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村民自治及发展趋势

第一篇：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村民自治及发展趋势

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村民自治现状及发展趋势

内容摘要：在我国基层政权自治领域内，首先就会提到村民自治。村民自治是广大农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一项基本社会政治制度。在村民自治的这一体制基础上，为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中央国务院更加注重解决三农问题，又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任务。提出的时间不同，但是目的却一样，都是为了全面推动村民自治，使农民能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有利于拓宽村民参与的渠道，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实施村民自治和新农村建设对我国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村民自治新农村建设关系民主参与和谐

在中国,农民问题始终是革命和建设的主要问题,从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中的“民生”思想，到一代伟人毛泽东时期的土地改革思想，以及到邓小平时期开始的在农村地区以家庭为单位的包产到户，说明了近代以来的中国政治家，都把农村问题，农民问题放在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特别是从邓小平时期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由此而引发的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等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改革,都说明中国农民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主体力量,决定着中国政治的基本走向。中国农村村民自治是中国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的最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实践,新农村建设的战略举措及其实施又促进了村民自治制度的深化与完善。

一、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决定，提出实施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为内容的新农村建设战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是统筹城乡发展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基本途径，是缩小城乡差距、扩大农村市场需求的根本出路，是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央统揽全局、着眼长远、与时俱进作出的重大决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1、实施新农村建设以来取得的成就及现状

自从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口号以来，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建设新农村的浪潮，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积极推动和大力支持下，各地区的建设都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新农村建设有了初步的成效。以生活的地方湖北省中部地区某镇为例。

常坪镇位于湖北省中部某市，江汉平原北部，地形主要以山区和丘陵地形为主，适合发展种植业和林木业，工业发展势图强劲。在党和国家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的指导下，按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因地置宜，量力而行，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了“三个明显”的初步成效。

一是农村基础设施得到明显改善。在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扶持下，农村水、电、路等基础

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快。首先是争取投资1300多万元，村民投工近3万个，硬化灌溉水渠100条5.7万米，缓解了8000多亩水田的灌溉难。争取各级政府的资金扶持，修建集中安全供水设施3处，惠亭水库，八字门水库等蓄、供水设施的建设和保护工程，解决了近15000人的饮水难。其次是农网改造后，农村供电设施和供电质量得到提高，价格得到统一，基本保证了农民的生产生活需要。第三是村级公路提等升级建设进一步加快，2005年启动村级公路硬化工程建设以来，8个行政村共完成公路硬化48公里，合并后的13个村主干公路实现了通水泥（油）路，解决了近11000人的行路难问题。

二是农村村容村貌发生明显变化。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动下，促进了改房、改厕、改栏、改路“四改”活动的开展，首先是住房条件不断改善，2006年至2008年6月，全镇大都在规划范围内，沿公路两侧共新建楼房32栋。部分新农村小村庄的雏形基本形成。其次是生活环境和条件逐步改变，巳有8个村的520户农户实施生态家园“一池三改”建设，通过建沼气池、改厨、改栏、改厕，不仅为农户年节省煤、电等燃料费用近300元，每年还少砍少了1400吨左右的柴禾，有效保护了林地资源植被，减少了水土流失，取到了一举多得的社会效果。

三是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明显加快。国家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和农村卫生的扶持力度，使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保障机制的实施，办学条件的改善，农村九年义务教育的学生入学率和巩固率均达到100%。12个村卫生室在各级政府的扶持下，分乡卫生院投资120多万元，通过扩建和改造医疗、住院房屋设施，达到了一级甲等卫生院的标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成果不断巩固，农民参加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到86%。广播和电视的普及率分别达到56%和95%左右。

四是农村民主政治建设明显加强。通过党的十七大提出“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精神的贯彻落实。民主决策机制逐步健全。全镇范围内的村务决策实施“一事一议”制度；按照村民自治的要求，各村把公益事业兴办、财产处置、土地发包等交村民民主管理；各村都设立了民主理财小组和村务公开栏。

2、产生的问题和不足之处

有成绩就会有不足，对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结合常坪镇发展的现状，分析新农村建设的进展缓慢的原因，主要存在的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农民收入增长难。全镇种粮食的比较效益低，在正常年景下每亩粮食纯收入仅在400元左右，加之全镇人平不足3.33亩耕地，近2500位农民外出或就近打工赚钱。没有其他增收渠道，没有产业支撑，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和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投入。

二是基础设施建设难。基础设施建设难的关键是投入不足。过去靠农民筹资筹劳建起来的低标准的公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国家和地方政府不可能面面俱到，安排资金进行维修，“空壳”的村级组织拿不出钱，村民“一事一议”又议不上来钱，年久失修，利用率低或废弃。

三是思想认识统一难。部分干部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思想认识统一上主要存在“三多三少”的问题。一方面是等待观望的多，引导扶持的少。另一方面是畏难情绪的多，量力

