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文代会

第一篇：第一次文代会

第一次文代会：文学规范的建立

1：1949年7月2日至19日，中华全国第一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这次大会的主要目的是总结经验，确定今后全国文艺工作的方针与任务，成立一个新的全国性组织。

大会明确提出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今后文艺的思想原则和指导方针，坚持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普及第一、在普及的基础上的提高，坚持文艺工作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第一次文代会的精神后被概括为“二为”。会上还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郭沫若为主席，周扬等为副主席；还分别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戏剧、电影艺术、音乐、美术、舞蹈工作者协会。

毛泽东莅临大会作了简短讲话，他说：“同志们，今天我来欢迎你们。你们开的这样的大会是很好的大会，是革命需要的大会，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大会。因为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再讲一声，我们欢迎你们。”

周恩来作《在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以相同的口吻高度评价了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文艺方面的六个问题，同时强调了文艺原则和文艺队伍建设问题。

周扬作了《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总结了解放区文艺的经验，认为解放区文艺实现了文艺与人民与政治的紧密结合，取得了很大成功。所以，文艺应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指引，反映党的政策，写重大题材和英雄人物，艺术上强调大众化的追求。同时要求对文艺加强党的领导。

茅盾的《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认为国统区文艺取得了显著成就，文艺运动的主流也是遵循毛主席的方向前进的；同时检讨了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的种种错误倾向，尤其是批评了胡风及其周围的一些进步作家。着重提出用党的政策来衡量作品的政治性和艺术性。

郭沫若的《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回顾现代文学30年的历史，从理论高度为现代文学定性——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号召文艺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时展望新中国的文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开展广泛的群众文艺运动，吸收苏联的文学创作经验，排除资产阶级的非革命因素，作家深入生活，改造旧的文学传统。2：文代会的观点。A：文艺工具说。文学是承载意识形态的工具，其意识形态带有强烈的党性色彩。B：同路人说。排斥非无产阶级作家，通过理论斗争纯洁思想，保证纯洁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队伍。C：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论。提倡哲学直接进入文学，49年后发展为

政治直接进入文学。第一次文代会把上述内容以文件、法的形式规定下来，加以具体化和明确化。这次文代会也造成了作家们30年的创作不自主。

3：作家们的反映。A：解放区作家：他们都经过延安的整风运动，知道新政权对知识分子来说意味着除了革命的权利以外，还要改造自己旧的世界观。因此自觉地迎合了新的文学规范。如柳青响应号召下乡劳动，深入生活，体会生活和进行创作。赵树理在实际工作中发现问题，通过创作反映问题。B：国统区具有进步民主思想的作家：他们在漫长的文学生涯中坚持独立的理想追求，不满国民党的统治，所以对历史的大变革抱有希望，但并不了解新政权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受到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影响，自知与新时代的要求有一定距离，因此希望通过互相谅解达成一种新的契约关系。如巴金坦言自己是来向解放区作家、工农群众学习的。C：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些作家曾经在历史上间接或直接的与共产党或左翼运动发生过冲突，有过不愉快的回忆，或者没有冲突，但出于阶级或社会关系隔阂，在感情上对新政权格格不入。但他们没有离开国家，希望能够忘掉过去不愉快的记忆，和新政权调整好关系。在新时代面前，他们的内心是紧张的。如沈从文，在解放后终止了文学创作事业，甚至曾经一度陷入精神失常的境地。

对于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批作家而言，他们面临的更具体的文化困境是五四新文学传统给予作家的表达形式——从思想、感情到审美语言，在一个新的时代环境和革命功利主义的要求下完全失去了呼应时代的能力。解放后除极个别的作家在特定历史时期有过较好的作品外，大部分作家的创作数量和艺术水平都下降了。

4：文代会的意义：将文代会放在文艺发展演变的过程上讲，它标志着文学进入了另一个阶段：A：思潮转变，由“百音竞奏”转变为“一种声音”。B：共和国文艺发展蓝本被定为延安文艺模式。C：文学进入狭窄的发展渠道，众多文学资源被否定。D：文学规范建立，文学进入体制化阶段。体制化的具体表现有：a：政权介入文艺。b：文艺纳入国家意识形态之中。c：作家失去思想自由。d：作家被纳入各种组织之中。

总之，第一次文代会对50年代初期文学思潮的形成和后来文学思潮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它以解放区文艺为新中国文学的楷模，继承和发展了解放区文艺的精神内核：以工农兵为文艺工作的服务对象，以文艺为政治服务并属于政治为文艺工作的性质和地位，以“普及第一”为文艺工作的基本方针，以工农兵生活和工农兵形象为文艺表现的主要内容，以民族化和大众化为文艺创作的主导风格，以“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为文艺批评的标准，以作家深入工农兵、改造世界观为实现上述任务的保证。毛泽东的《讲话》和解放区文艺的精神内核经过文艺领导人和理论批评家的反复倡导和阐发，逐渐形成一套较为系统的文学规范，并得到文艺工作者的认同，成为这一时期文学思潮包孕的主要内涵，贯彻在文学理论批评和文学创作的实践中。新的文学规范表现在创作上，就是要选择新的主题，塑造新的人物，采用新的语言、形式。在这一目标引导下，本时期文学倾向于写重大题材和主题，以塑造英雄形象为主要任务，追求语言、形式和风格上的民族化和大众化，这三者构成了本时期文学创作的时代特色和总体风格。

1953年9月23日至10月7日，第二次文代会召开。会议提倡作家学习和掌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必须在表现现实生活的矛盾和冲突中创造人物，并强调塑造英雄人物的重要性；还要求加强对文艺工作的领导，重新规定了文联和各协会的章程。第二次文代会在指导思想上比第一次文代会前进了一步，应当肯定；但在某些问题上也有偏颇，如提出文艺作品应该表现政策，离开党的政策就是离开了党的领导。这在第一次文代会周扬的报告中也曾提过。

1960年7月，在国民经济因指导思想的错误和连续发生的自然灾害影响而困难重重的背景下，第三次文代会召开。这次会议始终贯穿着对“修正主义思潮”的错误批判，也就不可能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文艺政策，相反，极左倾向越来越严重。

第二篇：第一次文代会（范文模版）

第一次文代会：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即第一次文代会于1949年7月2日至19日在北平召开。来自解放区和前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约八百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作报告，周扬和矛盾分别代表两个地区作文艺运动经验的报告；会议确定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新中国文艺的总方针。选举成立全国性的文艺组织—文联和领导机构。第一次文代会标志着当代文学的伟大开端和新政权领导下的文艺阵营的建立。开始了当代文学的“一体化”的进程，并确立了各种文学力量在“当代文学”中的资格和地位。

“样板戏” 又称作“革命现代京剧”。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极其特殊的称谓和现象。产生于六十年代，流行于文革时期。它是对传统京剧的一次大胆的尝试和改革，由于江青的参与，样板戏过多地与“阶级斗争”的政治现实相联系，形成“三突出”、“三结合”等一系列模式化的文学观念，给文革期间的创作造成恶劣的影响。习惯上将京剧现代戏《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海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音乐《沙家浜》并称“八个样板戏”。

伤痕文学：文革后，以刘心武的《班主任》和卢新华的《伤痕》为代表的一批旨在批判、揭露“文革”以及极左路线的罪恶性，揭示文革给人们带来巨大身心创伤的作品被称为伤痕文学。这些作品的共同主题体现在对文革的批判及揭露文革给人们造成的精神戕害，在艺术上都采用了能明确剖析社会问题的现实主义手法。如《神圣的使命》（王亚平）、《我该怎么办》（陈国凯）、《大墙下的红玉兰》（从维熙）、《天云山传奇》（鲁彦周）、《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周克芹）、《血色黄昏》（老鬼）等。、双百方针：在1956年5月召开的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公开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代表中央对这一方针做了权威性的阐释：“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双百方针的提出，活跃了当时的文艺创作，开创了文艺理论批评与研究的新局面。

百花文学百花文学百花文学百花文学，在1956年5月召开的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公开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尽管“双百方针”仍未摆脱阶级斗争的大前提，但它确实标示着文艺政策向宽容和相对自由的方向作出了实际调整。敏锐感受到文学环境变化的作家、批评家很快响应繁荣和发展文艺的号召，受压抑的创造力被释放出来，一批探索性、批判性的新作品问世，不少观点新颖大胆，甚至质疑既有规范的理论文章得以发表，一时文学领域出现了“百花齐放”的新变化与新局面。有文学史家称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为“百花文学”，甚至有人称这短短的一年多时间为“百花时代”

政治抒情诗：一般情况下，那些在题材上或视角上被政治化的诗歌被称为政治抒情诗。在政治抒情诗中，“诗人”会以阶级（或人民）的代言者的身份出现，来表达对当代重要政治事件、社会思潮的评说和情感反应。在诗体形态上，表现为强烈的情感宣泄和政论式的观念叙说的结合。一般都是长诗，通常采用大量的排比句式对所要表现的观念和情绪进行渲染、铺陈。讲究节奏分明、声韵铿锵。经常使用马雅科夫斯基的“楼梯式”的组织形式，并不断融入中国古典诗歌的对偶、排比方法，以加强形式感。这种鼓动性的诗，大量出现在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开展的时期。代表诗人有郭小川和贺敬之等。

三突出原则：指的是“文革时期”特定的文学创作原则。根据江青的指示，开始由于会泳在《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一文中提出的，“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来，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来，在主要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来”的三突出创作原则。后来有姚文元改定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这种创作原则是企图严格维护的社会政治等级在文学结构上的体现。

政治抒情诗 ——政治抒情诗，“诗人”会以“阶级”(或“人民”)的代言者的身份出现，来表达对当代重要政治事件、社会思潮的评说和情感反应。这种评述和反应，一般来说不可能出现多种视角和声音，因为其精神上的“资源”，来自当时对现实历史所作的统一叙述。在诗体形态上，表现为强烈的情感宣泄和政论式的观念叙说的结合，即“实际上是抽象的思想，抽象的概念。

