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打火机企业应诉337调查案启示

第一篇：中国打火机企业应诉337调查案启示

中国打火机企业应诉337调查案启示

案情简介】

2006年5月16日，美国芝宝制造有限公司(ZIPPO，简称“芝宝公司”)和芝宝商标公司(Zippmark)以“打火机外观设计图形商标”为依据，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提出申请，要求启动“337调查”程序。芝宝公司指控温州恒星烟具公司等4家企业未经其许可或授权而假冒其注册商标，生产、进口和销售袖珍型可充气打火机，误导和欺骗消费者。

据芝宝公司描述，其打火机图形设计的保护特征为“稍呈圆形边和角、顶部稍带弧度呈弯曲形状的打火机”。这一描述基本包含了中国所有中、高档打火机的主流外型，此类打火机占中国出口美国打火机总量的95%。若普遍排除令通过，美国海关可能永久禁止中国类似形状的打火机进入美国市场。

一、打火机背景知识

（一）申请方：美国芝宝（ZIPPO）——“打火机的神话”

提起本次“337调查”的是著名的美国打火机制造商芝宝制造有限公司以及旗下的芝宝商标公司(Zippmark)。1932年，芝宝公司的创始者George G.Blaisdell生产了第一只ZIPPO打火机，10年内其产量即突破百万。1969年，市场上的ZIPPO打火机已超过1亿只。在芝宝公司看来，始终如一的风格和品质缔造了这些神话及口碑，也奠定了它在打火机制造业的傲然姿态和霸主地位——“ZIPPO”理所当然地成了这个行业产品的代名词。时至今日，欧洲、日本等国家仍没有第二者能撼动ZIPPO的市场地位。

（二）我国被申请方：浙江的打火机制造商

此次调查的国内被申请人包括温州恒星烟具有限公司、台州荣时打火机发展有限公司、温州泰利尔烟具制造有限公司和香港东方打火机公司(具有温州合资企业背景)。其中只有温州恒星有限公司（由美国律所Kenyon & Kenyon LLP代理）正式应诉。

恒星烟具前身创立于1988年，现拥有600多名员工。该公司的棉油打火机年产量约为2 100万只，占据中国同类产品70% 以上的市场份额。目前恒星持有多项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专利，以及自主品牌“STAR”。

（三）袖珍型可充气打火机

涉案的可充气式打火机，是相对一次性打火机而言的。一次性打火机制作时充入燃料，不能重复充气，而可重复充气打火机可对其用外部气罐进行重复充气或插入新的燃料气箱。相比较而言，一次性打火机的成本售价相对较低，美国市场对可充气打火机的需求量更大，此类打火机占到中国出口美国打火机总量的95％。目前ZIPPO公司生产的打火机都是可充气式打火机。

（四）我国打火机出口至美国市场的情况

美国是我国打火机出口仅次于欧盟的另一个大市场。以我国打火机出口大省浙江为例，2006年1~4月（此次“337调查”前），浙江省出口打火机(包括一次性和可充气式)价值共6 812万美元，数量为5.54亿只，同比增长32.5%；其中出口美国金额601万美元，占总出口额的8.82%。

二、诉讼过程——恒星不畏霸权积极应诉USITC.Certain Lighters INV.NO.:337-TA-575[EB/OL].[2009-10-20].http://www.xiexiebang.com/wzjmw/gzdh/hygl/hygl/userobject1ai883/00000001.doc.积极行动，通过组织多次专家研讨会为涉案企业应对“337调查”做了大量辅助工作。此举亦得到各相关部门的积极回应和支持，为赢得最后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行业协会在应对“337调查”中应该起到以下几点作用：首先，组织、协调企业开展应诉工作。行业协会对于国内企业的情况比较熟悉，在组织应对“337调查”时有着特别的优势，行业协会应鼓励、支持国内企业积极对外应诉。其次，鉴于“337调查”准备时间短、诉讼费用高的特点，行业协会可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在限定的时间内组织涉案企业做好应诉准备，特别是在诉讼费用的分担以及证据资源的共享上，更能体现行业协会的工作优势。另外，行业协会除了做好以上被动的“防御”工作外，还应当建立一定预警机制，及时监控国外的调查动态以及行业产品对进出口的冲击程度等，做到防治结合，有备无患。

第二篇：珠海纳思达公司等应诉墨盒337调查案启示

珠海纳思达公司等应诉墨盒337调查案启示

【案情简介】

2006年注定是我国墨盒产业不太平的一年。先是2月27日爱普生公司对包括我国企业在内的数家墨盒生产企业提出“337调查”申请，而后，在同年8月1日，爱普生“337调查”案件尚未出现初裁结果时，惠普公司也对纳思达集团下属的3家公司提起了“337调查”申请。

一、爱普生墨盒“337调查”案概述

（一）“337调查”的发起

2006年2月17日，爱普生波特兰有限公司、爱普生美国公司和精工爱普生公司3家公司向ITC提交申请书，指控中、美、德、韩共24家公司向美国出口和在美国销售的墨盒侵犯其在美国的9项专利权。上述涉案专利情况如表2-5-1所示。爱普生公司申请ITC签发普遍排除令或针对被申请公司签发普遍排除令，禁止这些公司和所有相关公司在美国境内与侵权产品有关的进口、销售、分销、营销等行为。此次涉案24家公司名单中，涉及我国的企业共17家，主要有珠海纳思达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珠海格力磁电有限公司和深圳惠尔联贸易有限公司。

表2-5-1 爱普生墨盒“337调查”涉案相关专利简介

序号 专利号 申请日 发明名称 涉及权利要求1 US5615957 1997/04/01 点矩阵打印机墨水供应装置 第7项2 US5622439 1997/04/22 点矩阵打印机墨水供应装置 第18、第81、第93、第149、第164项3 US5158377 1992/10/27 点矩阵打印机墨水供应系统 第83、第84项续表