而行的少。村级组织或群众把无经济来源，产生的畏难情绪，工作缺乏主动性、行动迟缓，归咎于各级领导支持不够、投入不够；第三方面是各级办点的多，以点代面的少。区以上各级政府层层办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村，人力、物力、财力重点倾斜到了这些村，其他村望“点”兴叹，攀比不了，自甘落后。

四是规划建设实施难。新农村建设首先必须要有社会发展规划、村庄建设规划和土地利用等方面的总体规划。由于过去没有这方面的规划或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规划滞后，导致农民盖房，发展各项公益事业无规可循或有规不循，随意性大，往往是只见新房不见新村。村民未批先建，乱塔乱建，垃圾乱堆乱倒的乱象普遍存在，严重影响着公路交通和人居卫生环境。

二、新农村建设与村民自治之间的联系

1、新农村建设需要有稳定的政治基础和村民参与

新农村建设的提出是党中央根据我国农村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在一定程度上滞后了社会主义生产力水平的发展的现实情况下而在全国范围内提出的。其主要目的是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首先要有新型的农民。农民是我国农村地区的基层政权的主体，农民政治素质的高低，是否能够很积极的参与村民自治，这一切决定了新农村建设的目标能否在农村地区行得通，能否在农村地区见到成效，能否达到最初的目的，能否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农民才是推动农村地区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推动力量。因此我们必须注重农村地区村民参与政治，参与基层自治的培养。因为良好的政治基础对于新农村建设的实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这就要求做到政治上管理民主，依法推进村民自治建设，落实和完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机制，逐步健全以财务公开为重点的村务公开制度，民事民议、民财民理，集思广益搞好农村各项建设。对农民的要求是一是有知识、懂技术、会经营的高素质农民。二是思想观念不断更新的农民。三是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农民。四是生活宽裕的农民。五是就业充分的农民。在就业问题上农民得到与市民相同的“国民待遇”，逐步建立城乡平等的就业制度，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要形成健康向上的社会新风尚。通过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争创文明家庭、农民普遍崇尚科学，抵制迷信，移风易俗，破除陋习，生活方式科学健康，农村社会风貌文明向上。这些都是最基本的要求。

2、新农村建设为村民自治提供了保障

良好的政治基础，群众基础是实施新农村建设的保证，同样的，新农村建设又可以为村民自治提供一定的保障。

一是提供物质上的保障，新农村建设的目的主要是加快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提高农村地区人民生活水平。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物质决定意识。只有加快发展经济，努力提高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才能更上一层楼，各种精神层面的东

西，包括农村基层村民自治这一意识形态。美国学者科恩认为：“社会成员如不享有最低限度水平的物质福利，任何社会也不能指望长久维持自治。”“使公民体力情况恶化并迫使他们主要或完全关心自己或家庭生存问题的经济条件，便不能产生有生气的民主。”

二是可以增强村民参与基层民主管理的积极性。可以说，“从亚里士多德到现在，人们一直认为，只有富裕社会，才能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大批民众理智地参与政治，培养必要的自我约束，以避免盲从不负责任煽动的呼吁。”我国农村经济基础相当薄弱，村民自治组织的吸引力、协调力、凝聚力和抵抗力严重缺乏;人们关注村民自治的程度不高，更关心的是自己的经济利益;乡镇政府推进村民自治的积极性也受到一定影响。因此，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把发展农村经济作为首要任务。农村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公益性社会事业建设等方面的公共投资，在解决了农民在各方面的后顾之忧后，农民参与基层民主管理的热情就会被激发出来了。

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村民自治的发展趋势

首先是国家主导农村村民自治的现状没有发生改变，在我国，政府依然是农村村民自治的主导力量，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讲，村民自治并不是完全的自治。国家主导的存在，会束缚村民自治中的好的思想的发挥，束缚了他们的动手动脑能力。不利于他们所有才能的发挥，最后也会限制农村地区自治建设的过程。

其次，村级基层政权组织实行村民自治成为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的一种普遍现象。这是因为以村为单位的村集体组织，在我国是村民自治的主体单位，这也是由我国的基本农村政策现状决定的。在我国人口分布中，农村地区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的比重远远大于城市人口比重，这就为农村基层自治创造了可能性，这也是我国基层自治过程中的优势所在。

最后，通过分析新农村建设和村民自治的内在联系相互关系，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来作为我国农村基层自治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其一是努力提高村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毕竟村民自治就是要求村民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按照一定的规定处理事情。完全是由村民自己管理自己。就目前我国农村地区村民自治的现实情况来看，这还要求村民政治参与的方式、参与质量之间要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其二是我们要意识到，新农村建设是党和政府凝聚民心、体恤民情、体现民意的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并且，这也是村民自治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延伸。新农村建设能否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使农民从中得到实惠，取决于党和政府的服务意识和服务理念的提高，同时也要求农民的政治积极性和劳动热情得到充分发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从而体现出社会主义的合作精神，激发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在活力。

