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转改对新闻工作的影响

第一篇：走转改对新闻工作的影响

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对于新闻工作的影响

10广电刘迪

摘要：新闻之根在于生活，大批编辑记者深入边疆村寨、企业社区等调研采访，亲身体验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感受城乡生活的巨大变化，加深了对国情民情的了解，加深了对百姓所思所想所盼的了解，加深了对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的了解，进一步明确了新闻宣传工作的方向，队伍精神面貌发生了可喜变化。许多记者深有感触地说，走不走基层确实不一样，只有“在路上、在基层、在现场”，才能真正明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

关键词：走转改.新闻.新闻工作

在我看来走转改的活动对于一个做新闻的人来说极其重要，我们只有真正的走向基层，倾听百姓的声音，民众的呼唤，人民的需要。我们才能更好的发出正义的话语权利用我们的职业特性，做好政府的耳目喉舌。就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所说的那样：“ 新闻工作者把新闻写在大地上、写在人民心坎上,努力使新闻队伍建设取得新的成效,使新闻宣传工作呈现新的气象。”“走转改”活动启示我们:做一名优秀新闻工作者最根本的是要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深刻理解新闻工作者的根基所在、价值所在,更好地肩负起宣传群众、动员群众、服务群众的职责使命;新闻工作者的位置应当是“在路上、在基层、在现场”,在路上心里才会有时代,在基层心里才会有群众,在现场心里才会有感动;改进新闻报道文风关键是“说实话、说新话、说老百姓的话”,善于从群众语言中汲取智慧,不断创新表达方式,使新闻报道更加生动鲜活、富有感染力。

新闻之根在于生活，大批编辑记者深入边疆村寨、企业社区等调研采访，亲身体验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感受城乡生活的巨大变化，加深了对国情民情的了解，加深了对百姓所思所想所盼的了解，加深了对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的了解，进一步明确了新闻宣传工作的方向，队伍精神面貌发生了可喜变化。许多记者深有感触地说，走不走基层确实不一样，只有“在路上、在基层、在现场”，才能真正明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

“走转改”是创新新闻宣传工作、落实“三贴近”原则的根本举措,是加强新闻队伍建设、提升队伍素质的重要途径,是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服务人民群众的必然要求。要在“走转改”中加强主题宣传,多反映振奋人心的变迁变化,多展示改革开放的成果成就,丰富报道内容、提升思想含量,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要在“走转改”中拓宽报道视野,深入各行业各方面,深入各地区各领域,全面展示广大人民群众绚丽多彩的创新创造,生动描绘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历史画卷。要在“走转改”中抓好队伍建设,引导新闻工作者在走进基层中增强国情了解、增进群众感情,时刻拿群众这面镜子检视自己、提高自己,强化职业精神、职业道德。要在“走转改”中探索新闻宣传规律,准确把握时代

和人民提出的新课题新要求,不断深化规律性认识,更好地指导新闻工作实践,更好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发展。

“走转改”活动中，媒体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捕捉了一大批源于实际的话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近两年春节前后，各媒体组织开展“新春走基层”大型采访报道，精心策划了回家的礼物、在岗位、送温暖等一系列选题，营造了充满温情的浓厚节日氛围。针对家长关注的校车安全等问题，一些媒体推出“开往春天的校车”等系列报道，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讨论，推动校车安全标准的提高和管理法规的制定出台。实践证明，在互联网时代，传统媒体要高度重视议题设置，善于把中央精神与社会实际结合起来，坚持从实践出发、从群众关注出发，防止主观主义，防止脱离实际，使新闻宣传真正切合实际，才能发挥传统媒体在多元传播格局中的独特优势。

“走转改”活动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西方国家不可能开展，原因是中西媒体定位不同、记者角色不同。在我国，新闻工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新闻工作者不仅是社会发展进程的观察者、记录者，也是不可或缺的参与者、推动者。因此，新闻媒体决不能游离于社会发展之外、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成为什么“第四权力”、“无冕之王”。我们必须摆正新闻工作的角色定位，坚持新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才能正确履行新闻工作的职责使命、实现新闻工作者的真正价值。

广大媒体聚焦普通群众、百姓生活，把镜头话筒对准群众，把版面时段留给群众，一大批反映基层实际和普通群众的新闻报道登上报纸头版、新闻联播。把人民作为报道的主体，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本质要求，也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新闻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广大新闻工作者必须更加牢固地树立起以人民为中心的新闻理念，坚持人民至上、勿忘人民的价值追求，始终把人民群众作为报道主体、服务对象，始终把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新闻宣传成效的最高标准。

广大新闻工作者坚持深入群众，感知冷暖、倾听心声，深化了与人民群众的情感。能不能以深厚的感情对待人民群众，能不能以高度的自觉服务人民群众，是新闻工作作风、文风的根本问题。新闻工作者必须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媒体不能成为漂在水面的浮萍，记者不能成为凌驾于群众之上的贵族，否则新闻工作的立场、作风、态度就会发生根本改变，党的新闻事业的性质就会发生根本改变。

“走转改”实践带给我们的这些启示一脉相承、相互贯通，体现了党的新闻事业的本质要求，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和时代特征，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把“走转改”活动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强组织领导，认真研究部署，完善工作机制，细化工作安排，推动活动向深度广度拓展，不断开创新闻宣传工作新局面。

新闻并不是生于头脑中的主观臆想,而是对于真实世界的主观反映,因此新闻也必然根植于活生生的社会实践。新闻工作者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实践沃土之中,就会闻到泥土的芳香,就会融入到人民群众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实际,将现实的生活生动地刻画出来,把人民群众的呼声真切地表达出来,让实践中的问题清晰地呈现出来。只有坚持实践的观点,扎根广阔的大地,扎根现实的基层,扎根实际的一线,扎根真实的社会生活,才能拿到第一手新鲜、独到的素材,才会挖掘出新闻价值,才能创作出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基层的好作品。“走转改”活动自开展以来,全国各地的新闻媒体都已经行动起来,深入到基层,深入到工厂、农村、学校、机关、事业单位,挖掘新闻的富矿,寻找实践的力量,也带给了我们深

刻的启示:新闻工作者应当走出高楼大厦、走出书斋会场,深入改革建设前沿,深入群众生产生活,挖掘现实素材、采写现场报道,以敏锐的时代眼光提炼报道主题,以深厚的生活积淀丰富报道内涵,不断增强吸引力感染力。

转变作风,求真务实,沉下去“接地气”,这是实践的根本。真正“俯下身”,深入基层,面向实践,有了对社会、对群众的深切体认,才能更好地转变作风,以敏锐的眼光发现新闻主题,以深厚的积淀丰富新闻内容,以真切的感受谱写新闻篇章。新闻在实践的沃土之中,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之中,那么新闻工作者就要扎根于人民群众实践的沃土,不断深入,不断实践,从人民群众中汲取营养和力量。只有深入,才会心入,这样发现的新闻事实,挖掘的新闻价值,才能奏出最美的乐章。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新闻就应当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真实反映他们的酸甜苦辣,真切感知他们的喜怒哀乐,真情体会他们的安危冷暖。新闻人就应当和人民群众在一起,在无距离有感情中,传播民情民意民声。一些新闻作品之所以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得到受众的认可,就是因为它们反映了人民群众自己的生活,表达了人民群众自己的情感,传递了人民群众自己的声音。

改变文风,客观活泼,令人民群众喜闻乐见,这是实践的关键。文风不正,假话、空话、套话、大话连篇,就会严重影响真抓实干、影响工作成效,耽误问题和矛盾的研究解决,损害党的威信,导致干部脱离群众,使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在基层群众中失去感召力、亲和力。新闻工作者要改进文风,就应当深入基层,在实际的生活中感受生活,在生动的实践中形成思想,在现实的问题中凝练语言和文字,用群众的语言表达思想,我们的作品就可以有的放矢,体现群众意愿,引起群众共鸣,激发群众干劲。