序号 专利号 申请日 发明名称 涉及权利要求4 US5221148 1993/06/22 带有墨水吸收装置可以有效吸收墨水的点矩阵打印机墨盒供应系统 第19、第20项5 US5156472 1992/10/20 带有减压时墨水吸收装置的点矩阵打印机墨盒供应系统 第1项6 US5488401 1996/01/30 喷墨记录仪器与墨盒相关 第1项7 US6502917 2003/01/07 喷墨打印仪器与墨盒相关 第1、第2、第3、第9项8 US6550902 2003/04/22 喷墨打印仪器与墨盒相关 第1、第31、第34项9 US6955422 2005/10/18 喷墨打印仪器与墨盒相关 第1、第10、第14项

（二）立案

2006年3月23日，ITC正式立案，“337调查”案卷号为337-TA-565。国内企业除纳思达应诉外，其余企业均放弃应诉。

（三）初裁结果

2007年3月30日，ITC行政法官作出初裁，宣布爱普生的11项专利（包括后续追加的2项专利）全部有效，认定包括纳思达在内的24家公司所出售的墨盒产品中，有超过1 000种型号的墨盒侵犯了爱普生的专利。并建议签发禁止令和普遍排除令，要求所有被申诉人停止向美进口和在美销售侵权墨盒，并禁止所有侵权墨盒(无论是否由上述被申诉人生产)进入美国市场。

纳思达对初裁结果不服，认为ITC行政法官采纳了爱普生公司的扩大解释，是对爱普生公司专利权的过度保护。纳思达要求ITC对初裁意见进行复审。与此同时，纳思达于2007年7月向美国专利商标局提起针对爱普生多项专利的无效申请。

（四）终裁结果

2007年10月19日，ITC最终作出了爱普生专利有效、被调查方侵犯爱普生专利的终裁。并鉴发禁止令和普遍排除令，要求所有进口商都不得将相关侵犯专利的产品进口和销售到美国。根据终裁结果，除珠海纳思达公司的最新的自主专利技术墨盒外，其他没有应诉的中国耗材企业，所生产的相关涉案墨盒产品全都不得再销往美国市场。

令人遗憾的是，根据复审结果，在应诉各方是否构成对US6502917号专利侵权问题上，ITC仍旧采纳了爱普生提出的扩大化解释方法。在知晓复审结果之后，纳思达很失望。“普遍排除令的发出必将对全球的兼容耗材厂商产生重大的不利影响。而且实际上，缺少了兼容墨盒的支持，爱普生打印机在美国市场的销量一定会大幅下滑，加快了被美国惠普打印机从美国市场逐出的速度，用中国的俗语说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龙昕.墨盒里的专利战[J].大经贸，2008（7）：89-90.二、惠普墨盒“337调查”案件进程

（一）“337调查”的发起

2006年8月1日，惠普公司向ITC提出申请，要求对请申诉人珠海纳思达公司、纳思达美国公司以及另外4家进口纳思达产品的美国公司的部分喷墨打印机及其零部件展开“337调查”。涉案专利情况见表2-5-2。申请方认为被申请人生产或销售的28个型号的产品侵犯了申请人“intjek”系列产品的美国专利权，请求ITC进行调查并鉴发普遍排除令和禁止令。表2-5-2 惠普墨盒“337调查”涉案相关专利简介

序号 专利号 申请日 发明名称 涉及权利要求1 US5825387 1998/10/20 喷墨打印机的供墨装置 第1~

4、第7~

9、第22、第24、第25项2 US6793329 2004/09/21 可替换供墨设备 第1~

9、第12项3 US6074042 2000/07/13 用于向离轴式打印系统供墨的确保液体可靠流动的墨盒 第8~

10、第14、第15项4 US6588880 2003/07/08 用于向离轴式打印系统供墨的确保液体可靠流动的可替换墨盒 第1~

6、第19~29项5 US6364472 2002/04/02 用于键控供墨墨盒的方法和装置 第1~

7、第11~18项6 US6089687 2000/07/18 用于确定墨盒中墨水体积的方法和装置 第6、第7、第9、第10项7 US6264301 2001/07/24 用于识别可更换打印机部件中参数的方法和装置 第1~

3、第5项

（二）立案 2006年9月6日，ITC决定对惠普公司的申请正式立案，发起“337调查”，本案案卷号为337-TA-581。

（三）达成和解

2007年2月27日，申请方惠普与被申请方纳思达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纳思达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加利福尼亚州）达成和解协议，提出了终止调查的联合动议，其代价是被申请方停止在美国及其他一些国家出售有关争端的打印机墨盒。

（四）初裁结果

2007年6月6日，ITC行政法官作出初裁，同意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提出的联合动议，终止调查。行政法官认为，联合动议符合ITC的要求，而且没有证据表明终止本次调查将损害公众利益。此外，行政法官还指出，终止诉讼作为一种替代解决争端的方法通常是符合公众利益的。

（五）终裁结果

2007年6月27日，ITC终裁同意了初裁结论，决定停止调查。【案例评析】

在2006年的两起墨盒产业中发生的“337调查”案件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一、面对“337调查”不应消极逃避

纳思达面对爱普生和惠普两家企业提起的“337调查”，都积极应诉，并成功地将爱普生的几项基础专利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宣告无效、与惠普公司最终达成和解的案例说明，如果我国企业积极应诉，这些案件还是存在很多不同的可能性的。即使最后案件没有得到胜诉的结果，应诉行为本身就为我国企业在国际社会上留下了较好的企业形象。另外，应诉行为可以为企业积累重要的涉外法律事务经验，也为今后的我国企业应对外国企业提起的“337调查”提供重要的、可供借鉴的经验。

