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为什么能》读后感

第一篇：《新加坡为什么能》读后感

《新加坡为什么能》作为一部从国人视角较为全面介绍新加坡建党治国战略的书籍，以儒家思想为主线贯穿全书，分别从新加坡行动党在独立治理国家的五十五年间所秉持的执政哲学、执政战略、执政举措此三方面对新加坡政府及政党发展历程进行了一个较为清晰的回顾，也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下寻求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径提供了一个模板。

人民行动党作为新加坡的执政党，以在选举中连续几十年的绝对性优势成为政府的合法组织者掌舵整个国家，在自主性较强的国内政治环境中，充分发挥了政党在治国中的主动性和团队优势，依靠李光耀领导下的行动党人的卓越才能，成功地改变了新加坡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并以输入型发展的模式迅速完成了工业化，使得新加坡的制造业在二十世纪中期的十年间成为世界主要电子产品出口国，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对上世纪中叶新加坡发展成就的研究已不是近年来新晋的显学，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以新加坡为鉴，提出了多项与当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相关的措施，获得了良好的收效。具备一个稳定团结高效的政府是新加坡模式成功的核心，行动党多年来平稳的执政历程与整个国家的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新世纪伊始，我党深刻认识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和一成不变的，随之提出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系列目标，因此也再一次将党建工作提到了更高的层面。如何解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建设和施政方略，从而提炼出有益于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建与发展规划与具体措施，这都有赖于我们每一位党员更为深入地思索。

治乱催生向心力——对新加坡社会秩序得以快速重构的分析

新加坡在1945年结束日据时代殖民占领后的十八年间始终处于社会秩序动荡的状态。宗主国英国虽对这一地区恢复了军事管制，但其控制力相比其十九世纪以来近一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已明显降低。以泛马来西亚地区为核心的民族主义矛盾的激化以及各政治团体间的持续角力，逐步成为这一时期新加坡主动寻求除“殖民地”和“联邦”以外第三种途径来满足自身政治诉求的推动力，地区间孱弱的民主政治体系夹杂在民族冲突之中，加速了新加坡独立的进程，同时也逐步形成了现有新加坡族群的基本建构以及特有的类民主式多元政治文化。

1963年马来西亚联邦的成立无法消除多年来国内政局动荡的局面，由于下辖新加坡、马来亚、沙捞越和沙巴四邦党派治理模式以及族群分布的差异，国会与地方政权产生了激烈的利益冲突，联邦制松散的约束机制在由党派纷争引发的不间断的内乱面前无法有效制衡争议各方，此种中央权力对地方有限的管控也使得**频发的新加坡不断被边缘化。新加坡在人民行动党占绝大多数地方议会议席的情况下，被动独立后主动寻求国际认可和支持也在情理之中。

作为一个由华族、马来族和印度族为主要人口构成的蕞尔小国，世界各国对于独立后土地和资源短缺的新加坡能否继续存在表示了怀疑。彼时最大的反对党社会主义阵线也在不断以策划游行和煽动**等方式抵制人民行动党组成的议会和政府，社会动荡的阴霾长期困扰亟待变革的新加坡。以李光耀为总理的内阁有效把握了本国人民在多年的动荡之后对和平与安宁的诉求，将政府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重建经济体系和社会秩序上来，借助二战后新工业革命的大潮，新政府准确抓住本国劳动力供给充足的特点，大力发展加工制造产业。同时将教育、医疗、住房等与民众福祉相关的公共事业作为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地争取到了全国不同族群的政治支持。1980年开始，新加坡又将经济发展重心转移到刚刚兴起的芯片制造业以及其它高科技产业，以产业结构的升级来与邻国廉价的劳动力抗衡，最终保证了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维持8%的增速，失业率降低至3%，成功跻身亚洲经济发达国家行列。

历史证明，国家秩序由乱转治的过程必将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如前苏联卫国战争胜利后的社会主义大工业建设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选择何种路径作为国内经济社会重建的依托，决定了未来一国长远的发展。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建国之初虽处于社会秩序动荡的环境之中，但国内族群