参考书籍：1.《脚踏着祖国的大地》

2.《民间撷英》

第二篇：走转改对广播电视新闻带来哪些改变

“走 转 改”对广播电视新闻的影响 “走转改”是“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简称。为推动新闻工作者切实将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体现在新闻宣传实践中，促进新闻单位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进一步制度化、常态化，中宣部、中央外宣办、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中国记协五部门8月9日召开视频会议，在全国新闻战线组织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新闻战线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是坚持党的新闻事业性质宗旨、履行新闻工作责任使命的必然要求，是落实“三贴近”要求、增强新闻宣传吸引力感染力的重要途径，是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新闻工作者综合素养的有效举措。

作为新闻媒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广播电视新闻在此次“走基层 转文风 改作风”活动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活动开展的三个月以来对广播电视新闻的报道和广大广播电视新闻工作者的工作作风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好评。那么“走转改”对广播电视新闻事业的发展具体由哪些方面的改变呢？ 走基层——做接地气的新闻

走基层是走转改基础的一步，记者不深入基层，没有体会劳动者工作的艰辛是无法完成转作风和该文风的。

8月21日，北京电视台新闻栏目《北京新闻》、《晚间新闻报道》、《北京您早》推出了《我在基层》专栏。连日来，新闻节目主持人、记者分别深入基层，把镜头对准普通劳动者，主持人王业冒着50多摄氏度的高温，深入地下电缆通道和电缆运行工一起去体验他们为北京城市供电做出的贡献；主持人孙扬与深山邮递员翻山越岭几十公里一起送信到户；记者陆放凌晨4点来到平谷区大桃种植基地和果农一起为“农超对接”采摘鲜桃。通过这种深入一线的工作方式，连续播发了《我在基层：电缆运行工在地下撑起北京的光明》《我在基层：深山里的绿衣信使》《我在基层：农超对接不折不扣的执行者》等文风生动、内容翔实、感情真挚的新闻报道。节目播出后，受到了观众的称赞和欢迎。记者主持人在与基层的普通劳动者同甘共苦中，切身体会了劳动者工作的艰辛，也切身感受到 “只有接地气，才能长灵气”，为“走基层，转文风，改作风”迈出了坚实一步。今后《我在基层》也将作为《北京新闻》重要系列报道一直持续下去。

在9月15日安徽广播电视台进行的职工大会上则指出：要怀着学习的态度走进群众 ；让群众成为新闻的主角；从群众实践中汲取营养，开拓视野丰富阅历，提升能力，锤炼作风，通过语态语言文风的蜕变，提高新闻宣传的感染力和吸引力。那么在三个月的时间里，记者纷纷走下基层在切身感受到基层不同劳动者的辛苦的同时是否对他们的工作有所帮助呢？对于广播电视新闻的记者又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光明网指出，“记者‘走基层’就是大‘练兵’”，认为记者走基层可以开阔视野，拓宽思路，丰富头脑，增强写作灵感和捕捉新闻的能力。可以增进与基层和群众的感情，信息来源广泛，可以信手拈地“抓”到新闻。记者“走基层”，可以“捞”到实情。防止闭门造车“编”新闻 ；主观想像地“造”新闻；道听途说“写”新闻。记者“走基层”可以塑新形象。记者可以把人民群众的呼声、建议和要求写出来、带上去，利用现代化的媒体进行传播，让党和政府掌握下情，了解群众需求，把握社会动态和发展走向，为领导科学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和翔实的调查资料。

代纪玲是中央电视台郑州应急报道点首席记者，进行“走转改”的采访时，她把关注点转移到新闻背后的人物身上，与采访对象同吃同住同劳动。当采访对象招呼记者跟自己一起干活的时候，记者和采访对象之间已经不再是采访与被采访的关系，更像是朋友，可以交心的朋友。而采访方式的转变带来的是更鲜活的画面、更生动的语言。

安徽广播电视台记者 余燕艳：“以后也只有坚持深入基层，脚踏泥土，接着地气，才能掌握做鲜活的新闻素材，做出有感情有温度有深度的新闻报道。”

看来走基层对于记者来说是一次实践，而实践出真知，在基层实践有助于广播电视新闻工作中拉近与采访对象距离，进一步转变作风改变文风，报到出接地气的好新闻。转作风——俯下身弯下腰才能与百姓心贴心

胡锦涛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拜人民为师”的要求。然而在“走转改”之前大多数新闻工作者却给广大人民群众高高在上的感觉。特别是大部分记者“走上有余 走下不足”，一味的对准明星的多，对准高级知识分子的多，对准高管的多，对准高企的多，对准民众相对来说就少一点。在办公室里面写稿子，为了吸引眼球，有的时候违背了客观事实，有些作品又是胡编乱造的，一味追求收视率，“低俗”的现象都有可能出现。

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韩庆祥：“不走基层，是作风问题，作风问题必然带来文风问题。文风问题，反映在八股文、假大空，不为群众而写，不讲群众语言，群众看不懂。我们要服务群众，写的作品是体现群众利益、站在群众立场上的，是为群众说话的，用的是群众语言，要走进群众心灵。有些情感节目搞“低俗”，好像是大众化、群众化的，其实是走不进群众的心灵。“

记者走下了基层就应该进一步的转变以前的不良作风。到群众中去，真正地走群众路线。群众路线落实到“转作风”上，媒体和记者与群众的关系是一个平等的关系，一个服务的关系，在这种关系当中，对我们的作风就有要求，服务群众、走出办公室，联系群众实际，不要一味追求发行量、收视率。

俯下身弯下腰才能与百姓心贴心。

《12345 需求与反馈》是北京电视台与市信访办、北京市非紧急救助中心联合开设的专栏节目，在“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开展后，栏目进一步要求编辑记者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解群众疾苦、帮助群众解决困难、赢得群众信任，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把镜头对准群众最关心、最迫切、最急需解决的问题，促进记者在采访中思考“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增强群众观念，坚持群众路线，践行服务群众的宗旨。这就是走转改在广播电视新闻上给新闻工作者带来的改变。

新闻媒体不在一味追求收视率，不再一味只走上不走下，作风正在慢慢改变。他们已经关心什么是群众最关心最希望看到的新闻节目，把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放在首位，及时了解他们最关心什么、需要获得哪些重要信息、了解哪些政策和法规等，及时了解民情，研究民意，拉近新闻与读者的距离，转变工作作风，把新闻报道视角转到群众最关心的角度上来，把工作性采访报道转变到贴近性报道上来，真正使新闻报道成为了人民群众的“好参谋、好帮手”。

改文风——由“假 大 空”到“短 新 实”

以前的新闻大多是假大空的套话、官话，语言晦涩难懂，并不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

一些记者群众意识不强，有的即使在写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新闻时，也大量使用专业术语，把新闻写成了“学术文章”；有的在报道与群众利益息息相关的会议时，只注重报道与领导有关的内容，而对群众关心的东西则轻描淡写，甚至只字不提，等等。而“改文风”就是提倡从冗长空洞、言之无物、刻板生硬的风格中走出来，学会使用人民群众清新朴实、生动鲜活、言简意赅、具有生活气息的语言，用群众话说群众事，这是改文风的题中之义。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宣传群众、动员群众、服务群众。在公众看来，真正管用的稿子不在于字数多少，关键是有多少实货，即使是寥寥数百字，能帮助老百姓解决好一个问题，也是受欢迎的；不在于有多少华丽的辞藻和风采，关键是要对工作真正起到指导作用，让基层干部群众看得明白、懂得透彻、执行得了；不在于说的话有多漂亮、喊的口号有多响亮，关键是看是不是说到做到，真正落实。

“我们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因为我们还要回来！”“红军到、干人笑！”„„曾到遵义采访的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播音员王端端，对当地看到的当年红军的宣传标语念念不忘。

“这是多么鲜活生动的语言啊！”王端端说，“当我们有时候用晦涩、一般人听不懂的专业词汇播报新闻时，这种书面语言离老百姓多么远。”这就是记者在走基层之后，在作风上的转变，在文风上改变的体现。

安徽广播电视台记者雷明剑：“因为我平时做的都是经济新闻就是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我也应该用更加平实的语言，去讲述老百姓能够听得懂的经济新闻。”