二、应对“337调查”的几点策略

那么，我国企业应对“337调查”，应当采取怎样的应对措施呢？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熟悉“337调查”程序，从容应对

对于具体的企业来说，应了解“337调查”的程序，按照程序中关于时间期限的规定设定应诉备忘录。并了解自己在“337调查”程序中相关的权利和义务，学会如何运用己方权利来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权益，积极配合ITC履行自己的义务。

（二）联合应诉，发挥团队优势

对于受到“337调查”的产业来说，由于在ITC发起“337调查”的时候，被申请人往往是同一产业的多家企业，如果涉诉企业可以联合应诉，不但在气势上给申请方以震慑，而且在诉讼费用上也可以适当分担，减小单个企业的负担。所以在面对“337调查”时，国内企业联合起来，其效果应该比单个企业孤军奋战好得多。而且一旦在“337调查”中取得胜诉，受益的会是整个产业。在联合应诉中，相关的行业协会就要起到十分重要的牵头、组织、协调作用。

（三）针对不同的情况设定不同的应对策略

在这两次“337调查”中，同为被申请人的纳思达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策略：在爱普生墨盒案中，由于纳思达坚信自己没有侵权，所以选择了积极参加应诉，与爱普生进行正面交锋；而在惠普案中，纳思达则是采取了和解的方式结束调查，并同意停止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出售和争端有关的打印机墨盒。

三、自主知识产权的缺乏才是“337调查”频发的根本原因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我国企业逐步发展壮大，凭借产品超高的性价比逐步在市场中占据了一定的市场份额。据报道，我国在2006年时就已经成为世界打印耗材的制造中心，其中墨盒的产量已经占据全球总产量的60%。news新闻点评[N].IT TIME WEEKLY，2006-03-20（12）.但在我国企业逐步凭借产品良好的质量和低廉的价格赢得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的同时，也一定要认识到我们存在一个技术上的软肋——自主知识产权的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的薄弱。

在面对外国企业提起的“337调查”时，大部分国内企业都选择了放弃应诉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自主知识产权的缺乏。恐怕很多企业在面对“337调查”的时候，对于自己侵犯了对方的知识产权是心知肚明的。因此，要改善我国企业频频遭受“337调查”的现状，主要应在以下两点入手。

（一）制定企业的知识产权战略、提高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尽管近年“自主创新”这个词已经在我国企业中成了非常热门的词汇，无论企业规模大小、实力强弱，都会在自己的企业理念和战略中加上这4个字，但真正能做到自主创新的企业又能有几家呢？真正创新出来、又能转化为商业价值的专利又有多少呢？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反思。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不只是一句空泛的口号，而应该落到实处。具体来说，应当在政策扶持、融资支持、信息支撑等各个方面加以改善。

（二）增强我国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创造一个尊重知识产权的产业环境

由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依然非常淡薄。根据商务部统计，1975年至2007年10月，美国共对我国企业发起75起“337调查”，占美国“337调查”总数的12.1%，其中60起案件都是2002~2007年年间发起的，占全部对华案件总数的80%。近3年来，平均涉案金额已经达到13.5亿美元。我国已连续5年成为遭受美国“337调查”最多的国家，并成为其首要调查国。被调查企业遍及浙江、广东、江苏、上海等全国14个省市。在这些“337调查”中，88%以上的案件涉及专利，其他则涉及商标等。孙永杰.337调查凸显我国知识产权战略的缺失[N].IT TIME WEEKLY，2008-02-20（2）：112.这些数据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国企业尊重知识产权的意识的淡漠，甚至缺失。

四、由案例外的特例引发的思考

在此案件发展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作为知名耗材企业的天威公司并不在此次“337调查”的被申请企业名单中，这一事实多少让人们为之感到幸运。有媒体报道，天威之所以没被列入被调查名单是因为此前已遭受到类似的调查，并被惩罚禁止在美国销售多款墨盒产品。对此，天威委托律师事务所发表声明表示该报道失实，同时确认天威控股有限公司的所有附属公司均不在此次被调查的范围内。C3.中国墨盒企业命悬一线——337调查案后续报道[N].微型计算机，2006，8(下)：88-89.天威的“幸运”并不是简单的偶然现象，这与天威近年来积极在国内外申请专利密切相关。同时，天威多在国外市场打拼（尤其是美国市场），对国外市场的相关制度和法律了如指掌，这些都应当对我国企业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 撰稿人/宋雨轩 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

第三篇：WTO打火机案结果及启示.doc

温州打火机案的应对及发展和对中国企业的启示

Child Resistance laic“儿童保护法案”

2001年10月欧盟卫生和消费者保护协会主持制定的《打火机－防止儿童开启要求及测试方法》（简称CR法规）的颁布使中国打火机制造企业面临一个两难的抉择：一是放弃欧盟市场，放弃80%的欧洲市场，当然这样的话，可能还要面临日本和美国的效仿，以致失去更多的市场；二是中国打火机进入西方国家的专门实验室进行打火机CR标准检测，这样的话，以往的价格优势将不复存在，因为每种打火机检测费用为2万美元、检测时间为3―6个月。面对这样的局面，中国企业积极应对，历经七年斡旋，2007年6月12日，中国终于获得欧盟认可建立了浙江区域内的温州和宁波两大检测中心设立打火机检测实验室，这意味着中国打火机可以国内进行检测，费用比在国外进行检验降低近10倍。