参考文献：

1、李云才著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是什么》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6年7月第一版

2、张周来 《走进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摘自《瞭望周刊新闻》 2008年10月版

3、董江爱 《新农村建设与村民自治制度》《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六期

4、（美）卡尔·科恩《论民主》聂崇俊，朱秀贤 译 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第二篇：推进新农村建设必须依靠村民自治

推进新农村建设必须依靠村民自治

陈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我国农村的主体，村民自治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农村税费改革以前，我们各级基层党政组织，特别是乡镇党委、政府以及广大的乡镇干部，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是用在“摧粮要款”、“刮宫引产”这些任务上。随着我国农村各种综合配套改革措施的不断深入，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工作职权、工作手段，相对弱化，农村现行体制、社会管理以及工作方式等等，和若干年前相比，也都发生了重大转变。农村经济发展、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社会管理和农村致富奔小康等方面的工作，必将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新的困难。实践证明，破解这些矛盾和难题，最重要、最长远、最可靠的方式，就是我们必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基本原则，遵循基层民主政治进程不可逆转的规律，高度重视并大力健全基层民主建设和群众自治机制，通过村民自治的方式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前，我国农村村民自治的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已经日渐成熟，特别是最近几年乡镇实行“零收费”后，农村和农民实现完全意义上的自治，已基本上没有了法律和政策上的障碍。一方面，作为乡镇党委、政府以及广大的乡镇干部，可以放开手脚抓、创造性的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那就是保运转、保稳定和保和谐；另一方面，村级组织和广大村民群众，可以更加大胆的、自主的、扎实的做好自己的生产和经营。只有这样，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才能得到加速推进。

一、要运用村民自治推进农村经济发展

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就是经济的发展。农村的发展也不例外。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目的，无外乎就是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村环境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发展农村经济，是广大农民参与村民自治的根本所在。作为各级基层党政组织，特别是乡镇党委、政府以及广大乡镇干部，必须与时俱进，要切实转变对农村以及农民的传统的管理方式，在农村经济的发展上尊重村民自主权，积极引导农民立足资源优势和市场行情，努力发展特色农业，支持农民发展和参与农村的各种经济合作组织，不断提高农业综合开发效益和农民参与市场经济的深度、广度。要适时开展各种农村职业技术教育，适时举办各种法律服务和农业新技术培训班，为农民尽可能的提供信息、技术、销售等方面的服务，让农民遵循市场的基本规律和需要去从事基本经济活动，并以此促进农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以我县梅田湖镇为例，2007年以来，镇党委、政府以及人大主席团，积极引导农民组建特种养殖行业协会，还负责向农民提供资金、技术、销售等服务，支持该镇落实退田还水发展项目，全镇共发展甲鱼等特种养殖4000余亩，发展特种养殖农户200户，户平增收3000元以上。这样做的好处，就是立竿见影的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有效的推进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要运用村民自治建设农村公益事业

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土改时期，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就提出了“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响亮口号。时间到了现在，我们的农村工作，依然应该这样做，这就是：农村的工作，还必须是由农村村级组织和农民自己当家、自己做。目前，我们的农村实施“零税费”并取消“两工”后，乡村两级的经费收入大幅度减少，可以使用和支配的资金难以投入公益事业的建设，加之农民又没有继续投入“两工”的义务。所以说，乡镇一级对农村村、场，基本上没有了资金上的扶持和支持。针对农村“一事一议”筹资标准低、公益事业建设难的现状，各级基层党政组织，特别是乡镇党委、政府以及广大乡镇干部，我们工作的最好办法，当然就是一切权力归村场、归农户、归农民，并坚持做到村里一切大事由群众自己决定。乡镇党委、政府以及其他基层组织，只能是如何做好组织、服务和引导等工作。我们要本着自愿互利、注重实效、控制标准、严格规范的原则，积极组织与引导农民自觉投资投劳，搞好农村公路、水利设施等公益事业建设，帮助村场、农户切实解决好资金不足与公益事业建设的矛盾。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既可避免形成新的负债，又不错失发展机遇。近几年来，我县东山镇抢抓国家加大新农村建设投入的良好机遇，积极引导群众采取自愿捐资、自觉投劳方式，募集配套资金500余万元，硬化村级公路140余公里，维修机埠50余座，疏洗渠道100公里，不仅有效的提高了农村以及农民产生、生活的质量和水平，也确保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和可持速发展。