那么文风在广播电视新闻上是否改变了呢？

9月25日的《新闻联播》节目由欧阳夏丹、郎永淳主持，伴随着新主播亮相，那期的《新闻联播》在新闻语态、节目视觉上同样有了全新的改变，让这档中国影响力最大的新闻节目赢得通俗、亲民和年轻化的评价。两位主播在播报新闻时语速明显增快，同时，“心气儿”、“咱们那”、“吃面儿”等口语化播报也屡屡出现在主播和记者的轻松播报中。快语速的口语化播报，也让整档节目的信息量增大，更贴近民众。

新闻文风由原来的“假大空”逐渐转变成“短新实”使节目更加贴近观众，贴近实际。是新闻的感染力强，震撼力大，传播效果更好。

总体上“走基层 转作风 改文风”对广播电视新闻有着深刻的影响。使得广播电视新闻工作者在指导思想上进一步树立群众观点、强化群众立场，在工作内容上进一步反映群众愿望、满足群众需求，在思想作风上进一步增进群众感情、拉近同群众的距离，回答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使广播电视工作获得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

10新闻

邹宇扬103201083

第三篇：联合政府医改对医院方面影响

NHS trusts（信托机构）bid to attract more private patients Hospitals bid to lure(吸引)paying patients after Andrew Lansley abolishes cap on revenues。在兰斯利取消对医院的经费照顾之后，医院将通过竞标吸引更多付费病人。Critics say he is encouraging private care.有批评者说他在鼓励私人医疗。

Elite NHS foundation trusts(不知道怎么翻译)are gearing up to lure private patients from home and abroad as health budgets are squeezed--a decision made possible after health secretary Andrew Lansley said he would abolish the cap limiting the proportion of total income hospitals can earn from the paying sick, research by the Guardian has shown.由于健康预算被压缩，医院准备吸引国内外的付费病人。

With a £20bn black hole opening up in NHS budgets, a group of top performing trusts are seeking to profit from paying patients and use the money to fund public healthcare in Britain.The Guardian contacted the top 10 NHS trusts in terms of private income after the health secretary proposed new freedoms and discovered proposals to build new wings and wards to cater for private patients, set up hospitals abroad and entice（怂恿，诱惑）medical tourists with airport-to-hospital bed services.因为有200亿英镑的预算赤字，一些顶尖的公费医院将探索从付费病人身上获利，然后将这些钱运用到公共医疗开支上。卫报就private income问题联系了顶尖的十个医院托拉斯，在卫生大臣兰斯利建议这些医院发挥自主性并且建立新的服务模式去迎合付费病人，建立海外医院和从机场到医院的病床服务。

Critics say that because Lansley has abolished targets to reduce waiting times and is encouraging private care, patients will be back to a system where those with cash can jump ahead of those in need.The chief executive of one of the largest NHS hospitals, speaking anonymously, said chasing new markets might also see management spread “too thinly and lose clinical oversight”.“Look at Great Ormond Street.They expanded up the road to Haringey Council and the Baby Peter tragedy happened on their watch,” said the chief executive.The hospital in London provided paediatric staff（儿科医生）to hospitals where Baby Peter was taken with fatal（致命的）injuries that are now known to have been deliberately inflicted（强加）.批评者说由于兰斯利取消了减少就医等待时间的目标，患者将回到那种有钱人可以比有需要的人先得到服务的状态中。最大的公费医院之一的一个匿名的负责人说追逐市场目标“不好”（下面举了一个婴儿peter死亡的例子）。

Labour says the policies give “a green light to let market forces run riot through the NHS”.Andrew Burnham, the shadow health secretary, said there was “a dangerous combination of lifting the cap on treating private patients and scrapping national waiting time standards,” adding: “With no limit on the amount hospitals can earn from seeing private patients, NHS patients can be made to wait.And as waits grow, people will be forced to consider paying for their care.It's the same old Tory NHS choice – wait longer or pay to go private.”

工党批评说为这一政策是为市场力量管理NHS开放绿灯，但这样做会导致全民医疗保健系统的混乱。影子卫生大臣安迪·博涵（Andy Burham）表示改革将会是一个“巨大的赌博”，因为没有限制医院从付费病人获利的标准，公费医疗病人将被迫等待。随着等待时间的增加，人们可能会被强制考虑付费医疗。这是保守党一贯的医改作风——要不就等着，要不就付费。

But despite concerns that the NHS will wither as private medicine booms, Caroline Shaw, of Manchester's Christie hospital, Europe's largest cancer centre, said it would treble（三倍的）its private income from £10m to £30m within a decade after making a deal last month with the biggest private hospital group in the world, HCA.The deal will see the US-based HCA – which owns six private hospitals in London – pay £14m for a new private cancer centre at Christie.Shaw said staff voiced doubts until they realised half the income went back into the NHS.“We are full of top academics and researchers, so we had to explain we are not losing our values or morals.But we are getting new facilities and it's a 50:50 split of income.I am only half joking when I say we are the new Robin Hoods（罗宾汉）, taking from the rich to pay for the poor.” 尽管随着私人医疗的繁荣公费医疗将衰落，但Caroline Shaw说这将使医院的private income在十年内变为原来的三倍，从一千万英镑增加到三千万英镑。他认为这一措施是劫富济贫。

Others have gone shopping across the world for rich patients.The Royal Brompton and Harefield, the UK's largest cardio-respiratory centre, devotes an entire section on its website to marketing its “personalised, world-class service” offering patients a city guide and suggesting trips to the “high-end shopping facilities” of nearby Sloane Street and Harrods.It has emerged that removing the limit on private patients, put in place by Labour, is central to Lansley's reforms.Last week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put out a consultation paper calling for the lifting of the “arbitrary, ill-thought-through cap on [hospitals'] private income...[to let] the NHS to take proper advantage, for the benefit of this country, of the power of its brand abroad”.Many have taken the health secretary at his word and are targeting the rich in Russia and the Middle East.It is now planning another hospital in oil-rich Abu Dhabi.Moorfields, the eye hospital, opened for business in Dubai and in three years has seen patient numbers jump five-fold to 9,700.Moorfields' total income from private patients tops £13m, with around £4m of that generated in Dubai.John Pelly, Moorfields's chief executive, said: “Without profits [from our commercial business] our ability to invest in our clinical services would be seriously constrained...Particularly at a time when the financial constraints facing the NHS are going to be as severe as they are in the next three or four years, it's going to be really important to the NHS that we can take advantage of the abolishing of the cap.” 没有商业模式的盈利将无法实现对全科医生服务的投资，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时候，英国的NHS面临严重的资金限制（预算赤字），这种赤字在接下来的三四年将会更严重。因此现在对NHS来说利用取消大医院经费优惠的优势很重要。Labour's cap had meant most hospitals were unable to generate more than 2% from private income.（工党限制大部分医院的private income不能超过2%）The exception is the Royal Marsden, a leading cancer hospital which, thanks to history, has a cap of 31% – and a private income of more than £40m a year.The Marsden, Lansley says, is the “model” in his new-look NHS.The policy shift has led to smaller trusts thinking big.Papworth Hospital, home to the first successful heart transplant in the UK, will soon be submerged into the new 135-acre Cambridge Biomedical Campus.Some of its operations are so complex – with costs running into £25,000 for 10 hours of surgery – that the NHS can only afford to pay for 80 a year.“I think Andrew Lansley has really thrown down the gauntlet to us.In the next five years we aim to triple private income from 5% today to 15%.There are plans for a completely new private hospital on the campus,” said Stephen Bridges, the hospital's chief executive, who has been advised by private healthcare company Spire.这一政策转变导致小医院考虑扩大规模。用了一个例子来说明。

However, academics caution that the rush to the market could lead not to NHS trusts profiting, but to them being undercut by ruthless foreign competitors or losing patients abroad.“What's to stop US healthcare companies coming over here to poach patients.Or GPs sending patients to India for cheap operations? Or English hospitals raiding Scotland for sick people?” said Alan Maynard, professor of health econom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York.“It could be a real mess.” 有学者提醒这种急于向市场的转变带来的可能不是公费医院盈利，而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对手面前被迫降低医疗费用或者失去海外病人。

Some are concerned that despite the push the NHS has “missed the boat” when it comes to competing in global private healthcare.Jane Collins, chief executive of Great Ormond Street, which raises £23m from private patients and has just signed a contract in Kuwait to bring seriously ill children to London for treatment, warned: “In terms of UK plc, we are way behind the US, the Germans, Indian companies and Malaysian hospitals.”