建立检测实验室的路途并不顺利：

一、在2006年欧盟正式推行CR以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商务部积极合作，向

欧盟消保总司推荐温州和宁波检验检疫局打火机检测实验室承担中国出口欧盟打火机检测任务；

二、中国官方数次努力，终于取得实质性的效果：2006年8月，欧盟消保总局代表团到中

国现场考察，并对温州和宁波两大检测机构严格考核。两大检测中心的检测能力出乎欧盟考察团意料。尤其是温州实验室，其自行设计、研发的“气箱压力测试仪”、“CR重力压力测试机”等三套关键设备显示了国际先进检测能力。

三、2007年3月29日，欧盟考察团召集部分成员国产业部门就中国检验室的问题进行了讨

论，并于5月14日，欧盟消保总司书面通知中国商务部和检验检疫总局，只要中国的检测实验室及其检测报告符合ISO17025和ISO9994―2005的要求，并出具严格的证据和检测报告，欧盟成员国将予承认。

四、2007年6月12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向浙江发送了“关于对出口欧盟打火机检

验出证问题”的书面通知，宁波和温州两地的打火机检验实验室检测能力得到欧盟认可。

对于欧盟CR标准的应对中国企业在此扳回一局，获得检测权利等于变相化解了欧盟刻意对中国企业实行的技术壁垒，这也证明了一个不变的硬道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只有拥有过硬的技术，只有拥有创新能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对中国企业的启示：

一、重视科技，重视新技术的研发，企业必须具备强大的研发队伍，走信息化发展道路；

二、工业集群化经营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三、企业间对内要正当竞争，以实现共同发展；对外要相互协作，积极应对来自国际市场的挑战，实现互助共赢；

四、中国企业要重视且要注意知识产权的保护，也要自觉遵守国内以及国际关于知识产权保

护的法律法规；

案例续

令世人瞩目的温州打火机案胜诉案发生在2002年5月，欧盟公布了限制中国打火机出口的CR法规，但是此法规要到2004年才能正式生效。为了在短时间内挤走中国打火机，欧盟于2002年6月拟对我国出口的一次性燃气式袖珍打火机进行反倾销调查。我市烟具行业协会组织16家企业联合抗击，并于2003年7月以我方赢得胜利而告终，成为中国加入WTO后应对CR法规和反倾销诉讼的首次胜利，也是我国地方民间行业协会组织中小企业小产品反倾销胜诉的第一案。

温州打火机赢得欧盟反倾销胜诉原因

温州烟具协会在这场反倾销诉讼中将集体行动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对最终的胜利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第一，烟具协会在整个案件过程中，自始至终承担了大量的公共服务：统一聘请应诉代理律师；成立应诉小组，为各应诉企业提供应诉所需要的行业材料；与立场一致的欧洲进口商协会进行信息的沟通和交换意见；在欧盟官员来华现场调查期间，代表打火机行业进行游说和说服工作；代表本行业与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其他各利益关系方进行联络、信息传递和磋商。

第二，综合行业的利益要求并向政府进行表达，以争取政府支持。尽管烟具协会在本次反倾销案例中充分体现了作为一种自治性治理组织的优势，但是，它也并没有选择孤军作战，而是尽量与政府有关部门沟通，力争取得政府的支持与配合，甚至通过媒体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以便于日后能够更有效地应对类似的反倾销事件。

从理论上说，在集体行动中如果不克服成员坐享其成、搭顺风车的现象，将无法取得成功。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欧盟在1995年和1999年两次对进口打火机加了反倾销税，而温州打火机企业没有提起相应的诉讼；这次反倾销诉讼费用预算高达200万人民币，历时1年零1个月，无论由哪一家企业单独承担，都将是以一笔巨大的负担。16家最大打火机企业的参与，不仅分摊了公共费用，而且引起了政府的足够重视，中国政府的协助有利于促进行业协会与欧盟的对话和协调，增加了反倾销胜利的筹码。这表明了形成集体行动对处理国际贸易纠纷的重要性。

那么这次的反倾销案件中温州烟具协会是如何克服其会员搭便车行为的呢？

当时温州打火机对欧盟的出口比例高达60%，占据了80%的欧洲市场。如果不采取行动或者行动失败，加上之前刚刚通过的CR法案，温州打火机微薄的利润空间将会被无情打压，最终不得不退出欧洲市场，由此带来的损失是难以想象的。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协会副会长黄静发称，当时“大家对多出一点(钱)，少出一点(钱)并不是很在意”。在反倾销一案中企业费用分摊比例方面，一般是规模大的企业捐得多，规模小的捐得少；至于一些规模很小的企业，在欧洲市场几乎没有出口，出不起也不愿出钱；在应诉启动后烟具协会建立的应对国外贸易壁垒专项基金筹措方面，则采取了按照各个成员企业出口份额进行分摊的办法。这种做法充分体现了能力与责任原则，将企业成员的成本和收益结合起来了，虽然温州500多家打火机企业中只有16家企业出钱，最终还是促成了集体行动。

第四篇：阿姆斯特朗调查对中国保险业的启示

阿姆斯特朗调查对中国保险业的启示

2012年12月26日 17:38 《保险中介》杂志 微博

杨明生

我国当代保险市场与19世纪的美国保险市场有诸多相似之处，也逐渐出现了一些美国当年曾经出现过的问题。阿姆斯特朗调查促使美国保险业对自身存在问题进行深刻反思，由此引发了美国保险监管的一次重大变革，对美国保险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其经验值得我们反思与借鉴。我国保险业应正视现阶段所凸现的各种问题，健全法规，正本清源；正确认识监管与被监管的关系；把握保险本质，绝不偏离主业；增强竞争合作，实现竞争多赢。