『“荷花淀派”』

“荷花淀派”又称“白洋淀派”，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作家群体，因孙犁40年代发表短篇小说《荷花淀》而得名；代表性作家和作品有孙犁的《风云初记》《铁木前传》、刘绍棠的《运河的桨声》《蒲柳人家》《瓜棚记》、从维熙的《鸡鸭委员》、韩映山的《作画》等；他们大多描绘冀中人民的生活变迁、民情风俗、英勇斗争和纯美心灵，描绘白洋淀、北运河、冀中平原优美的自然风光；在风格上追求诗的意境和散文的韵味，强调文学的现实主义品格而又在其中渗透着浪漫主义气息，在当代文学史上产生了广泛影响。

6、《白鹿原》中的白嘉轩形象

《白鹿原》：对近代历史的阐释——超越阶级斗争模式。对民族文化的解秘。

1、白嘉轩形象：仁义文化的载体。（1）耕读传家——虽为地主，有家产（有药房等），但从不放弃劳动，亲自犁田——与农民没有两样。要儿子进山背粮，体验劳动的艰辛。注重子女的教育，严格要求他们读书学习。（2）广行仁义——组织“交农”事件；周济不得不卖地的李寡妇；与长工鹿三以兄弟相称；建乡规民约；建学堂；（3）慎独——批评鹿三从背后暗杀田小娥。宣称“人行事不在旁人知道不知道，而在自家知道不知道。”（4）传统道德卫道士（负面因素）——拒小娥入祠堂；修塔镇“妖”等。王蒙反思小说的主题内涵与艺术特点反思类的主题内涵：《坚硬的稀粥》——现实改革的讽刺寓言。早餐改革最终失败，还是稀粥加馒头片及大头菜，最后还是爷爷说了算。《冬天的话题》：荒诞与中国问题透视。沐浴学权威朱慎独与海（加拿大）归派赵小强的争论。长篇：《活动变人形》：从中西文化比较角度反思中国人的文化人格。静珍：守寡与性压抑；受虐与施虐。倪吾诚形象。《恋爱的季节》：理想时代的爱情故事。所谓少女情怀。《失态的季节》：反右斗争中知识分子的人生塌陷。是钱文（有作者自己影子）等青年革命知识分子人生经历的变奏。《踌躇的季节》：失态的季节的续篇。写62年后阶级斗争扩大化以后钱文等的人生经历或国家形势。《狂欢的季节》：文革叙事。对文革的书写，钱文远走新疆。改革类：《春之声》：改革的春之讯息。试析《班主任》中的宋宝琦、谢惠敏形象《班主任》是刘心武的作品，这是伤痕文学的开山之作。其中宋宝琦、谢惠敏是其中的两个主人公。小说中描写的两个畸形儿形象。宋宝琦：愚昧无知的中学生典型。谢惠敏：深受极左路线毒害的学生女团干部形象。分析赵树理小说语言与形式的创新，并重点说明哪些方面对传统小说做了扬弃与改造。

A、所描写的特定历史时期新的生活，新的人物，紧密配合了社会变革，有“实效性”，能直接融入广大农民的文化生活中，这是以往任何一位新文学作家都没有做到的。（教材478）B、以往描写农民的新文学作品，都是以人道主义观点发现和同情农民，赵树理则进一步，直接与农民对话，展示农民新的道德精神风貌及其所面对的矛盾。（新素质）（教材478—479）C、以往作家包括鲁迅多写农民的痛苦与创伤，赵树理则写农民摆脱旧的文化习俗的艰难，但更注重表现精神上的“翻身”；通过农民精神、心理和人与人关系的变化，来显示农民“改造”的艰巨性。（赵树理的小说的总主题）（教材479）D、四是文学语言与形式的创造方面，真正实现了民族化与大众化的统一。以《创业史》《山乡巨变》为例，谈谈当代农村题材小说跟现代文学中乡土小说之间的美学异同及其形成原因。

农村题材小说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以积极肯定的姿态，塑造了大量的农民形象，细致地展现了具体的乡村生活场景和复杂的乡村社会关系，并表达了对乡村未来的关切和期盼，从而再现了较切实的乡村经验，描画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现实乡村生态世界。这一生态世界的呈现与作家的生活经验、文学理念以及所采用的艺术方法有关，也关系着时代的政治文化环境。

而乡土小说，根据鲁迅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所说 “……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所以，所谓乡土小说，主要是指这类靠回忆重组来描写故乡农村（包括乡镇）的生活，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说。乡土小说是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古老的农村文明。农村题材小说”这一术语扩大了“乡土小说”的外延和内涵，解除了“乡土小说”命名的困境，能比较准确全面地囊括新时期以来的乡村小说创作，满足了乡村小说创作的实际需要，在深层上也包含了文学史家争夺文学资源的形成原因的突出要点有两个：⑴、时代背景不同，对农民的认识也就不同；⑵、文化理念不同：五四文化突出国民启蒙，所以农民成为国民性文化的代表，文化弱点较多，当代文化突出农民的革命性和先进性，所以积极乐观人物占主流； 赵树理小说特色情节结构上，注意故事性，情节连贯，环环相扣，有头有尾，而且往往是大团圆的结局。如《小二黑结婚》采用大故事套小故事的方式来安排结构、组织情节，作者先用“不宜栽种”和“米烂了”两个小故事交代先出场的小芹有引出金旺兄弟和小二黑。情节发展一环扣一环，人物之间的关系交代得清清楚楚。每章节尾和下章开头扣得很紧，例如第二章叙述“三仙姑的来历”的故事，结尾“三仙姑有什么本领能团结这伙青年呢？这秘密在他女儿小芹身上。”非常自然的转入第三章“小芹”的故事。最后又用“怎么交底”交代了任务归宿：恶霸金旺、兴旺被判刑法办，二诸葛，三仙姑的思想也有了转变。这些也是中国古典小说的情节结构特点，但扬弃了传统小说章回体的程式化构架。《李有才板话》写阎家由贫苦农民斗倒阎恒元的故事。开始怎样，后来这样，结果又怎样，小说都一一作了清楚的交代。同时，坐直在小说是的叙述过程中，继承了传统说书艺术中的“扣子”手法保留故事中的关节，类似于传统小说中“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造成阅读心里上的悬念以吸引读者。

2、在描写与叙事上，把人物放在情节与矛盾冲突中，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来刻画人物性格。赵树理吸取中国“评书式”小说的传统手法，把描写情景融化在故事言语来展现其性格，很少有静止的景物与心理描写。如二诸葛就是通过不宜栽种的情节，还有小说小芹与小二黑“命相不对”，求区长“恩典恩典”等言行。栩栩如生地表现出了他那迷信、迂腐、懦弱、老实得性格特征。

3、采用经过加工提炼的民间语言，风格质朴、明快、风趣。赵树理小说的语言是一种经过加工提炼的民间口语，朴素自然，幽默风趣，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如《小二黑结婚》介绍“三仙姑的来历”中的一段叙述，完全是平淡无奇的口语而这种口语在赵树理笔下，却便可很有表现力：“三仙姑却和大家 不同，虽然已经四十五岁，却还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腿上仍要镶边，顶门上的头发脱光了，用手帕盖起来，只可惜官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看起来好像驴粪蛋上下了霜。”赵树理的语言就是这样大众和艺术化于一炉，动人的艺术魅力，拉大了炉火纯青的境

短篇小说：

这类题材往往贯穿着作家对往昔战斗生活的回忆和思考。建国后，孙犁进入了城市，过上了幸福生活，但他并没有忘记过去的岁月。他写道：“我非常怀念经历过的那一个时代，生尖过的那些村庄，作为伙伴的那些战士和人民。我非常怀念那时走过的路，踏过的石块，越过的小溪。记得那些风雪、泥泞、饥寒、惊扰和胜利的欢乐，同志们兄弟一般的感情。”这种亲切而美好的情感，使孙犁小说产生了动人的艺术力量。《看护》、《小胜儿》《山地回忆》、《奂召儿》就是作家进城后，在回忆和思考中写下的佳篇。

长篇小说：

《风云初记》是孙犁唯一的长篇小说，它在当代长篇小说中是别具一格，曾被誉为“用诗写的小说。”小说以抒情的基调，明快的风格，表现了党在滹沱河两岸组织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的经过，特别突出了冀中人民民族意识，阶级意识的觉醒。小说在人物塑造上很有特色，比如；乐以耿直，敢于斗争的老农民高四海，雇工出身，成长为人民军队连指导员的芒种，多才多艺的革命文化战士王变吉，以及大贼，兵痞高疤，甘作走狗的老蒋，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吴春儿、李佩钟、蒋俗儿这三个彼此迥异的女子性格，更为引人注目。春儿：质朴、纯真，由农家姑娘成长为无产介级先锋战士；李佩钟：以旧营垒里反叛出来，与剥削阶级家庭决裂走向革命。俗儿：根底不正的女性，由生活的轻浮放荡，走向政治上的堕落。但因为女作者“生活不足”，“也缺乏驾驭长篇的经验。”小说的后十几节，显得结构松散，常常以作者之间连缀章节，而不是注意情节的连贯和缜密。对主要人物性格的结局，收束得过于匆忙，让人感到作品似乎没有写完。具体这部小说的详细内容，请大家阅读原作后得出评价。二是参看教材料。

中篇小说：

《铁木前传》是孙犁创作成熟期的作品，在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为题材的大中型文学作品中，它发表得较早，作品也很出色。这部中篇透过铁木两代人的生活、性格、命运在土改后的变化，深刻地概括了五十年代初期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风貌和阶级分化的情景。

关于这部中篇的创作，作者曾经这样谈到：“这本书，从表面上看，是我一九五三年下乡的产物。其实不然，它是我有关童年的回忆，也是我当时思想感情的体现。”关于这部小说的起因，作者说到，“好象是由于一种思想。这就是：进城以后，人和人的关系，因为地位，或因为别的，发生了在艰难环境中意想不到的变化。我很为这种变化而苦恼。”小说“要接触并着重表现的，是当前的合作化运动。”但作为“前传”，它写得还不是合作化运动本身的进程，而是描绘运动的背景，演出运动的前奏。小说写了铁木两代人的生活、性格、命运在土地改革后的变化。（作者原来想写《铁木前传》的续篇，他曾对吕剑同志说过：“我想在读篇里写到中国农业合作化高潮为止。”《铁木前传》写到第十九节时，孙犁跌了一跤，随即得了一场大病，大病中补写了短短的第二十节，作为结束。文笔中，孙犁被抄家六次，多借口查抄《铁木真后传》，孙犁认为到了晚年，已缺乏写小说的热情，与其写不好，就不如不写。所以，对于热心的读者，《铁木真后传》大概要成为作者终身的遗憾了。）