第四篇：刑事诉讼法修改对检察机关反贪工作的影响和相关

刑事诉讼法修改对检察机关反贪工作的影响和相关...2011.10.17 20:50:52上海

刑事诉讼法修改对检察机关反贪工作的影响和相关对策

奉贤区院反贪局王益春

自1996年10月刑事诉讼法施行以来，已经时隔15年，目前刑事诉讼法正迎来第二次大修。根据目前已经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相关说明，这次修改的面较大，修改补充的条文比较多，拟将刑事诉讼法从现在的225条增加到285条。新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刑诉法”）修改、修正是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也是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一个切入点。新刑诉法修正案的出台，也将对检察机关反贪侦查工作产生重要影响。根据调研要求，我们现结合检察机关反贪实务工作，就新刑诉法修改可能对反贪工作的影响，作简要分析与预判。

一、新刑诉法对反贪工作的有利影响

分析新刑诉法修正案的有关条文，新刑诉法在侦查程序当中加大了打击职务犯罪的力度，强化了侦查手段和强制措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适当延长了拘传时间

原刑事诉讼法规定，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十二小时。修正案四十七条提出，案情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拘传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这一修订很有必要，实践中不少职务犯罪案件案情复杂或证据难以核实，在12小时内无法决定对嫌疑人适用相应的措施，这类型案件传唤、拘传时间延至24小时，为侦查机关查明事实、审查证据和作出决定给予了更多的空间。

（二）确立了技术侦查手段

新刑诉法修正案五十六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后，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追捕被通缉或者被批准、决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经过批准，可以采取追捕所必需的技术侦查措

施。经由技侦手段获取的材料可作为证据使用。反贪部门技术侦查手段针对的是重大贪污贿赂案件主体，他们往往是国家工作人员，位高权重，社会关系广泛，反侦察能力较强，采用常规手段很难破案。有了这一规定，采取科技手段取得定案的证据，对检察机关加大反贪查案力度、保证办案质量，会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从新刑诉法立法精神看，侦查权的变化呈现出既强化又限制的倾向。一方面，反贪侦查人员应充分运用和依法行使新刑诉法赋予的侦查权力，有效开展职务犯罪侦查活动，体现打击职务犯罪力度；另一方面，应当严格执行法律的限制性规定，例如采取技侦手段应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实务中一般须经省级检察机关批准等，严格限定技侦手段取得的证物的用途；侦查人员采取强制措施后要立即将嫌犯送至看守所；对犯罪嫌疑人讯问要在看守所进行，禁止在看守所以外的地方进行讯问等等。在行使必要的侦查权力、侦查手段的过程中，也要强化对侦查措施的规范、制约和监督，防止公权力的滥用。

二、新刑诉法对反贪工作提出的新挑战

新刑诉法的出台，在保障人权方面，在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方面，也增加了大量的规定。这既是面向法治向前迈进的一大步，也对反贪侦查工作提出了更高的工作要求。我们必须采取积极应对的态度，并以此为契机，转变观念，采取措施，提高能力，寻求有效的解决之道。

（一）增加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定

原刑诉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一般认为，这一规定表明，我国不承认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修正后的刑诉法在严禁刑讯逼供的规定后，增加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意味着控方不能强迫犯罪嫌疑人提供不利于他自己的证据，不少学者称之为法治进程中的一大跨越。然而这就要求侦查人员独立收集证据，不能过于依赖被追诉人的配合，对我国检察机关侦查人员长期依赖口供的习惯是个挑战。

（二）充实完善了证据制度

针对原刑诉法关于证据的规定比较原则，难以满足实践需要的问题，新刑诉法修正案中证据一章新增条款就有8条，进一步明确了证据种类和证明标准，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等。其中对侦查阶段取证工作产生重要影响的有：

一是增加了几种证据种类。新刑诉法吸收了两个《证据规定》的有关要求，“电子数据”、“辨认、侦查实验笔

录”等都列入“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并且明确“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等证据材料，经司法机关核实，也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从而完善了刑事诉讼法的证据种类。由此，反贪部门取证工作的证据来源得以扩大，如何有效、规范的获取证据，是反贪侦查工作面临的新任务。

二是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新刑诉法十七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告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违反法律规定收集物证、书证，严重影响司法公正收集的证据，也应当予以排除。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

三是明确了证明标准。原刑诉法对侦查终结、提起公诉和作出有罪判决均规定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为准确适用这一标准，新刑诉法明确认定“证据确实、充分”的条件，即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充实、完善，也对司法机关包括侦查部门的证明责任提出了更高要求。

（三）辩护权不断扩张

辩护权这部分的修改，被各界认为是新刑诉法的一个亮点，包括侦查阶段辩护人身份的明确，对律师法有关规定的进一步落实等。新刑诉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可以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据此，律师在侦查阶段在侦查阶段的介入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提供法律咨询，二是了解有关案件情况。新刑诉法还规定，除三类特殊案件即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恐怖活动犯罪案件、重大贿赂犯罪的共同犯罪案件以外，辩护律师持“三证”，无需其他任何批准，四十八小时内就能会见犯罪嫌疑人，且会见时不被监听。这将从立法上解决律师“会见难”的问题。

辩护权的扩张和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介入，是强化人权保障的体现。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律师介入侦查后，依法为犯罪嫌疑人分析其所交代事实的法律性质和后果，犯罪嫌疑人因畏罪而产生动摇心理是正常的，因而其供述具有不稳定性；如果律师违背职业操守，甚至违纪违法，给犯罪嫌疑人进行“指点”或者“暗示”，势必强化犯罪嫌疑人的侥幸心理，翻供、拒供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大。因此，反贪部门面临着更大的讯问破案压力，窝案、串案的办理难度也大大提高。

（四）同步录音录像在新刑诉法中明确规定

修正案四十九条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录音或者录像应当全程进行，保持完整性。结合之前两个《证据规定》和最高检的有关要求，讯问的过程应当进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庭审中经法庭提出要求，公诉部门应当当庭出示、播放同步录音录像资料，新刑诉法在这方面给予了法律上的肯定。同步录音录像的全面推行，有利于日后当事人提出供述系刑讯逼供时，通过录音录像查明事实、消除争议，也对反贪干警讯问工作的规范化提出了更高要求。

（五）增加了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的规定

修正案二十条规定：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由人民检察院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经依法通知，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应当出庭。据此，经法庭要求，侦查办案人员具有出庭说明情况的义务。我们认为，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主要针对程序性事实的证实，特别是证明取证程序是否合法，常常成为辩方要求侦查人员出庭说明的初衷。此时，侦查人员作为控方证人，就要在这方面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多角度地向法庭阐述收集证据的全过程。因此，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应具备相当稳定的心理素质与较强的应对能力。

三、检察机关反贪侦查部门应对新刑诉法的策略

新刑诉法的颁布实施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进步，同时对反贪侦查工作也将带来新的挑战。对此，我们必须采取积极应对的态度，并以此为契机，不断加强反贪侦查工作，提高侦查水平。

（一）转变侦查观念，调整侦查模式

由于职务犯罪的隐蔽性、直接证据的稀缺性、犯罪主体身份的特殊性等多方面原因，传统的侦查模式是依赖于一对一的口供，主要“由供到证”，案件有了初步证据后，直接接触犯罪嫌疑人，获取口供后，再根据口供寻找固定其他间接证据，这样的侦查模式简洁明了。但随着新刑诉法的出台，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律师提前介入、同步录音录像等多项规定，使得获取口供的难度大大增加，反贪侦查工作也将更加公开透明，如果还按照传统的侦查模式，案件很容易陷入进退两难的不利局面。因此，必须由传统的被动、简单、粗放型侦查

方式转变为现代的主动、理性、精确性侦查方式，实现侦查模式从“由供到证”到“由证到供”的转变。过去那种靠“一支笔、一张纸、两条腿”的传统侦查模式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现代办案工作的需要，应具有先进的侦查理念和技术手段。一方面，我们要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如实供述”，让其“自证其罪”的义务转化为其享有的权利保障，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如实供述”作为其减轻处罚的依据；另一方面反贪侦查工作又必须要在“零口供”定案能力方面下工夫，真正做到不必依赖口供定案。

