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闻专业主义
新闻专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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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是资产阶级新闻学的重要概念,也是西方新闻工作者恪守的最主要的新闻职业规范。新闻专业主义核心的理念,一是客观性新闻学,一是新闻媒介和新闻工作者的独立地位和独特作用。新闻专业主义、客观性新闻学和新闻媒介的独立性这些概念,是相互交叉的,它们都是历史的产物,经历了发展变化。了解这些概念、历史及其变化,对于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也许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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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专业主义的由来
新闻专业主义是美国政党报纸解体之后在新闻同行中发展起来的“公共服务”的一种信念,它是改良时代行政理性主义和专业中立主义总趋势的一个部分。美国建国以来,大众媒介逐步赢得了新闻自由——“报业自由”(也称“出版自由”)、言论批评自由(也称“表达自由”)和信息获取自由(也称“人民的获知权”或“知情权”)。大众传播媒介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十分积极的角色。美国社会建立在自由市场经济和个人表达自由的基础上,早期争取新闻自由者对“新闻自由”的理解是——我行我素。
然而,报业的出版自由并非人民的表达自由。自19世纪以来,思想家们已经发现,人民之间的权利并不平等。在美国商业化的大众传播媒介那里,私人利益正在侵蚀公共生活。
美国报业从一开始就不是理想的公共精神载体。最初,为政治偏见所左右。后来,它们变得越来越关注广告,越来越注重经济利益。媒介的经济独立和市场运作,产生了另一个权力中心。公众认为,在民主社会中,媒介被赋予极大的特权;然而它却不承诺,或者在更多的情况下,不履行对社会的义务,这是说不通的。于是,媒介的社会责任理论应运而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RobertM.Hutchins)为首的出版自由委员会在其经典性的《一个自由和负责的报业》文件中正式号召新闻媒介专业化。
新闻工作者发展出来的追求信息的新闻专业模式,是世纪之交出现的现象。早在1896年,美国人奥克斯(AdolfOchs)购买《纽约时报》之后,提出“高尚的新闻政策”、“独立公正的评论”和“正确详尽的新闻资料”三大目标,与刺激性的黄色新闻相对抗。从此新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03年,普立策向哥伦比亚大学捐助250万美元,建立新闻系并设置新闻奖金,以培养和鼓励专业人才。1908年,美国第一所新闻学院——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诞生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专业主义的思想深入人心,美国新闻工作者开始寻找适当的专业规范。1923年,美国报纸编辑人协会制订《报业信条》,美国记者公会于1934年制订《记者道德律》。美国的广播(1937年)和电视(1952年)也各自拟定了对行业的规范和准则。在出版自由委员会报告后的50年间,委员会的多数建议成为新闻界自律的基础。
与自由化的美国报纸不同,美国的广播电视从一开始就受到法律的规范,被要求作公共信息的运载渠道,服务于“公众的利益、便利与必需”。广播电视顺利地投入专业主义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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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专业主义的内容
新闻的专业主义是美国政党报纸解体之后在新闻同行中发展起来的“公共服务”的一种信念,它最突出的特点,是相信可以从非党派、非团体的立场客观地报道新闻事实。新闻专业主义的目标是服务于全体人民,而不是某一利益团体。