小说中，铁匠付老刚和木匠黎老东，在旧社会的苦难生活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在劳动中谐调地合作，在生活中相互关照，在感情上彼此给予温暖。付老刚的女儿九儿，和黎老东的儿子六儿在抗战的烽火和饥寒中度过了童年，并产生朦胧的爱情。土改以后，黎老东的生活状况和经济地位发生了变化，二儿子牺牲了，领到一笔抚恤粮，天津解放了，在那里做生意的大儿子又捎来一些现款，家里生活一下子提高了许多，黎老东便新买了宅院，添了红马，并与铁匠合作，为自家打一辆大车，准备去赚钱。在黎老东和付老刚这一次合作里，两个人心里都渐渐觉得和过去有些不一样。过去，两个人共同给人家做工，那是兄弟般的手足般的关系。而这一次，黎老东却象个监工，赶工赶得过紧，简直连付老刚抽袋烟，黎老东都表示不满。而且，黎老东在绝口不提九儿和六儿的亲事，好象他从前没提过似的。他对过去的朋友说：“这些日子，就当你们是在老家度荒年吧！”这句话，十分激怒了付老刚，他把饭碗一推，立起身来说：“亲家，我不是到你这里来逃荒呀！”倔强的铁匠叫出女儿，泼灭炉灶，离开黎家。村里的青年们把铁匠父女接到青年团办公的院子，为青年团钻井队制作工具。

与此同时，六儿与九儿也由童年时的两小无猜发展为分道扬镳。这两个人物性格的区别，在童年时代已见端倪。如出门拾柴：“我们赶紧拾柴吧。”九儿劝说。/“忙什么？”六儿说“天黑拾满一筐回去就行。”/“我们不许一人拾两筐吗？”九儿说。/“就是一天拾三筐，也过不成财主！”六儿严肃地驳斥着。这段对话，不仅描写了小人儿的鲜明个性，也表现了严峻的现实。九儿纯朴、勤快，深知生活的艰辛，想尽自己的微力去帮补大人；六儿聪明、伶俐，却不耐劳苦艰辛，但求轻快自在，两个小朋友的性格有明显差异。几年以后，当九儿跟着父亲重来这个村庄的时候，被黎老东惯坏了的六儿，已经变成一个专好玩乐，游手好闲的二游子，九儿刚投身于青年团组织的水利建设中，两个人之间失去了共同语言。

黎老东和付老刚友谊的破裂，六儿与九儿爱情的变异，铁木两代人的感情悲剧，深刻反映出新的阶级分化和人与人关系的变化，它告诉诸者，两种思想，两条道路的斗争，已经渗入到农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影响着人们思想和感情的变化。

人物形象塑造：“小满儿”

小满儿是《铁木前传》中一个性格复杂的落后女性形象，她原是城东一家包娼窝赌人家的女儿，老一辈就没有给她留下好榜样、好名声。婚姻的不幸，促使了她的放荡不羁。她被黎大傻的老婆接来用以招徕生意，她的年轻漂亮，惊呆了村里的青年。小满儿与村里的落后人物纠缠在一起，并横插一杠，与六儿好了起来。村干部曾经讨论，帮助六儿，先从改造小满儿入手，小满儿聪明伶俐，每次都有躲过民校学习。她受一个人绕到村外去，象萤火虫一样四处飘荡。今年村里宣传婚姻法，小满儿突然积极起来，自动到会。她开始沉默起来，小满儿明白自己的身世，她愤 亲和姐姐为她包办 的婚姻，她开始回味人们对她的批评和劝告。而有天晚上，干部邀她一同去开会，途中小满儿突然脸色苍白，大叫大喊，仿佛得了急病。干部去找人，六儿闻声赶来，背走了小满儿。等她偷偷的热烈的吻着六儿的时候，六儿才知道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小满儿是一个充满了想象、生命力与内心矛盾的女子。她看似轻佻而又举止矜持，热情爽朗而又生性多疑，纯洁天真而又狡黠多变，野性难驯而又知情达理，不事生产而聪明能干，爱好享受而又心灵手巧。这些看似冲突的性格特征，那般不可思议的结合在一起。构成她反复无常，蜿蜒起伏的生命曲线。当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到来时，她的心灵深处仿佛有了复苏的萌动，试探着在新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但是，农村根深蒂固的习惯势力，不负责任的社会舆论，又给她施加反作用力。于是，她恶作剧地导演了一场在干部护送下逃跑的闹剧。这种人生反复正是小满儿的复杂性格的真实表现，透过这个人物，我们看到了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改造的长期性和曲折性。

《铁木前传》的艺术特色：

①动人的诗情，真诚、炽烈、凝重的抒情基调，使这部作品被誉为“诗体小说”。②浓郁的乡土生活气息，使小说亲切感人。

③白描手法的运用，使这篇小说朴素、明净，达到了单纯与完整相统一的美的境界。

3、作品艺术风格

孙犁作品中，家乡的风土人情，白洋淀一带的战斗和生活，作家本人的感情色彩和艺术气质，这些因素融汇在一起，形成鲜明，独特的孙犁风格。这种风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纷然多姿的妇女形象塑造：

孙犁以描写农村青年女性著称，作家往往把她们放到日常环境中，从她们命运、性格、心理和感情世界的变化，反映出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人们的精神风貌，表现出时代风云的变幻。

孙犁特别擅长表现农村青年女性，这与作家的生活积累有关，更与他对妇女观念的理解有关，也反映出作者重要的文学观，生活观。

早在抗日战争年代，由于长期的工作接触，使孙犁尤其熟悉那些农村妇女。作者认为，她们并没有什么学问，他们都能直觉地认识到斗争的妇女，曾使作者敬佩到五体投地的程度。这使他决意要把自己的生花妙笔献给农村的青年妇女。四十年代的《荷花淀》、《光荣》等小说就是一首首妇女的赞歌。

解放后，孙犁继续保持了这种文学观。他谈到：“我以为女人要比男人乐观，人间的悲欢离合常与她们有关系，我几乎是怀着崇拜的心情写她们。”

（持这种观点的，并非孙犁一人，张贤亮也有这种看法，认为女人比男人更乐观，李秀芝、乔安萍、韩玉梅、马樱花、黄香久这一系列女性形象，构成了作者“梦中的洛神。”张洁也有类似的看法，《祖母绿》这篇小说体现得明显。）

孙犁对农村青年女性的性格、心理把握得很好，年轻妇女和女孩子的形象塑造最为出色。孙犁1983年评铁凝《哦，香雪》时谈到：“女孩子们的心中埋藏着人类原始的多种美质。但是这些美好的东西随着年龄的增大，生活的操劳，遵循达尔文规律逐渐减少甚至消失。我年龄大了，才真正体会到其中的酸苦。”所以，孙犁致力于发掘女孩子心中的美质。

纷然多姿的妇女形象，构成了孙犁笔下独特的女性画廊，真象是“许多美的人和美的事，错综起来象一天云锦，而且万颗奔星似的飞运着，同时又展开去，以至于无穷。”孙犁塑造的妇女形象色调多样，性格迥异。从刚毅自尊的八路军女看护刘兰，到热心救护伤员，不惜卖掉自己唯一陪嫁的花棉袄的农村姑娘小胜儿；从聪明伶俐的吴召儿，到凌厉尖刻的妞儿；从聪慧、勤劳、勇敢坚强的春儿，到质朴、恬静的九儿，从在危险的崖岸上回荡着，性格复杂的小满儿，到轻浮放荡，走向堕落的蒋俗儿，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山地回忆》中的那个妞儿，是山地许多女孩子的化身。作者在写她们的时候，“用的多是彩笔，热情地把他们推向阳光照射之下，春风吹拂之中。”小说写一位人民战士和一个普通农村女孩子在河边邂逅相遇的故事。（冬天早晨，战士去河边洗脸。河边相遇，发生口角，这种平凡的生活事件，在作家笔下表现得很感人，女孩子善良热情，肝胆相照的品质，山区人民对八路军的深情厚意，都深深地打动了读者。）

从孙犁笔下这些形形色色的妇女形象，我们可以联想到很多东西。有人说孙犁“师法红楼”，把女孩子写活了。这些艺术形象，可使我们想到梅里美笔下那些热情狂放，独立不羁的女性，比如勇敢的卡门；可以想到屠格涅夫笔下的少女，她们充满了独立思考和坚毅性格；但细细品味，孙犁的女性形象，没有卡门那种与社会相抗衡的狂放与狷傲，也没有屠格涅夫的少女那种淡淡的诗意的哀愁，她们是在中国土地上经受着战争考验的东方女性。妻子的温柔，少女的羞怯，恋人的多情，老妇人的慈爱，以及勤劳、质朴、善良、贤慧的美德，构成冀中妇女所特有的纤纤之情。而一旦时代向民族发出召唤，她们便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用瘦弱的肩膀支撑起民族的大梁，在柔美的性格中注入了阳刚之气。对同志，她们充满热爱；对敌人，她们同仇敌忾，意志刚强，表现了战士特有的气质。孙犁对这些女性形象的描绘可以说是一个出色的创造，也是对当代文学人物画廊的独特贡献。

②浓郁的抒情格调：（充满诗的情调）

孙犁小说以现实主义描写和浪漫主义气息而见长抒情色彩浓厚，充满诗的意境，充满了乡土风味，追求清新、隽永、淡雅的艺术风格，表现一种纯净的美，具有“诗体小说”之称。

孙犁说道：“在现实生活里，充满着伟大的抒情，在现实主义的作品里，作家的丰富的情感蕴含在描写和人物的对话里。”孙犁的小说，总是蕴含了作者浓郁的抒情。作者具有一种诗人的气质和眼光，他善于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从家庭、夫妻、爱情、友谊等方面的关系变化中，去发现诗意，加以点染和凸现。这种充满诗意的抒情在孙犁小说中比比皆是。比如《铁木兰传》结尾时，关于童年的抒情；又如《风云初记》中，春儿随部队踏遍冀中大地的时候，关于家乡和土地的那段抒情，都是出色的范例。

