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洋鬼子”眼里的中国革命——读斯诺《西行漫记》有感
“洋鬼子”眼里的中国革命——读斯诺《西行漫记》有感
沈斐
1936年，埃德加•斯诺在傅锦魁的陪同下，前往保安以西的甘肃边境和前线。借宿农舍时，一位小脚老太太坚持把家中仅有的五六只鸡杀一只招待客人，而这是为了“咱们可不能让一个洋鬼子告诉外面的人说咱们红军不懂规矩。”
斯诺明白：“她除了‘洋鬼子’以外实在不知道该用什么称呼来叫我。”
与红区农民对西方人因隔阂而武断一样，西方人对于中国红区，也因陌生而形成了很多臆想，比如：中国士兵只会用鸦片烟枪打仗、中国红区实行“共妻”的婚姻制度。
但正如中国人透过被西方用利炮渐次轰开的红色大门，经历了一个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文化的“开眼看世界”的过程，西方人在大门的另一端，对于中国的认知与兴趣，也在与日俱增。
斯诺在《西行漫记》开篇的第一节，就列举了“一些未获解答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主要综合了器物、制度和思想文化三方面的内容。
那么，在红区保安度过的这4个月中，斯诺究竟得到了怎样的解答呢？
斯诺在去前线的途中，拜访了仿佛兀立在“中世纪的世界”里的陕西苏区工业中心吴起镇。面对全部从敌军处缴获的生产机械，面对以手工业为主的生产方式，斯诺放眼整个西北地区，感到“在整个西北，在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绥远，这些面积总和几乎与俄国除外的整个欧洲相当的省份里，机器工业总投资额肯定大大低于——打个比方来说——福特汽车公司某一大装配线上的一个工厂。”
而当斯诺在陕西苏区“盘问”了财政人民委员林祖涵关于当地的经济制度后，他不得不感叹：“这完全是中国式的一个奇迹。”他认为“这不是能仅仅用财政的角度来解释的，只有在社会和政治基础上才能理解。”同时，他也对苏区脆弱的经济体系的走向进行了预测。
列宁室，让斯诺走进了红军们的内心世界。通过对室内物件摆设的观察，斯诺试图描摹红军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状态。而一堂政治课的讨论，更让他体会到战士们“对共产主义有一种宗教式狂热的纯粹情感”。这种“简单而强烈的”，但在形式上，“很符合逻辑”的信念，是“任何一支十字大军为了要加强精神团结、勇气、为事业而牺牲的必要的信条。”
作为西方人，他对发生在神秘的中国红区里的事情（落后简陋的物质条件、逐步严谨的制度建设和纯粹而强烈的革命信仰）感到瞠目结舌；但作为记者，他试图通过易于理解的方式来向外客观地呈现红区的状态。
除了使用贴近生活、浅显通俗的语言之外，有趣的是，斯诺对于红区的解读，很多时候运用的仍是西方的一套参照体系，例如：与欧美国家相比的工业规模、西方科学考量下的经济制度以及近乎宗教狂热的革命信念。这难免像林纾将法文的《茶花女》译成文言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一般，读来有滑稽之感。
从客观而言，正如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就西方“意欲向前要求”的精神所产生的两大异采之一“塞恩斯（Sceince）”所做的比较——“大约在西方便是艺术也
是科学化；而在东方便是科学也是艺术化。”斯诺对于制度建设，习惯性地用“科学”的游标卡尺来考量。这也就难怪当他发现“这个问题（苏区的经济制度）主要是靠白发苍苍、神态庄严的财政人民委员林祖涵的才智来解决”的时候，会感到惊愕与忧虑了。在他的观念中，科学的制度建设与个人的领导艺术是很难等同起来的。
而主观上，斯诺也善假于“外物”，藉此使他对于红区客观、全面、深入的报道，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尤其是外国人士和新派人物。从而在作品丰富的文献价值以外，产生强大的社会效应。
与近代创办外报的传教士们相比，斯诺尝试扮演的并非是“布道者”，甚至“救世主”的角色，而是做一名中国革命的冷静的旁观者与忠实的记录者。对于中国革命，他有疑问，也敢于质疑，但这不是为了用西方的价值观去修正中国发展的道路，而是为了全面把握其历史动因、现实状态与未来趋向。此外，对于探秘似地深入红区的经历的详细记述，也并非是想刺探情报、邀功请赏，而是怀着理解与关切，力求向世人展现中国红区的全貌，并意外地收获了无可估量的现实效应，助力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