阿姆斯特朗调查及其意义

在19世纪的美国，保险业高速发展，但保险市场也较为混乱。当时有不少寿险公司在推销人寿保单时误导宣传，忽视保单持有人的权益；采取割喉式的竞争模式，许诺投保人高额的佣金回扣；投资纪律松懈，关联交易和利益输送盛行；甚至动用巨资影响立法机关对保险业的立法。其间，也有很多人身保险公司由于管理不善而被迫宣布破产。对此，美国公众一直颇多微词。20世纪初，数个大型寿险公司相继爆出丑闻，更是激起了美国社会的强烈不满。

鉴于上述问题的严重性，1905年纽约州成立了由参议员阿姆斯特朗(Armstrong)为首的委员会，开展对保险业的调查。1906年该委员会完成了调查，公布了著名的《阿姆斯特朗调查报告》。调查的结果令人吃惊。纽约州议会根据这一报告通过了阿姆斯特朗法案，法案的主要内容有：

(1)所有大型相互制寿险公司重新进行董事选举；(2)禁止所有保险公司投资股票；(3)限制大型人寿保险公司规模，促进中小保险公司增长；(4)禁止保险公司进行政治性捐款，限制保险公司对立法的游说活动；(5)统一保险代理佣金水平，限制保险公司的营销费用水平；(6)禁止唐提式保单，确保保单持有人能每年获得分红；(7)寿险保单标准化；(8)强化保险公司的报告和信息披露义务；(9)严惩保单回扣等扰乱保险市场秩序的行为。

阿姆斯特朗调查是美国乃至世界保险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事件，确立了保险专业化经营、保险资金运用管制等一系列现代保险发展的重要原则，强化了以保护保单持有人权益为核心目标的保险监管的地位和作用，影响极为深远。

中美保险市场跨世纪对比

19世纪的美国保险市场与我国当代保险市场，虽然间隔百年，但仔细比较，却有诸多相似之处。

(一)保险业都处于高速发展时期

19世纪后半叶，在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美国完成了近代工业化，迅速崛起为世界强国。1860年美国工业生产在世界所占的比重为17%，位居英国(36%)之后；到1890年这个数字改写为31%，超过英国(22%)上升到第一位，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工厂”。这种发展速度和不断超越与当今中国非常相似。

在此背景下，美国保险业也出现了大发展。19世纪中期到晚期，经过30多年的发展，美国寿险业从当初的几家公司发展到1869年末的110家公司(见图1)。在纽约州经营的保险公司数量就由14家增加到了69家。在此期间，美国寿险业的认可资产从1860年的0.17亿美元迅速增长到1900年的17.42亿美元，接下来的10年更加迅猛，至1910年已经翻番，达到38.76亿美元(见图2)。

自2002年到2009年的7年间，我国保险公司数量从42家增加到131家，保费收入增长2.6倍达1.1万亿，保险公司总资产增长6倍多，达到4.8万亿，保险业资本金增加11倍超过4 000亿，保费收入跃居世界第7，比2000年上升9位。

(二)保险的社会认知度较低

尽管19世纪美国保险业增长强劲，但在当时许多批评家却公然谴责它是对生命的亵渎。他们认为保险把人们的生命变成了一件“商品”，并把死亡抚恤金视作“血腥钱”。直到相当长时间以后，美国公众对保险公司产品的态度才逐渐由反对开始转为接受和支持。

当前中国民众对中国保险业的认知程度有待提高。恒安标准寿险认知指数显示人们对寿险本身接受度在逐步上升。但是，人们对寿险的财务规划能力及意识还远未成熟，中国人的“险商”仍不合格。目前我国购买保险的人数比例仍很低，对风险存“侥幸心理”是主要原因之一。调查显示，人们比较关心日常生活的消费，追逐较高的生活品质，但较少考虑未来的储备和财务规划。很多消费者虽然了解并认可寿险的作用，却没有购买行为。

(三)经营困境

19世纪美国保险公司破产率较高，有些公司成立目的明确，就是将寿险视为一个快速盈利模式，都想成立公司、快速盈利，这就导致很多公司无力履行对投保人的长期承诺。

当前中国也有一些善意的企业家出资控股或参股保险公司，但经营目标似乎尚不明确，在业务规模、市场份额与经济效益之间摇摆不定。在“惟保单数量、保费规模”是图的价值导向下，许多保险公司仍是外延式发展方式占主导，一直没有摆脱对保费的崇拜，具有强烈的“数量扩张”冲动，很难说真正秉持了理性经营的原则。部分保险公司常年经营亏损，综合成本率连年高企，偿付能力不足，只能依靠股东持续增资维持生存。

(四)社会形象尴尬

1848年美国一位保险公司经理说，“保险行业的名声正在逐渐恶化。公众需要的是安全的、可以让人高枕无忧的保险业务。因此，在保险行业能够提供此类保障之前，业务拓展和普遍繁荣是不会出现的。”

在我国，社会公众对保险等金融行业认知度和信任度不高。据中国保监会对5000名北京市民的调查显示，在不买保险的人群中，有30%的人是因为理赔难，20%的人是因为没有合适的保险产品，中国景气监测中心曾经会同中央电视台对北京、上海、广州7000多位有消费能力的居民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17.3%的被调查对象认为我国保险公司诚信度差，76.5%的被调查对象认为一般，仅有6.2%的被调查对象认为国内保险公司的诚信度好。

(五)混乱的市场竞争

19世纪后半期，美国保险代理人通常会向客户支付保费佣金“回扣”，且回扣比例不断攀升；恶意诋毁竞争对手时常出现；为了争取更多的客户，诱导转保、销售误导等恶意竞争手段屡见不鲜。