孙犁小说中的抒情，并不是一般的外在的议论式的感慨，而是始终渗透在人物性格和生活场景的描绘之中。战争年代的艰苦，物质匮乏，亲人的离别在作家笔下，都写得情深意足。《关召儿》这篇小说中的女孩子，在战争中成了自卫队员，在反“扫荡”战斗中担任了部队的向导。小说写吴召儿穿一件红棉袄露出的色的里子，“就活象一只聪明的、热情的、勇敢的小白山羊啊！她登在乱石尖上跳跃前进。那翻在里面的红棉袄，还不断被风吹卷，象从她的身上撒出的一朵朵的火花，落在她的身后。”这种描写充满诗情画意，寓刚劲于淡雅之中，给人以深刻的美感享受。

读孙犁作品，我们很容易想起普希金的诗体小说《驿站长》、《上尉的女儿》，想起高尔基、梅里美、屠格涅夫那种单纯、优美、诗意的风格，想起鲁迅先生那些隽永，深刻的抒情小说。孙犁深深喜爱这些作家，认为她们的小说与自己的气质非常吻合，他喜欢这些作品中“那股浪漫气息，诗一样的调子，和对美的追求。”所以孙犁深受这些作家的影响，并且自觉地追求这种风格，这使孙犁小说一向具有“诗体小说”的美誉。

③散文化的结构

孙犁小说往往突破传统的小说格局，创造一种散文化的自由风格。

1、追求情节的淡化，多集中描绘生活的某一片断、侧面、场景或人物。虽然“不讲究篇章结构，然而决不枝蔓。”

这种散文化的结构，与孙犁小说的总体风格，是密切相关的，他怕作品多是根据内容的特点，或详或略，或收或放，如行之流水，明丽天然，寓严谨于散淡之中，具有一种散文美。

④白描的手法和富有表现力的语言。

（孙犁的白描手法，师承鲁迅，孙犁的文学语言，也是诗的、抒情的美的语言。关于这一点，不再细讲，请同学们参看教材）

总之，孙犁小说这种清新、隽永、秀雅的风格，在当代小说创作中独树一帜，在提倡作家艺术个性的风气尚不盛行的五十年代初期，孙犁的创作具有启示的意义。河北一些文学青年师承孙犁，曾一度形成“荷花淀派”。关于这个流派，我们在绪论中已经提及，这里不再多讲。有兴趣的话，希望大家看看作品集和研究文章，以扩展知识面。可看《菏花淀派作品选》文章：《关于“荷花淀派”的讨论》（白海珍《河北文学》1981.4期）

第三篇：德兴市第一次文代会少先队献辞

德兴市第一次文代会少先队献辞

女：当秋风带着祝福飘来

我听见硕果的芳香掠过面颊的声音

在耳旁摇响丰收的风铃

男：虽然是秋天，银城仍百花齐放

女：奥运的喜庆刚刚过去

我们迎来了德兴市第一次文代会的隆重召开

男：这次大会是在深入学习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历史时刻召开的。女：这次大会，是我市文艺家改革开放与时俱进的一次隆重聚会，是为我市经济建设推波助澜呐喊加油的盛会，是推动我市文学艺术创作再上新的台阶凝心聚力扬帆鼓风的盛会！

男：各位艺术家、叔叔、阿姨们，尊敬领导们：

女：全市少先队员向你们致敬！

全体：祝贺！祝贺！热烈祝贺！

男：银城的天宇擂动着雄浑的鼓点

彩云托着带有竹哨的鸽群

一如湛蓝里飞过频频致敬的银燕

女：铜都大地飘荡着祥和的炊烟

男：诗人和作家用他们如椽的大笔

讴歌这块热土，吟唱生命的美丽

女：勾勒山水的毓秀

勾勒银城的脊梁

画出新农村，画出沸腾的矿山

画出时代风彩，画出七彩阳光

女：用黑白线条编织理想

编织激荡的情绪和亘古的悠长

男：五线谱改变着这个季节的颜色

把酒临风的舞者

在月光下和着时代的节奏舞蹈

大茅山在倾听洎水河闪着波光

人民的心声在这个季节飞翔，飞翔！

女：无论是荧屏还是小品

无论是民间艺术还是摄影艺术

都是一个火红或者诗意的时刻

多姿多彩为小城披上了盛妆

男：这是一个芬芳灿烂的时刻

汗水折射出生命跃动的曙光

合：今天群星闪烁，朗照在迈进的路上

男：你们带着汗水从矿山走来

到处火树银花，溢彩流光

女：你们从福泉山走来

山为之动容

男：你们从双溪走来

水为之欢畅

女：你们从乐安河畔走来

生活翻开新的乐章

男：你们从银鹿工业园区走来

累累硕果绽放辉煌

女：敬爱的作家、艺术家、叔叔、阿姨们，尊敬的领导们：男：让我们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学习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贯彻“双百”方针，鼓足干劲，再上层楼，再谱华章！合：祝大会圆满成功！

全体：祝贺！祝贺！热烈祝贺！

第四篇：文代会

各位代表，各位来宾，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开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立暨第一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了。这是我县文学艺术界的一次盛会，是全县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全县广大文艺工作者的一件喜事。在此，我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大会的胜利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莅临大会指导工作的市文联李主席一行表示热烈的欢迎！向在座的各位代表，并通过你们向全县广大文艺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

“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人民奋进的号角。”一切先进的、健康的文学艺术，都给人以巨大的鼓舞和美的享受。开县建县历史悠久，文艺源远流长，人文底蕴丰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我县文艺工作者积极投身火热的社会生活中，紧扣时代脉搏，把握正确方向，热情讴歌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文学、影视、音乐、舞蹈、美术、书法、摄影、戏曲等艺术门类，创造了一大批群众喜爱、具有一定水平和影响的文艺作品，展示了开县“举子之乡”的风采。同时，文艺队伍不断壮大，文艺人才竞相涌现，广场文化、校园文化、行业文化等群众性文艺活动蓬勃开展，健康向上的思想文化氛围日益形成。文艺在陶冶人们道德情操、丰富人民精神生活、凝聚人民群众力量、推动社会发展进步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和创造，历史和人民不会忘记你们，党和政府衷心感谢你们！

文学艺术是党的宣传文化工作的重要内容，是党和人民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证明，物质文明发展的同时，还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经济繁荣的同时，还需要文化的繁荣。这就要求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始终注重把文化建设放在突出的位置上来抓。通过建设与经济社会相适应的先进文化，为加快发展提供思想基础、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开县要实现又快又好发展，文学艺术大有可为，文艺工作者责无旁贷。当前，我县已经进入了“打基础、求突破、大发展”的新阶段，县委县政府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3·14”总体部署和重庆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明确了“把开县加快建设成为渝东北地区的重要核心区、移民开发和劳务开发示范区、独具特色的生态滨湖城市，在渝东北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同时，提出了要着力实施“软实力提升战略”，深入推进文化大县建设，全面提高全县人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不断增强开县的影响力、吸引力和竞争力。实现宏伟目标，任务艰巨，使命光荣，需要进一步发挥文艺的独特优势和作用，以繁荣的文艺来鼓舞精神、凝聚力量，以先进的文化来引领全县人民，在“加快”和“率先”发展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新成立的文联，是县委、县政府联系全县文艺界的桥梁和纽带，是发展和繁荣我县文艺事业的重要机构，是加快我县经济社会发展、建设文化大县、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支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全县广大文艺工作者，要进一步振奋精神，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以更加出色的工作和更加优秀的作品，推动我县文艺事业的蓬勃发展，努力建设与经济发展相辉映、与社会进步相融合、与历史传统相承接、与世界文明相贯通的先进文化，不断开创我县文艺事业的新局面。在这里，我代表县委提几点希望：第一，牢牢把握现阶段文化建设的主题，大力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在去年11月召开的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指出，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贡献，是现阶段我国文化工作的主题。锦涛总书记的讲话指明了我们这个时代文化前进的方向。我们的文化建设，只有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传播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营造和谐氛围，才能回应时代的呼唤、反映历史的要求。全县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观念，形成符合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团结稳定、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观念，促进全县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用诚实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思想观念，积极培育“自强不息、敢为人先”的开县人文精神。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促进全社会形成积极向上的共同精神追求。

第二，始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人民始终是文艺表现的主体，生活始终是文艺创作的源泉。离开了人民群众的生动实践和伟大创造，文艺工作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文艺作品也不可能有感召力、生命力。当前，我县移民和扶贫攻坚的火热生活需要文艺工作者去赞美；全县人民奋发进取的精神风貌需要文艺工作者去讴歌；良好的社会氛围需要文艺工作者去营造；丰富的文化资源需要文艺工作者去发掘。广大文艺工作者一定要立足开县实际，深入社会生活，关注民生，体验民情，反映民心，从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中认识文艺的价值，从人民群众的丰富生活中挖掘创作源泉，从沸腾的现实生活中汲取创作营养、激发艺术灵感，努力创造出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要大力繁荣群众文化，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拓展基层文化空间，创新基层文化形式，大力发展广场文化、社区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乡村文化等群众文化活动，不断提高城乡群众的文化生活质量。

第三，大力发扬创新精神，创作出具有开县特色、体现时代特点的文艺精品。推进文学艺术的繁荣和发展，基础在继承，关键在创新。不善于继承，则没有创新的基础；不善于创新，则缺乏继承的活力。我们生活的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生活的新追求，给文艺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大力推进文艺观念、内容、风格、流派的积极创新，大力推进文艺体裁、题材、形式、手段的充分发展，才能不断增强文艺的时代感和吸引力。我们要大力实施文化“精品战略”，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在充分吸收和借鉴一切有益的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博采众长，推陈出新，努力创作一批具有影响的文化精品，推出一批具有开县特色、时代特点的文化品牌，大力提高我县文艺创作的整体水平，不断提升开县在全市文学艺术领域的地位。要充分挖掘我县独特而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和社会自然资源，收集整理古巴人墓群遗址、盛山十二景诗、“公车上书”开县六举子等历史文化，扶持民间刺绣、水竹凉席、香绸扇画等传统工艺，大力挖掘车车灯、巫舞、抬工号子、薅草锣鼓等民间民俗文化，不断赋予时代内涵，使之进一步发扬光大；积极打造以刘伯承同志纪念馆和故居、雪宝山、花仙峡等为代表的旅游文化，精心塑造以生态滨湖城市为主体的现代城市文化，彰显开县文化魅力，打造开县文化名片。

