制度是长期激励的有效形式。也可以采取年薪制，但应正确处理工薪内收入和工薪外收入的关系。要有合理的退休制度，保证他们享受不低于在位时的生活，而对那些贪污腐败的人员，要严惩不殆。这种奖优罚劣的分配制度，就能够减少腐败。

其三，要建立起科学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从制度上强化所有者对经营者的有效约束。产权清晰或所有者到位，应解决怎样对经营者进行激励和约束的问题。非股份制的国有企业这个问题就比较突出。建立科学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首先就是要解决企业从计划经济下的行政隶属单位变成市场经济下的经营实体的问题。现代企业的重要特征，就是其所有者、决策者、经营者、监督者四方都必须到位，并形成一种既能互相协作前进，又能互相制衡监督的机制。我们应该朝着这个目标努力。

三、引入非国有资本，促使国企改制为混合所有制企业

引入非国有资本，是将国企改制为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关键

无论是着眼于解决国企体制和机制不活的问题，还是着眼于解决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问题，国企都必须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实行混合所有。引入非国有资本，是将国企改制为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关键。只有引入这种能够承担风险、有人负责(承担资产损失责任)的人格化产权主体，国企才能实现脱胎换骨式的制度变革。

从目前情况看，能够导入的外来资本共有四类：第一类是外资资本。最近几年我国明确提出，在国有经济战略布局允许的产业和企业范围内，鼓励外资并购国企。

第二类是民营资本。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民营资本与外资资本一样，都可以参与国企改制，从经济安全的角度上讲，民营资本参与国企改制的领域应该比外资资本更宽。但实际上对外开放优于对内开放，这是不正常的。有一例为证：对比着给外资以各种优惠条件的行为，却从不被认为是国有资产流失；而流失的帽子基本都留给了民营企业和企业管理层。

第三类是社会法人资本。所谓社会法人资本，指的是那些已经改制的有限公司、股份公司，或其他国有资本，可以参与国企的改制，即彼国有资本参与此国有资本的改制。不同的国有投资主体优于单一的国有投资主体。

第四类是内部人资本。主要指改制企业的管理层、骨干和职工。内部人资本对于国有中小型企业改制尤为重要。

前三类资本属外部人资本，第四类资本属内部人资本。在改制时，应根据国企的规模大小，在外部人资本与内部人资本之间寻找一个合理的匹配关系，一方面，要让内部人——管理层和职工与外部人一样能够参与国企的改制，且做到平等参与、公平竞争；另一方面，又要划出一定的股权比例，引入外部人资本，防止形成封闭式的股权结构。

一般来讲，国有小企业改制时多选择企业管理层、职工持股的模式(内部人持股为主)。这种选择有一定的必然性：一则大多数国有小企业改制前效益不好、生存能力弱、竞争力差，对外部投资人缺乏吸引力；二则国有小企业规模较小，人员之间比较熟悉，如果有一个大家信任的管理层，企业文化的原因使得职工更多地选择内部人持股模式，且改制后比较容易稳定；三则国有小企业大多改制为非国有企业，产权发生置换必然要求员工的身份也要置换。按照规定，员工在解除劳动关系的同时，应给予一定经济补偿金。在员工自愿的情况下，可将经济补偿金转为本企业的股权；四则一般国有小企业净资产数额有限，员工的经济补偿金转股后，基本上就控股了；五则国有小企业生产力水平决定两权合一更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值得提醒的是，国有小企业选择管理层、职工持股作为改制模式时，应避免人人持股、平均持股，避免产生新的大锅饭和新的平均主义。当然，企业管理层和骨干应持有更多的股权，但不能无偿获取，而是要出资取得。

国有大中型企业则不能套用国有小企业的改制模式。改制时，国有大中型企业首先要进行主辅分离，使主辅企业之间的关系由母子产权关系转为市场交易关系；通过主辅分离，国有大中型企业实现瘦身、减肥，然后，再对主业进行整合，最后才能进行改制。实施改制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其股权结构应是以引入外部人资本为主，属于开放式的股权结构。内部人持股的目的，只是为了使内部人的利益与外部人的利益趋同。所以，对内部人持股的份额应有限制，以确保实现两权分离。

国有大企业在进行改制模式选择时，应注意三点：一是改制完成后，具备条件的国有大企业应以上市为目标；二是国有大企业改制一定要彻底，决不能再保留空壳；三是国有大企业改制引入战略投资人应有很强的针对性，不应是广种薄收。

