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4新加坡为什么能读书笔记(4.16)A5则范文

第一篇：2011-4新加坡为什么能读书笔记(4.16)A

《新加坡为什么能》读书笔记

省委党校2011年第一期县（处）级领导干部进修一班

凌志达（2011年4月）

近日在省委学校学习进修期间认真学习了深圳大学吕元礼教授所著《新加坡为什么能》一书，该书分上下两卷，分别探讨了‚执政党何以保持活力、廉洁‛和‚和谐社会是怎样建成的‛两个问题。吕教授以其敏锐的洞察力，通过长期入微的观察和细致的分析,从旁观者的角度，用精辟的语言，概括了新加坡‚积累经年的治国方略‛，图文并茂地给我们提供了一部完整的新加坡的政治文化发展史，治国方略变革、创新史。读了《新加坡为什么能》这本书后，对‚新加坡为什么能‛这一问题有了答案，就源于新加坡政府的政治文明。吕教授以其敏锐的洞察力,经过长期的观察和细致的分析,从旁观者的角度,用精辟的语言、图文并茂地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真实的新加坡,一个富于活力的新加坡,一个和谐的新加坡,一个廉政的新加坡,一个法治的新加坡。在书的上卷‚活力篇‛中,作者从‚理性执政‛、‚托管执政‛、‚依法执政‛、‚为民执政‛、‚贤能执政‛、‚强人执政‛六个方面全面介绍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盛不衰并保持活力的原因;在‚廉洁篇‛中则从‚以德倡廉,使人不想贪‛、‚以俸养廉，《新加坡为什么能》此书从保持活力和廉洁方面论述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做法，从理性执政、托管执政、依法执政、为民执政、贤能执政、强人执政等六个方面介绍了由此带来的变通力、稳定力、公信力、代表力等十二个‚力‛。

（一）理性执政带来的变通力和稳定力。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立足于实用理性执政，做到关心常理，不拘泥于主义；关心现实生活，不拘泥于经典理论；关心做法上正确，不拘泥于‚政治上正确‛；关心客观实际，不拘泥干意识形态，从而具有变通力。立足于渐进理性和实践理性。学习先进经验从好的目标出发，必须结合自身的实际，而不能机械套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以渐进理性、实践理性为基础，认为演化而成的制度比设计而成的制度更优秀，注意其在顺其自然中实现稳定，做到在追求发展中保持稳定，在保持稳定中实现发展。

（二）托管执政带来的公信力和代表力。所谓‚托管‛执政，是指依照‚托管式民主‛执掌政权。吴作栋说，新加坡实行的不是自由放任的民主制度，而是经过调适的民主制度。这种新加坡式民主叫着‚托管式民主‛，即政府像人民的信托人，一旦在选举中受委托以负责看管人民的长期福利时，它就以独立的判断力来决定人民的长远利益，并以此作为它的政治行动的根据。实际上，新加坡政府的政策从来就不是由民意调查或人民投票来决定的。因此，在执行正确的

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罚加乎奸令‛，从而具有法治力。立足于依法执政，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通过维护职位权威、法理权威以‚定此名分‛，从而具有权威力，通过依法治官和依法治言而‚控名以责实‛，从而具有法治力。

（四）为民执政带来的扎根力和竞争力。所谓为民执政，是指为了实现人民利益、满足人民要求而执掌政权。为民执政的理念与中华传统民本思想具有密切关系。西方文化强调民主，其政治理想是人民做主；中华传统高扬民本，其政治理念是为民做主。民本与民主既相区别，又有联系。将区别夸大为对抗，将会斩断民主主义的传统资源；从联系发展为会通，就能找到民本主义的现代出路。仔细分析，民本一词，语出《尚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因此，民本主义就是主张立国安邦必须以民为本的思想。立足于为民执政，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执政过程中以依靠人民的‚民有‛为依据，从而具有扎根力；以服务人民的‚民享‛为归宿，从而具有竞争力。

（五）贤能执政带来的领导力和更新力。所谓贤能执政，是指依靠贤能之士执掌政权。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领导人着力倡导‚君子执政‛、‚能人执政‛。其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是‚有好领袖才会有好政府‛。人民行动党的观点，与儒家‚为政在人‛的观念一脉相承。儒家强调‚为政在人‛却并不意味为政不必有制，孔子也不忽视制度在政治中的作用，且非

2011年4月14日，省委副书记、省纪律书记**同志在《南方日报》发表了题为《新加坡为什么能做到廉洁高效？》一文，现摘录如下：

1.新加坡廉洁高效的奥秘何在？

（1）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后把廉洁上升为国家战略，把密切联系群众作为保持廉洁的重要渠道，社区基层组织党员风雨无阻、深入群众；国会议员每月至少一次深入选区、接见选民、听取民意。

（2）新加坡把儒家文化倡导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德‛作为整个社会尊崇的道德准则和公务员行为规范，使崇廉思想从国家意识潜移默化为国民的自觉行动。与此同时，强调以法治国，提出反腐败四项原则，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里面人人自由、法律外面没有民主、法律上面没有权威。

（3）机构独立专业而不独断专行，贪污调查局成为反贪先锋。贪污调查局(CPIB)是新加坡独立行使肃贪职能的专门机构，隶属于总理公署，由总统任命，向总理负责。调查局分为两个部门：行动部和行动与特别支援部，其中行动部占据了三分之二的编制。反贪污调查局秉公执法、有罪必罚。雷厉风行、精干高效。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贪污调查局内部管理严厉，对于害群之马绝不袒护姑息。

（4）织就让贪腐行为无隙可乘的制度密网。一是法律

加大对贪污受贿行为的经济处罚力度。对公职人员来源不明巨额财产，按涉嫌贪污定罪论处。尽快出台推行国家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和公职人员接受礼品制度。2011年集中精力深化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统一指导推动各地各部门车改。三是加快干部选拔、任用、管理制度改革。要提高公务员队伍准入门槛，严格审查道德修养、财务状况和社会关系等。要继续深化干部选拔任用初始提名权改革。实行用人失察问责制。加快和扩大‚公推直选‛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的范围。适时组织开展对选人用人不正之风及买官卖官问题专项治理。强化对人事任免事项的党内巡视考评力度。改革公务员薪酬制度，实行弹性灵活工资制度。强化对各级‚一把手‛的监督，建立一批刚性、管用和可行的制度规范。四是提高发现腐败概率和打击精准度。要规范受理申诉或举报程序，对举报的受理、移送、查处、答复等程序以及每个程序的时限作出规定。成立信访举报咨询委员会，定期听取对不予核查的案件线索的解释和说明。充分发挥网络在反腐败中的作用，完善网络举报法规制度建设，健全网络举报受理机制，完善线索运用和反馈制度。加大对行贿行为的打击力度，坚决实行受贿行贿同罪同罚，加大腐败行为的风险成本。开展对重要岗位和重点人员的廉政风险防范评估管理工作，建立廉政预警机制。五是建设廉洁、高效、具有完整独立监督系统的反腐败专门机构。优化机构设臵，确保一半以上人员参加办