（二）规范和加强初查

2008年以来，市院反贪局提出“分兵初查、滚动发现、集体评估、集中突破”十六字查案机制。这些内容和要求，适用整个侦查工作，主要针对初查阶段。突出强调初查中的指挥者，应当明了全局、掌握进程，能动地、有序地抓好线索分配直至案件突破过程中的各项工作，而这只有通过强化管理才能实现。随着十六字查案机制不断深化，初查管理工作越来越受重视，并且成为侦查机制转变中的一项重要保证措施。“十六字”查案机制应当进一步完善，以充分发挥我们侦查工作的主动性、侦查谋略的预见性、侦查措施的强制性、侦查手段的先进性。

（三）提高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的能力

贪污贿赂犯罪特别是贿赂犯罪的特殊性，决定了讯问的重要地位及获取口供在侦查破案中的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讲，无论如何强调保障人权、严格规制侦查行为，无论如何转换侦查模式，口供始终是一种定案证据，讯问也始终是侦破案件的重要措施和途径，其具有侦查成本低及对侦查破案起直接、可信、可靠的作用等特点。实践中，侦查人员要大胆探索获取口供的措施和途径，并重视研究讯问录音录像制度在突破案件、获取口供及遏制翻供等方面的作用，不断提高审讯破案水平，强化讯问破案功能，巩固讯问成果。同时，要严格依法文明办案，规范讯问行为，坚决杜绝为破案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从而保证讯问所取供述的合法性和证明力。

（四）提高取证固证的质量

证据问题是诉讼的核心，犯罪事实最终是要围绕证据来认定和落实的，新刑诉法证据制度的完善对反贪侦查取证工作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我们认为，在侦查阶段，侦查人员对证据的整体性应有充分的把握，分清主次，有步骤、有策略地开展取证工作。侦查人员要有“侦诉合一”的观念，尽量以公诉部门对案件证据的认定

标准来指导反贪侦查取证工作。反贪侦查部门在侦查取证时，要从以下几方面提高证据质量：一是坚持客观、依法收集证据原则，使每个证据的取得都符合法律程序，证明力达到法定要求；二是全案证据体系。如果没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就将影响对案件的最终处理。三是案件细节问题。如果没有查清楚犯罪事实的细节，就会影响相关证据的证明力，甚至使所取证据最终失效。

（五）严格执行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

要使侦查人员进一步认识做好同步录音录像工作的重要性，切实按照“全程、全面、全部”的要求，在办理每一起案件和每次讯问中都要严格执行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与此同时，要确保录音录像资料的技术数据标准，按照录音录像的录制、管理、保存规定，由专门人员负责和操作，使设备始终处于完好的状态，避免出现录音录像资料技术质量方面的问题。

（六）针对出庭说明义务，开展模拟庭审演练

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很可能要面对审判人员的质疑和辩方的“吹毛求疵”，这往往会让侦查人员心理上难以接受。一旦侦查人员不理智，回答中带有个人情绪的过激言语或出现矛盾之处，就会产生不利后果。因此，有必要开展模拟庭审演练，不仅要加强其作证技巧与应对能力的培训，通过庭前演练，使侦查人员真正出庭作证时，可以把专业的、客观的、无偏见的情况提供给法庭。另我们感到，新刑诉法在规定侦查人员出庭说明义务的同时，应当同时规定：侦查过程可能涉及到国家秘密或职业秘密的，如国家安全、秘密侦查的措施手段等，侦查人员可以也应当拒绝回答，或者向法庭说明情况并经准许采用不使对方知道的方式向法庭作证。

第五篇：行政诉讼法修改对行政机关产生的影响

行政诉讼法修改对行政机关产生的影响

一、《行政诉讼法》修改的背景和过程

（一）《行政诉讼法》修改的背景

1989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同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16号公布，自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

此后，1991年6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法院”）印发《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法[1991]19号），就行政诉讼中的受案范围、管辖、诉讼参加人、证据、起诉和受理、审理和判决、执行等问题作出了司法解释。

2000年3月8日，最高法院公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8号，以下简称最高法院司法解释），进一步就行政诉讼中的受案范围、管辖、诉讼参加人、证据、起诉与受理、审理与判决、执行等问题作出了司法解释。

据最高法院统计，2014年1-6月，法院受理行政一审案件66543件，同比增加22.25%，同期一审案件合计受理4777054件，同比增加7.87%，行政一审案件占一审案件的1.39%；法院受理行政二审案件23695件，同比增加35.56%，同期二审案件合计452161件，同比增加13.62%，行政二审案件占二审案件的5.24%；法院受理行政再审案件705件，同比增加7.31%，同期再审案件合计受理17462件，同比减少12.29%，行政再审案件占再审案件的4.04%。由此可见，行政案件的一审、二审、再审案件数量增幅较大，均远超同期法院受理案件总量增幅。行政案件的上诉率和申诉率较高，一审服判息诉率仅为64.39%，一审裁判结果认同率偏低。

据最高法院统计，2013年全国法院受理行政一审案件123194件，审结120675件，其中判决撤销7258件、变更59件、履行法定职责1332件、确认违法或无效1444件、赔偿309件，调解赔偿278件，行政机关一审败诉10680件，败诉率仅为8.85%。123194件行政一审案件中，城建类19972件、资源类18394件、劳动和社会保障类11704件、公安类10533件、计划生育类8203件、工商类3785件、交通类2494件，占据了较大比重。

由此可知，行政诉讼案件主要集中在土地房屋等不动产权属、自然资源权属、就业社保、治安等关系公众核心权利、利益的领域，公众在不服相关行政行为后，起诉率较高，因为败诉引起的上诉率和申诉率也相对较高。

同期，根据国家信访局统计，2013年1—10月份，全国县级以上党政机关信访工作机构信访量为604万件（人）次。从公众来信来访的情况看，仍然以反映自身利益诉求为主，主要集中在民生领域，问题比较突出的有三个方面：一是农村土地征收问题，二是城市房屋征收问题，三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问题。

可以看出，公众通过信访反映的问题与行政诉讼案件主要领域高度重合，信访事项主要是行政争议事项，行政诉讼与信访本末倒置，反映出社会公众的“信访不信法”，映衬出行政诉讼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的现状。修改《行政诉讼法》，成为最高权力机关的重大立法任务。

（二）《行政诉讼法》修改的过程 2013年12月底，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就《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进行了第一次审议，一审稿针对法院不敢、不愿受理行政案件的立案难问题，提出扩大受案范围、细化法院受理责任等保护公众诉权措施；针对行政机关干预裁判过程和结果的审理难问题，提出中级法院管辖被告为县级以上政府案件、对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完善判决形式、交叉审理民事争议等增强司法审查力度措施，针对行政机关不执行法院判决的执行难问题，提出将行政机关拒绝履行裁判书情况予以公告、对拒不履行裁判书影响恶劣的行政机关负责人进行司法拘留等措施。

2014年8月底，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进行了第二次审议。二审稿就行政诉讼审理对象问题，提出将“具体行政行为”修改为“行政行为”，就公众告官不见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回避应诉问题，提出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至少委托工作人员出庭，就行政复议机关为了不当被告懒于审查一味维持不利于行政复议制度发挥作用问题，提出复议作出维持决定的复议机关共同做被告，就公众起诉期限较短不利于行使诉权问题，提出将直接起诉期限由3个月延长至6个月、一般案件最长起诉期限由2年延长至5年，就行政案件审限较短问题，提出将一审案件审限由3个月延长至6个月，二审案件审限由2个月延长至3个月。

2014年10月底，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进行了第三次审议，并于11月1日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同日由习近平主席签署主席令第15号公布，自2015年5月1日起施行。

二、《行政诉讼法》修改的主要内容

（一）扩大行政诉讼被告、可诉行政行为和原告及第三人范围，拓展司法审查的广度

1.关于行政诉讼被告

现行《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25条规定，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该组织是被告。

