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一党执政为何能廉洁高效

第一篇：新加坡一党执政为何能廉洁高效

新加坡一党执政为何能廉洁高效.txt不要放弃自己！-------（妈妈曾经这样对我说，转身出门的一刹那，我泪流满面，却不想让任何人看见！）看到这一句 小编也心有感触，想起当初离家前往几千里外的地方的时候，妈妈也说过类似的话，但是身为男儿，必须创出一片天，才能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本文由gaohao516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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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经历过腐败猖獗、民怨沸腾的时期，短 短几十年内，不仅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跨越，而且成功摸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反腐倡廉之道，成 为举世公认的廉洁国家。在近年来透明国际发布的 “清廉指数”排行榜上，新加坡一直位居前五，2010 年与新西兰、丹麦并列第一。新加坡廉洁高效的奥秘何在 最近，我专程到新加坡考察，有几点印象深刻：

一、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而不靠“政党轮 替” 廉政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后把廉洁上升为国家战略，明确提出“为了生存，必须廉政；为了发展，必须反贪” 旗帜鲜明地开展，反腐败斗争。人民行动党领袖反贪污立场坚决、率

先垂范，李光耀执政几十年，政敌颇多，非议不少，却从未有人指责他贪污受贿、生活腐化堕落。人民行动党把密切联系群众作为保持廉洁的 重要渠道，执政50多年来，始终心系群众、关怀草 根，努力做到“不让每一户家庭感到绝望” 人民行动。党的议员接待日活动、社区基金组织极富特色，规 定党的议员每周必须安排一个晚上走访选民、接待 群众上访。建立“人民行动党社区基金” 为基础教育，提供资金和设施；为妇女提供家庭服务，保障其工 作权利；为所有中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补贴。在我 们走访的裕泉社区，社区基层组织的党员风雨无 阻、深入群众，认真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如对群 众申请的分组屋、孩子读书、找工作、暂缓还贷等 “小”事情，都千方百计予以帮助。人民行动党正是

以平时的点滴诚心，经营起了一座牢固的民意长 城。人民行动党从1959年大选上台执政至今，是世 界上实行多党制选举国家中对国家控制力最强、执 政时间最长的政党之一。

二、文化多元而独尊儒术，为廉政建设创造良 好的社会文化氛围。新加坡是一个华人居多、文化 多元的社会，却选择了儒家思想作为国家意识、治 国纲领。李光耀特别推崇儒家文化，第二任总理吴 作栋也是儒家文化的积极拥护者，提出“儒家基本价 值观应上升为国家意识” 新加坡把儒家文化倡导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这“八德”作为整 个社会尊崇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每年开展20多 场社会道德教育活动，倡导诚信、廉洁，使崇廉思 想从国家意识潜移默化为国民的自觉行动。

与此同时，新加坡吸收西方文明的精髓，强调 以法治国，提出反腐败四项原则，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里面人人自由、法律外面没有民主、法 律上面没有权威。在新加坡，随地吐痰、乱扔垃圾 等行为会被处以重罚，贪污行为作为严重罪行更无 容身之地，贪污腐败者难以立足，甚至沦落到“千夫 所指、不病而死”的境地。据介绍，一位即将退休的 博物院院长因收受4万新元被判刑一年，他不仅丧 失了全部养老金，妻子也因社会舆论压力而自杀，出狱后生活窘迫，晚景凄凉。

三、机构独立专业而不独断专行，贪污调查局 成为反贪先锋。贪污调查局(CPIB)是新加坡独立行 使肃贪职能的专门机构，既是行政机构，又是执法 机关，隶属于总理公署，由总统任命，向总理负责。

贪污调查局官员的地位、身份、权力、薪金有严格 的法律保障。调查局仅有90多人，分为两个部门： 行动部和行动与特别支援部，其中行动部占据了三 分之二的编制。贪污调查局享有特别侦查权、无证 搜查与强行搜查、对财产的查封扣押、监察复制银 行账目、要求有关人员提供犯罪证据、要求嫌疑人 申报财产、无证逮捕以及限制转移财产等特殊权 力。尽管权力巨大，贪污调查局却独立不独裁，专 业不专断，始终无畏无惧、不偏不倚。一是秉公执法、有罪必罚。对贪污的界定重质 不重量，不论数额，一律治罪，“打老虎，也打

苍蝇”，既有因受贿200多万新元被查处的，也有因收受2新 元贿赂而被判刑的。二是敢于碰硬、法不容情。对于贪污者，不论

职位多高，都要受到严惩，概莫能外。如前房屋发 展局主席陈家彦、前环境发展部部长黄循文、前国 家发展部部长郑章远、前全国职工总会主席彭由 国、前商业调查局局长格林奈等。三是雷厉风行、精干高效。贪污调查局特别强 调效率，把“通过迅速和肯定、坚决但公正的行为取 缔贪污罪行”作为使命和宣言，在贪污调查局记录 中，办理时间最短的案件从接受报案到移交法院只 用了7天。四是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调查局内部管理严 厉，对于害群之马绝不姑息，曾有官员参与非法赌 马而被清退。