第四，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切实做到德艺双馨，积极履行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职责。“文品亦人品，文格即人格”。繁荣文艺事业，关键要有一支德艺双馨的高素质文艺人才队伍。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把创作优秀作品和培养高尚人品结合起来，注重自身的思想修养，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促进精神境界的升华。一定要忠诚于祖国，忠诚于人民，坚定社会主义信念，自觉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倡导真善美，鞭挞假恶丑，恪守职业道德，弘扬职业精神，专心致志，孜孜以求，努力攀登人生和艺术的高峰，做德艺双馨的人类灵魂工程师。要严肃认真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传播先进文化，弘扬人间正气，塑造美好心灵，为人民奉献最好的精神食粮，努力以自己的作品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提高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要进一步加强团结，弘扬团队精神，形成文人相敬、文人相亲、文人相勉、文人相学的良好风气。学无止境，艺海无涯。全县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加强学习，潜心钻研，提高学养，争做各个文学艺术领域的专家和“大家”。要结合自己的艺术实践，深入钻研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断提高理论修养。要适应现代生活和新形势下文艺工作的需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社会知识、历史知识，特别要善于学习各种新知识，不断拓宽视野，为

文艺创作提供丰厚的知识储备。

第五，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进一步营造文学艺术繁荣发展的良好环境。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文艺事业。胡锦涛总书记明确要求，把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热心服务，大力支持，不断提高领导文艺工作的水平。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各有关部门要从发展先进文化、促进社会和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高度，热情关心、支持文艺事业的发展。要全面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充分发扬艺术民主和学术民主，坚持社会责任和创作自由的统一、弘扬主旋律和提倡多样化的统一。要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文艺创作规律，尊重文艺工作者的创造性劳动。要制定措施，完善政策，增加投入，积极扶持和表彰奖励优秀文艺作品和文艺人才，形成优秀文艺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机制。要热忱关心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工作和生活，实实在在地为他们排忧解难，使他们能够最大限度地释放精神创造力和艺术生产力。要注意发现和培养文艺人才，造就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浩浩荡荡的文艺大军，使我县文艺事业薪火相传，兴旺发达。

县文联的成立，标志着我县文艺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县文联是党领导的文艺界人民团体，要认真履行联络、协调、服务等职能，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坚持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团结全县文艺工作者，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极开展文艺创作，努力把文联建设成文艺工作者之家。同时，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努力探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做好文联工作的新思路、新途径、新方法，促进全县文艺的发展繁荣。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关心支持文联工作，帮助文联解决实际问题，为文联履行职能创造必要的条件和良好的环境。

各位代表，同志们！我县正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必将给我们展现出一个沸腾的社会生活，这也为文艺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希望全县广大文艺工作者牢记使命，团结协作，与时俱进，大力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共同建设和谐文化，为推动我县经济社会“率先”和“加快”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最后，祝全县文艺工作者永葆艺术青春和创造活力!

祝开县文艺的百花园永远生机盎

第五篇：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

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的伟大开端。中国当代文学是指新中国建国至今仍在继续发展中的文学过程，它包括建国后所发生的文学运动和文学思潮，所产生的优秀的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

◆当代文学是中国新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继承和发展。中国当代文学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

◆当代文艺指导思想在建国后数十年间，发生了由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向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转变。

◆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发展分三个时期：即建国后十七年文学（1949-1966）；文化大革命文学（1966-1976）；新时期文学（1976年10月以后）。

◆中国当代文学在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艺术风格的培育和艺术形式的探索等方面，都获得长足的进步。

◆正确认识和处理文艺和生活、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正确理解和贯彻“双百”方针，是当代文学积累的最重要的经验。

第一章：五十、六十年代的文学运动和文学思潮

◆ 第一次文代会是我国革命文艺运动的新起点，是文艺界大统一大团结的盛会；大会确定了新中国文学艺术发展的总方针。

◆建国初期三次大规模的文艺思想斗争，有助于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教育，但最终转向了群众运动和政治批判，助长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风气和简单粗暴的的批评作风。

◆ 1956年5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双百方针”后，文艺界出现了思想解放的潮头。

◆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1958年新民歌运动等群众性创作活动在发展中受到“左”倾思潮的严重影响；1959年又掀起对所谓“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当代文学的发展的环境愈见严峻和动荡。

◆六十年代初，党的文艺政策开始调整。周恩来在“新侨会议”上做了重要讲话。邵荃麟在“大连会议”上提出了“现实主义深化”和“写‘中间人物’”等著名观点。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文艺界再度卷入政治斗争浪潮。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的失误和文艺整风的偏差，使文艺界形势日趋紧张。江青、康生一伙在文艺领域大肆进行阴谋活动，对一系列作品进行政治诬陷式的大批判。

第二章：五十、六十年代年的小说创作

◆建国后，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题材小说创作获得长足发展，代表着五六十年代小说创作的成就，也是中国当代小说创作在五六十年代之交形成的第一次创作高潮的主要标志。

◆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创作之所以能取得突出成就，主要原因是：建国后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反思意识，培养了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社会阅读的审美兴趣；中国作家所具有的生活积累和情感体验的优势；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应和了社会心理中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需求。

◆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取得突出成就的主要原因：中国新文学自五四时期起，就有着关注农民命运，描写农村生活的传统，中国新文学作家在描写农村生活方面有着传统的优势；中国当代作家在反映农村生活方面也有着丰富的积累和较高的起点；同时，建国后农村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也吸引了作家和读者的注意力。

◆小说创作的思想艺术成就:广阔而深刻地反映了我国人民的历史命运和革命道路，真实地记录了中国人民近百年来向旧世界宣战和创建新的社会制度所经历的艰辛而伟大的历程。这些创作为新文学留下了不可复制的宝贵遗产。在艺术典型的塑造上取得重大成果，像朱老忠（《红旗谱》）、林道静（《青春之歌》）、周炳（《三家巷》）、梁三（《创业史》）等等，不仅性格鲜明，而且概括了深广的历史容量，有这较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这些形象为中国新文学增添了过去所没有过的具有自觉意识、奋斗进取的劳动者的位置。在艺术特色上不同程度地显示了各自的风格，特别是在运用传统的小说技巧表现新生活方面，许多作家都根据自身的艺术修养和追求，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小说《红旗谱》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通过冀中平原两家三代农民同地主阶级前赴后继的英勇斗争，对大革命前后中国北方农村和城市的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进行了历史性的艺术概括。小说把从锁井镇到省城保定的阶级对立与革命风云放在全国革命与反革命历史大决战的阔大场景上加以表现，在各阶级各阶层众多人物的现实与历史的错综复杂关系中，广泛深入地揭示社会生活的时代特征。

小说深刻反映了中国农民革命由自发反抗到有组织斗争的历史性转折，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农民革命斗争中的伟大作用，在反映历史生活上实现了广度和深度的统一。

◆朱老忠是一个跨越两个历史时代的农民英雄的形象。是在农民反抗斗争的丰厚土壤中成长起来的。他正直无私，豪爽侠义，嫉恶如仇，“为朋友两肋插刀”，集中体现了我国历史上农民英雄的传统品格；他有胆有识，即坚且韧，坚信“出水才看两脚泥”，超出了一般农民能有的思想境界，洋溢着侠肝义胆的英雄豪气。朱老忠性格是千百年来我国革命农民反抗性格的完美总结。在接触了革命真理之后，朱老忠的性格表现出了新的精神光芒。他的侠义精神注入了革命战士的坚定信念和博大情怀，具有了新的内涵，散发着理想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光辉。他的反抗已经提升到自觉革命的高度，复仇愿望已经升华为阶级斗争的觉悟，侠义行为已经转变成阶级兄弟同甘共苦和革命同志间并肩战斗的人生境界。朱老忠走过的道路即是旧时代中国农民自发反抗的终结，又是新时代党领导下农民革命斗争的起点。他的人生命运概括了中国农民革命斗争的历史性转折。

◆《红旗谱》民族化的艺术风格体现在： 作品真实地中国北方农民的生活斗争、性格心理和风土人情，从生活内容的地方色彩中透露出民族特色。小说有意识地向祖国传统文学特别是中国古典小说学习，在结构布局与艺术手法上继承了中国传统小说的特点。作品采用极其丰富的人民群众语汇和简洁活泼的群众口语化句式，因此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民族色调。

◆小说《青春之歌》在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九”运动风起云涌的阔大背景上，描写了一代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革命斗争，反映了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动荡年代，知识分子的苦闷、彷徨、分化和觉醒，真实记载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和思想轨迹，歌颂了一代青年为民族和阶级的解放而英勇战斗的壮丽青春。小说深刻地概括了旧中国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的规律和特点，说明了一切进步的知识分子，只有把个人的前途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投身到改造社会的革命斗争中去，才有真正的前途和出路。

◆主人公林道静是一个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为革命战士的艺术典型。对黑暗势力和不合理社会的深恶痛绝和决绝反抗，对有价值有意义的生活和人生的执着追求，是林道静性格的主导和核心特征。它决定林道静最终走上革命道路。幼稚、狂热，不切实际的幻想，感情的软弱和缠绵，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意识等，是小资产阶级感情在林道静身上的独特表现。作品从生活的实际出发，描写了她向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攀登过程中的三个阶段： 一是苦闷彷徨阶段。她为抗婚离家出走，幻想到社会上寻找个人出路，然而，残酷的现实使她的希望破灭，最后只能以死抗争。这是当时知识分子走投无路的真实写照。二是追求探索阶段。在共产党员卢嘉川的启发教育下，通过对马列主义的学习和实际斗争的锻炼，她克服了软弱思想，和余永泽彻底决裂，走上了革命的人生里程。三是锻炼成长阶段。在近乎严酷的革命暴风雨中，她经历了生与死的严峻考验，克服了小资产阶级思想，铸造了崭新的灵魂，成为一名自觉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在这三个阶段中，林道静实行了三次决裂。第一次是为求得个人解放，与封建家庭决裂；第二次是为争取民族解放，与小家庭决裂；第三次是为整个无产阶级的解放，与旧我决裂。林道静的形象概括了旧中国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的特点，说明了知识分子只有把自己的人生追求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投身到改造社会的革命斗争中去，在改造社会的同时，不断地改造和超越自我，也会有真正的前途和出路。◆林道静的性格发展，揭示了中国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的主要特点：他们接受革命常常是从个人和革命理论认识开始；他们民族矛盾进而认识到阶级矛盾，从求民族解放到争阶级的解放；从个人奋斗、幻想个人英雄式的事业，到参加集体的阶级斗争和焕发着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从对劳动人民自上而下的同情到同呼吸共命运的阶级感情。这些特点体现了三十年代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的规律，因此，林道静是这个时代革命知识分子的艺术典型。