过道德教育倡导廉洁之风，树立廉洁意识，从而在思想上抵制、铲除贪污的念头，最终达到使人不想贪的效果。人民行动党之所以能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保持廉洁，原因之一是以德倡廉，其具体举措是倡导儒家核心价值，营造廉洁政治文化。在新加坡，政府非常注重发扬传统人类文化价值，特别倡导儒家核心价值，提倡‚忠于国与耻于贪‛的儒家道德；强调 ‚臵个人利益于社会之上是小人行径‛，不是君子执政。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以建立清廉和有道德的政府为使命，通过领导人的以身作则来维持廉洁正直的品格，通过巩固‚人民本来拥有的文化遗产‛（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传统‚五伦‛）、‚深化他们所秉持的价值观和是非观‛（如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等儒家‚八德‛）来维持法律制度的正常运作，通过着力铲除传统中的负面因素（如裙带关系）以实现君子执政。同时，新加坡政府非常注重廉洁政治文化建设以净化社会环境，从而在一些看似表面的东西也非常认真、非常在意，特意把‚白衣白裤‛作为人民行动党‚党服‛，人民行动党总部建筑也非常不明显，就坐落在新樟宜路上段的一个不起眼的小办公楼时，非常的低调俭朴，使‚低调‛成为党的行为模式，使廉洁成为党员的生活方式。

吕教授说，没有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能免于贪污的诱惑，即使保持清廉的新加坡及发达国家如美国也不能免疫。

1根据能力、贡献等人才的价值确定薪金。（2）根据政治人才的供求状况确定薪金。人民行动党领导人的观点是，当总理薪金不能吸引到最适合担任总理的人才来担任总理的话，那么，就应该增加总理薪金，直到这一薪金能够吸引到最适合担任新加坡总理的人才来担任总理。（3）根据产出（收益）确定投入（薪金）。

最后，建立行得通的制度，对部长与高级公务员薪金标准制定了如下方程式：（1）政府根据私人企业中六个专业的收入，为部长和高级公务员制订两个薪金标准；（2）所选定的六个专业是：银行家、会计师、工程师、律师、本地企业和跨国公司执行人员。（3）第一个薪金标准：特级一，是为部长和特级公务员而设。其方程式是从上述六个专业中，各选出最高薪的四人，然后以他们的平均主要收入的三分之二，作为这一级的薪金标准。（4）第二个薪金标准：超级G，是为刚升上超级薪金制的公务员而设。政府将从年龄在32岁而又从事上述六个专业的人中，各选出收入排名在第15位者，然后以他们的平均主要收入作为标准。

《世界联系》调查组1996年对世界各国高级公共服务人员年薪的调查显示，新加坡政府首长的年薪为812858美元，是调查中排名第二的日本政府首长年薪(395049美元)的2倍有余，是美国政府首长年薪(200，000美元)的4倍，是英国政府首长年薪(129，189美元)的6倍有余，是俄罗斯

3实践证明，‚高薪养贤，厚禄养廉‛的制度有利于新加坡公共部门和内阁争取和保留到好人才，并保证政府保持高程度的廉洁诚实和高水准的能力。新加坡实行的‚高薪养贤、厚禄养廉‛制度，就是‚根据市场的做法‛而建立的一种‚诚实、公开、可以辩护及行得通‛的薪金制度。

第三，以规固廉，使人不能贪。所谓以规固廉，是指通过严密的规定减少腐败机会，实现防患未然，堵塞贪污漏洞，以及通过实行民选总统制而建立一定程度的权力制衡，最终达到使人不能贪的效果。为了使人不能贪，新加坡通过严密的规定，减少或杜绝腐败机会。其做法是：（1）增加权力之间摩擦。如实行双重检查制度，确保一个官员的决定必须由另一个官员审查或监督。（2）减少权力运作黑幕。如规定一切有关政府官员的权力的工作条例力求简单明了。这样一来，任何违反条例的行为都很容易引起怀疑或招来投诉；在颁发许可证等方面，改进烦琐的工作方法和程序。（3）减少自行处理权力。如在批准发给执照或许可证方面，要尽量减少政府官员的自行处理权。（4）减少公共权力涉足。如规定总统和内阁成员不得担任任何营利性职位，不得从事商业活动。（5）减少势力网、关系网。如规定公务员必须定期和制度化地从一个职位轮换到另一个职位，确保某一公务员或公务员团体在一个单位不存留太长时间。（6）实现防患未然。如规定公务员不得向下属或受职权管辖者及有公务往来者

5著称于世。新加坡法律规定，任何人所拥有的财产或其在某财产里占有的利益，如果与该人已知的收入来源不相符合，又不能向法院作出合理的解释时，即被视为贪污所得，从而使得各种隐形的腐败行为都会受到惩罚，且执法严厉，做到有罪必惩，轻罪重惩。新加坡执法的严苛当以‚鞭刑‛最为以严酷闻名，鞭刑是强制刑(必判鞭刑，不能减免)，至今适用鞭刑的罪行的名单还在延长，其中既包括强奸、抢劫、贩毒等重罪也包括较轻的罪行如非法拥有武器(长刀、匕首等都算)、涂鸦(包括在墙上喷涂油漆或者重犯在墙上张贴广告、海报)等。1994年，正是因为新加坡人要对一位美国青年执行鞭刑，才引发了一场不小的国际**。美国青年麦克〃费伊在新加坡的大街墙壁上喷漆，触犯了法律，不但罚款，而且还要遭受鞭刑，这事传到美国一时间舆论纷纷指责新加坡政府实施暴政，甚至连美国总统也惊动了。为了保护美国公民的屁股，克林顿写信给新加坡领导人请求赦免，但是新加坡政府不为所动，美国公民照样挨了鞭子。而且不论鞭刑这种刑法是否可取，新加坡执法严明的力度由此可见一斑。同时，在执法严明的同时加强对公众的法律意识教育，到处张贴着警示与刑法的标志，新加坡的孩子们从小就被灌输了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违法了会怎样的法治思想。这也就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的‚鞭刑效应‛，同时，新加坡的法律与认真执行也成为一种‚新加坡执法效应‛闻名世界。

7言的历史渊源，又把它同‚汉语‛和‚中文‛区别开来，其中无不包含新加坡人自身独立的‚民族‛意识。把马来语规定为‚国语‛，是因为马来人是新加坡的一个十分重要民族和新加坡在历史上有过归属于马来西来的经历，这规定既突出了只占总人口不到20％的马来族人在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又显示了华族人对新加坡民族团结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二是在宗教信仰上，政府为使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能够长期和睦相处，新加坡没有像许多西方国家那样设立‚国教‛，而是实行‚不干预‛的政策，让人们自由选择所信奉的宗教。无论在华人聚居区还是马来人和印度人聚居区，以及在政党竞选活动和各种社区民间活动中，都绝少发生损害民族和睦的现象。三是在政府组屋的分配上，实行种族多元化比例，即新加坡建屋发展局长期坚持按照种族比例分配组屋，在一个邻里的组屋当中，华族居民的比例为75～85％，马来族为15～25％，印度族和其他和族维持在7～15％以内，以免出现种族聚焦城区的现象，确保种族和谐与社会稳定。四是在法律保护上，规定凡在公开场合发表歧视某族的种族主义言论的人，就要被判刑坐牢。