四、廉政立法着眼“抓得到”而非“罚得重” 织就，让贪腐行为无隙可钻的制度密网。新加坡治理腐败的刑罚中最高刑为七年监禁，可见其立法严密而不 严酷，着眼点在于“抓得到” 而非“罚得重”。一是法律完备，系统性强。新加坡宪法、行政 法律、刑事法律方面都有详细规定，特别是制定了 专门惩治腐败犯罪的《防止贪污法》，对各级公职 人员形成一套严格管理、“步步设防”的约束机制。二是注重实效，操作性强。如《防止贪污法》 特别规定了贿赂推定制度，只要行贿或受贿任何一 方提供证据证明对方受贿或行贿，而对方又提不出 相反的证据，贪贿罪即可成立，这就解决了贿赂案 件因“一对一”而缺乏旁证、无法定案的难题。三是连锁惩罚，警示性强。假如公务员贪污受 贿，就会被判刑坐牢，开除公职，取消养老金，不 能再聘用为公务员，连自办企业都不能当董事，同

时犯事公务员的直接领导也要承担连带责任。这种 连锁效应，代价巨大，警示性强，使公务员不敢以 身试法、铤而走险。四是执行严格，约束性强。如前国家发展部部 长郑章远，1986年受到贪污调查局调查指控。尽管 李光耀与其私交深厚，但并未因他“劳苦功高、人才 难得”而心慈手软。郑章远最后畏罪自杀，留下遗书 表示“用自杀来表达对新加坡法律的尊重”。

五、高薪实为揽贤而非专为养廉，打造廉洁高 效的公务员队伍。许多人认为，新加坡的廉洁是靠 高薪养出来的，但新加坡的机构和官员不认同这一 说法。首先，新加坡是先有廉政，后有高薪。在实 行高薪制之前，新加坡已经较好地解决了廉政问 题。实行高薪制的主要目的不是养廉，而在于揽才

引贤，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到政府任职。第二，高薪 是相对的。公职人员的工资与企业家、律师、医生 等社会精英相比，并不算高，而且除薪金外不再享 有住房、用车等额外待遇。第三，高薪酬与严管理 相辅相成。新加坡公务员管理之严举世闻名。比如 实施行为跟踪制度，贪污调查局有权对所有公务员 进行行为跟踪，暗地调查公务员私生活是否正常，是否有嫖赌、出入酒吧的行为，有无暗中与不法团 体往来的行为，等等。新加坡通过实行高工薪、高 待遇政策，同时辅以严格管理，达到了吸引优秀人 才和促进公务员廉洁从政的目的。借鉴新加坡经验推进广东反腐倡廉建设 新加坡与我国特别是广东地缘相近、人文相 亲，在政党制度、文化习俗等方面有许多共通之处，其廉政建设经验尤为值得学习借鉴。

一、创新党密切联系群众的实践方式。人民群 众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要 弘扬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始终坚持以人为 本，执政为民，不断健全完善服务群众制度。结合 创先争优活动，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党员在服务群众 中的带头、推动、监督、保证作用。健全联系群众 制度，创新联系群众方式。健全信访制度，坚持领 导干部定期下访、定期接访、及时阅处群众来信，注重分析网络舆情。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 权益机制，认真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教育医疗、环 境保护、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企业改制、征 地拆迁、涉农利益、涉法涉诉等方面的突出问题。要进一步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认真整顿党政机

关和领导干部作风方面突出问题，加大对干部作风 状况的明察暗访工作力度。

二、推进反腐倡廉重大基础性制度建设。制度 建设是反腐倡廉建设最基础、最核心的环节。认真 贯彻落实中央部署，全面执行《关于领导干部报告 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和《关于对配偶子女

均已移 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开展科学规范和有效监督县(市)委书记用人行为试 点工作，探索新任职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制度。出台公职人员接受礼品制度，规定接受礼品的场 合、价值、种类等，明确接受礼品范围之外赠送的 报告、上交、返还、购买等程序。2011年集中精力 深化公车改革，统一指导推动各地各部门分类型、分步骤力争在两年内完成车改。

三、加快干部选拔、任用、管理制度改革。吏 治腐败是危害最大的腐败。要提高公务员队伍准入 门槛，重点审查道德修养、财务状况和社会关系等。要继续深化干部选拔任用初始提名权改革，坚持民 主推荐的基础性，规范推荐程序，尊重推荐结果，做到既充分尊重民意，又注意综合考量。加大对选 人用人重大失察失误等问题责任追究力度，让用人 失察问责成为一种常态。加快和扩大“公推直选”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的范围；明年将集中一段时 间对选人用人不正之风及买官卖官问题进行专项 治理。强化对人事任免事项的党内巡视考评力度。要对各级“一把手”实施有效监督，建立一批能够直 指问题要害的刚性、管用和可行的制度规范，加强 对领导干部生活圈和社交圈的监督。