三、要运用村民自治解决农村突出问题

目前，广大农村以及农民的政策法律意识、民主水平和自由化程度，已经越来越高，乡、村组织对每一个具体的农民的约束力以及管理能力，有了一定的难度，而且其难度将越来越大。因为农村常住人口中，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常年外出务工，而留在家里的，基本上是“386199”部队，即妇女、小孩和老人，他们不管事也当不了家，因此，这些人对乡、村、组的行政要求和工作任务，采取的主要办法，不是逃避就是回避。为此，作为我们各级基层党政组织，特别是乡镇党委、政府以及广大乡镇干部，也只能坚持日常事务由群众自己管理的办法，让群众自己的事情自己办，自己的幸福自己决定。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的、艰巨的任务，就是我们必须要认真组织、积极引导，帮助村级组织制订好村规民约，并督促村级组织充分利用好村规民约加强对村民的教育、约束和管理，实行有奖有罚，相互监督，相互制约，促使惠农补帖、防洪抗灾、计划生育等工作任务顺利完成。我们还要集中群众意见和智慧，民主讨论和决定这些具体问题，要坚持做到通过村民会议决定重大事项，村民代表会议研究日常工作。税费改革后，我们农村村级事务，还面临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如村级管理费用严重不足、村级负债无法偿还、农民土地权益纠纷日益突出等等。解决这些矛盾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遇事不搞少数乡、村负责人说了算，不能让间接民主代替直接民主。2006年以来，我县南山乡南竹、繁荣等村场，通过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采取重新丈量耕地确权颁证、实行集体土地合法流转等方式，削减村级债务60多万元，使村级负债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

四、要运用村民自治维护农村稳定和谐

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形势之下，在农村保稳定、促和谐，是摆在我们各级基层党政组织，特别是乡镇党委以及广大乡镇干部面前的一项首要任务。为此，我们必须结合本地实际情况，配合有关部门以及村民委员会，建立和健全村民自治章程，积极引导农村广大农民，广泛开展星级文明户评选、文明村组评选、“改陋习、树新风”等群众性文明创建活动，逐步改变农村封建迷信、打牌赌博、人情风盛行等陈规陋习，倡导农村科学文明的社会新风。比如，我们可以每年按照村民推荐、村民代表会议决定的程序，组织评选“文明家庭”等活动，并召开村民大会予以表彰，增强群众文明守法意识，净化村风民风，促进农村和谐。要通过村民自治巩固农村基层治安防线，发展壮大村级群防群治队伍，依靠群众力量打击整治农村各种刑事犯罪、宗族恶势力和非法邪教活动。近年来，我县与湖北省石首市接壤的万庾镇黄山村，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能根据群众要求，认真发动并组织全体村民，开展“清洁家园行”活动，规范村民红白喜事行为，建立边界治安联防体系，严厉制止打牌赌博和偷盗等非法行为，维护了一方稳定和平安，达到了村容美、民风好的基本要求，被县、市、省和全国树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村。

作者系华容县人大常委会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第三篇：建设新农村与村民自治制度的改革

建设新农村与村民自治制度的改革(1)新农村建设，从制度创新看，应主要解决土地制度改革、公共服务体制建立和乡村治理结构建设这三大问题。撰写本文的目的则是通过对村民自治制度问题的探讨，力图在公共服务体制建立和乡村治理建设这两个目前学界讨论的比较少的关键问题上寻找到新农村建设在理论上的突破口和着眼点，以为学界的进一步研究打下基础。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我国的村民自治作为一种基层民主政治的实践已经进行了18年了。这18年来，村民自治制度也像当年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样，无论是政府、学界还是自治组织的当事人——农民自己，对它的热情、期冀，以及对它本身的实践作用的评价都经历了一个由勃然高涨到逐步消退的过程。目前，即使是政府，在对外宣传和实践中继续坚持村民自治的现有制度模式的同时，也开始组织课题考虑如何改革这个制度以使之适应建设新农村和在农村建立和谐社会的需要了。为此，人们不禁要问：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一、问题的提出

这些年来的实践表明，这个当年曾被举国一致寄予基层民主建设厚望的村民自治，非但没有帮助我们找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并更好地维护农民权益，促进农村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相反，我国的三农问题还随着这个村民自治制度和联产承包制度的实践和推行反而日益地恶化和严重起来了。也就是说，我国推行了这么多年的以实行基层民主政治为宗旨的村民自治制度，尽管其在培养和训练农民的民主意识和民主程序方面立下汗马功劳，并为中国现今的民主政治建设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历史功绩不容否定，但它并没有给我国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带来实质性的好处。这表明，我国的村民自治在实践中陷入困境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这是一件多么令人遗憾的事情啊！

归纳一下目前学界的研究观点就可发现，尽管一部分学人将村民自治的困境主要归因于我国的或传统文化落后，或村民素质低下，或农村宗族势力强盛，或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薄弱等因素的制约，但更多的学人还是认为我国村民自治步入困境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党-村关系和乡-村关系无法理顺并愈趋紧张所致。