在我国，随着保险业的发展，保险公司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市场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也日益增多，保险市场秩序混乱。割喉式的高手续费和佣金竞争便是其中之一。在实际经营中，许多公司利用不入账、作假帐等违规手段支付代理手续费在同业中争揽业务。除此之外，不执行已在保险监管部门备案的商业保险合同条款费率、交强险不按照基础费率承保、宣传保险产品时有诈欺和误导消费者的行为、阴阳保单、阴阳发票、撕单埋单、虚挂应收、虚假批退、通过中介机构虚开发票套取费用、虚列资金项目、虚列费用等造假行为亦屡禁不止。

(六)对保单持有人权益的侵害

19世纪的美国保险业存在诱导转保、唐提式保单等许多损害保单持有人权益的现象，在中国当前的保险市场，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的行为也对保险消费者的权益产生侵害。“三假”、销售误导、理赔难等问题的存在，侵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七)公司内控失灵

阿姆斯特朗调查报告显示，19世纪美国保险业高管在公司内行使权力不受任何限制，高管薪酬普遍较高，成为社会舆论议论谴责的焦点。

同样的现象在目前我国的保险市场上也有出现。以瑞福德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例，2008年12月15日，保监会稽查局根据举报和各方面报表反映，对存在严重问题的瑞福德实施综合检查。检查报告反映了瑞福德健康保险公司经营五方面的问题：1.隐瞒股东信息，骗取行政许可，严重违反法律；2.内控混乱，关联交易盛行；3.违规开展业务，财务数据虚假；4.投资决策管理混乱，损失巨大；5.准备金严重不足。保监会审慎决策，认定瑞福德经营困境难以为继，果断处置要求更换股东单位，撤换董事长，并对一批高管予以行政警告。瑞福德案例在中国保险市场具有里程碑意义，这是中国保险业市场迄今为止、第一家被监管部门勒令重组和股权转让的公司。

对我国保险业发展和监管的启示

通过上述对比分析，不难发现我国现阶段保险市场与19世纪美国保险市场非常相似。认真学习百年前美国保险业的治理经验，并对我国当前保险市场进行系统反思，必将有助于我国保险业的规范和发展。

(一)正视发展阶段，避免重蹈覆辙

我国保险业起步晚、基础薄弱、覆盖面不宽，功能和作用发挥不充分，目前还仍处于发展初级阶段的初始时期，其基本特征表现为：一是保险市场不成熟，保险市场体系不够健全，产品结构比较单一，市场秩序不够规范，服务水平有待提高；二是保险经营主体不成熟，高投入、高成本、高消耗和低产出的“三高一低”现象较普遍，增长方式粗放，不适应科学发展的需要；三是保险监管者不成熟，我国保险监管机构设立时间不长，监管经验有待积累，监管制度有待完善，监管的专业化水平有待提高；四是保险消费者不成熟，人民群众风险和保险意识不强，对保险了解程度不深，整个社会的诚信也有待提高。

基于此，我们进一步认识到：首先，近期的国际金融危机之所以没有对我国保险市场造成巨大冲击，不是因为我们成熟，而恰恰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发展到与欧美保险市场同等的阶段。其次，我们应该正视当前保险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充分考虑初级阶段与成熟市场的发展差距，着重向同等发展阶段的历史经验学习和借鉴，不能盲目照搬照抄当前成熟市场的做法，避免“桔生淮南则为桔，桔生淮北则为枳”。再次，我们应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和行政监管调控这两个手段的作用，不断加强和改善监管，通过监管形成约束规范公司行为的“倒逼机制”，营造依法合规经营的环境。

(二)健全法规，正本清源

法律制度的不断健全是规范保险市场、保护保单持有人的根本手段。与美国相比，我国部门立法体制存在局限性。一味地将保险业问题的解决寄希望于《保险法》的不断修订，显然是不现实的。当前要充分发挥行政规章的作用，如对于《保险法》仅作原则性规定的问题，可以通过制定保险规章和实施细则来解决。对于保险法律适用中存在相对突出的、普遍性的问题，可以通过提请相关部门制定立法解释或者司法解释来解决。

我国保险法律体系中最大的缺陷是执行不力，法制观念淡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应以新《保险法》为基础，积极完善各类规章制度，保证新《保险法》的贯彻实施；完善监管执法制度和监管责任制度，进一步明确保险监管执法的具体适用程序和准则，探索建立一套明晰的监管责任制度；健全监管规章制度的定期清理机制和跟踪考评机制，提高制度建设质量。

(三)正确认识监管与被监管的关系

阿姆斯特朗调查及其后续成果充分证明，有效的监管是促进被监管者持续健康发展的利器。阿姆斯特朗调查及整改措施恢复了美国公众对保险的信心，各州纷纷效仿。

学习阿姆斯特朗调查的经验，就是要充分认识监管和发展的辩证关系，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1)监管要逆周期。在对近期全球金融危机的反思过程中，各国政府和监管部门普遍认为，应加强金融逆周期监管，从而有效地防范化解金融风险。(2)监管要遵循市场规律。中国保险业的发展和监管都必须植根于市场经济的规律和原则，不能回到计划经济和行政指导的老路上去。(3)监管应当着力在法人机构。这些年保险业一些违法违规行为屡查屡犯、屡禁不止，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保险法人机构的监管不足。法人机构是经营决策的核心，是激励和约束机制的源头，而基层经营单位仅仅是执行机构。

(四)把握保险本质，绝不偏离主业

资本市场波澜诡谲，瞬息万变。要实现我国保险业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要强调承保和投资共同盈利，两个轮子协调运转。我国保险行业应当自觉抵御来自资本市场的诱惑，产险、寿险都必须要求承保利润，以防止因为资本市场振荡引发业绩巨幅波动。