（二）构建和谐的人居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城市的主要功能和本质属性是‚人居‛，人居环境必须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因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和谐社会的自然物质基础。新加坡在环境保护上有明确的战略远虑，9设，其使命是实现‚居者有其屋‛（新加坡人俗称组屋）。二是建设合适的组屋，适应不同层次居民的住房需要。组屋户型有2～5居室之分，面积50～130平方米不等。组屋通常由3～5幢高楼组成，底楼大多是框架，作本楼居民的公共活动场地。组屋的数量按新增21岁适龄人口的数量修建，年满21岁的新加坡公民可以向建屋发展局申请购买组屋，房价不包含地价，只是建筑成本费，大大低于市场房价。新加坡公民一生可以两次购买组屋，但只能有一套组屋。第二次购买组屋的必须在第一套组屋实际居住（可以出租其中部分房间）5年以上，并在建屋发展局登记申请，按市场价向社会公开出售，售房款缴纳税收后余额归房主。组屋使用年限99年，可以继承。现在新加坡人住房拥有率达98％，而且80％几是组屋。三是按种族比例分配组屋，即政府把马来族人、印度族人、华人等安排在一栋房子，入住和买卖组屋住房须按华人占75～85％、马来人占15～25％、印度人占7～15％的比例办理，这样有利于民族和谐的打造。四是坚持与时俱进，实施‚翻新工程‛，使从‚居者有其屋‛向‚使国人拥有让人羡慕的住房‛转变。实施‚翻新工程‛，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住宅区及其公共设施每隔2-3年翻新一次，或者外观刷新，或者扩大空间，或者完善功能。住屋翻新由建屋发展局负责，经费政府承担80％，住户承担20％，经65％以上的住房同意就可以实施。因翻新工程的实施，新

1优秀的毕业生，同时，对在校获得奖学金的毕业生直接安排在公共服务领域工作。对公务员的收入是固定的、透明的，对公务员的工作要求要‚提高效率，确保质量‛，使客户不但满意，而且要达到‚愉悦‛。尤其可贵的是政府委任执政党的国会议员为各选区基层组织顾问，规定议员每周一次与选区市民见面，听取选民诉求，帮助排忧解难，及时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新加坡对公务员的培训很重视，建立了‚以人为本适应需求‛的培训机制。新加坡公共服务学院是该国公务员培训的主要机构，是一个自负盈亏的法定机构，该院的特点就是‚以人为本，协助学员追求更光明的前途，重塑人才以及开发学员潜能‛，其培训特点：一是注重公务员的终身培训学习，规定每年必须参加100小时的培训。二是体现个性的培训计划，规定60％的培训必须与工作有直接关联，40％的培训是拓展培训，帮助改进工作效率。三是公务员培训经费和时间有法律保障，权利明确规定每位公务员培训费不低于年薪的4％。四是公务员可以自己选择培训机构。五是公务员的培训与评估有严格的考核程序和标准要求。

五、新加坡的平衡之道

（一）不Ａ不Ｂ，寻求竞争力与凝聚力之间的平衡点。Ａ与Ｂ是对立着的两个极端。不Ａ不Ｂ强调的是对立双方的互相节制：不要左，也不要右；不要过之，也不要不及。李光

3则：‚只要我们的经济保持高增长，那么，我国队伍中的每一个队员，不论在赛跑中排名多少，都会得到一份努力奖。就算他跑最后，也会得到一份安慰奖。但是，他一定要跑完整个赛程，不能半途放弃。‛

由于注意保持‚阴‛与‚阳‛的平衡，新加坡社会的利益分配就被某位人民行动党议员表述为一种‚坐飞机的安排‛：飞机里有经济舱、商务舱和头等舱。不论你坐哪一个等级，你都同样享受到应有的服务，新加坡航空公司也不会派一个比较不漂亮的空姐去经济舱服务。更重要的是，大家也会同时安全地抵达目的地，至于谁坐经济舱、商务舱和头等舱，大家可以量力而行。这位人民行动党议员将经济舱比喻为政府组屋，商务舱比喻为公寓，头等舱比喻为私人别墅。他相信，当时间进入下一个世纪，新加坡实现‚新愿２１‛的理想时，就像新航将所有乘客安全地同时送抵目的地一样，全体新加坡人——无论是住在组屋、公寓或私人别墅，都能从中受惠。

（二）亦Ａ亦Ｂ：劳、资、政共乘一条船。Ａ与Ｂ分别代表矛盾不同的两个方面。二者既互相对立，又相反相成。在处理劳与资、劳与政的关系问题上，新加坡政府特别注重相互之间的共生双赢。一方面，执政之初的人民行动党政府要求劳方向资方作出让步。李光耀指出，当年许下的让工人过上好生活的诺言如今无论如何必须兑现，但是要做到这

5如穷人通过努力也可以变为富人，富人因为好逸恶劳也可能变为穷人；而不是封闭性不平等，即二者不能相互流动，如劳方的子孙尽管百般努力也永远是‚苦力‛，资方的子孙即使好逸恶劳也永远是‚贵族‛。李光耀认为，新加坡的一大优势在于没有牢不可破的阶级区分。社会流动性是新加坡成功的半个秘诀：穷人可以白手起家，富人也可能倾家荡产。社会有流动性，就不会互相仇视敌对。当然，这不是说仇恨不能制造。因此，新加坡不能把社会分级——所有富人与成功者的后代都念特殊的学校，养成说话带一种特别的腔调。英国工人仇视管理人员的原因之一，就因为口音成为身份的烙印；你即使赚１００万英镑，也是个下等人，因为口音改不了。英国工人痛恨这种事，他们借罢工发泄怨气。但是，在新加坡，不论父亲的财富、背景、地位如何，任何人都可以从小学一直念到大学。由于新加坡政府注意在国家取得进步、经济获得发展的同时让人民能够分摊利益，并通过实现居者有其屋和建立中央公积金制度，将人民与国家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新加坡人从而达成如下共识：大家共乘一条船。劳工、经营者和政府都必须把这条船稳定下来。

（三）Ａ中有Ｂ：“两体一心一条命”。对立不同的Ａ与Ｂ相互包含，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新加坡人认为，新加坡就像一个连体婴，一边名为‚新加坡经济‛，7一是人民在食、住、就业、保健等方面都受到良好的照顾；二是在法治下，社会有秩序、有正义。人民不分种族、语言和宗教，彼此都不互相歧视，没有人拥有极度的财富；三是人民尽可能享有个人自由，但却不侵犯别人的自由；四是经济能取得增长，社会能够取得进步；五是有一个良好的教育制度，并不断获得改善；六是统治者和人民都有很高的道德标准；七是有优良的基础设施，消闲、音乐、文化和艺术设备；人民有信仰和宗教自由，能过充实的知识生活。‛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如何建成和谐社会，读了《新加坡为什么能》一书后，有以下四点思考。

建成和谐社会，首先要观念。一方面是政党文化，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这点在中国体现的很明显，文革的阶级斗争是革命的遗留物，但经过了拨乱反正，进行改革开放，把共产党的文化从破坏转向建设，经过三十年的努力，党基本完成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另一方面是政治思维的转型，从两级对抗（有你无我）到中和思维，李光耀用阴阳太极图为例，阴代表平等合作的凝聚力，阳代表争强好胜的竞争力，过多的阴导致福利国家中的经济发展无活力，过多的阳导致赢家通吃，社会贫富分化。因此中和、平衡两者是一个重要问题，如党提出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现实是过于注重效率，社会不公现象频出。总的来说，党的观念基本形成。