所谓党-村关系，就是指中共的村级党组织——村支部委员会与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之间的关系；而所谓乡-村关系，则是指乡（镇）政府与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学界普遍认为，党-村关系不顺主要是由于党的基层组织党支部和村民自治组织村委会在基层事务管理上存在着一种权力重叠，而且前者的领导核心地位也会很自然地取代或削弱后者的自治管理地位。而乡-村关系的愈趋紧张则主要是因为在乡（镇）政府与村自治组织之间在各种利益，主要是经济利益的分配上的对立和冲突所致。我们如果再往深处分析就可发现：根据党章和法规，村党支部和乡（镇）政府两者都必须服从乡（镇）党委的统一领导，所以，在村里作为法定领导核心的村党支部执行的上级党委下达的工作指令在实际内容上也必然与乡镇政府下达给村委会的行政性政令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党-村关系与乡-村关系其实完全可以被归纳为一种关系，即乡（镇）党委和政府与村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下面为便于论述和分析，我们便将党-村关系和乡-村关系合并简化一下，统称作一种关系，即政府与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或叫作政-村关系。前述的党-村关系和乡-村关系愈趋紧张，其实就是指政府与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也即指政-村关系愈趋紧张了。

大家知道，乡（镇）政府是一级行政组织，而村委会则是村民自治组织。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村民组织法》中都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界定。比如，该法规定乡（镇）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按照该法上述规定，政-村关系明明白白就是一种指导与协助的关系。这两者之间原本井水不犯河水，可在实践中为什么又会普遍出现关系紧张呢？

学界有人将这归结于上级通过党的系统，即村支部，以及党的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来干预甚至压制村委会的自治工作导致的。这种分析不能说不符合实际。但是，上级党委和乡镇政府为什么要冒违法之大不韪来干预村自治组织的运作呢？或者说，为什么村民自治组织会普遍遭受到来自乡（镇）政府的干预和制约呢？有人分析说，这是我国的宏观体制，也即强势政府体制及其衍生的行政冲动所致，所以必须有赖于我国整个宏观政治体制的改革方可使村民自治摆脱困境。对此，我持不同意见。

我不否认强势政府及其缺乏制约的行政冲动的确会导致村民自治的困难，也是造成目前政-村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宏观政治体制的改革也的确将会有助于改善这种政-村关系。但是人们要问了，那为什么同样是强势政府，在它们面对其它各种类型的社会和经济组织，如各种社会团体、公益组织、公司企业以及其它非企业性的社会和经济组织（无论民营还是国有）时，其行政冲动就没有这么强烈，行政干预也没有这么多发和直接呢？比如，面对公司和企业这类经济组织，不要说是民营的了，即使是说那些资产属于国有的企业，其所属的那一层级的党委和政府却为什么很少直接干预或通过企业党组织来间接干预其经营工作呢？为什么政府单单在面对自治组织时就会有那么多的行政冲动呢？有人说，你企业有《公司法》保护。可是我们的村民自治不也是有《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保护吗？而且该法比《公司法》颁行和修订得更早，当然相对而言也更完善些才对啊！

所以我认为，我们在分析政-村关系紧张，也即村民自治的困境时，应该既要从村民自治的外部的体制环境中寻找原因，也要从村民自治的内部，即从这个组织的性质和制度本身上来寻找原因。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发现为何用法律形式给予了那么多民主的村民自治会陷入困境的真正的原因所在，并找到正确的解决途径。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分析村民自治组织的性质以及这个制度的设计结构上入手进行深入研究，以便于找到正确的改革方向。这不光是学术研究立论本身的需要，也是我国政治体制的进一步改革的客观需要。

二、是自治组织还是其它什么性质的组织？

那么，我们当初设计的这个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自治组织呢？是行政组织，还是社会组织，抑或是经济组织？对此问题，无论是1987年试行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还是10年后的正式颁行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都没有正面予以回答。该法在第二条中是这样规定的：“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也就是说，当初设计村民自治制度时我们只将其确定为一种自我管理、教育和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其运作方式是“四个民主”。但这里我们却忽略了用法律规定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这些在各个方面都体现了基层民主精神的所谓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将带领它们的村民进行什么样的自治呢？是行政自治？社会自治？还是经济自治？是单一自治还是全面自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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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村民自治推荐材料

龙角镇村民自治推荐材料

“为群众提供最优质的服务，让群众满意，才是我们工作的宗旨和根本。”龙角镇龙堰村计划生育协会会长蒲东培这样说。

2011年龙角镇龙堰村成为重庆市首批“计划生育村民自治示范村”之一，代表着该村计划生育村民自治工作得到上级计生部门的肯定。计划生育村民自治一直是稳定农村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龙堰村计生协会成立以来，坚持以“为群众服务”为宗旨，做到了事事为群众着想。