根据新会计准则，保险公司的混合合同收入要经过拆分和重大风险测试以确定是否属于保费。从长远看，保险公司任何一种提供给消费者的保险产品都必须经过上述测试以确定其保险属性。不能通过测试的就不能算作保险产品，而是其他金融产品，此类产品应由其他金融机构提供，比如理财、证券类产品就应当由商业银行或证券公司经营。这类金融服务也应当接受其他监管部门的监管。如果保险公司有能力且有意愿经营其他金融产品，应当采取金融控股公司等综合经营的模式进行，接受相关监管机构的监管，以避免监管真空和风险跨行业传递，酿成系统性金融灾难。

(五)增强竞争合作，实现竞争多赢

目前，割喉式竞争是困扰我国保险市场的一个难题。这种保险市场的非理性竞争呈现的是一种“纳什均衡”(非合作博弈)情景，似乎大家都处于“囚徒困境”的两难选择之中。欲走出这种困境，就必须增强集体理性，冲破“纳什均衡”的困扰。

对此我们提倡行业内的竞争合作。应当看到，合作博弈靠竞争主体的理性自觉是难以做到的，即使一时做到了也难以持久。破解这一难题主要还应依靠“人为法”来约束，同时辅之以“行业自律”。所谓“人为法”，就是指法律和规章等外部监管，使竞争主体不敢“闯红灯”。此外，由于法规也不是万能的，因此还需要行业自律组织，促使市场主体形成公约，共同遵守市场纪律。需要指出的是，监管部门既要支持行业自律组织的活动，又要保持对其监管，特别是防范各市场主体通过非法的共谋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形成行业垄断，侵害消费者权益。

第五篇：中国 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的启示

红楼梦中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小教0912

2009557029 张祖娟

红楼梦一直被认为是东方智慧的代表, 书中给我们带来了两种不同的管理模式，:一是贪婪集权型, 以王熙凤为代表;二是创新分权型, 以探春为代表，这两种管理模式给予现代企业富有实践意义的启示，从中汲取的人力资源管理精髓, 可以在员工配置，和谐主题的绩效考核，薪酬管理等方面给予现代企业一些启示。

红楼梦对于员工招聘与配置的启示，员工招聘与配置, 决定了企业的人才资源的质量。合格的人才和合理的配置, 可以保证企业的人才资得以充分利用反之, 不合格的人才或者不合理的配置, 均会导致企业利益受损现代企业在员工招聘中, 通过学历筛选、工作经验要求、专业技能测试等环节选拔出具有优秀工作能力的才。但是, 企业利润的创造不仅仅靠员工的 才 , 更要靠员工的德。试想, 没有责任感 只顾一己私利甚至窃取商业情报的员工会给企业带来怎样的损失。在员工聘用与配置上, 薛宝钗认为开头因侥幸获利而兴头很高的人, 最终是会懈怠的;善于花言巧语的人, 特别爱占便宜。本着这样的道德标选拔人才, 即保证了员工的德才兼备。

红楼梦第二十三回中,贾府接待贵妃省亲之后, 将把省亲之时用的一批和尚道士遣散到各寺庙中, 恰值此时, 贾府的亲戚贾芹向王熙凤求情希望在贾府谋个挣钱的差事王熙凤收受贿赂之后, 就编出这样一套说辞这些小和尚道士万不可打发到别处去,一时丧郎良出来就要承应，依我的主意不如将他们竟送到咱们家庙里铁槛寺养着去, 月间不过派一个人拿几两银子去买些柴米送去就完了说声用, 走去就叫来了, 一点儿不费事呢。说服王夫人和贾政, 增设了掌管家庙这一职位, 并令贾芹上任因人设岗。这种行为，不仅造成组织机构臃肿, 运营成本增加, 这些虚设岗位上的员工往往无才甚至无德, 最终将对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带来严重后果。红楼梦中贾芹后来为王称霸, 夜夜招聚匪类赌钱, 养老婆小子，可见, 贾芹上岗之后, 行为不端, 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此案例即体现了“因人设岗“ 的严重弊端。还要强调的是, 长远角度看, 道德缺失的员工将带给组织不可估量的损失。红楼梦第九十三回即正面交待了贾芹在家庙的荒淫作为, 引起众怒, 以至于有人将此事作打油诗贴到贾府门上, 这对于组织来说, 公众形象遭到极大破坏此时的贾府已经走向衰败, 这样的丑公布于众, 无疑是雪上加霜, 而滋生丑闻的温床还是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员工选拔与配置不当追根溯源, 因人设岗之所以会出现, 根源在于高度集权的管理者缺乏民众监督, 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 在员工配置上不能做到公平公正, 最终损害了组织利益。王熙凤的这种贪婪集权行为给家族带来了恶果，如果放在现代企业中，将会给企业带来重大损失。

另外，在协理宁国府时, 王熙凤出色地表现了她的管理才能。首先, 王熙凤对宁国府做了一次家族诊断，她尖锐地指出.宁国府有五大弊病：头一件是人口混杂.遗失东西;二件, 事列专管, 临期推诱;三件, 需用过费, 滥支冒领;四件.任无大小, 苦乐不均;五件, 家人豪纵, 有脸者不能服管束, 无脸者不能上进。针对弊病.王熙凤发表了措辞极其强硬的就职演说:既托了我, 我就说不得要讨你们嫌了，我可比不得你们奶奶好性儿, 诸事由得你们。根据这一思路, 王熙凤开始制定规则, 按岗定编, 强化监管。这一措施收到了积极的效果, 宁国府的面貌立刻改变了

然而同样是王熙凤, 在给贾母理丧时却出乎意料地陷入权威性不足的泥潭困境。她既调不动人, 也调不动钱, 只得哀求众人。这是因为, 王熙凤的权威王要依靠贾母和娘家作靠山，一旦靠山倒了, 王熙凤的权威便马上土崩瓦解其次, 王熙凤肆无忌惮地以权谋私，行贿受贿，盘剥众人, 在贾府上下积怨极深, 毫无人缘，她的这种管理模式违背了东方人力资源管理重感化、重和谐、重仁爱，缺乏情感教育的软约束，不适合东方人的“以人为本，以和为贵”的思想。