四、提高发现腐败概率和打击精准度。制止犯 罪不在于法律是否严厉，而在于犯罪者被发现、被 处罚的概率是否高。要规范受理申诉或举报程序，对举报的受理、移送、查处、答复等程序以及每个 程序的时限作出规定。充分发挥网络揭露腐败、强 化监督的作用，完善网络举报法规制度建设，健全 网络举报受理机制，完善线索运用和反馈制度。推 动贪污举报人和证人保护的国家立法，对重大案件 的举报人实行保护计划。建立反腐咨询制度，设立 专职对群众行使反腐败民主权利的咨询指导机构，建立对社会团体机构提供反腐咨询指导服务的补 贴支助制度，设立奖励举报基金，对突破重大案件 有功的署名举报人进行重奖。加大对行贿行为的打 击力度，实行受贿行贿同罪同罚，加大腐败行为的 风险成本。

五、建设廉洁高效、具有较高权威的监督体系。一支廉洁高效、相对独立的队伍是反腐工作取得成 功的重要保证。要按照教育、惩治、预防、监督等 基本职能调整力量，整合资源，优化机构设置，确 保一半以上人员参加办案。整合各级纪检监察派驻 机构，形成由同级党委统一领导，同级纪委统一指 挥，按干部任免权限行使办案管辖权，分区域、分 行业的集中办案工作机制。在双重领导体制的前提 下，强化上级纪委的垂直领导，地方纪委书记由上 级纪委提名，上级党委决定任命。紧密围绕信访举 报处置权、案件检查权、案件定性量纪权、纠风执 法和效能监察权、干部选拔任用权等，建立健全纪 检监察权力廉政风险防控机制。

六、打造廉洁诚信社会文化。廉洁的社会文化

是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支撑。科学制定教育策略方 针，规范对反腐倡廉党纪条规的定期宣传，防止反 腐倡廉教育简单化庸俗化。对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岗位的党员干部，实施分类教育，采取启发式、互动式和动态立体的高科技手段等开展教育，解决 要求的统一性与个体的差异性之间的矛盾。深度挖 掘传统文化精髓，培育以诚信、务实、创新、高效 等为内核的具有鲜明广东特色的人文精神。要注重 发挥社会秩序规范建设对实现持续廉洁的重要作 用，大力培养公民意识、诚信意识、法治意识，让 秩序、廉洁、诚信成为全社会崇尚的价值取向。(作者为广东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

第二篇：新加坡一党长期执政何以保持廉洁

新加坡一党长期执政何以保持廉洁

吕元礼

2008年第7期 ——他山之石

新加坡政党政治的最为显著特征是一党长期执政，即在多个政党并存竞争的情况下，人民行动党自1959年以来连续赢得十余次大选，从而长期执掌新加坡政权；新加坡政治文明的重要成就之一是人民行动党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始终保持廉洁。总部设在德国柏林的国际透明度组织每年都定期发表贪污现象指数及全球贪污情况报告，截止2007年，新加坡连续十三年成为进入该组织的廉洁排行榜首十名的亚洲唯一经济体。以2007年为例，按满分为10分、最低为0分计算，该组织给新加坡的打分是9.3分，与瑞典并列第四，比排名并列第一的丹麦、芬兰和新西兰仅差0.1分。新加坡作为以华人为主体的东南亚国家，取得上述成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以德倡廉，使人不想贪。通过道德教育倡导廉洁之风，树立廉洁意识。一方面，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以建立清廉和有道德的政府为使命，通过领导人的以身作则来维持廉洁正直的品格，通过巩固“人民本来拥有的文化遗产”（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传统“五伦”）、“深化他们所秉持的价值观和是非观”（如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等儒家“八德”）来维持法律制度的正常运作，通过着力铲除传统中的负面因素（如裙带关系）以实现君子执政。另一方面，人民行动党通过营造廉洁的政治文化，例如，以白衣、白裤为党服，将党的总部建在“很不起眼”的场所，将党的基层支部设在“最不堂皇的地方”，使“低调”成为党的行为模式，使廉洁成为党员的生活方式。

当社会培养出清廉知耻的政治文化，腐败分子就必然沦落到 “千夫所指，不病而死”的境地。新加坡原国家发展部部长郑章远被人揭发受贿。当他感到在严明的法律面前难以蒙混过关的时候，便给李光耀留下一封遗书而自杀了。遗书说：“作为一个东方的正人君子，我觉得应该对自己的错误付出最高的惩罚代价。”李光耀指出，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华人讲究面子。面子又可细分为“面” 与“脸”。前者是一个人靠自己努力所取得的荣誉，后者是群众赏识一个人的优良品行所给予的尊重。因此，一个人“没有面子”仍可在社会上立足；但是，他一旦“丢了脸”，就无法在社会立足，甚至也使家人蒙羞。

二、以俸养廉，使人不必贪。通过给予公职人员较为丰厚的薪金，从而过上较为体面的生活。其方式是“根据市场的做法，建立一个诚实、公开、可以辩护及行得通的制度”。

首先，确立诚实态度：（1）诚实看待人性，既看到人是“社会人”，也看到人是“经济人”；（2）诚实看待时代变化，强调为国牺牲的精神必须以现在新加坡的现实环境来看待；（3）诚实看待政治，既看到政治是让人献身的事业，也看到政治是养家糊口的职业；（4）诚实看待收入差距，强调机会平等，而非结果绝对平等。