传统上,新闻不是专业(profession),新闻工作者不被认为“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专业人士是指有专门知识并组成特定行业的人,他们受过专门的教育,有体面的职业,例如医生、律师、建筑师或教授,受人尊敬,社会地位较高。最初的新闻工作者来自印刷行业的发行人或工人、学徒,是一些东奔西走道听途说的“包打听”,社会形象不好,经济政治地位也不高。当然,目前的新闻专业与历史悠久的传统专业仍然是有区别的:医学、法律、建筑都有系统的知识体系,专业人士多数来自学术的高层。在就业于传统的专业前,需要专门的训练,通过考试后持证上岗;同行学术评议委员会对其能力进行鉴定,也是专业生涯中必备的程序。这些与新闻专业有所不同。不过,一旦冠以“专业人士”的名称,美国新闻工作者社会地位陡增,职业形象焕然一新,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穿着体面、出入高层,进行社会信息鉴别的把关人、对社会舆论具有判断作用的仲裁者。
新闻专业主义追寻简单的事实(facts)——由此产生新闻的客观性。客观性是一种使新闻工作者将事实隔离于观点、从而避免个人偏见的规定,或机制,它要求新闻工作者站在中立的(neutral)立场上,以客观性的方法报道新闻、反映观点。
按照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报业是一种自治的体系,它必须对政府、对政党、对政客采取一种独立的和批判的态度,否则便不可能保持它在公众中树立的“保护者”形象,便不可能拥有公众的信任。而良好形象和高度信任,是媒介赢得市场的重要资本之一。
作为消息的发布者和事实、观点的反映者,归根结底,新闻事业是以它的公信度立足的。对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也有许多需要破除的“神话”。
客观性被认作“负责的新闻业”的标志。客观性是资产阶级新闻学最重要的价值观,是新闻活动方式的巨大进步。但是,西方学者根据大量证据指出,某些客观报道本身便是有偏见的,尽管这种偏见往往是隐含着的,不易察觉的。而且,新闻事实也不可能是完全中立的、无价值判断的对真实世界的纯客观的反映。新闻不是直接从现实事实中产生出来的自然现象,而是新闻行业的产品,是对客观事实进行高度选择后的解释。
新闻专业主义对政府可见的独立性是西方媒介社会地位的基石。然而,这种独立性并不像媒介人竭力表现的那样真实。美国新闻媒介对政府的监视是为巩固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服务的,是“小骂大帮忙”。而且,大众传播媒介还忽略了自身权力的膨胀。对于这种未经民选而膨胀的“第四权力”,似乎无人能够监督或制约。因此,人民的权利始终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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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专业主义的特点
新闻专业主义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①、客观性:新闻工作者站在中立的立场,不带个人偏见地、客观地反映事实报道新闻;同时,新闻工作者在进行“把关”时要按照“新闻价值”的中立标准而非个人好恶进行选择。
②、真实性:新闻报道必须真实的反映客观事物的原貌,不能仅达到部分真实或细节真实,而且必须达到整体真实。真实是新闻报道的第一生命线,失去了真实,客观便无从谈起,独立也就失去了权威性。
③、独立性:传媒具有社会公器的职能,新闻工作的目标是服务于全体人民,而不仅限于服务政治或经济利益集团,所以新闻媒介的运作应该是完全独立的,不应臣服或接受除行业规范之外的任何权力或权威的控制。
④自由性:新闻自由包括采访自由、出版自由、表达自由和信息获取自由即“知情权”。新闻自由是西方新闻理论的基石,西方新闻界也历来以此自诩。在“自由多元”的西方社会,强调新闻自由和新闻媒介的独立性,强调新闻报道必须“客观”、“真实”和“多元”,强调新闻工作者必须恪守新闻专业主义这一最主要的新闻职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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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专业主义的作用
关于大众传播媒介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使命,传播学先驱拉斯韦尔指出了明显的三项功能:巡视环境、组合社会和传承文化。传播学创始人施拉姆则使用了更简洁的表述方式——监视者(watcher)、论坛(forum)和教师(teacher)。自由主义者分配给媒介的“看门狗”(watchdog)任务,是大众传播媒介最重要的新闻舆论功能。在实施媒介这些功能时,新闻专业主义有两个最主要的特征——中立的把关人和客观的反映者。客观性和中立性是新闻专业主义的特征,并由此发展出一套专业的理念和技巧。
“把关人”模式强调必须发现和散布重要消息。新闻专业主义要求把关人在作必不可少的抉择时,按照“新闻价值”的中立标准而非个人好恶进行取舍。同时,新闻工作者用“客观性”表明其报道的可信性,从而提高自己的专业地位。