在评价国有企业改制时，最容易引起争议的是管理层和员工持股。毋庸置疑，管理层和员工持股是国有企业改制的一种模式选择，而且是国有小企业改制的一种优选，不能一概否之。这里有三点需要明确：第一，与外部资本相比，管理层和员工应是一个平等的主体，从法律意义上讲，不能剥夺他们的受让权。只是当他们参与所在国企股权受让时，应有所回避。2003年11月，我国出台《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96号文)，《意见》明确：“经营管理者不得参与转让国有产权的决策、财务审计、离任审计、清产核资、资产评估、底价确定等重大事项，严禁自卖自买国有产权”，“经营管理者对企业经营业绩下降负有责任的，不得参与收购本企业国有产权”。第二，在参与国企改制时，无论是吸收外部人资本还是内部人资本，面临的道德风险是一样的，从资本趋利的本性来看，在道德水平上，不存在一类资本优于另一类资本的可能。第三，这里所说的管理层和员工持股，与国际通行的MBO不是一个概念。西方的MBO是企业进行重整或反收购的一种特殊方式，而在中国，MBO更重要的是它的激励作用和制度变革意义。作为一种产权制度改革探索，中国的MBO是经营者持股的深化和发展。

（四）把握好推进改制速度和保持社会稳定的平衡度

2005年5月16日，国务院国资委召开了自成立以来首次专门面对全系统的国有企业改制与产权转让工作会议。这个为期3天的“重庆会议”透露出一个明确的信息：新一轮的国有企业改革将在全国展开。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称，下一步应加大对国企改革社会效应的关注力度，特别是在改革任务相对繁重的省份，更需要拿捏好推进改制速度与保持社会稳定之间的平衡度。

打开报纸，“我省（市）国企改革取得历史性突破”之类的报道络绎不绝，仿佛到了可以鸣炮奏乐以示庆贺的时候了。但细读下来，发现几乎全是“去年实现利润总额╳亿元”的“数字报道”。事实上，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与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国企改革已不能简单地“量化”。而国资委发出的新一轮国企改革“社会效应至上”的信号，意即告别国企改革由来已久的数字“依赖依赖症”。

正如黑龙江省长张左已所言，国企改革有四方面的效应，改制效应、重组效应、招商效应和减负效应。但是纵观我国各省市前几轮的国企改革，虽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却大都是围绕前三个效应进行的，而对国企改革的社会效应却有所轻视。理论界、传媒界对国企改革的质疑从未停止过，“郎顾之争”更是推波助澜，让MBO成了企业领袖既爱又恨的“烫手山竽”。国企改革已超出它的本源范畴，而成为一个被舆情和民意笼罩下的社会学课题。这就要求有关部门以规范和透明为舵，从消除社会各界对改制的不信任入手，审时度势地推进新一轮国企改革。

国企改革赢得良好社会效应的过程，类似于博弈论中的“纳什均衡”过程。“纳什均衡”由美国经济学家约翰·纳什提出，它是指在给定对手的选择以后，每个参与人都做出了最优选择，即指这样一个协议，协议中利益相关的每个人都认为违背协议并不比按协议行事更好。然而，现在的情形是，在社会各界对国企改革寄予信任与厚望时，许多改制者却迷恋于盘打自己的“小九九”，而没有做出一个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最优选择。

重塑国企改革的社会效应，就必须从透明化、独立性和福利取向三个方面入手。透明化要求摒弃“闭门改制”和“先改后奏”的陋习，规范每一方参与主体的每一个操作细节；独立性要求改革过程不为某强势利益群体的言论所左右；而福利取向则要求国企改革具有“社会普渡”意识，增进百姓福利，改善社会环境。然而，国资委近期出台文件，以“影响企业发展壮大”为由，将企业员工持股给“边缘化”了（5月14日《中国经营报》）。国资委尚不能“身先士卒，”这说明优化国企改制的社会福利效应，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如果说先前的国企改革更多注重的是“内部机理”的话，新国资时代的改革思路正在向良性的“外部效应”倾斜。但由于我国的国有企业实行的是分级管理模式，当地政府部门的操作方式各有千秋，而社会效应的显现又具有一定的时滞性，不会像注资或重组效果一样“来的快”。所以，虽然国资委提出了新的要求，但实行进来也许是步履维艰的，笔者认为，可考虑在不违背市场规律和社会公平的前提下，制定一套制衡、惩治与激励机制，从正反两方面来推动这驾“马车”，促进国企改革参与者之间的“互信”和与社会各界之间的“共信”，从而逐步实现改革速度与社会稳定、改革模式和社会效应之间多重的“纳什均衡”。