间矛盾远未达到激化的程度，政党间的斗争也限定在了与社阵在治国理念上的冲突，人民对提升生存质量的需求成为了当时新加坡社会较为突出的矛盾，政府致力于发展经济的做法也迎合了大多数群众对政府的客观要求与预期，较为统一的社会态度逐步形成，有效地支撑起行动党的执政基础。

实践理性——跳出经典窠臼的执政哲学

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将儒家文化的性格特征定义为一种实用理性，是一套实际和理性的原则，并强调珍惜经过历史考验的本土价值观念，尊重在历史中自然形成的风俗习惯。他认为应从有限理性的事实出发，人们在进行复杂的社会变革的时候，就必须保持谦虚谨慎的渐进态度，视方案的制定为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视目标的实现为一个不断接近的过程。他“反对用死的定义来束缚实践，而强调用活的实践来创新定义”，测试一个理论和计划的方法是：“它是否行得通。”

李光耀曾经对新加坡发展中所坚持的渐进发展表述为“演化而成的制度比设计而成的制度更优秀”，一项制度的制定与执行也是在不断地试错与及时调整间趋于成熟。行动党坚持以现实生活和国内客观实际作为各项政策制定的依据，并按照“做法正确”的标准接受实践的检验，不断对政策进行调整，以期达到最优的效果，确保在获得实效的前提下上升至制度层面得以更好地推广。这种尊重实际又不拘泥于已有制度的做法是符合新加坡社会发展特点的，也符合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历史发展规律。

人民行动党的建党宗旨是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标，在建党初期也是以民主社会主义为信仰，但在国家运行的过程中，盲目追求结果的平等必然使得有限的社会资源捉襟见肘。行动党人对治国理念有了更切合实际的认识，李光耀坚持强调机会平等下实事求是的社会主义，放弃强求结果平等的封闭僵化的社会主义。在新加坡主动开放吸引西方发达国家优秀资本进入国内的同时，李光耀避开了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类敏感意识形态无谓的争论，只是客观地按照“新加坡没有原料可资剥削，只有劳力”的实际，提出了建设出口加工贸易为主的经济政策，并着力培养国民的“技能和工业生产能力”。存而不论的务实主义特点也确保了新加坡经济发展有一个更加宽松的政治环境。

国富民强的终极目标——避免党争内耗的强人执政战略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对其执政模式定义为“托管式民主”，党内一致认为：由政党间充分的竞争式选举可能出现的联合政府或轮流执政的政权组织形式不利于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体政策保持连续稳定性，政党间争夺合法执政权的过程会直接消耗政府在组织经济建设和维护社会秩序中应有功能的发挥。

新加坡一党优势与多党并存的格局正是该国稳定的政治生态的一个突出表现。托管式民主政治建立在与选民紧密联系的基础之上，以为民服务为日常工作的切入点。在系列制度的规范下，政府内行动党各级官员能悉心听取选民的诉求，及时按照法规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行动党以其公正亲民的作风，有效地在人民中建立起了不可企及的威信，历年大选中压倒性地胜出也完全符合各方的预期。

新加坡几十年来一党优势政治格局是公民主动选择的必然结果，在这背后有太多以李光耀为代表的第一代人民行动党人强人政治的色彩。依赖优秀领导人的卓越才华以及将建国为己任的高尚意志，李光耀以近乎理想化的建党治国理念，运用各项严格的管控措施，构筑起一个强大的执政党，并成功带领新加坡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令世人称道的成就。强人掌舵国家是新加坡这个社会构成复杂、国土面积狭小的沿海国家在较短的时间内由乱转至的关键。按照组织行为学对领导特质的分类，李光耀应当符合权威型领导的各项指标，长于乱世、留学西方，其个人成长经历和复杂的教育背景都为其日后在领导人民行动党中的理论与实务提供了较充分的支撑。不管是在隶属马来西亚时期为新加坡权利的据理力争，还是建国后与反对党开展的全方位的政治角逐，他都能清醒地判断局势，切合时机地提出不同的应对措施。怀着对新加坡高度的忠诚与依恋，李光耀在治国中倾注了毕生的心血，他以东方人特有的视角将对中华儒学和西方民主的解读融入到治理新加坡的每一个阶段。