9两点，一是去劣取优，选择久经考验的核心价值观；二是借鉴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竞争文化来更新中华民族的文化，两者的结合，将成为和谐社会的价值基石。

第四，依法严管提供和谐社会的秩序保障。和谐社会追求有秩序的自由，追求讲求实际的法律。新加坡的经验是立法严明和严密，它立法众多，细密，但规定明确，同时执法严实和严正，公正执法，惩罚严厉和严峻，表现为其罚款、鞭刑和绞刑。这些让新加坡成为亚洲司法最好的国家。依法治国，是我们国家治理的基础，但要保持司法的权威，必须要司法独立，这是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

总的来说，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人民在民生各方面都有保障的社会，是人民有共同价值观的社会，是一个法治、有秩序的社会。

第二篇：《新加坡为什么能》读后感

《新加坡为什么能》作为一部从国人视角较为全面介绍新加坡建党治国战略的书籍，以儒家思想为主线贯穿全书，分别从新加坡行动党在独立治理国家的五十五年间所秉持的执政哲学、执政战略、执政举措此三方面对新加坡政府及政党发展历程进行了一个较为清晰的回顾，也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下寻求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径提供了一个模板。

人民行动党作为新加坡的执政党，以在选举中连续几十年的绝对性优势成为政府的合法组织者掌舵整个国家，在自主性较强的国内政治环境中，充分发挥了政党在治国中的主动性和团队优势，依靠李光耀领导下的行动党人的卓越才能，成功地改变了新加坡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并以输入型发展的模式迅速完成了工业化，使得新加坡的制造业在二十世纪中期的十年间成为世界主要电子产品出口国，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对上世纪中叶新加坡发展成就的研究已不是近年来新晋的显学，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以新加坡为鉴，提出了多项与当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相关的措施，获得了良好的收效。具备一个稳定团结高效的政府是新加坡模式成功的核心，行动党多年来平稳的执政历程与整个国家的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新世纪伊始，我党深刻认识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和一成不变的，随之提出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系列目标，因此也再一次将党建工作提到了更高的层面。如何解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建设和施政方略，从而提炼出有益于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建与发展规划与具体措施，这都有赖于我们每一位党员更为深入地思索。

治乱催生向心力——对新加坡社会秩序得以快速重构的分析

新加坡在1945年结束日据时代殖民占领后的十八年间始终处于社会秩序动荡的状态。宗主国英国虽对这一地区恢复了军事管制，但其控制力相比其十九世纪以来近一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已明显降低。以泛马来西亚地区为核心的民族主义矛盾的激化以及各政治团体间的持续角力，逐步成为这一时期新加坡主动寻求除“殖民地”和“联邦”以外第三种途径来满足自身政治诉求的推动力，地区间孱弱的民主政治体系夹杂在民族冲突之中，加速了新加坡独立的进程，同时也逐步形成了现有新加坡族群的基本建构以及特有的类民主式多元政治文化。

1963年马来西亚联邦的成立无法消除多年来国内政局动荡的局面，由于下辖新加坡、马来亚、沙捞越和沙巴四邦党派治理模式以及族群分布的差异，国会与地方政权产生了激烈的利益冲突，联邦制松散的约束机制在由党派纷争引发的不间断的内乱面前无法有效制衡争议各方，此种中央权力对地方有限的管控也使得**频发的新加坡不断被边缘化。新加坡在人民行动党占绝大多数地方议会议席的情况下，被动独立后主动寻求国际认可和支持也在情理之中。

作为一个由华族、马来族和印度族为主要人口构成的蕞尔小国，世界各国对于独立后土地和资源短缺的新加坡能否继续存在表示了怀疑。彼时最大的反对党社会主义阵线也在不断以策划游行和煽动**等方式抵制人民行动党组成的议会和政府，社会动荡的阴霾长期困扰亟待变革的新加坡。以李光耀为总理的内阁有效把握了本国人民在多年的动荡之后对和平与安宁的诉求，将政府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重建经济体系和社会秩序上来，借助二战后新工业革命的大潮，新政府准确抓住本国劳动力供给充足的特点，大力发展加工制造产业。同时将教育、医疗、住房等与民众福祉相关的公共事业作为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地争取到了全国不同族群的政治支持。1980年开始，新加坡又将经济发展重心转移到刚刚兴起的芯片制造业以及其它高科技产业，以产业结构的升级来与邻国廉价的劳动力抗衡，最终保证了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维持8%的增速，失业率降低至3%，成功跻身亚洲经济发达国家行列。

历史证明，国家秩序由乱转治的过程必将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如前苏联卫国战争胜利后的社会主义大工业建设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选择何种路径作为国内经济社会重建的依托，决定了未来一国长远的发展。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建国之初虽处于社会秩序动荡的环境之中，但国内族群

间矛盾远未达到激化的程度，政党间的斗争也限定在了与社阵在治国理念上的冲突，人民对提升生存质量的需求成为了当时新加坡社会较为突出的矛盾，政府致力于发展经济的做法也迎合了大多数群众对政府的客观要求与预期，较为统一的社会态度逐步形成，有效地支撑起行动党的执政基础。

实践理性——跳出经典窠臼的执政哲学

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将儒家文化的性格特征定义为一种实用理性，是一套实际和理性的原则，并强调珍惜经过历史考验的本土价值观念，尊重在历史中自然形成的风俗习惯。他认为应从有限理性的事实出发，人们在进行复杂的社会变革的时候，就必须保持谦虚谨慎的渐进态度，视方案的制定为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视目标的实现为一个不断接近的过程。他“反对用死的定义来束缚实践，而强调用活的实践来创新定义”，测试一个理论和计划的方法是：“它是否行得通。”

李光耀曾经对新加坡发展中所坚持的渐进发展表述为“演化而成的制度比设计而成的制度更优秀”，一项制度的制定与执行也是在不断地试错与及时调整间趋于成熟。行动党坚持以现实生活和国内客观实际作为各项政策制定的依据，并按照“做法正确”的标准接受实践的检验，不断对政策进行调整，以期达到最优的效果，确保在获得实效的前提下上升至制度层面得以更好地推广。这种尊重实际又不拘泥于已有制度的做法是符合新加坡社会发展特点的，也符合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历史发展规律。

人民行动党的建党宗旨是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标，在建党初期也是以民主社会主义为信仰，但在国家运行的过程中，盲目追求结果的平等必然使得有限的社会资源捉襟见肘。行动党人对治国理念有了更切合实际的认识，李光耀坚持强调机会平等下实事求是的社会主义，放弃强求结果平等的封闭僵化的社会主义。在新加坡主动开放吸引西方发达国家优秀资本进入国内的同时，李光耀避开了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类敏感意识形态无谓的争论，只是客观地按照“新加坡没有原料可资剥削，只有劳力”的实际，提出了建设出口加工贸易为主的经济政策，并着力培养国民的“技能和工业生产能力”。存而不论的务实主义特点也确保了新加坡经济发展有一个更加宽松的政治环境。

国富民强的终极目标——避免党争内耗的强人执政战略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对其执政模式定义为“托管式民主”，党内一致认为：由政党间充分的竞争式选举可能出现的联合政府或轮流执政的政权组织形式不利于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体政策保持连续稳定性，政党间争夺合法执政权的过程会直接消耗政府在组织经济建设和维护社会秩序中应有功能的发挥。