其次，根据市场做法，“以市场力量来决定收入”：（1）根据能力、贡献等人才的价值确定薪金。（2）根据政治人才的供求状况确定薪金。人民行动党领导人的观点是，当总理薪金不能吸引到最适合担任总理的人才来担任总理的话，那么，就应该增加总理薪金，直到这一薪金能够吸引到最适合担任新加坡总理的人才来担任总理。（3）根据产出（收益）确定投入（薪金）。

最后，建立行得通的制度，对部长与高级公务员薪金标准制定了如下方程式：（1）政府根据私人企业中六个专业的收入，为部长和高级公务员制定两个薪金标准；（2）所选定的六个专业是：银行家、会计师、工程师、律师、本地企业和跨国公司执行人员。（3）第一个薪金标准：特级一，是为部长和特级公务员而设。其方程式是从上述六个专业中，各选出最高薪的四人，然后以他们的平均主要收入的三分之二，作为这一级的薪金标准。（4）第二个薪金标准：超级G，是为刚升上超级薪金制的公务员而设。政府将从年龄在32岁而又从事上述六个专业的人中，各选出收入排名在第15位者，然后以他们的平均主要收入作为标准。

三、以规固廉，使人不能贪。通过严密的规定，减少或杜绝腐败机会。其做法是：（1）增加权力之间摩擦。如实行双重检查制度，确保一个官员的决定必须由另一个官员审查或监督。（2）减少权力运作黑幕。如规定一切有关政府官员的权力的工作条例力求简单明了。这样一来，任何违反条例的行为都很容易引起怀疑或招来投诉；在颁发许可证等方面，改进繁琐的工作方法和程序。（3）减少自行处理权力。如在批准发给执照或许可证方面，要尽量减少政府官员的自行处理权。（4）减少公共权力涉足。如规定总统和内阁成员不得担任任何营利性职位，不得从事商业活动。（5）减少势力网、关系网。如规定公务员必须定期和制度化地从一个职位轮换到另一个职位，确保某一公务员或公务员团体在一个单位不存留太长时间。（6）实现防患未然。如规定公务员不得向下属或受职权管辖者及有公务往来者借钱，不得贷款收息；对初任人员须要求其以书面叙明是否有债务困扰，如有则须说明其债务情形；向亲友借钱，不得超过本人三个月工资的总和。

四、以法保廉，使人不敢贪。通过立法严明、执法严厉以及能将腐败分子绳之以法的反贪机构，为政府廉洁提供保障。一方面，铁腕护法的贪污调查局是保廉有力手段。李光耀指出：“一个以总统为首，效力高超，阵容浩大而无论官职多高，都有权力对任何人进行调查，然后将有关人士提控和定罪的反贪污部门，当会创造奇迹。”另一方面，立法严明、执法严厉是保廉有效途径。新加坡法律规定，任何人所拥有的财产或其在某财产里占有的利益，如果与该人已知的收入来源不相符合，又不能向法院作出合理的解释时，即被视为贪污所得，从而使得各种隐形的腐败行为都会受到惩罚。

新加坡商业事务局局长格林奈被称赞为“商业犯罪的克星”，但在1990年也因两件“说谎罪”而受到法律惩治。一是他曾向财政部申请了一笔购买新汽车的贷款，实际上却是用来还了一辆旧车的债。尽管他如期还了这笔贷款，但根据政府对公务员的要求，他仍触犯了法律，被判为用误导性文件诱骗贷款。二是他在某印尼商人尚未签约购买新加坡梦幻度假村时，两次对新加坡公共汽车公司谎称该商人已签约购买，劝说公共汽车公司也投资300万新元与外商合作。这两件罪行，在一般人眼中也许不太严重，甚至看来不是犯罪，而是正常的商业技巧。但是，根据有关法律他仍被判坐牢3个月，并开除公职，永不录用，失去了每月2万新元的职位津贴，同时被取消了50万新元的公积金和30万元的退休金。■

第三篇：廉洁执政

廉洁从政心得体会

廉洁从政，是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是党的“执政为民、立党为公”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也是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直接关系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和事业的成败，直接关系人心的向背。

《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的出台，再一次体现了中央反腐倡廉毫不动摇与坚强坚决的信心，再一次让我们感受到廉洁从政推动民主政治、社会发展的有力信号。为领导干部积极履职、廉洁从政提出了更高要求，为领导干部勤政廉政赢得民心树立了标杆。

廉洁从政，就必须不断加强党性修养，自觉接受监督，增强法纪意识。

一、加强党性修养，牢固树立宗旨意识。

领导干部要自觉加强党性修养，要从思想道德教育这个基础抓起，不断夯实廉洁从政的思想道德基础、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各级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而不是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必须紧紧围绕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这个根本问题，牢固树立宗旨意识，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

二、自觉接受监督，保持艰苦奋斗本色。

要加强管理，强化监督，从而建立“教育、监督、制度”三位一体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要认真处理好亲情与党性的关系，坚持原则、秉公办事、公私分明，做到两袖清风，一身正气。“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廉洁从政，必须始终保持艰苦奋斗本色。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我们党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一个重要法宝，也是新形势下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增强法纪意识，做遵纪守法的模范。