这就像斯诺在红军剧社的露天晚会上，被要求献歌一曲，结果左思右想，唱了一首《荡秋千的人》一样，即便是两种文化背景，但只要拥有同样的情怀，红色的旋律与西方的曲调也能相得益彰。
这种情怀还体现在对于历史丰富的断层面的研究上。北岛曾说：“帝王将相的纪年，与普通百姓是不同的。”但斯诺对于中国革命的记述，并没有局限在毛泽东、朱德等高层领袖身上，而是自下而上地考察中国革命的群众基础和社会环境。斯诺曾在寄宿的农家里，让农民们畅谈“为什么宁可要红军”的理由，尽管有的只是关乎私利的不满，有的是口号标语式的应答。但从大部分人与红军打交道的经历中，他还是能体会到红军与群众深厚的感情，并推测出中国革命关键的制胜因素——“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生活中，个人的存在是在社会整体、即群众之中的沧海一粟，必须服从于后者的意志„„这种现象，这种‘非中国式的’团结一致，是把社会当作各种阶级力量争夺支配地位的斗争场所这种新观念的结果，在这场斗争中，只有团结最一致、目标最坚定、经历最充沛的力量才能取得最后胜利。这种团结一致如果不能说明他们的胜利的话，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共产党人为什么能够免遭消灭。”
这种受新史学关注社会史的影响的考察，加之透过社会现实与历史表象对时代脉动的把握，使得斯诺对于中国革命的未来做出了富有“预见性”的推断。而这也正是斯诺的《西行漫记》能够从同时代的其他作品中脱颖而出，成为一部“里程碑作品”的关键。正如费正清在序中所言：“由于埃德加•斯诺的努力，本书在这两个方面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一是作为对历史的记录；而是作为对历史趋势的预见。”通过对中国革命在器物、制度和文化思想上三位一体地考察，斯诺表达了对中国革命未来的看法：“中国社会革命运动可能遭受挫折，可能暂时退却，可能有一个时候看来好像奄奄一息，可能为了适应当前的需要和目标而在策略上作重大的修改，可能甚至有一个时期隐没无闻，被迫转入地下，但它不仅一定会继续成长，而且在一起一伏之中，最后终于会获得胜利，原因很简单（正如本书所证明的一样，如果说它证明了什么的话），产生中国社会革命运动的基本条件本身包含着这个运动必胜的有力
因素。”
那么，斯诺何以对中国革命有如此深透的解读？
我想，那是源于一种情怀。
那又是什么样的一种情怀呢？
那必是一位西方人，在不同的东方文化背景下，内心所感怀的一股温情与敬意。那是一种对于东西文化相互包融与欣赏的气度，进而建立共同价值的见识。用费孝通先生的话来说，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在红色的经典影像中，有一张斯诺拍摄的毛泽东头戴八角帽的照片。拍摄的时候，毛泽东手头并没有现成的帽子。但斯诺觉得作为红军的统帅，毛泽东应该戴一顶军帽，于是便将自己的军帽摘下，戴在他头上，遂成就了一张影像经典。
从某种程度而言，斯诺的《西行漫记》也像这顶八角帽一样，它不仅属于斯诺，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第二篇：读西行漫记(斯诺)有感
看斯诺如何“说话”
——读《西行漫记》有感
有种说法是，历史最好别从教科书上学来，旁门左道反而好些。虽然我一直认为这句话无论在用词还是因果关系上都存在逻辑问题，但是我引用这句话的目的只是想说明，在学习本专业的一年半时间里，我的许多新闻知识都是从课外读物上习得的。也许这有贬低教科书之嫌，那我换一种说法好了。课外读物让我更客观、更全面地了解这个专业，当然，结果就是我更加不知所以然。大家都知道潘多拉最后的一个盒子里装的是“希望”，换一种说法就是人的期待。我觉得能不能探寻到高深的知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所期待，发出质疑。而《西行漫记》一开始吸引到我的也是作者斯诺的好奇心。
一、善于质疑——带着问题出发
翻开书籍，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长达三页纸的发问，“中国红军到底是支怎样的队伍？他们的领导人是谁？他们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吗？……”斯诺一连问了81个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是西方社会迫切想要知道却没有获得真相的问题。1936年，斯诺带着这些疑问，踏上了去往延安的道路，进行了为时五个月的采访。作为一名记者，斯诺深知此次采访的危险，用书里的话来说就是，“用微生物的眼睛来看一下我的血液，就可以发现一支毛骨悚然的队伍，在我的臂部和腿部注射了天花、伤寒、霍乱、斑疹伤寒和鼠疫的病菌”，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的中国的确有些“危险”，但是，斯诺的好奇心无疑成了他最大的武器之一。