新加坡一党优势与多党并存的格局正是该国稳定的政治生态的一个突出表现。托管式民主政治建立在与选民紧密联系的基础之上，以为民服务为日常工作的切入点。在系列制度的规范下，政府内行动党各级官员能悉心听取选民的诉求，及时按照法规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行动党以其公正亲民的作风，有效地在人民中建立起了不可企及的威信，历年大选中压倒性地胜出也完全符合各方的预期。

新加坡几十年来一党优势政治格局是公民主动选择的必然结果，在这背后有太多以李光耀为代表的第一代人民行动党人强人政治的色彩。依赖优秀领导人的卓越才华以及将建国为己任的高尚意志，李光耀以近乎理想化的建党治国理念，运用各项严格的管控措施，构筑起一个强大的执政党，并成功带领新加坡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令世人称道的成就。强人掌舵国家是新加坡这个社会构成复杂、国土面积狭小的沿海国家在较短的时间内由乱转至的关键。按照组织行为学对领导特质的分类，李光耀应当符合权威型领导的各项指标，长于乱世、留学西方，其个人成长经历和复杂的教育背景都为其日后在领导人民行动党中的理论与实务提供了较充分的支撑。不管是在隶属马来西亚时期为新加坡权利的据理力争，还是建国后与反对党开展的全方位的政治角逐，他都能清醒地判断局势，切合时机地提出不同的应对措施。怀着对新加坡高度的忠诚与依恋，李光耀在治国中倾注了毕生的心血，他以东方人特有的视角将对中华儒学和西方民主的解读融入到治理新加坡的每一个阶段。

以保持政府执政活力为导向——积极主动的执政策略

人才策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人着力倡导“君子执政”、“能人执政”，坚持“有好领袖才会有好政府”的人才观，并将其上升为与“好的制度”同等重要的执政理念。李光耀在对二战后亚洲多数独立的新兴国家进行研究后，提出“人民仍然以族群领袖为效忠的国家中，优秀强悍的领袖党争是这类国家得以迅速发展的秘诀” ,“新加坡最关键的发展因素在于部长能力高强，并拥有一群素质高的公务员做后盾”, “年轻的领袖和干部掌管行动党，他们继续坚信通过廉洁和有效的政府，来改善全体新加坡人们的生活”。以此为基础，李光耀在多年执政的过程中也提出了具有新加坡特点的人才观理论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如领导应具备的六大品质、先天素质优于后天养成、主动争取社会各界人才加入行动党、领导岗位的及时更新等，在保证执政党队伍稳定前提下不断提升党员的素质和政党的执政能力，确保了后强人政治时代精英政治体系持续的完善与发展。

法治策略——“万事皆归于一，百度皆准于法”，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执政权威借助法制得以确立，并重视在治国的过程中依照上述法律规范维护职位权威，着力于塑造“对政府的服从就是服从法理权威”的社会舆论环境。对于国内各项治理政策的研究过程，行动党坚持保留与民协商国策和接受舆论的政治作风，执政党尽量让国人针对影响生活的课题发表意见，但总理必须在提取意见，考虑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作出决定，不能被少数人和反对派所左右。政府“明确地设下„超越范围‟的记号”，其用意鲜明的将自身开明和协商的限度公之于众，运用法律的武器，依法处理各界对政府不实的批评，在依法管理的前提下，将保护民众的言论自由权利统一起来，较好地实现了对社会的有效控制，确保各项政策的贯彻实施。

廉政策略——国际透明度组织连年对新加坡政府的廉洁程度评为“亚洲第一，直接前茅”这一骄人成绩，也再一次验证了保持执政党活力与清廉是防范一党长期执政可能陷入腐败、衰落怪圈的不二法门。李光耀在行动党长期的建设过程中，将本人对国家的高度忠诚和高尚的品行注入到每个党员的意识之中，并营造“君子执政”文化氛围且身体力行，突出“置个人利益于社会之上是小人行径”的观念，将优秀的廉政文化和高尚的执政理念以制度化的方式加以固定，借助强大的思想攻势促进党员队伍高度自我约束观念的形成。同时，行动党大胆创新政府公职人员的薪金制度，将不同级别的政府领导人员与相应的企业高管的功能进行类比，肯定公职人员个人贡献的重要意义，制定系统的收入换算标准，大幅提升公职人员的收入水平。在高薪的保障下，廉政工作效果显著，保持并不断提升政府效率。

谈新加坡的文化认同

新加坡国内不同族群的构成特点以及殖民文化的背景使得同一文化的认同度较低，人民行动党有效避开了关于国家文化层面的争论，坚持“存而不论”的处理策略，有效缓解了多元文化的冲突。民众对政府托管式民主的支持主要表现在于多年来人民行动党领导国家所取得成绩的肯定，其根源是一种对维持社会稳定以持续保有个人资产的利益选择。正如李光耀常表述的观点：“要让人民保卫新加坡，就必须让新加坡有值得人民去保护的东西，政府所捍卫的不只是有钱人的财产……如果每个家庭都拥有自己的住房，社会也不会发生动荡，国家将会更稳定，人民也会更佳感激、支持实行这项政策的政党”。

在政治制度层面，李光耀领导的行动党不接受“在自由企业之外还一定要有民主制度后自由市场才会成功”这一过分简单的判断。坚持有限民主和精英政治下的一党优势格局，行动党在自身党建和国家事务管理中通过科学的人才选拔任用机制和强有力的监督约束措施表现出了优秀的领导素质，民众对这一政治文化也通过每届政府的选举表示了充分的认同。在广受发达国家诟病的新加坡式民主政体之所以保持长久的稳定，完全取决于新加坡民众对这一政治文化的高度认同。

李光耀以务实的态度充分吸收不同地区文化的优势，重点将中华传统儒家思想中“仁义礼智信” 的核心价值观灵活运用到建党和治国之中，强调执政党应具备儒家“五常”的基本素养，以严格的标准规范党员的言行，促进其社会责任感的养成。“精诚所至，取信于民”的施政理念也在多年的国家治理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新加坡社会的文化认同有其客观的局限性，管制型政府对国家强有力的控制约束了社会文化的自然发展，也限制了外来文化的输入。随着国家建设的进一步深入，民众的文化自觉进而上升为政治权益的觉醒必然会对现有文化体制和政治体制带来挑战，这也是未来新加坡政府在社会管理方面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结语

“成功的程度取决于能够预料到变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要有决心和本领，对变化开始做出变革调整和适应。” 新加坡的成功在于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加强对自身建设的自觉，对党和国家忠诚的要求已经超越舆论宣讲的范畴，真正融入到每一位行动党领导人和党员的心中，并通过制度化的刚性要求在组织内部产生了强大的约束力。行动党通过多年来的发展与完善成功地将党的规范植入到新加坡社会运行的每一个层面，其科学的党建理论与务实的作风在维护国内政权稳定、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所发挥的突出作用是值得我党深入学习和借鉴的。

李光耀曾感慨：“将来改变中国的是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随着我党在新时期所提出的“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一重大战略方针不断得以深入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中国社会各阶层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先锋模范作用将得到进一步强化。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应在研究近现代世界政党发展的历史中，认真总结各国政党发展的经验教训，归纳政党作为现代民主政体重要组成的客观规律，以对我党自身建设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我们应深入学习现代各国政党制度不同模式的得与失，吸收借鉴其他国家成功的建党治国经验，因地制宜地创新我党党建工作的各项体制机制，吸纳更多的优秀人才充实提高党员队伍，以有效保持我党各级组织的活力和战斗力。