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权力观和政绩观，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的法律法规，认真执行党内监督各项制度，严格执行《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的各项规定，着力解决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成为遵纪守法的模范。

2月23日，中央召开贯彻实施《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电视电话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出席并作重要讲话，全国上下迅速掀起学习贯彻《廉政准则》的热潮。但到底如何贯彻落实，笔者以为，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常怀“三颗心”，方能使头脑清醒，言行一致，使《准则》成为自己的人生指南。

一是对《准则》要常怀敬畏心。《廉政准则》是规范党员领导干部的重要基础性法规，其中的8个方面“禁止”和52个“不准”，涵盖了行政权力行使中极易滋生腐败的各个领域，包括党员领导干部私自从事营利性活动的问题、违规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问题、浪费挥霍等干部作风问题，可以说，《准则》明确了哪里是“不能入”的禁区，哪些是不能触的“高压线”。如果党员领导干部财迷心窍、官迷心窍、色迷心窍，走入禁区，触动“高压线”，就必然受到党纪国法的严厉惩罚，轻则名誉受损，重则身败名裂、断送前程、祸及家人。因此，每位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对《准则》心存敬畏，抓好《准则》的宣传学习，把《准则》熟记于心，全面、透彻、深入地领会其精神实质，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此外，还必须将形成的理念用于实践，做到知行合一，在工作、生活和社会交往中自觉践行，廉洁从政，真正做为民、务实、清廉的党员领导干部。

二是对权力要常怀“平常心”。《廉政准则》约束的主要对象是党员领导干部，规范的主要是领导干部的从政行为。一言蔽之，就是对权力的约束和规范，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领导干部要规范、正确行使自己手中的权力，就必须用一颗“平常心”看待自己手中的权力。要清醒认识到“做官一张纸，做人一辈子”，权力来自人民，权力是用来为人民服务这些基本道理。同时，更要清楚认识到权力是柄双刃剑。正确地行使权力，则群众喜，事业兴，己光荣；错误地行使权力，甚至滥用权力，则群众怨，事业损，声名败，甚至成为人民的罪人。清人申居郧说得好：“做官时，要往前日想一想：我原不是官；又要往后想一想：我不能常有此官。寻取真我，方有着落。”每一个领导干部只有常怀这种“平常心”，牢固树立掌权为民的思想，始终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自觉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认识和处理问题，才能自觉当好人民的“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利益而努力。

三是对诱惑要常怀“明白心”。作为领导干部，经常要面对形形色色的诱惑，如果不能头脑清醒，保持一颗“明白心”，就会为物欲所惑，为名利所困。当诱惑渐欲迷人眼，就要炼得一双火眼金睛，识破诱惑背后的陷阱。要明白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诱惑向权力献媚，目的就是想俘虏权力。江泽民同志也曾用古训告诫领导干部：“大厦千间，夜眠七尺；珍馐百味，无非三餐”。领导干部如果不能正确地对待诱惑，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利令智昏，势必走上以权谋私的邪路，最终误党、伤国、损民、害己。所以，作为领导干部，要经常用《准则》为自己的行为敲警钟。管住自己的脑，不该想的不要想；管住自己的眼，不该看的不要看；管住自己的嘴，不该吃的不要吃；管住自己的手，不该拿的不要拿；管住自己的腿，不该去的不要去。要像古人那样“一日三省吾身”，自重、自省、自尊、自励，正确对待个人利益，自觉防止私欲膨胀；要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时刻关心群众的疾苦冷暖，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这样才能做到“绝非分之想，拒非分之物”,不为物欲所惑，成为一个堂堂正正，廉洁奉公的人民公仆。

廉洁从政心得体会

长城小学

王秉涵

第四篇：清帝国海关为何能保持清廉高效

清帝国海关为何能保持清廉高效

粤海关税务司署总务课

本文原标题：清廉的清帝国海关

在清朝，贪污成风，“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但晚清，却有一个衙门以廉洁著称，它就是中国海关，被认为是“世界行政管理史上的奇迹之一”。

这个奇迹是英国人赫德创造的。

1859年，尚不足25岁的英国驻广州领事馆翻译赫德被两广总督劳崇光邀请筹建粤海新关。当年11月，赫德被任命为粤海关副税务司(税务司为粤海关最高负责人)。

1863年(同治二年)，赫德被清朝总理衙门任命为海关总税务司，全权主持全国海关的管理。从1863年到1911年的48年间，赫德一直实际负责中国海关的事务。

当时中国海关的管理是极为特别的。清咸丰十年(1860年)，根据天津条约精神，建立了由外籍人员管理的海关总税务司公署，称为“新关”和“洋关”，负责管理外轮货物的稽查征税，最高负责人便是“海关总税务司”，由赫德等洋人担任；与它相应对的，则是“旧关”和“常关”，管理国内民船贸易，由清政府官员主管。