学者朱光潜曾说过，“人的最大问题在于自身的惰性”。我觉得，如果按照这种逻辑来分析的话，斯诺当年去“红色中国”的决定无疑是解决了身为人的最大问题。一个记者，敢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因为一颗好奇的心奔赴到一个充满着“生与死”抉择的国度，甚至说只是一片随时会被侵占并改变地名的区域，这在别人看来是多么疯狂的行为呀。但是斯诺去做了。在为时五个月的采访里，斯诺带着问题前后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获得了第一手材料，获得了自己问题的答案。
写到这里，我想起去年元旦《南方周末》的一篇新年献词因提出了敏感问题而最终受到上级领导的多次删除修改，这件事在读者中引起了一番声讨与抵抗，文章作者最后也离开了报刊，出国深造。我无力深究这篇新年献词是否真的具有社会危害性，在这件事中，我看到的是一个新闻工作者被扼住了喉咙，制止了提问，他的确没有失去所有，但却成了“无源之水”。《西行漫记》的成功带有太多的必然性，假如78年前的斯诺同样被制止提问，那么斯诺对“红色中国”的认识只能是泛泛而谈，且不说深刻问题，也许连最基本的客观情况都难以说清。
我觉得，问题即事实。斯诺从一开始“说话”就是提出疑问的，他把这种说话方式在为期五个月的采访里时时处处地使用，为的是什么？事实。在沉默的大多数里，斯诺无疑发出了那个时代响亮的声音，而在这里，他教给我的第一门课程就是，记者该如何“说话”呢？提出问题！
二、真实客观——捍卫自己的话语权
为这本书着迷的原因，大概因为它记叙的是真实的事情，一位美国的记者第一次进入被层层封锁的红军苏区，以一个记者客观的视角来描叙他接触的人与物。书中讲述的事像小说，可是它是真实的，我似乎能够想象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以及我新发现的来自浏阳的李长林在延安生活战斗的情景，它们是那么亲切而又新鲜，有血有肉。
易中天曾说过，“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客观，是记者的职业道德。”我想，仅从一本《西行漫记》探究“真实与客观”对一个记者的价值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在这里，我想换个词，“窥见”——以《西行漫记》作为一个小孔，去看我所能看到的，并转化为自己的所有。
首先，斯诺特别注重细节描写。
我们来看一下斯诺对苏区共产党员描写，“忽然间，他们（毛泽东夫妇）两个都俯过身去，看到一只飞蛾在蜡烛旁奄奄一息地死去，高兴得叫起来。这的确是一只很可爱的小东西，翅膀是淡淡 的苹果绿，边上有一条橘黄色和玫瑰色的彩纹。毛泽东打开一本书，把这篇彩色的薄纱般的羽翼夹了进去。这样的人会是真的在认真的考虑战争吗？”
我认为，苏区共产党员的描写是全书的亮点，也是让人为之动容的精华。斯诺在选取人物相关的资料上，并没有大段生硬的引用他们经历、职务和政治观念，而是更多选取了一些非常生活化的细节：这些材料出现在历史题材作品中，的确让人眼前一亮。年轻时期的毛泽东形象忽然丰满起来。关于毛泽东的历史书籍很多，但是比起斯诺描写的段落，恐怕使看过的人都会会心一笑。书中谈“正事”固然不误（如毛泽东谈抗日战争等内容），但是有了许多这些鲜活的材料点缀前后或穿插其中，全书却更让人感觉更是可信，真真实实。
其次，斯诺能够有限度的说一些话。比如书中记载到，一个战士在跟老农讨价还价半天之后，用心爱的兔子换了农民三只西瓜，吃完西瓜之后，他很不高兴，要农民把兔子还给他。这种故事，多么损坏红军战士的形象。但是斯诺写进去了。此外，斯诺还写了自己在苏区成立的“赌博俱乐部”，“周夫人、毛夫人时常聚在我的土炕上‘聚众赌博’”。
在这两个小片段里，我们看到的是比较完整的苏区人民以其人性。斯诺在书中没有一味地讴歌苏区的伟大存在价值，没有片面地只看到苏区战士哪怕是重要的领导人的优秀品质。他敢于把他所看到的事实有限度地说出来，把一个较为完整的历史呈现出来，始终坚守着真实与客观。