第三篇：新加坡为什么能读书汇报

《新加坡为什么能》读书心得

曾在各种渠道听闻，新加坡是个创造世界奇迹的国度，是世界上犯罪率最低、最廉政的国家之一，是一条快速飞翔着的小龙。我一直很奇怪，也非常想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个国家经济发达、人民生活安乐、和谐稳定。最近，局党办开展了主题读书活动，我有幸有机会拜读了吕元礼教授的《新加坡为什么能》一书，初步了解到新加坡的经济的振兴的根本原因，真的是受益匪浅。

《新加坡为什么能》分上下两卷。分别探讨“执政党何以保持活力、廉洁”和“和谐社会是怎样建成的”两个问题。该书录用了百余幅史料照片，从保持活力和廉洁方面论述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做法，该书从理性执政、托管执政、依法执政、为民执政、贤能执政、强人执政等六个方面介绍了由此带来的变通力、稳定力、公信力、代表力等十二个“力”，系统总结了新加坡行动党掌握政权近五十年以来,一直保持其活力和诚实,建立廉洁和有效率政府的经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完整的新加坡的政治文化发展史，治国方略变革、创新史。读后感触颇深，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国家借鉴和学习。吕元礼教授作为一个中国人来写新加坡，从字里行间来看，作者不仅仅是在写新加坡，而是在用一面镜子照中国。书中凸显新加坡独特和可取的一面。该国治党治国之道，为中国的政治文明提供借鉴。新加坡处于资本主义世界，该国一党优势下的多党并存局面、反腐倡廉、发展市场经济，以民为本的政权建设格局，倡导公民道德规范，以法治国，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谐社会等诸多领域，都与中国有相通之处。或许我们可以从书中有所发现，有所感悟。

针对我们作为机关干部的一员，我们又应该从中学习到什么东西呢，笔者有以下几个体会：

首先，我们需要不断增强服务意识，强化服务功能。管理的本质是服务，机关在管理的过程，也是一个服务的过程。我们机关干部，需要不断增强服务意识，强化部门服务功能，一方面充分发挥职能优

势，为促进全局的协调发展提供组织机构保障；另一方面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加强部门间的配合协调服务，努力为领导决策当好参谋。要克服和纠正以前重管理、轻服务或只管理、不服务的现象，做到管理与服务相结合。坚持“以人为本”，强化服务意识，改善服务手段，提高服务质量。要虚心听取部门和基层的意见，不断研究和改进工作程序、办事制度，提高办事效率。

其次，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模范遵守法纪，保持为政清廉。我们要坚决反对以权谋私等腐败行为，追求高尚的目标。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一言一行都要对单位负责，对职工负责。要警钟常鸣，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固守思想道德防线。要严格执行有关廉政建设的规定，争做清正廉洁的模范，真正做到一切为了党的事业，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始终保持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树立和维护公道正派的良好形象。

第三，加强学习，提高业务理论水平。干部素质的高低对行政效率、决策水平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我们机关干部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通过学习，培养实事求是、公道正派、无私无畏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通过学习，提升自身工作能力，更好地为领导当好参谋，为局的发展做出贡献。

第四篇：《赋能》读书笔记

《赋能》读书笔记

第一章 不确定性已经显现

我们必须按照极端透明的信息分享原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共享意识”）重新搭建我们的部队，并且进行决策权力的“去中心化”（也就是“赋能”）。我们消除了障碍——各单位间的隔绝壁垒和我们等级制度的天花板——而这些障碍曾经使我们效率颇高。

第二章 还原论的时代与全新的时代

泰勒的系统意味着，在经过研究、评估和标准化后，这些罢工工人的工作已经被分解成可以被任何人执行的简单步骤。他能够找到愿意合作的新工人，而他高效的系统也大大增加了产量，他能够给予新工人的工资也提升了。泰勒不再害怕工人的辞职，他设定一个工人经过一天努力的工作应该达到的速度，达不到这个速度的人，都会被解雇。

通过制定极为精确的操作指南和几张图表，泰勒就不会再担心失去拥有几十年经验的、工资高昂的熟练工，代之以那些对于顶层设计流程没有丝毫质疑的年轻劳动者。

第三章 从复杂到错综复杂

“错综复杂”和“复杂”是两回事。复杂的事物或许有多个部分，这些部分以比较简单的方式彼此连接、彼此相依：一个齿轮转动了，其他齿轮也会转动，以此类推。复杂装置的运行，比如内燃机的运行，或许令人困惑，但它们最终可以被分解成许多有内在联系的部件。最终，当设备的一个部分被激活或者改变时，你能够比较确定地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而“错综复杂”是在多个元素间的互动剧烈增加的情况下发生的——万物的关联性使得病毒和银行倒闭的影响能够扩散，就这样，事物迅速变得无法预测。

我们已经走向“错综复杂”的“多对多”环境，而我们设计的仍然是日益“复杂”的解决方式：天才的管理者制定出精细的操作条例以及自上而下的组织架构，试图覆盖所有的可能性。这样做的基本理念在于他们相信任何问题都可以窥知其全貌，这种理念至今未曾消散。

第四章 建立有效组织

“韧性思维”是一个迅速发展的领域，并通过这种新的方式来处理错综复杂局面所带来的新挑战。在一个“韧性十足”的体系里，管理者会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他们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到不曾预料到的威胁，他们不会试图建立坚强的、专门化的防御力量，而是建立一些体系来抗击打，甚至试图从击打中获利。“韧性体系”能够应对未曾预料到的威胁，如果有必要，它还会在遭到无情的击打后恢复如初。投资家兼作家纳齐姆·塔利布也提及了一个类似的概念——“反脆弱体系”。他认为，“脆弱体系”一旦遇到冲击就会毁坏；“坚强体系”能够在冲击下平安度过；而“反脆弱体系”如同免疫系统，能够从冲击中获益。

我们固然需要敏捷性，但同时也需要与效率相伴相生的规模优势。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在保持传统力量的同时，获得那种调整适应能力。这将是困难的，因为提升效率的行动往往会直接限制调整适应能力。

第五章 建立互信和目标共享的团队

类似于海豹突击队以及机组人员这样的团队，都是要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下运行的。在这样的环境下根据客观条件精准地调整反应是很关键的，比单个领导者预测、监督和控制的能力更为重要。这样一来，团队成员在行动时不能仅仅依赖于命令，整个团队工作是一个重新评估、协调和调整的过程。所有参与者都不停地向队友发出信息，并且接收队友发来的信息，这些参与者必须互相理解彼此的行动和目的。

应付错综复杂局面的团队成员必须全面了解团队境况和总体目标。只有当所有的成员都理解任务的目标以及战略背景时，大家才能够对正在产生的风险做出评估，并且明白该如何与队友进行互动。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资源的多少，而是整合资源的方式——用互信和目标将所有人团结在一起。并行计算、“联合认知”以及团队的一致性都是在朝同一个目标行进：建立一张网络，使你能够解决规模更为庞大、更加错综复杂的问题。创建和维系一支团队必须两手抓：管理的“看得见的手”和自发的“看不见的手”；前者将所有的因素捏合在一起，后者则指导着团队的工作。海豹突击队基本水下爆破训练的课程，就是用来锻造自发智慧的，这样即便在没有计划或者出现计划外的情况时，团队依然能够正确地做事。