“新关”和“常关”显示出截然不同的两种面貌。“新关”工作效率高，不论是“洋员”或是“华员”，都能清廉自守。“常关”则懒散草率，贪腐连连。

粤海关的骨干是 “监督”的24位家人

早在“新关”设立前的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中国就建立了四大海关：粤海关、江海关(江苏)、闽海关(福建)、浙海关(浙江)。它们都是由清朝官员管理。

由于管理散漫松弛，受贿纵私成风，走私漏税一直十分严重，清政府应入的关税被层层私吞。

1852年，江南道监察御史梁绍南上奏称，经粤海关管辖的地域仅白糖冰糖每年就进口不下五六千万斤，但在当时粤海关的记录上，仅得一千五六百万斤。

梁绍南说：“近年以来绝少呈报(进口的白糖冰糖)，其为偷漏，更属显然。此外如进口之洋参，出口之绸缎，皆属大帮货物，近年税册，俱觉寥寥。广东如此，外省各关口均同此弊，概可想见。”

用人唯亲则是公开的事实。以粤海关为例，粤海关是当时全国四大海关中最重要的海关，也是肥缺，最高长官叫“监督“，由皇帝从内府差使钦派。

粤海关下辖总口7处，小口70多处，如大关总口、黄埔口、九龙口等等，这些口岸的负责人和关键职位的人选来自两方面，一是由京官和粤地方官推荐，二是由海关监督的家人和手下巡役担当。

据旧《粤海关志》记载，嘉庆二十三年，钦派粤海关的一位监督，就将他的24位家人和41位手下巡役派插到粤海关下面的总巡口、黄埔口、江门口等各总口和小口担任各式要职。他们的薪水，由监督署办公费开支。这并不是个案，当时粤海关的监督都是这样做的。

当时，清政府征收的关税其实并不多，主要有两项：船钞和货税，而货税的税率极低。但是，粤海关的官员们巧立名目私设的各种税费多得惊人。例如，黄埔口就向过往船舶货物私收进港费、离港费、停泊费、粮道捐、分头、火耗、验舱、贴写、领牌等近70项，所得统统被上下官吏私分。

1763年，两广总督苏昌上奏称，粤海关各项陋规银两，“每年不下六七万两，从前原系丁役私收入己”。对于这些陋规银两的征收，外国商人强烈不满，屡次要求清政府减免，但往往旧的规费被上级明令缴公，新的规费名目又现，至于其他私相授受的贿赂，更无法统计，总之“瞒上不瞒下”。当时的海关，被中外商人指责为清代官员腐败的典型代表。

1864年，赫德在向清政府提交的一份名为《局外旁观论》的报告就说，封建王朝的财政窘迫奥秘在于，中国并非无财，也不是政府征收得少，主要是被当官的贪污了。

伦敦大学毕业生

也没能考进海关

1863年，赫德在担任海关总税务司后，就将英国海关的管理方式全面引入中国海关。当时的英国，高效廉洁的文官制度已经建立。

最终，赫德为自己所管辖的中国海关制定了规范的用人制度，严密的会计、统计、稽查、复核等业务程序，以及年终层层密报等制度，加上合理的薪酬福利等等，使中国海关成为清朝惟一的高效廉洁的衙门。

赫德为中国海关所确定的一套管理制度，一直延续至1937年抗日战争时期。当然，中国海关亦偶有贪污发生，但均属基层下级员役所为，绝无中上层官员参与的集团案件。

我们来看看当时中国海关的制度是怎样运作的。

先说它如何选人用人。当时，不论是洋人或是华人，想进入海关，都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报考内班(内勤人员，待遇较高)，需接受过普通高等教育，体格检查要及格；报考外班(外勤人员，待遇较低)，健康及品德要符合要求。达到上述标准的人员，才能参加考试。

招考洋员，在上海、九龙、广州、大连、青岛等处设点。驻伦敦办事处成立后，也在英国招考。办事处负责人金登干认真负责，不囿私情。有个名叫邓干的投考者，他的父亲是金登干的至好老友，但金登干认为他“太年轻、太稚气”，没有录取他。

赫德曾答应广州一位牧师为他的儿子乔治·俾士在海关安排一个职务。但赫德仍要他在伦敦办事处参加考试。经过考试，伦敦大学毕业生乔治·俾士最终被淘汰。赫德说：“谁不符合我们的条件，就不录用。”

赫德重视用考试方法搜罗人才，但也不囿于考试。如总税务司署需要一个管理灯塔的特殊人材，赫德让金登干在英国物色，结果找到一位叫毕诗礼的人。为确定所找的人是真正的优秀人才，金登干找到了伦敦引水公会总工程师道格拉斯，了解毕的品德和工作情况，还找土木工程师布普斯、印度部埃迪斯工程师、土木工程学会秘书，打听毕的业务和健康情况，得到肯定的资料后，才决定录用。

当然，用人的公正不徇私，和赫德用人上有完全独立自主的权力密不可分。1864年8月总理衙门颁布的《通商各口募用外国人帮办税务章程》规定“均由总税务司募请调查派，其薪水如何增减，其调往各口以及应行撤退，均由总税务司作主”，肯定了总税务司对人事管理的全权。