《决定》将第2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修改后规定“前款所称行政行为，包括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作出的行政行为”。

现行《行政诉讼法》第25条规定，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行政机关被撤销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

《决定》将第25条改为第26条，相应内容修改为：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

2.关于可诉行政行为

现行《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下列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

（三）认为行政机关侵犯法律规定的经营自主权的；

（五）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

（六）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的；

（七）认为行政机关违法要求履行义务的；

（八）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

《决定》将第一款相应内容修改为：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

（四）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关于确认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决定不服的；

（五）对征收、征用决定及其补偿决定不服的；

（六）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

（七）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经营自主权或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土地经营权的；

（八）认为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排除或者限制竞争的；

（九）认为行政机关违法集资、摊派费用或者违法要求履行其他义务的；

（十）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支付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社会保险待遇的；

（十一）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

（十二）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

此外，现行《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决定》规定，将《行政诉讼法》相关条文中的“具体行政行为”均修改为“行政行为”，增加一条作为第53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在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可以一并请求对该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前款规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含规章”，增加一条作为第64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中，经审查认为本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的，不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并向制定机关提出处理建议”。

关于维持原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现行《行政诉讼法》第25条规定，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决定》将第25条改为第26条，相应内容修改为：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并增加一条作为第79条，规定“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作出裁判”。

3.关于行政诉讼原告和第三人

现行《行政诉讼法》第24条第一款规定，依照本法提起诉讼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原告。第27条规定，同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

《决定》将第24条改为第25条，将第一款修改为：“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将第27条改为第29条，修改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同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但没有提起诉讼，或者同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第三人承担义务或者减损第三人权益的，第三人有权依法提起上诉”。

（二）完善起诉期限和形式制度，强化法院受理职责，破解“立案难” 1.关于起诉期限和形式 现行《行政诉讼法》第39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决定》将第39条改为第46条，修改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现行《行政诉讼法》第40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特殊情况耽误法定期限的，在障碍消除后的十日内，可以申请延长期限，由人民法院决定。《决定》将第40条改为第48条，修改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属于其自身的原因耽误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限内。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特殊情况耽误起诉期限的，在障碍消除后十日内，可以申请延长期限，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

《决定》增加一条作为第50条，规定“起诉应当向人民法院递交起诉状，并按照被告人数提出副本。书写起诉状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起诉，由人民法院记入笔录，出具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并告知对方当事人。”

2.关于起诉审查与处理

现行《行政诉讼法》第42条规定，人民法院接到起诉状，经审查，应当在七日内立案或者作出裁定不予受理。原告对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

《决定》将第42条改为两条，作为第51条、第52条，修改为： 第51条 人民法院在接到起诉状时对符合本法规定的起诉条件的，应当登记立案。对当场不能判定是否符合本法规定的起诉条件的，应当接收起诉状，出具注明收到日期的书面凭证，并在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不符合起诉条件的，作出不予立案的裁定。裁定书应当载明不予立案的理由。原告对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起诉状内容欠缺或者有其他错误的，应当给予指导和释明，并一次性告知当事人需要补正的内容。不得未经指导和释明即以起诉不符合条件为由不接收起诉状。对于不接收起诉状、接收起诉状后不出具书面凭证，以及不一次性告知当事人需要补正的起诉状内容的，当事人可以向上级人民法院投诉，上级人民法院应当责令改正，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52条 人民法院既不立案，又不作出不予立案裁定的，当事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起诉。上一级人民法院认为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立案、审理，也可以指定其他下级人民法院立案、审理。

（三）完善管辖、裁判类型等制度，强化行政机关应诉职责，破解“审理难”

1.关于行政案件管辖

现行《行政诉讼法》第14条规定，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行政案件：

（二）对国务院各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决定》将第14条改为第15条，修改为：“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行政案件：

（一）对国务院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所作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决定》将第17条改为第18条，增加规定：“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审判工作的实际情况，确定若干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域管辖行政案件。”

2.关于诉讼中的期限

现行《行政诉讼法》第43条规定，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有关材料，并提出答辩状。《决定》将第43条改为第67条，相应内容修改为：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并提出答辩状。

现行《行政诉讼法》第57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作出第一审判决。《决定》将第57条改为第81条，相应内容修改为：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作出第一审判决。

现行《行政诉讼法》第6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应当在收到上诉状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终审判决。《决定》将第60条改为第88条，修改为：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应当在收到上诉状之日起三个月内作出终审判决。

3.关于被告应诉义务

《决定》增加一条作为第3条，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

《决定》将现行《行政诉讼法》第56条改为第66条，增加规定“人民法院对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将被告拒不到庭或者中途退庭的情况予以公告，并可以向监察机关或者被告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提出依法给予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处分的司法建议。” 4.关于诉讼期间行政行为的执行

关于诉讼期间停止行政行为执行的情形，《决定》将现行《行政诉讼法》第44条改为第56条，增加规定“

（三）人民法院认为该行政行为的执行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情形，并规定“当事人对停止执行或者不停止执行的裁定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一次”。

《决定》增加一条作为第57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起诉行政机关没有依法支付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金和工伤、医疗社会保险金的案件，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不先予执行将严重影响原告生活的，可以根据原告的申请，裁定先予执行。当事人对先予执行裁定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5.关于适用调解、民事争议处理

关于适用调解问题，现行《行政诉讼法》第5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第67条规定，赔偿诉讼可以适用调解。《决定》将第50条改为第60条，修改为：“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但是，行政赔偿、补偿以及行政机关行使法律、法规规定的自由裁量权的案件可以调解。调解应当遵循自愿、合法原则，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关于以非法手段使原告撤诉问题，《决定》将第49条改为第59条，规定“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或者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十五日以下的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以欺骗、胁迫等非法手段使原告撤诉的”，并规定“人民法院对有前款规定的行为之一的单位，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规定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关于民事争议处理问题，《决定》增加一条作为第61条，规定“在涉及行政许可、登记、征收、征用和行政机关对民事争议所作的裁决的行政诉讼中，当事人申请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审理。在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认为行政案件的审理需以民事诉讼的裁判为依据的，可以裁定中止行政诉讼。”

6.关于简易程序

《决定》增加三条，作为第82条、第83条、第84条。

第8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下列第一审行政案件，认为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

（一）被诉行政行为是依法当场作出的；

（二）案件涉及款额二千元以下的；

（三）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案件的。除前款规定以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当事人各方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发回重审、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不适用简易程序。第83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行政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审结。第84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件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裁定转为普通程序。

7.关于裁判类型

关于撤销判决的适用情形，《决定》将第54条第（二）项修改为第70条，增加规定“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六）明显不当的。”

关于变更判决的适用情形，《决定》将第54条第（四）项修改为第77条，增加规定“行政处罚明显不当，或者其他行政行为涉及对款额的确定、认定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变更。人民法院判决变更，不得加重原告的义务或者减损原告的权益。但利害关系人同为原告，且诉讼请求相反的除外”。

关于给付判决，《决定》增加一条作为第73条，规定“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查明被告依法负有给付义务的，判决被告履行给付义务”。

关于确认违法或无效判决，《决定》增加一条作为第74条，规定“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

（一）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

（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

（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

（二）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

（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判决履行没有意义的”。增加一条作为第75条，规定“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增加一条作为第76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或者无效的，可以同时判决责令被告采取补救措施；给原告造成损失的，依法判决被告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行政协议纠纷，《决定》增加一条作为第78条，规定“被告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本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协议的，人民法院判决被告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责任。被告变更、解除本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协议合法，但未依法给予补偿的，人民法院判决给予补偿”。

（四）加大拒绝执行行为打击力度，强化行政机关执行职责，破解“执行难”

《决定》将第65条第三款作为第96条，增加规定“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判决、裁定、调解书的，第一审人民法院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三）将行政机关拒绝履行的情况予以公告；

（五）拒不履行判决、裁定、调解书，社会影响恶劣的，可以对该行政机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拘留”。