以保持政府执政活力为导向——积极主动的执政策略

人才策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人着力倡导“君子执政”、“能人执政”，坚持“有好领袖才会有好政府”的人才观，并将其上升为与“好的制度”同等重要的执政理念。李光耀在对二战后亚洲多数独立的新兴国家进行研究后，提出“人民仍然以族群领袖为效忠的国家中，优秀强悍的领袖党争是这类国家得以迅速发展的秘诀” ,“新加坡最关键的发展因素在于部长能力高强，并拥有一群素质高的公务员做后盾”, “年轻的领袖和干部掌管行动党，他们继续坚信通过廉洁和有效的政府，来改善全体新加坡人们的生活”。以此为基础，李光耀在多年执政的过程中也提出了具有新加坡特点的人才观理论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如领导应具备的六大品质、先天素质优于后天养成、主动争取社会各界人才加入行动党、领导岗位的及时更新等，在保证执政党队伍稳定前提下不断提升党员的素质和政党的执政能力，确保了后强人政治时代精英政治体系持续的完善与发展。

法治策略——“万事皆归于一，百度皆准于法”，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执政权威借助法制得以确立，并重视在治国的过程中依照上述法律规范维护职位权威，着力于塑造“对政府的服从就是服从法理权威”的社会舆论环境。对于国内各项治理政策的研究过程，行动党坚持保留与民协商国策和接受舆论的政治作风，执政党尽量让国人针对影响生活的课题发表意见，但总理必须在提取意见，考虑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作出决定，不能被少数人和反对派所左右。政府“明确地设下„超越范围‟的记号”，其用意鲜明的将自身开明和协商的限度公之于众，运用法律的武器，依法处理各界对政府不实的批评，在依法管理的前提下，将保护民众的言论自由权利统一起来，较好地实现了对社会的有效控制，确保各项政策的贯彻实施。

廉政策略——国际透明度组织连年对新加坡政府的廉洁程度评为“亚洲第一，直接前茅”这一骄人成绩，也再一次验证了保持执政党活力与清廉是防范一党长期执政可能陷入腐败、衰落怪圈的不二法门。李光耀在行动党长期的建设过程中，将本人对国家的高度忠诚和高尚的品行注入到每个党员的意识之中，并营造“君子执政”文化氛围且身体力行，突出“置个人利益于社会之上是小人行径”的观念，将优秀的廉政文化和高尚的执政理念以制度化的方式加以固定，借助强大的思想攻势促进党员队伍高度自我约束观念的形成。同时，行动党大胆创新政府公职人员的薪金制度，将不同级别的政府领导人员与相应的企业高管的功能进行类比，肯定公职人员个人贡献的重要意义，制定系统的收入换算标准，大幅提升公职人员的收入水平。在高薪的保障下，廉政工作效果显著，保持并不断提升政府效率。

谈新加坡的文化认同

新加坡国内不同族群的构成特点以及殖民文化的背景使得同一文化的认同度较低，人民行动党有效避开了关于国家文化层面的争论，坚持“存而不论”的处理策略，有效缓解了多元文化的冲突。民众对政府托管式民主的支持主要表现在于多年来人民行动党领导国家所取得成绩的肯定，其根源是一种对维持社会稳定以持续保有个人资产的利益选择。正如李光耀常表述的观点：“要让人民保卫新加坡，就必须让新加坡有值得人民去保护的东西，政府所捍卫的不只是有钱人的财产……如果每个家庭都拥有自己的住房，社会也不会发生动荡，国家将会更稳定，人民也会更佳感激、支持实行这项政策的政党”。

在政治制度层面，李光耀领导的行动党不接受“在自由企业之外还一定要有民主制度后自由市场才会成功”这一过分简单的判断。坚持有限民主和精英政治下的一党优势格局，行动党在自身党建和国家事务管理中通过科学的人才选拔任用机制和强有力的监督约束措施表现出了优秀的领导素质，民众对这一政治文化也通过每届政府的选举表示了充分的认同。在广受发达国家诟病的新加坡式民主政体之所以保持长久的稳定，完全取决于新加坡民众对这一政治文化的高度认同。