◆小说《红岩》在取材立意上有其引人注目的独特性。它将国民党反动派全局上不可挽回的覆灭命运与局部上的气势汹汹、凶残屠杀，整个革命阶级的辉煌胜利与革命者个人的壮烈牺牲，交织成贯穿全书的基本线索，构成鲜明强烈的对比，从而使小说获得了罕见的震撼人心的思想艺术力量。小说着重描写建立在不同政治信仰基础上的两种精神力量的搏击较量，在这种较量中凸显革命志士的大写的人的精神，这种精神又总是与革命的理想主义、革命的英雄主义、集体主义以及非凡的机智和胆略结合在一起，闪耀着人性魅力的光芒。《红岩》成功地塑造了一组党的地方领导人和普通共产党员的英雄形象，刻画出其各具特色的性格特征。写出了一个在极端艰险的环境中不怕牺牲，敢于斗争的共产党人的英雄集体。在结构布局上，《红岩》呈现出雄伟而严谨，错综而集中，跌宕起伏而又节奏鲜明的特点。

◆小说《创业史》通过对土改后中国农村形形色色创业活动的描写，尤其是通过对梁生宝互助组的建立、巩固和发展的描写，表现了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农村生活的冲突和矛盾，写出了中国农民在所有制转变中的心理和观念的变化，揭示出中国农村生活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梁三老汉是一个动摇于两条道路之间的老一辈农民的艺术形象，他性格反映了中国农民精神的两重特性，反映出中国农民在放弃私有制，接受公有制的变革中的痛苦和矛盾，说明了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对广大农民进行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茹志鹃是以清新俊逸的独特风格而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的作家。它的风格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总是以一种“热情的、信赖的、毫无意义的、单纯的这么一双眼睛去看待生活”，这成了茹志鹃小说看取生活的独特视角。在题材选择和切入生活的角度上，作家往往不去从正面描写时代生活，而是透过家常事，儿女情等，以小见大地反映时代生活的侧影。在叙述方法上，作家善于通过生动的细节描写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茹志鹃小说的语言具有典雅、朴素、细腻的特点，具有抒情诗的意味。

◆茹志鹃的小说《百合花》以战争为背景，通过描写后方包扎所里三个普通人因性格的差异而形成的小小的冲突，展示了各自美的灵魂，谱写出一曲“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这种“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可以做出多方面的解释。它可以被理解为表现军民团结的政治性主题，也可以被解释为青春和生命伤逝的人性内涵。但作家在五十年代末政治斗争激烈，人与人关系畸变的社会语境中，尽情描写人际关系的单纯质朴与人物心灵的光泽，歌颂革命队伍中人与人的美好关系与情感，具有深刻意味。

《百合花》的艺术特点：第一人称叙述；围绕百合花被子展开叙述和描写；通过细节描写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照应故事情节；语言朴实清新。

第三章：

五、六十年代的诗歌创作

◆颂歌的兴起和流行，是建国后出现的最重要的诗歌现象，这是自五四以后，中国新诗第一次出现的颂歌大规模流行的趋势。这种现象反映出社会心理和情绪发生的巨大变化。在歌颂祖国和人民的主题中，祖国和人民的形象较之过去的诗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反映出历史发生巨大转折后人们对“祖国”“人民”等意识的变化。歌颂劳动建设的诗篇，充分表现了五十年代人们的乐观精神、奉献精神和把劳动作评价生活和感情的美学标准的人生态度。◆从五十年代下半期至六十年代，随着中国人民社会生活的日益高度政治化，诗歌创作也发生着深刻变化：①政治抒情诗空前流行；②阶级斗争成了诗歌创作的主旋律；③较之五十年代，诗的艺术发生了由写实到象征，由具体到抽象的审美变异。

闻捷的诗歌善于从人们的日常生活或祖国的自然山川景物中选取某个片段，通过诗情画意的点染，反映出生活的新面貌。尤其是他反映新疆各族人民解放后新生活的诗篇，体现了诗人对新时代的极大热情和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诗中描摹的异域风光、浪漫风情以及少数民族青年追求爱情的炽热大胆，都具有着独特的魅力。

◆《吐鲁番情歌·苹果树下》的主要艺术特点是：①作品通过巧妙的构思，用苹果树开花到结果的过程，比喻年轻人的爱情从孕育、发展到成熟。通过苹果树的比喻，把劳动和爱情结合在一起。不仅表现了劳动的欢乐和爱情的甜蜜，也深刻地反映出年轻人选择爱情的态度和观念。②诗人发挥长于“叙事”的才能，选取最动人、最富于表现力的生活片段进行诗意的点染，使新时代的生活图景和激情的赞歌达到较为完美的统一。③善于深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能细腻充分地表现年轻人在追求爱情过程中的感情波动和变化。④语言清新明快，幽默诙谐，富有民歌的韵味和音乐美。

◆战士和诗人郭小川以率真的个性和坦白的诗美而受到读者的尊敬。他的诗作主要特点为：①革命者的抒情主人公形象与强烈的时代色彩有机地融为一体，具有浓郁的时代精神和强烈的战斗激情。②革命的政治激情和人生哲理的有机结合，善于把诗的形象与自己对社会人生的独特理解结合起来。③对诗歌语言和表现形式进行不懈的探求。其中，郭小川六十年代创造的“新辞赋体”，体现了诗人在形式探索上重要成就。

新辞赋体：所谓新辞赋体，是诗人郭小川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吸收借鉴中国古典辞赋的艺术营养而创造的一种诗体形式。新辞赋体选用长句作为诗的基本句式，重视行与行、段与段之间的大体对称。在抒情方式上，则往往通过铺陈渲染，反复咏叹来表现出雄浑热烈、色彩鲜明的效果。

《团泊洼的秋天》写于诗人文革期间受迫害的时候，作品以巧妙的艺术构思，从描绘秋天的景物入手，借景抒情，寓动于静，表达出人们心中蕴蓄着的斗争激情和反抗情绪，高歌战士特有的性格、抱负、胆识、爱情，既是诗人高尚品格的自我写照，也是对所有革命战士斗争精神的艺术概括。

◆贺敬之建国后的创作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抒情短诗，如《回延安》、《桂林山水歌》等。这些诗多从某种具体的生活情景感受出发，表现诗人真挚的感情，意境优美，感情细腻，讲究炼字炼意，往往采用信天游的诗体形式。另一类是长篇政治抒情诗，如《放声歌唱》、《雷锋之歌》等。这类作品气势恢弘，洒脱豪放，洋溢着革命激情，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政治鼓动色彩。形式上多采用“楼梯式”的诗体形式。（思考：贺敬之为什么选择信天游和楼梯式的诗体形式来进行创作？）

第四章：

五、六十年代的戏剧创作

◆建国后十七年传统戏剧（戏曲）创作发生过两次变革：第一次是1957年以前的对传统剧目的推陈出新和挖掘，即“戏改”。主要成果有京剧《白蛇传》、越剧《梁山泊与祝英台》和《十五贯》等。第二次是以1958年以后的京剧革命为主要标志。《红灯记》、《芦荡火种》、《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等剧目的成功上演，使现代戏作为戏曲的一种新样式得到观众的认可，并确立了现代戏在戏曲舞台上的地位。

◆建国后十七年歌剧创作的成就主要体现在民族新歌剧的收获上，主要作品有《红霞》、《洪湖赤卫队》、《刘三姐》、《红珊瑚》、《江姐》等。◆建国后十七年话剧创作在反映生活的现实性、迅捷性和尖锐性方面有突出的特点，因此在当代戏剧舞台上占据着主要位置，在群众中发生着重要影响。这一时期的话剧创作出现过三次重要的浪潮：第一次浪潮以1956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大会为标志。第二次浪潮以双百方针提出后，在文艺界宽松民主的气氛中出现的“第四种剧本”为代表，其中《同甘共苦》、《布谷鸟又叫了》、《洞箫横吹》等剧作突破人性禁区，大胆干预生活，体现了这次创作浪潮的主要成就。这次创作浪潮辉煌的潮头是老舍的《茶馆》问世。第三次浪潮出现在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这时期的主要成就以反映历史生活的《关汉卿》、《蔡文姬》、《甲午海战》等剧目和反映现实斗争的《霓虹灯下的哨兵》、《年青的一代》和《激流勇进》等作品为代表。当代话剧在这一时期开始观念革新的尝试。

◆老舍的三幕话剧《茶馆》通过老北京世俗生活的一个社会细胞—裕泰茶馆的兴衰变化，通过进出茶馆的三教九流人物的遭际和他们命运的变化，写出了旧中国从清末到抗战胜利后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反映了旧中国是怎样从一个老大的封建帝国，日益沦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代悲剧，对腐朽黑暗的旧社会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尖锐的批判，含蓄地点明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老舍采用“侧面透露”的方式切入“埋葬三个时代”的主题，不仅表现出作品的独特的艺术风貌，更体现出老舍先生忠实于生活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严谨的创作态度，这也使《茶馆》在题材和内容上对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当代话剧乃至整个当代文学进行了一次极有意义的突破。

◆《茶馆》的戏剧结构和冲突组织的方式颇具特色。作品打破传统戏剧“一人一事”的方法，没有统一集中的情节线索，也没有贯穿全剧的冲突及其波浪式的发展，而是以大茶馆作为观察的基点，通过“主要人物自壮到老”，“次要人物父子相承”等方法，展示旧中国三个时代的生活横断面,通过分散在各幕的零散的戏剧冲突，为历史勾勒出一幅幅阴郁的生活图景，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进行定点的通盘扫描，形散而神聚。