接受一条鲜鱼

就被开除掉

赫德管辖下的海关，各级人员是不易贪的。当时，每个关口每放行一条船或一件货物都要经过申报、登记编号、查验、征税、复核等多层繁琐手续，而每层手续都经负责关员签字通过，互相制约。任何人很难单独放行一条船或货物。

同时，海关对关员实施轮换制度。如各关负责人税务司，每三五年调关任职，对直接接触关键业务的一线关员，每半年轮换岗位，避免其与报关人员产生不正当关系。

赫德管辖下的海关，各级人员是不敢贪的。各级职员如果发现谁有贪污蛛丝马迹，一旦上报税务司，必然一查到底，绝不半途而废，处理案件宁严勿宽。

晚清年间，福州海关一位外勤关员，午夜交班后提着一条鲜鱼回家，半路被查岗的外籍副监察长遇上，立即询问鲜鱼的来源，最后查实鲜鱼是报关人员馈赠，于是，带着该关员回关写检查，嗣后，逐报上级，最后将该关员开除。

民国年间，江海关税务司听闻苏州河支关人员“手脚不干净”，立即派人调查，未发现贪污的确凿证据，但发现该支关当年税收大幅上升，查核有关应税货物并无显著变化。经分析，认为当年税收大幅上升是该支关有关人员过去的贪污行为有所收敛所致。于是，追查下去，果然发现过往腐败行径，最终开除了五名关员。

赫德管辖下的海关，人员精简，待遇优厚，即便是华籍关员，经过多次调整，工资也较当时一般政府部门的人员要高。以1927年为例，初入关华员，试用期满后月薪都超过100元法币，而当时其他政府机关初进文员，月薪只有50元左右。

海关工作稳定，定期升级加薪，职员年老了，还可一次性领取相当于十年工薪的退休金，这是其他机关所不能企及的。所以，当时人们称海关为金饭碗(银行为银饭碗、铁路为铁饭碗)，一般职员是不愿意为贪蚀而失去金饭碗的。

赫德被层层盯着，不能贪不敢贪

海关的廉洁，除了制度的制定和执行的到位外，对最高负责人赫德的成功监督，也是其中的关键。

当时的赫德，受到多方面的监督，他不仅不能贪，也不敢贪。

其一，赫德是清政府的雇员，如果清政府不满意他的工作，可以将其解雇，所以赫德也多次自称是“中国雇员”。作为清政府的雇员，他明白必须恪守职责，贪污腐败的丑闻是不能出现的。

其二，德国、法国、俄国等国家，对总税务司一职极为垂涎，千方百计去争夺，赫德每时每刻都被他们盯着，如果不洁，就会授人以柄。

其三，赫德是英国人，他把持着总税务司的职位，英国在中国海关上的利益就有了保证，所以英国政府也紧盯着赫德，不能因贪腐而失去这个职位。赫德自然也知道不能因自己的丑闻而给英国政府丢脸。

新关建成后，税收稳定上升，成为清朝统治稳定可靠的财政支柱。到了1887年，总理衙门还把各省原由常关负责的鸦片厘金的征收工作移交赫德所主持的海关。庆亲王奏称“若饬税司(总税务司署)经理，收数必有起色”。

清朝的最后几年，清政府甚至把常关也完全交由新关管理，税收也随之有了显著增加。以天津常关为例，接管前每年最高收入不过45万两，接管后，竟多至百万两。

1911年，赫德死去，被清政府赏加太子太保衔，这种恩施，不要说是外国人，中国人也很少见。

由此可见，新关制度确较常关制度优越许多。这也说明，在贪污成风的社会，如果严格执行行之有效的制度，也能辟出一片清新纯净的绿洲。

第五篇：新加坡政府为什么能做到廉洁高效

新加坡政府为什么能做到廉洁高效

（一）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而不靠“政党轮替”，廉政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后把廉洁上升为国家战略，明确提出“为了生存，必须廉政；为了发展，必须反贪”，旗帜鲜明地开展反腐败斗争。人民行动党领袖反贪污立场坚决、率先垂范，李光耀执政几十年，政敌颇多，非议不少，却从未有人指责他贪污受贿、生活腐化堕落。

人民行动党把密切联系群众作为保持廉洁的重要渠道，执政50多年来，始终心系群众、关怀草根，努力做到“不让每一户家庭感到绝望”。人民行动党的议员接待日活动、社区基金组织极富特色，规定党的议员每周必须安排一个晚上走访选民，接待群众上访。建立“人民行动党社区基金”，为基础教育提供资金和设施；为妇女提供家庭服务，保障其工作权利；为所有中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补贴。在我们走访的裕泉社区，社区基层组织的党员风雨无阻、深入群众，认真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如对群众申请的分组屋、孩子读书、找工作、暂缓还贷等“小”事情，都千方百计予以帮助。人民行动党正是以平时的点滴诚心，经营起了一座牢固的民意长城。人民行动党从1959年大选上台执政至今，是世界上实行多党制选举国家中对国家控制力最强、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之一。