李光耀以务实的态度充分吸收不同地区文化的优势，重点将中华传统儒家思想中“仁义礼智信” 的核心价值观灵活运用到建党和治国之中，强调执政党应具备儒家“五常”的基本素养，以严格的标准规范党员的言行，促进其社会责任感的养成。“精诚所至，取信于民”的施政理念也在多年的国家治理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新加坡社会的文化认同有其客观的局限性，管制型政府对国家强有力的控制约束了社会文化的自然发展，也限制了外来文化的输入。随着国家建设的进一步深入，民众的文化自觉进而上升为政治权益的觉醒必然会对现有文化体制和政治体制带来挑战，这也是未来新加坡政府在社会管理方面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结语

“成功的程度取决于能够预料到变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要有决心和本领，对变化开始做出变革调整和适应。” 新加坡的成功在于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加强对自身建设的自觉，对党和国家忠诚的要求已经超越舆论宣讲的范畴，真正融入到每一位行动党领导人和党员的心中，并通过制度化的刚性要求在组织内部产生了强大的约束力。行动党通过多年来的发展与完善成功地将党的规范植入到新加坡社会运行的每一个层面，其科学的党建理论与务实的作风在维护国内政权稳定、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所发挥的突出作用是值得我党深入学习和借鉴的。

李光耀曾感慨：“将来改变中国的是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随着我党在新时期所提出的“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一重大战略方针不断得以深入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中国社会各阶层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先锋模范作用将得到进一步强化。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应在研究近现代世界政党发展的历史中，认真总结各国政党发展的经验教训，归纳政党作为现代民主政体重要组成的客观规律，以对我党自身建设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我们应深入学习现代各国政党制度不同模式的得与失，吸收借鉴其他国家成功的建党治国经验，因地制宜地创新我党党建工作的各项体制机制，吸纳更多的优秀人才充实提高党员队伍，以有效保持我党各级组织的活力和战斗力。

第二篇：2011-4《新加坡为什么能》读后感4.15（范文）

阅读《新加坡为什么能》心得体会

凌志达

（2011年4月15日）

在省委党校2011年第一期县（处）级领导干部进修班学习期间，本人认真阅读了深圳大学吕元礼教授所著《新加坡为什么能》一书，本书分上下两卷，分别探讨了“执政党何以保持活力、廉洁”和“和谐社会是怎样建成的”两个问题。吕教授以其敏锐的洞察力，通过长期入微的观察和细致的分析,从旁观者的角度，用精辟的语言，概括了新加坡“积累经年的治国方略”，图文并茂地给我们提供了一部完整的新加坡的政治文化发展史，治国方略变革、创新史。读了《新加坡为什么能》这本书后，对“新加坡为什么能”这一问题有了答案，就源于新加坡政府的政治文明。具体来讲体现为“四个方面”。

一、政府执政理念上，做到权威统治与“为民服务”相结合。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理念注重“为民服务”，坚持低调的实用性，以民为本，心系群众，关怀草根，并落实在行动上。新加坡基本是个民主政体，但实行权威统治。新加坡这所以能够成功，不在于它的权威体制，而在于它充满着深深的忧患意识和发愤图强的精神，特别是人民行动党在民主制的框架下，全心全意为民服务，以争取人民支持的结果。人民行动党执政基本上是建立在人民支持这一合法性基础-1-

上的。人民行动党以“为民服务”为宗旨，通过议会选举途径和国会议员大量、深入、细致地做选民工作，争取选民支持而取得执政，使“为民服务”通过议会制度和国会议员的活动，落实在行动上，而决不是口号。新加坡的成功主要不在于它的权威主义，而是真正时刻为民办事，为争取人民支持和选票的民主基础。

二、政府管理方式上，做到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相融合。新加坡的政府管理是精英决策、民众参与式的民主管理，使决策在较高水准基础上，充分尊重和反映民意。新加坡政府在实施政府管理中，注重依靠科学和智慧，采用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强调政府运作的成本概念，强调资源的宝贵，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如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新加坡政府突出成本观念，通过市场化运作来节约建设成本，做到有序推进，从而实现了地区经济的可持续稳定发展。同时，新加坡政府在实施政府管理中，非常注重问计于民、集民之智，积极发动和依靠民众的广泛参与。如他们的决策都交人民讨论，政府的重点项目用课题的方式来讨论，在预案实施上，采取新闻舆论以及社会工作者进行宣传、讨论，让民众知情，决定项目的取舍，从而使各类重点项目在操作过程中避免走弯路。