反观贾探春的管理模式，贾探春凭借自己对当时正处于萌芽状态的市场经济的敏感, 富有创意地推出了一个全新的改革举措: 采用公开竞标的方式,建立大观园承包责任制, 她对于承包者的选拔有这样的建议：“不如在园子里所有老妈妈中, 拣出几个本分老成能知园圃的事, 派准他们收拾料理, 也不必要他们交租纳税。显然, 承包大观园是一项收益颇多的工作, 作为大观园改革的发起者和承包者人选的任命人, 贾探春大可以收受贿赂任命人选，但是，探春本着任人唯能的理念, 公正选拔承包者。有文为证: 他三人说道这一个老祝妈是个妥当的, 况他老头子和他儿子代代都是管打扫竹子, 如今竟把这所有竹子交与他。探春本着公平原则，保证每个岗位配置最需要的人才, 不仅达到人尽其才的效果,也最有效率的完成组织任务。这就体现了员工招聘中的能岗匹配原理。能岗匹配包含两方面的义:一是个人能力完全能胜任该岗位的要求;二是岗位要求的能力这个人完全具备。也就是, 员工的能力与岗位要求的能力完全匹配, 使人的能力发挥得最好, 岗位的工作任务也完成得最好。探春的管理模式中还含有分权的思想，她具有创新的思维，又公正，任人唯贤，在她的管理下，大观园似乎气象万新。

由红楼梦推及到中国传统文化, 从最早的兵书军志就已提出有德不可敌 , 到孙武论将强调五德、智、信、仁、勇、严, 以及曹操的选将标准将宜五德备也。可见, 在东方传统文化背景下, 人力资源管理在选拔人才时, 德是建立在才智之上的标准也就是说, 以德为先是选才之塞, 以德取胜才是真正的人力资源管理之道大。根据红楼梦中重笔墨的对于王熙凤和贾探春奉命治家理事的情节描写,以及判词中聪明和精明的界定, 可见作者对于二人的管理才能都是认可的。但是, 同样是家族中发挥出众管理才能的人物, 最终的运却是一个玩火自焚一个喜结良缘, 天差地别的安排, 恰说明了作者的管理学思想中偏重于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仁慈和谐。

和谐管理的推崇通过激励原理在绩效管理中的运用，劳动关系管理等方面的分析总结,王熙风和贾探春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的根本差别在于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 管理者进行绩效管理，薪酬管理工作时, 必须涉及到的问题之一是如何有效进行员工激励。结合红楼梦案例, 可知,贾府管理者使用的激励方法多数可归入强化理论范畴，可分为正强化和负强化，正强化指对那些符合组织目标的行为给予奖励, 以便使这些行为得到加强, 并持续保持下去。负强化指那些不符合组织目标的行为进行惩罚, 使这些行为减少或者不再出现。联系案例, 王熙凤在绩效管理中的严管重罚方式倾向于负强化激励手段，虽然实施方便, 见效快, 但效果是暂时的, 并且过多的负强化会带来一系列不良影响, 例如人心不稳, 工作被动, 上下级关系紧张等。贾探春在大观园改革中, 用外益激励员工的方式倾向于正强化手段 该手段不仅可以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而且有助于塑良好的劳动关系。.红楼梦中描述“机关算尽太聪明, 反算了卿卿性命，生前心已碎, 死后性空灵贾探春 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清明涕送江边望, 千里东风一梦遥。”可知: 王熙凤聪明反被聪明误, 最终丧命于权力游戏之中;贾探春志向远大。劳动关系管理在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贯穿始终, 作用微妙。

良好的劳动关系有助于组织目标的实现, 反之亦然。在红楼梦中, 劳动关系管理的有效性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得以体现，也就是, 不懂得维护与下属的劳劝关系的王熙凤最终以众扳亲离的悲惨结局收场;在人力资源日常管理中建立了良好劳动关系的贾探春取得家族的交口称赞, 也不负众望的觅得佳婿, 虽远嫁他乡, 但是在注定衰败的贾氏家族一干主角的悲渗结局中, 也算是不错的归宿。

这样的结局, 不能不说是曹雪芹时于贾探春的偏爱，那么, 这也恰恰体现了红楼梦给予人力资源管理的一大启示：体现和谐主题的人力资源管理中国传统管理文化是一种涵盖性极强的人本主义, 强调以人为核心,尤其是以人为核心的各种全体关系它从和谐的整体性出发, 推崇一种群体合作精神, 这种精神基于全体关系的默契, 而并非明确的法规上。这就是中国人追求的“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以和为贵”以及“执中以致和的中庸观”是中国人奉行的准则。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 具有和谐主题的人力资源管理是必要的 有效的和谐建立在情感需求，人际和谐，人情味浓的东方人力资源管理的墓础之上。谋求企业自上而下的和谐统一, 同进退, 共荣辱, 与企业利益一体, 才是企业能健康良性发展的重要环节。

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东方文化蕴含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是我们深入总结，提炼和进行现代化创造的基础。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传统的中西方理论与实践有较大的差异，西方人力资源管理重分析、重科学、重法治，却不注重伦理道德、关系和谐、情感教育的软约束;东方人力资源管理重感化、重和谐、重仁爱, 但是对选聘人才和员工培训的法制意识和科学精神有所欠缺，在目前的环境下, 应充分认识，并用东西方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的优势,取长补短, 使东方人力资源管理以其博大精深的内涵, 为现代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