迪克在《作为话语的新闻》里有这么一段话，“事件感觉和解释的结果是该事件在记者记忆中形成一个主观、但又受社会监控的认知模式。社会的认知模式即公认的伦理道德和舆论走向。为什么谈到歹徒就是滋事挑衅而警察就是维护正义，这样的刻板印象无异于是一道新闻审查的过程，其区别在于这种审查是在潜移默化中由记者主动配合完成的，从这个角度也说明了绝对的客观性也不可能存在”。我想，斯诺“有限度”地说一些话的确无可厚非，许多时候，我们恰恰连这个“限度”都没有给自己。
再说，斯诺的“说话”是相对客观的。这本书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红色经典，根本不在于这本书的内容如小说般精彩，而是活生生的一个个事实。用斯诺自己的话来讲就是，“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而且从严格的字面上的意义来讲，这一本书的一大部分也不是我写的，而是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林伯渠、徐海东、徐特立、林彪这些人——他们的斗争生活就是本书描写的对象——所口述的”。
斯诺作为一名资深记者，深谙描写的客观对新闻报道来说是何等的重要。因此，斯诺一开始进入苏区就是不带意识形态的区别的。他以一名记者的身份来到苏区，他的任务就是把这里的一切呈现出来。斯诺除了较为全面地呈现苏区人民的人性以及他们的生活外，采访对象所说的每一句话他都会再三落实；遇到自己不了解的情况而又需要加以描述时，斯诺在引用别人的描写后，一定会严格说明来源。例如，斯诺对朱德怀有极大兴趣，但不巧的是，他离开延安后，朱德才到达延安。为了使《西行漫记》不落下朱德总司令这个人物，在《关于朱德》的写作中，他引用了尼姆•韦尔斯对朱德访问的笔记材料，文章严格注明材料的来源，没有一点隐讳引用韦尔斯的材料。斯诺的采访和任何时代都会不断涌现的历险猎奇行径有着本质的区别，那就是斯诺对客观地“说话”的执着追求。
福柯曾说过，“话语即权利”。作为“无冕之王”的记者，被赋予了太多的责任，但是不是权利。权利是记者自己争取来的。记者只有通过客观真实地“说话”，才能对社会起到一定的舆论作用，才能倡导一种社会道德，才算是把握住了“话语权”。
三、提高素养——为了更好地“说话”
为什么一个外国记者的手记无形中吻合了本国历史教材和政治宣传的宗旨，而且这种吻合是如此地有机而自然呢？上文说过，《西行漫记》的成功有着太对必然的因素，我想，作者斯诺的个人素养就是其中一个。
我们可以看到，斯诺在书中经常与毛泽东一谈就是一个通宵，毛泽东渊博的知识不必多说，一位外国记者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居然和毛泽东聊了一个又一个的通宵，就不得不让人对斯诺本人产生兴趣。
通过资料查阅，我得知斯诺在1925年秋天进入密苏里州大学著名的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学习，同时兼职于《堪萨斯城明星报》驻校通讯记者。1928年，斯诺帮助J•B•鲍威尔编辑出版《新中国》特刊，并担任《密勒式评论报》助理编辑，后又任该报代主编，同时兼任美国《芝加哥论坛报》驻远东记者。1930年，斯诺任美联社远东代表，在中国和远东各地采访。1934年，他应聘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并任英国《先驱日报》特派记者。如此显赫的工作背景，也许我们对斯诺本人的个人修养可窥见一斑。
邵飘萍曾说过，“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我以为，要获得这种大无畏的勇敢，记者实在是需要渊博的知识水平和高尚的个人修养。记者许多时候不是在采写，就是在采写的路上，面对的未知太多，没有过硬的本领难以更好地“说话”。
结尾
最后，我想以一个小故事来总结我对斯诺“说话”方式的感悟。“有一位年轻人曾求教于一位大提琴家：‘我如何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大提琴家？’大提琴家回答说：‘你先成为一个优秀的人，再成为一个音乐人，然后会很自然地成为一个优秀的大提琴家’”。
在社会急剧发展的今天，许多包容都带着歧视，许多矛盾又蕴含着平衡，记者在说与不说、怎么说之间一直徘徊着，我们都知道，这不是一个群体的问题，而是一整个社会的问题。我自认年纪方小，任何批判都显得过于无力。所以我想说的是，记者学“说话”前，先学做人，做一个优秀的人，再成为一个记者，然后就会很自然地优秀地“说话”。
第三篇：斯诺《西行漫记》读后感