相信在数代中国人的努力下，国企改革必将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的！

参考文献

1吴树青 顾问，逢锦聚、洪银兴、林 岗、刘 伟 主编，《政治经济学》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年3月第5次印刷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9月21日 ○3张华 期待国企改革社会效应的“纳什均衡” ○4周放生 《产权制度改革是不可改变的方向》 经济观察报 2004年09月19日 ○5时代人物周报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5月10日

○6 www.xiexiebang.com 2004年10月21日 ○7樊纲 《关于当前企业产权关系的改革》 1995年一月 ○8刘伟 《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产权制度解释》 首都经济贸易出版社 1999年版 ○

第三篇：涨价是国企改革的唯一出路吗？

铁道部撤销成立中国铁路总公司后，曾传出火车票涨价的消息，25日，“传下月起天然气价格将大幅上涨每立方或涨1元”的消息迅速占据了各大网站的头条。消息称从4月起，我国天然气价格将大幅上涨，其各地零售终端价格将达到3元-3.5元/立方米区位，进而逼向4元大关！好在主管价格的国家发改委官员即时辟谣，让涨价的消息暂时成为谣言。

但垄断国企打着改革的旗号涨价已成趋势，最狠的“两桶油”为了跟国际油价接轨，油品价格在过去十年持续上涨，仅以93号汽油为例，从2003年的每升3元涨至现在的8元高位，而发改委和垄断油企高管仍一再宣称涨价没有到位。上月25日凌晨，国家发改委上调成品油价格，国内主要城市93号汽油价格重返8元大关！同一天，台湾根据国际市场原油走势调低油价。至此，中国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己高于美国甚至台湾，美国同期油价为人民币6.20元/升，台湾折合人民币为7.25元/升。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在两会上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台湾降油价，和大陆没可比性”！

十年前启动的电力改革初衷也很美好，改革提出厂网分开、主辅分离，成立区域电网并最终实现输配分开、竞价上网，形成市场化竞争的格局。然而事与愿违，原本计划进一步完成输配分开的国家电网公司，反而打着支持基础产业的旗号不断坐大，在金融、电信、矿业等多个领域扩张，并大力拓展海外业务，成为了钳制电力市场化形成的巨无霸。连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前副主席邵秉仁也感慨：电力改革成了“对上绑架政府，对下挤压民间投资、民营企业和消费者”的游戏。

而历时更长的电信市场化改革，也只是变独家垄断为几家垄断，因而电信资费一直居高不下！近期，一则关于中国移动在香港推出68港币廉价手机资费套餐的微博，在网上引起一片哗然。这个名为“3G Lite”的套餐每月仅需68港币就能享受1700分钟通话、10000条短信及本地无限上网流量等服务，而反观内地市场，中移动、联通及电信三大运营商现有的手机资费套餐却难以达到如此低廉的程度。由于三大运营商完全垄断了国内市场，因而中国的资费远高于欧美等国乃至周边国家和港澳台地区。

垄断国企的改革刻不容缓！但改革不能成为涨价的借口。垄断国企每年巨额的利润并没有给这个国家和人民带来福利，只是成为少数权贵分肥的私田敛财的工具。国企高管享有高工资、高奖金和高福利，加剧了全社会的收入分配不公，而垄断国企财大气粗的产能扩张、资本扩张，严重挤压了民间资本的发展空间。所谓全球最赚钱的银行、全球最赚钱的通讯公司、全球最大的石化企业，对于全体人民来说，除了垄断形成的涨价风潮以及被掠夺之外，几乎没有给最大的股东——人民以任何正常的回报。就连社会上普遍提议的大幅提高国企红利上缴比例，用于补充社会保障资金缺口，也遭到国企的反对。至于规范国企高管薪酬待遇政策，更是遭到了各路国企高管的强烈反对，这是多么可悲的现实。

2011年央企的利润总额达到14943.9亿元，净利润11115亿元。给国家上缴的红利仅757.36亿元，其中又以各种形式反哺国企，真正用于民生的仅仅50亿元。银行业2011年的净利润也达到10412亿元，平均每天靠利差赚得28.5亿元。这些国企靠行政优势和垄断优势，占据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但在管理模式上仍然是官僚作派，除了靠涨价靠政策因素掠夺国民获取暴利之外，对国家和人民的贡献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发布的分析报告显示：如果扣除行政垄断所致的超额利润，国企对外宣称的庞大利润实际上是亏损。报告指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国企成为打着“为公众（国家）赚钱”的旗号，运用国有资产为自身牟利的利益集团。课题组负责人、天则所所长盛洪尖锐地指出：所谓“国有企业”早就名实不符。“国有企业已经被内部人控制了，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结论。”