中立的立场、客观的报道并未消除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新闻事业内在的矛盾。不过,它的确为所有与新闻有关的人提供了一个可以操作的判断标准,因此成为通行的基本新闻价值观。
新闻专业主义加强了新闻工作者对自我职业形象——追求真理、服务社会——的心理需求。美国新闻工作者将专业的规定内化为对自己的约束,在具有商业和政治双重性质的机构中,他们强调自己是公共利益的保卫者。新闻专业主义者相信进步、理性、普遍的真理或标准,同时,相信跻身于统治集团的可能性,即,他们既有财富和参与权,同时却又是独立的。新闻工作者与其老板讨价还价,赢得了专业的自治。媒介承担着警戒和守望社会的监视职责,把人民的关切、人民的意志传播到各个角落。专业主义者不仅是自己权利的捍卫者,而且是人民权利的捍卫者。媒介经济的繁荣与新闻专业的神圣也很合拍。新闻部与广告经营部相互分离。在“专业主义”的旗号下,美国媒介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
客观性从整体上为新闻媒介提供了合法的途径。随着媒介经济来源的改变,新闻的定义和外观也改变了。狂热的观点和表述失去了市场;公平和平衡的编辑方针伴随着客观性的写作方法开始大行其道。在资产阶级新闻事业中,客观性起先是职业精神的关键信条,后来则成为新闻实践的“策略性程式”——它保护新闻工作者免受各方面的攻击。
第二篇:新闻专业主义
新闻专业主义
新闻专业主义作为一种职业理念和专业控制模式,19世纪70年代以后,特别是美国独立报刊开始盛行时就已初露端倪。从最初的“新闻精确性”报道的要求,到1986年阿道夫·奥克斯掌管《纽约时报》之后形成的新闻信息模式,可以看作新闻专业主义的起源。新闻专业主义是美国政党报纸解体后,在新闻同行中发展起来的一种“公共服务”的信念。
新闻专业主义在西方的产生,有着特定的语境,其中包括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独立自主的传媒,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和服务行业的专业化,它是商业媒体赢利和服务公众利益这两个动因的矛盾和张力的产物。
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特点有三个:专业性、服务性和客观性。
新闻专业主义还不能称得上严格意义上的专业意义,它的应用好包括特定的前提和条件:(1)传媒具有社会公器的的职能,新闻工作必须服从于公共利益,而不仅限于服务政治或经济利益集团;(2)新闻从业者是社会的观察者、事实的报道者,而不是某一利益集团的宣传官员;
(3)他们是信息流通的“把关人”,采纳的基准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而不是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的参与者或鼓动者;(4)他们以实证科学的理性标准评判事实的真伪,服从于事实这一最高权威,而不是臣服于任何政治权利或经济势力;(5)他们受制于建立在上述原则之上的专业规范,接受专业社区的自律,而不接受在此之外的任何权利或权威的控制。
在新闻业务中,新闻专业主义的精神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表现是记者该如何面对风险。众所周知,随着新闻业竞争的加剧,千方百计地获得独家新闻早已成为各大媒体的追求,然而在获得独家新闻的过程中,应如何处理和竞争对手的关系,如何保护为媒体提供线索的“线人”,已成为检验新闻专业主义的“试金石”。竞争中,无论中外许多媒体都开始体现出新闻专业主义的特征。
新闻专业主义在新闻职业道德中的考验体现在:
(一)政治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冲击
由新闻与政治的相互关系我们知道,政治对媒体具有决定作用。因此,作为新闻行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新闻专业主义必然受到政治因素的制约,而且在特定情况下,这种制约是决定性的。
(二)经济因素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冲击
(三)暴力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冲击
暴力威胁是新形势下新闻行业面临的一种新的形势,从现实来看,这种威胁对记者的个人伤害程度已经超过政治和经济因素。
(四)“人情”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冲击
尽管政治压力、经济诱惑和暴力威胁对新闻专业主义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对此大多数新闻工作者已经有了思想上的准备,处理起来可以说并不突然。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当面对亲戚朋友的人情、说情,许多新闻人却有说不出的苦衷。“人情”正成为冲击新闻专业主义的另一大因素。