很早就在历史课本上听说过《西行漫记》（英文名《allstaroverchina》）这本书，但是好几年过去了，对于它也只是仅仅停留在听说的阶段。进期利用这次活动的机会，我有幸拜读了这本流行了半个多世纪的著作，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尤其是对中国革命的理解，对中国共产党员的认识有了更深刻的体会。颇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慨。从一开始，这本书的序言就吸引了我全部的注意力了，情不自禁的多看了两变。这不是一部小说，不是一部散文，也不是一“本历史著作”，而是一本新闻报道的作品。它是作者多次冒着生命的危险，不畏艰难困境，根据采访所得的一本书。作者在序言中强调指出：“这本书绝对不能算做正式的或正流的文献。在这里我所做的，只是把我和共产党员同在一起这些日此文来源于文秘写作网所看到，所听到而且所学习的一切，作一翻公平的客观的无党派之见的报告”。作者用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如实地向全世界的人民报道了中国的红色革命。中国共产党员为了实现伟大的理想而奋斗不惜的精神，使世界人民了解中国的红色革命是正义的，中国共产党员不是传言中的“赤匪”。对这本书的作者：斯诺。我有一种由衷的敬佩。他在一九三六年中国国内局势大转变关键性的一年，带着当时无法理解的关于革命与仗争的无数问题，冒着生命危险，进入陕甘宁边区，成为在红色区域进行采访的第一个西方新闻记者，这四个月的旅行使他这个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新闻记者在思想情感上产生了极大的变化。他对于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人，革命战士，农民，牧民，工人，共青团员，少先队员，有争挚的热烈的情感，从而对于在革命月战争的激浪中的中国，有了深刻的正确的认识。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知的唯一标准吗？斯诺就是这个身体力行的人，他排除万难，力尽艰辛，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去应证了这个事实这个书总共分为十二章。根据作者来华的时间顺序，所经历，采访的一系列事情以及中国红色革命的进行了详细的报道我看到了很多熟悉的名字，很的多在成长过程中学到的，听到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大小事件。但正如我之前所提到了，我喜欢着本书的原因之一，是它够真实，够细致，里面的内容，所描叙的事情的经过并不是我以前在中学历史书上所学道的那样的简明扼要。相反，它把每一个细节都进行了详细的报道。就拿书中第五篇《长征》来说吧，我们所熟悉的第一，二，三，四，五“围剿”中，由于某些掌权着对局势的错误判断，外加上战略上的失误，使江苏区这快革命根据地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这些我们都可以从历史书上了解到。但是对于围剿的各种战略，以及当时蒋介石的军事行动，江西区共产党员的对策，这一切一切都在此书这有了详细的记载。如果说我们所读的历史课本是一间房此文来源于文秘写作网的话，那么这本书就是房此文来源于文秘写作网里面的家具，很具体，很形象，很实在。长征的第一步是要突破敌人的严密封锁线。面队敌人强大的军事实力，穷追猛打，红军则采用了各种巧妙的战术突破围困，摆脱危险境，其中渡江这一环节，犹如电视剧里面的惊险万分，但是确实千这万却。当时长江边的渡船早一被敌人焚毁，面对这事实，红军奇迹般的走了八十五英里，穿着缴获的国民党军服，冒充敌人来到对岸解除武装，但红军的主力军在没有没有损失一兵一卒的情况下成功渡河。有勇有谋，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员，中国的红军。接下来的是巧夺大渡河。这环节主要不是渡河的经过了，而是中国共产党与少数名组之间的关系了。红军当时面对着敌人的炮火威胁，还要应付骁勇善战的土著居民，独立的黎族人民，桀骜不驯的黎族人民从来没有被住在周围的汉族人征服过，同化过，对于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更是闻所未闻。对于大多数少数民族来说，情况也是差不多的。但毕竟是红军，他们的功绩，他们的作为，赢得了少数民族的友谊，甚至吸引了一部分人参军，这足以证明了中国红军在人民中的威望与感召力了。