报告显示：与民营企业相比，2001年到2008年间，国企少缴付的利息共计2.85万亿元，土地款3.09万亿元，资源费5000多亿元，亏损补贴1198亿元。合计起来国企少付的必须成本是6.48万亿元，国企享有的上述特殊待遇，远大于同期国企账面累积利润总额4.92万亿元。

全国工商联主席王钦敏在今年两会上向媒体提供了一组数据：目前我国“非公经济”占中国GDP总量的60%、税收占比超50%，就业机会提供占80%，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占比超60%，而从新增就业来看，“非公经济”贡献更达到了90%。这些客观事实说明：这些年来，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壮大，不仅在培育市场体系、“倒逼”国企改革、完善市场体制等方面发挥了推动作用，而且在活跃市场、增加税收、扩大就业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些数据或许只是一个初略的判断，真实的数据外界无从得知。而国企的利润80%以上都来自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联通、中移动、中电信等特大型的垄断企业，却是不争的事实。2008年底，当金融危机来袭，中央政府慷慨拿出4万亿来“保八”。投资主要集中在“铁、公、基”等重大项目上，近九成项目被国企拿走，国企成为政府大规模投资的主要受益者。

年前听留德博士杨佩昌先生聊过德国的企业，德国的制造业乃至出口之所以具备强大的竞争力，就在于德国没有垄断国企，私企占全部企业的95%以上，只有极少提供公共服务的企业是国企，而天下国企一家亲：只要没有垄断资源，包括资金、人才、技术和市场的垄断优势，国企没有任何竞争力。

正在崛起的中国情况恰恰相反，在中国赚钱最多的是国企，过得最滋润的是国企，挥金如土的也是国企，一大批国企已经跻身世界企业500强，在北京二环三环的黄金地段，放眼望去，一幢幢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几乎全被国企所囊括。也许有人会纳闷：国企为什么要坐拥如此奢华显赫庞大的办公楼群？是为了炫耀国企的实力还是钱多得花不出去？我曾见识过几位国企高管的办公室，办公室面积从几百平米甚至上千平米不等，除了会客室卧室甚至还有桑拿按摩室等等，这样的办公环境和舒适条件，世界上任何一家知名企业恐怕都望尘莫及！

中国经济虽然高速发展，但是欠人民的旧账已经太多太多。当中国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养老保障医疗保障的欠账规模越来越大。如何填补社保资金的巨大窟窿？国企当然义不容辞，如何规范国企高管和职工的收入水平以及提高国企红利上缴的比例，是新一届政府必须面对并解决的重大问题。

第四篇：深化国企改革论文

浅析深化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对策

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在促进经济增长、科技进步、增加就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自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确定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作为改革方向以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已取得重大进展，但仍是中国最重要最困难的改革，目前还处于攻坚阶段。

一、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现存的问题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建立产权结构多元化困难多。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在有限责任公司中，还是在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的结构仍然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种产权结构往往会带来如下后果：

一是在国有独资公司中，由于缺乏多元股东的产权结构，形式上的公司组织仍然只不过是原国有企业的翻牌，董事会基本上是国有企业的原班人马，传统国有企业的诸多弊病依然存在，难于实现权责分明和科学管理。

二是在国有控股的股份公司中，董事会一般仍由政府官员组成，董事长往往由党委书记担任，而总经理的任命也要通过组织部门认可。这种官员和企业家不分的格局，往往使公司的负责人在政绩目标和企业目标之间彷徨，难于摆脱行政的干预，也很难做出真正科学的决策。

三是在各类国有公司中，国有股东都是国有出资人委托的代理 1

人，因此仍然存在真正所有者缺位的问题。假如代理人的目标与委托人的目标发生矛盾，则国有公司很难解决“内部人控制”问题，必然会面临较大的代理风险。

其二，传统观念和陈旧的意识形态对国有企业改革阻碍大。这主要表现在对国有企业产权让渡的认识上。早在80年代中期，中国就开始了对国有小型企业进行出售和拍卖的尝试。但时至今日，国有企业的产权让渡仍然处在举步维艰的状态。

第一个观念障碍是关于国有资产流失和坐失的关系问题。保护国有资产的基本方式应该是运动，而不应该不动；不动的国有资产无法实现保值和增值，实际上就意味着损失。虽然在运动的过程中也有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流失，只要流动的收益大于流失的收益，流动就是必要的。因为害怕流失而不敢流动，结果反而会造成国有资产的坐失，坐失的损失同样是不可估量的。

第二个观念障碍是只转让亏损企业，不转让盈利企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政策只允许转让一些微利亏损的国有企业产权。在这种条件下，国有企业没有抓住市场需求较强、企业价格较高的出售时机。而当市场需求降低，企业又出现大面积亏损的时候，想出售也卖不出去了。