三、政府形象定位上，做到廉政勤政。新加坡公务员的廉洁闻名于世。新加坡公务员把廉政勤政作为工作的准则，每位公务员真正把民众的利益放在首位，时刻不忘工作职

责，严守廉洁制度，确保国家公务员的形象。新加坡的廉政来自一整套的包括政治理念、社会秩序、文化氛围、政府透明、严厉查处机制、高薪养廉等。如在廉政建设上，他们采取了“以德倡廉、以俸养廉、以规固廉、以法保廉”等多关齐下的办法，使公职人员“不想贪、不必贪、不能贪、不敢贪”。如新加坡政府推选民选择总统制度，实行权力制衡，使总统有权制约内阁，造成权力分配的分散化，堵塞了腐败的渠道，使得官员没有机会腐败。如新加坡政府施行严明严厉的法律，对超过收入所得又不能解释的视这受贿，还明确规定了犯罪的条款。新加坡政府铁腕护廉洁，做到执法严厉，一旦触犯规定就必须给予处罚，做到有罪必惩，轻罪重惩，且不再考量各种因素，即使是美国总统写信给新加坡领导人请求赦免，也不为所动。如新加坡政府给予政府官员高薪，减少政治领导人和高级公务员与私营企业界高级人员之间的收入差距，这一做法既吸引了人才和防止了人才的流失，又降低了腐败的刺激和诱惑，起到防腐的客观效果。

四、人才管理模式上，做到吸纳人才和全员教育培训相结合。精英主义是新加坡的治国方略之一，几十年来一直执行。新加坡精英治国的路线是由重视发展教育的结果。新加坡的教育制度，集东西方文化所长，实行精英教育与全民教育相结合。新加坡重视人才可谓达到了如饥似渴的程度。一是善于吸纳人才。新加坡政府为了吸纳人才，采取了非常有效的政策激励机制，如工资薪金规定、个人所得税减免、移

民政策优惠、专项奖励基金设立等，目的是通过顶级酬劳来吸引顶尖人才，让全球人才带来全球观念。二是注重全员教育。新加坡政府对全社会教育非常重视，通过投入出资、建立法规等，建立全员培训机制，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培训体系。有针对性对公务员、企业职工、社区居民开展培训教育，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帮助企业准确定位，提高社区居民的职业技能等。在全民教育中，新加坡政府把政府管理和法律也纳入公民教育的范围，使依法治国、治国安民的理念在新加坡得到完美的体现，遵法纪、守秩序、讲责任、求敬业的精神在新加坡随处可见。同时，新加坡政府在教育中注重以文化人，强调保留光大东方传统文化特别是学习儒家价值观，从而培养了公民讲规矩、守秩序、有礼貌、乐于助人等优良品德。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新加坡处于资本主义世界，该国一党优势下的多党并存局面、反腐倡廉、发展市场经济，以民为本的政权建设格局，倡导公民道德规范，以法治国，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谐社会等诸多领域，都与我们中国有相通之处，对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都有启迪。

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要在坚持科学的、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基础上，锐意改革，勇于创新，认真学习和借鉴新加坡的治党治国理念。一是要学习新加坡的法治建设理念，我们中国也要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打造管理型、效能型、廉洁型机关。二是要学习新加坡的管理方式，我们中国也要健全公务员管理制度和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发展战略，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行全民教育，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三是要学习新加坡的政府决策和公众参与方式，我们中国也要加大党务公开和政务公开制度，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依靠人民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热情和积极性。