◆ 《茶馆》人物众多，性格鲜明。老舍先生善于运用白描的手法，抓住人物出场的短暂时机，迅速地刻划出人物的典型举止。通过人物个性化的语言和行为方式，塑造出色彩鲜明的艺术形象。

第五章：新时期的文学运动和文学思潮

◆ 第四次文代会于1979年10月在北京举行。这是文艺界承前启后、拨乱反正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次会议，是几代文艺战士经历了严重摧残和考验之后的一次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盛会，完成了新时期文艺的历史性转折。

◆ 1980年党中央正式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这是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调整，是文艺拨乱反正后的重大理论突破。

◆ 新时期文学多方面地反映变革时代的社会生活，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和鲜明的历史特色：

1、人的位置在文学中重新确立，人道主义精神得到恢复和弘扬。这主要表现在：热忱地呼唤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精神，呼唤着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复归；当代文学传统的“写英雄”的模式被冲决，英雄价值观发生了重要变化，普通人形象在创作中全面崛起。

2、悲剧意识的觉醒。由于思想解放和人的心灵由封闭走向开放，当代作家开始用悲剧的方式进行艺术思维，认识和把握世界复杂和丰富的本质，理解人与自然或人与世界之间的冲突性关系，是当代文学创作具有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理性精神。

3、哲学精神的渗透。人的价值观念的重新建立，使文学表现出对对哲学背景的强烈渴望。寻找新的哲学信念，追求在哲学意识与审美意识的交融，成为新时期文学发展的重要动向。

4、艺术思维和方法的嬗变和更新。由于新时期思维空间的拓展和文体意识的复苏，当代文学出现了形式变革和更新的剧烈运动，尽力寻找全新的艺术思维方式、感觉方式和表达方式，以开掘开放时代人们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及其对外部世界的把握，现实主义的艺术方法不断发展和深化，各种艺术流派纷至沓来，形成多元化的发展局面。文学观念的变革和研究方法也与时俱进、不断更新。

第六章：新时期的小说创作

新时期的小说创作与以往的当代文学相比，具有不断拓展的整体感和持续深化的历史感这两个突出特点，在反映生活的广阔性、丰富性和深刻性等方面，远远超越了以往的当代小说创作。

新时期小说题材更加丰富和多样：传统的题材获得进一步发展，一些题材禁区被突破，新的题材类型填补了以往创作的空白。新时期小说在对题材作出广泛开拓的同时，对题材所包含的意蕴进行了深入开掘，出现了“超越题材”的趋向，因而使作品获得更为广泛的人生和人性的意义。

新时期小说的审美观念和审美方式发生了深刻地变化，传统的小说观念受到挑战，作品在主题内蕴、人物塑造、叙述方式、结构方式、艺术手法和语言技巧等方面都发生显著变化，小说创作进入了艺术多元互补的风格化时代。

◆ “伤痕文学”是新时期文学的第一个主题阶段，是亿万人民走出**现实后，抚摸着心灵创伤发出的第一声呐喊，是对文革的一次严正的历史审判。在政治上，伤痕文学是彻底的不妥协的否定文革的文学，走在了时代和生活的前面；在文学上，伤痕文学说真话抒真情，恢复了中国新文学革命现实主义的传统，是对文革中“瞒和骗”的帮派文学的强有力的反拨。主要代表作:刘心武《班主任》、卢新华《伤痕》等。

◆ “反思文学”是新时期文学的第二个主题阶段，是对建国以来的政治历史进行回顾和思考的文学。这种回溯式的反思，意在追寻左倾政治思潮发展的轨迹，寻找文革灾难的历史原因和荒谬本质，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反思文学”是比伤痕文学视野更开阔、目光更深邃、思考更深刻和更具理性和思辨色彩的创作潮流，使得从伤痕文学开始恢复的革命现实主义精神不断深化。反思文学通过前所未有的历史生活的真实图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用艺术形象帮助人们认识历史和评价历史，因此也弥补了十七年文学的一个重大缺憾。主要代表作有：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高晓声《漏斗户主》、《李顺大造屋》、王蒙《布礼》、《蝴蝶》、古华《芙蓉镇》、张贤亮《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等。

◆王蒙的小说创作

王蒙乐观向上、激情充沛，是中国当代文坛上创作最为丰硕、始终保持创作活力的作家，也是一个经历坎坷而革命理想主义精神未泯的战士，又是一个具有诗人气质和浪漫主义情调的作家。《布礼》告诉人们，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应该怎样看待自身所遭受的冤屈和不幸。无论遇到什么挫折和打击，都不失对党和人民的赤子之心。王蒙的许多作品，不管怎样变幻着它的内容和形式，那颗始终与党和人民共命运的忠贞之心是一以贯之的。比起其他一些反思作品，《蝴蝶》有着更独到的深刻之处，它既不追究某些个人的功过是非，也不停留在分析某些政治运动和政策的失误上，二十极力寻求那最根本的关系到党和政权性质的核心问题：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相见时难》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和现实背景上告诉人们，在充满曲折的三十年的历史行程之后，应该怎样辩证地看待我们党和国家取得的成就和进步，所遭受的破坏和损失；如何评价和护卫中国革命的历史，评价和护卫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念。◆王蒙的《春之声》是一篇富于象征意味的小说。作品通过一个工程物理学家岳之峰在八十年代第一春由国外访问归来，乘坐闷罐子车回乡探亲的见闻感想，描绘了一列具有中国特点的时代列车。主人公从艰难的生活和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中，看到了“春天的旋律，生活的密码”，由衷地赞美了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伟大转机，热情地指出这样的生活是“有趣的、充满希望和不应忘怀的”。

◆《春之声》在艺术上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1、打破传统写实的小说一瞬时序为主题的叙述事件模式和“情节—性格”为主体的叙述结构模式，借鉴“意识流”小说的表现手法，形成了一种“放射式”的心理结构。

2、淡化情节，改变传统小说从外部描写人物的写法，直接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运用内心独白、自由联想等方法来表现人物对外界事物所产生的感觉、联想、幻觉、回忆等心理活动，以“主观镜头”折射客观世界，从而使客观事物以主观感受的形式出现，使客观再现与主观表现统一起来。

3、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具有浓郁的抒情意味。

4、小说的语言清新隽永，诙谐幽默，于轻松俏皮中寓含着庄严的哲理。

◆关于文学“向内转”和“意识流小说”

随着人的观念在社会生活和文学观念中的地位的上升，小说创作表现出对精神世界的强烈关注和对审美主体的充分尊重，创作视野开始有人的外部世界转向人的内心世界，审美视角呈现出“内向化”趋势。这种变化反映了现代社会对于人的个体命运的关注与理解以及对所谓“内宇宙”的开掘，从而丰富了文学的表现手段，开辟了文学表现的新的领域。

这种内向化的意义，并不仅仅在小说表现对象的拓展，它引起了小说观念和小说形态的变化。小说的情节-人物的结构模式被心理结构所取代，心理容量得到了扩张；人物的外在形象被模糊，而内在情绪和哲理思考得到了强化和凸现；主题朦胧但却带来了多层性的寓意和超越题材的象征；还有由于结构形态的变化带来的小说的诗化、散文化、音乐化等等。

法国现代哲学家亨利·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和心理时间观构成意识流小说的哲学基础；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构成了意识流小说的心理学基础。

意识流小说表现人物心理活动的最常用、最重要的技巧 ：内心独白、自由联想、蒙太奇、时空跳跃、旁白等。

内心独白：1）间接内心独白，指在叙事者的叙述过程中突然插入小说人物的内心活动，有时这种内心独白活动有着“他想”，“他意识到”一类的提示性引导词；有时不用“他想”、“他感到”一类的提示词，直接从叙事者的声音转到人物内心的声音。2）直接内心独白，小说人物作为第一人称直接传达内心的活动，让人物的意识直接展示给读者，作者不站出来向读者作指示性的说明。

自由联想：在小说中，人物的意识流程往往不具有任何规律和秩序。其意识一般只能在一个问题或一种事物上作短暂停留，头脑中的事物常因外部客观事物的突然出现而被取代。眼前任何一种能刺激五官的事物都有可能打断人物的思路，激发新的思绪与浮想，释放出一连串新的印象与感触

“蒙太奇”。蒙太奇是电影的基本手法，通常指电影镜头的组合、叠加。而意识流小说中蒙太奇的运用指的则是作者把不同时间和空间中的事件和场景组合拼凑在一起，从而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表现了人的意识跨越时空的跳跃性与无序性。意识流小说中的蒙太奇进一步分为时间蒙太奇与空间蒙太奇两种。

和传统写实的小说相比，意识流小说的根本变化，不仅在于把对人的观照和描写从外部世界转向了内心世界，而且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把握从有意识的理性的，转向了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心理活动的交织的“意识流”，带有鲜明的非理性色彩。这种描写对象的转移是意识流小说具有独特的表现手法和形式特征的根本原因。

在意识流小说里，叙述往往是由一个提供了内心观察和体验的叙述者来完成的。这个叙述者总是由内向外或者只向内进行观察和叙述，其叙述视角是一种内视角。一切外部的人和事都是由内视角提供的在人物意识深处的投影。这种内视角的观照下，意识流小说里呈现出来的“世界”，往往被主观化情绪化了。

◆张贤亮的小说创作多数为描写受难知识分子坎坷、曲折的生活和思想历程，既有个性鲜活的人物形象，又有强烈的理性魅力。风格雄奇深沉，刚健浑脱。在近二十年的生活磨难中，他从生活的底层汲取了酸甜苦辣毕备的人生经验(包括接受大西北的自然环境和劳动人民的熏陶)，并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这又使他的精神气质中融进了一种对人生的哲学沉思。正是上述种种因素。对他作品的艺术氛围，感情基调，语言色彩等起着重要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形成他那雄健、深沉、凝重并富有哲理性思辨色彩的艺术风格。