第三个观念障碍是一种“唯评估论”。评估价格往往是资产供给方的一种预期价格，或者叫做供给参考价，它必须在市场上与资产的需求方洽谈，方能达成双方认可的市场价格实现交易。搞市场经济就要遵循市场规则，在一个规范的市场中，交易价格是公平而且合理的，把评估价格作为衡量国有资产是否流失显然是不恰当的。

二、国有企业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

当前，我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取得了巨大成就，已初步建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但是还没有建成完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就是说，国有企业改革离最后的胜利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根据我国20多年改革的经验，国有企业改革取得成功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要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立正确的任务和目标是国有企业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可以说，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依据，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所在。我们国有企业改革在进入第三阶段即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的阶段，才从单纯的扩权让利转变为制度创新，才有可能实现改革的目标。而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又都是以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前提的。

（二）要明确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的功能、地位和作用。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功能和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功能是不同的。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是完成国家计划的基层组织，因此它的经营内容和经营范围几乎是无所不包的。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国有企业则是政府用以弥补市场缺陷、实现某些社会政策目标的手段。这就决定国有企业成功必须处理好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功能、地位和作用，也就要把国有经济原来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改变为主导地位。

（三）要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在国有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

度是要使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即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由于国有企业经营内容不同，少数国有企业改革以后也是必须国营的，不能要求它们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因此，确切的说，是要通过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绝大多数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就提出：“到本世纪末要使大多数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

（四）要改进和加强企业管理。改革和管理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应该互相补充，相互促进。不能以改革代替管理，也不能以管理代替改革，在深 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必须十分重视管理。改革以来，国有企业经营管理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不少经营好的企业，它们在制定正确的经营战略，建立科学的管理体系，实施先进的管理方法，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等方面，都进行了探索，取得了成绩，创造了经验，这些对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是十分宝贵的。但是与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要求相比，加强和改进企业管理显得滞后，一些企业还出现了管理滑坡现象，管理不严、纪律松弛、组 织涣散、基础工作薄弱的问题还相当严重。适应国企改革的形势要求，加强企业管理，势在必行。

三、深化企业改革的对策选择

为了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我认为主要应注意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大企业集中，以便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优势，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目前，我国国有经济布点过多，领域过宽，广泛涉足一般竞争性行业，中小企业太多而且半数亏损。今后，需继续大力推进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使国有资本集中到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而逐步从一般竞争性行业退出。这样，国有和国有控股大型企业，主要集中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经济总量和国有资本总量还在继续发展壮大，仍然能主导国民经济的发展。

第二，积极推进国有大中型企业规范的股份制公司制改革。当前，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股份制、公司制改革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股份制、公司制改造面还不够宽；二是在已进行股份制改革企业中，国有股一股独大问题突出，使政企很难分开，企业很难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今后，要大力发展股份制，除极少数特殊企业外，都要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中央企业更是要在这方面加快步伐。需要国家控股的，要更多的实行相对控股，以改善股权结构。极少数需保留国有独资的，也要尽可能由多家国有投资公司共同持股，使持股者能互相制约。

第三，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垄断行业是我国国有经济最集中的领域，垄断行业改革也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重点。对已经进行初步分拆、竞争的电力、电信、民航等行业，要完善改革措施，通过引进新的厂商参与市场竞争、对现有企业实行多元持股等方式，进一步深化改革。对尚未进行实质性体制改革的铁道、邮政、城市公用

事业等，要积极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改革。同时，对垄断行业特别是其中的自然垄断性业务加强监管，既要加强安全、环保、普遍服务等管制，也要实行价格管制，如实行价格听证制度等，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第四，积极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近年来，中央不断加大国有资产管理改革力度，但有些问题还需要在以后实践中逐步落实解决。例如，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如何真正做到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怎么样只当老板，不当“婆婆”。除此以外，对于金融企业的国有资产、非经营性国有资产、自然资源和无形的国有资产如何监管，尚待研究之中。可见，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只是开了一个头，要做的事还多得很。鉴于我国国有资产特别庞大，在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因此，需在中央统一部署下，积极推进改革，使由我国劳动人民几十年的血汗积聚的国有资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五篇：国企改革