作为共产党员的我们个人，更要从新加坡为什么能的高度，去把握好个人自己，做到：一是要廉洁自律。我们共产党员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加强政治学习和世界观的改造，必须加强党性修养，淡泊名利，自觉遵守党纪国法。自觉接受党内外的监督，强化党员干部的党内监督意识和守法意识，从源头上防止腐败，做到警钟长鸣，防微杜渐，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要始终做到“两个务必”，牢固树立节俭意识，继承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加强作风建设，以良好的个人作风促进党风、政风的好转。二是要为民服务。我们共产党员个人要始终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宗旨，始终铭刻“执政为民、服务发展”的执政理念，牢记肩负的责任，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把解决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作为工作重心，让群众满意、群众拥护，真正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第三篇：新加坡为什么能读书汇报

《新加坡为什么能》读书心得

曾在各种渠道听闻，新加坡是个创造世界奇迹的国度，是世界上犯罪率最低、最廉政的国家之一，是一条快速飞翔着的小龙。我一直很奇怪，也非常想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个国家经济发达、人民生活安乐、和谐稳定。最近，局党办开展了主题读书活动，我有幸有机会拜读了吕元礼教授的《新加坡为什么能》一书，初步了解到新加坡的经济的振兴的根本原因，真的是受益匪浅。

《新加坡为什么能》分上下两卷。分别探讨“执政党何以保持活力、廉洁”和“和谐社会是怎样建成的”两个问题。该书录用了百余幅史料照片，从保持活力和廉洁方面论述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做法，该书从理性执政、托管执政、依法执政、为民执政、贤能执政、强人执政等六个方面介绍了由此带来的变通力、稳定力、公信力、代表力等十二个“力”，系统总结了新加坡行动党掌握政权近五十年以来,一直保持其活力和诚实,建立廉洁和有效率政府的经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完整的新加坡的政治文化发展史，治国方略变革、创新史。读后感触颇深，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国家借鉴和学习。吕元礼教授作为一个中国人来写新加坡，从字里行间来看，作者不仅仅是在写新加坡，而是在用一面镜子照中国。书中凸显新加坡独特和可取的一面。该国治党治国之道，为中国的政治文明提供借鉴。新加坡处于资本主义世界，该国一党优势下的多党并存局面、反腐倡廉、发展市场经济，以民为本的政权建设格局，倡导公民道德规范，以法治国，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谐社会等诸多领域，都与中国有相通之处。或许我们可以从书中有所发现，有所感悟。

针对我们作为机关干部的一员，我们又应该从中学习到什么东西呢，笔者有以下几个体会：

首先，我们需要不断增强服务意识，强化服务功能。管理的本质是服务，机关在管理的过程，也是一个服务的过程。我们机关干部，需要不断增强服务意识，强化部门服务功能，一方面充分发挥职能优

势，为促进全局的协调发展提供组织机构保障；另一方面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加强部门间的配合协调服务，努力为领导决策当好参谋。要克服和纠正以前重管理、轻服务或只管理、不服务的现象，做到管理与服务相结合。坚持“以人为本”，强化服务意识，改善服务手段，提高服务质量。要虚心听取部门和基层的意见，不断研究和改进工作程序、办事制度，提高办事效率。

其次，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模范遵守法纪，保持为政清廉。我们要坚决反对以权谋私等腐败行为，追求高尚的目标。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一言一行都要对单位负责，对职工负责。要警钟常鸣，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固守思想道德防线。要严格执行有关廉政建设的规定，争做清正廉洁的模范，真正做到一切为了党的事业，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始终保持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树立和维护公道正派的良好形象。

第三，加强学习，提高业务理论水平。干部素质的高低对行政效率、决策水平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我们机关干部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通过学习，培养实事求是、公道正派、无私无畏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通过学习，提升自身工作能力，更好地为领导当好参谋，为局的发展做出贡献。

第四篇：新加坡政府为什么能做到廉洁高效

新加坡政府为什么能做到廉洁高效

（一）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而不靠“政党轮替”，廉政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后把廉洁上升为国家战略，明确提出“为了生存，必须廉政；为了发展，必须反贪”，旗帜鲜明地开展反腐败斗争。人民行动党领袖反贪污立场坚决、率先垂范，李光耀执政几十年，政敌颇多，非议不少，却从未有人指责他贪污受贿、生活腐化堕落。