三、《行政诉讼法》修改对行政机关的影响

（一）行政诉讼被告、可诉行政行为和原告及第三人范围扩大

1、规章授权组织可作行政诉讼被告，从而独立行使职权并承担责任 一般来讲，由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职权涉及领域较广，立法内容较为原则宽泛等原因，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总体数量不多、比重不大，享有部门规章制定权的国务院部门、直属机构往往成为该领域行政事务的主要立法者，享有地方规章制定权的地方政府往往成为该地区行政事务的主要立法者。部门规章和地方规章往往更为贴近行业和地区实际，特别是管辖、程序等方面的规定操作性和执行性较强。在行政机关的行政活动中，部门规章和地方规章成为行政机关执行的主要法律依据。

同时，随着新一届中央政府简政放权的力度不断加大，权力下放、权力剥离将主要在规章的执行性规范中体现。以司法行政部门为例，地方司法行政部门可以通过提请司法部或者有规章制定权的地方政府制定规章，将权力下放、剥离至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律师协会、公证协会、司法鉴定业协会等社会组织，相关社会组织可以根据规章授权独立行使权力承担责任，相对人也可以就相关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作出的决定以其为独立被告提起诉讼，从而促进社会组织更好地实现行业自律和社会自治。

2.复议机关维持原行政行为做共同被告，需提高复议审理和行政应诉能力 由于行政复议制度主要定位于行政机关内部上下级之间的层级监督，加之实行书面审理缺乏证据交换、举证质证、当庭辩论等准司法程序，行政复议一直面临着官官相护、走过场走形式的质疑。复议机关决定改变原行为需要做被告，决定维持原行为无需做被告，导致行政复议机关趋利避害，懒于审查监督下级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使得行政复议难以发挥行政争议解决前置途径和主渠道的作用。

《决定》如此修改，可以督促行政复议机关切实履行行政复议职能，对下级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监督，并为作出的复议决定承担法律责任。相应地，拥有行政复议职能的行政机关，需要通过集中学习、开展培训、旁听审判等方式，提高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技能，做好行政复议与应诉工作。

同时，由于《决定》规定，“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行政案件：

（一）对国务院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所作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这会促使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在提起行政复议时，更多地倾向于选择同级人民政府作为复议机关，若同级政府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则该地方政府为共同被告，经复议后可向中级法院起诉，以便提高管辖层级,使得案件有机会由中级法院一审、高级法院二审。

3.可诉行政行为范围扩大，作出关系公众权益行为均需评估诉讼风险 《决定》将现行《行政诉讼法》中的利害关系内容由“人身权、财产权”扩大为“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同时将确认自然资源权属行为、征收私有财产及其补偿行为、侵犯农村土地经营权行为、不支付社会保障待遇行为、排除或限制竞争行为、不履行或变更特许经营或征收补偿等协议行为，均明确列为可诉行政行为。

这也是当前行政争议较为集中，而法院因为政府干预等原因难以受理，导致公众求告无门，社会矛盾较为突出的领域。明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行为、特许经营、征收补偿等行政协议的可诉性，使法院受理征地拆迁案件、行政合同案件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极大地保障了被征收人、行政合同相对人的诉权，同时意味着司法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审查监督范围进一步扩大。行政机关迫切需要增强依法行政和法律风险意识，提高依法履职能力。

4.规范性文件纳入司法审查范围，制定红头文件需加强合法性审查 现行《行政诉讼法》将可诉行政行为限定为“具体行政行为”，规定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参照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但是对于规范性文件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是否可以参照或者经审查后参照，未作出明文规定。实践中，大量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并未经过审慎的合法性审查，红头文件泛滥侵权问题饱受社会诟病。

《决定》将条文中的“具体行政行为”统一修改为“行政行为”，规定可以一并审查规范性文件。这就意味着，行政机关在应诉时，可以提交法律、法规、规章以外的规范性文件作为依据，若原告方就该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提出审查请求，法院可以进行审查后决定适用或者不予适用，并可向制定机关提出处理建议。对此，行政机关需要在适用法律规范时，更好地辨识法律冲突问题、提高适用法律能力，并在制定规范性文件时，进一步加强合法性审查等备案审查工作，避免规定与上位法不一致的内容。

5.行政行为利害关系人可作原告，处理结果利害关系人可作第三人，行政活动需权衡更多权利义务关系

实践中，一些行政行为并没有具体特定的行政相对人，或者行政相对人并未提起诉讼，利害关系人如果没有诉权，就不能有效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同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者如果不能及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也不利于法院查明事实解决争议，不利于裁判的最终执行。

此次修法，扩大了原告和第三人诉讼主体范围，使得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均可作为原告起诉，未提起诉讼的行政行为利害关系人、案件处理结果利害关系人均可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强化了对公众行政诉权的保护。

对此，行政机关也需要在行政程序中，将行政行为相对人、行政行为利害关系人、案件处理结果利害关系人均纳入行政调查、检查等活动中，充分查明案件事实、有效保护各方合法权益，提前防范和化解诉讼法律风险。

（二）原告起诉期限延长、法院受理职责强化，入口畅通将伴随案件数量大增

1.延长起诉期限、口头可以起诉，行政机关被诉概率增加

这次修法，以利害关系人知道或应知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行政行为作出之日，分别作为直接起诉期限和最长起诉期限的起算点，将直接起诉期限延长至6个月，并明确了最长起诉期限，在充分保护原告方诉权的同时，督促原告方及时行使诉权。而允许原告口头起诉，使得文化水平、书面能力较弱的公民，在遇到行政机关侵权时，也可以向法院申请救济，降低了进入行政诉讼程序的门槛。

对此，行政机关将面临因起诉期限延长、准许口头起诉带来的行政案件数量增长问题，在就原告起诉期限、形式等问题抗辩时，也要相应调整应诉答辩内容。

2.法院受理职责强化，行政诉讼入口敞开，大量行政争议将由信访转入诉讼渠道

《决定》将法院起诉审查内容明确为是否符合起诉条件，要求法院对不能判定情形接受起诉状并出具书面凭证，不予立案的应当出具书面裁定书并告知理由，对于起诉状内容欠缺应进行指导释明并一次性告知补正内容，对不符合规定情形可投诉提请上级法院监督改正，对逾期不予立案又不作出不予立案裁定的，可向上一级法院起诉，强化了收到起诉材料后法院的登记、释明等责任，并要求上级法院加强监督，在下级法院不作为时由上级法院亲自受理，通过降低原告方起诉门槛、强化司法审判机关责任的方式，极大地保护了原告方诉权。

这是此次修法为破解行政诉讼立案难问题作出的重大修改，必将极大地激发公众不服行政行为后提起行政诉讼的积极性，相应减少信访数量，行政诉讼案件数量可能出现一个大幅增加的变化，对行政机关执法和应诉能力带来一个挑战。对此，行政机关需要更加注重日常工作中的依法行政，并加强应诉工作人员力量配备，应对行政案件数量增长问题。

（三）案件管辖、裁判类型等审判制度进一步完善，行政机关应诉职责强化，迫切需要提高行政和应诉能力

1、行政机关出庭义务强化，负责人或者工作人员应当出庭应诉 行政机关负责人、工作人员不出庭应诉，是由于行政机关不愿意配合法院司法审判工作、不愿意接受司法审查监督，或者不愿当被告、怕丢面子、不擅长诉讼等多种因素。然而，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由被告方承担证明责任，被告不出庭应诉，导致法院难以对案件进行实质审理，原告方也对行政机关不参加诉讼颇多诟病。

客观而言，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是被诉行政行为的经办人、亲历者，负责人是决策权享有者和决策责任承担者，行政机关负责人及工作人员不出庭应诉，仅委托律师或其他人员作为一般代理人代为出庭应诉，由于代理律师并非行政活动亲历者，且不能对行政争议的实质解决进行决断，导致法院难以通过法庭调查查明案件事实，难以高效、实质化解行政争议。

此次修法，使法院可以采用公告方式，通过社会舆论压力迫使行政主体配合行政诉讼，也可以通过司法建议引入行政监察部门或被告的上级机关进行监督，督促行政主体积极参与行政诉讼。这会促使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情况、工作人员出庭情况列为考核指标，影响行政机关及其负责人、工作人员的考评，同时也督促行政机关及其负责人、工作人员通过培训等形式学法、用法，提高依法行政和出庭应诉技能。同时，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有助于行政决策者了解行政执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切实解决行政争议，并增强行政机关依法决策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2.中级法院管辖县级以上地方政府被诉案件，高级法院可以确定跨区域管辖法院，行政机关干预司法审判空间变小