第四篇：斯诺《西行漫记》读后感
很早就在历史课本上听说过《西行漫记》（英文名《allstaroverChina》）这本书，但是好几年过去了，对于它也只是仅仅停留在听说的阶段。进期利用这次活动的机会，我有幸拜读了这本流行了半个多世纪的著作，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尤其是对中国革命的理解，对中国共产党员的认识有了更深刻的体会。颇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慨。从一开始，这本
书的序言就吸引了我全部的注意力了，情不自禁的多看了两变。这不是一部小说，不是一部散文，也不是一“本历史著作”，而是一本新闻报道的作品。它是作者多次冒着生命的危险，不畏艰难困境，根据采访所得的一本书。作者在序言中强调指出：“这本书绝对不能算做正式的或正流的文献。在这里我所做的，只是把我和共产党员同在一起这些日此文来源于xiexiebang.com所看到，所听到而且所学习的一切，作一翻公平的客观的无党派之见的报告”。作者用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如实地向全世界的人民报道了中国的红色革命。中国共产党员为了实现伟大的理想而奋斗不惜的精神，使世界人民了解中国的红色革命是正义的，中国共产党员不是传言中的“赤匪”。
对这本书的作者：斯诺。我有一种由衷的敬佩。他在一九三六年中国国内局势大转变关键性的一年，带着当时无法理解的关于革命与仗争的无数问题，冒着生命危险，进入陕甘宁边区，成为在红色区域进行采访的第一个西方新闻记者，这四个月的旅行使他这个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新闻记者在思想情感上产生了极大的变化。他对于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人，革命战士，农民，牧民，工人，共青团员，少先队员，有争挚的热烈的情感，从而对于在革命月战争的激浪中的中国，有了深刻的正确的认识。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知的唯一标准吗？斯诺就是这个身体力行的人，他排除万难，力尽艰辛，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去应证了这个事实
这个书总共分为十二章。根据作者来华的时间顺序，所经历，采访的一系列事情以及中国红色革命的进行了详细的报道我看到了很多熟悉的名字，很的多在成长过程中学到的，听到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大小事件。但正如我之前所提到了，我喜欢着本书的原因之一，是它够真实，够细致，里面的内容，所描叙的事情的经过并不是我以前在中学历史书上所学道的那样的简明扼要。相反，它把每一个细节都进行了详细的报道。
就拿书中第五篇《长征》来说吧，我们所熟悉的第一，二，三，四，五“围剿”中，由于某些掌权着对局势的错误判断，外加上战略上的失误，使江苏区这快革命根据地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这些我们都可以从历史书上了解到。但是对于围剿的各种战略，以及当时蒋介石的军事行动，江西区共产党员的对策，这一切一切都在此书这有了详细的记载。如果说我们所读的历史课本是一间房此文来源于xiexiebang.com的话，那么这本书就是房此文来源于xiexiebang.com里面的家具，很具体，很形象，很实在。
长征的第一步是要突破敌人的严密封锁线。面队敌人强大的军事实力，穷追猛打，红军则采用了各种巧妙的战术突破围困，摆脱危险境，其中渡江这一环节，犹如电视剧里面的惊险万分，但是确实千这万却。当时长江边的渡船早一被敌人焚毁，面对这事实，红军奇迹般的走了八十五英里，穿着缴获的国民党军服，冒充敌人来到对岸解除武装，但红军的主力军在没有没有损失一兵一卒的情况下成功渡河。有勇有谋，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员，中国的红军。接下来的是巧夺大渡河。这环节主要不是渡河的经过了，而是中国共产党与少数名组之间的关系了。红军当时面对着敌人的炮火威胁，还要应付骁勇善战的土著居民，独立的黎族人民，桀骜不驯的黎族人民从来没有被住在周围的汉族人征服过，同化过，对于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更是闻所未闻。对于大多数少数民族来说，情况也是差不多的。但毕竟是红军，他们的功绩，他们的作为，赢得了少数民族的友谊，甚至吸引了一部分人参军，这足以证明了中国红军在人民中的威望与感召力了。