人民行动党把密切联系群众作为保持廉洁的重要渠道，执政50多年来，始终心系群众、关怀草根，努力做到“不让每一户家庭感到绝望”。人民行动党的议员接待日活动、社区基金组织极富特色，规定党的议员每周必须安排一个晚上走访选民，接待群众上访。建立“人民行动党社区基金”，为基础教育提供资金和设施；为妇女提供家庭服务，保障其工作权利；为所有中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补贴。在我们走访的裕泉社区，社区基层组织的党员风雨无阻、深入群众，认真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如对群众申请的分组屋、孩子读书、找工作、暂缓还贷等“小”事情，都千方百计予以帮助。人民行动党正是以平时的点滴诚心，经营起了一座牢固的民意长城。人民行动党从1959年大选上台执政至今，是世界上实行多党制选举国家中对国家控制力最强、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之一。

（二）文化多元而崇尚儒术，为廉政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新加坡是一个华人居多、文化多元的社会，却选择了儒家思想作为国家意识、治国纲领。李光耀特别推崇儒家文化，第二任总理吴作栋也是儒家文化的积极拥护者，提出“儒家基本价值观应上升为国家意识”。新加坡把儒家文化倡导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这“八德”作为整个社会尊崇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每年开展20多场社会道德教育活动，倡导诚信、廉洁，使崇廉思想从国家意识潜移默化为国民的自觉行动。

与此同时，新加坡吸收西方文明的精髓，强调依法治国，提出反腐败四项原则，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里面人人自由、法律外面没有民主、法律上面没有权威。在新加坡，即使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等行为都会被处以重罚，贪污行为作为严重罪行更是无容身之地，贪污腐败者在社会中难以立足，甚至沦落到“千夫所指、不病而死”的境地。据介绍，一位即将退休的博物院院长因收受4万新元被判刑一年，他不仅丧失了全部养老金，妻子也因社会舆论压力而自杀，出狱后生活窘迫，晚景凄凉。

（三）机构独立专业而不独断专行，贪污调查局成为反贪先锋。贪污调查局（CPIB）是新加坡独立行使肃贪职能的专门机构，既是行政机构，又是执法机关，隶属于总理公署，由总统任命，向总理负责。贪污调查局官员的地位、身份、权力、薪金有严格的法律保障。调查局仅有90多人，分为两个部门：行动部和行动与特别支援部，其中行动部占据了三分之二的编制。贪污调查局享有特别侦查权、无证搜查与强行搜查、对财产的查封扣押、监察复制银行账目、要求有关人员提供犯罪证据、要求嫌疑人申报财产、无证逮捕以及限制转移财产等特殊权力。尽管权力巨大，贪污调查局却独立不独裁，专业不专断，始终无畏无惧、不偏不倚。

一是秉公执法、有罪必罚。对贪污的界定重质不重量，不论数额，一律治罪，“打老虎，也打苍蝇”，既有因受贿200多万新元被查处的，也有因收受2新元贿赂而被判刑的。

二是敢于碰硬、法不容情。对于贪污者，不论职位多高，都要受到严惩，概莫能外。如前房屋发展局主席陈家彦、前环境发展部部长黄循文、前国家发展部部长郑章远、前全国职工总会主席彭由国、前商业调查局局长格林奈等。

三是雷厉风行、精干高效。贪污调查局特别强调效率，把“通过迅速和肯定、坚决但公正的行为取缔贪污罪行”作为使命和宣言，在贪污调查局记录中，办理时间最短的案件从接受报案到移交法院只用了7天。

四是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调查局内部管理严厉，对于害群之马绝不姑息，曾有官员因参与非法赌马而被清退。

（四）廉政立法着眼“抓得到”而非“罚得重”，织就让贪腐行为无隙可乘的制度密网。新加坡治理腐败的刑罚中最高刑为七年监禁，可见其立法严密而不严酷，着眼点在于“抓得到”，而非“罚得重”。

一是法律完备，系统性强。新加坡宪法、行政法律、刑事法律方面都有详细规定，特别是制定了专门惩治腐败犯罪的《防止贪污法》，对各级公职人员形成一套严格管理、“步步设防”的约束机制。