曾庆明
20100103045
第三篇:邵飘萍新闻专业主义
邵飘萍与新闻专业主义
1、报纸的地位和角色:独立的监督政府的“国民舆论代表”
媒体的独立地位是新闻专业主义思想的前提条件,邵飘萍在当时政治权力纷争之时,借鉴西方新闻事业之经验,首先极力强调报纸和记者的重要地位:“故如世界各国历次之会议,各国新闻访员之活动,其势力每与代表会使不想上下。„„均足证明报纸势力之伟大,与夫外交记者责任之重要。是故外交记者(访员)之处之地位为社会、国家、世界之耳目。” 这样一个定位,“实质上是把记者置于人类社会交往的中心地带,赋予其时代守望者的角色。”这就要求报纸独立于政治权力和党派之外,做为“国民舆论代表”,从而“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起到对政府进行监督的作用。报纸的独立也是新闻自由的保障,邵飘萍出于此种专业理念,坚决反对政府对报纸的压制,他甚至嘲弄和警告政府秘书长:“报纸登载失实,更正亦至平常,岂并世界新闻惯例而丝毫不知,竟动辄以警厅‘严切根究依法办理’腐败官话来相恫吓„„苟下次再有此种可怜之事,请恕忙碌,相应不理。”
2、报纸的立场:“社会第三者”的中立立场,邵飘萍认为,报纸既具有公共性,则应为社会大众服务,不能偏向与一党一派,成为其御用工具,“新闻记者一旦加入党派之中,每足以致职务上行动之不活泼”因此,他认为,要保持新闻的客观,记者必须采取超然中立的态度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以“社会第三者”角度来报道新闻,即“出于第三者的地位,静观各派行动而下一诛心之论断”,“无论处于何种境遇,皆当确守第三者之高垒而勿失,故惟以真理与事实为标准,不知有友亦不知有敌„„换言之,彼不问何时何地,皆常保其超越的与独立的透明。
3、新闻报道的专业要求:强调新闻的真实与客观,反对“有闻必录”。
他自陈“曩在北京大学及平民大学讲演新闻之学,曾对于‘有闻必录’一语再三攻击”,他指出有些访员“对于新闻材料不求实际之真相以忠实态度取舍之;或受目前小利之诱惑,或以个人意气泯没其良知,视他人名誉为无足轻重,逞其造谣之技,一旦被人指摘,则以‘有闻必录’一语自逃其责任”。邵飘萍指出“有闻必录”并不能做到客观真实,有些人“或者称有闻必录,徒为风影之谈,或者竞闭门造车,肆作架空之语,及至事实发现,则或如风马牛之不相及。”
4、邵飘萍曾说,一个“完全的报馆”需要几个条件:
1、有超众的人才;
2、有传递的交通设备;
3、一切器具完全;
4、又占得“公平真确”四个字。
至于“公平真确”当系板报的理念和宗旨,也是报纸的灵魂。邵飘萍之所以要创办《京报》。是因为他认为报纸是社会的公器和国民舆论的代表,同时报纸还肩负这教化民众以及批评、监督政府的“天赋”权利。正如他在《京报》创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一文中所阐明的板报宗旨:“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本报之所以作为也!”
张季鸾与新闻专业主义
1、张季鸾的办报方针:提出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主义办报方针,“四不主义”一旦公诸天下,就界定了《大公报》的堂堂报格,并付诸公众明鉴,天下监督。可以说,张季鸾主笔《大公报》,提出办报的“四不主义”方针,使得《大公报》旧树发新枝,一举成为当时最富盛名的私营报纸之一。虽然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四不方针”在报业实践中都不可能完全实现,但是当时张季鸾能够提出并将其作为新记《大公报》的办报方针,确实体现出了张季鸾新闻思想中的专业主义。
4、张季鸾的“三骂”:一骂吴佩孚,是1926年12月4日的《大公报》社评《跌霸》,文中说:“吴氐之为人,一言以蔽之,曰有气力而无知识,今则并力无之,但有气耳。”酣畅淋漓,一语中的;二骂汪精卫,是1927年11月4日的《呜呼领袖之罪恶》,指斥汪精卫“特以‘好为人上’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三骂蒋介石,1927年12月2日发表的《蒋介石之人生观》社评,针对蒋介石因刚与宋美龄结婚而“深信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味”,并“确信自今日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的说法,以犀利尖锐的笔触指出“蒋氏人生观之谬误”,“夫何谓革命?牺牲一已以救社会之谓也。命且不惜,何论妇人?”“兵士殉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而极”。社评责问,以蒋氏的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的说法来论,南京政府军队有数十万,国民党党员也有数十万,蒋氏能否一一与谋美满之姻缘,俾加紧所谓革命工作?