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战略转移，是一次武装巡回宣传，是一个奇迹。它体现了共产党强大的精神境界，非凡的心理素质，而这些也仅仅占了全书的一个小部分。也可以说，红军的长征也仅仅占了中国革命的一小部分。
看着本书的时候，刚好我参加了党校的学习，想的东西更加多了，认识也更加深了，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斯诺眼中的中国革命，和平时期的共产党员，我眼中的中国经济发展。我忽然觉得自己所知道的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多么的肤浅。很多土生土长的中国人还不如斯诺那样了解中国感的革命，了解中国感的共产党。他在器弥留之际，还说了一句：“我热此文来源于xiexiebang.com中国”。他的那种真挚的情感，实在令我十分的感动，也令我感到十分的惭愧。作为一个地道的中国人，我们更应该对我们的国家，历史，以及我们的党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所以我要推荐大家看这本书。
斯诺为中译本《西行漫记》初版写的序文里说：“从字面上讲来，这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实际
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是中国革命青年所创造，所写下的......”《西行漫记》是中国革命青年创造的，那处于和平世道的我们又应该去创造一些什么呢？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我们不用行军打战，但是我要有这个意识：我们不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打算年我们要有为发展中国科学技术，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而长征。
处于时代前沿的中国青
年应该回顾历史，永记历史，发展历史的优良作风，对于《西行漫记》，我是“想见恨晚”，对于它的作者，我由衷的敬佩，在这里我诚心的向大家推荐这本书——《西行漫记》，它绝对比散文更动人，比小说更精彩。
第五篇：读《西行漫记》有感
读《西行漫记》有感
在家里书架的最上面，有一本封面早已泛黄的书，封面的颜色是已经褪色的橘黄色，一个吹军号的红军战士侧身像成为封面的主角，这本书就是《西行漫记》----一本我父亲小时候的书。当我得知这次作业的时候，脑海中立刻浮现出这个红军战士的侧影--尽管我还是在高一的时候读过它。也许，曾经读过的这本书，还藏在记忆深处，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刚读这本书，对它的名字感到很好奇，为什么叫《西行漫记》呢？难道不知道还有一本赫赫有名的《西游记》吗。后来上网查资料得知这本书的英文名直译过来其实应该是《红星照耀中国》，尽管《西行漫记》这名字更诗意，我还是觉得前者更贴切些。
细读这本书，仿佛跟随作者的足迹，来到1936年的陕甘宁边区。年代的久远，让我们难免对有些文字感到生疏，可是这丝毫不妨害斯诺告诉我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好像就在昨天。这本书真实记录了斯诺在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通过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广大红军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的接触交往，了解了革命根据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生活各方面的真实情况，准确、鲜明、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斗争业绩。