二是注重实效，可操作性强。如《防止贪污法》特别规定了贿赂推定制度，只要行贿或受贿任何一方提供证据证明对方受贿或行贿，而对方又提不出相反的证据，贪贿罪即可成立，这就解决了贿赂案件因“一对一”而缺乏旁证、无

法定案的难题。

三是连锁惩罚，警示性强。假如公务员贪污受贿，就会被判刑坐牢，开除公职，取消养老金，不能再聘用为公务员，连自办企业都不能当董事，同时犯事公务员的直接领导也要承担连带责任。这种连锁效应，代价巨大，警示性强，使公务员不敢以身试法、铤而走险。

四是执行严格，约束性强。如前国家发展部部长郑章远，1986年受到贪污调查局调查指控。尽管李光耀与其私交深厚，但并未因他“劳苦功高、人才难得”而心慈手软。郑章远最后畏罪自杀，留下遗书表示“用自杀来表达对新加坡法律的尊重”。

（五）高薪实为揽贤而非专为养廉，打造廉洁高效的公务员队伍。许多人认为，新加坡的廉洁是靠高薪养出来的，但新加坡的机构和官员不认同这一说法。首先，新加坡是先有廉政，后有高薪。在实行高薪制之前，新加坡已经较好地解决了廉政问题。实行高薪制的主要目的不是养廉，而在于揽才引贤，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到政府任职。第二，高薪是相对的。公职人员的工资与企业家、律师、医生等社会精英相比，并不算高，而且除薪金外不再享有住房、用车等额外待遇。第三，高薪酬与严管理相辅相成。新加坡公务员管理之严举世闻名。比如行为跟踪制度，贪污调查局有权对所有公务员进行行为跟踪，暗地调查公务员私生活是否正常，是否有嫖赌、出入酒吧的行为，有无暗中与不法团体往来的行为，等等。新加坡通过实行高工薪、高待遇政策，同时辅以严格管理，达到了吸引优秀人才和促进公务员廉洁从政的目的。

第五篇：20100920 问答：新加坡为何能有效反腐？

问答：新加坡为何能有效反腐？

路透新加坡9月20日电（记者 Nopporn Wong-Anan）---亚洲邻国各个腐败问题严重，但新加坡却被国际公认为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之一。以下是有关新加坡反腐经验的一些问答：

新加坡向来没有贪污问题吗？

错误。1959年实现自治时，新加坡仍然腐败问题猖獗且普遍存在于社会各个层面。反腐败法律法规薄弱乏力，反贪工作者权力不足，无法有效执行任务。

政府公职人员薪资比不上私营部门人员，他们中的有些人因为存钱太少而无法度过经济困难时期，从而负债累累。

新加坡人当时受教育程度有限，对公民的权利不了解，为了办事不得不贿赂公职人员。

何事引发变革？

1965年新加坡独立後，新的政治领导人主动摆脱与金融及商界的瓜葛，为官僚人员树立了榜样。

相关反腐败法律也得以大幅修订，反贪工作者获得更多权力，对贪污行为的惩治力度得到加强。

公职人员薪资水平上调到可与私营部门相媲美的水平。官僚程序大大简化，不仅提高了效率，还降低了公职人员索贿的可能。

反腐败法律有多严苛？

新加坡定期审议并修订反腐败法。

一般贪污犯最高可被罚10万坡元(7.46万美元)，或判刑最长五年。但如果案件涉及政府合同、议员或公共机构官员，刑期可长达七年。

法院还会勒令贪污犯返还赃款，且如果贪污犯无法对其财产来源给出满意解释，法院有权予以没收。

公职人员犯下贪污腐败罪还将丢掉工作、养老金及其他福利。

为何新加坡就行得通？

分析人士称，新加坡国家小，行政梯度较短，这对反腐工作帮助很大。

作为一个城市国家，新加坡更容易营造廉政氛围，人们也容易被反复提醒腐败的危害与後果。

公众对腐败的容忍度几乎为零。

新加坡与香港的法律均以英国法律体系为基础，这有利于维护国际商务人士在遇到欺诈或腐败案件时对新加坡司法体系的信心。(完)

编译：张敏 发稿：段晓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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