应对当今世界，大家的战术反应是寻求更为强大的调整适应能力，而小型互助团队相比于自上而下的统治性机构，更具备这种能力。

第六章 突破“深井”，建立关系

为了打破这个瓶颈，我们必须对导致这种瓶颈的管理体系和组织文化开刀。用团队架构的眼光来看我们的组织，寻找横向联系上的薄弱点，而不是让上级制订新的计划，我们会发现类似的瓶颈在组织内所有的团队之间比比皆是，这被称为“断点”。

我们必须想办法，在我们整个组织内部，建立起交错混乱的连接通道，而这种连接通道在我们的小团队内部已经有效地建立起来了。

小团队的架构之所以能够在局部见效，因为它比较小——在一个小团队内，成员彼此熟悉，并且共同度过成百上千个小时；而在大型组织内，大多数人不可避免地会互不认识。事实上，小团队身上的一些特性，一方面使小团队自身能够变得强悍，另一方面却使小团队的类型无法在一个更广阔的范围内见效。

我们不需要每一个特遣部队的成员去认识整个部队中的其他每一个成员，只需要每一个人去了解其他团队中的某个人，这样当他们想到驻扎在隔壁的部队时，或者想到那些在华盛顿特区工作的情报人员时，脑海里浮现的不是竞争对手的可恶形象，而是一张友善的面容。我们不需要每个人去跟进所有正在实时进行的军事行动，这是不可能的，就好像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与7000个人保持终身的友谊；我们需要让一支团队能够在一个各因素互赖性很高的环境中行动，从而让他们明白自己的行动有可能引发“蝴蝶效应”。这样，这支团队就会清楚与自己合作的其他团队工作的难处和重要性，这有利于这支团队去达成战略上的成功，而非战术上的成功。

第七章 打造体系思维

在信息无法充分共享的情况下，指挥控制式上层结构统领下层的敏捷团队，就会产生这样的困扰。

大部分组织更关心的是如何最好地控制信息，而不是如何最好地分享信息。

第八章 培养共享意识

我们所需要的物理空间无须去契合有序的、如同机械一般的文书工作流水线，我们需要的物理空间能够契合敏捷的、网络状的思维汇集方式。也就是说，我们要的建筑物不是为了分隔，而是为了融合。

“敞开式”办公室，工程师可以到这种办公室中取走资料，并且在开放式空间的任何一个地方落座，这样就使每个工程师有更多机会与团队其他成员“偶遇”

要想获得意识共享的效果，就要最大限度地在我们特遣部队内部，以及和友军之间提升透明度。这里的“透明度”和商业世界里经常使用到的“透明度”一词并不是同一个意思，后者往往是指个人品质的正直；我们所需要的“透明度”是指组织内每个团队都能毫无障碍地随时知道组织其他部分的情况。

我们还是在试图构建一种分享的文化：特遣部队中任何一名成员，与我们相关的任何一支兄弟部队，都可以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安全地介入我们的作战情报简报，并且通过戴在头上的受话器倾听简报内容。

随着特遣部队在全球的活动范围扩张，我们将越来越多的人整合进我们的网络。每周开6天会，而且从来没有取消过一次会议。每次我们都是在东部标准时间早上9点通过视频电话举行会议，这时位于华盛顿的部门正好开始上班，便于它们参会，而我们也希望将这些部门更紧密地整合进我们的行动中。而在伊拉克，会议开始的时间是当地下午4点，我们的行动人员在将近中午时起床，训练、准备、参加完作战情报简报会议后就可以为夜袭做好准备，夜袭行动会从黄昏持续到破晓。这些人和部门形成了一个“协调同步的圈子”，我们将之称为“作战节奏”，它从作战情报简报中获取给养，而作战情报简报会将信息和背景材料输送到整个特遣部队中。

就像古老的谚语所说的：“知识就是力量。”我们正在将这种力量抛向空中，让它随风传播。我们的想法是，信息分享得越广泛，其价值就越高，其所能激发出的力量也就越强大。

目前信息分享的程度，还不会导致大规模的信息泄露。即便会导致，这种信息分享所能带来的利益，也要超过潜在的代价。与曼宁和斯诺登之流所带来的损害相比，“9·11”事件后在美国情报圈子里分享信息的做法拯救了许多生命的好处显然要大得多。然而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些坏事一登上报纸头条就开始扭曲我们的判断了。

第九章 击败“囚徒困境”

我们最具争议的行动莫过于“嵌入计划”，这是一种交换制度，大约在2003年后半年开始施行。根据这种制度，我们会从一支团队中抽取一个人分配到另一支团队里工作6个月，比如，把一名陆军特种部队的作战人员调到海豹突击队中工作6个月，或者把一群分析师调入海豹突击队工作6个月。之所以这么做，是希望让我们的行动作战人员从其他团队的角度来看一下整场战争，同时他也可以与其他团队的人建立起私人关系，这样一来各团队之间的关系就十分融洽了，而这种融洽以前只会出现在一支团队内部。

虽然这是一个带有强迫性的命令，可一旦指令下达，精锐部队还是自然而然地把自己最优秀的作战人员和军官送出去。这些被送出去的人代表的是各自的组织，因此团体荣誉感让这些团队要把本团队内的精英输送出去，而这些团队本身就已经是经过精挑细选的楷模了。

在提名一些关键位置的关键联络官时，我们遵循两个标准：第一，如果这个人从你的团队中离去让你觉得无所谓，那么肯定要换一个人；第二，如果这个人半夜两点打电话给你，你却认不出他的声音来，那么肯定要换一个人。

整体系统的理解和牢固的互相联系是两块基石，正是这两块基石合在一起，才让我们具备了共享意识。这两块基石与MECE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在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里秉持的是还原论的教条，但在新的环境里、在应对新的威胁时，这两块基石见效了。

他看到公司内部有太多小型会议，以至让公司四分五裂，于是他把这些会议统统取消，代之以每周一次的公司级会议——“业务计划复核”。他不允许单独讨论，不允许对公司内部其他同事保密，不允许使用黑莓手机，也不允许开玩笑贬低公司内的其他人。

新的架构就是共享意识，它包含了两个因素。首先，极端的、分享性的透明度，也就是美国航空航天局的“体系管理”，我们也在作战情报简报论坛和物理办公空间布置中模拟过这种做法。这种做法让所有的参与者都能意识到整体的情况，就如同我们在小团队中已经看到的一些特质，包括了解背景信息和追求共同目标。其次，在各个团队之间建立强关联——我们通过“嵌入计划”和“联络官计划”做到了这一点。

第十章 应对不确定性的关键：赋能

在日常情况下，我的批准并不能带来巨大的价值，因此我更改了流程。我告诉整个司令部里的所有人，在做出类似空袭这样的决策时，我的思维过程是怎样的，然后告诉他们可以按照我的思维过程做出决定。任何人做出决定，我都是最终的负责人。在更多的情况下，我的手下所得出的结论与我一致，但通过这种方式，我们的团队就获得了“自行其是”的授权。

作为领导者，我发现自己最能起到作用的时候，并不是去一个一个地做出行动决策，而是监控各种流程。从情报行动流程到资源分配流程，我通过监控这些流程，来避免“深井”弊端或者官僚主义损害我们的敏捷性。第十一章 像园丁一样去领导