中国大型国企改革中比较成功的案例

有人问我，您认为中国大型国企改革中谁是比较成功的？

我说：中国铁路是大型国企改革中比较成功的案例。

为什么说铁路是大型国企改革中比较成功的。

一、我们可以宏观的从铁路运输企业内部改革的情况讲一些主要原因：

1、在所有国家部属级大型国企中，铁路运输企业改革是真正把改革成本消化在本企业内部的国有企业。主要表现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铁路运输价格一直按照国务院要求，保持着行业的最低运输价格。为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尤其是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行业性“牺牲”和重大的历史性“贡献”。

2、铁路运输企业改革是以减少行业行政管理组织机构为中心开展的。过去由10个分局管理的一个铁路局，现在变成了由一个路局直接管理，一下子减少行政管理组织机构十分之九。同时极大的适应了铁路运输生产发展高度集成性的现代化要求。

3、铁路运输改革没有按照原定的市场化三分改革方案运作。而是按照适应铁路运输行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求，实行了行业高度现代化、集成性、整体性的路局直管站段模式。通过最大限度的减少企业成本和调整企业内部生产关系方式进行的国企改革。

所以说，中国铁路运输企业改革，改革产生的社会效益最大。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也是最成功的国企改革。当然从各行业比较的角度讲，铁路运输行业职工吃了很多的“亏”。因为现在他们的职工平均收入比电力行业少近一半左右。

二、为什么说铁路是大型国企改革中比较成功的。我们可以从各行业国企改革状况上讲一些主要的参考性原因：

例

1、电力行业。电力行业是在原有的区域管理模式基础上按照产供销分离的市场模式进行的改革。结果是不但没有有效的相对的降低电力成本，反而使我国电价超前持续走高。同属垄断企业，他们的改革的成本却主要是通过全社会消化。电力企业的各种管理机构不是相对大幅度的减少，而是大幅度上升。电价市场化极高。导致他们的职工平均收入比铁路运输行业多近一半左右。

例

2、电信行业。这个行业也是在原有行业的基础上按照引入竞争的三分市场模式进行的改革。为了形成三分并把铁路电信系统拨离到电信行业。电信行业本来是一个高度现代化的集成性的整体性行业。现在我们教条的按照3分天下的模式，搞成了分立。（其实，欧美国家何尝不想搞统一啊，只是由于他们制度的原因现在还搞不了统一）。而我们有先天的统一条件却模仿分离。结果是造成我国电信机构重叠，重复建设，资源浪费，成本超高。一个简单的重复收费问题都不能实现。使电信改革的成本平摊到所有使用通信工具的用户。

例

3、金融行业。金融行业是在原有行业的基础上按照引入竞争的市场模式进行的改革。结果是同行交叉，严重制肘，各家银行都到一个地方开，导致各行成本超高。腐败严重。中小企业贷款难上加难。而这个行业却在市场经济中成了“天然”的白领行业。使本来这个我们国家最管用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管理手段，常常是尴尬的失去控制宏观微观经济的金融作用。导致股市、楼市异常发展。极大的影响和威胁着我国经济的稳定和安全。

所以我说，大型国企改革，一定要坚持中国特色，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又是一个具有5千年文化的国家。说句笑话，如果让小布什到中国当总统可能一天都干不了。我们不要教条的学习西方制度。制度上的很多东西是没有可比性的。实践告诉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实事求是，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

事实上，什么东西搞市场，什么东西搞计划，是依据这个东西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我们的大型、特大型国企，是我国的先进生产力的代表，适应先进生产关系本来是正确科学合理的。现在美国人到处搞市场经济，是想把全世界成为他自己的市场。他们自己国家实质是很有计划性的经济。美国人为什么要搞军事那么大的军力，他要维护这个市场，所以他要养护一个巨大的军事力量。这是他们经营世界市场的成本，他要中东的石油，所以他需要中东的穆斯林人按照他们的制度建立国家。谁不听话他就用武力使你变成阿富汗、伊拉克。现在他们的国家成本太高啦，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有些养活不起他们啦，他们的内部问题，开始暴露出来啦。注意这可能是世界更危险的时候。因此21世纪中国要走自己的路。

失败案例：浅谈国企改革案例：北京橡胶厂的困惑

1990年，当时的北京橡胶6厂和橡胶7厂合并，注册为目前的北京橡胶塑料制品厂（以下简称橡塑厂）。由于生产有污染，1991年，根据北京市政府的指令，橡塑厂开始酝酿搬迁。新厂址在通县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搬迁于1994年基本完成。1995年，位于市内的北京橡胶5厂的三个车间并入橡胶塑料制品厂。1998年，北京乳胶厂也搬入现在的厂区。因此，目前在同一厂区内，有两个厂（北京橡胶塑料制品厂、北京乳胶厂），还有两个合资企业。由于这些企业之间的重组工作尚未开始，因而这些企业仍都保留着独立法人地位，但法人代表则都由目前的北京橡胶塑料制品厂厂长担任，在行政上是一体。现任厂长和党委书记1995年底任职。