“多亏了我们村里的计生协会，我今年才可以纳入农村计划生育家庭部分奖励扶助对象呀”，龙堰村5组的村民谢长中这样说到。原来谢长中在2010年按照龙角镇移民政策后靠移民，户口由原来的农业户口转成了非农业户口，但是一直却没有办理城镇居民养老保险，按照最新的重庆市农村计划生育家庭部分奖励扶助政策，由于政策原因户口转非，并一直没有享受城镇居民社保的独生子女户或双女户家庭，可以界定为农业户口，继续享受农村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龙堰村计生协会了解到这件事情后，及时向镇计生办说明此事，并提交了申请，跑前跑后为谢长中完善了申报材料，并在截止日期之前通过了审批，成为2012年龙角镇农村计划生育家庭部分奖励扶助对象之一。

为群众服务的同时也严格按照制度办事。根据龙堰村村民自治规范，凡村内涉及违法生育的家庭一律必须先到相关部门接受处理，主动缴纳违法生育社会抚养费。龙堰村自成立计生协会以来一直坚持

宣传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并对出现的违法生育现象严格如实上报。龙堰村1组村民余洋，2006高中毕业以后就随家人常年在外打工，去年和女朋友回到家中的时候，已经生育小孩，但二人还没有达到结婚年龄，属于非婚生育，按照相关规定应该缴纳一定的社会抚养费。余洋却以不打算给小孩上户口为由一直不到镇计生办接受处理。村计生协会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派出协会会员对他们进行了半个月的宣传教育，终于说服这家人办理了相关手续。龙堰村一直都是龙角镇违法生育案例较少的村居，村民主动缴纳违法生育社会抚养费的比例也居全镇之首。

龙角镇龙堰村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一直以关注民生、维护民利，让群众满意为宗旨，以共享阳光、共建和谐为主题，经过镇、村干部的共同努力，在全村已初步形成了“阳光计生”管理服务新机制，使广大群众充分享有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大大提高了群众对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满意程度。2012年龙堰村计划生育村民自治目标任务就是，组织和带领村民制定并落实本村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发展规划、工作计划，完成镇下达的人口与计划生育责任目标。不断地促进村民婚育观念的转变，教育推动群众自觉履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第五篇：浅谈村官在村民自治过程中的法律责任

浅谈村官在村民自治过程中的法律责任

[摘要]当前农村基层法制建设，尤其是《村民组织法》在农村基层的实施还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村官在村民自治过程中，大量存在职务犯罪等违法行为，本文试图通过阐述瑞安市农村基层村两委主要人员的责任入手，深入探讨村官职务责任、法律责任等，分析基层组织法制建设，解决当前农村基层组织主要责任人员法制观念淡薄问题的办法，以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村官责任，促进基层社会稳定和民主进步。

[关键字]基层法制建设 村民组织法 村官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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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瑞安市出现了3个村罢免村官的村民司法行为，体现了当前我市农民法律观念不断提高。2000年，全国首例罢免村官案件在瑞安市潘岱街道白莲村发生，但是较长时间来村委会、村主任、村代表无法换届，基层组织一直瘫痪，村貌建设、公益建设、经济建设几乎止步不前。出现罢免村官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当前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过程中，村干部法律意识淡薄，村干部犯罪现象频繁。据统计，瑞安市近年来村干部犯罪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2007年该市检察机关共受理各类村干部犯罪案件13件25人，2008年受理案件32件52人，2009受理案件52件94人。对此，笔者对村级组织法制建设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现就如何加强村干部法律意识，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二、当前农村基层自治存在的主要问题

自一九八八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颁布至今，我国村民自治走过了十多年的历程，各地就如何实践村民委员会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特别是九八年组织法“转正”后，从立法上进一步明确了村民大会、村民代表大会、村民委员会的权力、义务和地位，自治的程序化规定更加明确，民主自治逐渐走上了规范化、法制化的道路。村民自治的实践，激发了村民当家作主的热情，广大村民的权力意识、主体意识、民主意识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然而，勿庸讳言，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自治中深层次的问题不断涌现，特别是村委会成员的非民主行为毋须承担责任，造成较严重的后果，使“四大民主”建设面临严峻的考验，农村的民主法治建设出现了阶段性的危机。