（二）文化多元而崇尚儒术，为廉政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新加坡是一个华人居多、文化多元的社会，却选择了儒家思想作为国家意识、治国纲领。李光耀特别推崇儒家文化，第二任总理吴作栋也是儒家文化的积极拥护者，提出“儒家基本价值观应上升为国家意识”。新加坡把儒家文化倡导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这“八德”作为整个社会尊崇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每年开展20多场社会道德教育活动，倡导诚信、廉洁，使崇廉思想从国家意识潜移默化为国民的自觉行动。

与此同时，新加坡吸收西方文明的精髓，强调依法治国，提出反腐败四项原则，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里面人人自由、法律外面没有民主、法律上面没有权威。在新加坡，即使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等行为都会被处以重罚，贪污行为作为严重罪行更是无容身之地，贪污腐败者在社会中难以立足，甚至沦落到“千夫所指、不病而死”的境地。据介绍，一位即将退休的博物院院长因收受4万新元被判刑一年，他不仅丧失了全部养老金，妻子也因社会舆论压力而自杀，出狱后生活窘迫，晚景凄凉。

（三）机构独立专业而不独断专行，贪污调查局成为反贪先锋。贪污调查局（CPIB）是新加坡独立行使肃贪职能的专门机构，既是行政机构，又是执法机关，隶属于总理公署，由总统任命，向总理负责。贪污调查局官员的地位、身份、权力、薪金有严格的法律保障。调查局仅有90多人，分为两个部门：行动部和行动与特别支援部，其中行动部占据了三分之二的编制。贪污调查局享有特别侦查权、无证搜查与强行搜查、对财产的查封扣押、监察复制银行账目、要求有关人员提供犯罪证据、要求嫌疑人申报财产、无证逮捕以及限制转移财产等特殊权力。尽管权力巨大，贪污调查局却独立不独裁，专业不专断，始终无畏无惧、不偏不倚。

一是秉公执法、有罪必罚。对贪污的界定重质不重量，不论数额，一律治罪，“打老虎，也打苍蝇”，既有因受贿200多万新元被查处的，也有因收受2新元贿赂而被判刑的。

二是敢于碰硬、法不容情。对于贪污者，不论职位多高，都要受到严惩，概莫能外。如前房屋发展局主席陈家彦、前环境发展部部长黄循文、前国家发展部部长郑章远、前全国职工总会主席彭由国、前商业调查局局长格林奈等。

三是雷厉风行、精干高效。贪污调查局特别强调效率，把“通过迅速和肯定、坚决但公正的行为取缔贪污罪行”作为使命和宣言，在贪污调查局记录中，办理时间最短的案件从接受报案到移交法院只用了7天。

四是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调查局内部管理严厉，对于害群之马绝不姑息，曾有官员因参与非法赌马而被清退。

（四）廉政立法着眼“抓得到”而非“罚得重”，织就让贪腐行为无隙可乘的制度密网。新加坡治理腐败的刑罚中最高刑为七年监禁，可见其立法严密而不严酷，着眼点在于“抓得到”，而非“罚得重”。

一是法律完备，系统性强。新加坡宪法、行政法律、刑事法律方面都有详细规定，特别是制定了专门惩治腐败犯罪的《防止贪污法》，对各级公职人员形成一套严格管理、“步步设防”的约束机制。

二是注重实效，可操作性强。如《防止贪污法》特别规定了贿赂推定制度，只要行贿或受贿任何一方提供证据证明对方受贿或行贿，而对方又提不出相反的证据，贪贿罪即可成立，这就解决了贿赂案件因“一对一”而缺乏旁证、无

法定案的难题。

三是连锁惩罚，警示性强。假如公务员贪污受贿，就会被判刑坐牢，开除公职，取消养老金，不能再聘用为公务员，连自办企业都不能当董事，同时犯事公务员的直接领导也要承担连带责任。这种连锁效应，代价巨大，警示性强，使公务员不敢以身试法、铤而走险。

四是执行严格，约束性强。如前国家发展部部长郑章远，1986年受到贪污调查局调查指控。尽管李光耀与其私交深厚，但并未因他“劳苦功高、人才难得”而心慈手软。郑章远最后畏罪自杀，留下遗书表示“用自杀来表达对新加坡法律的尊重”。

（五）高薪实为揽贤而非专为养廉，打造廉洁高效的公务员队伍。许多人认为，新加坡的廉洁是靠高薪养出来的，但新加坡的机构和官员不认同这一说法。首先，新加坡是先有廉政，后有高薪。在实行高薪制之前，新加坡已经较好地解决了廉政问题。实行高薪制的主要目的不是养廉，而在于揽才引贤，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到政府任职。第二，高薪是相对的。公职人员的工资与企业家、律师、医生等社会精英相比，并不算高，而且除薪金外不再享有住房、用车等额外待遇。第三，高薪酬与严管理相辅相成。新加坡公务员管理之严举世闻名。比如行为跟踪制度，贪污调查局有权对所有公务员进行行为跟踪，暗地调查公务员私生活是否正常，是否有嫖赌、出入酒吧的行为，有无暗中与不法团体往来的行为，等等。新加坡通过实行高工薪、高待遇政策，同时辅以严格管理，达到了吸引优秀人才和促进公务员廉洁从政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