张季鸾骂吴、骂汪、骂蒋之时,确实保持着不偏不倚的超然态度和立场。他是无欲则刚,独立不羁。惟因如此,蒋介石亦敬重他的这一气度,在张季鸾后半生一直与之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但是,正因为其与蒋介石私交甚笃,在西安事变当中,张季鸾先生写了一封公开信,以今日眼光看来,不无偏袒。事实上,也正因其超然姿态,以致《大公报》同时受到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两大对立主角的青睐。蒋介石在他的办公桌、起居室、卫生间各放置一份;而毛泽东说,他在延安经常读的报纸就是《大公报》。
黄远生与新闻专业主义思想
黄远生新闻观
第一,报刊是社会的一部分,报刊要与社会相适应。黄远生将社会比喻为一个“大机轴”,一切社会、人物都是该大机轴中的一部分。而该大机轴时刻处于进化之中,它有自己的规律,总体趋于良美。国家和个人,都被其规律所宰制。包括《庸言》在内的报刊当然也在社会大机轴之中,受社会进化规律的宰制,因此报刊要与社会相适应。黄远生写道:“吾此区区之报,亦在此一大机轴之中,其为遁嬗乘除,以符于组织精美之公律者,亦岂能外?”[6] 我们知道,我国近现代早期报人,特别是最早一批开始认识到国外报刊及其效力因而在国内大力提倡开设报馆的有识之士,将报刊从我国当时的社会背景中抽离出来,比较容易夸大,甚至神话报刊的功能和作用,虽然产生了一时的轰动效应,但并没有带来报刊业的持续发展。
第二,报刊应持客观态度,注重事实。在黄远生看来,《庸言》以前主观有余而客观不够。有鉴于此,他声明“将力变其主观的态度而易为客观”。他认为相较于缺乏足够、综合事实的议论,事实本身对报刊来说更为重要,事实本身具有供人参考的价值。基于这一认识,《庸言》从第二卷开始,重视事实而反对空泛的议论。所以,《建言》栏目刊载的文章趋于减少,基于事实的研究增多,扩大了专事提供事实的《研究资料》栏目,并推出一事一议的《时评》栏目。
第三,报刊是公共舆论的平台。1914 年前后,特别是袁世凯开始公开称帝前后,报刊界基本上分为两大阵营:“拥袁”派和“反袁”派。黄远生接手编辑《庸言》后,认为报刊非“私物”,乃“共同辩论之机关”,即今天所谓的公共舆论平台。他认为各种报刊不应只发表唯一主张,只要是基于事实的正确主张都应当发表。对不同见解,采用“兼容并包”的原则。第二卷第一、二合刊号《本报特别启事》也指出:“本报此后推广范围。凡各种方面人士之意见或观察,均极力搜罗,以冀阐扬真理,总集材料。故各方面之投稿均极欢迎。”
第四篇:新闻专业主义·作业
新闻专业主义在“正本清源”中发展
——浅谈当代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
新闻专业主义产生的背景是美国政党报纸的解体和商业报刊的泛滥。它的出现可以说是对美国政党报刊时代和商业化报刊时代传媒理念的一种超越。新闻专业主义要求新闻从业者遵守一系列新闻工作的行为规范,用非党派、非团体的立场报道新闻,自觉地运用自己的专业技能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它的核心原则是坚持新闻工作的客观性和独立性。
自1947年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发表《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以来,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在西方深入人心,成为传媒人士的某种信仰。同时,在专业主义旗帜的映照下,西方新闻媒体的地位也有所提高。中国的新闻学者和实践者们近十几年来也对这一理念倍加推崇,新闻专业主义也成为业界讨论的热点。
在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指导下,我国的新闻媒体的从业人员的素质得到了很大提高。新闻专业主义也已成为新闻从业者心中信奉的崇高职业理想。然而,由于我国媒体从业人员素质的参差不齐和媒体市场化的取向,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也收到了一定的冲击,总体来说,新闻专业主义是在不断的“正本清源”中向前发展的。