一是民主选举逐渐变味。民主选举是“四大民主”的基础，是村民自治的基石，更是村民自治的源头。但四轮的村民直选，一方面，使选民懂得村官权力的来源和学会如何行使自己的权力。另一方面，全国各地一部分经济发达的村，在村民委员会主任的选举过程中却普遍逐渐出现威胁、利诱、挨家逐户送礼，宴请选民、买票卖票等现象，个别地方甚至还出现暴力参选的情况。据温州某县的调查表明，在该县经济比较发达和一些面临土地开发的村，百分之八十以上出现了上述情况，且参选人化费的金额少者万元，多者几十万。据了解，该县×村在选举过程中公然出现一张选票买一百元，而另一个村的候选人之间由于竞争激烈，担心费用过大，则通过中间人出面调解，由一方候选人出面付给另一方二万元，而接受的一方，则以在选举中保持沉默的方式，放弃竞争。凡此种种，举不胜举。尽管现行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这种选举一经查实，就宣布为无效，但由于此类案件面广事杂难查处，这种情况已象瘟疫一样流行，查不胜查，况且，现实中受查处者又寥寥无几，此风难以得到有效遏制。

二是民主管理和民主决策形同虚设。就村民自治而言，“四大民主”的核心是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民主选举的目的最后还是落实到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上。民主选举的到位意味着民主的开端。民主的精神能否真正得到培养，则主要依赖于群众是否真正参与管理和决策。实践的情况表明，尽管《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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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8页 规定，村中的主要事务和重大事务是由村民代表会议和村民会议讨论决定，但令人遗憾的是，违规决策、违规管理者比比皆是，几乎各个村都不同程度存在着乱决策、乱开支、乱管理的“三乱”现象。如温州某一个村在没有任何建设的情况下一年吃掉二十多万元，而另一个村，在没有召开村民代表会的情况下，竟然将一块面积十多亩，亩价值近百万元的农民建房返回地，以每亩二十多万元价格转让给开发商开发，待农民兄弟发现时，开发商不仅已办理了手续，而且已开始基建，农民兄弟们只能徒呼奈何。此类“三乱”现象在全国各地一定程度上较多，遍地存在，使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成为一纸空文。笔者认为，主要是我们现有立法上的缺陷和法律适用中的含糊造成的——该法违法行为的责任规定不明确、不到位，使违法决策、管理的成本过低是造成“四大民主”变味的关键因素。三是民主监督机制不完善。我国现行的村民自治制度，存在着民主监督机制不完善的问题，这也是造成基层腐败的重要原因。其主要体现在：村级财务管理混乱，财务管理有章不循、有法不依，这为村官腐败打开方便之门。村务公开走过场，停留在形式上，没有彻底到位，村民想知道的，村干部往往不公开。上级部门监督不到位，有关部门对于村干部的管理，是按照职能分工各管一段，缺乏协调机制，而且村委会是一个自治组织，乡镇和村委会并不是领导关系，乡镇政府对村干部监管机制不顺。

三、村官在村民自治中的责任缺失

一是村官责任的约束机制不健全。近年来，村官的违法违纪行为日趋上升，据不完全统计，瑞安市961个村，每年查处村干部违法违纪案件达数十件。这一现象的发生，一方面与村干部责任约束机制的不健全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村干部自身素质低下密不可分。村干部在履行职责时，权力的监督机制缺乏，致使村干部滥用权力；选举村官时又存在大量的拉票、暴力选举、贿选等行为，致使村干部选举时把一些素质低下的人员选为村官。现行的法律对村委员选举中的威胁、利诱、贿选与打击不力，由于立法者没有将村民自治中的选举行为列入国家选举的体系中，对现实中明显存在的严重破坏选举行为，虽经查明也只能宣布选举无效。

二是村官的法律责任缺失。也许是基于村民自治是一项崭新的实践，需要在探索中不断地发展，九八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没有规定法律责任篇，而法律责任问题恰恰是保障其得以有效贯彻实施的最重要的手段和措施。但目前的客观情况是，对违反“四大民主”的有关行为人的处罚只能散见于现行的《刑法》和民事法律中。刑事立法方面，由于我国现行的《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实施自治组织，已将其排除出行政机关的序列，在进入《刑法》保护时，自然首先碰到的一只拦路虎是法律的主体问题，村民委员会不属于国家行政机关，成员当然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不能以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进行惩处，自治机关性质的疑问，导致了法律上对其主体资格认识的模糊，刑事保护的力度受到了有关法律的技术阻拦。一九九八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第3页

共8页 曾以立法解释的办法，将村民委员会人员七种行为为委托从事公务的行为，使村官部分违法犯罪行为可以依贪污罪、受贿罪得到惩处，从而一定的程度上遏制了村官的腐败行为。但对任意违反民主决策、民主管理的“越权、滥权”的渎职行为却留下了盲区，给违规管理、违规决策大开了方便之门。民事法律的适用方面，对村官行为责任的落实，同样也受到村民委员会行为性质认识的限制，最高人民法院解释中指出：村民委员会的行为是一种管理行为，它与村民之间存在着主体上的不平等，依法不能进入诉讼，这一解释表明：不仅将村官的职务行为排除在民事诉讼之外，而且也排除了村官个人对村集体侵权和“越权滥权”行为给村集体造成损失的民事责任。最终引发和导致二大严重恶果，一是将村民参与民主监督的热情一扫而空，因为这意味着，既使民主监督最到位，但难以进入诉讼程序，使之失去有效的刚性的保障；二是村民委员会一旦存在违规操作给村集体利益造成损害，村民们只能以寻求向政府反应的方式和途径来解决，但政府处理的手段措施又必须依仗法律。其结果引发村民不断上访，政府又苦于无手段，长此以往，导致了村民对政府的不满和群体性上访事件的恶性循环，助长了村民的法律虚无主义心态。