通过他的描述，我看到了一个此前虽有所了解却并不熟知的延安根据地。当面对误解和扭曲，红色中国的领导人敞开胸襟，热烈的欢迎这个远方而来的不速之客。无拘无束的告诉他他们所知道的一切。然后信任地通过这个青年，告诉全世界，在世界东方的战场上，不起眼的角落里发生的故事----在这里，西北的漫天黄沙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清新的民主之风；滚滚的硝烟暂时退却，到处一派欣欣向荣的革命气象。斯诺仿佛是带着一张白纸来到中国，而他笔下的周恩来、彭德怀、林伯渠，直至毛泽东本人，都好像是在那白纸上画下的绚丽墨卷。这些此前国民党通缉令上的人物，突然之间活生生的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坚定、执着、深邃而不乏快乐和幽默，让人迷醉。这些红军领袖的个人魅力，也是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以各种形式去同情或追随共产党，并为之流血牺牲的原因之一吧！
除了共产党领袖的故事，斯诺还描写了许多形形色色的百姓。从斯诺火车上偶遇的老者，到飞夺泸定桥的敢死队队员，还有穿得破破烂烂、头上扎着辫子的农民，这些普通人的群像组成了红区真实鲜活的生活画卷。在斯诺笔下的那些小人物，反映出当时当时的社会情况，折射出当时人们的精神状态。
对于那些在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他们的言语和行为，他们的思想，也由这些小人物的环绕，获得了更加人性的衡量尺度。如此的叙述形态，恰好在某种角度上符合了历史的要求。它的意义，在于和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相互渗透、相互参照，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多维度、多方位的视角。
在书中，斯诺探求了中国革命发生的背景、发展的原因。他判断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和具体行动，使穷人和受压迫者对国家、社会和个人有了新的理念，有了必须行动起来的新的信念。由于有了一种思想武装，有一批坚决的青年，所以能够对国民党的统治进行群众性的斗争长达十年之久。他对长征表达了钦佩之情，断言长征实际是一场战略撤退，称赞长征是一部英雄史诗，是现代史上的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他用毋庸置疑的事实向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犹如一颗闪亮的红星，不仅照耀着中国的西北，而且必将照耀全中国，照耀全世界。书中记载了斯诺与共产党领导人及红军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所作的对话，从这些对话中，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热情。他发现了一个“活的中国”，他发现了隐藏在亿万劳动人民身上的力量，并断言中国的未来就掌握在他们手中。
回想起《西行漫记》，我更深刻地理解了书中所体现的红军精神——把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这种精神不应是静止的，而是历久弥新的；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
与同时期其他的同类作品比较，斯诺的《西行漫记》是第一本打破国民党新闻封锁，向世界报导中国革命真相的书。美国新闻记者白修德说：“斯诺对中国共产党的发现和描述，与哥伦布对美洲大陆的发现一样，是震撼世界的成就。”正是这种唯一性和特殊性，使得《西行漫记》的成功在必然性之外，还蒙上了一层偶然性的神秘色彩。“
今天，当年的战争硝烟已经散去，但和平发展的天空并非晴空万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新的长征与当年红军长征一样将是山水重重的漫漫征程，也将面临着严峻的困难和考验。作为一名大学生，在新时期新阶段，应当高举红军精神的火炬，让曾经推动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光荣传统在新的长征中焕发出时代光芒，照耀着我们像当年的长征红军那样去不断开创出新的局面。在我们的学习中要坚持 “努力学习、艰苦奋斗、不怕吃苦”，努力学习文化知识丰富我们的内涵，成为对社会的栋梁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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