◆短篇小说《灵与肉》是在多种人生价值的权衡中，表现知识分子在人民温厚的土壤中再生的生活意志。《灵与肉》突出体现了张贤亮小说创作的美学基调，即历经磨难，也要执着地真诚地在苦难中寻找诗意，在苦难中发掘一种缺陷美、伤痕美。

◆《绿化树》在灵魂的内视中回忆历史、解释历史，作品贯注着一种精神上的痛苦眷念，一种没有怨愤的道德自省和一种追求真理的苦难历程。小说让人真切地看到：马克思主义怎样在非常特殊的严酷的生活环境中，走进一个备受磨难仍然不懈地追求人生意义的知识分子的灵魂中。小说极好地把握了一代人的心理氛围，清晰地透视出主人公的病态心理。极左政治把阶级斗争推向荒谬的年代，使章永璘顺从着时代的扭曲，在不断的精神否定中寻求精神的解脱。主人公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在“超越自我”的追求中所经历的内心矛盾和痛苦异常深刻。在马克思主义被庸俗化实用化的教条化的年代里，这一代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是在自我鞭挞中寻找真理。这一代知识分子精神历程的最艰难之处被真实的描写和放大了，这使《绿化树》达到了很多同类作品未曾企及的心理深度。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从性的角度，再现了极左政治对正常人性的绞杀，从而深化了作家在一系列作品中所表现的灵与肉冲突的主题。

◆ “改革文学”是新时期文学的第三个主题阶段。1979年7月《人民文学》发表的蒋子龙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以磅礴的气势奏响了改革文学的先声。这是一个反映现实生活的主题阶段，是当代文坛上反映改革风云、描绘改革开放年代从体制变革到普通人生活与情感、思想与心理变革壮丽图景的文学。它兴起于70年代末，在80年代前半期盛极一时。改革开放的时代为它的兴起提供了现实的基础，作家感应时代、呼唤改革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则直接催生了“改革文学”，为当代城市及工厂题材文学创作开拓出新局面。改革文学的主要特点是：第一，热忱呼唤改革，与时代生活同步前进，对改革进程作了及时的迅捷的和持续的反映与描写。如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开拓者》、柯云路《三千万》张杰《沉重的翅膀》、李国文《花园街五号》等。第二、作家在写出改革的必然性的同时，也有力揭示了这样的真实：改革是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精神世界都产生巨大影响的历史事件。它不仅改变了中国人长期“一穷二白”的生存状态，而且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激活了中国人的生命热情，激发他们寻找更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精神追求。如贾平凹、路遥、矫健、何士光、周克芹、张炜等人的创作。第三、创造了一批以改革家、开拓者形象为中心的“当代英雄”，如乔光朴（《乔厂长上任记》）、郑子云（《沉重的翅膀》）、李向南（《新星》）、陈抱帖（《男人的风格》）等。此外，还通过冯幺爸（《乡场上》）、陈奂生（《陈奂生上城》）、韩玄子（《腊月·正月》）、高加林（《人生》）等各种人物的创造，表现了改革背景下的种种世态人心的真相。

◆寻根小说是80年代中期由一部分青年作家有意识发起和自觉推动的一股创作潮流。这是作家由现实问题转向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企望在更深入的层次上寻找现实问题的答案，吸取现实变革的精神力量的尝试。

寻根主张正式提出之前，八十年代初当代文学就出现了“返回”趋向，如张承志等知青作家“返回青春”，贾平凹等农裔作家“返回乡土”，汪曾祺等非主流作家“返回传统”，而反思文学也从政治历史的反思向文化反思过渡。1985年青年作家韩少功的《文学的“根”》一文，被视为寻根文学的宣言。

◆寻根小说的主要内容有：从民族历史和个体生命的原始状态中发掘民族精神的心理积淀，如韩少功《爸爸爸》；注重从文化传统和和人文精神的思想资料中寻找现代社会的精神支撑，阿城《棋王》、王安忆《小鲍庄》；从民间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历史遗迹中发现生存活动的文化秘密，如李杭育“葛川江系列”、郑万隆“异乡异闻”系列。

◆阿城《棋王》从“吃”和“下棋”来展开对主人公王一生的描写，揭示人物独特的精神气质和性格神韵；主人公“道家”外衣里包裹着“儒家”的骨气，在貌似庄禅的超脱旷达里隐藏着积极进取的精神，淡泊中有崇高，虚静中有壮烈。

◆寻根小说的出现，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转折，寻根小说改变了当代小说长期以来从社会政治的角度观照现实的艺术视角，追求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扩大了当代小说艺术表现的空间，对小说艺术革新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时期文学引入西方现代派文学，经历了由表层到深层、由技巧剥离到观念接受的过程。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王蒙率先推出一组“意识流小说，拉开了学习现代派艺术方法和表现技巧的序幕。意识流、象征、荒诞、变形等手法构成了现代主义第一个冲击波。作品主题构成由单一向复杂多义和朦胧模糊转变；人物形象由写英雄人物向写小人物和普通人转移，由写类型化人物向写圆形人物转移；作品结构也呈现出纷繁多样的态势。八十年代中期，一批青年作家异军突起，形成现代主义的第二个冲击波。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刘索拉、徐星、张辛欣、莫言等。这一时期作家对西方现代派的借鉴，主要表现为对“现代主题”的部分认同。与西方现代主义不同的是，他们不是在形而上层面上对世界意义的追问和对人类本性的思考，而是在社会与历史层面上表达对传统价值体系的怀疑。八十年代中后期，受到西方后现代主义影响的一批先锋作家走上文坛，主要代表人物有马原、洪峰、残雪、格非、余华、孙甘露、北村等。这些作者高度重视形式技巧的营造，强化语言的自指功能，力图通过陌生化的语言形式阻断作品与生活的联系，拖延能指对所指的追踪，以技术化的叙事模式瓦解文本的深度模式。

◆“所谓新写实小说，简单地说，就是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文学，而是近几年小说创作低谷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倾向。这些新写实小说的创作方法仍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直面现实，直面人生。虽然从总体的文学精神来看，新写实小说仍划归为现实主义的大范畴，但无疑具有了一种新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善于吸收、借鉴现代主义各种流派在艺术上的长处”。（《钟山》在1989年第3期）

◆ 新写实小说关注的是人们窘迫的物质生活现状以及与之相应的性格与生理状态，而嘲弄各种超越于现实的崇高理想和人生目标；它放弃了对生活背后是否隐藏着“意义”和“真谛”的探询，而把生活的意义规定在对生活本相的描写过程之中，回避对日常生活现象作出明确的价值判断。

◆新写实小说表现出社会转型期文学世俗化的价值取向，即追求物欲而淡化理想，趋于平庸的消解崇高，所描写的对象多为庸常之辈的凡俗人生，既没有明确的理想，也没有澎湃的激情，而多为世俗的经验和感性的欲望所纠缠。这种“原生态”的生活即被视为意义之所在。

第七章：崛起的诗群：朦胧诗派的创作

◆朦胧诗被称为新诗潮。这一名词最早出现在1980年一篇名为《令人气闷的“朦胧”》的文章中。但这带有贬义色彩的“朦胧诗”一词后来却被作为一个正面概念得到了广泛认同。实际上，“朦胧诗”所涉的不仅仅是某类诗歌创作、诗人集团，而是一种具有“先锋精神”的诗歌潮流，代表作家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等。

◆朦胧诗产生的背景和原因：

1、朦胧诗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一个特殊时代的产物，它以“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为背景，反映**现实给一代青年造成的迷惘和痛苦，也凝聚着对当代社会灾难的严峻反思和批判精神。

2、朦胧诗广泛吸收西方现代诗歌的艺术营养，具有浓厚的现代主义色彩。它的出现宣告了对以往限定的艺术规范的颠覆，是对建国以来形成的大一统的艺术模式的反拨。

3、朦胧诗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影响，带有中国古典诗歌的特殊印记。更重要的是，这一代诗人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精神人格，表现出对国家民族的亲和感、使命感和责任感。◆朦胧诗的几个重要特点：

1、怀疑情绪和忧患意识。朦胧诗中表达一代人的痛苦和迷惘，十年浩劫中所蒙受的苦难和欺骗，使他们对现实产生变形的思考甚至敌视的态度（如北岛《回答》），对生活的本能警惕也使他们对现实产生了疑惧和冷峻的心理。同时，朦胧诗中也浸透着深刻的忧患意识，但这种忧患意识已经不仅仅属于个人或家庭，而是进而上升到思考国家的兴衰安危，探索民族久远的灾难，包含着一种时代的使命感（如舒婷《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

2、自我的复归和人道精神的追求。青年诗人都不回避对生活的个性化观照，都力求以个性化的方式再现情感的真实，在时代画面上凸现诗人特有的生活经验。与之相联系，青年诗人追求人的自身存在，表达对人性理想的渴望和追求（如舒婷《致橡树》、《神女峰》）。

3、以象征为中心的艺术表现方法。这一代青年诗人从走上诗坛始，就对中国当代诗歌在艺术上的缺陷有着清醒认识并力图予以超越。他们注重个人内心感觉的抒发，多采用个性化象征和意象抒情的手法，往往把对生活的理解和感受，包裹在极具个人色彩的具象化的情感或情绪中，间接的蕴籍地表达出来，追求意象的象征性和意蕴的不确定性。

◆ 舒婷的《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将诗人自己的形象与祖国的形象融为一体，用柔婉细腻的笔触，真诚坦率地谱写了一曲委婉深沉的祖国恋歌。

诗中抒发的感情不是单一的，而是跌宕曲折多方位辐射，不同的感情纠结在一起，形成一种荡气回肠的沉郁风格。诗人将这一代人和自我形象转化为鲜明的、有质感的物象，让物化的“我”进入祖国这个抽象的意象之中，物我交流，主客体叠印，真切而形象地表现了“我”和祖国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作品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情调，诗人重在对客体的内心观照，又兼有比喻、通感、象征等手法的巧妙运用，使主体感情外化为可被感知的新鲜生动的艺术形象。一系列富于表现力和象征意义的比喻，组成四个意象群，使阔大的主题浓缩于凝练概括的短诗之中。意象群的递进组合，一方面表现着从苦难中新生的祖国形象，一方面又让人们看到从迷惘到进取的一代青年的心灵历史，给抒情内涵带来了历史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