近年来我国近年来类似“黑砖窑”事件等都彰显出明显的新闻专业主义的精神。在这些新闻事件中,记者和各新闻媒体在整个事件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媒介逐渐显示出它的“社会公器”角色和“为公众服务”的立场,都是很重要的新闻专业主义实践。
在黑砖窑新闻事件中,新闻从业者表现出对专业身份的强烈认同和对专业责任感的追求。奔赴山西黑砖窑前线进行采访的记者们,在事件处理过程中一直充当着社会观察者和事实报道者的角色,体现了他们所恪守的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原则。他们不顾个人安危,亲自潜入“黑砖窑”现场进行调查,甚至在当地部门百般阻挠、“黑窑主”扬言要报复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不懈地追踪报道新闻,体现出记者作为新闻从业人员的一种高度的专业责任感。新闻专业主义追求的是公正性、客观性的真实报道,“黑砖窑事件”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中采取的新闻写作或播报中也没有存在对与事件相关的利益集团的意识形态偏向。
不过,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在中国的发展还处在起步阶段,在中国的新闻媒体中还不时出现违背新闻专业主义的做法。比较明显的表现是在稍早前的“艳照门”、“重庆钉子户”、“杨丽娟事件”和比较近的“富士康事件”。
“艳照门”一经网络论坛曝光,主流媒体以及各大网络媒体便纷纷介入,不惜以整版的篇幅来报道该事件的详细细节,甚至还给照片中的女主角们一一设立“专栏”,讲述她们的“坎坷情史”。“艳照门”事件的传播,其合法性、合理性打一开始就是值得考量的。作为新闻从业人员,应当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和专业素养判断出这一事件在媒体上大量曝光对社会对读者尤其对青少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这样的做法无外乎是以暴露明星的隐私来刺激受众的兴趣,借此提高发行量或点击率、收视率。
新闻专业主义提出客观性,旨在让媒体恪守新闻信息收集及呈现的平衡性。⑦然而,在社会新闻的实践中,媒体为了吸引眼球,常常有“哗众取宠”之嫌,从而造成对客观性的背离。例如上半年最受关注的“重庆钉子户事件”。先来看看与关这则事件的新闻标题:3月8日,《南方都市报》以《网上惊现“史上最牛钉子户”》为题独家报道此事,掀开媒体报道的序幕。此后,一系列的报道接踵而至。如《施工现场拍摄到的“骨灰级”钉子户》、《史上最牛的钉子户》、《网上炒得沸沸扬扬的‘最牛的拆迁房’将很快消失》。这些题目,无一例外都采用了“最牛”、“骨灰级”这样口语化的强调性词语,突出这件事情的重要程度。那么,这件事情真的有那么重要吗?这其实只是众多拆迁案例中的一个而已,只是它僵持的时间更为长久而已 媒体采用这样的词语,无非就是为了用强调词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这种为了博取收看率而
夸大事实的做法显然是违背新闻专业主义的。
在“杨丽娟事件”中,媒体前期曾反复报道杨丽娟的家庭状况并不好,因此媒体俨然以“善者”自居,主动“帮助”杨丽娟。从记者最早的随行采访,到《广州日报》和网易共同出资让母女二人从深圳返回兰州办理通行证,最后则是演变成媒体出资鼓励他们再度赴港,从此,在此事之中,媒体便不再是一个客观的记录者,而是参与其中,成了事件的参与者,为追星事件推波助澜。
和媒体从业人员的素质相比,媒体表现出来的媒体霸权是我国常见的背离新闻专业主义的情况。《权力的媒介》认为:“新闻媒介探求真理,反映真理;新闻媒介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它实际上是新闻媒介和新闻从业者所追求的一种职业理想和操作理念。
2006年8月28日,当《第一财经日报》的头版刊出《报道“超时加班———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遭索赔300万元》的新闻后,各种针对富士康的批评声音迅猛而来,声援“一财报”的各种行动也相继展开。国内部分财经传媒人自发成立“中国财经传媒人联盟”,发表五点声明,公开表示对被告记者方的“全力支持”。网上调查显示,九成网友支持“一财”。有市民向“一财报”记者王佑捐款,表达对其的关心与支持。