当时合资企业注册时，一香港人出资10万元，然后该厂给他发了两批货，算是还了钱，自己则保留了一个合资企业的壳。另一个中美合资企业是乳胶厂成立的，美方出资11万美元。当时美方100％包销产品。一年后由于某种特殊原因，产品销路在美受到极大影响。但目前这两个合资企业都不亏损，每年能向厂里返还部分收益。合资企业的人员和母体厂分开。

橡塑厂的总资产为2亿元，负债1．4亿元，负债率64％。1998年实现销售收入1．2亿元。

经过几次合并，1990年橡塑厂的职工总数达到2000多人。搬迁过来时有1600多人。现有在编职工1300人。共有离退休人员1564人，其中离休者19人。橡塑厂的主要产品有再生胶、工业胶板、橡胶滚轴、橡胶粘剂、汽车配件、乳胶手套以及雨鞋和钓鱼裤。

合并搬迁中出现失误

1994年的迁厂，成为了橡塑厂经济效益出现逆转的一个关键时点。没搬迁前，橡胶6厂和7厂的经济效益都还可以，没有一家亏损企业。

但是，在合并、特别是搬迁过程中，企业出现了很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在企业合并搬迁的指导思想上还是计划经济的思想。表现为：

第一，停产搬迁，在整个过程中丢掉了相当部分的市场。从1992年起开始逐步停产，随建随停，随停随搬，最长停产3－4年。在此期间产品没有发展，设备、技术没有更新。

第二，在当时搬迁时，缺乏对搬迁过来的企业如何发展的整体规划。目前的厂址不是按照未来的产品进行规划，而是按照工厂厂房搬迁进行设计，搬过来一个厂，就建起了一部分厂房，结果造成厂里厂房和设施布局严重不合理，厂区布局和厂房设计完全是作坊式的。

第三，搬迁时机不合适。当时搬迁的经费主要来自卖地的钱。这些厂子过去都在市区，并且都处于较好的地段。新厂房的最初预算是7000万元，其中包括了部分设备的改造和引进。原设想通过土地置换，可获得相当一部分设备和技术改造资金。但是，由于整个搬迁过程中市场环境的变化，原有的计划受到很大影响。1990年卖地时，北京市的房地产还没有变热，卖地仅卖了1个亿。而等到1991年9月开始动工建新厂房后，随着房地产热的迅速升温，建材价格又直线上升，卖地的钱连盖新厂房还不够，到最后工程决算时，总费用已高达1．5亿元。原来准备进行技术设备改造的钱不仅大部分都用在了工程建设上，而且，至今5000多万元的工程建设款尚未与承建公司结清。同时，橡塑厂在搬迁过程中也挤出了部分资金和使用贷款，进行了部分设备的技术引进。但在引进设备中也出现了重大失误，有些引进设备原本就是国内生产的，出口后又以国外设备进口，结果设备安装后根本就不能用。

橡塑厂从1993年起开始出现亏损，目前已累积亏损4000多万元。尽管如此，随着企业生产能力的逐步恢复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初期亏损迅速增长的势头看来现在已得到遏止。自1996年后，企业逐年减亏：1995年亏损1400万元，1996亏损1000万元，1997年亏损500万元，到1998年实际亏损已下降至400多万元。橡塑厂1999年制定的指标是力争不亏损。

橡塑厂并没有向我们提供企业通常都准备好的一份正式的发展战略规划文本。这表现出企业领导人现在主要的精力都集中在处理现期的生产经营问题上，还难以顾及长远的发展问题。1995年新领导人上任后，连续3年未休息一个双休日，工作相当辛苦。目前生产经营上的主导思想，是“维持生存，再图发展”。工作的重点是在现有条件下加快产品结构的调整和高附加值新产品的开发。如再生胶过去只有一种，且年生产能力只有6000吨，现已有5种新产品投入生产，设计生产能力1万吨，并已逐步打开了市场。又如橡胶板过去只能生产窄板，不能适应用户的需要，现在正通过技术改造，提高多种规格和性能橡胶板的生产能力。

然而，即使是这些短期的努力和预期，似乎也因政策环境的变动而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例如，由于橡胶板生产所需的部分原料需要进口，但国家现已将这类原料列为严格控制进口的商品，结果因原料缺乏造成目前生产的困难。再如，1999年中国开展的打击走私，使海关的管制越来越严厉。橡塑厂很多原料需进口，一些产品也要扩大出口，但由于海关管制力度的加强在一些技术环节缺乏明确的标准，具体业务人员的处理又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从而使本来较顺畅的进出口渠道变得障碍很多。