三是村官的责权利不统一。在我国现行的村民自治过程中，村干部权力缺乏制约是村官腐败的主要原因。根据我国《宪法》、《村民组织法》的相关规定，村官并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序列，其所把握的权力不属于国家权力（有国家授权的除外），但仍属于一种公共权力，该权力来源于村民，即由村民通过民主选举的形式所赋予的。由于村民委员会是一种群众性自治组织，主要依靠村民们的民主治理和民主监督，但由于我国农村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仍很落后，农民的民主权利意识还很淡薄，农民护权能力的低下，权利受到侵害后无能为力、不知道该怎么办的现实状况，很难形成对村官权力的有效制约，村官腐败现象的发生也就在所难免。

四、完善村官责任制的途径

一要建立健全法律。在刑事方面，我们应当将村级选举中所出现的威胁，利诱、贿选、以及暴力选举破坏选举的行为列入刑法打击的范畴，村民自治制度，是整个民主制度的基石，自治中的村民选举则又是四大民主制度的源头，必然会导致整个村民自治制度的面目全非，尽管村民委员会的选举并非国家机关的选举，但其影响，其本质意义已远远地超越了自身，它对民主制度的建立、民主精神生根有着深远意义，并对国家机关的选举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由此可见，这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绝对不容低估，现状的民主实践表明，如果不实行刑事上的保护，民主选举的公正、公开、公平就无法得到体制，选举的民众的意志就难能得以保证。

二要加强对村干部的教育，提高村干部的素质。以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为载体，下大力气抓好村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村干部的素质。还要加强纪律和法制教育，使村干部增强自律和自控能力，依法办事，自觉地用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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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8页 律和法律规范自己的行为。普及法律知识，不断提高其政策水平和法律意识，让其明白自己手中的权力来自人民，属于人民，权力应服务于人民，要切实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同时，必须有计划、分步骤地对农村基层干部成员集中开展“素质培训、政策教育、法律学习”的活动，以加强他们对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相关政策法规的认识和了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三要强化村民的依法自治意识。完善村民议事制度，规范具体操作流程。村民议事制度是实现民主决策的有效途径和重要方式。根据《村组法》的规定，村民议事的组织形式就是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村民议事的基本功能是民主讨论、民主商议和共同决定。因此要明确规定村民会议、村民委员会、村务委员会等村民自治组织的性质、地位、权限和相互关系。要完善村民民主监督制度。对乡村提留、计生指标、宅基建设、承包费用、土地调整、经济项目、公益事业等热点、难点问题，应及时提交村民会议讨论。未经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的事情，不能被执行。

四要完善村干部选拔任免制度，加大对违法的处罚力度。一是把好选举关，保证选民真正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使选举权。对通过不正当手段当选的村官或违法的村干部，应加大处罚力度，增加违法犯罪成本，以净化农村风气，促进社会稳定。二是落实村民自治和村务公开等制度，给村民真正的罢免村干部的权力。村民就村务问题依法可以提出动议，随时要求村干部进行答疑。三是培养、选拔优秀大学生充实农村干部队伍，以改变目前农村干部队伍年龄渐趋老化、学历偏低的现状，以提高干部干部的整体素质。四是完善罢免制度。要针对当前罢免制度中存在的程序缺陷、立法不完善等问题，加强村民自治罢免立法，修订完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的罢免制度条款，以切实保护村民的罢免权，加强对村委会的监督，确保村民自治顺利进行。

综上所述，落实村民和准村官（是指村民委员会成员的候选人）的法律责任，对目前在自治中“四大民主”所产生的病症来说，是一种针炙法，特别是在自治章程中规定对非民主行为所造成的赔偿的做法，是将自治的实质内涵得到进一步拓展的体现，是将农村民主法治之路结为一体有益的尝试。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组织法》（1998年11月4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2．任建新、肖扬著：《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基本知识》, 中国法律年鉴社1996年8月版。

3．《农村完全法律指南》编写组：《农村完全法律指南》，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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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8页 4．刘毅：《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版。5．张文山：《自治权理论与自治条例研究》，法律出版社2005年6月版。6．彭向刚：《我国村民自治存在的问题和对策探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1月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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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黄坚：《浅谈“村官”犯罪的成因及对策》，温州廉政网，http://www.xiexiebang.com/NewsInfo.asp?NewsID=4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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