在富士康案中,媒体把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在了“3000万”、“起诉记者而不起诉报社”这两个问题上。然而,本案的焦点是“一财报”的报道是否属实,是否存在内容的偏差;记者的采访是否存在瑕疵;记者是否存在“先入为主”的偏向;是否按照新闻界的职业操守,对事实进行多方求证。新闻专业主义要求新闻工作讲求客观性,站在中立的立场,按照“新闻价值”的中立标准而非个人好恶选择新闻,不带个人偏见地、客观地反映事实、报道新闻;讲求真实性,必须真实地反映客观事物的原貌。而在这些一边倒的新闻报道中,他们却忘记了最基本的新闻原则。
同样,媒体的新闻专业主义在“正本清源”中得到了改变。同样是关于富士康“富士康10连跳”,刚开始媒体一边倒地对富士康进行工业批判,职责对员工的关爱不够,制度生硬,缺乏人文关怀。与此同时,一些媒体开始亲赴富士康调查,让富士康员工和富士康官方的声音都出现在了媒体上,民众对整个事件有了全面的认识,而不是简单的舆论一边倒,媒体霸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
新闻专业主义作为一个新闻行业的追求,已经得到了中国新闻业内的认同。虽然出现了很多有悖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媒体现象,但是新闻界内部通过自我调节,不断地正本清源,正朝着新闻专业主义的道路不断前进。
第五篇:浅谈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认识(精选)
浅谈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认识
所谓新闻专业主义,顾名思义,就是新闻职业道德外在表现。新闻专业主义作为一种职业理念和专业控制模式的思潮,是十九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商业化的大众报刊的兴起而在西方兴起的,它以自由主义哲学思想为核心理念,是新闻自由的媒介实践。对它的理论描述有很多,有的学者归纳出其最主要的两个特征是:中立的把关人和客观的反映者。专业性、服务性、客观性是新闻专业主义的特征,并由此发展出一套专业的理论和技巧,其主要的价值在于维护媒体的社会公器职能,另外强调报道的专业性和客观性,以服务为实质。
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独立于任何权威之外的新闻从业理念,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和强烈的反权威精神。它要求记者以客观、真实、准确的态度去报道事实,把事实的原生态展现在读者面前。它最突出的特点是相信可以从非党派、非团体的立场客观的报道新闻事实。新闻专业主义的目标是服务于全体人民,而不是某一利益团体。
新闻专业主义在新闻职业道德中彰显突出。在新闻业务中,新闻专业主义最突出的表现是记者在面对凶险时体现出的专业和客观,不论是危险的第一战线,还是面对强权的威胁,记者的职业道德就是坚持为人民大众服务,保持正义和公道。随着西方新闻职业理念的影响,新闻专业主义内涵逐渐体现在各家媒体的竞争中,成为国内媒体自觉追求的理念,不仅是在新闻业务方面,还体现在其他关系中。
在我国,新闻专业主义依旧承受多种因素的考验。尤其是政治因素,由新闻和政治的关系我们知道,政治对新闻有着决定作用,因此必然会受到政治的制约,另外还有经济、暴力、“人情”等因素对新闻专业主义存在冲击。如何协调这些因素,以至于将新闻真正的做到专业,成为我们一再研究和探索的课题。
我国的新闻专业主义说是就是,说不是就不是。在我国的新闻记者身上普遍有着传统知识分子浓浓的“底色”,包括入世情怀、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等,而非真正的专业主义。所以说,专业主义不可能简单的就能移植到我国,文化的自由思潮也是在我国一直无家可归。新闻专业主义实践和理论的形成的工作仍需很长时间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