广开融资渠道希图摆脱困境

为了改变目前的这种情况，在得不到国家资金支持的情况下，橡塑厂除了积极调整产品结构和扩大生产能力外，一直在想办法开辟多种融资摆脱困境。一个主要的办法是进行对外合作，现在正在与多家外商，主要是台湾和澳大利亚的公司进行接触。如果谈判成功，橡塑厂将用部分优良资产与国外公司，或者国内其他企业合资进行重组。用厂方的话说，“就是使一部分资产和人员先突围出去。如果搞得好，再回过头来解救剩下的那部分。即使最终解救不了，也不至于全军覆没”。

另一个可能会带来转机的情况是，现在北京市化学工业总公司也正在筹划，将下属的国有企业组建为轮胎、建材和胶塑制品三个集团。这可能会在组建过程中给橡塑厂的重组带来新的变数。

尽管我们的调查总在试图引导橡塑厂领导人更深入地谈及企业改革的话题，但他们似乎更多倾诉的是企业当前所面临的重重困难和对现体制的怨气。部分原因是改革已说了不少，做了也很多，但企业背着如此沉重的包袱，几乎没有办法靠自身摆脱困境。例如，如果能够找到资金，或者由国家注入新的资本金，按所计划的方案进行设备和技术改造，不仅可以新的产品打开市场，而且，大约只需600名职工即可维持现有的生产能力，劳动生产率会有很大提高，人工成本大幅度下降。橡塑厂领导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国有企业制度方面的改革，国有企业不一定就搞不好。部分原因则是改革面临着各种实际困难和政策障碍，如重组改制难以引入外部资金，银行债务的清偿以及职工问题的处理都难以解决。又如，目前橡胶厂内部管理制度的改革已进行了多年，各个方面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但是，对于富余人员、包括下岗人员的处理，已经远远超出了企业能够解决的范围。几乎所有规则都由上面制定，但几乎所有的责任都由企业来承担。另如退休职工问题，如果厂里现在不能按期缴纳各项保险费，原属于厂里的1500多名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就会立刻受到影响。

成功案例

享誉中外的北京“王致和”3年前挺身南下，入资控股同样是中华老字号的“桂林花桥腐乳”。然而，收到麾下的在业内有着全国“白方腐乳”领头羊之称的桂林花桥腐乳厂，却是一个举步维艰的亏损企业。3年过去了，“王致和”在南方是水土不服，还是健康成长？日前，记者专程赶到桂林，实地探营有着“桂林三宝”之一美誉的桂林花桥腐乳的发展变化。

为了扭转被动局面，北京王致和食品集团总经理、王致和桂林腐乳厂董事长王家槐(右二)多次亲临桂林，与干部职工研究对策。王致和还从北京先后派去白振国、张子平、宋丰江三位同志担任北京(桂林腐乳)食品公司高管，他们与当地干部一起不断推广先进的管理理念，推行绩效考核和多劳多得的薪酬管理制度，规范管理流程，使公司很快步入良性发展轨道。(领导班子正在研究企业发展战略)公司实行“向生产一线、向管理人员倾斜”的工资分配原则，根据不同岗位制订了三种工资分配形式，有效地激发了员工的积极性。记者在厂里采访时恰巧是星期天，正赶上工人加班加点，厂内一片忙碌景象。

公司领导不仅重视产品的外包装，对公司内部的生活环境也同样十分关心，他们筹建了职工活动场所、职工书屋，开办职工之家。从北京来到桂林腐乳公司的总经理白振国坚信，实现桂林花桥腐乳的振兴，不仅靠历史悠久的品牌，更要靠现代人的人心。(图为花园式的厂区)

为确保有着300多年历史的桂林花桥腐乳“形、色、香、味”特色依然纯正，改制后的企业强化产品质量，严格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产品实行可追溯控制程序，批批产品实行检验，件件产品放心出厂。

改制3年来，企业不仅实现了扭亏为盈，向地方政府上缴的税费比改制前增加了100多万元，而且企业员工的工资也得到提升。今年公司的利润又比去年同期增长4.34％，销售收入增长4.99％。公司还申请了产品新包装的版权登记5件，新包装外观设计专利3件，对老包装进行了版权登记保护。如今北京二商集团王致和(桂林腐乳)食品有限公司已成为桂林市国资委引以为自豪的国企改制成功案例。该厂生产的“象山腐竹”，与桂林花桥腐乳齐名，在桂林市场占有率达70％以上，也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驰名商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