根据最高法院司法解释规定，被告为县级以上、省级以下地方政府的案件，可以由基层法院一审、也可以由中级法院一审。该规定立足于破解县法院审不了县政府的审判难题，但规定仍不够明确、彻底。《决定》明确，只要是以县级以上地方政府为被告的行政案件，即由中级法院直接管辖。这就破解了当前县法院与县政府同城办公、县法院行政级别低于县政府、人财物均受制于县政府导致的审理县政府难题。

同时，《决定》规定高级法院可以经最高法院批准后，确定若干法院跨行政区域管辖行政案件，打破了司法管辖区域与行政管辖区域相一致的局面。结合当前基层和中级法院的人财物将由省级法院统一管理的改革动向，随着跨行政区法院的设置，行政机关干预法院审判的难度大大增加，法院的司法审判职能真正成为中央事权，基层和中级法院将真正回归为中央设置在地方的法院，司法审判的地方保护问题有望得到缓解。对此，行政机关需要切实尊重法院的司法裁判权，通过严格依法履职，提前防范诉讼法律风险。

3.行政答辩期、一审二审审理期限延长，行政机关可以更加充分证明被诉行为的合法正当性

实践中，行政主体和法院一般均执行法定节假日和公休日制度，十个自然日中如果遇到周末或其他假日，期间往往只有几个工作日，被诉行政机关不便准备应诉答辩，法院接收应诉答辩材料也存在诸多不便。行政主体一方准备应诉答辩时限过于仓促，也不利于法院有效查明事实公正审理案件。

对此，《决定》修改使得行政主体有比较合理的时间收集、整理答辩材料，更具操作性。由于行政案件专业性较强、有的案件案情较为复杂，有时难以在法定审限内办结。《决定》延长法院审理期限，基本保障了法院公正审理案件的时限要求。行政机关也可以在法定审限内，就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正当性进行充分论证，更好地说服法院支持合法正当的行政行为。

4、法院在诉讼中的审查监督措施和手段强化，就行政行为执行问题拥有更大监督空间。

关于诉讼期间停止行政行为执行的情形，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了被告决定、当事人申请法院同意等情形，但并未规定法院可以依职权决定。此次修法，规定法院认为行政行为的执行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可以裁定停止执行，有利于案件的顺利审理和最终执行。

同时，这也影响到行政机关作出及执行行政行为的效率。为此，行政机关需要更加重视行政行为被诉对行政效能带来的影响，不但要权衡行政行为被法院撤销等败诉风险，还要权衡行政行为一旦被诉带来的停止执行影响效率问题，在行政行为作出前充分考量相关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义务，尽量减少案件被诉概率。

另外，修法增加规定，起诉行政机关没有依法支付最低生活保障金和工伤、医疗社会保险金案件，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不先予执行将严重影响原告生活的，法院可根据原告申请裁定先予执行，加大了对弱势群体的民生保障力度，进一步督促行政机关积极履行支付社会保险金、提供社会救助等民生保障职责。

5.扩大行政调解适用范围、解决交叉民事争议，力求真正实现案结事了 一般来讲，行政主体应当严格遵循法定权限和程序作出行政行为，行政诉讼中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不存在就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调解的问题。而行政赔偿诉讼中，因为涉及到赔偿金额、赔偿方式等内容，具有一定的民事争议属性，适用调解可以更快更好地解决争议。

然而近年来，由于法律规定不得调解，原被告大量进行私下和解，采取原告撤诉的方式结案，加之行政主体一方相对原告而言占据优势地位，和解撤诉中存在欺骗胁迫等非法情形，法院又不便对原告自行提出的撤诉进行过多审查，导致行政诉讼撤诉案件中存在不公正、不合法等问题。实践中，法院为了更好化解行政争议，也在庭外就原被告之间的行政争议开展了大量协调工作，但未被现行法律所认可。

为此，《决定》修改规定，行政赔偿、补偿以及行使自由裁量权案件可以调解，并强调调解应当遵循自愿、合法原则，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以欺骗、胁迫等非法手段使原告撤诉的，法院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或者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十五日以下的拘留，对单位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

这就将可以调解的行政争议基本纳入了调解适用范围，赋予了法院和行政机关依法进行和参加调解的权利，并就调解和解的合法公正性提出要求。今后，行政机关在行政诉讼中，可以就赔偿补偿等自由裁量行为引发的案件，在法院主导下充分进行调解，切实化解纠纷。

同时，实践中，行政争议往往夹杂着民事争议，特别是涉及自然资源权属、征收补偿和特许经营等行政协议的民事争议，如果行政诉讼中不予处理，当事人要重新提起民事诉讼，民事审判中由于掺杂较为专业的行政争议也难以切实公正处理。

为此，《决定》采纳了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相关内容，进一步规定在涉及行政许可、登记、征收、征用和行政机关对民事争议所作的裁决的行政诉讼中，当事人申请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法院可以一并审理。这就扩大了法院可以一并解决的民事争议的范围，有助于解决行政诉讼裁判后争议仍未完全解决的“程序空转”问题，可以减少行政机关等当事人参加诉讼的讼累，拿出有效时间和精力切实通过行政诉讼化解相关争议，真正实现案结事了。而行政机关则需要在行政诉讼中同时做好相关民事争议的应诉工作，提高争议解决效率。

6.丰富裁判类型、增加审查内容，司法审查职责和力度进一步强化 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可以判决变更。这样，法院对行政行为进行合理性审查，仅限于行政处罚是否明显不公。《决定》修改后规定，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行政处罚明显不当，或者其他行政行为涉及对款额的确定、认定确有错误的，法院可以判决变更。这就加大了法院对行政行为合理正当性的审查力度，行政机关在今后的行政活动中，需要在注重严格依法行政的同时，更加注重行政行为的正当性、合理性。

《决定》还增加了判决履行给付义务、判决就行政协议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责任，就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给予补偿等裁判类型，更加主要行政诉讼的解决争议职能，要求行政机关全面充分履行职责。

为此，行政机关在今后的行政应诉活动中，应当就作出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行为进行充分全面的答辩，不但要就合法性进行答辩，还要就正当合理性、全面充分履行职责进行答辩，提供了对行政应诉答辩工作的要求。

7.设置行政诉讼简易程序，提高行政审判效率

在行政诉讼实践中，近年来政府信息公开纠纷案件数量增幅较大，在行政案件中占据了较大比重，而政府信息公开案件权利义务关系较为明确，基本可以由一名法官独任审判。同时，刑事诉讼、民事诉讼中都在积极探索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就部分行政案件采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也变得非常有必要。引入简易程序，一方面提高了法院审判和行政机关应诉的效率，同时也对行政机关在短时间内做好相关案件的应诉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若被告不能充分利用较短时间证明被诉行为的合法正当性，可能会导致法院仓促作出行政机关败诉的裁判。对此，行政机关应给予必要的重视，在较短时间内做好适用简易程序案件的应诉答辩工作。

（四）加大对拒不执行司法裁判行为的惩治力度，力求破解“执行难” 在实践中，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不愿配合行政审判，在法院作出不利裁判后，回避或阻挠生效裁判书的执行，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为了督促行政机关执行生效行政裁判，《决定》增加规定了一些执行保障措施，规定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一审法院可以将行政机关拒绝履行的情况予以公告，拒不履行判决、裁定、调解书，社会影响恶劣的，可以对该行政机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拘留。

法院可以采取社会舆论监督、对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依法限制人身自由等方式，督促行政机关执行生效行政裁判，这就需要行政机关高度重视行政裁判书、调解书的执行，避免承担不必要的法律责任。

综上所述，此次修改《行政诉讼法》，加大了对原告方诉权的保障力度，强化了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审查力度，完善了督促行政机关参加行政诉讼、执行行政裁判的制度和措施，行政机关需要更加注重依法行政、合理行政，并尽快有效提高行政诉讼应诉能力，以面对法律修订可能带来的行政案件数量大幅增加、行政诉讼应诉难度加大等新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