我采用了一个被我称为“大声想出来”的做法。在做这件事时，我会对我所听到的事情做一个概括，描述一下我是如何获取信息的，并且大概说一下当碰到这些事情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怎样的。这种做法会让整个指挥部追随我的逻辑轨迹，理解我是怎样想的，在合适时，他们还可以修正我的思维轨迹。在我做了这些事情后，为了能够顺利实施赋能，我经常会问手下，怎样的行动才是合适的，并且让他们告诉我他们打算怎样做。

第十二章 新的时代需要新的组织架构

第五篇：2011-4《新加坡为什么能》读后感4.15（范文）

阅读《新加坡为什么能》心得体会

凌志达

（2011年4月15日）

在省委党校2011年第一期县（处）级领导干部进修班学习期间，本人认真阅读了深圳大学吕元礼教授所著《新加坡为什么能》一书，本书分上下两卷，分别探讨了“执政党何以保持活力、廉洁”和“和谐社会是怎样建成的”两个问题。吕教授以其敏锐的洞察力，通过长期入微的观察和细致的分析,从旁观者的角度，用精辟的语言，概括了新加坡“积累经年的治国方略”，图文并茂地给我们提供了一部完整的新加坡的政治文化发展史，治国方略变革、创新史。读了《新加坡为什么能》这本书后，对“新加坡为什么能”这一问题有了答案，就源于新加坡政府的政治文明。具体来讲体现为“四个方面”。

一、政府执政理念上，做到权威统治与“为民服务”相结合。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理念注重“为民服务”，坚持低调的实用性，以民为本，心系群众，关怀草根，并落实在行动上。新加坡基本是个民主政体，但实行权威统治。新加坡这所以能够成功，不在于它的权威体制，而在于它充满着深深的忧患意识和发愤图强的精神，特别是人民行动党在民主制的框架下，全心全意为民服务，以争取人民支持的结果。人民行动党执政基本上是建立在人民支持这一合法性基础-1-

上的。人民行动党以“为民服务”为宗旨，通过议会选举途径和国会议员大量、深入、细致地做选民工作，争取选民支持而取得执政，使“为民服务”通过议会制度和国会议员的活动，落实在行动上，而决不是口号。新加坡的成功主要不在于它的权威主义，而是真正时刻为民办事，为争取人民支持和选票的民主基础。

二、政府管理方式上，做到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相融合。新加坡的政府管理是精英决策、民众参与式的民主管理，使决策在较高水准基础上，充分尊重和反映民意。新加坡政府在实施政府管理中，注重依靠科学和智慧，采用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强调政府运作的成本概念，强调资源的宝贵，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如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新加坡政府突出成本观念，通过市场化运作来节约建设成本，做到有序推进，从而实现了地区经济的可持续稳定发展。同时，新加坡政府在实施政府管理中，非常注重问计于民、集民之智，积极发动和依靠民众的广泛参与。如他们的决策都交人民讨论，政府的重点项目用课题的方式来讨论，在预案实施上，采取新闻舆论以及社会工作者进行宣传、讨论，让民众知情，决定项目的取舍，从而使各类重点项目在操作过程中避免走弯路。

三、政府形象定位上，做到廉政勤政。新加坡公务员的廉洁闻名于世。新加坡公务员把廉政勤政作为工作的准则，每位公务员真正把民众的利益放在首位，时刻不忘工作职

责，严守廉洁制度，确保国家公务员的形象。新加坡的廉政来自一整套的包括政治理念、社会秩序、文化氛围、政府透明、严厉查处机制、高薪养廉等。如在廉政建设上，他们采取了“以德倡廉、以俸养廉、以规固廉、以法保廉”等多关齐下的办法，使公职人员“不想贪、不必贪、不能贪、不敢贪”。如新加坡政府推选民选择总统制度，实行权力制衡，使总统有权制约内阁，造成权力分配的分散化，堵塞了腐败的渠道，使得官员没有机会腐败。如新加坡政府施行严明严厉的法律，对超过收入所得又不能解释的视这受贿，还明确规定了犯罪的条款。新加坡政府铁腕护廉洁，做到执法严厉，一旦触犯规定就必须给予处罚，做到有罪必惩，轻罪重惩，且不再考量各种因素，即使是美国总统写信给新加坡领导人请求赦免，也不为所动。如新加坡政府给予政府官员高薪，减少政治领导人和高级公务员与私营企业界高级人员之间的收入差距，这一做法既吸引了人才和防止了人才的流失，又降低了腐败的刺激和诱惑，起到防腐的客观效果。

四、人才管理模式上，做到吸纳人才和全员教育培训相结合。精英主义是新加坡的治国方略之一，几十年来一直执行。新加坡精英治国的路线是由重视发展教育的结果。新加坡的教育制度，集东西方文化所长，实行精英教育与全民教育相结合。新加坡重视人才可谓达到了如饥似渴的程度。一是善于吸纳人才。新加坡政府为了吸纳人才，采取了非常有效的政策激励机制，如工资薪金规定、个人所得税减免、移

民政策优惠、专项奖励基金设立等，目的是通过顶级酬劳来吸引顶尖人才，让全球人才带来全球观念。二是注重全员教育。新加坡政府对全社会教育非常重视，通过投入出资、建立法规等，建立全员培训机制，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培训体系。有针对性对公务员、企业职工、社区居民开展培训教育，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帮助企业准确定位，提高社区居民的职业技能等。在全民教育中，新加坡政府把政府管理和法律也纳入公民教育的范围，使依法治国、治国安民的理念在新加坡得到完美的体现，遵法纪、守秩序、讲责任、求敬业的精神在新加坡随处可见。同时，新加坡政府在教育中注重以文化人，强调保留光大东方传统文化特别是学习儒家价值观，从而培养了公民讲规矩、守秩序、有礼貌、乐于助人等优良品德。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新加坡处于资本主义世界，该国一党优势下的多党并存局面、反腐倡廉、发展市场经济，以民为本的政权建设格局，倡导公民道德规范，以法治国，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谐社会等诸多领域，都与我们中国有相通之处，对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都有启迪。

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要在坚持科学的、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基础上，锐意改革，勇于创新，认真学习和借鉴新加坡的治党治国理念。一是要学习新加坡的法治建设理念，我们中国也要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打造管理型、效能型、廉洁型机关。二是要学习新加坡的管理方式，我们中国也要健全公务员管理制度和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发展战略，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行全民教育，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三是要学习新加坡的政府决策和公众参与方式，我们中国也要加大党务公开和政务公开制度，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依靠人民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热情和积极性。

作为共产党员的我们个人，更要从新加坡为什么能的高度，去把握好个人自己，做到：一是要廉洁自律。我们共产党员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加强政治学习和世界观的改造，必须加强党性修养，淡泊名利，自觉遵守党纪国法。自觉接受党内外的监督，强化党员干部的党内监督意识和守法意识，从源头上防止腐败，做到警钟长鸣，防微杜渐，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要始终做到“两个务必”，牢固树立节俭意识，继承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加强作风建设，以良好的个人作风促进党风、政风的好转。二是要为民服务。我们共产党员个人要始终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宗旨，始终铭刻“执政为民、服务发展”的执政理念，牢记肩负的责任，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把解决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作为工作重心，让群众满意、群众拥护，真正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